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是一个谜，一个被隐藏在无数血案背后的谜！人们只能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找寻那个曾让明朝的朝臣和民众们胆战心惊的名字——锦衣卫。它给那个王朝带来的震颤和惊悚，给那个王朝留下的未知和灾难，都是如此耐人寻味，可我们已经无法去恢复历史的全景，我们只能通过它的痕迹，来窥探这段解不开的历史之谜。
一、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的初衷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着貌似同一幕的闹剧，每一个王朝的开端伴随着的都是无尽的流血。俗话说得好：“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开国皇帝的痛苦莫不如此，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淮右布衣”皇帝朱元璋，他所忧虑的东西自然更多，他必须为大明朝的历任皇帝开一个好头，他必须要让他的大明王朝基业稳固、千秋万代。所以，锦衣卫就着历史的洪流和朱元璋的袍袖站立了起来，这个从一出生就带着特殊徽章的大明朝的“秘密警察”，给大明王朝绘制出了一幅与其他时代完全不同的政治图画。
1．阴云密布的大明王朝
据说写小纸条这项人民基层的机密情报活动，就是从朱元璋时期开始的，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喜欢干的就是写小纸条、看小纸条。在定都应天，正式当上了皇帝以后，朱元璋就开始培养自己的这项爱好了。他把每天自己想到的要解决的事情都写在小纸条上，贴到自己的屏风上，以防忘掉某件政事没有解决。
朱皇帝对小纸条的迷恋基本上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史书上说他吃饭时饭桌上会放着很多双筷子，因为那时候写字是用毛笔蘸墨书写，朱皇帝写纸条时难免会被墨汁溅到手上啊、筷子上的，所以为了保持卫生，他吃饭的时候会随时写纸条，随时洗手，随时换筷子。
朱皇帝甚至当着满朝的文武百官自嘲说他下的是笨工夫，有时半夜想起什么事，也必定点上灯记下来，才能安眠。他甚至为这件事情还和他的智囊团第一智囊刘基先生开过一个小玩笑，朱元璋问刘基：“古往今来，像朕这么笨拙的皇上有吗？”朱元璋这么说的时候，当然也是有点儿得意劲儿在里面，这些小纸条其实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勤勉。
当然，除了看自己写的小纸条，朱皇帝还喜欢看别人写的小纸条，尤其是他的臣子们写的。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很强烈的疑心病，毕竟历史上犯上作乱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但是历史后来证明，跟着朱皇帝打江山的那些爷们儿是最倒霉的，因为朱元璋皇帝是历史上疑心病最厉害的一位。
说起朱元璋的疑心病，首先就要说到一个人，那就是“小明王”韩林儿。韩林儿是红巾军的创建人韩山童的儿子，也就是红巾军的第二代龙头老大。当初张士诚派吕珍准备把他灭了，幸亏朱元璋及时把他从虎口中救了出来，并且甘心给他当小弟，说是以后打下江山来还是姓韩。于是后来朱元璋就打着韩林儿的旗号出去征战，等到元至正二十六年的时候，朱元璋把各地诸侯杀得七零八落了，就把根据地建在了应天（今江苏南京），并遣廖永忠接韩林儿过来主持大局，等韩林儿到了瓜洲（今江苏扬州南），忽然发生了一次“意外”的水上交通事故，韩林儿掉在水里给淹死了。
其实韩林儿打一开始就是朱元璋手里的一枚棋子，废掉也是早晚的事，廖永忠这趟活儿办的也是干净利索。但是八卦的人还是存在的，等到韩林儿死了以后朱元璋坐上了龙椅，就开始有人怀疑了，说是不是朱元璋下了黑手？
这事儿如果不是朱元璋干的当然也就算了，但是朱元璋和廖永忠心里明白啊，朱元璋这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最明白事的莫过于廖永忠，建国分封群臣虽然只得了个德庆侯，但是也没有多说废话。不过朱元璋还是为“小明王”这件事情不爽，以“僭用龙凤诸不法事”（“僭用”了皇家器具）为由，把他给办了。
从朱元璋办掉廖永忠这件事上，可以集中看出朱元璋性格里的“疑”。首先，疑人，怀疑廖永忠不忠，将事情泄露了出去；其次，疑事，怀疑有人利用这件事想犯上作乱。
但是廖永忠死了以后，朱元璋皇帝的疑心病反而更加严重了，除了和他一起在寺庙里啃窝窝头长大的徐达和汤和，他看谁都脑袋后面长反骨。他急需要关于这些大臣的小纸条传到他的手里，他害怕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小明王”。
说到这里，不能不讲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刚刚建朝不久，朱元璋和他的第一智囊刘基的一次对话。当时朱元璋说他想先封他的皇子们为王，然后再封功臣。
“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刘基听了以后，不客气地说，“文武百官出生入死跟着皇上打天下，谁不求个荣华富贵？”
“封是肯定要封的。”朱元璋说，“只是有个轻重缓急。”
“哪个轻哪个重？”刘基说，“比起功臣来，皇子们算得了什么？”
朱元璋一听这个就很不高兴，强忍着才没有发作。
刘基就问朱元璋：“皇上知道汉高祖分封的故事吗？”
朱元璋说没有听说过，让他讲讲。
刘基说刘邦有了天下后，不忘旧臣，经常请大家喝酒，头几次赐宴，功臣们都高高兴兴地来了，后来气氛就变了。之后再招功臣们来赴宴，就没人来了。
朱元璋说：“这不是抗旨吗，都是汉高祖太好说话，惯的。可为什么功臣们不来赴宴了呢？”
刘基说：“一开始，刘邦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就私下里问张良，张良也是一肚子气，为将士们抱不平，就赌气说：他们在底下商量造反呢！刘邦一听急了，又惊又怕，说自己天天宴请他们，赏锦缎、女子，并没有亏待大家呀！”
朱元璋到底是聪明人，一点就透。他说：“看起来，汉高祖忘了封这些功臣了。”
“正是。”刘基说，“张良告诉汉高祖，谁都不是圣贤，跟着明主打江山，都求的是封妻荫子、封侯拜相，不满足他们，他们岂能高兴？于是汉高祖五天后大封功臣，后来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朱元璋笑了：“好一个天下太平，看来朕不先封功臣，天下是不会太平了！好吧，朕也仿效汉高祖就是了。”
朱元璋和汉高祖刘邦都出身行伍，但是朱元璋对于这些的理解则不相同，在他看来“不先封功臣，天下是不会太平”，若是“封功臣，天下更是不会太平”。看着这帮家伙个个眉开眼笑，朱元璋心里更不是个滋味，这多少就像吃菜，以前没的吃，一锅树叶杂草煮出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就让人垂涎欲滴，等到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山珍海味也就那么回事了。这些人刚享受到荣华富贵当然会觉得满足，但是等到以后谁能保证他们的欲望不会越来越膨胀，朱元璋想到“欲壑难填”这四个字，再想想韩林儿的死，未免不会一番心惊肉跳。
这时他想到了动用一支最精锐的团队去完成一项机密的任务：秘密监督文武百官。这个团队在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少一部分人参与进来的。这些人都来自于朱元璋最贴身的、最可靠的部队：内廷拱卫司。内廷拱卫司是皇上的贴身护卫，所有的人都经过精挑细选，几乎是可以为朱元璋上刀山下火海、忠心不二的死士。朱元璋选中的就是内廷拱卫司中最精英的部分：仪鸾司。朱元璋选中仪鸾司的原因，除去因为仪鸾司中包括了内廷拱卫司的精英分子外，还有就是因为仪鸾司更容易掩人耳目。
仪鸾司历来都是宫廷掌仪礼的官署，这个部门负责管皇帝出巡、宴会等事务。
从其中挑选的精英，自然是精英中的精英。
于是，从某一天起，拱卫司中就不断地有人开始秘密执行另一项特别任务，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从此人间蒸发，变换成了另一种样貌，开始同时扮演两种身份。当然，拱卫司的这些微妙变化不可能瞒过每一个臣子，当时在朱元璋身边最得宠的胡惟庸是应该有所察觉的。可惜的是，朱元璋身边的大臣们并没有嗅到危险的临近，更不知道“锦衣卫”这个恐怖机构的雏形已经在朱元璋的大脑里生成。
我们可以揣测，“锦衣卫”的前身仪鸾司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做这种隐蔽的工作，但是仪鸾司的职能已经开始慢慢向锦衣卫的职能衍化。
而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让朱元璋不得不加快了组建“锦衣卫”的进程。
2．锦衣卫的前世今生
对于朱元璋来说，最使他震惊的第一件事，就是刘基的死。
在所有开国的臣子中，对朱元璋来说最重要的人莫过于被朱元璋称为“老先生”的刘基。刘基出身名门，在民间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称道，是朱元璋麾下智囊团的第一智囊兼团长。开国不久，中书省官员李彬从公共财产中挪用了一部分，当时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的刘基秉公办事，奏请朱元璋按律把李彬给斩了，却因此得罪了丞相李善长和朝中许多大臣，刘基意识到了宫廷争斗的加剧，就借机向朱元璋告老还乡。但是刘基并没有像范蠡、张良那样，做到全身而退，朱元璋对才华过人的刘基早就怀有戒心，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让刘基诚惶诚恐，急忙又赶进京城请罪，之后忧愤成疾。胡惟庸即派太医来治，刘基服药后反而病情转重。明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派人护送刘基回归故里。四月，刘基就在故乡死去。
还有一件事，就是胡惟庸势力的崛起。
在大明朝创建、发展的过程中，胡惟庸确实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也因此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被任命为宰相，独揽中书省大权。可是在得到权力之后，胡惟庸并没有像朱元璋所想的那样尽职尽责，而是骄姿渐露，在朝中有恃无恐，并且结党营私。
尤其是在刘基死后，胡惟庸更加嚣张跋扈，在朝中逐渐建立起了以他为核心的“胡党”。朱元璋面对胡惟庸的权力膨胀，开始觉得惶恐了。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又想到了刘基，这位大明的开国皇帝开始觉得刘基的死有些蹊跷了，他的“疑心病”又犯了！
于是，他几乎派出了所有在执行“特殊任务”的仪鸾司追查胡惟庸，把和胡惟庸有关联的大臣的名字拟成名单报上来。哪里知道，这一查不要紧，一下子把满朝文武大臣大部分都给兜进去了，这下朱元璋可有点儿愣神儿了。满朝文武都与胡惟庸有勾结了，这不是把持住了他大明朝半壁江山嘛！
形势所迫，“秘密警察”必须加快建制！朱元璋开始大刀阔斧地对仪鸾司进行改革了，他不能再允许胡惟庸这样的骄横跋扈的臣子出现了，他不能允许在他的身边有如此“狼子野心”的人。
这样的大手笔确实超乎想象，而彻查当朝宰相这样的工作，小小的仪鸾司怎么可以完成呢？试想一个毫无特权默默做着地下工作的部门，如何应付这满朝重臣，更不用说这里面还有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胡宰相。官官相护，你一个仪鸾司的小兵头，进了皇宫你见人就得装孙子，想小命有保障就要听大臣的，你查一个人，就有十个顶头上司出来施压，这还是好的，还有更甚的，大臣们来个联名上书，给你定个子虚乌有的罪名，小命可就不是你的了。
朱元璋绞尽脑汁地想突破这一关口，可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种局面打破呢？
其实朱元璋心里早就有了这个队伍的“雏形”，他在之前也作过多方面的考虑，毕竟身为皇帝可算是当时最便利的职业了，把仪鸾司与其他部门隔离，使它与其他部门没有任何的从属关系，直接由皇帝管理，这并不难。大体来看还是要人来管的，但是这可大大的不一样了，什么事都直接向皇上禀报，其他部门无权干涉，虽然职位还是低了点，但是论权力和与皇帝沟通的便利性，绝对连宰相也望尘莫及。
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入狱，朱元璋用来给胡惟庸定罪的正是锦衣卫的前身仪鸾司搜集来的资料。在胡惟庸案涉案人数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朱元璋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精心打造的锦衣卫推上历史舞台。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亲自在拱卫司的驻地“剪彩”，将内廷拱卫司改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卫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诏狱”。锦衣卫，这个在明朝历史中扮演着特殊角色的组织，终于名正言顺地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
可以说，锦衣卫的出现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性。朱元璋作为一个乱世枭雄和开国皇帝，他身上的阶级性和个人性格，促使了锦衣卫的成熟和壮大。
朱元璋精心设计出的锦衣卫特务系统缜密、完善而且无孔不入，历朝历代的皇帝其实都有在臣子身边安插眼线的嗜好，但是能够做到像朱元璋这么“尽善尽美”的绝对是少数。
从历史角度来看，当时明朝刚刚建立，蒙古军队仍然在漠北虎视眈眈，众所周知，蒙古骑兵曾横扫整个欧亚大陆，显赫一时。面对这样的强敌，朱元璋当然不敢大意。在建制之初，锦衣卫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外搜集敌军情报、策反敌军高级军官等。《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搜集敌军情报，尤其是世界上最强悍的蒙古骑兵的情报，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策反敌军高级军官，从敌人的内部开始瓦解敌人，自然是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达到战争胜利目的的捷径。
撇开这些不说，朱元璋最害怕的还是“内奸”，这样的事情在朱元璋看来是最致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锦衣卫当时的使命绝对是艰巨而且不容疏忽的。对于外廷的监控几乎是势在必行，朱元璋既害怕自己的臣子在内部串通一气，还要防备他们与外部的强敌勾结，对于自己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可谓是呵护备至。
