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锦衣卫的第二次兴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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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澜壮阔的明帝国走向了它的另一个时期,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城意欲展开朱明政权新的一页,锦衣卫在北京城开始了他们最传奇、最跌宕的历史阶段,这是他们第二次的崛起,他们将伴随着明王朝一起沐浴荣耀和辉煌,一起咀嚼苦难和荒诞。

    大量出现的宦官掌权,是明王朝一条独特的风景线,偏执的统治者对于宦官的宠信让外廷的秩序不断遭到破坏,明朝的统治系统不止一次地受到打击。但是,这个时候第一个破坏明朝统治秩序的正是锦衣卫,在宦官的阴影下沦为配角的锦衣卫却在并不自知地扮演着一个掘墓人的角色。

    他们开启了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好的时代,也开启了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坏的时代。

    一、明成祖重用锦衣卫

    铁马兵戎的成功背后,是温顺的朱允炆留给朱棣的难题,没有什么比用强权的方式抹去朱允炆那道烙印更好的了。流落江湖的建文帝万万没有想到,正是那些被他边缘化的锦衣卫,将他的一个一个旧臣拉了出来,推向了死亡的深谷。这是锦衣卫的第二次兴起,朱棣要像他的父亲一样,用血肉构建出一个新的大明王朝。但是朱棣要让天下人明白的是,这是朱棣的明帝国,而不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明帝国。

    1.锦衣卫的第二次崛起

    就在锦衣卫被朱允炆边缘化的这段时间里,明朝经历了它开国以来最惊心动魄的日子,朱元璋生前没有预料到的事件还是发生了。想让他的子孙团结起来维护明朝统治的朱元璋,最终没有看到文臣武将们犯上作乱,得到的却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血肉相残、兵戈相向的结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刚刚驾崩不久,盘踞在明朝江山上的两只老虎——朱允炆和朱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角力。在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朱允炆率先发难了,他接受了黄子澄、齐泰的建议开始削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周王、泯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实力最雄厚的燕王朱棣迅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但是收敛锋芒的燕王朱棣并不急于动手,他假借生病为名在暗中招兵买马,扩充军备。

    就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命部下张玉率兵夜攻夺九门,随后控制北平防务。他谕令将士披坚执锐、待战出征,以诛黄子澄、齐泰为名兴师而起,废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同时上书朝廷,声称自己乃是根据《祖训》中的“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并非无凭无据就兴“不义之师”。从此开始,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开始了。

    直到朱棣在“临江一决,不复反顾”的呐喊里,头也不回地诀别般杀向战场后,在建文四年(1402年),在经过无数场浴血奋战,连续折损多名将领之后,朱棣的军队才攻克扬州、强渡长江,随着李景隆在南京金川门外将王都门户拱手让与马背上的燕王朱棣,才结束了这场朱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漫长争斗。接着,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燕王朱棣取而代之,成为朱明王朝王位的新一代继承人。

    与温文尔雅的建文帝朱允炆相比,这位坐在马背上取得天下的永乐皇帝堪称完全继承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遗传细胞,几乎就可以说是“朱元璋二世”。

    虽然是马背上出身,看起来五大三粗、粗莽有余,但是一进了应天城,朱棣就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当然,原来跟着建文帝的那帮文臣其实没有几个服朱棣这个莽汉的,即使有的表面上服从,私底下也对朱棣有意见。这个时候,被建文帝抛弃的锦衣卫立刻就成了朱棣最牵挂的“武器”。

    朱棣二十一岁离开应天的鸟语花香,毅然远赴塞北接受风雪和征战的考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朱棣就注定是个勇夫。作为最得朱元璋倚重的藩王之一,朱棣对于锦衣卫早就有过深刻的了解,早在他还没有到北平之际,他就已经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的暴风骤雨中领会到了锦衣卫的厉害。到达北平后,朱棣一直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朱棣最忌惮的人莫过于他的父亲朱元璋。而要躲过朱元璋的监控,就必须要躲过无处不在的锦衣卫。

    幸运的是,朱元璋对于自己骨肉的信任和对于开国功臣的杀戮给了朱棣在北平足够的空间,而建文帝对锦衣卫的冷处理又给了朱棣更自由的发展壮大的空间。

    当初,锦衣卫的可怕让朱棣在北平时坐立不安,诚惶诚恐,如今,君临天下,朱棣到应天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锦衣卫。这个时候的很多大臣们都还沉浸在朱允炆温和政策的余波里,他们早就模糊了大明朝还曾有过锦衣卫这种东西,他们以为朱棣只是个武夫,却不知道这个他们眼中的武夫已经坐在自己的御书房里,学习着“锦衣卫管理方略”。

    那个长期无所事事的锦衣卫指挥使被朱棣传唤进了皇宫,如同许多年前他的前辈们面对威严的明太祖朱元璋时一样,朱棣的声威同样让他心惊胆战。在对于锦衣卫的管理上,朱棣几乎将朱元璋所有的经验都融会贯通,他照搬了朱元璋对于锦衣卫的所有管理方法,他像他的父亲一样,笃信暴力能够解决一切。

