【原文】

    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用气者也。

    【译文】

    从全局情况来看，两种利益相比较，应该选择利益大的；两种危害相比较，应该选择危害小的。而且还不得不舍弃一些局部利益来保证大的利益，舍弃枝叶为的就是根本。

    打持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这四个字。在这里“力”指将士的精力，“势”指整个大局，大的作战计划和粮饷补充。敌人如果以死相抗，我们就应该用坚忍来战胜它。让士兵休养生息保存体力，然后伺机而动，不要过于追求速度，这样只会白白损耗精力，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成效。

    打仗的时候士气很重要。第二次进攻士气就比第一次弱，第三次进攻士气就几乎衰竭了，我对这种说法，经常思索玩味。大概用兵并无其他奥妙，经常保持锐气不可用尽就可以了吧。孙权在攻打合肥的时候，被张辽击败；诸葛亮攻打陈仓的时候，被郝昭击败，两者失败都因起初气势太盛，慢慢决战时就衰竭无力了。只有荀罃在攻打逼阳时，原本已经衰弱的士气再度被鼓了起来；陆抗在攻打西陵的时候，预料到攻城不能急速拿下，因而一边养精蓄锐，一边找援兵，等着城里的敌人熬不过，自行灭亡。这就是善于利用士气的典型呀。

    【点评】

    决胜，取得胜算。

    对战士们来说，取得胜算是看他们的作战能力；对将领来说，取得胜算则要看他们的指挥能力。

    历史上有关“决胜”的故事有很多，人们也永远在追求那种“以少胜多”、“以谋得胜”。所以提到“决胜”，我们想起的多是诸葛亮。

    可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把诸葛亮和曾国藩作了一番比较后表示，如果说带兵打仗的话，那么曾国藩显然要胜诸葛亮一筹。为什么呢？他说：“诸葛亮拥有荆州这样的险要之地却不能充分利用，最后让它被吴国占去了，自己只好在散关、斜谷之间徘徊，终于陷入困境。难道说这是上天要抛弃蜀汉吗？或许他领兵打仗的谋略有所欠缺吧！曾国藩在咸丰二年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居家守母丧，当时太平军如‘毒蛇猛兽’占据东南半壁，曾国藩在重孝之中奋起，创建湘军，开赴前线。攻克武汉后，顺流东下，进占咽喉，直捣空虚，敌方众多的堡垒烟消云散。十数年间，那些纷纷而起，争做豪杰之士的，都像家禽得病一样僵死，都像野兽一样被击毙了……曾国藩要比诸葛亮英武得多。”

    和俞樾有着相同看法的还有民国军事家蔡锷，他认为曾国藩能和中外名将相媲美。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之役而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的头衔有很多，而他最大的“功”，就是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成功，才让他有了后来的军政改革、吏政改革以及洋务运动。身为一介文人，却能带兵打仗，而且还能打胜仗，这不得不堪称奇迹。

    那么他为何会胜呢？我们不妨从战略和战略实施上进行一番探讨。

    曾国藩的战略远见

    曾国藩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而若要说起他战略上的远见，则可以先从金田起义说起。

    当时，吏官个个得过且过，遇事敷衍了事。所以广西有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爆发到什么程度，清政府根本就不知道。清政府只把目光关注到遍地开花的天地会上。

    直到清军和拜上帝会的教徒打了一场大战后，清政府才意识到，广西这边的农民起义形势也很严峻，也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全国皆知了。

    不过，对于洪秀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能耐，太平天国的实力到底如何，清政府还是不甚了解。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一无所知的对手，要派谁去应战？谁又能应战？清政府一时焦头烂额。咸丰帝将能想起来的能打仗的人都想了个遍，最后只好派自己最信任的大臣赛尚阿去应战。

    此时，广西的清军正在闹内部矛盾，可以说是一盘散沙，根本无力攻克城池，反而让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朝廷顿时慌作一团。

    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况下，曾国藩一边为军队腐败担忧，一边想着该如何解决问题。经过一番考虑后，曾国藩觉得，既然队伍已经从内部腐烂，那么就要从内部开始清理，他马上上疏《议汰兵疏》，向清政府提出了裁兵、节饷、加强训练三项措施，并提出了“兵贵精而不贵多”。