相传，有个官员在自己家的宅子中过夜，当晚不知为何在家中独自生气，结果第二天早朝，朱元璋开口就问那个官员昨晚为何生气，手里还有一张昨晚官员生气时的画像，这个事儿就大了。不就是生个闷气吗？有什么事？生气可以，但是这是在不能让人知晓的情况下，现在不仅让人知道了，知道的人还是九五至尊，往大了说这是不支持皇帝的和平帝国建设，皇帝兴高采烈建设心目中的美好帝国，你却唉声叹气地喝倒彩，摆明跟皇帝过不去，该杀！往小了说你扰乱皇上雅兴，没准正高兴呢，一看你的哭丧脸，啥兴都给憋回去了，没准肠道不顺，还有个什么高血压之类的，龙体有损，谁担待得起啊，该杀！当然此事除了说明伴君如伴虎，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锦衣卫的迅速壮大和势力的扩展程度。
锦衣卫渗透性强，涉及种类繁多，而这也给工作狂朱元璋创造了一个废寝忘食，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绝好机会，就这样，朱元璋默默推动着锦衣卫，向着自己的理想国进军了。
3．朱元璋的锦衣卫与大明朝的锦衣卫越走越远
在胡惟庸死后不久，震惊整个朝野的“蓝玉案”又发生了，两件大案牵连人数之大让天下人都吓了个够戗。
但是，大明王朝的统治稳固了，再没有臣子敢结党营私了，所有的臣子都步步小心、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尽管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没有彻底结束，受株连的小纸条还在雪花一样飘到朱元璋的案头，但是朱元璋还是享受到了成就感，他恍惚间可以窥探到，他通过锦衣卫已经推动了他的理想王国的成形，辉煌和稳定的天下似乎就在不久的未来。但是，朱元璋仍然不敢怠慢，因为朱元璋太害怕自己犯下元朝统治者的从政错误了，他对于每一条政令都小心翼翼，正像他自己所说：“朕君临八方，于今四载，夙兴夜寐，无忘晷刻。履薄驭朽，思济黔黎，推心至诚。”
朱元璋之所以这么“谨小慎微”，另一个原因是希望给臣子做个榜样，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他自己简衣素食，也希望他的臣子们和他一样。久而久之，凡是与他的生活乐趣相左的臣子，在他眼中都是有问题的人，需要锦衣卫严格监控；而与他的生活乐趣相近的人，则得到了他的信任。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个人：傅友德和汤和。二人同为开国元勋、一代将才，但是下场却截然相反。傅友德战功赫赫，但是在洪武二十七年，却干了一件蠢事：请田！最不喜欢受人威胁的朱皇帝二话不说把老傅招了回来，“咔嚓”了；而汤和同样战功卓著，甚至到了“功高盖主”的程度，但是汤和做事谨小慎微，甚至主动舍弃兵权，早早就申请回家养老，这让朱元璋很是舒坦，后来还专门请了汤和再度出山，开国的功臣杀的杀、死的死，只有汤和得以善终，终年七十岁。
朱元璋自然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像汤和那样，不管是在他面前还是不在他面前都是一个样，都充满了对大明朝的无限忠诚和对皇帝陛下的无限崇敬。他渴望着一种普天下人对他旷古未有的敬仰。他渴望着他的臣下们像史书上写的那样、像战争年代征战沙场时那样，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从这些我们就不难看出，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朝廷的理想化建设，锦衣卫成为了他推动这种建设的最重要的工具。当然，在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其办事能力和工作态度也和朱元璋所要求的一致，他们在“透明”别人生活的同时，也必须“透明”自己的生活。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锦衣卫根本已经成为了只对朱元璋效忠的工具，他们把自己的工作作为国家的事业，他们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大明王朝崛起的砖石。
在锦衣卫的不懈努力下，大明王朝开始了一番又一番不间断的“整风运动”，朝中人人自危，杀戮不断扩散。到“蓝玉案”以后，开国功臣被杀戮殆尽，朱元璋所收到的锦衣卫的小纸条上显示，那些臣子们终于开始效仿他，过着战战兢兢、不敢怠慢半分的生活了，他们都成了工作狂人，而不敢再发半点儿牢骚。
到了这个时候，朱元璋似乎预见到了自己生命临近枯竭的无助和朝廷里迥异的温度，他似乎在死亡之前嗅到了隐隐飘来的硝烟味道，他想当汉高祖，想当唐太宗，但是他发现他的身边没有萧何也没有魏征了。他的身边来来去去的，只有那些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们，和那些贴满了屏风的小纸条。
在决定传位给皇太孙朱允炆后不久，朱元璋开始削弱锦衣卫的职权，并且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下令“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开始压缩锦衣卫的权力。
是的，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锦衣卫并没有向着朱元璋理想的方向去发展，而大明朝也没有向着朱元璋理想的方向发展下去。锦衣卫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在维持自己的历史价值上必须煞费苦心，他们必须要确定有无数的力量确实在时刻威胁着大明王朝的安稳，他们必须要有“乱臣贼子”的名单献给朱元璋，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位疑心病已经病入膏肓的千古一皇帝了。
也许，没有小纸条就意味着朱元璋已经觉得锦衣卫在腐化，已经没有在历史上存在的必要了，而且锦衣卫们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不能允许他们日复一日地服役下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非常残酷的结局。于是，锦衣卫的小纸条开始出现很扭曲的内在变化，而这个变化，在自傲气盛的朱元璋时代是根本不会凸现的，而在老年伤感的朱元璋时代则变成了他心里的结。
他没有办法解开这个结，但是他要尽量把它弄松。因为他太了解他的继任者朱允炆了，如果没有锦衣卫的扶持，“妇人之仁”的朱允炆根本坐不稳大明江山的龙椅。
我们已经无从去考证朱元璋在弥留之际都跟他的皇孙说了什么，那句“莫逐燕，逐燕必高飞，高飞上帝畿”，是世人的戏谑还是朱元璋的回光返照！但是他无疑已经意识到了，在开国功臣被屠杀得差不多以后，已经没有得力战将能够帮朱允炆了，朱允炆急需要培养新的人才。但是朱允炆没有得到这个机会，等到他失踪在战火中的应天城之后，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就取而代之了。
苟延残喘的锦衣卫在朱棣登基不久后，就重见天日了。
但是这一次，朱棣并没有继续沿用朱元璋传下来的锦衣卫旧部，而是重新组建了属于自己的锦衣卫。于是，在经历了一次低谷之后，锦衣卫又一次披挂上阵了，而这一次，又是一番应天城里的腥风血雨。
锦衣卫的出现注定会把大明朝带进一个有别于其他王朝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也注定不会是朱元璋所预想的时代。他的功劳让大明朝拥有了强有力的根基，他的过失也让大明朝走向了风雨飘摇，而他的锦衣卫，则给刚刚创建不久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血腥杀戮。更加重要的是，从此以后，锦衣卫再也没有退出大明朝的历史舞台。
二、锦衣卫侦办胡惟庸案
很多史学家认为胡惟庸的死是罪有应得，胡惟庸其实并非死于朱元璋之手，而是死于历史的车轮下，作为宰相制度的代言人，胡惟庸理应用自己的死来诠释这种制度的消亡。
但是，在胡惟庸案中被牵涉到的众多人的死是很憋屈的，三万具尸体里有一大半都是因为血缘关系才招致杀身之祸。我们已经难以窥测到那个草根皇帝朱元璋，他在操纵屠刀进行如此惨烈的“死亡游戏”时，他可曾为满手的鲜血感到触目惊心，也许，要开创一个朝代的帝王注定就必须拥有一颗铁一般的心。而朱元璋的可怕之处更在于，他亲手锻造出了一支和他一样拥有钢铁之心的队伍——锦衣卫。
1．“酷刑权相”胡惟庸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之初最信赖的助手，地位就相当于总裁助理之类。朱元璋对于胡惟庸的信赖甚至超过了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基、李善长等哥儿几个，虽然没有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立下一点儿军功，但是胡惟庸还是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一路从元帅府奏差混到了中书省参知政事。到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成功排挤掉了丞相汪广洋，独揽中书省大权，权倾朝野。
在胡惟庸之前，明朝的丞相是李善长和徐达。徐达长年在外征战，只有李善长坐镇中央，但是胡惟庸的最大目标并不是李善长，而是早早退隐田园的刘基。在排挤掉了汪广洋之后，胡惟庸迫不及待地开始对付刘基了。也正是因为他的进言，使得朱元璋削去了刘基的养老金，导致了刘基最后郁郁而终。
可以说，胡惟庸在政治斗争中占尽上风，他的风光和智谋甚至盖过了他的前辈刘基和李善长。他只手遮天，将明初的豪杰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这个样子的，胡惟庸凭借他出色的能力完成了自己在政治生涯上的全面胜利。但是从根本上看，胡惟庸之所以能够轻易取得这样的成功，和他背后的支持者分不开，这个胆敢指使胡惟庸在朝中翻云覆雨的人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了。
确切地说，朱元璋需要胡惟庸，至少在明朝建国初期他需要胡惟庸。因为胡惟庸太投朱元璋的脾气了，除了能够最快地领会朱元璋的心思，胡惟庸处理政务时强悍凶狠的作风也最得朱元璋的赏识，说句直接的：他们俩是太对路子了。
胡惟庸虽然对上面谨慎小心，无时无刻不在捉摸圣意，但是对下面却凶狠残忍、毫不留情。尤其是胡惟庸发明的一套残酷刑罚，比之汉武帝晚年玩的那套刑罚真是有过之无不及啊！最著名的莫过于胡惟庸的独家发明“剥皮实草”，这种刑罚的残忍、变态程度，堪比夏商时代的“炮烙之刑”。而明朝创建之初，朱元璋正是需要胡惟庸这种铁腕手段来整治贪污腐化，用极端严格的刑法来巩固自己辛苦创立的基业。为了完成对明朝统治的巩固，朱元璋几乎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而胡惟庸也正是看到了朱元璋的这个心思，所以才敢公然对抗开国的老元勋刘基和李善长。
可也正是朱元璋对于胡惟庸的宠信，让这个手握中书省大权的臣子欲望膨胀了，或者我们可以更客观地分析，这是宰相权力集中后中书省与皇帝之间的必然分裂。敏感的朱元璋当然不是脑子迟钝的元顺帝，他早就对元朝的宰相专制深恶痛绝。在刘基病逝、李善长退隐以后，朱元璋首先要做的就是削弱中书省的力量，避免出现元朝宰相专政的局面。
我们不能说一向精于揣度圣意的胡惟庸忽然失去了他出色的政治嗅觉，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胡惟庸被日益膨胀的政治权力冲昏了头脑。他相信自己现在的力量已经不是朱元璋可以完全左右的了，在这一刻他似乎沉溺于刚覆灭的元朝的那些宰相专权的传说中，而忘记了他身后的朱元璋并不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贵族。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太知道怎么来看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他太知道掌握自己身边的风吹草动的必要性了，所以没有人知道，胡惟庸身边什么时候有了朱元璋的“耳朵”和“眼睛”。也许，是在胡惟庸开始涉足外廷斗争，朱元璋还非常“宠信”他的时候；也许，是胡惟庸开始掌握中书省权力，朱元璋已经开始对胡惟庸失去信任的时候。
这个时候，到了朱元璋需要敲打一下胡惟庸的时候了。于是，他大笔一挥，李善长回来了。他要给胡惟庸的肩膀上加一条扁担，可以说这是朱元璋早有伏笔的“敲山震虎”。
可是这一次，朱元璋派出去的内廷拱卫司的亲信，在他的屏风上贴了一张让他无法相信的小纸条：胡惟庸去拜见了李善长。
是的，拜见，胡惟庸几乎是以一种晚辈对长辈的完全恭敬的态度去会见了李善长。不用说，会面的整个过程都被拱卫司的特殊工作人员全景式地记录了下来，估计李善长和胡惟庸每个时段的表情和姿势都有着完全详细的画像。很显然，这不是一步好棋，或者说不是十拿九稳的棋，像看到朝廷争斗就拍拍屁股走人的刘基一样，李善长也已经不值得信赖了。
如果说，从前的胡惟庸是朱元璋手上用以观察朝廷上下动态的风筝的话，那么现在，这只风筝已经不由他控制了。在一个幽静得无人注意的夜晚，朱元璋悄悄会见了他的仪鸾司的小头目，朱元璋告诉这个忠心耿耿的臣子，仪鸾司从这一夜开始要承担起不一样的使命了，所有的人必须把他们的生命和灵魂都交给他和他的大明王朝，他需要他们无限的忠诚。这个仪鸾司的小头目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据吴晗先生考证，他有可能就是一直追随在朱元璋身边的检校成员毛骧。毛骧追随朱元璋较早，而且一直忠心耿耿。
誓死以报，这是毛骧在面对朱元璋时从内心里发出的呐喊，此时还是仪鸾司小头目的毛骧无比煽情地流出泪来，接受了历史赋予的命运和未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朝中上上下下不论大小官吏，只要他前脚刚迈过胡惟庸家的门槛，后脚就会有写有他名字和礼单的小纸条，经过毛骧之手，然后飞落在朱元璋的几案上，或者是贴到朱元璋的屏风上。
但是胡惟庸并不知道这些，“锦衣卫”这个新生事物当时还没有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没有被历史所接受。前朝的经验让胡惟庸有理由相信，只要李善长不来干涉他，他就可以有恃无恐。毕竟，他把连皇上都“敬让三分”的刘基都放倒了，他还会怕谁呢？
自信是可喜的，但是盲目自大却是可悲的。从历史的缝隙里我们可以窥见到，一个因为权力过盛而盲目自大的宰相胡惟庸，他应该已经可以感觉到从皇宫里吹来的阵阵寒风，但是他并不在意，因为他以为，他已经有了一个足以和当朝皇上对峙的小宇宙。
2．“胡党”VS朱元璋
毛骧得到朱元璋的授意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连夜召集他的心腹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我们可以作一下场景还原，在禁宫静谧的黑夜里，微弱昏黄的灯火闪烁着，十几个仪鸾司的检校围坐在狭小的角落里。他们的头目毛骧此时以从未有过的庄严神色，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们：“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亲人的命运，在这一刻改变了。我们不再只是跟随在皇帝身后的仪鸾卫，而将是影响大明王朝未来的人。”
他悄悄地拿出了朱元璋的手谕。当然，也有可能是口谕，但从当时的处境来分析，朱元璋应该会给予毛骧一份手谕这样的实在文件，毕竟要在当朝宰相的身上做文章，没有皇帝授意，只凭毛骧的三言两语，任凭你有十个脑袋恐怕也不敢去干。好了，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笔迹，红彤彤的玉玺盖着，检校们深吸了一口气，纷纷压低了声音，发出以生命追随毛骧为大明王朝赴汤蹈火的誓言。