    他历经大小数百战,四年的“靖难之役”让明朝的名将们均败北于他的长戟之下,他搞不明白的是那些执拗的文臣们,他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却最难臣服。既然如此,就杀一儆百,朱棣深信,正如他父亲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杀不干净的乱臣贼子。

    紧接着,锦衣卫红红火火地开工了,长期被老鼠和蟑螂霸占的“诏狱”大牢被重新收拾了一下,十八样新打造的刑具也被重新抬了进去,身穿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又出现在熟悉的岗位上,朱棣不需要满屏风的小纸条,锦衣卫指挥使每天都会按时把厚厚的一摞情报亲自交到朱棣手里,这下,朝中上上下下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朱元璋的才略确实让朱棣折服,单就他亲自创建的锦衣卫之缜密、完善,就让朱棣自愧弗如,但是同样流淌着朱明王族血液的朱棣也并不甘心就吃着朱元璋留给他的老本,经过对锦衣卫更深入的熟悉和了解后,朱棣革新了朱元璋创建的锦衣卫,使朱棣时代的锦衣卫更加成熟和稳健。

    由于朱棣是凭借武力取得政权,所以朱棣在管理上完全摒弃了建文帝的怀柔政策,在他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削弱诸藩势力,强化皇权,利用锦衣卫构建起了更加高压的政治手段。首先,朱棣必须将建文帝的旧臣们屠戮干净,因为他以武力取得天下,就更加担心有叛乱之心的人,更何况建文帝下落不明,对于他的威胁依然存在。

    其次,虽然他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但毕竟建文帝才是朱元璋钦点的继承人,朱棣必须想方设法堵住悠悠之口。在朱棣执政初期,锦衣卫确实帮助他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将建文帝的旧臣们屠戮了个干净,但是也预示了朱棣执政期间必然会形成“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的恶劣社会图景。

    2.朱棣经营锦衣卫

    锦衣卫在被朱棣重新推上历史舞台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朱棣的政治反动派,以及宣传他即位的合法性。有道是“名正”才能“言顺”,名不正言怎么能顺呢?但是如果在名尚不能正的时候,就有一堆人大进逆言,那可就更难以“言顺”了。所以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掉朱棣的政治反对派。

    朱棣在“靖难之役”起兵之际,他的口号就是遵《祖训》、清君侧,一旦君临天下,第一批被推上刑场的当然是建文帝身边那些主张“削藩”的文臣了。在朱棣“公布”的奸党名单中,也不过只有黄子澄、齐泰等二十九人。

    但是古时候可不讲究什么“坦白从宽”啊,一旦沦为政治犯,那可不是杀个把人就能够平息的啊!凡是触及到王室斗争的政治犯,大部分是要被诛九族的,这九族之内的人口,那就得翻着家谱或者族谱来查了,如果是穷人家没有那种高级货,就得锦衣卫出马去查了,把他们九族的亲属都查齐全了,拉出来一起杀!到了这会儿你可别说你跟该政治犯多少多少年不来往了,人家只认你的血缘关系,才不管你们俩感情如何。要不锦衣卫诛蓝玉家的九族的时候,蓝玉老家的亲戚们都往井底下藏呢,株连的事那可是说不准的。

    不过要是在前朝,想诛个九族也不容易,皇上还得让地方官员现查,尤其是家庭条件比较艰苦、住得比较偏远的罪犯,要把他的九族查明白可不容易。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唐朝大诗人李白,他的出身就很复杂,据说都出国了,幸亏李大诗人当时犯的错不够掉脑袋,否则那兵荒马乱的要追查他老人家的九族亲属,还真让唐朝的地方官吏们有一阵忙活的。可要是在明朝,这就没有多大问题了,因为有锦衣卫嘛,朝廷里哪个官员的家庭背景不知道啊!只要下去那么一问,连他三舅姥爷是谁都能马上知道。

    就是因为诛九族实在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了,所以在朱棣执政期间干了一件千古未有的事儿——诛十族。而这位不幸被选中成为主角的人士名叫方孝孺,是明朝初年一位非常有知名度和权威性的政治家。

    在攻下南京后不久,朱棣找来方孝孺命令他起草登基诏书,没有想到方孝孺誓死不从,恼羞成怒的朱棣就以诛九族相威胁,可方孝孺居然说即使诛十族也不写。这下朱棣可真气坏了,马上找来锦衣卫指挥使,说这老小子居然说他诛十族也不怕,你就把他十族之内的全给我抓来。锦衣卫在朱棣一声令下后马上出动了,这可是多年以后他们又一次执行任务,如果换做别的朝代,执行任务的官吏们一定得使出浑身解数,可这对于锦衣卫来说简直就是牛刀小试而已,不用两三天,方孝孺的十族名单就放在朱棣面前了。那就行动吧!寒光森然的“诏令”再现人间,不管是方孝孺的兄弟姑嫂远房亲戚,还是他的左邻右舍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全都被抓了起来,推向刑场。