    由此也能看出，曾国藩很早就想进行军制改革，而且完全称得上是军制改革的先驱。

    还能体现他超前的战略眼光的就数水师的筹建了，因为他创建水师，打破了原来由太平天国独占水师之利的局面，并从被动变为主动。在之后的战斗中，湘军水师渐渐取代了太平军水师在长江中所占的优势。

    咸丰八年，曾国藩奉命督军援浙，拦截石达开。没料到石达开用兵神武，湘军还在赣南便陷入了三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于是他上疏咸丰《通筹全局折》，说：“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本根。”

    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曾国藩所带湘军开始折道，集中向赣北打去，在夺回景德镇后又向安徽进军。

    曾国藩拒君命而改做他，不是谁都有这个魄力和勇气的，而他之所以敢这么做、能这么做，都是因为他有着决胜的战略思想做后盾。除了这次婉拒君命外，两年内他还有过两次，而从他后两次婉拒君命来看，他是有着“攘其外必先安其内”的想法的。

    这两次婉拒中，其中的北援是因为英法以“修约”为借口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曾国藩意识到，西方列强尚无推翻清政府，更无占领中国的企图，无非是“金帛议和”、割地赔款而已。而他的心腹之患是太平天国，必须剿灭。他认为在安定了国内之后，再实行洋务、练兵、吏治等强国举措，就可以用“勤远略”使“中外永绝窥视之心”了。

    还有一次是曾国藩婉拒东征，因为他的目的是攻克安庆。当他将所有精力用在进攻安庆上后，安庆一役大捷，太平军亡三万余人，老对手陈玉成的主力损失惨重。

    正因为攻克了安庆，湘军才处在了优势地位，而太平军后期名将李秀成则处于不利形势，并形成了独木难撑的局面。

    战略上的慎重

    战略上的慎重，也是曾国藩无数次取得决胜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1853年9月到11月三个月间，清廷总共向曾国藩下了两道谕旨，让其增援湖北武汉。12月，清廷又令他率领船炮去安徽救援。曾国藩犹豫了，因为9月湘军才移驻衡阳，所谓湘军也只是一些没多少打仗经验的兵勇。当他在10月创建湘军陆师后，11月又筹建了水师，所以军队根本就缺少系统的训练。

    如果贸然出兵，面对兵多将广、战斗力强的太平军，岂不是以卵击石吗？即使自己率领船炮增援，也无法和千船百舸的太平军水师抗衡。

    于是，他打定主意，出兵的前提就是：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购买的洋炮；兵没有练上两个月就绝不可出征。正如他所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而正因为他连拒君令，直言不能草率出兵的原因，才让做足了准备的湘军越来越强大。由于准备充分，在1854年9月他就攻取了武汉，两年后又攻破了安庆，之后在湖南停留几个月招募新兵，随即又沿江东下，越战越勇，最后进驻南京外围的雨花台。

    在雨花台，曾国藩和李秀成派出的杨辅清大军作战时，他意识到对方兵力很强，就说：“贼势犹盛，不可遽图，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然而，他的弟弟曾国荃却不同意他的意见，并执意要打。曾国藩耐心劝说：“弟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人人代为危虑。”

    曾国藩的远见又发挥了作用，因为那场战争如果没有援兵的到来，曾国荃很可能会全军覆没，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战略谨慎的好处。

    曾国藩的战略谨慎还体现在他的“设防”上。

    1865年6月，曾国藩在剿捻时，不仅在捻军的根据地周围建营扎寨，而且还设立了河防。

    河防就是在运河沿岸构建长墙和堡垒，控制捻军的活动范围，同时防止捻军进入京城周围或“齐、苏膏腴之地”。

    设立河防后，他还接受了刘铭传的建议“挖壕守之”。

    这样曾国藩就为湘军设立了牢固的三角形战区，实施他“以静制动”的稳慎战略。当然，结果是面对固若金汤的湘军，捻军手足无措，在捻军露出破绽后，曾国藩瞅准时机，将捻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以上看了曾国藩的决胜战略，那么，他的战术又都是什么呢？