为了绝对保密，不让胡惟庸发觉，毛骧用灯火烧掉了皇上的手谕。然后，布置任务，解散，灯火熄灭，一切似乎回到了刚开始的平静。但是，只有朱元璋能够感觉到，那是一种暴风雨到来之前激动人心的平静。
翌日，没有人会在意，仪鸾司里的一些检校不见了。也许，他们家里出了事，告假回乡了；又或许，他们被调遣到外地去了。对于其他人来说，一些人的来和去本来就是这样的，深宫里人们的命运本来就不能够说得清楚。外廷的高官们才不会在意，小小的仪鸾司里的几个小喽啰的生死去留。而在胡惟庸面前，毛骧依然是那个对他毕恭毕敬的绿豆芝麻官，胡惟庸不会用正眼瞧他，恐怕直到胡惟庸被送上刑场的那一刻，他都无法清晰地记起这个真正把他推上刑场的刽子手的长相。
“失踪”的检校们此时可能已经换了另外一番打扮，可以说他们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身份的人。他们或者变成了朝中某位大员家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下人，或者是往某位大员家里经常送菜送米的小工，或者与某位大员的管家成了交心的好朋友。总之，他们用上了全身的本领，甚至很可能还动用了自己家庭内部的力量，父子兄弟齐上阵，只要是能够绝对信得过的人，都投入到这次秘密的行动里。
逐步走向成熟的锦衣卫们，就这样把庞大的错综复杂的“胡党”轮廓展现在了朱元璋面前。他们夜以继日地忙碌和奔波，就是为了替朱元璋把胡惟庸的“人脉构成图”完美无缺地展现出来。是的，完美无缺，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对“美”有一种几乎偏执的追求，甚至有些病态，当然，朱元璋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把这种偏执作为敦促锦衣卫加紧工作的原动力。
胡惟庸是权倾朝野的中书省宰相，“胡党”中的每一个人都几乎是大明王朝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在排查和刑侦工作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检校们不断地遇到阻力和障碍。但是朱元璋不允许有人阻止他稳固自己的王朝，他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成为阻碍他的王朝前进的枷锁，所以他不断地放大毛骧和仪鸾司的权限，不断地给仪鸾司补充能源、加大马力，让这部大明王朝的秘密警察专列高速行驶。
这是一种电光火石的速度，超乎胡惟庸和朝野上下每一个臣子的预料，在筹备与胡惟庸秋后算账的日子里，仪鸾司中执行“特殊任务”的工作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它的制度不断完善，它所享有的权利也在不断扩大。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即使在朱元璋临幸某位爱妃的时候，都不排斥锦衣卫的密报飞到他的枕畔。
就在胡惟庸的“胡党”势力不断扩张，与朱元璋的政治主张不断发生矛盾的时候，明朝发生了三件具有“预言”性的事件，这三件事几乎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惟庸政治地位的岌岌可危。
第一件事，就是大明朝的另一个宰相徐达公开炮轰胡惟庸。
徐达是朱元璋的“发小”兼大明朝第一猛将，可谓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因为一直忙着在外面征战，很少管朝廷的事儿。但是在“胡党”膨胀的年月，大明朝江山基本稳定，徐达被朱元璋从北平调了回来。心性耿直的徐达回到应天不久，就看不惯胡惟庸的嚣张跋扈了，于是当着“媒体”的面公开猛烈抨击胡惟庸，还声称要上折子弹劾胡惟庸。据小道消息称，胡惟庸还准备买通徐达家的看门人福寿，想让徐达也来个“刘基式死亡”，但没成功。虽然这在当时也就是一条花边新闻，可是，这已经反映出了胡惟庸的政治前景并不乐观，徐达虽然是朱元璋的“发小”，但是恐怕也不敢随便议论朝中的大臣，如今他居然敢公开斥责胡惟庸，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是否是暗含着某些政治寓意呢？
第二件事，是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发生的阻隔占城贡使一事。胡惟庸等人不仅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还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在朱元璋心中，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
第三件事，就在洪武十二年的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殉葬的妾陈氏，竟是某个获罪后被没籍入官的某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入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
尤其是第三件事，在胡惟庸看来根本就是“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小事，或许当朱元璋把这件事说出来的时候，胡惟庸都想不起来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了。但是朱元璋开始较真了，他最痛恨的就是自己的臣子不通过自己而“私自”作决定，何况这决定是和自己所制定的“执政法规”相冲突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是能够让朱元璋拍案而起的大事儿，在朱元璋心中，这简直就是一个臣子对王权的挑衅。
历史就是这么戏谑和急转直下，就在洪武十二年丝丝凉爽的秋风刚刚吹进应天城的时候，胡惟庸发现朱元璋的性情一下子变化了。这个时候的胡惟庸在想什么呢？他想到了自己是否会尝到自己发明的“剥皮实草”的滋味吗？他是否又把自己的“胡党”成员们叫到一起喝了顿大酒，他看着这些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官吏们都在自己的房檐下一起把酒言欢，他似乎就能够安慰自己了：朱元璋终归是只能杀掉一两个看不顺眼的人的，难道他能疯狂到把一半的外廷官员都送进刑部大狱吗？从古至今，胡惟庸还想不到哪个帝王会疯狂到这种地步。
3．从血泊中走来的锦衣卫
可以确定的是，朱元璋对胡惟庸动手，并不是从锦衣卫的萌芽时期开始的。说明白一些，其实，杀掉胡惟庸和铲除“胡党”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削减中书省宰相的权力，朱元璋要建立起属于大明王朝的机制，而不是单纯借用腐朽落后的元朝的统治机制。
朱元璋要削减中书省宰相权力的计划，其实从洪武十一年就开始了。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大臣们上奏折时，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当然也是元朝留下来的老规矩，属于官话，就是为了方便议政，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去掉了“关白”这道卡，朱元璋已经大权独揽，胡惟庸作为一个“障碍”的特征已经愈来愈明显了。
洪武十三年的正月，是朱元璋给胡惟庸“最后通牒”的日子。毛骧和他的手下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暂时停下了手里搜查“胡党”名单的任务，转而开始投入更加烦琐的一项工程里：整理“胡党”的人员名单。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锦衣卫似乎是有些变态的，他们这些人真的会这么偏执，竟执著地忙碌于编写一份庞大的“罪犯名单”？要知道凡是被写上名单的人，几乎就是一具尸体，朱元璋的满身杀气，别人感觉不到，毛骧和他的心腹们还能感觉不到吗？把这么多的人送上断头台，他们不仅没有一个人感受到来自良心的谴责，居然还那么兴奋、那么卖力，不辞辛劳地把一个个名字写进了“生死簿”。他们难道真的已经完全被朱元璋洗脑了吗？和他一样如此狂热于杀死这些“不忠”的逆臣吗？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就不会产生动摇，就不会有忧虑和不忍吗？
如果你有这些担心的话，那么你就太小看这支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成长起来的特殊队伍了。他们当然不可能被洗脑，也不会全部都是铁石心肠、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看起来掌握着无上的权力，其实，他们都不过是朱元璋手里的棋子、他的暴力工具。在波澜起伏的宦海争斗里，他们都只不过是权力天平上的砝码，他们不可能主宰局势的发展，也不可能改变某个人的人生轨迹，他们甚至不能够完全支配自己的生死。《新龙门客栈》里剑挑曹少钦的周淮安和《杀人者唐斩》里刀砍魏忠贤的唐斩都不过是电影编剧的虚构，真正的历史是弄权者的一场狩猎游戏。眼下就是一场朱元璋对胡惟庸派系的政治角力，毛骧和他的手下们根本不可能左右这样的局势，只有在民间小说里才有草根英雄更改历史洪流的桥段出现。
所以，不能去苛责锦衣卫的冷酷和麻木，皇上的俸禄已经足够决定他们所有人终生的命运，甚至是他们后人的命运。或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很像现代的狗仔队，可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而且他们远远要比那些只去关心明星私生活的狗仔们恐怖得多。
洪武十三年的正月，应天城里开始变得出奇冰冷，让人不寒而栗。这就是风雨之前片刻的平静，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把后世的史学家们都惊吓了个够戗的《昭示奸党录》的初稿就这样展现在了朱元璋面前，就在朱元璋还没有看完这份冗长的名单的时候，锦衣卫给朱元璋送来了风雨之前的雷电：胡惟庸之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胡惟庸擅自杀死了赶车者。
当然，只凭一件凶杀案就治当朝宰相的罪是不可能的，在这一声响雷响彻天空的同时，御史中丞涂节和中书省吏商暠的两封折子拉开了这场风雨的序幕。就是这两封折子，给胡惟庸的脑门儿上刻下了他根本无法抹去的罪名：叛乱。在这两封折子里，除了将胡惟庸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勾当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以外，还爆出了最令人惊骇的“重磅内幕”：胡惟庸里通外国，准备犯上作乱。
“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甚至打起朱元璋脑袋上的王冠的主意，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圈套，这个圈套比他所能想到的还要更黑、更深、更万劫不复。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向皇上澄清他的冤屈了，毛骧带着皇上的圣旨，带着身披重甲的士兵已经把他的府第围了个水泄不通。他的家产将被查封，他和他的子嗣姻亲都将死于君王的屠刀之下，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也为了他半生的荣华富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他必须为自己不断膨胀的权力欲吞下苦果。
只不过，这一次的杀戮是从胡惟庸开始，却没有在胡惟庸身上结束，在朱元璋的名册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御史陈宁，延安侯唐胜宗，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宇侯叶碖，都督毛骐、李伯碖、丁玉，卫国公邓愈之子邓镇，宋濂之孙宋慎，甚至还有亲自举报了胡惟庸的涂节。
如果放到现在，这份用密密麻麻的毛笔字写满了的“死亡宣判书”，一定可以成为一件震撼人心的行为艺术作品。可是在当时，当它完全展开在满朝臣子的面前时，大明朝一半的重臣都绝望了，这哪里是一张纸，分明就是一张巨大的“招魂幡”。
要知道，犯上作乱是要株连九族的。而以朱元璋的性格，凡是该株连九族的他是绝对不会“株”个七族八族就算了的，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他生就了一副铁石心肠。杀不干净？会留下死角？这根本由不得臣子们心存侥幸了，在过去的几年间，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毛骧和他的心腹们早就把每一个枝节都侦查得一清二楚了，只有杀得多了，不会有杀不到、杀得少的。
于是，当胡惟庸的身体在洪武十三年正月被分尸，并且剥皮实草以后，真正的杀戮开始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在朝中任职的老少爷们儿们终于认识到了毛骧统领下的这个恐怖而特殊的队伍，已经不可遏制地走到了历史的舞台上，而他们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阳光普照和春暖花开，这将是一片被朱元璋亲手从奉先殿里放出来的乌云。最开始，臣子们并没有太在乎这片云，直到胡惟庸案的那卷巨大的罪犯名单新鲜出炉时，这些战战兢兢的大臣抬起头，才发现不知不觉之间，每个人头顶上都顶着一片黑压压的云，而且，这片云宽大得看不到边际，而且很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伴随着胡惟庸的死去，瓢泼大雨从云层里落了下来，等雨水落到地上，大明朝的官员们才惊愕地发现，这哪里是什么雨水，根本就是血水。
4．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不断奋斗的锦衣卫
明朝洪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应天城里人头攒动，城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聚集到了集市上，这当然不是上元佳节皇帝与民同乐，请大家出来观赏璀璨夺目的花灯，而是朱元璋要公开杀一帮罪犯。
杀人本来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是偏偏今天杀的人与往日不同，今天要杀的全都是朝中的要员，个个都是曾经在应天城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主儿。
一次性杀掉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真是“前无古人”，至于“后”有没有“来者”八成也是很难说的事情，技术难度如此之高的活儿，古今中外估计也就是朱元璋有魄力搞得出来，所以应天城里的男女老少都来了，要知道，这样的“盛况”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得见一次啊！
