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昔宋臣庞籍汰庆历兵八万，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

    兵者，阴事也……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译文】

    医生在治疗痈疮病人的时候，对于病情严重的会将其身上的腐肉剜掉以便长出新肉。今天军队中品行低劣、身体瘦弱的士兵，就应该将他们淘汰，这就好比剜掉病人身上的腐肉一样，然后对士兵严加训练，以便能够催生新的战斗力。不遵循这两条原则，我们军队的素质就会下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止。建立一些法规不难，难就难在执行上。凡是制定的法规，都必须实实在在地去执行，而且应该形成常态。

    以前宋朝的臣子庞籍淘汰了庆历兵八万，于是边境军费大大减少；明朝臣子戚继光训练了金华兵三千，最后荡平了倭寇。今天我们谈论整军，就应该借鉴这两件事。

    用兵，是很冷酷的事……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即使胜利了，看着死伤无数、缺头洞胸、残肢断臂、血肉模糊，每天都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哀戚不已，又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呢？所以在军队中也不应该有欢欣鼓舞的气象。有欢欣喜悦情绪的，不管是高兴，还是骄傲轻敌，终归也会失败。田单在即墨的时候，将军抱着必死的决心，士兵也没有了生的愿望，因此他们才会击败燕军；攻狄人的时候，身着华丽的服饰，不断驰骋在淄渑两地，只有生的乐趣，没有赴死的心思，鲁仲连就预言他们不可能取胜。用兵打仗的事应当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也是很明了的。

    【点评】

    所谓“整军”，顾名思义就是整治军队。

    曾国藩作为晚清著名的“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湘军之父，他既能创建湘军，又能统领湘军打仗，而且还能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可见他的治军能力是非常强的。

    湘军取代了曾经没有战斗力的绿营军，曾国藩创建的军制也直接被李鸿章的淮军继承，甚至可以说，是曾国藩的整军，军制改革，才让湘军成为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

    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在湖南时的幼年和少年时期，此时的他只懂得看书、考取功名；第二阶段是他到翰林院做官时，此时的他更多的是在修身和钻研古文诗词；第三阶段是他办团练，创建湘军陆师、水师，统兵作战时期，此时的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治军上；第四阶段是他做两江直隶行政长官时期，此时的他已近晚年，但却也为洋务运动做出了贡献。

    纵观他一生的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最辉煌的还是他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做统帅、打仗、治军的阶段。

    而在曾国藩的治军阶段，又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离开北京，在湖南办团练时期，此时的他，对治军还是比较茫然的；第二阶段是他创建湘军陆师、水师时期，此时的他，对治军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第三阶段是湘军陆师和水师创建完成后，此时的他开始了对湘军进行日常管理、训练，真正开始进入整军时期；第四阶段是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此时的他，因为成功更加自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军事改革，以图建立一支较强的国防力量。

    下面从他整军的四个阶段来分析。

    办团练

    团练是清朝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弱”的一部分，是散布在农村的地主乡团武装，属于民兵性质，不属于正规军。

    清朝的武装力量是由兵、勇和团练组成的。而“兵”属于有编制的国家军队，由“八旗”和“绿营”两部分组成；“勇”是国家在需要军备力量时，临时招募的官勇，属于有事招“勇”、无事“退”勇的状况。不过“勇”虽然属于非常备武装，但军费也出自国库。

    军费出自国库的“兵”和“勇”，自然级别也比经费由民间筹资的“团练”强多了。

    所以这三部分武装力量的级别是“兵”比“勇”高，而“勇”又比“团练”高。

    这个不受重视、地位低下的民兵“团练”，也是不得已而办的，是由那时的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由于白莲教起义，全国各地的起义团体激活了，一时间，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等省纷纷有起义军出现，整整延续了十年。眼见起义军的势力越来越大，嘉庆帝便命令各地举办团练，以协助绿营兵堵截追兵。同时还任命了四十三名团练大臣，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老家湖南办团练，按说并不难，因为湖南举办团练由来已久，已经很有经验了。而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湘乡县，更是湖南举办团练最早的县份之一。几年前，曾国藩还在北京做官时，他的弟弟曾国潢就在家乡组织过类似于民团的组织，专门镇压县里的抗粮斗争。

