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指拂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译文】

    在官场上与人交往，我们兄弟俩的缺点在于知道世态该怎样，但心里却又是另一种想法，既不想同流，又不能随心而为，所以处处显得别扭不合群。李续宾的优点就在于表现得对世态全然不知，所以即使心里也不合时宜，但却能大智若愚，藏在心里不表露。我们兄弟俩则时不时地表露出来，这都不是能给人带来福气的做法。彭玉麟和我们兄弟俩很像，也是很少能遇到意趣相投的人。弟弟你要以我为戒，也要大智若愚，不要表露出来。

    近日因为沈葆桢截留了军饷，我的心里很是愤愤不平。然而细想古人办事，被扯后腿、违背己意的事情很多，每个朝代都有。每个人也都免不了厌恶违背自己意愿的人。而那些必须顺从，不然就设法铲除异己的做法，是弄权之人所为；眼见别人违背自己心意而能容忍、委曲求全的行为，才是圣贤的做法啊。我如今正可以借别人违背心意，来磨砺我的品德和修养，这也许很不错！

    【点评】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导者》一书中说：空想的学者们督促政治领袖人物要坚持原则、拒绝妥协，但在现实世界里，政治就是妥协。

    凡事不能意气用事，只图一时痛快的发泄，那样只会害了自己。试想，若路上遇到一块大石头，是绕过走呢还是用脚去踢它或移走它？

    所以凡事都要权衡利弊，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曾国藩曾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他主张凡事都要从战略的高度来权衡利弊，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

    不为一时的利益而破坏了整体利益，这是曾国藩一生都坚持的原则。而要想坚持这个原则，他则必须“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而此处的“浑”则指“拙浑”，“钝拙”，糊涂不清。

    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

    低者只会牢骚满腹、到处寡合；中者只有一味浑含，永不发露；高者却在清醒中糊涂，应对自如，一切为我所用，所以才会成就一番事业。

    综观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为人处世的智慧，不能不说是始终贯穿着“浑含”与“谦忍为国”的。

    有人说官场如同战场，这话一点都不夸张。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有时甚至比在战场上的真刀真枪还要惨烈。更何况嫉贤妒能也是官场上的通病。若能力远过于人，且太过张扬，最终的结局一定不好，而只有那种懂得“浑含”的智者，才能在官场上游刃有余。

    在历史上，因为同事间的嫉妒而遭遇不测的有很多，比如庞涓妒孙膑之能，割去了孙膑的膝盖骨；李斯妒韩非之能，阴谋毒死了韩非……

    因此，身处官场，一定要有容人之量，若遇事睚眦必报，也许可得势于一时，但终究还是对自己不利的。

    曾国藩深知这点，所以在京做官时，他非常低调谦逊。他白手起家，办团练、组建湘军、创立水师等，均做得低调而圆滑。而正因如此，虽然他也遇到来自官场的嫉妒以及清政府的疑忌，但他依然用他的“浑含”，用谦忍和忠贞来应对同事和上司，最终度过了无数的官场旋涡，一步一步地完成了他的“事业”。

    孔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把“恕忍”二字作为其养性、守身、处世的宝诀，将“浑含”发挥到极致，这不是愚笨，而是智慧。

    当然，将“浑含”做到炉火纯青，为自己的事业成功开辟道路，也并不是单纯、“笨”就成的，还要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度量。

    曾国藩能做到“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都是受到了《资治通鉴》的影响。他曾总结开国宰相和中兴宰相的不同，发现前者大多有远见、有胸襟、有气度，而后者却更多地侧重具体事务，做事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

    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有才能却都“浑含”。曾国藩很佩服那些宰相，因为拥有了如此宰相的朝代大多是盛世。

    有着做圣贤大志的曾国藩也必定会向圣贤学习，所以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凡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量狭则易以滋生疑忌。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在这一思想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对于下级的拂逆，向来都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去责备下级，更不会大发脾气。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在磨砺自己的谦忍功夫。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就是因为他觉得《庄子》能够培养其豁达的胸怀。他说：“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他推崇“谦下不争，为人务宽”的处世原则，这一原则与其重恕忍、有度量是一致的。