第一个被处死的是朝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宰相胡惟庸，五匹马一阵嘶鸣，胡宰相的身体被撕裂。在胡惟庸的鲜血飞溅中，还有很多头颅也伴随着马儿的嘶鸣和刽子手的刀光滚落一地。这绝对是一场震慑历史的屠杀，每一个史学家此后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不敢过多地使用笔墨，这样的血腥和恐怖本来就不需要过多渲染！
当然，这些还不算什么，因为朱元璋一批一批、一个一个地拎出来问斩的胡惟庸的同案犯，最后据不完全统计，有三万余人，试想一下要把这三万人聚到一起集体处决，由于当时没有重型卡车快速而且大批量地运走满地的头颅，要是用马车，三万颗头颅大概需要三百辆左右吧！再加上那些没有头颅的尸体，总共得需要将近一千辆马车，这么多马车且不说鱼贯而入怎么在应天城里停放，单是调度到一起就已经颇为壮观了。而且杀人就是个一次性工作，你要是杀完了这批先把尸体运走再杀下一批，估计得耗个两三天。这又不是唱大戏，朱元璋哪有时间让刽子手们天天干一批一批地轮番杀人的事儿。于是他大手一挥，刽子手们一鼓作气，嘁里喀喳地就把一干人等都给砍了！
假若真这么搞，驮运头颅和尸体的马车组成了一条血淋淋的长城，穿过应天城，一直延伸向城外的漫漫荒野。即使朱元璋站在城楼上俯视到这一切，也不会想到，在巩固大明王朝政权的同时，这道血淋淋的“长城”更表现出了一种悲壮的启示：正是这一次的屠杀，使大明朝的开国元勋们被杀戮殆尽，大明朝的政治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真空状况，等到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登基以后，能辅助他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所剩无几。
杀戮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仪鸾司的“秘密警察”们仍然马不停蹄地继续搜罗着“胡党”罪犯的名单。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朝的一代开国名臣李善长也被牵连进“胡惟庸案”中，被朱元璋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问罪处斩，于是，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身首异处，他也成为胡惟庸之外死于此案的第二个宰相级别官员。其妻、女、弟、侄等七十余人被杀，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另外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而此时，朱元璋早已彻底罢黜中书省，大权独揽。
在胡惟庸死后，继续勤奋搜集“胡党”谋反罪证的过程中，已经不再只是几个人的小团队在执行这项任务了，此时的仪鸾司已经完成了它的职能转换。
当时明朝的最大威胁是“北虏南倭”，于是仪鸾司不久就声称找到了胡惟庸勾结倭寇的证据，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接着，又说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反正就是对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有威胁的势力全跟胡惟庸有关系，用“铁的事实”证明胡惟庸早就和大明朝的敌对国都做好了生意，准备把明朝政权一锅端。
在胡惟庸死后，胡惟庸案不仅没有告一段落，反而愈演愈烈。胡惟庸案历时十多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案件中。
大明朝的开国元勋被屠杀殆尽，在那映红了应天城的血色残阳里，仪鸾司终于脱掉温顺的外衣，狰狞地站立了起来。从前关押重要官员的是刑部大狱，而这个时候，那些大员都被请进了仪鸾司的“诏狱”。由于侦办胡惟庸案件的特殊性，使仪鸾司在侦办案件中得到了皇帝的直接授权，从此摆脱刑部的控制而独立拥有了审判权力。
胡惟庸案件中朝廷重臣大批量的死亡并没有让朱元璋停下杀戮的屠刀，反而让他认识到“清除异己”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这样的认识给了锦衣卫更加宽泛的活动空间。通过胡惟庸案件，朱元璋也锻炼了队伍，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了未来锦衣卫的侦查网络和办案手段，锦衣卫可以说是在千锤百炼中完成了自我成长。
其实，设立锦衣卫这个部门，朱元璋虽然作了很久的盘算，但是毕竟这个部门还属于新生事物，在历史上从来未有过。作为开创者的朱元璋必须先要知道它的能量和效果，才能确定是否有锦衣卫存在的价值，还有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是否值得他信赖。
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朱元璋最需要的就是信任，从一军统帅到一代霸主，朱元璋已经愈来愈难相信别人了。很让朱元璋欣慰的是，经过胡惟庸案的洗礼，锦衣卫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能力。
洪武十五年，在追剿胡惟庸案的剩余“案犯”的同时，锦衣卫悄无声息、水到渠成地“挂牌营业”了，从此，这些朱元璋手下的亡命之徒终于不用挂着“内廷拱卫司”、“仪鸾司”的羊头而卖“锦衣卫”的狗肉了，他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皇帝的身侧。
这就是动荡的大明王朝初年的历史时局，曾经位极人臣的胡惟庸在憋屈中死去，身后孰是孰非至今难下定论。在三万多生命那最后一丝的幽咽中，神秘的锦衣卫在历史的洪流中抬起了头，他们顺着朱元璋手指的方向，要为他去扫尽所有威胁大明王朝未来的不安因素。
在胡惟庸案中，锦衣卫的出现是迫于朱元璋在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而在整个事件中，朱元璋动用的最核心的力量，从始至终都是锦衣卫。在锦衣卫博得了朱元璋的信赖以后，从胡惟庸案中锦衣卫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出，朱元璋在潜移默化中也对锦衣卫产生了一种依赖感。而开国皇帝对待这个特务部门的依赖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锦衣卫这个特殊部门再未退出明朝的历史舞台。
纵观整个明朝历史，每一个皇帝都不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的臣子，即使锦衣卫在明朝后期逐渐没落，但是仍然没有被取缔，可见，在朱元璋的作用下，锦衣卫已经成为了明朝皇帝们的一种情结。
三、锦衣卫的第一次成形
在清剿“胡惟庸案”的株连罪犯的过程中，锦衣卫完成了自己的成长。“胡惟庸案”还没有尘埃落定，朱元璋已经迫不及待地把锦衣卫推向了明朝历史的前台。这是明朝锦衣卫的隆重登场，在“胡惟庸案”中逐渐成形的锦衣卫，具备了对外廷的监控功能，可是，由于朱元璋对于子嗣们的过于相信，也使这第一次成形的锦衣卫有着明显的漏洞，这个让朱元璋忽略了的漏洞日后成为对皇太孙朱允炆的最大威胁。
1．后“胡惟庸案”时代锦衣卫的成熟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驾驭一帮亡命之徒为他打江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朱元璋的前瞻性，朱元璋的深谋远虑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即使是民间传说中智慧已经可以赶得上诸葛亮的刘基也远远不及。
暴力机关永远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王权的根本，所以朱元璋在当上吴王后，首要的事情就是改革他的军队。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在管理方面可谓是天赋异禀，具备着统治者的思维能力，他深切了解元朝统治的失误之处，并且吸取经验以弥补自己的缺失。
首先，朱元璋将军队分为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个卫亲军指挥使司，同时废除了袭用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等称号，而是按照兵马的数量，把五千人称为“指挥”、一千人称为“千户”、一百人称为“百户”、五十人称为“总旗”、十人为一“小旗”。在最大限度上完成了对军队的管理和掌控。在朱元璋正式建国以后，他迅速将这种模式推广了下去，把五千人以上的军区称为“卫”、一千二百人以上的称为“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以上的称为“百户所”。
在朱元璋早期推行的卫所制度里，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是大都督府，大都督府负责明朝的所有军事事务，包括负责内廷安全的禁军。内廷拱卫司就是负责内廷安全的禁军之一，属于羽林卫的一支，也受大都督府管辖。
内廷拱卫司无疑是和皇帝最亲近的一支队伍，属于皇帝的专职贴身卫队，拱卫司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经过认真全面的审核，对统治阶级必须誓死效忠，总体来说就是要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同时，个人能力和心理素质还必须都是顶级的。
伴随着乱世的结束和明朝皇权的确立，朱元璋急需一支效忠于自己并且完全为自己服务的亲兵。而内廷拱卫司此时无疑成了朱元璋最好的选择。于是在洪武二年，朱元璋在给功臣们论功行赏的同时，把内廷拱卫司从大都督府的管辖里拉了出来，改为亲军都卫府，由自己直接管制。内廷拱卫司虽然属于皇帝的亲军，但是实际官职并不高，拱卫司的头儿也就是七品的官职。在把拱卫司独立出来，变成亲军都卫司以后，朱元璋首先将官职从七品一下子提到了正三品，其后就开始大肆扩充亲军都卫司，并设中、左、右、前、后五卫和仪鸾司。
这就是锦衣卫的前身，而在亲军都卫司里又属仪鸾司和皇帝的关系最为亲密，于是锦衣卫的破土就从仪鸾司开始了。在胡惟庸案开始以后，亲军都卫司中的仪鸾司终于开始慢慢转换自身的身份，向着锦衣卫蜕变。
终于，在洪武十五年的四月，朱元璋下旨废除仪鸾司，设置锦衣卫。
作为一个由皇帝直接支配的特殊部门，朱元璋给了它一个光鲜的外表：恩荫寄禄。就是说锦衣卫没有固定的人数设定什么的，纯粹就是为了给没什么本事的功臣的孩子们谋个出路，也算是朱元璋赐给有功之臣的特殊福利。
而事实上，锦衣卫主要从事的却是“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其中，设了御椅、扇手、擎盖、幡幢、斧钺、鸾舆、驯马等七个部门负责“侍卫”，但是随着锦衣卫的不断扩编，“侍卫”已经不是它的核心工作了，试问，身穿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怎么可能只是单纯的侍卫呢？精打细算的朱元璋在最开始设立锦衣卫的时候，就把他的朝臣们都给欺骗了，看起来散兵游勇般的锦衣卫，其实里面都是千锤百炼的精英。
另外，朱元璋的锦衣卫还设有经历司掌管文书出入。而朱元璋亲自设立的镇抚司，就相当于是锦衣卫内部私设的军事法庭。
从名义上，朱元璋鼓捣出锦衣卫这个新生事物来，只是为了负责内廷的安全和防务，其他军事系统的事儿只是兼理而已，也就是打打杂之类的。但朱元璋之所以成立锦衣卫，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对付外廷。而锦衣卫也正是在帮助朱元璋清理外廷的第一个威胁——胡惟庸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成熟继而壮大起来的。
可以说，锦衣卫从萌芽的那一刻开始，就承担着朱元璋梳理外廷的任务，其核心工作再清楚不过了。
胡惟庸案从“擅权枉法”到“图谋造反”的案情定位转换，也正是锦衣卫不断艰辛工作的结果。在这项繁杂的工作中，锦衣卫渐渐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赖，随着手中权力不断扩大，分工趋向明确和完整，锦衣卫的管理机构开始逐步成形。
在打江山的贴身臣子们已经无法得到朱元璋的信赖以后，朱元璋身边新的一批亡命之徒又被历史和统治者催生。当然，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锦衣卫是蒙着面纱的，甚至在它刚刚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无法明白它的可怕，因为朱元璋伪装得太好了，给了它一个公子哥儿式的游手好闲的外衣。外廷的臣子们并不会料到，对胡惟庸的处决和清扫会那么完整和周密。正是在锦衣卫的协助下，朱元璋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始他对“胡党”的肃清工作，他的行动稳健、准确，完全是在凭借着一架精密的仪器工作。
历时十多年的屠杀和不断发掘，使臣子们越来越明白，朱元璋的计划简直是“天衣无缝”。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想起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刑部天牢以外，还出现了一座由锦衣卫管理的“诏狱”，而这座“诏狱”里关押的犯人的身家分量，似乎不逊色于刑部天牢里的人物。臣子们必须开始战战兢兢地想想了，可以享有避开刑部执行逮捕及刑法能力的锦衣卫，真的只是为了内廷的安全吗？锦衣卫手里绣春刀的寒气早已经漫过了应天高耸入云的城墙。
2．锦衣卫网络的覆盖
《明史·刑法志》中在说到锦衣卫时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评语：“明之自创，不衷古制。”这在说明了锦衣卫的原创性的同时，也说明了朱元璋在设立锦衣卫上真的是费尽心机，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确实是为了他的政权呕心沥血，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
外廷官员的一举一动，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就会化身为贴在朱元璋屏风上的小纸条，这样的办事效率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时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明知道这样的事情已经确实存在，恐怕很多外廷的臣子们一时还是无法相信。但是不要忘记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有史以来中国帝王中最擅长管理的天才，如果古代那些比较失败的帝王们有幸参加一个业务培训班，那么主讲外廷管理和监控的教授肯定是我们“一切皆有可能”的朱元璋大帝。