    原本想以此摧毁方孝孺的意志,没有想到老方家个个都是硬骨头,方孝孺的弟弟方孝友看到哥哥目睹亲人被杀难受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还作了首诗安慰方孝孺,“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就是说老哥你可别难受,咱们虽然死了但是可以流芳百世,也算是赚了。

    后来朱棣把方孝孺也给杀了,杀了方孝孺以后,朱棣发现事儿搞得确实有些大——方孝孺人家是个忠臣啊,怎么说也算是个正面典型啊,这一来就无形中把他塑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偶像了!朱棣就又命令锦衣卫去追查那些私藏方孝孺文章的人,找到就格杀勿论。但是到明中叶以后,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还是一印再印,不少人因为敬重方孝孺的节气而喜欢他的文章。当然,要是没有锦衣卫的追查,估计朱棣这边杀方孝孺,那边他的文集就开始小范围流传了,也不用等到明朝中叶了。这么说并非是说锦衣卫多么无能,毕竟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有把东周列国典籍烧个干净,更不要说锦衣卫了,锦衣卫再厉害也不可能真的成了天罗地网嘛!

    这一次对建文帝旧臣的屠杀,也让锦衣卫开了一次眼界。锦衣卫“诏狱”里的十八样刑具那是“前无古人”的变态啊,不少多年征战沙场、出生入死的将军们都被折磨得做了假供,但是这帮平常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却毫不惧怕这些刑具,而且不论被折磨成什么样了,都依然能把朱棣骂个狗血喷头,毫不嘴软。

    铁铉在战场上曾让朱棣吃了不少亏,朱棣也一直觉得铁铉确实是个人才。可朱棣攻下南京,铁铉沦为阶下囚之后,铁铉就天天跟朱棣唱对台戏。朱棣气得命人把铁铉的耳朵割了,铁铉反而骂得更加凶。朱棣又让人割了铁铉的肉,烧熟了,塞到铁铉嘴里硬让他咽下去,朱棣问他是否好吃,哪知道铁铉反而大声地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到咽下生命的最后一口气都一直对朱棣骂个不停。

    也正是这些人的出现,使锦衣卫的“诏狱”不再像传说中那么恐怖和可怕,让魔鬼般的锦衣卫们也感觉到了震撼。在变态的刑具面前,那些软弱无力的文臣们用自己的意志和气节击垮了锦衣卫的酷刑,让夺得江山的朱棣戴上了一生卸不去的枷锁。

    两相对比,难道那些从前效忠朱元璋和建文帝的锦衣卫就这么快倒戈了吗?当然不可能,朱元璋留给建文帝朱允炆的当然是一支足以信赖的锦衣卫,但是朱棣既然深得朱元璋锦衣卫管理的真谛,在他手里重新站立起来的锦衣卫当然已经不是朱元璋的锦衣卫,而是他朱棣的锦衣卫了,锦衣卫的新陈代谢就在对建文帝旧臣的屠杀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朱棣相信,这才是真正身处乱世的王者之道。

    3.真正的地狱来客

    朱棣要完成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掌握,就必须抹去建文帝对于明朝政坛的影响。所有的建文旧臣,只要敢对他有丝毫不敬,二话不说,手起刀落。

    要除去建文帝的影响,就要在各个环节上都下手,当然不能抛开距离皇帝最近的锦衣卫。扬威立信,这是个残酷而又野蛮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朱棣艰苦地完成了对明朝的“换血”,接着,他就不再留有任何对于风景旖旎的江南的眷恋了,他要将自己的王城搬迁到自己的“龙兴之地”——豪壮广袤的北京城去,蒙古人曾经以那里为都,纵横驰骋近百年,“四海归一”。一心要超越自己的父亲,将明朝带入盛世的朱棣,豪情万丈地要立足北京然后“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

    在永乐十五年,在经过仔细考察后朱棣决定正式迁都,而在迁都之前,朱棣派出的先头部队正是锦衣卫。而锦衣卫的目的地并非北京城,而是距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卫。朱棣让锦衣卫先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朝廷正式迁都之前首先将锦衣卫部署到京津地区,从而在迁都之后组成大的监视网络。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考察新都环境的需要。前面已经说过,北京原是元朝的都城,这里因为近邻塞外,民风粗犷,与风景旖旎的南国完全不同。自从建文元年起兵到永乐十五年决定迁都,朱棣已经离开那里将近二十年,二十年时光荏苒,有多少世事变迁啊!如今要将大明朝的命脉放到那里,不考察个透透彻彻的,朱棣怎么能轻举妄动。

    天津卫设立于永乐二年(1404年),到永乐十五年时尚未建成,锦衣卫的先头部队到达天津卫后,就将锦衣卫的官衙设立在现在天津的狮子林桥望海楼附近。到达天津卫以后,锦衣卫们就在锦衣卫指挥使的指挥下开始了在京津地区的活动,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和肃清工作以后,锦衣卫将威胁到迁都以后王都治理的所有不安定因素全部消灭。锦衣卫无疑又一次漂亮地完成了任务,朱棣看到锦衣卫报上来的成果后非常高兴,嘉奖了锦衣卫一番就正式迁都。