    所以在他接到办团练的谕令后，便回去了。

    在办团练的初期，曾国藩便对招来的练勇进行严格训练。曾国藩是个有远见也有野心的人，他根本不甘心自己带的只是“团练”，所以他将各县的练勇改成了官勇，经费也由政府出。

    曾国藩的做法让人们纷纷投向他，而他也就按照明朝名将戚继光、清嘉庆年间傅鼐的方法，对这些人进行训练。

    在曾国藩对团练的情况以及社会形势进行了判断后，他突然对发展团练失去了兴趣。

    因为他觉得这样训练出的“练勇”，各方面都无法和正规军比，又怎么对付太平军这样组织严密、指挥统一、水陆并进的百万之师？所以他提出了“乡村宜团不宜练，城厢宜练不宜团”的想法。

    总之，虽然受命于办理团练，但却“重在团而不重练”，他只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查“土匪”上。同时，他在寻找契机，为实现他内心的想法做着准备。

    他一边“重在团，不在练”，“不敛民财”，一边又尽力让“练勇”变为官勇，也就是说，他已经在开始探索建军之路了。

    从这点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眼光。因为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机械地执行清廷的命令，也没有盲目效仿前人，训练一些没有作战能力的“练勇”，他要打着办团练的旗号，创建属于自己的军队。

    正是因为有了前期的这些想法和准备，才使他在移驻衡阳后，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并改革军制，终于创建了一支颇具规模和战斗力的军队。

    创建湘军

    丝毫不满足于带“练勇”“团练”的曾国藩，眼看自己实施计划日渐成熟，便在他移驻衡阳后，仅仅用了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改制建军。

    我们知道，清朝初期叱咤风云的清军是八旗兵。他们曾是“国家用以定鼎，当时劲悍无敌”的部队。然而，在清统一全国后，自认为有功的八旗子弟便开始养尊处优，“积习乃坏”。渐渐地，八旗兵失去了战斗力。所以从康熙朝以后，原本属于清军主力的八旗兵渐渐退出舞台，逐渐被绿营代替，成为以汉人为主体的武装力量。

    不过，等到曾国藩时期，走过百余年历程的绿营也和八旗兵一样没落了。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曾向咸丰帝陈述道：“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

    也正是因为绿营的衰败、没落，才让曾国藩下决心另创新军。

    “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将各怀二心，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革除其恶习。”后来他还说：“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

    野心勃勃的曾国藩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才能“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

    就这样，曾国藩的乡勇先是变成了官勇，最后又变成了湘军。

    这再次体现了曾国藩战略眼光的深远：因为他已经有了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军队。这在当时的乱世来说，绝对是不容小觑的。

    改革军制

    湘军有了雏形，但要想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还必须对其进行军制改革。这个改革也是曾国藩乡勇变官勇的如法炮制。他将“募兵制”替代了“世兵制”，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

    “募兵制”替代“世兵制”又是指什么呢？

    原来，曾国藩的湘军属官勇性质，全是对外招募而来，而且还能根据实际需求来增减人数。所以在招兵的标准上，曾国藩效仿戚继光，非常重视兵勇的素质。同时，曾国藩也和戚继光一样，忌用城里的混混，主要招那些来自山野的老实人。

    所以他说：“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为了使招募来的人符合自己的要求，曾国藩总会坐在招募处，亲自面试。因为他坚守他的用人标准，所以招来的大多是黑头土脸的农民。

    之所以招农民，就是因为曾国藩觉得这些人“朴实少心窍”，能吃苦，打仗勇敢也听话，很少出现逃兵，况且这些人还体格健壮。

    同时，为了加强湘军内部的团结，招兵时，他大多会招那些“同乡旧部”，因为这样就会因为同属一部，“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了。

    为了预防士兵们逃跑，曾国藩还留了个心眼，规定应募时“出具保结”，并将其邻居、父母、兄弟、妻、子女的详细情况登记入册，使士兵们不敢轻易逃跑，即使逃跑，也方便向家人要。这和我们现在应聘，要把身份证、地址及家庭情况填写表格呈上去是一样的道理。

