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非十分虚心，人不肯轻说一字。四月十一日弟函颇有拒谏之意，施之于兄，兄当如常规诲；施之于他人，则拒人千里矣，慎之慎之。

    位高而资浅，貌贵温恭，心贵谦下。天下之事，为吾辈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也，切勿存一自是之见，须在善理人才、多纳善言上下功。

    古之君主有谏臣，吾有诤弟。余近来官高名显，时患无善言相规。若弟能随处谏兄，庶几可免于颠危！大凡居高位之人，无不因自是而败，无不因恶言而败。

    【译文】

    不是十分虚心，别人绝对不会劝你一个字。弟弟你在四月十一日寄来的信，信里有拒谏的意思，你不听为兄我的劝谏，可为兄我还是和平常一样劝你；若你不听别人的劝，则会拒别人于千里之外，你可一定要慎之又慎啊！

    地位高却资历浅的人，通常在容貌上会表现出温顺谦恭，谦虚忍让。天底下的事，我们不知道和不能预料的事太多了，千万不要存在自以为是的想法，你必须在培养和选拔人才、采纳善言上下功夫。

    古代的君王都有他们的谏臣，我也有敢于直言的贤弟。我近来官位高名声大，时常害怕缺少善言直谏的规劝。如果贤弟能随时随地劝谏为兄，那么我也许就能避免摔大跟头了！大凡身居高位的人，无不因为自以为是而败，无不因为不愿听不好的话而败。

    【点评】

    大凡古今中外的成功人士，都非常善于用人，而善用人中，最主要的就是将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

    一个人，即使有惊人的智慧和过人的胆略，并且还遇到了良机，但这也只能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一个人的智慧、胆略等都是有限的。所以纵观历代伟人圣人，无不善于学习、借鉴别人和利用别人。当这些人的智慧汇集到一起，这些人的智慧也就成了他的智慧，这些人的胆略也就成了他的胆略，这些人的力量也就成了他的力量，于是，这个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曾国藩说：“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而这些朋友能让其成功的，也就是他们的好的建议和意见。

    曾国藩的性格中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所以他会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在遇到大事决断不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于他经常鼓励幕僚们建言献策，所以他们也会主动向他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而曾国藩也总能从他们的言语中受到启发。

    凡是有人向他进言，对的他都会采纳，即使不对也不会马上予以驳斥。在安徽祁门时，他还在官署衙门设置意见箱，让大家踊跃建言，多向他提意见。

    每到晚上，他都会取出意见箱里的信进行察看，遇到好的建议和谏言，他就高高兴兴地接受。所以凡是读书人来求见的，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他都会见。遇到别人批评自己，只要批评得对，他也会欣然接受。

    就是他的学生李鸿章直言，说他“儒缓”，即遇事胆小、太过谨慎、迟缓、效率低下，曾国藩听了也不生气，而且还会自己反省。

    正是他谦逊的态度成就了他，下面就说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次纳谏。

    第一是纳郭嵩焘言：创建水师。

    曾国藩正是因为创建水师，才让湘军名闻天下，也在那时候才真正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可以说，创立水师是曾国藩初期成败的关键。

    不过，这次创建水师，也得益于曾国藩的善于纳言。

    当时的清王朝正被太平天国逼得惶惶不安，曾国藩接受了咸丰帝的上谕，去团练乡民。在他创建湘军的时候，他的幕僚郭嵩焘看出太平军的水师非常强大，直接控制了长江水面，即使曾国藩练的湘军再厉害，面对太平军的水师也只能在岸上望洋兴叹。

    颇有眼光的郭嵩焘觉得若要和太平军一争高下，必须先建水师。郭嵩焘并没有直接把这个想法告诉曾国藩，而是说给了江忠源，江忠源又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一听，这个主意好啊！

    于是马上上疏皇上，说了创建水师的想法。咸丰帝竟然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曾国藩一边筹建湘军水师，一边准备造战船，买洋炮。

    经过一番忙碌，在咸丰四年初的时候，湘军水师有大小船只三百多只，大小门炮四百多门，水师初具规模。最终，曾国藩凭借自己的湘军和水师，打败了太平天国。

    第二是纳陈士杰言：湘潭大捷。

    1853年，太平军将湘军王鑫部围困在岳阳，陷入绝境。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是否能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曾国藩很是为难，不知道要不要派兵为王鑫解困。于是便召开会议，请幕僚出谋划策。