    其实,在促成朱棣最终迁都的诸多因素里,也有一些比较主观的因素,比如朱棣也难免会觉得应天城里的血腥味太重了。作为一个在战场上久经生死考验的人,朱棣对于血腥味本来就非常敏感。不管是近在眼前的朝堂宫阙,还是远到中华门外的雨花台,无不弥漫着久久散不去的腥风和血气。索性搬得远了,还能离这些血腥气远些。

    当然,你可别以为这是永乐大帝真的想让自己的臣子们“永远欢乐”,也不是说他离开应天以后就不会杀人了,那是不可能的,“欲加之罪”还“何患无词”呢,迁个都可不是小事,总得编几个理由抚慰一下走不动路,担心不适应北方气候的臣子们和不再享受王都荣耀的应天城人民们。其实不管一千个理由还是一万个理由,从朱棣的脚踏上北京的土地开始,他反正是回到自己的老巢了。

    回到北京以后,朱棣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范围地扩充锦衣卫。

    众所周知,在朱元璋时期其实锦衣卫就已经有了常驻外地的基层机关,但是在朱元璋时期,其主要的作用是监控边缘的外廷官员,所以下放到基层的锦衣卫数量以及覆盖面都不是很大。到了朱棣时代就不一样了,那帮棘手的建文帝的文臣们让他知道了,绝不能对那些看似软弱的人心慈手软。所以朱棣开始大批量地、井然有序地加派锦衣卫驻地方的分支特务机构。

    因此,到这时,朱棣时代的锦衣卫已基本形成。朱棣时代的锦衣卫有别于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朱棣时代的锦衣卫监控体系更加严密和庞大。朱棣的锦衣卫不再是单纯对朝廷官员的监控,而是对于整个明朝国家的监控,从中央到地方立体式的特务体系才是朱棣需要的。

    朱棣时代的锦衣卫共分为三大部分:一是驻京师的,二是驻地方的,三是临时向外派遣的机动团队。在这三部分中,数量最多的就是驻地方的,朱棣按部就班地将大量的锦衣卫人才输送到各地方的岗位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织就了一张特务网,到后来全国各省及重要城镇里几乎遍布锦衣卫。明暗交错,防不胜防。他们的主要工作早已经从监控外廷,变成了替皇帝监视该地的官吏及军民动态。

    在时隔多年之后,锦衣卫终于在新主人的管理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并且手握重权,再一次步及他们事业的巅峰。

    朱棣出于对锦衣卫的信任,给了锦衣卫足够的权限,在得到这些权限之后,锦衣卫们开始被膨胀的权欲所操纵。锦衣卫在完成了特务网络的铺设后,就开始按照朱棣的授意到处收集官吏军民动态的情报了,凡是有一点对朱棣不利的言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当地的官吏更不敢随便过问他们的事情。而且不管是官吏还是老百姓,只要胆敢流露出对他们的不满,就有可能被抓去受刑,一旦被抓进了“诏狱”,把那十来样变态刑罚过个一两遍,你就算侥幸不死,也让你落个残疾或者精神崩溃。

    而除此之外,一个男人的到来真正让朱棣时代的锦衣卫蜕化为了“恶魔”的代言人,这个人就是恶魔纪纲!

    可以说,正是纪纲的出现,让锦衣卫走向了整个明朝历史中最显著的舞台,被后世的很多人所牢记;也正是纪纲,让锦衣卫这种高度集中的皇权衍生出的产物走向了盛极而衰的宿命轨道。在纪纲出现在锦衣卫的历史里之后,锦衣卫不再拥有动辄把几万人推进死亡深渊的宏伟举措了,但是却加深了世人对锦衣卫的冷血与凶残的认识。

    二、恶魔纪纲与解缙之死

    许多年以后,后人们评价起当年两个人的相逢,都颇有些玩味的意思:一个是生性不羁、文采飞扬的内阁名士;一个却是包藏祸心、杀人如麻的刑狱恶魔。但是两个人在不见天日的“诏狱”里偏偏有着温暖而又无限感慨的相处时光。最后,在那皑皑白雪的覆盖下,当纪纲为解缙吟唱起死亡的挽歌,谁都不能不欷歔一声:这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居然也会为这一介书生选择如此浪漫独到的死法。

    1.纪纲的春天

    被永乐的臣民们视为从地狱而来的纪纲,可以说是一手将锦衣卫带上了新的巅峰,也一手把锦衣卫送入了深渊。

    朱棣以“靖难”起兵,在攻破南京,登上帝位之后大封“靖难之役”的功臣,纪纲就是在那时坐上了锦衣卫的头把交椅。纪纲自幼习武,尤其擅长骑马射箭,武艺超群。但是纪纲并非一般的武夫,如果只是个单纯的武夫,那他顶多是个一根筋的杀人狂,也不会有他日后的成就。纪纲其实是个“文武全才”,他还是诸生出身,学过几天诗书,后来是因为在学校散播歪理邪说,被老师一怒之下给踢出了门。“流氓会武术,挡也挡不住”,更何况这个流氓不仅会武术还懂文化,这可就更了不得了。