    曾国藩在改革军制时，还改变了清代军队的国有性质。原来军队都是由清廷直接控制、直接指挥的，经他改革后，清廷成了间接指挥，而直接指挥变成了地方督抚和某些将领。

    这让我们不得不再次佩服曾国藩，佩服他的眼光，佩服他的政治敏锐性。他知道只要拥有了军队，只要拥有了军队的直接控制权，他就能拥有一切。

    除了招兵要“同乡同部”外，曾国藩对选将也进行了改革，采取层层招募的方法，也就是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分统，分统挑选营官，营官挑选队长，队长挑选士兵……

    这种不越级挑选的好处就是：“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善于用人的曾国藩，非常懂得向将领下放权力，所以他规定，一军之权全给统领，大帅不能遥控指挥；“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各级军官的相对独立性，也使他们有了相对的权威，对提高湘军战斗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而正是曾国藩的这一系列军政改革，才让他造就了一支精干善战的军队。

    军队的建设

    深受戚继光整军影响的曾国藩，在编制上再次借鉴戚继光的“营阵以伍法队哨为首，乃以束伍贯诸篇，庶使知次第”的经验，改制湘军。而陆师也以队为基础，每队十人，设什长一人，伙勇一人；队上为哨，每哨八队；哨上为营，每营四哨，另有六队亲兵。

    湘军的水师和马队在设置上都与陆师相仿，不过水师称船，马队称棚，其他都一样。

    刚刚开始的时候，湘军人数并不多，所以营以上没有再设官，各营也都直辖于曾国藩。后来随着人数越来越多，又在营官之上设置了统领、分统。每分统约统五营或二三营不等。分统之上则为统领，通常是由水陆大将担任，他们通常统带的人数目不等，有几千的，也有几万的。

    对于装备，曾国藩也非常重视，虽然他曾说过：“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

    强调了人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武器的作用。

    陆师在装备配置上是每哨的八队中，第一、五队为抬枪队；第三、七队为小枪队；每队之后还会紧跟一刀矛队；在亲兵的六队中，第一、三队为劈山炮队；第五队为小枪队；每队后紧跟一刀矛队。

    在那个时期，枪炮是用来冲锋的，而刀矛却是用于肉搏的，所以缺一不可。由湘军的配置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湘军已经使用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装备。

    曾国藩的装备和编伍，使冷热兵器相得益彰，也是曾国藩“一正、两奇、一接应、一设伏”思想的体现。

    有了成熟的编制和装备，曾国藩就开始对湘军严加训练了。曾国藩将“训练”一分为二，“训”侧重思想政治，“练”侧重军事技艺。

    “训”的内容包括学习纪律和做人的道理，纪律包括“营规”和“家规”。营规多指军队的纪律，家规则要求“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长辈”等。

    当然，一向看重凝聚力的曾国藩，还把部队的团结放在了首位，他一再教育部下要“和衷共济”，“薄于责人，严于律己”，“虽平时积怨深仇，临阵仍能彼此照顾”，并对绿营“败不相救”的恶习进行了批判。

    正是因为其杰出的治军思想，才使湘军将士士气高涨。

    曾国藩以严治军是有名的，这从他的军务五条中也可见一斑：一、营中吃饭要早，四更吃早饭，五更行军；二、扎营时，择地、布局都有明确规定，沟八尺宽六尺深，筑墙八尺高三尺厚；三、派军出战，必须团结一致，抱成团，不能太散；四、破贼阵法，事先画图，训诫营官以上；五、抓住形迹可疑之人，绝不姑息。

    曾国藩不仅治军严，而且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每打完一仗，他都要召开会议，对湘军进行整顿。而且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对湘军进行裁撤。在裁撤人员时，曾国藩也是一视同仁，即使是自己的弟弟曾国葆，也在一次战后被裁撤了。

    在裁撤了一批人后，曾国藩又开始招募有能力之士。经过他的一系列举措，湘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大提高，而走精兵路线，也成了曾国藩治军的原则。

    对于曾国藩的“精兵路线”，民国初年的革命家、军事家蔡锷评价说：“一介书生，出身词林”，“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而竟“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功、名、勤：不公不明，则兵部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沈、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译文】

