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从讥取戾。

    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

    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译文】

    我曾国藩进入仕途也有很多年了，对于京城的一些风气也深有所知。眼见那些身居高位、声名显赫的达官显贵，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望，笼络人心，竟然对部下姑息纵容，看似其乐融融，但我却看得特别明白。不过，自己多年养成的性格，不仅没有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昂，不愿同流合污。想着稍稍改变一下三四十年来官场所形成的遇事黑白不分、做事不痛不痒、坏习惯牢不可破的风气。不过如果矫枉过正，不免会出现意气用事的偏差，也会招致屡遭怨恨，最后被人讥笑咎由自取。

    一般在治军治国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做后盾，是无从着手的。自从王安石说过财力的重要后便被所谓的正人君子讥讽，之后很多志士就避开了财力问题，以不说财力有没有、不说财力多少为高明。可是要想补救时才显得尤为艰难，绝不是贫穷困苦就能做到的。叶适曾经说过，仁人志士不能置财力问题不谈，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国是以“耕战”二字立国的，西洋各国则是以“商战”二字立国……外国商人要求我们开放三个港口，并不仅仅对他们有利，对我们的商家也有好处。中外之间有了贸易，互通有无，购买洋人的商品，也是名正言顺的事。

    【点评】

    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李鸿章曾说自己的老师写了“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挺经》。

    曾国藩的十八诀，确实对人类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因为不管处在何种年代，甚至不管身在职场还是官场，不管是治家还是治政，均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可以这么说，曾国藩能够成功有着很多因素，特别是他有敏锐的政治眼光，非常善于审时度势。比如说，他觉得“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翼”。

    就是说，他知道要想取得一番成就，成为一代圣人，他必须入局，而这个“局”实质上就是官场。只有进了官场，就才能把自己的政治智慧发挥出来。

    然而，在京当官时，眼见碌碌无为的官吏们整天只知花天酒地，他很是失望，他上疏皇帝，但却屡屡受挫，使他一直得不到重用。此时的他也只能写一些文章来修身养性。

    在洪秀全起义已经危及到清王朝时，皇帝让他办团练的谕旨让他进入了另一种“局”——战局。

    素有政治远见的曾国藩看到了机会，因为他能预见洪秀全和杨秀清不能成事，他能打败他们，所以才创建湘军。湘军的陆师和水师都创建好后，他又明白必须竖起自己的政治大旗，才能有力量让各种人才齐聚到他的旗下，和他一起成事。

    而这点，恰恰是他比左宗棠、胡林翼甚至李鸿章都高明的地方。

    总而言之，曾国藩绝对是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不然身为一介儒生，身处乱世而非豪强军阀，想要将正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他凭什么？

    他凭他的治政要领、治军要领，他“爱才如命，视钱物为粪土，杀人如麻”，对能够为他的事业带来正面力量的人才，他用“爱”来笼络；对于能败腐蚀他梦想的钱物，他用“摒弃”来舍掉；对于挡他实现理想的敌人——对手，他用“残忍”来消灭……

    曾国藩深得商鞅立木之法，也就是所谓的千金在前，猛虎在后。恩威并用，威而不猛，是曾国藩稳步上升的法宝。

    曾国藩的政治对手左宗棠曾这么评价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从中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了解。确实，曾国藩的成功就在于他清醒地知道要做什么，他有自知之明；曾国藩是一个善于避己之短、扬人之长的人。这对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统帅来说，实在是战无不胜的法宝。

    “恩威并施、威而不猛”，“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这两样法宝在手，想不成功都难。而这两样法宝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是一个很会“治政”的人。

    以下就从曾国藩的政治经历来看他深远的政治眼光。

    在京做官时

    曾国藩是湖南人，湖南在那个年代，经济文化相对处于落后状态，从“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这一对湖南的总结就能看出。

    同时，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南处川、黔、两广交界处，社会矛盾非常复杂。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很容易发生叛乱。可以说从乾隆末年开始就一直暴动不断，到了道光年间，起义就更频繁了。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这样动乱和不安定的外部环境，竟然造就了一批有着丰富斗争经验和独具政治敏锐性的人物，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个。

    曾国藩在做礼部侍郎之前，有近十年时间都是生活在翰林院和詹事府的。不过，那时候的他却是有名无实，因为空闲时间多，曾国藩便终日读书修身，似乎并不关心朝政，其实他只是在等待机会。那时候，他也曾给皇帝上疏言事，从以下几篇中就能看出他的政治思想和意识。

    一篇是1850年的《遵议大礼疏》。这篇是对道光遗嘱中“无庸郊配”“无庸庙袝”两条发表的见解，他认为“郊配断不可易，庙袝尤在所必行”。

    曾国藩的这篇持反对意见的上疏，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为道光皇帝歌功颂德，另一个则是为“礼治”争正统。