    建文二年,朱棣率领大军与建文帝的五十万大军激战于德州,结果建文帝的军队大败,朱棣挥师南下攻破德州。这一战朱棣取得了巨大胜利,山东豪杰一时俱臣服于他的声威之下。踌躇满志的纪纲得知此事后,就去找自己的同乡穆肃,说当今天下已经没有骁勇之将堪与燕王一争,燕王攻破南京八成只是时间问题,咱们如果投靠他,日后必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于是,二人就趁着朱棣在临邑路过宿安店时前去投军。

    纪纲天生胆略过人,他看准了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朱棣,就直接跑去冒死扣住朱棣的坐骑,请求自愿跟随朱棣,为之效命。要知道,朱棣的马可是千里良驹啊,不仅能奔跑万里,而且身材高大、力健体壮,纪纲居然能徒手扣住它,可见臂力过人、武艺不凡。燕王朱棣本来就喜欢有勇有谋的人,后来又发现纪纲这小子不仅一身的本事,而且还弓马娴熟。要知道,古时候没有空军,又会陆战又会弓马的本领,那就是能胜任两个兵种的工作,尤其此时正值两军交战之际,最紧要的当然就是人才。朱棣当即就把纪纲留下来,作为自己的亲兵。当了亲兵以后,朱棣发现纪纲还懂那么点儿文化,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因此对纪纲更加宠信。

    在跟随朱棣浴血沙场的日子里,纪纲鞍前马后、不辞辛劳,总算在朱棣通向南京王位的道路上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朱棣眼中的纪纲,既是个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还是个不可多得的对他忠心耿耿的奴仆。因此,当朱棣面临重新整合锦衣卫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纪纲,在朱棣眼中已经没有人能够比纪纲更胜任这个位置了。到迁都之前,朱棣派出锦衣卫作为先头部队,看重的除了锦衣卫的办事能力,当然也是出于对纪纲的信任。

    而纪纲本人,虽出身行伍而有些桀骜难驯,但是因为曾为诸生,所以对国家的政治多少有些了解,再加上他心机本就要比别人重,花样层出不穷,经过长期的接触对朱棣的性情也拿捏得准,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了朱棣的信任。不久,纪纲又被提拔为都指挥佥事,兼掌锦衣卫,可谓是大权在握。

    这个时候的纪纲,已经不是在临邑被老师赶出学堂的落魄汉子了,除了当朝天子朱棣,已经没有人敢不对纪纲另眼相看了。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朱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对待下面的满朝文武和平民百姓,纪纲表现出来的,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

    凡是与朱棣有异心的人,纪纲几乎都会用最残忍的方法将之折磨致死。纪纲时代的锦衣卫相比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不知要恐怖多少倍。朱元璋时代的十八样变态刑法,不仅全数被纪纲找了回来,而且通过实践配合纪纲本身凶残的性格、发达的智商,在不断革新中更是发扬光大,使本来就以阴森凶残出名的锦衣卫“诏狱”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明史》中在提到这位地狱的主管者的时候写道:“时建文旧臣被诛数十族,亲属受株连被杀者达数万人,其事多由其亲行。”可见这位锦衣卫指挥使对于杀人这件事所拥有的热情并不是简单一两句可以形容的,数以万计的死人在他面前根本不能让他有所动容,他看待成堆成堆的死人就好像地面上的石头,而且“由其亲行”,作为一位位高权重的官员,纪纲丝毫不会觉得杀人会让他身上沾上血腥,会带来什么血光之灾或者显得有晦气。古往今来,恐怕还没有一个人对于杀人有如纪纲这么大的爱好。

    当然,如果是简简单单的杀人,对纪纲来说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根本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纪纲要是杀人,那是有步骤有条理的,把人抓进来投入“诏狱”,不先把“诏狱”里的刑法随便试两样你就别想上刑场。当然,这还是运气好的,运气不好,正碰上纪纲那天脑筋发热,构思出来一种新刑法,就免不了成为试验品。而纪纲的想象力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很多刑法光只是听一听就能掉一地的鸡皮疙瘩。

    所以,当时的人们暗地里都称呼纪纲是“恶魔”,当然,这话可不能随便说,要是你身边正好有一位基层的锦衣卫,那你就免不了往“诏狱”走一趟了,见一见那个被你称做“恶魔”的人,顺便从人间地狱就直接去了真的地狱了。

    纪纲让明朝的人们真正到了谈锦衣卫就色变的状态,他身先士卒地为锦衣卫开辟了一个充满权威的新时代,自朱元璋以后,锦衣卫以一种新的姿态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而随着纪纲在朱棣心目中的形象不断提升,锦衣卫也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在明朝政坛的影响力。

    当朱棣并没有因为纪纲过于膨胀的杀人爱好而感觉到异样,反而“以为忠,视为心腹”后,恶魔纪纲和他的锦衣卫带给明朝的黑暗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2.夺嫡之争中的锦衣卫