    带兵打仗的人，第一要有治理民众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近利；第四要吃苦耐劳。治兵的才能，不外乎公正、严明、勤勉。如果办事不公正、执法不严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勉，军营中的大小事务，便会积压下来，使军中之事荒废怠慢而难以治理。所以治兵的第一要务正在于此。带兵的人只要不怕死，他才能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这样士兵才会拼死效力。这是第二个重要条件。为了名利而带兵的人，如果保举不利，升迁得稍微慢一些，就会牢骚满腹；甚至于同僚攀比薪水的高低，与士卒斤斤计较，毫厘不让。所以，不急功近利就是第三个重要的条件。带兵的人如果身体瘦弱，只要稍微劳累就会生病；精力不济者，在军营的艰苦环境中，精神就容易涣散，无法处理繁重的军务。这是最差的一种状况。所以，身强体壮，能够吃苦耐劳，也是十分重要的。以上这四种条件，看似有些求全责备，但如果欠缺一条，就绝对不能让他带兵。所以，我认为带兵之人，必须是智勇双全、富有文韬武略的能人。近几个月来，我日思夜想，焚香祈祷，希望上天保佑我能求得这样的贤才，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如果是忠义血性之人，那么这四个条件往往都能具备；如果不是忠义血性之人，即使看上去这四个条件具备，但终究还是不能依靠他来带兵的。

    【点评】

    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求速进。虽然有人讲“兵贵神速”，历史上也有很多用速兵制胜的人，但是曾国藩却是一个用缓兵的人，而其效果并不差。

    1860年3月，李秀成奇袭浙江，诱使江南大营清兵来救，并在半途中狙击张玉良部。之后，他又集中几路大军，合攻江南大营，打得清军溃不成军。之后，李秀成又进攻常州，打败和春，致其自尽。

    4月，太平军先是攻克苏州，然后一路挺进浙江。由于江浙一带称得上是清廷的“宝库”，不能丢失，所以咸丰皇帝立刻给曾国藩下了几道命令，让他率兵去解江浙之围。这时候，曾国藩正在全力围攻天京的门户安庆，若是攻下安庆，那天京就没什么屏障，很容易攻下了。所以，曾国藩不愿意去。另外，曾国藩用兵非常讲究主与客，不想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而此前清廷将领失败的前车之鉴，更是让曾国藩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一点，就是曾国藩与浙江巡抚王有龄的恩怨了，二人在朝堂上素来不睦，曾国藩这次想借刀杀人。

    于是，曾国藩百般拖延，使得清廷非常无奈，只好抛出高官厚禄，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此后，又让他去支援杭州，但是曾国藩还是没有出兵，反而上了一个折子，名曰《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自己为何不能东下。没多久，杭州被攻陷，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这一次，曾国藩并没有在受到朝廷的加赏后立刻就奔赴杭州，而是一“缓”再“缓”，不但没有损失，反而一举多得。张玉良和和春兵败身死之后，清廷倚重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溃不成军，清廷只好依赖湘军，曾国藩和湘军的重要性马上大大提高。在此之前，曾国藩迟迟没有得到晋升，而此后不久，他就成了代理两江总督。

    第一，趁机消灭政敌。王有龄与曾国藩不睦，所以曾国藩不着急派兵增援。等到王有龄被杀，浙江巡抚的位子就空出来了，曾国藩趁机保举了湘军一系的人，将江南的军政大权牢牢抓在湘军手中。

    第二，步步为营，缓缓突进，避免反主为客。李秀成的计谋就是要以逸待劳，等到湘军长途奔袭、疲惫不堪的时候将其歼灭，既可以解掉安庆之围，又可以击溃湘军主力。而原本被围在安庆的太平天国守军也可以趁机去攻打湖北，将湘军的老巢攻下来。如果是这样，清朝只怕会亡得更快一些。所幸曾国藩按兵不动，以缓济急，才没有中计。

    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当年10月就包围了北京。咸丰帝为了保命，仓皇出逃，还不忘下令让曾国藩火速派人来增援。谕令中说：“着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均着兼程前进，克日进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困之难。”等到曾国藩拿到谕旨，已经是北京被围一个星期之后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曾国藩还是决定要自己带兵前去支援，张芾却劝道：“专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入卫，兼为两江总督，则有守土之责，又值皖南败坏之际，未可弃此而他行。”曾国藩感觉很有道理，但是他又不想把鲍超派去给既无才又无德的胜保指挥。想来想去，他决定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再次用“缓”兵之计。