    任职于吏部的七品小官陈士杰谏言道：“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靖港），则一败俱死矣。”曾国藩听后虽有所悟，但还是有些犹豫，陈士杰又鼓动彭玉麟、杨载福两位水师大将“俱陈上攻湘潭之便”。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下定决心先攻湘潭。

    后来，湘潭大捷，歼灭太平军四千余人。而得以逃生的王鑫在后来的浙江和新疆战役中均立了战功。

    除此而外，陈士杰还曾两次谏言陷入困境的曾国藩，也均被曾国藩采纳，也都因此摆脱了困境。由此可以说，接受陈士杰的谏言，为曾国藩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第三是纳李元度总结三次失败之言。

    举人出身的李元度和曾国藩有着很深的交情，他的“三不忘”之说，让曾国藩受益匪浅。

    1854年年底，曾国藩在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作战时，三次失败。第一次败于湖口，第二次败于九江。第三次更惨，连他坐的船也被石达开俘去，虽然幸得逃生，但所带文件都丢了。曾国藩觉得颜面尽失，于是召集幕僚，总结湘军三次大败的原因。

    面对如此状况，大家面面相觑，谁都不敢乱讲话。曾国藩看向李元度，李元度便直言道：“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

    曾国藩的脸挂不住了，有些尴尬地听着。李元度继续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军疲困，大股围入，其败理所固然。靖港之败则不然。恩公惑于乡绅之请，临阵变计，朝令夕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最大。百余小船入湖，敌断退路，敌变化莫测，又以小船攻我之大船，我之虚威无用。师出不谋退路，乃行军大忌，不能不败。”

    短短几句话，李元度已经指出三次失败的原因了，而且还说石达开才是劲敌。

    曾国藩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又觉得李元度说得没错，也便频频点头，更对李元度多了分欣赏。

    第四是纳罗泽南进攻武汉之言。

    曾国藩和石达开交战三次失败后，湘军水师元气大伤，几近瘫痪。在近两年时间里，曾国藩都坐困江西，休养生息。直至1856年10月，乘太平天国内讧之际，湘军才从江西攻打武汉，逐渐走出困境。

    而这次进攻武汉以救江西、图全局的建议还是罗泽南提出的。

    罗泽南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湘军初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一直受命于曾国藩。

    那是在1856年5月，看着曾国藩“伏”在江西不能动弹，罗泽南便上书曾国藩，提出分兵增援武昌外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建议。还说一旦攻克武汉，湘军便能从水路东下，最后会师九江，这样，江西、湖北的军事形势才能根本好转。

    曾国藩看着一蹶不振的湘军，还是有些犹豫。罗泽南又亲见曾国藩，他慷慨陈词，纵谈利弊，将整个作战计划都说了一遍。还说若这么做，便能盘活全局。若一味死守江西，很可能成为瓮中之鳖。曾国藩最终同意了罗泽南的意见，而结果真和罗泽南所说一样。所以多年之后，曾国藩想起来，还是很佩服罗泽南的胆识以及“能取远势”的远见。

    第五是纳李鸿章言按兵请旨。

    咸丰十年秋，在湘军与太平军战事正日趋紧张之时，英法联军又从清军没有设防的天津北塘进逼北京，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在途中发谕旨令曾国藩派鲍超北援，并令“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曾国藩陷入两难境地。北上实属军国大事，但从内心他又不愿意把兵交于胜保调遣，因为这很可能让他多年经营的湘军毁于一旦。

    于是，曾国藩再次让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了李鸿章的“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建议。因为李鸿章认为“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

    不久，湘军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因为北援而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可以说，曾国藩是将纳言用得最成功的成功者。因为深得众人相助获益，他便也多次写信给他的弟弟曾国荃，让他如法炮制。还说他之所以与左宗棠共事，就是因为左宗棠的气概和胆略胜于常人，因而希望能通过与他共事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甚至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并再三叮嘱他：“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意思是希望他也多培养一些得力幕僚，多纳言。

    后来，曾国荃屡遭弹劾，非议者众多，曾国藩认为这是他手下没有好参谋才导致的。

    当然，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导致失败或遭到非议的事情也有不少。比如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当时大多数幕僚都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让他对洋人硬一点，但曾国藩没听，最后导致严重后果。但总体而言，曾国藩还是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的，所以也成就了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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