同样是《明史·刑法志》在说到锦衣卫时，把它和汉武帝晚年设立的诏狱放在一起作比较。汉武帝晚年刑法严酷，多用法家酷吏治国，当时的诏狱多达二十六所，关押有郡守、九卿一级高官前后达百余人，牵连对象至十余万人。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在后世人的眼中，锦衣卫是和严刑酷法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实际上，朱元璋的锦衣卫与汉武帝晚年的诏狱相去甚远。汉朝的诏狱只是短暂出现在汉武帝的晚年，但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准备把锦衣卫制作成他大明朝这部巨轮上最重要的一个零件。
朱元璋的统治政权已经基本稳定，国家政权建设的事情已经摆到了朱元璋的办公桌上。这个时候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老少爷们儿都已经脱去了戎装战甲，换上了锦袍玉带，等待自己的老大朱元璋论功行赏，然后在走完自己枕戈待旦的前半生后，准备开始自己荣华富贵的余生了。而当时政治嗅觉比较敏锐的如胡惟庸之辈，则在忙着笼络人心，慢慢培养自己的羽翼。
而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则丝毫大意不得，作为放牛娃出身的皇帝，他已经习惯了那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危机感。我们不能确定这个时候的朱元璋是否已经开始在内廷拱卫司上打主意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朱元璋已经开始张罗他的特务网络了，这些得过朱元璋恩惠的忠心死士们被朱元璋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插到了外廷臣子们的宅院里。这些人将成为朱氏皇族永世的奴仆，他们死后，他们的子孙将按照父亲的安排自动世袭这个不为人知的任务。
在胡惟庸逐渐独揽中书省大权以后，朱元璋也加快了内廷拱卫司的改制。我们首先可以想到，内廷拱卫司是给与朱元璋的特务网络输送人才最多的单位，因为作为一个让外人看来“游手好闲”的部门，从这个部门抽调人员必定是最不被群臣怀疑的，而这里的人员必定是对朱元璋最忠心耿耿的。
此后朱元璋要做的，就是把内廷拱卫司中的仪鸾司中不让他放心的人员清理掉，将心腹人员秘密训练成为超强的特殊人才，同时，将基层的特务网络与仪鸾司的特务网络编织在一起，使得信息能够最快地从基层传递到上层，并且贴到朱元璋面前的屏风上。
对于应天府里外廷特务网络的覆盖，可以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于基层出身的朱元璋来说，在基层安插眼线本来就是他的特长。但是朱元璋并没有想让自己的锦衣卫只在应天府这一亩三分地里扑腾，他站在皇宫的大殿里，眼中可并不只有那一面贴满了小纸条的屏风。大元朝当年横扫欧亚大陆，转眼还不是被他一个小牛娃子给推翻了，所以朱元璋深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在渗透外廷的同时，朱元璋召见了仪鸾司的小头目，未来锦衣卫的势力范围必须要扩大到大明江山的每一个角落。“无孔不入”不止是锦衣卫将来在史书中用以炫耀的形容词，朱元璋必须要它成为一个动词，一个恒动词。朱元璋深信，只要这个词可以恒动，他的大明江山就可以恒动。因为历朝历代，绝没有一个皇帝在特务机关上花费像他这么多的精力。
一旦查案，让朝中的锦衣卫出动到地方上去追查也不太可能，毕竟蟒衣鸾带不管到哪儿都还是很惹人注意的。因此大批量的基层锦衣卫才是朱元璋掌握外廷边缘地带动向的“秘密武器”，从效率上来看，如果是由下级锦衣卫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恐怕是不实际的。一来路途遥远，锦衣卫虽然人数并不少，但是基层岗位上的人员比之上层肯定更少，一个人要是跑去报告，恐怕不会有充足的后备力量，何况朱元璋可不是那么有耐性的人，一个月汇报一次恐怕难以填饱这位洪武大帝的胃口；二来基层人员忽然失踪必然会招致别人怀疑，大家都在官场混，脑子又没有什么毛病，很容易就会让这个锦衣卫暴露身份。因此，从节约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这两点来分析，锦衣卫的情报输送工作应该是一级一级传递到京城，而不是由专人护送。
“胡惟庸案”最终导致了外廷臣子们的大换血，无数的位置在瞬息之间就变换了官员，而在这些新陈代谢的过程中，锦衣卫更加轻松而且直接地将自己的耳目安插了进去，可以说“胡惟庸案”并没有使基层的锦衣卫们“失业”，相反，通过“胡惟庸案”反而使锦衣卫的网络最终完成了建设，这就像是朱元璋精心修建的一座房屋，“胡惟庸案”让最后的一块瓦安安稳稳地落了下去。
我们回头看去，不难发现，这样紧锣密鼓的工作除了体现出朱元璋过人而缜密的政治手段，同时也说明了明朝特务组织建设的精细和完善。朱元璋像一个雕塑家一样循规蹈矩、步步紧凑地完善着自己对于外廷的掌控，并且通过“胡惟庸案”成功地完成了仪鸾司到锦衣卫的蜕变，将明处的仪鸾司与基层的特务们成功连接在了一起，建立了一支史无前例的、封建时代最强的秘密部队。
3．锦衣卫的天罗地网和严刑酷法
在“胡惟庸案”逐渐被理清的时候，锦衣卫这个明朝政府里特殊的部门终于开始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亲自颁布了锦衣卫成立的诏书，当天，内廷拱卫司的仪鸾司终于脱去了用以伪装的朝服，而换上了专为他们所制作的服装。《明史》中记载道：“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鸾带，佩绣春刀。祭太庙、社稷，则大红便服。”
在这里，我们应该留意一下那个“独”字，它足以说明锦衣卫的待遇和其他同级别官员的待遇是不同的。在锦衣卫正式公开挂牌之后，其工作也逐渐从历史的幕后走到了台前，被明朝的官民们所熟悉和了解。
凡是被锦衣卫怀疑并且掌握到“证据”成为了危及明朝政权的人物，那么就难逃锦衣卫的“诏令”，“诏令”是专属于锦衣卫的用以执行任务的指令，除了是锦衣卫身份的证明，也是皇权的集中体现。
京中核心锦衣卫部门的官员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二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五品，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有法庭和监狱。其中，“经历司”掌文书出入，“镇抚司”掌刑狱，拥有自己的监狱，即“诏狱”。“诏狱”就是锦衣卫用以关押犯人的牢狱，凡是被“诏令”引入“诏狱”的人，从此必然是九死一生的命运，只要走进“诏狱”几乎就是给判了死刑。不管是“诏令”还是“诏狱”，光看那个“诏”字，就体现出了锦衣卫的威严和严酷。在古代，“诏”是只有皇帝才可以有权颁布的，手持着“诏”的意思就是替皇帝行事，也就是并非锦衣卫要查办你，而是皇帝他老人家在查办你了。
此时的锦衣卫已经不再是挖掘胡惟庸党羽们时那蹒跚学步的规模，它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秘密警察组织，在穿着大红蟒衣的锦衣卫们手握着“诏令”耀武扬威的同时，更多的锦衣卫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更加繁忙地工作着。
如果说明朝政权是朱元璋亲手栽种的参天大树的话，朱元璋就是需要锦衣卫成为他手里用来修剪这棵大树的剪子——他必须把影响这棵树生长的多余枝叶都剪掉，用最冷酷、残忍的方法也在所不惜。
所以，锦衣卫们用以维护国家政权的刑法也比其他监狱要严酷得多。《明史》中记载，明朝时锦衣卫的“诏狱”里总共有十八套常用刑具，几乎每一种都是可以让人魂飞魄散的酷刑。在这十八套刑具里，最讲究的莫过于“杖刑”，“杖刑”分三种执行手法：第一种叫做“打着问”，是针对一般案情不是很严重的犯人而言的；第二种叫做“好生打着问”，意思就是要打得重点儿，但是不要打太重，留个活口就成；第三种叫做“好生着实打着问”，就是别管那么多，往死里打吧！最后这一种其实最虚伪，因为打死了还怎么“问”啊！多半都是打死了然后强拉着尸体的手画个押就算了事。
在“杖刑”里，还有一种刑法是最特别的，那就是“廷杖”。“廷杖”就是说在朝廷上直接进行，遇到进谏触怒皇帝或者犯了过失的大臣，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就会命令锦衣卫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直接对犯错的大臣执行“杖刑”。有不少皇帝都觉得“推出午门，秋后问斩”比较好，因为让自己的皇宫大殿溅上血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可是明朝的皇帝们不管这个，特别是朱元璋皇帝，尤其不在乎这些，洪武时的公侯朱文正、朱亮祖，以及重臣工部尚书薛祥等就是直接被“廷杖”打死在了朱元璋大帝的眼皮底下。
虽然“杖刑”名声在外，但是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却不是“杖刑”，下面的几样才真正反映出锦衣卫刑法之残忍：
刷洗：就是在“诏狱”里设置一张铁床，将犯人脱光衣服押上去，不断往犯人身上浇滚烫的开水，趁热再用钉满铁钉的铁刷子在烫过的身体上用力刷洗，一直刷到皮开肉绽露出白骨，只要犯人在疼痛中昏过去就用凉水泼醒，让犯人一直在煎熬中死去。
油煎：锦衣卫的“诏狱”里专门制作有一平方米的大铁盘，在烧热以后，会将犯人放在上面，一直到将犯人活活烧焦。
灌毒药：这是一种无耻而又残酷的刑法，锦衣卫们专门收集毒药灌到犯人嘴里，然后再喂一次解毒药，就这样毒药和解毒药不断地灌给犯人，直到将犯人在无数毒药的折磨中被毒死，整个过程让犯人在死之前感觉到地狱般的恐怖。
站重枷：枷是古代比较常见的一种刑具，但是明朝锦衣卫所用来施刑的枷却与众不同，他们的枷比普通枷要重很多，当然也要大很多，据史料记载，明朝锦衣卫的重枷里最重的有三百斤的大枷。锦衣卫会让戴枷的犯人站立着，不得坐卧，就这样将犯人压死在重枷之下。
据野史记载，除了以上这几样，锦衣卫的十八酷刑中还有剥皮、钩肠等刑法。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去确切地描绘出锦衣卫的“诏狱”中的具体情境，但是仅从目前零星的历史记载中，我们依然可以窥探到锦衣卫那宛如地狱般恐怖阴森的“诏狱”。
当然，看似无懈可击的锦衣卫并不是没有死角，否则朱棣怎么可能在朱元璋尸骨未寒时就举起了“清君侧”的大旗，扑向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应天城呢？当然，这不能称之为锦衣卫的死角，而应该是朱元璋的死角，当朱棣逐渐成长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领时，恐怕只有老年的朱元璋还愿意深信，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可以绝对相信了，只有他的亲生骨肉才能心甘情愿为他的大明帝国鞠躬尽瘁。
在把他的子嗣们驱逐出应天的同时，朱元璋加快了巩固自己政权的脚步。完全成熟的锦衣卫在收拾完文臣之后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该对那些逐渐骄纵起来的武将下手了。而当所有的帝国战将都死亡殆尽，遗留下来的几个也谨慎经营的时候，恃功自骄的蓝玉迅速成为了朱元璋心里的刺。
四、锦衣卫侦办蓝玉案
当是时，将军蓝玉纵马朔漠，控弦十五万，所向披靡，即使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闻其名亦遁退百里。在徐达、常遇春等这些开国将星纷纷陨落之后，忠于太子朱标的蓝玉成为了未来明帝国的军事支柱。但是弱智的政治思维和好大喜功的得意忘形葬送了帝国将星的未来，亲手给朱标父子拔“刺”的朱元璋，也亲手埋葬了朱标父子最后的倚仗，于是当燕王朱棣站在塞北的烈风里眺望应天的时候，应天城里几乎已经没有可用之将。
1．横扫大漠的帝国天骄
锦衣卫的第一次兴覆
在朱元璋开国的功臣里，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有两个人：文臣刘伯温，武将常遇春。前者被认为是诸葛孔明再世，后者则被民间传说为武曲星君下凡。
常遇春的特点是骁勇善战，他以威勇名冠三军。常遇春投靠朱元璋时，正是朱元璋荡平乱世的关键时刻，常遇春的到来让朱元璋的身边多了一名勇猛无匹的将军。常遇春一生经历百战但未尝一败，当年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在常遇春的手下是那么不堪一击，他简直就是专为朱元璋平定天下而生的，在击退元朝统治者后，常遇春就一病不起，结果病逝在凯旋归来的路上。
常遇春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然在为朱元璋作着自己最后的贡献。和蒙古骑兵的常年作战，让他深深明白这支曾经震慑世界的军队的可怕，虽然元朝的统治被推翻，蒙古骑兵被逐到大漠，但是恐怕没有谁比常遇春更明白，蒙古骑兵只要元气不伤，就永远是大明朝最大的威胁，是朱元璋心上的一根刺。因此，更多的能够对抗蒙古骑兵的军事人才的迅速成长，成为常遇春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在常遇春的人才储备方案刚刚在他脑中成熟的时候，一个前途无量的军事天才适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个人就是常遇春的内弟——蓝玉。
蓝玉最开始效力于常遇春的帐下，此后在征战中慢慢成长起来，不断建立战功，很快就升至大都督府佥事。而常遇春的英年早逝、蒙古残余贵族对明朝政权的睥睨、边境少数民族对新生的明朝政府不时的侵扰，这一切都加速了蓝玉这颗明初将星的升起。
洪武十四年秋，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共三十万出征云南。蓝玉在这次征战中表现出色，终于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不过蓝玉真正成长为明朝最出色的将领，还是由于此后对蒙古残余贵族的连续作战。
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楚屯兵金山，屡次侵犯辽东，朱元璋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出征。蓝玉在轻兵突袭庆州的战斗中杀元大将元平章果，擒果来子不兰奚，并且迫使元将纳哈楚降明。对元朝残余势力的初战大捷，让朱元璋开始正视蓝玉的指挥作战能力，于是为了肃清沙漠中的元朝残余势力，在公元1388年，朱元璋委任蓝玉为大将，去征讨脱古思帖木儿。
蓝玉率十五万大军北进，在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大破脱古思帖木儿的军队，脱古思帖木儿带着太子天保奴、知院、丞相数十人等逃往喀拉和林方向，这一次战役，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官员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的印章、图书、兵器、车辆等都被明军俘获。脱古思帖木儿一行在逃亡途中遇到了也速迭儿。他和太子天保奴一起被也速迭儿杀死。只有知院、丞相等几个人逃走，南下投降了明朝。
捕鱼儿海之战是北元贵族遭受到的最大的失败，在此之前如果说元朝骑兵还有着再入中原问鼎天下的希望的话，那么捕鱼儿海之战可以说是完全扑灭了北元贵族仅存的希望。此后在脱古思帖木儿死后，蒙古就陷入了常年的内讧之中，其间虽然有过几次短暂的统一，但始终没有再对明朝政权构成威胁。
捕鱼儿海这一战可以说是蓝玉将自己列入与徐达、常遇春等明朝开国名将同列的一战，经此一战，在开国名将或死伤殆尽、或功成身退之后，蓝玉成为了明朝当时的第一战将。当蓝玉迎着边漠的朔风，情怀激荡地体会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荣耀时，他并不知道，一把冰冷的钢刀已经慢慢地伸向了他。