    9月6日，曾国藩上了《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折》，表明为人臣子，就应该救君护国。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去，而是说明自己为什么不能去，还提出了新的建议。认为只派鲍超去的话，两三千个人无济于事，而且光路途就要花费三个月，恐怕会来不及。所以请求从曾、胡两人中选一个率兵北上。如果是曾去，最好与左宗棠同去，如果是胡去，最好与李续宜同去。曾国藩用词恳切，但是其实就是为了“缓”，因为，这信一来一去最少要一个月。等到曾国藩收到，北京早就被攻下来了，签订了屈辱条约，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就更不用北进了。而且咸丰还下了一道谕令，让曾和胡都不用去了。其实，这正合曾国藩的心意，因为当时太平军刚刚攻下苏杭，又在筹划进攻安徽，如果湘军北上，那正好被太平军乘虚而入，后果不堪设想。而在那种情况下，北援根本无济于事。所以，曾国藩的“缓”又派上了用场。

    同时，在曾国藩为官处事的过程中，“缓”字也是重要的一环。曾国藩拒绝西防的事情，就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缓”字。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与石达开决裂，后者率领20万大军出走天京，攻入四川。自从曾国藩1858年复出以来，石达开一直是其主要对手。次年，咸丰下诏让曾国藩率军入川，抵御石达开，但是曾国藩并不愿意。因为他手下的都是湘人，离开故土的话，战斗力难免会下降，再就是石达开只是残部，就算全部消灭，也不是什么大功劳。但是，由于他好不容易才得到复出的机会，不能错失，更不能公开违反皇帝的命令。在和弟弟协商之后，曾国藩最终决定拒绝西防。

    6月18，曾国藩给咸丰上了个奏章，说目前景德镇还未分出胜负，要是就这么率兵西防，“是未保将危之四川，先弃甫定之江西”。又说石达开有二十万兵马，而自己的湘军只有几万人，不管是攻还是守，都不占优势。几天后，湘军攻克景德镇，形势发生变化。此时，湖广总督官文上书朝廷，请求令曾国藩入川，统领四川大政，也就是应任命曾国藩为四川总督，获得了朝廷中众多官员的赞成。此时的曾国藩只是侍郎，没什么实衔，觉得出任大省总督不错，就调张运兰沿江西上，驻于湖口。但是没几天，他就收到了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密信。信中说，朝廷好像没有让他出任总督的意思，还会让他分出部分兵力防守江西。曾国藩一看，马上就决定不再西去。他给胡林翼回信说：“朝廷不作十成语，仍有从缓酌量云云，应如何复奏，敬求卓裁，为我计划。”

    8月23日，曾国藩抵达武昌，与胡林翼和官文面谈。于是，官文又给朝廷上述，请求留下曾国藩一起保卫湖北、攻打安徽，并获得同意。后来，朝廷派骆秉章任四川总督，歼灭了石达开部，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嘉奖。

    曾国藩不但自己将“缓”字诀运用得淋漓尽致，还传授给他人。1860年正月，胡林翼打算给朝廷上一封奏折。在递交皇帝之前，他先把稿本给了曾国藩过目。曾国藩回信说：“折片各稿读过，此次于鲍（超）之坚忍处，平平叙去，不过烘托，亦好。盖近日各统领专看折奏中出语之轻重，以权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战之际，忽见一折叙事甚不如意，遂废然不肯向前者有之。此折若不保人，或再缓数日始发，亦好。如此雨雪，似正月尚不能开大仗者。粤捻之交，不能久固，缓战亦我之利也。”

    因为担心奏折寄发后会使得将领的情绪受到影响，所以曾国藩主张不要着急，缓一缓再说，静待更好的时机，如果情况发生变化，还可以修改，一旦发出，就再无转圜的余地了。曾、胡、李、左诸人，在上奏朝廷前通常都会互通声气，以免互相矛盾。

    这年闰三月，由于郭嵩焘为官不顺，就提出要回乡养病。其实这并非他的本意，不过是胡林翼写信劝他快点回家，所以他就上了辞呈。对于这件事，曾国藩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操之过急。在写给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的信中，曾国藩写道：“鄙意却嫌其太速，既已入直，即宜回翔一半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风波大定，而一身之进退有余。今如此毅然，恐又非了局。”