    在朱棣攻入南京登上帝位之后,他大封了有功之臣,杀戮了建文帝的追随者们,接下来的一件大事,就是选立太子。

    太子昭示着王朝的未来,朱元璋在这方面是失败的,所以朱棣必须吸取教训。正是有鉴于此,朱棣并不是很喜欢当时的燕世子朱高炽,朱高炽性格仁厚谦和,“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可以说性格与朱棣迥异。朱棣之所以不想立朱高炽为太子,正是从朱高炽身上看到了建文帝的影子,而与此同时,朱棣也从他的另一个儿子朱高煦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作为“靖难之役”的始作俑者,朱棣并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子孙身上。

    另一方面,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多次救援过朱棣,“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攻者,高煦力为多”,相比较身材肥胖,连走路都得人扶着的朱高炽,朱高煦的勇武之气尤其像自己,而且朱高煦多次救朱棣于危难,喜爱之心更甚。史料中还记载,朱棣曾多次暗示朱高煦,日后会让他成为太子,甚至还抚着朱高煦的背说:“勉之,世子多病。”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朱高煦只要等着朱高炽死在自己前面就可以了,因为肥胖的人肯定比经常进行身体锻炼的人要短寿,更何况朱高炽还要比朱高煦年长。让朱高煦感到棘手的是,在太子渐渐衰老的时候,他的阵营里忽然又多了一枚更加要命的棋子,那就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不一样,他酷似他的祖父朱棣,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受命随行朱棣巡视北京,而朱瞻基不仅有朱棣的勇武,还有朱高炽的谦逊仁厚,深受朱棣的疼爱,虽然是小小年纪,但是朱棣显然已经把朱瞻基作为未来的君王来培养了。眼瞅着朱高炽迟迟不进棺材,而另一方面朱瞻基又迅速地成长起来,这让朱高煦更加头疼。

    当时朝中的大臣们并不都是支持太子朱高炽的,主要分为两股势力:一部分支持朱高煦,大都是功臣贵戚,支持立朱高煦为太子的理由当然是因为朱高煦“靖难有功”;另一部分就是支持朱高炽的,几乎都是文臣。作为很早就伴随朱棣南征北战的纪纲,自然是站在朱高煦一方的,因此,从某一方面来说,锦衣卫更倾向于立朱高煦为太子。

    在开始阶段,由于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默认,胜利的天平本来是倾向朱高煦一方的,但是伴随着朱瞻基的横空出世,一切都发生了转变。据说朱棣在最开始册立太子的时候,就举棋不定,后来他就去问时任内阁学士的解缙,解缙是站在朱高炽一方的,看到朱棣拿不定主意就对朱棣说:“好圣孙!”这个“圣孙”说的当然就是朱瞻基,解缙这句话分明就是暗示:如果你不让朱高炽当皇上,他儿子朱瞻基也就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帝位。可见,朱瞻基在这场立嫡之争里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之后虽然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但仍然还是左右摇摆,毕竟当时朱瞻基年纪尚小,前途未卜,朱高煦久经沙场已经算是通过了考验。这个时候夺嫡之争的两大势力,已经处在胶着状态,可以说不相上下。

    就在关键时刻,恶魔纪纲却出人意料地低调了。

    他不再旗帜鲜明地站在朱高煦一方,也不投入到太子朱高炽的队伍中去,他像一个厌倦了宫廷争斗的隐者,在这场政治的角力中忽然展现了中立的姿态。这是让所有人都大为不解的,包括朱高煦都不明白纪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精明狡诈的纪纲在此时退出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此时纪纲的欲望已经开始前所未有地膨胀。他不再寄希望于未来的君王了,他发现了锦衣卫的真正恐怖之处,也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闻到了未来明朝的政治局面。他退后了,但并不是真正的退后,是在以退为进,他要让朱棣看到一个公正严明、不会干涉政局的乖巧的锦衣卫,锦衣卫要做的就是监控外廷及民众,而不是参与进朝廷的政治角力中。朱棣对于纪纲的做法感到欣慰,而纪纲再一次拯救了自己和锦衣卫,在加固朱棣对自己的信任的同时,也增强了自己在外廷臣子中的威信。

    锦衣卫在此时完全摆脱了外廷的束缚,成为一股独立而又强悍的政治力量,成为朱高炽集团和朱高煦集团竞相拉拢的对象。

    锦衣卫的金钱和势力,在纪纲的经营下开始迅速增长和扩张,这是锦衣卫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来,前所未有的时期,似乎全天下的未来都要在这些恶魔的手里决定。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欲望膨胀的纪纲认识到,明朝的未来不再只是朱高炽和朱高煦两个人的未来,也可能是他的未来。

    就在纪纲为自己的未来开始重新谋划时,一个让明朝半壁江山足以震颤的罪犯被送进了“诏狱”,这个人就是曾经负责修订《永乐大典》的内阁名臣解缙。解缙和纪纲注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解缙是内阁名臣,倜傥文雅,谈吐不凡;而纪纲是冷血恶魔,口蜜腹剑,诡计多端。平素对解缙非常不屑的纪纲,忽然对解缙友善起来,而且还礼遇有加,纪纲觉得他需要解缙,只是这种需要与简单的友情无关,纪纲觉得他需要解缙,就像朱元璋需要刘基一样。