    他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这三宝，说到底也就是不计较得失、不争高下、不争强好胜。

    “谦下不争的哲学”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才有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枪打出头鸟”、“忍得一时之气，解得百日之忧”、“难得糊涂”等经典语言。

    当然，这种谦下并不是弱化进取精神，而是包含着积极因素的，正如曾国藩所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还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又说：“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总之，这是一种策略，不管是谦下还是浑含，都是为了更好地成就事业。为此，他不管身处什么位置，都用“谦下”的态度来对待下属，因为对他来说，团队协作精神更重要。

    正因为他的这种思想，所以对于绿营兵“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恶习非常反感，并提出“誓不相弃之死党”的战略。

    于是，他在上疏的奏折中说：“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推原其故，在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因此他提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

    绿营军的弊端在曾国藩看来是致命的，所以他要改革，他说：“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

    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抽调方式，不利于打胜仗，容易使“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甚至“钦差疆帅，复时相龃龉，号令歧出，褊裨各分畛域”。

    由此他还感叹道：“夫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而后快。言念及此，可为浩叹！”

    曾国藩对团队协作的重视，其实也包含着“浑含”和“谦下”的为官之道。因为要想一个团队团结合作，领导的态度非常重要。当一个团队面对的是目中无人、凡事以自己为中心的领导时，下属们怎么可能一心一意、死心塌地为他做事？

    正因为知道这个道理，曾国藩才会采用各种方式，比如给部下谋福利、用宽仁对待部下、用“情”感动部下等，以此来凝聚整个团队、军队的力量，当这种力量越来越强时，其实也就是曾国藩强大之时。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曾国藩就是清醒地糊涂着，也就是“浑含”。

    不要说对下级曾国藩“浑含”，就是在协调和朝廷的关系时，曾国藩也将“浑含”发挥到了极致。

    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协调好与上级的关系，是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特别是在治国方面，皇帝就是最高的决策者，掌握着大臣们的生杀大权和人事任免权。因此，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臣子，必须搞好和皇帝的关系，让皇帝对自己不疑不忌，只有这样皇帝才可能放权使用，遇到大事时也才会给予支持。

    由此也可以说，想要施展自己的抱负，一伸其志，和朝廷、皇上的关系融洽必不可少。

    当然，智慧的曾国藩在获得朝廷和皇帝的信任上，有着他的妙招。当他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时，他知道“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所以他才会主动自削兵权、自削利权、稍杀羽翼……目的很简单，让清廷及皇帝消除疑心，不用担心他会谋反。

    同时，如果对朝廷和皇帝有所求，那么曾国藩也会采用委婉的方式予以申请，比如说在1857年1月的《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一折中，他原本是想要求将李续宾、杨载福部调回自己旗下，但却没有直说，而是反复强调李续宾和杨载福所率湘军水陆师本来是他曾国藩的部队，是因为急人所急，所以才去增援湖北，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武昌已经收复了，蕲州和黄州也已克复，言下之意就是现在李续宾和杨载福该回归了。

    曾国藩真诚却又低姿态的做法总能打动皇帝，自然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晚年的曾国藩经过政治上的风雨、人事上的纷纭，最讲究的一个字就是“浑”。也就是说，凡是不可太认真，不可得理不饶人。难得糊涂嘛！而这难得糊涂，又何尝不是为人处世、为官的一种大智慧呢？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蒿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译文】

    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向事业虽然不同，但他们豁达开朗的胸襟却大致一样。我们既然办理军务，就是处于功利场中，所以应该时刻保持勤劳，像农民的努力耕作，像商人的追逐利润，像船夫撑船拼力冲过滩头，早上开始工作，夜里也要保持思考，以求得事情有成效。在努力把事情做好之外，内心还要持有一种豁达大度的气象。两者齐头并进，虽然辛劳却表现出一种恬淡的神态，这是最有意味的。

    【点评】

    民族英雄林则徐有一句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寓意人的胸襟要像能容纳千百条河流的大海一样宽广。宽广的胸襟是为政者必备的人格，而且当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的气度也应该更博大，正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宽容是一种高尚的品格，会使一个人获得很高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并将有才德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