    由于郭嵩焘性格太急，所以仕途坎坷。刚开始，郭嵩焘在湘军中花费了很多力气，没有获得重任。此后，他改任驻外公使，又在倡导西方新政方面操之过急，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最后郁郁而终。可以说，虽然追随曾国藩多年，却并没有学会曾国藩的“缓”。

    朱熹说：“天下之事，有急缓之势，朝廷之政，有急缓之宜。当缓而急，则繁细苛察，无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气，为之不舒；当急而缓，则怠惰废弛，无以赴事几，而天下之事，日人于坏。”该急的地方自然要急，但若是该缓了不缓，后果也很严重。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楚军之所以耐久者，亦由于办事结实，敦朴之气，未尽浇散。若奏报虚伪，不特畏遐迩之指摘，亦恐坏桑梓之风气。自古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颦笑之间，亦须有真意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和讲好，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胃敬，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

    楚军之所有能征善战，顽强持久，也是因为他们的将领办事踏实，使军中淳厚朴实的风气一直保持着。如果在给朝廷的奏折报告中，言辞浮夸不实，那就不仅畏惧远近舆论的批评指责，恐怕也会败坏家乡的风气。自古以来，中国驾驭外国，或者称恩信，或者称威信，总之都离不开一个“信”字。并非一定要明显违背条约，轻易放弃以前的承诺，才算是失信。就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甚至在一颦一笑之间，也必须以真情实意来对待。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也不必假装出十分的样子。既然双方已经通好讲和，那就凡事都要公平合理，互利互惠，不要使远道的客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完全在于自立自强，而不是装模作样。面临危难时，能够拥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钱财时，能够拥有不沾不贪的廉洁，这就是威信。《周易》中所记载的立家之道，尚且以诚实守信的威信作为反省自己的原则，何况是在外国人面前树立威信呢？难道不可以反过来要求自己吗？这两个方面，看起来似乎太遥远，不切近于当前的事情，实际上却关乎根本，可以将祸患化解于无形之中。

    【点评】

    【点评】

    古人云：“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要想雉卵变成蛟龙也不无可能，但是有前提，就是过人的智慧与诚心。曾国藩一直有成为圣贤之志，潜心向学，也具备了坚忍不拔之性格。诚信待人，治军有方，算得上是人之翘楚。

    梁启超这样评价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是而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唯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

    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历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直至咸丰十年，任江督，驻祁门，而苏常新陷，徽州继之，园左右八百里皆贼地。或劝移营江西，以保饷源；或劝迁麾，以通粮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无死所。”

    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自芜湖，下迄上湖，无营不病。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后自言此数月中心胆俱碎。

    观其与邵位西书云：“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

    与刘霞仙书云：“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气；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概，我岂伊珠？屈原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者，良有以也。”

    又复郭筠仙书云：“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

    盖当时所处之困难，如此其甚也。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拧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

    可见，曾国藩的成功是有迹可循的，他已经具备了成就大事的各种素质。古今中外，凡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有着很强的自胜力。而曾国藩的自制和恒心，更是让人为之深深折服。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把握住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诚。在他看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能与之交往，才谈得上信誉二字。

    曾国藩认为，天地运行不息，国家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诚。如果人人欺骗人，那么就会人人被人欺骗。所以，不管是为人，还是治军，曾国藩都讲究一个“诚”字。所谓诚，就是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就是虚怀若谷。曾国藩知道，在刚开始和人交往的时候，不一定会赢得人心，但是无需着急，继续以诚待人，时间久了，大家就能明白你的心意。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

    诚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曾国藩不但主张“诚”，而且自己也做到了这一点。1853年，也就是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一封公开信：“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就是他“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兵败靖港。在向朝廷请罪的折子中，曾国藩说，虽然遇到了挫折，也依然要“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和太平军及捻军纠缠，而他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靠的就是这股“血诚”。可以说，他把自己的“血诚”当成了医治满清王朝的良药，只可惜，朝廷已经无药可救了。

    曾国藩不但要求自己要“诚”，在治军的时候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下属的。他说，带兵打仗之人，第一要有治理民众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近利；第四要吃苦耐劳。接着他说，忠义双全有血性的人，大部分都具备这四点。