    就在纪纲见到解缙的同时,他的欲望已经不是让锦衣卫权倾外廷。纪纲听到的似乎并不是解缙在牢房里无奈的叹息,而是踏碎了朱明王朝所有宁静的马蹄。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的纪纲,坐在“诏狱”的幽暗光线里,似乎又看到了宿安店的官道上,那个穿着黑铠重甲,长发披身端坐在骏马上的王者,朦胧间,纵马而立的人居然就换成了他自己。

    3.解缙下狱

    作为明初著名才子的解缙,他可以说是朱高炽集团与朱高煦集团角力过程中的直接牺牲品。据说在朱棣攻入南京之后,就准备找人草拟登基诏书。首先被提名的是当时最著名的才子方孝孺,结果方孝孺不仅不从,还把朱棣骂了个狗血喷头。把方孝孺杀了以后,又有人推荐了楼琏,楼琏心知无法推辞就在家里自杀了。这一下可让朱棣好生尴尬,居然找不到给自己拟诏书的人,怎么说也是个登基诏书啊,总不能随便拉个秀才进来就蒙混过关了事吧?就在这个时候,解缙被提了出来。

    虽然不是第一个被提名的人选,让不少对解缙感兴趣的朋友有些失望,但是你想那么大的明朝疆土,能排进天下才子前十名的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更何况,与前两位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人物相比,从政经历本来就不怎么样的解缙能获得这么高的提名,主要依赖的还是他的文化素养和文学修为。

    解缙其实在洪武二十一年,就已经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而进入朝廷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是因为他经常惹是生非,所以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以“奉旨归读”为借口,一脚把解缙踢回了老家吉水。

    解缙可以说是当时最出名的才子之一,他十九岁就登第,天下扬名。但是解缙的仕途却不甚顺利,此后几经沉浮,到建文帝时解缙才好不容易捞到了一个从九品的翰林待诏。好多人都知道,民间的老百姓喜欢称呼七品官为“芝麻官”,可见解缙这个从九品的官在应天城的大小官员间,还不如颗芝麻那么大。但是就在解缙到达应天不久,一件影响他一生的事情发生了——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率军进入应天,对于解缙来说,他的机会来了,因为一个新的朝代到来了。接着,解缙就因为草拟《登极诏》而受到朱棣赏识,不久后解缙就从翰林待诏升至本院侍读,由从九品升到了正六品。到八月间,解缙、黄淮受命直入文渊阁内,参与机务。

    朱棣开始经常留他们在身边以备顾问,有时候到了半夜朱棣上床钻被窝了,还让人找两把椅子赐坐榻前,商量机密要务。同年九月,朱棣又赐解缙、黄淮、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七人金织罗衣各一袭,让这七人构成了明成祖当时最重要的内阁之臣。

    此后,解缙重修了《太祖实录》和《列女传》。次年七月初一,在随祭太庙之后,朱棣专门接见了解缙,“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就是要将天下的典籍会聚到一起。解缙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这本“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的书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永乐大典》。

    解缙还没有完全编纂完《永乐大典》,政治的旋涡已经把生性孤傲的解缙残忍地卷了进去,解缙短暂的政治黄金期就这么倏忽而过。

    永乐四年(1406年)是解缙从政治的高台上开始下滑的转折点,在朱棣执政期间,一直仕途坦荡的解缙在这一年不断地碰钉子、摔跟头。解缙先是因为旗帜鲜明地站在朱高炽集团方而受到朱高煦的打压,被朱棣渐渐疏远,接着就是因为反对出兵安南与朱棣直接产生了矛盾,此后加上朱高煦等人将解缙立储之议传播开来,最终导致了朱棣以令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为名,将他赶出了京城。

    性本不羁的解缙在朝中时本就树敌无数,待他走下“近侍”的位子离开京城,他的噩运也就随之到来,朝中对解缙心怀不满的臣子们纷纷落井下石,乘机报复,加上汉王朱高煦集团的继续打击,解缙的仕途几乎就是直线下滑。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当时恰好朱棣不在京城,解缙见过监国的太子朱高炽之后便离开了京城,朱高煦乘机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朱棣于十一月回到京城,他得到朱高煦的奏报后非常恼怒,正是应了“无巧不成书”那句老话,就在这个时候朱棣又接到了解缙呈上来的关于开凿赣江的奏疏,气得朱棣破口大骂:“你本来就是戴罪的臣子,居然还敢申请为了你劳民伤财!”于是下令派人去捉拿解缙,将他投入大牢。

    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解缙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了。解缙入狱后遭到严刑拷打,并且辗转牵连到了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检讨蒋骥、萧引高及李至刚等人。可以说,经解缙一案朱高炽的文臣集团的一半都被投入狱中,朱高煦在除去解缙这个“肉中刺”的同时,还削弱了朱高炽政治集团的力量。