    首先是审机审势，知彼知己。

    何谓审势？审势就是指挥军兵在作战中审时度势，以保持优于敌方的气势。审势通常是以审力为基础的。而所谓审力，就是“知己知彼之切实工夫也”。

    审势又分地点上的审势和时间上的审势。

    比如，曾国藩在进攻南京时，曾说：“以弟军目下论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南京、芜湖两贼之气，下窥秣陵关，是为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是为失势。”这段给弟弟曾国荃的话其实就很好地说明了他在用兵地点上的审势。

    “至进兵南京之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也；否则不如迟进。”这则是在用兵时间上的审势。

    所以说，如果看清了地势，就会知己知彼，也就有利于指挥作战了，这实际上就是审时。

    其次就是战术求稳，以图进取。

    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消灭敌人！就是说，不管我们采用什么战术，只要达到了目的，取得了胜利，就是好战术。当然，不管是什么战术，都要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前提。一个好的战争指挥家，不会拿鸡蛋去碰石头，抑或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

    曾国藩的战术思想永远是“稳”和“慎”，永远把保存自己的实力放在首位。

    不求奇功，但求稳健。这是曾国藩的又一种战术思想。

    曾国藩向来反对速战速决，因为他认为：“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见过，不如以求稳慎而渐缓见功。他很佩服曾国荃的一句话就是：“稳扎稳打，机动则发”，并称其为“良为至论”。

    除了反对“速战速决”，曾国藩还反对“浪战”。他所谓的“浪战”就是指不知敌我，缺乏准备的轻率之举，这种战斗往往既不会胜也不会大败。曾国藩拒绝将战争视为儿戏，也决不用游戏心态给敌人可乘之机。所以他从不打没把握的仗，要打就要赢，否则不如不打。

    同时，他还反对牵连出战，约期打仗。

    这是曾在湘军中盛行一时的打法，这种打法虽然反映了湘军的团结，但曾国藩还是觉得很危险。因为在当时没有先进的通信手段，计时也不可能准确，所以很容易出现技术问题，进而导致漏洞，被敌人利用。

    他曾总结出“牵连出队之弊”：“一遇大敌，必致误事”，“此营出队之时，未经知会彼营，一遇贼匪接仗，或小有差错，即用令箭飞请彼营前来接应，来则感其相援，不来则怨其不救。甚或并未差错，并未接仗，亦以令箭报马预请他营速来接应。习惯为常，视为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虑他日之报复，于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战阵呼吸之际，其几甚微，若尽听他营之令，牵率出队，一遇大敌，必致误事。”

    在曾国藩看来，牵连出队不仅助长了请援方的依赖思想，还打乱了出援方的原有计划，得不偿失。同时“约定”，还不利于出奇制胜。

    最后就是以主待客，围城打援了。

    “以主待客”是一种很稳健的战术，是指具体战役中，谁先动手，谁就是主；谁后动手，谁就是客。这种打法好在能够以逸待劳，既能给军队以蓄势待发的机会，又给自己留了审时度势的机会。

    曾国藩非常喜欢“以主待客”作战法，实际上这也是他作战“稳慎”的体现。

    毛泽东曾用两个拳师作比喻，解释了这种打法，说先动手的那位气势汹汹的拳师，恰好最终被打败了。在国共内战中，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毛泽东都成功地运用了“以主待客”、“致人而不至于人”的战略。

    而“围城打援”中，围城是重点，打援只是在为攻城服务。这种打法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曾国藩做了总结：

    第一，扎营的时候不能离城太近。太近的话“一则开仗之势太蹙，二则军事尚隐尚诡，宜使敌人丝毫毕知也”。

    第二，围城必须严丝密合。要让敌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最终就会“迫不可忍”。

    第三，不用日日苦战。曾国藩曾说：“以后若非贼来扑营，似不必常寻贼开仗。盖贼之粮路将绝，除开仗别无生路；我军则断粮路为要着，不在日日苦战也。”

    曾国藩接触军事最早是从史书中开始的，而《资治通鉴》对他的影响最深。虽然他是从古书上学来的军事战略思想，但他又不迷恋于古书，而是把从古书上学到的知识和自己在实践中的领悟相结合，形成了他既求慎稳，又讲究灵活、变化的军事思想，这也可以算是他决胜的法宝、秘密武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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