    总之，不管是修身还是治军，曾国藩都力求一个“诚”字，他靠着这种精神团结了一批封建文人，使得自己的地位得以稳固。当别人拿出一片真诚的时候，只需要感动地接受，千万不要伤了对方的心。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什么场合，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没有谁有义务无偿地给别人付出。有诚有义者必有所获，懂得珍惜他们的人亦是如此。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过不中，或以罔济泥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返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译文】

    道德的沦丧，风俗的败坏，使得全国上下都在推崇中庸之道，一听说有激烈的行为，便指责这种行为不符合中庸之道，或者以于事无济的借口来阻止。到时候，要是这些激烈的行为果然没有成效，那些奸恶小人就会幸灾乐祸。对于忠臣孝子来说，哪能要求每一件事都能够立即见效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形势危急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效法前人，一死而已。如果能够有成效，这也是天意；如果没有任何效果，那我心里也没有任何遗憾了。

    【点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历代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信条，但真正能做到的却并没有几个，曾国藩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古话。

    清朝末年，太平军兴起，曾国藩于乱世中挺身而出亲自率领手下湘军与太平军进行拼杀。然而在战争初期，由于太平军气势正旺，湘军遭遇了几次败仗，作为统率的曾国藩在羞愧与愤怒之下竟然数次决意自杀，被手下救起才保住性命。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下旬，太平军率军南下，攻占了湖南靖港。此地乃水路要冲，占据此地便可作为长沙的外围据点，形势危急。曾国藩为了解救湘潭之困，亲自率领湘军北入靖港，与太平军正面拼杀。两军杀得昏天黑地，然而太平军攻势凶猛，湘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靖港团练张炳南率当地乡勇支援湘军，无奈中弹毙命，陆军溃败。湘军水师也被太平军击溃，最后在洪家洲全军覆没。曾国藩面对溃不成军的湘军，内心悲愤交加，认为是自己统率无方导致了大败，他已无言面对江东父老，决心以死报国，以身全志。于是曾国藩于羞愤之中两次跳入水中以求一死，幸而都被身边的同僚救下，才没有造成损失。曾国藩不仅以清代诗人袁枚的一句诗“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来激励自己，还劝诫弟弟曾国荃“专以国事为重，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在这次打败之后，曾国藩痛心反省，重振湘军，顽强抵抗太平军，纵使面对失败也不退缩，最后终于攻克太平军，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赢得了“无湘不成军”的美誉。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教案，起因是天津众多民众对法国教会机构发起攻击，导致数十名外籍人士被杀。日后愤怒的外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严惩作案民众。朝廷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去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朝中大臣也纷纷推脱，皇上便想到了告病在家的曾国藩。曾国藩此时已60岁，并且已经生了重病。他先是眼睛开始模糊，看不清楚东西，接着便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不管是吃药还是针灸都无济于事，不久之后右眼已经全盲，左眼也仅能看到微光。除了眼疾，曾国藩还有耳鸣眩晕的毛病，每日头晕眼花实在无力办公，这才请假在家养病。曾国藩自知这次病得很重，恐怕大限已至，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甚至连棺木都准备好了。然而面对朝廷要求他去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曾国藩并没有以病推脱，这块烫手山芋朝廷百官都避之不及，然而曾国藩却毅然接下了重任。面对棘手的形势，他的幕僚和属下纷纷来劝阻，劝他以病重难负重任为由请朝廷另选他人。曾国藩明知凶多吉少，却不肯推卸责任，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仍然要临危受命。

    其实凭曾国藩的智慧和经验怎能不知道这次事件的难度呢？这次天津的事务无论怎样处理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朝中大臣纷纷推脱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这件事如何处理还是小事，重要的是有可能会使他一生拼搏奋进建立起的名望和地位毁于一旦，甚至有可能遭到众人唾骂、身败名裂。但他知道个人的声誉在国家的安危面前是不足挂齿的，这次教案涉及了七个国家，而且外国军舰已经逼近天津，局势相当紧迫，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处理不好，中国就会再次面临战争的威胁。而国内的百姓又群情激奋，可能会做出更加严重的行为，所以如何平衡国内民众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处理这次教案的核心。

