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如无物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译文】

    当前世风日下，人人都怀揣不安分的念头，平时造谣生事妖言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去为非作歹，稍微以宽大仁慈对待他们，他们就会越发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都能在闹市抢劫，好像官府不存在。不用严刑峻法处治他们，坏人就会越来越多，将来就真的无法收拾了。所以我才执意采用严厉手段，希望能有挽回坏风气的一天。读书人怎么可能喜欢杀戮？主要是为形势所迫，不这样就无法除暴安良，保护孱弱的老百姓了。放马的人，只需除掉害群之马就行了；放羊的人，只要除掉捣乱的羊就好了。治理百姓之道，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不用严刑峻法，严加诛杀，必不能威慑那些不安定分子，把他们的不安定因素扼杀在萌芽中……因此，即使我这为人臣子的得了残忍严酷的恶名，我也丝毫不会退缩。

    【点评】

    峻，严；法，纲常法纪。峻法的意思就是严厉的纲常法纪。

    用严刑峻法治乱世已经是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者都推崇的做法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乱世重典，盛世行德政。

    在曾国藩那个年代，一直实施着“纯用重典以锄强暴”。而曾国藩也很早就开始实施严刑峻法了，他办团练期间就设置审案局，仅四个月时间就屠杀“莠民”200多人，这种做法也开了就地正法的先例。

    盛世行德政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实施“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就成了清明政治的典范。

    “执法宽大简约，用仁义感化人民”，这种做法只有在盛世才能实现，倘若将其放在曾国藩所处的年代，那肯定是不能想象的事。

    曾国藩所处年代，“人人各挟不靖之志”，“视官长蔑如也”，“稍待之以宽仁，愈嚣张自肆”。在如此的“乱世”中，曾国藩在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办团练时，提出了“严刑峻法”的主张，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曾国藩的“严刑峻法”思想来源于韩非。

    韩非认为，身为君王就要有为君之道，身为臣子就要尽臣子之责。而对于君王来说，应该处势、任法和用术三样兼备。

    所谓处势就是要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韩非告诫君王，一定要严守自己高高在上的势位，只有这样才能驾驭臣民，如果失去了这个处势，也就没人听你的了。

    “故威不两错，制不二门”，不要给臣民夺权的机会。这种处势特点，和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其位则谋其政”有相通之处。

    对于任法，韩非觉得应该将仁政和暴政相结合，“仁暴者，皆亡国者也”，如果单纯只实施仁政或暴政，一定会亡国的。所以这任法也就是推行法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韩非关于“法”的论述，与当今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当然，韩非也提到，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即使是君王，也要恪守法令，做到“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用术。

    当君王把处势、任法和用术结合得好的时候，国家才有可能平稳安定。

    而作为君王的臣子，必须坚守其为臣的职业道德。具体指四方面：第一是竭诚事君。韩非认为：“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也就是要尽心奉上。第二是告恶谏过。韩非觉得“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可假借矣”，也就是说，身为人臣要敢于揭发罪恶之事，知恶不告，与之同罪。同时，人臣还要善谏君过才行。第三是循法遵令。韩非曾说，“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也就是身为人臣，一定要遵纪守法。第四是勉力职事。韩非要求，“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入，镆铘传体，不敢弗搏戚”，“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就是说，身为人臣不应该怕苦怕累，而应该竭尽所能为君王分忧解难。

    曾国藩的峻法思想正是借鉴了韩非的法家思想，认为统治者应该宽严结合，重视赏罚。曾国藩一生也都在提倡“中则治”的统治术。

    所谓的“中则治，偏则乱”，是指统治者要将赏和罚、宽与严同时使用，稍有偏斜，则很可能天下大乱。

    孔子有句话这样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也。”

    也就是说，治政应该用“宽—严—宽”的方法，并随时注意调整。对于这种宽严结合的方法，曾国藩称其为：“威惠并施，刚柔互用”。

    当然，“中则治”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很难有人能把握得那么准确，如果一味宽，或者一味严，都可能酿成大祸。

    因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乱世应以严为主，而济之以宽；盛世应以宽为主，而济之以严。

    曾国藩的“峻法”思想，带着鲜明的阶级性和感情色彩，他把人民分为“良民”和“莠民”。而辨别“良民”和“莠民”则是看其是否遵循封建的道德标准，是否威胁或危害封建秩序。同时，他对自己的部下通常以“仁爱”为主，而对于自己的敌方则残忍无比。