    咸丰帝继位后，由于年轻气盛，也为了突显自己励精图治，下谕令大臣们对用人、行政发表意见。曾国藩便写了《应诏陈言疏》，文中指出“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这篇密奏还是非常犀利的，对几种官员进行了分析，首先是京官的两个通病：一个是“退缩”，也就是“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另一个是“琐屑”，也就是“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

    对于外官，他也说了两个通病：一个是“敷衍”，也就是“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另一个是“颟顸”，也就是“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

    最后他总结说：“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同时还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还说一定要注意“培养之方”，从教诲、甄别、保举、破格提拔等方面来选择人才；另要注意“考察之法”，也就是通过“询事、考言”来考核官吏。

    从这封奏折中我们就能看出当时的曾国藩多么有远见了。

    征战时

    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皇上及高官们都只是把农民起义当成“刁民”造反时，曾国藩却清醒地认识到，起义军越来越多，队伍越扩越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吏的腐败和暴虐。为此，他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和其他官吏的不同。眼见起义军大有野火燎原之势，广西的战势又对清军非常不利，曾国藩抱着报效国家的思想，“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大胆上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在这篇上疏里，曾国藩将广西军事不利的原因总结了出来，他说“圣德三端”，也就是“敬慎之美德”，这种“美德”如果“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则会表现出“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以致“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

    同时，他还指出广西剿匪的清军对将帅的使用“未尽妥善”，“对地利未熟视审计”，对军需后勤未能“慎重处置”。意思是说，广西的战局之所以失利，是因为皇帝谨小慎微，战略大局有问题。

    在把皇帝都拉进了造成失利的原因里后，曾国藩又话锋一转，颂扬咸丰帝有“好古之美德”，随即又斗胆指出皇帝对臣下的奏疏，“大抵以‘无庸议’三字了之”……

    这篇奏折虽略显稚嫩，但从其中也能看出他的战略智慧，敢于直言和为人处世方面圆滑的特点。

    在曾国藩办团练，创建湘军陆师、水师，并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征战时期，曾国藩把他的治政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知道作战离不开他手下的将士，也离不开老百姓，所以他奖赏分明、从严治军，甚至还编写了《爱民歌》《解散歌》，并规定了“八不杀”等。

    曾国藩处处表现出“爱民之意”，他恩威并施，“收买”了很多民心。纵观他十多年的征战生涯，除了严于治军、“收买”人心外就是非常善于利用舆论宣传了。

    1854年，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称“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这时的他刚刚创建湘军不久，正需要老百姓的支持。因为他深知，农民起义军大都是农民，很容易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如果自己不消除太平军的群众基础，在百姓的掩护和帮助下，太平军是很难被击垮的。

    这篇动员封建文人和老百姓一起对抗太平天国的檄文很有特点：先是回避了“胡氛胡尘”的满汉矛盾，随后针对太平天国的“诋儒毁佛”发难，最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去争取封建文人和老百姓；称太平军为“粤匪”，正是利用地方主义来孤立太平军；利用传统伦理观念来反对太平天国；抓住“田则天王之田”一说，利用私有观念煽动群众反对太平天国。

    总之，在这篇檄文里，曾国藩巧妙地避开了清政府与“胡氛胡主”的关系，重点说太平天国尊崇洋教，是“外夷”。也正是因为曾国藩的这篇檄文，百姓对太平军的看法改变了。当太平军被他孤立后，再打起来，也就容易多了。由于这种过人的政治眼光，曾国藩最终成为湘军集团的领袖也不足为怪了。

    治政策略

    “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这是曾国藩告诫即将出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话。

    “执政要勤”，这是曾国藩为自己及部将们立下的为官之道。为了让这个“勤”变得更具体，曾国藩还提出做官“五到”：“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放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分寸又不惮再三苦叮咛也。”

    当然，这“五到”曾国藩不仅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而且是自己首先要做到。曾国藩在早年身体还好时，任何事都要亲历亲为，直到晚年身体有病时，才将公文或文章由别人代作。

    除了“勤”政外，他还总结出了治政四原则：条理清楚、相互关联、详细思考、遵守原则。

    所谓条理清楚，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一切事务中，除了分清主次外，还要注意轻重缓急。就是说，做每一件事都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样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谓相互关联就是世间万物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孤立地去处理一件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它的前因后果、方方面面；所谓详细思考就是做任何事都要深思熟虑；所谓遵守原则就是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执政务实、不图虚名也是他成功的关键。

    这首先表现在用人上，曾国藩始终坚持“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而表现在做事上，在洋人和他争夺阿斯本舰队的权力时，他宁可损失金钱，也不要徒有虚名的舰队；晚年的洋务运动，更是他务实的表现。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在青壮年时不信天命信努力，认为“功可强成，名可强取”。但到了晚年，却认为人受天命限制，自有“定数”，这应该也算是他对自己未竟事业的遗憾和感慨吧！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从他个人来看，他实现了他所信奉的儒教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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