就是在蓝玉忙于征战大漠的时候，朱元璋的锦衣卫已经在遥远的应天城正式挂牌。蓝玉当然不知道，遥远的应天其实并不遥远，遥远的锦衣卫其实也并不遥远。朱元璋在将北征大将的委任书交到蓝玉手里的同时，也将他的锦衣卫秘密地潜进了蓝玉的军营，虽然身在千里之外的漠北，但是戎武出身的蓝玉并不知道他每天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朱元璋的眼里，而且，朱元璋对他军营里情况的了解，并不逊于蓝玉自己。
在肃清漠北的战斗结束之后，蓝玉开始清点自己的战利品。在这时，他并没有想起常遇春和汤和，没有将战利品在统计之后上报给朱元璋，而是私自将缴获的战利品分发给了自己的手下将领，并私自扣留了数千北元的庄奴假子。“天高皇帝远”，在赫赫战功之下，连蓝玉自己都觉得他有权力拥有这一刻的挥霍与享受。
朱元璋则在捕鱼儿海之战后，给了蓝玉极高的礼遇和评价，甚至把蓝玉的名字和古代战神卫青、李靖的名字放在了一起，还封他为凉国公。自恃功高的蓝玉在这时有些迷失了，一时无两的他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了明朝战将的最高功勋簿上了，飘飘然地觉得自己便是大明王朝的“天之骄子”，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来自朱元璋最史无前例的宠爱，他的待遇已经超越了常遇春、徐达、汤和等所有前辈。
于是，蓝玉并没有和顶头上司朱元璋打招呼就私自侵占了东昌（今山东聊城）的民田，并且还打跑了来视察工作的御史。如果说“侵吞兵马”这样的小活动还能勉强算是小打小闹、假公济私的话，那么到此时蓝玉的所作所为就开始有些嚣张跋扈了，他开始明刀明枪地摇摆起了自己的大尾巴，从朱元璋心目中的“骄傲”变成了让朱元璋寝食不安的“肉中刺”，迅速成为了胡惟庸死后锦衣卫重点关照的对象。
2．锦衣卫的第一战
朱元璋与蓝玉之间矛盾的导火索就出现在蓝玉凯旋归来的路上。从漠北到应天的路上，蓝玉夜经喜峰口，可能是征战日少，守关的将士都有些打瞌睡了，开城门的时候慢了点儿，结果归心似箭的蓝玉大将军没有等守城的将士开门，就直接率兵把城门给炸开了，破关而入。
当然，锦衣卫将这条消息在蓝玉回到应天之前就放到了朱元璋的屏风上，此时朱元璋的耐心终于濒临极限。我们天生多疑的朱元璋皇帝本来就对武将们最不放心了，明朝的开国武将无数，但是纵观明朝的开国众将，也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员战将得以善终而已，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过世得早，沐英则是常年驻守南疆，活得最久、距离朱元璋最近的汤和，则是主动告老还乡之后就不再过问国事，才熬到在七十岁寿终正寝。居功自傲的蓝玉显然没有接受前辈们的教训，他似乎根本无法理解他横扫天下的兄长常遇春为何会惴惴不安地度日。
朱元璋对蓝玉的耐心在逐日减退，这些其他臣子恐怕还不能深刻明白，但是锦衣卫不会不看在眼里。其时锦衣卫刚刚成立，在处理完“胡惟庸案”之后，正在摩拳擦掌地等候明朝政坛又一次的风起云涌。当时的锦衣卫指挥使已经不再是平日里要对臣子们低声下气的仪鸾司小头目，而是手握“诏令”的地狱凶神，新上任的锦衣卫指挥使蒋献，迫不及待地寻找着为功劳簿添上一笔的机会。
自从蓝玉出征漠北以后，他的情报就成为朱元璋最为关心的内容，蒋献自然明白，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皇帝不渴求一个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没有一个皇帝不担心能征善战的武将会“功高盖主”。蒋献自然知道，蓝玉获得的荣誉和赏赐越多，就越能够证明朱元璋对他的猜疑和防范。朱元璋越是担心，事情就越是朝着他担心的方向发展，蓝玉没有成长为又一个常遇春，他的自傲和骄纵让朱元璋把矛头对准了他。
可是，在这里有一个疑点，作为朝中大臣，蓝玉不是不知道胡惟庸这样的前车之鉴，朱元璋的反复无常。如果说在他战功赫赫时，他还可以忘乎所以，但是当征战的热血已经逐渐冷却，到此时他还能感觉不到朱元璋对他的警惕吗？当然不可能，蓝玉为了明朝江山出生入死，更是深受常遇春影响的战将，他怎么可能恃功自傲呢？其实，蓝玉之所以注重在部队里不断培植亲信、违背朱元璋的意志，正是因为他效忠于朱明王朝。
蓝玉与太子朱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太子朱标在位时，蓝玉和朱标的关系很好，经常往来。从漠北回来以后，朱标就请蓝玉到府上，哥俩久别重逢当然就多喝了两杯。借着酒劲，蓝玉对朱标说：“我观察燕王朱棣很久了，这家伙现在言行举止都把自己当皇上似的。而且我认识几个会看相的，都说燕王身上有王者气，所以你得注意点儿。”后来，这事儿就让燕王朱棣给知道了，马上就到朱元璋面前私底下告了蓝玉一状：蓝玉这厮分明是要离间皇族兄弟嘛！
蓝玉不惜得罪燕王朱棣向太子朱标进言，正是奉行了常遇春直言敢谏的作风。当时开国战将已死伤殆尽，手握重兵的人只有应天的蓝玉和驻扎在北方的燕王朱棣，蓝玉在军中擅定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正是为了培植势力，提早防范在朱元璋死后朱棣向朱标发难。可是，对于战争有着敏锐嗅觉的蓝玉，并没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殊不知，暴力机关是国家政权最关键的环节，蓝玉已经在无形之中触动了朱元璋最敏感的神经。
到太子朱标过世，皇太孙朱允炆继太子位，朱元璋召傅友德、冯胜入朝，让他俩兼任太子太师，蓝玉并没有等到朱元璋的驾崩，而是等来了自己的政治危机。
我们设身处地地来看，武夫的抱怨并非是他过于骄傲的表现，而恰恰是他对于自身危机感的宣泄和无奈。他闷闷不乐，但是也知道自己已经骑虎难下了，为了效忠太子朱标，他必须把他的规划继续下去。
蓝玉在与自己的心腹聊天时，仰天长叹说：“他已疑我了！”这句话迅速就传到了蒋献的耳朵里，毫无疑问，这个“他”就是指朱元璋皇帝。在古代，皇帝被称为“万乘之尊”，天底下没有人敢直呼皇帝为“他”，不管蓝玉的这一声叹息是不是酒后失言，但是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欺君之罪。
好了，话说到这里，蒋指挥使已经不用顾虑那么多了，在“胡惟庸案”了结后，登上历史舞台的锦衣卫终于要面临他们的第一次考验了。蓝玉是手握重兵的将军，尤其是战功显赫，在军队里颇有威信。要把蓝玉除掉，必须要铁证如山，让满朝文武心服口服。而且，蓝玉虽然对外经常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但是他很善于笼络人心，军队里很多将官都与蓝玉过从密切。
心思缜密的蒋献并没有在打定主意后就马上对蓝玉出手，而是再次试探了朱元璋的口风。这一次朱元璋的表态让蒋献也深吸了一口气，蓝玉对于燕王朱棣的怀疑和军官的笼络换来的是朱元璋对于武官们集体的反感。朱元璋已经不满足于惩治一个蓝玉，在通过“胡惟庸案”肃清了被朱元璋怀疑的文官之后，他已经下定决心通过蓝玉一案肃清那些危及他政权的将领们了。
蒋献隐隐感觉到，这又是一场血雨腥风！
蓝玉为了巩固朱标、朱允炆的政权时刻准备着与燕王一战，但是他幼稚的政治思维、鱼肉百姓的劣行，让他最终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没有得到“马革裹尸”的英雄结局，蓝玉的最终归宿，反而是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3．武将歼灭战
洪武二十六年的那一天早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与胡惟庸被杀之时的肃杀天气不同，那一天看起来是如此平常无奇。但是在蒋献看来，这将是不寻常的一天，他的锦衣卫指挥使府第外隐秘地站满了很多便衣警察——锦衣卫！他们已经不眠不休地在四周守卫了好几个昼夜，在这些日日夜夜里，蒋献和秘密来到他府上的几个锦衣卫首脑紧张又有条不紊地完成着一件让应天震动的事情——他们把蓝玉的罪状整理成了厚厚一摞文件，这些罪状足以让功勋显赫的蓝玉大将军身败名裂、五马分尸。
但你别因此就觉得锦衣卫都是编造罪状的高手，其实这些在一夜之间整理在一起的罪状，都是锦衣卫在若干年间监视蓝玉所得到的情报，桩桩件件都是可以查证的，可以说，完全都是事实。只不过，锦衣卫们给这些罪状最后下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结论：大将军蓝玉意图谋反。与“欺君之罪”这种有商榷余地的罪名不同，“意图谋反”是实打实的杀头之罪，而且是罪无可恕。
在连夜整理好蓝玉的罪状之后，蒋献并没有休息，即刻准备好车马，以自己锦衣卫指挥使特有的身份，以最为隐秘的方式进入了皇宫面见朱元璋。厚厚一摞揭发大将军蓝玉图谋不轨、意图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设计利用朱元璋藉田时起事的文件放在了朱元璋的面前，蓝玉不遵朱元璋指示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成为他准备谋反起事的最重要依据，蒋献并由此“设计”出了蓝玉与他的心腹们造反的方法与程序，甚至连朱元璋在出耕藉田时蓝玉等人怎么劫持朱元璋，怎么挟天子以令天下的种种状况，全都来了一次犯罪现场实演。可以说，这份文件在正中朱元璋下怀的同时，也给了朱元璋一个向天下臣民们解释的“演讲稿”。
好了，万事俱备，接着，就是朱元璋早就蓄谋已久的——杀！
就这样，曾经追亡逐北、横扫大漠，让蒙古骑兵闻风丧胆的蓝大将军，被锦衣卫们送进了刑部大狱，按照朱元璋的授意，锦衣卫们让蓝玉将军在刑部大狱里随便浅尝了那么两三样简易刑法，蓝玉将军在佩服锦衣卫在发明刑罚方面的天赋的同时，被迫在罪状上画了押。
虽然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在痛快一死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之间，半生征战沙场的蓝大将军还是选择了前者，求仁求义不得，不如图一快！可以让在战场上面对烽火狼烟都不皱一下眉头的蓝玉都低下头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锦衣卫用刑的手法是多么可怕，多么让人毛骨悚然。
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以及将会出现在“蓝玉案”中的大部分名字，有很大一部分都并非来自蓝玉将军的口述，而是锦衣卫们的举报。用一声“杀”当然不能够就这么终结“蓝玉案”，大将不过如此，更何况是他手底下的这帮跟屁虫。和胡惟庸案时一样，朱元璋面对蓝玉一案同样选择的是斩草要除根，凡是蓝玉的手下将领以及和他过从甚密的人，没有别的选择，朱元璋的指示就是一声——杀！绝不能姑息养奸。
先是蓝玉大将军人头落地，一代将星陨落，接着，朱元璋开始把蓝玉的心腹一个一个押上断头台。刑部大狱和锦衣卫的诏狱里走进来一批曾经身份显赫的罪犯，经过拷打和审问之后被押上刑场，接着又会有一批被押了进来。这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屠杀，一批罪犯刚刚屠杀干净，又会有一批人的名字被锦衣卫报上来，业务已经非常熟练的锦衣卫们从高层到边远，将与蓝玉有关的人员名单贴到朱元璋的屏风上。
朱元璋的株连和胡惟庸时如出一辙，而这一次朱元璋的主攻对象，则是连年征战在外的有功战将，这些曾经或与蓝玉并肩战斗或只是过面之交的人，现在是朱元璋心中最痛的刺。
而且，朱元璋还不满足于斩杀这些武将，罪犯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遗传基因这种东西的存在当时还不能被广大学者们所知，但是“虎父无犬子”的古训朱元璋不可能不知道，保不齐蓝玉就有后人学得兵法，把他的大明王朝给连锅端了，到时候把他从棺材里挖出来鞭他的尸可就麻烦了。所以，朱元璋丝毫没有怜悯蓝玉的意思，连一点儿火星都不想给蓝玉留下。
1946年有一些历史学家专门到蓝玉的家乡作了一次调查，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写道：“明朝有蓝国公……朝廷认为有叛意，拘而杀之，其家闻讯亦恐有被杀之虞，俱投入院中井内，现该井仍存。”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当时朱元璋在“蓝玉案”中株连之广，已经超过了“胡惟庸案”。而锦衣卫调查之仔细，搜索之细密，比起“胡惟庸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注定是大明开国功臣们的又一次灭顶之灾，这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几乎使明朝的开国元勋们所剩无几，锦衣卫用手中的“诏令”几乎将明朝的所有能征善战的将领送上了死亡之路。
当明朝的开国上将们的刀逐渐被闲置在兵器库里的时候，锦衣卫这把刀经过“胡惟庸案”的磨砺后终于出鞘，在寒光闪闪中，将明朝的开国名将们尽皆屠杀。当年幼仁慈的朱允炆逼近帝王之位时，年迈的朱元璋觉得自己能留给皇孙最后的遗产，恐怕就只有锦衣卫和这稳如泰山的明朝政权了。
4．将星陨落与王朝危机
当年策马横刀在大漠黄沙的斜阳下长啸狂歌的蓝玉豪情万丈，当年蒙古骑兵横扫天下的传奇还没有泯灭，而还有什么，比破碎一个传奇更让人热血沸腾？他相信自己有资格得到上天的垂青，如果他能够再扶持太子朱标登上皇位，他必将超过徐达、常遇春那些震撼明朝江山的名字，成为实至名归的“明初第一将”。像胡惟庸没有发现异动的仪鸾司一样，蓝玉怎么能相信，开国皇帝朱元璋已经杀红了眼。古往今来，即便是铲除功臣最厉害的汉高祖刘邦，也没有把所有的帮手都杀个干净啊！当蓝玉不得不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时，他也许才终于如梦初醒：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让自己和别人有什么相同。
“蓝玉案”在表面上并没有演变成“胡惟庸案”那样血腥壮烈的场面，在死亡名单上，也没有胡惟庸、李善长这样分量的历史名臣，但是，在这场杀戮中死去的，却是以血泪铺就了明朝开国之路的“中流砥柱”。
朱元璋站在屏风前，看到让他日夜揪心的名字一个一个被揭去，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畅快。这让他想起了在破庙里住的时候，他的身上总是有很多虱子，这时的感觉，就像他在庙里的夜晚捏死那些骚扰他的虱子一样。只是当初他是用自己的双手捏那些虱子，而现在，他有了锦衣卫，他需要做的就是辨别出哪些是需要他捏死的虱子而已，其余的事情就全部交给锦衣卫了。
可以说，通过侦办“蓝玉案”，锦衣卫在洪武时期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当时的锦衣卫得到了朱元璋的完全信任，不断地进入军政部门办案，并且深入基层调查，这使锦衣卫得到了空前的权力，成为当时明朝所有官员闻之色变的魔鬼。
对上面得到了皇帝的充分信任，对下面则震慑满朝文武，锦衣卫通过蓝玉一案完全使自己成为了明朝统治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零件，也可以说正是锦衣卫这一次的表现，对它虽然历尽起伏，却始终存在于明朝历史始末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蓝玉被杀后，被“夷三族”！随后，大批的有功之臣在这场屠杀中被祸及，到最后朱元璋拿到锦衣卫的数据统计时，已经有一万五千多人以“坐党”罪名论处，这起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二大政治案件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蓝狱”。