    同时，他的严刑峻法还被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青年和壮年战争时期，他主要以严为主；而在晚年，也许是岁月让他变得平和，也许是意识到了青壮年时期的暴虐，他开始以宽柔为主。

    办团练时，他严刑峻法，导致“莠民”血流成河。不过，他也写了《爱民歌》，并且笼络了很多民心。这也正契合了他“乱世应以严为主，而济之以宽”的思想。

    办团练时期，曾国藩主要以办匪为主。那时候，京城的大多数官员都还沉浸在安乐和享受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全国各地的农民军正暗潮涌动。但曾国藩却以他的政治敏锐性，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危机，所以对于“匪贼”，他提出了“使人畏我威，而不恨我恶”的想法。不过，“贼既办后……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也说明了他心中对这些“匪贼”还是有着一丝怜悯的。

    在他受命办团练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团结人心，搜查土匪”，其次才是练兵。这实际上也是他的一个分辨“良民”和“莠民”的过程。他觉得这样既能“较为易施而省费”，也不至于滥杀无辜，或放跑“匪贼”。

    当时清政府之所以下谕办团练，就是因为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清浪潮”，地方治安非常坏，有抢夺的、掠官的、攻城的……

    因而“杀鸡骇猴”是曾国藩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在了解了当地情况后，曾国藩就向皇帝呈上了《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乡里无赖之民……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这个奏折里清楚地表明了曾国藩实施峻法的原因。

    可如何使用峻法，如何来剿匪呢？那就是要“严刑峻法”。因为“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对于这些土匪，要“认真查拿，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

    理由充分，思路清晰，曾国藩这个奏折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有了皇帝的支持，曾国藩也就没什么顾虑了，他放开手脚开始实施他的严刑峻法。他先致信给湖南各州、县官绅，要他们办好团练，对于那些“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曾国藩之所以让湖南各州、县官绅办团练，也有他的想法，因为那时候时局很乱，即使是富豪乡绅，也有被抢、被杀、被烧的情况出现。所以曾国藩的决定正好遂了他们的意，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养兵、明目张胆地杀“匪”了。

    “以之防土匪则有余”，这就是曾国藩想要的效果，他美其名曰“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

    为了“杀鸡骇猴”，曾国藩下令，各地团练头目对“格杀勿论”者可就地处决，其余的就捆送到省城。最后眼见扭送到省城的人越来越多，且原本就对清朝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看不惯，所以曾国藩索性在司法机关外设置独立的机构，自行审案，从重从快处理这些“匪贼”。

    一件案子一旦到了他的手里，他便“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很多被捆者送到他那里后，他也只以捆送者的言辞为依据，稍加询问就结案了。

    此时的他，心里想的就是：宁愿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就这样，曾国藩开启了近代史上最恶劣的先例，他撇开了一切法令条文、司法程序和司法机关，随意捕人、杀人。那时候的曾国藩，虽然继承了韩非宽严并举的思想，但却放弃了依法治国的思想。

    在曾国藩的严刑峻法下，湖南“大治”，竟也成为乱世之中的一片“净土”。当然，曾国藩“曾剃头”的恐怖外号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之后，曾国藩领着湘军一路经过九江、吉安、安庆、南京，大肆屠杀太平天国起义军。那时候的曾国藩，完全忘了“穷寇勿迫，降人勿杀”的古语。曾国藩和其湘军的疯狂烧杀抢掠，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造成了很大的政治经济损失。特别是在南京的那场大屠杀，很多年后，曾国藩想起，也有些不忍，他曾说：“南京本地人尚知感激，如果不是各营官统领猎取无厌，大肆抢掠，攻克南京岂非完全美事。”

    就连曾国藩的爱徒李鸿章也曾感叹，“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也”，“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竟导致“妇孺怨诅”。

    经过那场浩劫，昔日繁华的古都南京变成了一片废墟。可以这么说，曾国藩是用无数人的血流成河，换回了大乱的平息。

    回头一想，曾国藩的“峻法”，始终以平定天下为目标，所以他也只是把峻法作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已，而且也经常内外有别，比如湘军集团的核心成员，在他的眼里就是家族的亲兄弟，他会以严家教、峻家法、施仁爱、明礼义来管束。

    曾国藩的一生都没有因峻法而杀过湘军一个主要将领，因此可见，曾国藩的“峻法”也有“情法”在里面，这和素有清代包公之称的彭玉麟还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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