    面对多次失败与打击，曾国藩从未因害怕而退缩，但这次是以自己一生的功业名望作为赌注，曾国藩不可能毫无顾忌。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令人敬佩。临行前曾国藩留给两个儿子纪泽、纪鸿数条遗嘱，向他们交代后事。如果此次自己一去无返，一定要将自己的灵柩运回南方，并不许收任何人送来的丧礼，留下来的奏稿、古文等不可刊发于市。并不忘教诲后辈要“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

    由于曾国藩早年曾写过《讨粤匪缴》一文，其中有反对洋教的论述，所以在他来天津接手此事之前，天津的官员认为他是敢于反洋教的，希望他能为当地民众主持正义。曾国藩拖着病体来到了天津，走到城门前看见很多官员、士绅和百姓前来迎接，还有涉案人员扑到轿前喊冤。曾国藩见天津民众对他有如此的期待，便从轿上下来耐心倾听他们的讲述。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描述洋人教士如何欺压百姓、如何虐杀儿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还有人说育婴堂拐走幼儿并将他们的心肝挖出来制药，还说亲眼看见被挖去五脏的幼儿尸体。曾国藩听着这些真真假假的叙述，心中更加不平静了，他再次感到这次教案的复杂与压力。

    其实曾国藩本人对于洋教确实并无好感，这个教派蔑视祖先，却崇拜一个无影无踪的上帝，在举行活动时也不避男女，违背了自己心中信奉的传统礼仪伦常，是扰乱中国传统文化的异教。本来中国是禁止洋教传播的，无奈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迫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朝廷不得不允许洋教在中国活动。洪秀全搞的那套“拜上帝教”就是这异教引发的，曾国藩在号召民众奋起抗击太平军时就是以捍卫中国纲常反对异教为名的。然而这次的事件绝非太平天国那么简单，首先这些传教士是得到清朝政府承认和保护的，而且英、法、美这些欧洲列强的军事实力远在清朝之上，所以绝对不能惹怒他们，让他们找到开战的借口。朝廷在给他的诏书中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意思是什么其实很明白，就是让他不要得罪洋人，更不能造成国际冲突，引发战争。

    一边是群情激奋的民众，另一边又是渴求和平的朝廷，曾国藩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朝廷内的官员又在火上浇油，恭亲王奕等人对待此事的态度非常强硬，上疏说天津人民反洋教是义举，请皇帝下旨对洋人进行讨伐，并惩处崇洋媚外的崇厚等中国官员。这样一来不但对曾国藩毫无帮助，反而使百姓反洋教的情绪更加激烈了。舆论都认为崇厚等人是卖国贼，并等着曾国藩能代表朝廷出面惩治洋人，替中国百姓出一口恶气。也许民众正因为对他抱有这样的希望才暂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如果他违背民意，让大家的希望落空，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但如果反过来顺应民意的话，就势必会得罪洋人，一旦引发国际战争，则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经过各方查证，对事实经过一番客观分析之后，发现民众对洋教所谓“恶性”的指责大多是无稽可考的传言。就算事实如此，就算自己是秉公处置，“卖国贼”这恶名是逃不掉了。然而曾国藩经过一番考量，觉得宁可自己背负“卖国贼”的恶名也不能引发战争，把国家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结果曾国藩作出惩处杀害洋人的凶手，向外国赔款道歉的判决。首先向英、美、俄三国作出赔偿，然后再与法国单独交涉，按照法国人的要求，下令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将其他25人充军流放，并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发配，赔偿白银46万两，并由崇厚向法国致歉。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哗然，上至朝官下至百姓都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到了曾国藩头上。更有愤怒者将京城里长郡会馆、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摘掉砸烂，把凡带有“曾国藩”三个字的东西纷纷手摔脚踏，以此来泄愤。曾国藩的朋友兄弟、属下幕僚纷纷来劝说他，为他的做法感到惋惜。

    曾国藩本来就重病缠身，如今又将一世英名毁于众谤之中，真是一日也不想多活了，只求早死，便催促儿子将棺材做好，以备不测。他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大清的安危。然而腐败的朝廷之下，一心为国的忠臣向来得不到好下场，不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打了败仗清政府可以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签署《南京条约》，清政府又可以让主和的穆彰阿背黑锅。因此曾国藩实际上替清政府背起了“卖国贼”的罪名，民众不懂得一切都是清政府在背后授意，不骂背后主事者，却只骂曾国藩，使他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成了腐败清政府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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