不惜杀掉这么多人，当然是为了防范于未然，让这两起案件起到“杀一儆百”的效用，朱元璋亲自组织人员编写了《逆臣录》，并且四处散发，供世人唾骂。其实，没有比这一招更狠的了，凡是想投身报国的人，无不想成为流芳百代的功臣，谁愿意遗臭万年啊，朱元璋正是把握住了这些人的心理：你要是来给我朱家王朝做臣子，就得以《逆臣录》上的这帮人为戒，否则我就让你遗臭万年。
当然，这样并没有算完，没过多久，颇有战功的颍国公傅友德就因为奏请给怀远田千亩，搭上了老命。
定远侯王弼感到兔死狗烹的悲哀，不禁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感到担忧，叹了一句：“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这句话当然是被锦衣卫们给一字不差地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没过几天，王弼就奉诏自裁了。
还有如宋国公冯胜，只不过在自己的府第外面“筑稻场，埋甔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说白了就是连年征战鞍马劳累，闲暇时候给自己找点儿乐子，结果却有人打小报告，跟朱元璋说冯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朱元璋让锦衣卫下去调查，事实情况当然并非如此，但是朱元璋因此就对冯胜失去了信任。冯胜虽然在入宫时竭力向朱元璋澄清这件事情，朱元璋也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相信冯胜的清白。但是在回家之后，冯胜就七孔流血、暴病而亡，末了还是莫名其妙地死了。
明初的重要文臣，除刘基以外，李善长、胡惟庸等都死于“胡惟庸案”，“胡惟庸案”历时十几年，株连者三万多人，朱元璋弄了一本《昭示奸党录》；而明初的重要武将，除常遇春、徐达等英年早逝，如蓝玉、傅友德、冯胜等，都死于“蓝玉案”前后，株连者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又弄了一本《逆臣录》出来。相比之下，“胡惟庸案”死亡人数多、延续时间长，被卷入其中的名臣较多，而“蓝玉案”死亡人数要少些、延续时间也较短，卷入其中的名将并不多。
但是不要忘记，“古来征战几人回”，当将军的常年在外征战，而且从古至今将军在历史上留名都不易，而入相的人则容易被历史熟知。而且，“胡惟庸案”时锦衣卫刚刚成立，业务上也不是很熟练，许多时候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而到“蓝玉案”时，锦衣卫已经通过“胡惟庸案”积累了足够的实战经验，所以，“蓝玉案”的准备更加周密和完善，刚开始就如同疾风吹劲草，风卷残云，速战速决。
而在“蓝玉案”的余震里，傅友德、王弼、冯胜等开国名将也受到牵连，先后惨死，由此可以看到锦衣卫的“扫尾工作”依然做得天衣无缝。相信“恶犬好看门”的朱元璋，终于欣喜地看到自己培养出了一条足够凶恶的看门犬。可是在“蓝玉案”之后，在开国的文臣武将们尽皆被杀戮得七七八八之后，达到巅峰的锦衣卫也必定难以逃脱“飞鸟尽，良弓藏”的命运。
处理完“蓝玉案”之后的朱元璋已近古稀之年，而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开国名将们已经死伤殆尽，但是边疆战事已经不用他担心了。他的儿子燕王朱棣“料敌制胜，洞烛万里，威震朔漠”的声名已经被锦衣卫们证实，相信子孙都出力才能维持大明王朝的千秋万载统治的朱元璋如释重负，他终于在明镜里看到自己鬓角上的秋霜，终于在斜阳下听到自己粗钝的呼吸，挥舞着长戟纵横疆场的双手已经颤抖个不停。从乱世豪强们，到蒙古遗贵们，到开国功勋们，该杀的都杀了，在昏暗的宫殿里朱元璋凝视着站立在两旁的锦衣卫，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有一些事他自始至终还是没有办法把握。
五、朱元璋对锦衣卫的限制
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朱元璋梦想着凭借锦衣卫照亮自己的王朝，他看着文雅的朱允炆走上庄严的王朝，以为可以在安逸中睡去了。所以他在长眠之前，将自己用以压制其他朝臣的工具锦衣卫也束缚住了，他做得非常周到，前朝多少君王，有几个能做到像他这样为子孙们着想、把后事料理得这么周到？可是，纷争终归无法避免。而锦衣卫的历史，在冥冥之中注定了必然要经过从巅峰走向蛰伏、到消亡的过程，他们不断浮上历史，又不断沉没，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锦衣卫如此跌宕的命运。
1．锦衣卫初次被限制的真相
在办理“蓝玉案”时，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蓝玉将军是被锦衣卫告发并且拘捕，但是最后被关押的却是刑部大牢而非锦衣卫的“诏狱”，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锦衣卫宁可“借用”刑部的大牢审问犯人，也不使用自己的专用牢房呢？
说到这儿，就需要插叙一段故事。那还是在洪武二十年的时候，当时“胡惟庸案”刚刚尘埃落定。有一天，朱元璋给自己的臣子们发布了一个消息：他将亲自焚烧锦衣卫的所有刑具，欢迎各位朝臣们届时前来观看。
刚刚凭借锦衣卫把胡惟庸和一众谋臣杀了个干干净净，锦衣卫挂牌也就四五年时间，皇上怎么就要取缔锦衣卫的刑狱啊？虽然百思不得其解，百官们还是一起来看焚烧“诏狱”刑具的仪式了，朱元璋面对这群臣百官，让锦衣卫们把“诏狱”里的变态刑具一股脑儿取了出来，堆放在一起。
当时应天城的血腥气还没有散尽，土地里依然泛着微微的死尸味道，朱元璋高举着火把，告诉他的臣子们，他后悔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该不该杀人，为了明朝的千秋万代有谁是不该杀的！他只是觉得“诏狱”里的刑法确实太变态了，毕竟这种爱好不是谁都有的，大部分的臣子们都是知法守法的，心态比较正常，接受不了太刺激的想法。朱元璋非常诚恳地表达了他的歉意，含糊地表示了他不应该放任锦衣卫发明这么变态的刑法，让好多人在担心自己是不是惹恼了万岁爷的同时，还怕自己万一进了“诏狱”会经历怎样的待遇，这样久而久之恐怕就没有人敢来给明朝当公仆了。
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积极的大明王朝，不需要一个梦魇环伺的大明王朝！我们需要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大明王朝，不需要一个人民提心吊胆的大明王朝！在一番让所有朝臣感动得饱含热泪的煽情演讲之后，朱元璋皇帝高高地将手中的火把抛起，点燃了那些充满着恐怖气息的“诏狱”刑具。所有的朝臣都把视线集中在了熊熊火光之中，而朱元璋则开始悄悄环视他的朝臣们，好了，他们似乎真的有些安心了，他们似乎真的感觉到了一点儿轻松感。朱元璋意味深长地暗自笑了笑。
不久，被关押在锦衣卫“诏狱”里的所有犯人，都被转到了刑部的大狱里，朱元璋对外宣称锦衣卫从此以后不再有私自关押犯人的权力了。刑部大牢毕竟是有刑部的人压着，不像原来锦衣卫的“诏狱”，只要把犯人投放进去，任何人都不能过问，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干涉锦衣卫行事。
就这么说吧，关进了刑部大牢，你至少还能通过某些渠道知道犯人在里面的情况，而且刑部的人下手毕竟还知道轻重，不会不经上报刑部的高级官员就直接将犯人折磨死。要是进了“诏狱”，除了皇帝谁都不能够过问，是人是鬼，还是被拆成几块了，除了朱元璋和锦衣卫恐怕没有谁能够知道。
在焚烧刑具以及取缔“诏狱”之后，满朝文武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至少，“诏令”不会再和催命符画上等号了。可是，焚烧刑具、取缔“诏狱”并不等于限制锦衣卫的职权，并不等于让锦衣卫恢复成单纯的仪鸾司，并不等于朱元璋真的准备让锦衣卫“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在这之后，锦衣卫确实“安静”了一段时间，朱元璋似乎也不再急于杀戮开国功臣了。应天城的刀光血影在人们的记忆里渐渐被淡忘了，锦衣卫似乎又沦落成了不务正业的仪鸾司，在好多官员眼里，他们开始觉得锦衣卫似乎就是朱元璋专门为了对付胡惟庸才建立的，毕竟这个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即使是皇帝也会有几分忌惮的吧？所以专门设立个部门对付胡惟庸也说得过去。而随着胡惟庸和李善长的死，锦衣卫又回到了那个无所事事的状态。
有人放松了，就会出现松懈，就会忘乎所以，朱元璋深信只有这样才可以测出臣子们的忠心。果然，日后蓝玉案的案发让朱元璋为自己当日的决定感到庆幸。而臣子们是否忠心，主考官就是在刑具被烧、“诏狱”被取缔之后非常低调的锦衣卫。主考官是锦衣卫，最后出来处理不及格的官员的人当然也是锦衣卫，除了朱元璋亲自经营的锦衣卫，还有谁能得到朱元璋的信赖呢？当年的刘基、李善长不能，如今的满朝文武就更没有人能了。
“胡惟庸案”案发之前，锦衣卫办案主要凭借着仪鸾司这张羊皮，而在锦衣卫走到阳光下以后，朱元璋再想故技重施，就必须要适当地改变锦衣卫的结构，因此，与其把焚烧刑具和取缔“诏狱”说成是欲盖弥彰，不如说是朱元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一条妙计，因此让人们忽视掉锦衣卫，然后那些自觉性不高的臣子们就会放松警惕，有些臣子们就会暴露出自己居功容易自傲的性格，果然，又一个结党营私的典范蓝玉冒出了头来。
于是，到“蓝玉案”案发，锦衣卫又站了出来，这次是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屠杀，几乎是在转瞬之间，朝臣们就发现和自己同朝办公的换了几个人，而有的朝臣则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就被手持诏令的锦衣卫们带走了，随后可能连当天的落日还没有来得及看就脑袋搬家了。
说朱元璋是认识到了“诏狱”里的刑法太变态了，所以才缩减了锦衣卫的权力根本说不过去，别忘了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可比这些个变态刑法要变态多了，一生以用刑出名的朱元璋怎么可能忽然生出这样的恻隐之心呢？
在“胡惟庸案”之后迅速削减锦衣卫的权力，主要应该是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朱元璋的多疑所致，锦衣卫这样的权力确实有膨胀的危险；二就是朱元璋是在为下一次的活动作铺垫，不剔除掉明朝外廷里所有的刺，他怎么放心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交给继承者呢？
2．朱元璋对锦衣卫的限制
朱元璋终于感到应天城的秋天来得越来越早了，“胡惟庸案”后修订的《昭示奸党录》和“蓝玉案”后的《逆臣录》还放置在他的书房里，如今他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经常翻看它们了，锦衣卫提供上来的多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官员们老实多了，更关键的是在朱元璋眼里，能威胁到明朝统治的“硬刺”基本上都已经拔光了。
是什么时候开始又会时常想起戎马征战的日子的呢？朱元璋已经记不得了，他的记忆和他的视力一起开始模糊了。
我们不能不在这里作上述这样的描述，因为他老了，英武如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都不得不面对衰老，朱元璋也逃不掉。人越老的时候，就越会感觉到孤单的可怕，即使是皇帝也不可能不面对死亡的逼近。
他想把自己对死亡和王朝的忧虑向别人倾诉，可他的爱人和兄弟们都已经死去了，他的孙子虽然文弱却有着自己的心思。他感到皇宫的空旷和只属于王者的凄凉，他再次打开《昭示奸党录》和《逆臣录》，已经不再是为了搞下一次的肃清运动，更多的是想弥补一下自己日渐残缺的记忆。那是一堵久经风尘的墙，墙上的蛛丝马迹总是需要暗示才能够想起。
那是多么冗长的两份名单，有些名字朱元璋甚至一点儿记忆都没有，他以为那是他曾经的心腹或者发小，于是他叫来老迈的锦衣卫，让他们告诉他每个名字后面的隐情，到这时他才发现，曾经亲自把一个个名字烙在鬼门关的“生死簿”上的锦衣卫们，对很多名字也陌生得无从说起。这犹如一道晴空闪电，给了朱元璋老人当头一击。
还有什么人让他不放心呢？
开国的功臣多已不在人世，他的皇孙太子朱允炆长于文治，他的儿子燕王朱棣长于武功，还有什么让他放不下心呢？
那就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锦衣卫了！
他怎么可以那么信任锦衣卫呢？连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基、李善长、胡惟庸他都信不过，他怎么能把决定生杀大权这样的事情交给锦衣卫呢？
他们终究是人，不可能是只听命于他的机器，数以万计的罪犯中，有哪些是真正应该死在他的屠刀下，而又有多少是冤魂呢？权力，朱元璋感觉到久违的芒刺感又在背上发作，没有谁可以分享明朝皇家的权力。朱元璋不怕杀错人，“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焉可负我”，他笃信这是古往今来铁一般的成王之道，他怕的是别人来谋取、利用他拼杀来的权力。胡惟庸不行，蓝玉不行，锦衣卫更不行！
当他扫视着跪在两旁的锦衣卫们，他开始害怕了，未来是否有一天，这些人不用看他的眼色就可以对朝中任何一个人掏出“诏令”。他朱元璋在世，或许还可以拥有足够的威信震慑他们，而他那仁厚的孙子朱允炆呢？想到这里，朱元璋陡然惊出了一身冷汗，这真是拔掉了旧刺，却成就了新芒啊！险些就铸成大错，还好，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就颇有“远见”地焚烧掉了锦衣卫的刑具，收缩了他们在军队和牢狱方面的权力。
可是，就这样把锦衣卫一笔抹掉吗？
不可以，不管怎么说，这是他几十年辛苦经营出来的特殊部队，他们终归是他手中对外廷管理最得力的工具，与其把他们抹去，不如把他们捆绑得牢固一些，让他们永远屈服在他的权力之下。于是，在开国功臣被屠戮殆尽、外廷威胁基本上得以肃清的前提下，朱元璋开始有步骤地逐步削弱锦衣卫的职权。
朱元璋因此专门再次申明，从此以后一切案件交由朝廷的三法司审理，内外刑狱公事不再由锦衣卫处理。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但是朱元璋由此却将锦衣卫的职权束缚住了，同时，他不再要求锦衣卫去办理任何案件了，不再像“胡惟庸案”后那样“挂羊头卖狗肉”了，他要实打实地削减锦衣卫的职权。
对于锦衣卫送上来的小报告，他也不再一股脑儿地受理，而是商酌地看，凡是案件都不会一律重办。其实一旦把办案和刑狱的权力从锦衣卫手里摘除掉，只剩下个打小报告的小权力在手里，锦衣卫已经基本上是被关了“禁闭”了。这个时候的锦衣卫，才是真正的“仪鸾司”，除了打打小报告，真正无所事事了，阴暗潮湿的“诏狱”不知不觉也成为了老鼠和蟑螂的乐园。
在晚年，朱元璋更加意识到了自己当初对功臣屠戮的残忍，在临死之时，朱元璋在自己的遗诏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微寒，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在客观评价自己一生的同时，也劝诫自己的继任者千万不能效法他严刑酷法、杀戮功臣的做法。