    曾国藩读《资治通鉴》时对唐代的宰相十分钦佩，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宰相有着广阔的胸襟，才会使得唐朝繁荣昌盛。他还将开国宰相和中兴宰相做了对比的总结，认为两者的差别在于开国宰相必须有远见卓识，并且要有宽广的胸襟和气度；而中兴宰相则要有实干之才，重点在于扎实地处理好各种具体事务。曾国藩还认识到，与古代的杰出人士相比，古往今来的失败者们失败的关键就在于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气度，无容人之肚量。曾国藩进而将“度量”列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重要尺度，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认为小人的见识和度量都很小，不能容忍他人，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怀疑。而君子的见识和心胸都很广博，即是遇到什么挫折也会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不会无故迁怒他人。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曾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发生了矛盾，原因是沈葆桢时常将本应拨给湘军的银钱私自扣下充作江西军饷。此举导致曾国荃大为不满，他请求哥哥出面处理此事。曾国藩当时身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包括江西在内的四个省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他本来是有权力处置沈葆桢的，但他考虑到当时江西军情确实严峻，便忍了下来，并劝慰弟弟先忍耐一时。曾国藩并非不气愤、不恼怒，而是虽然气愤、虽然恼怒他却能够进行自我控制，并用宽广的胸襟来处理此事，实乃圣贤之心。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胸襟，才能够更好地与人合作，共图大业。

    除了宽容对待他人，广博的胸襟还体现在对功名利禄的淡泊之上。名利心太重容易急功近利，而胸无大志则会使人丧失行动力，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如何消除这两种弊病的方法：“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意即破除对功名的执念重点在一个“淡”字，这个字深得庄子的神髓。庄子讲“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又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然而对于经世致用的现代儒者来说，像庄子一般完全的无为状态不适合于当时的时代。因此他们还需要为自己的志向不断地奋斗，只有尽人事听天命才能获得心态的平和。

    曾国藩曾评价如今的世态道：“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而古时虽然苏秦、张仪、公孙衍等人“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可以看出他对孟子不追名逐利的淡然心态有很高的评价。曾国藩虽然位高权重，可以说身处于名利之中，却时刻能与名利保持距离，实为君子所为。苏轼有词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曾国藩将其增改为：“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

    然而为将之人仅有宽广的胸襟是不够的，不能无原则、无限度地容忍任何人，否则就不是“宽容”而是“软弱”了。对于成大业之人来说软弱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缺点。因此曾国藩在追求见识的广博和心胸的宽广的同时，也并不忽视刚毅和倔强对塑造人格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曾国藩被困在祁门时表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强毅性格。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率兵驻扎在祁门，当时太平军势力非常强大，从南京到徽州到处都是太平军，每一天都有激烈的战斗。徽州失陷的消息使本来就严峻的局势更加危急。于是便有人劝曾国藩赶快将军营转移到其他地方，以免遭遇危险。而曾国藩却反驳道：“这是我初次率兵迎战，如果第一次遇到危险都退却，以后该怎么率兵打仗呢？我一旦离开这里，就再无容身之处。”结果太平军攻到祁门，将曾国藩的军队围困在城中。这时曾国藩并没有退却，他写好了遗嘱，将佩刀悬挂在营帐之上，并没有因恐惧而惶恐不安，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战略部署。结果在曾国藩的率领之下，军队在祁门死守了二十多天之后，征召鲍超与敌军大战一场，最终将太平军击退。他的幕僚后来总结道，其他人费尽力气在十余年里都未能铲除的太平军，却被曾国藩在四年之内扫除殆尽，都是因为从祁门开始表现出的刚强和勇敢，这种精神令敌军胆怯而使我军士气大振。

    曾国藩还以“倔强”二字勉励和鼓舞自己的兄弟朋友，在他得知好友冯树堂参加考试被大雨困住后，写了一首诗相赠：“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骨。”

    曾国藩既能待人宽容，淡泊名利，有圣人之胸襟和气度，又有着刚毅勇敢的大将之风，这些品格对于他的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十分值得后世之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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