而善于察言观色的锦衣卫，早已经从这里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用价值在短时间内已经不存在了，幸好他们不是“走狗”，没有面临“烹”的下场，作为朱元璋一手制作出来的“良弓”，他们只是被暂时“藏”了起来。这就像是“胡惟庸案”以后他们短暂的沉默一样。这个王朝缔造了他们，就一定会让他们饱受沉浮。
但是他们不用担心，因为朱元璋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儿子燕王朱棣的野心，人之将死，总是更容易看得透彻些，他更加担心起他年幼的继任者了，所以才有了民间那段“莫击燕，击燕必高飞，高飞上帝畿”的流言，不论朱元璋在他弥留之际是否把这句话告诉给了他的孙子，但是这场夺嫡之争的无可避免，相信他已经预料到了。
当朱元璋看着那些锦衣卫的器具在火焰中熊熊燃烧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虽然湮灭了那些臣子们的逆反之心，却点燃了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心中那不灭的帝王之心，冥冥之中也给了锦衣卫们死灰复燃的机会。
3．锦衣卫的蛰伏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七十一岁，这一年的五月他病倒了，然而即使在重病里他依然坚持处理政务，事必躬亲，在这样支撑了三十天以后，终于平静地死去。
朱元璋去世六天后，被葬于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朱元璋去世不久，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
在临死之时，朱元璋把锦衣卫留给了朱允炆，他觉得锦衣卫对朱允炆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然而，朱允炆不是朱元璋，他天性温和，和他的父亲朱标一样不主张以酷刑维持统治。锦衣卫对于朱允炆来说无异于一件最好的工具，朱元璋深知朱允炆不会像他一样喜好杀戮，对于锦衣卫提交上来的各种情报，朱允炆有他自己的判断标准，可以作出和朱元璋不同的决定。但只要有了锦衣卫，朱允炆就会对他的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清楚和了解，每一个王公臣子的动向，他都能知道。“知己知彼”，这样处理朝政才会事半功倍。
“十年磨一剑”，朱元璋把锦衣卫这柄好剑放在鞘里，就是为了悄悄地过渡给他的皇孙，等到朱允炆拔剑出鞘，再有野心的王侯臣子们恐怕都会慑于它的威寒和血腥。
拔掉了所有会威胁明朝统治的刺，还留下了最得力的工具给自己的继承者，朱元璋觉得自古以来的帝王，在传嫡时能做得这么几近“完美”的恐怕没有几个。他心忧燕王谋反，但是他相信有了锦衣卫的朱允炆完全可以把握住朱棣的一举一动，他的儿子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斗得过他老谋深算的父亲。
还有些不放心的朱元璋，在临终之前又颁布了一条法令：“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
在明处，朱元璋有诸多法令令行禁止，这些律法经过朱元璋这些年的不断完善，他自认基本上事无巨细几乎都可以做到有法可依了；在暗处，朱元璋为他的皇孙组建了堪称世界上最完美的秘密队伍锦衣卫，锦衣卫的强大足以让这个王国的每一个气孔的动静他的皇孙都可以知晓。
可是，当朱元璋的继承者朱允炆登上皇位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和朱元璋所预想的却大不相同。由于开国的功臣大多已经被朱元璋除去，朝中文臣武将几乎已经没有可用之人，而由于锦衣卫这样秘密特工的存在，朝中的臣子们人人自危，甚至都不敢直言进谏。另外，燕王在朱元璋去世以后更加肆无忌惮，不断招兵买马，大有窥伺王位的架势。
内忧外患，让朱允炆登上皇位以后更加不知所措了。
锦衣卫是朱元璋一手组建的队伍，正是因为锦衣卫的存在，使满朝臣子担惊受怕，不敢贸然直谏。给皇上当差赚不了几个银子，还得担心说话办事一不小心就要搭上哥们儿弟兄的脑袋，这哪是当官啊，这简直是玩命！
朱允炆担心长此以往，天底下会没有人想来给自己当臣子，到时候自己如果成了光杆儿司令，那就成了千古笑谈了。因而朱允炆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朱元璋留给自己的“宝剑”锦衣卫真正来个“刀枪入库”。朱允炆当着所有臣子的面，阐明了自己和已过世的太祖朱元璋是不同的，他体恤下臣，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臣子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不只是说说，而是实打实地闲置起了锦衣卫，使那些曾经在朱元璋手下的爪牙们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这时当然已经不是朱元璋初打江山时的纷扰乱世，但是明朝的统治远还没有到稳如泰山的时候，朱元璋当然不知道，他对于开国功臣的大肆杀戮，并没有把身后的明朝江山导入稳定，反而是让明朝政权未来的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身在边疆的燕王手握重兵，早已逾越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尤其他能征善战，朱标刚刚过世时他就在皇位继承者的候选人中呼声极高。有道是“一山不能容二虎”，明朝的臣民们恐怕十有八九都清楚，朱允炆和朱棣这两只老虎总有一天会掐起来的。
锦衣卫默然接受了悄然到来的事业低谷，从历史的舞台上退了下来，那些被安排在遥远的地方整日命悬一线而又忙碌奔波的特工们，忽然就这么安静了下来。他们又化身为普通人中的一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作为锦衣卫的身份似乎伴随着开国皇帝的驾崩而消失了，他们似乎被历史抛弃了，被新皇帝朱允炆遗忘了。
可那些舍生忘死的呐喊还在他们的耳朵里回荡，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里那些倒下的尸体和流淌的鲜血还在他们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朱元璋为了给这些锦衣卫根植下铁血的灵魂用了数十年的光阴，相比之下，那些野史里儿女情长的传奇渲染是多么苍白和单薄。
王朝的领导者朱元璋所持有的手段和魄力足够让一个王朝震颤，所有埋伏在王朝各个地方的耳目们都被他的一举一动指引着，在那个王者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苍生命运的时代里，作为“死士”早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无奈而决绝地交给了自己的支配者。
所有的锦衣卫都没有办法像平常人一样，说放下就能够放下从前的身份，他们只能痛苦地生活着，在投身现实的同时，又不得不为随时会到来的新的任务而保持高度的警惕。王者的变化无常自古有之，即使是温和的朱允炆也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不管是朝中还是隐匿在基层的锦衣卫，都在惶恐地猜测着新主子的心思，这样日复一日地迎来翌日的朝阳。
旧的阴云刚刚散去，新的阴云又遍布天空，锦衣卫在这个时刻之所以被臣子们淡忘，是因为朱允炆和朱棣的角力已经开始。
4．边缘化的“秘密警察”
不可一世的锦衣卫不再是人人敬畏的讨命恶魔了，在朱元璋去世到朱允炆执政这短暂的时期里，他们迅速没落了，成为朝中最被人漠视的群体。锦衣卫指挥使又重新成为对每个王侯大臣都要点头哈腰的小人物，除了担当朱允炆的护卫，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忙碌和凶残了，他们没有了本钱，成为了后宫庭院里那沉默的大多数。
没有大臣在深更半夜睡不着觉担心锦衣卫拿着“诏令”来凶神恶煞地敲门了，朝廷官员的亲戚们也不再因为一听说自己家族里有人去朝廷任职就马上去棺材铺里挑木料了。可以说，锦衣卫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露面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如一颗流星般迅速从明朝的天空中划过，陷入了沉寂。
明朝建国之初，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出于维护国家政权的考虑，利用锦衣卫这样的秘密机构对威胁统治的功臣名将们进行了大范围的监视和杀戮。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锦衣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时时担心大权旁落，朱元璋在建国后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都进行了改造，集大权于一身。可以说，朱元璋每天都在废寝忘食地辛勤工作，这让他没有办法分心去做太多监视外廷动向的事情，因此，锦衣卫的出现，首先是分担了朱元璋的工作。
朱元璋并不是一个非常懂得科学办事的皇帝，据著名学者吴晗先生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共收内外诸司奏折一千六百六十件，计有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也就是说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折，处理四百多件事。也就是说，朱元璋皇帝虽然设了很多个部门，但是这些部门里所有的事不论巨细都是他拍板说了算，这样做事倒是让臣子们节省了力气，但是却使他每天都得超负荷工作。
大概正是批阅奏折激发了朱元璋的灵感，所以锦衣卫应运而生，锦衣卫每天要做的事情，也是递折子，臣子们递的是外廷事务的折子，锦衣卫递的就是臣子们的折子。说到这里有个故事，说是有个叫钱宰的人被征编《孟子节文》，散朝回家以后吟了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五更朝罢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刚上朝，朱元璋就找他谈话：“先生您昨天回家时候作的那首诗不错啊！不过我并没有嫌迟，把那个‘嫌’字改成‘忧’字怎么样啊？”钱宰一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磕头谢罪。如果没有锦衣卫，朱元璋就是有三头六臂，恐怕也忙不过来对臣子们有如此耐心而细致的观察。
到“蓝玉案”后，朱元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需要利用锦衣卫进行专制统治了，于是他在晚年开始实行比较怀柔的施政手段。史书上记载说，朱元璋晚年让皇太孙朱允炆协助他处理部分政务，朱允炆“尝请于太祖，遍孝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说明朱元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唱了一阵白脸后，也开始有意地唱红脸了。他是开国之君，而他希望自己的继承者能够顺利守住自己的家业，成为一个守成之君。
作为守成之君，首先需要的就是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锦衣卫这种高压式的国家暴力机构理所应当就被“打入冷宫”了。但是燕王朱棣让朱元璋最终没有取缔锦衣卫，王朝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时刻注意每一股不安分的火焰，并且及时将那些威胁到王朝根基的火苗扑灭，作为“消防队员”的锦衣卫自然不能缺少。
但是朱允炆终究不是守成之君，因为元朝的守旧势力仍然在漠北虎视眈眈，他的叔叔朱棣也在窥伺王位，所以，过早地实行怀柔政策反而给了朱棣喘息与壮大的机会。后来的“靖难之役”，本来正适合锦衣卫大显身手，如果朱允炆能够给锦衣卫机会，锦衣卫存在于历史上的另一个价值就会及早显现出来：通过锦衣卫掌握充足的情报，能够料敌先机，就不会在作战中那么被动和慌乱。
作为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特殊机构，在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后，锦衣卫就相当于被架空的皮囊，没有一点儿用武之地。而朱允炆天生的性格缺陷，使他在与朱棣的明争暗斗中不断占据主动，又不断陷于被动；不断掌握战局，又不断错失良机。
当然，朱允炆对锦衣卫的排斥也有很多其他原因。当时围绕在朱允炆身边出谋划策的是以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为首的文官集团，而在朱元璋执政期间，正是锦衣卫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杀戮了大批文官，所以文官集团素来对锦衣卫就有着排斥甚至是憎恶的心理，这就注定了在朱允炆执政期间，锦衣卫始终无法得到重用。
另一方面，是朱允炆与锦衣卫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也是朱明王朝建国后的第三代与开国皇帝朱元璋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文官政治与武官政治的矛盾。这在多年以后，朱棣给锦衣卫带来了第二次的兴盛，而朱高炽和朱瞻基执政时期对待锦衣卫的冷淡态度上得到了印证。
朱元璋的杀戮并没有给朱明王朝带来安定统一的开端，此后朱棣的高压统治也同时证明，国家的统治绝不能够依靠暴力机关或依靠暴力手段，人才的储备对于一个王朝的崛起和延续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锦衣卫成为明朝初期统治者们的利器的同时，在处理外廷事务上对锦衣卫的依赖，成为朱明王朝这座“千里之堤”上的第一个“蚁穴”。
当然，也不能因为在明朝初期滋生了锦衣卫这样的“毒瘤”，就一概抹杀建文帝和朱高炽父子的功劳，在明帝国的发育阶段，这些人是作出过非常重大的贡献的。至少，他们都曾经在对于锦衣卫的使用上有过约束，但是他们最终没有办法取缔锦衣卫，甚至于将之真正束之高阁。
朱元璋的高压政治迫使建文帝在执政之初，在面对人才严重匮乏，而自己的几位叔叔又个个虎视眈眈的境地时，使用怀柔政策，冷处理锦衣卫，这其实就是为了巩固政权和聚集人才；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和孙子朱瞻基面临的问题也有些类似，众所周知，为了帝位的明争暗斗，让朱高炽集团的大部分文臣都被朱棣关进了牢狱，而朱高煦也始终关心着北京的一举一动。内忧外患，而两相对比之下，几乎完全搁置了锦衣卫的建文帝最终兵败，失去了帝位，而掌握着锦衣卫的朱瞻基则轻易就把朱高煦准备模仿“靖难”的举措扼杀在了摇篮里。所谓实践出真知，两相对比，看来还是留着锦衣卫事半功倍。
可以说，锦衣卫第一次的兴覆史伴随着的就是明初立国阶段朱元璋的大清洗，以及朱允炆怀柔执政的开始；而伴随着锦衣卫第二次兴覆史的大幕拉开，则是朱允炆的败北和朱棣的胜利，朱明王朝第二次开拓史和专制阶段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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