    解缙的失势,正反映出了当时内廷政治斗争的凶险,到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北征回国,朱高炽因为遣使迎驾稍迟,朱高煦乘机再次发难,结果东宫官吏几乎全部入狱,太子朱高炽陷入了唇亡齿寒的境地。若非当时朱瞻基已经成长起来,并且得到了朱棣的信任和爱护,朱高煦集团恐怕已经稳操胜券。

    在辗转了不少牢狱之后,作为已经是一只脚踏上了黄泉路的政治犯,解缙终于被押进了锦衣卫的“诏狱”。朱棣并没有给纪纲下达除掉解缙的命令,但是朱棣相信,以纪纲的性格和手段,以解缙的体格,明年今日恐怕就是解缙的忌辰了。

    干脆我们可以这么说,明成祖朱棣把解缙送进“诏狱”几乎就是默认了解缙的死刑。朱棣自认为是了解纪纲的,而纪纲也是了解他的,可这一次,纪纲并没有如朱棣所想的那样行动,难道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也会有恻隐之心吗?

    4.“诏狱”里的恩恩怨怨

    解缙从刑部的大牢被押到了锦衣卫的“诏狱”,好了,朱棣和朱高煦都不再关心他的死活了,因为,他们相信恶魔纪纲只要随便活动一下手指头,一介书生解缙的小命就玩完了。

    作为曾经坐在皇帝身边办公的内阁宠臣,解缙在朝中早有盛名。但是锦衣卫的“诏狱”不同于刑部大牢,死在这里的官员不少都是王朝名臣或者功臣级别的,锦衣卫们根本不会在乎一个解缙。然而,就是方孝孺来的时候也没有心动的纪纲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了。在解缙被送进“诏狱”之后,纪纲专门来看了解缙,并且吩咐手下人要对解缙先生客气些,不能动粗。这一下,锦衣卫们就犯迷糊了,难道他们的恶魔头子也有慈悲为怀的时候?

    在这里有必要插进来一段小故事,这段故事也并非和我们所讲述的事情全无关系。说是在燕王朱棣兵临城下的时候,应天城里乱成了一片。建文帝的臣子王艮和他的妻子诀别:“‘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如今应天城破,我必须为我的君主尽忠。”当时,解缙、吴溥和胡靖的府第和王艮家没多远,应天被攻破的前夕,几个人都聚到了王艮家里。解缙对王艮、吴溥、胡靖慷慨陈词,对几个人晓以大义,并且大肆宣扬要“尽忠报国、杀身成仁”,几个人也纷纷宣称要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结果后来应天城破,就王艮一个人饮毒自尽,当初慷慨陈词的解缙,居然跑去归顺朱棣。

    虽然后人指出这段故事不可信,因为王艮在城破的前一年就已经病故。但是这段话也并非捕风捉影,因为建文帝本来对解缙没有什么恩惠可言,也只是给了他一个翰林待诏的从九品小官而已,解缙归顺朱棣也无须指责,这正足以证明解缙渴望着一个新的朝代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解缙给人留下了趋炎附势的印象,当时的坊间难免就有类似的传言,所以纪纲觉得,解缙并不是一个不容易搞定的人。

    可是纪纲毕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他突然和解缙套起近乎来,总会有人怀疑的。

    狡猾的纪纲当然有的是理由,他当初也是诸生出身,在攻打济南时,纪纲还曾救过自己的同学高贤宁的命,而解缙正是以文采驰名,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有威信。纪纲带着好酒好菜和温和的笑容出现在解缙牢房里的时候,他首先表达的就是自己对于读书人藏在内心中的仰慕和对于解缙本人的敬仰之情。纪纲毕竟不是一般的武夫,他的学识也并不是只为了升官发财才包装出来的幌子,一直把纪纲作为草莽蛮汉看待的解缙听起纪纲的谈吐大为震惊。

    解缙生性不羁,颇有魏晋时代文人的遗风,而纪纲也偏偏和解缙在这一方面有不少共同话语,没几天纪纲就和解缙成了不错的朋友。解缙毕竟是政治犯,不能够在牢房里头还干涉国家政治啊,纪纲就跟解缙说,兄弟你也别管是朱高煦当太子还是朱高炽当太子了,反正现在你也使不上啥劲,干脆我给你拿来笔墨纸砚,你在牢房里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写写诗作作画吧!解缙正好心中烦闷,一想纪纲的话也是个理儿,而且身在牢房里还有人给自己笔墨纸砚鼓励自己进行文学创作,这事儿可太好了啊!

    第二天,纪纲就给解缙拿来了笔墨纸砚,并且鼓励解缙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以打发牢里的日日夜夜。解缙到了“诏狱”里以后,不再像在刑部大牢里一样受罪了,他有了更多思考和创作的时间和空间。

    在这段时间里,纪纲也没有闲着,他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搭救解缙出牢,另一方面,他在朱高炽集团和朱高煦集团之间的夹缝里圆滑地生存着。

    朱高煦虽然对纪纲这样的中立态度心有不满,但是也无可奈何,因为纪纲和锦衣卫对于朱棣的价值不言而喻,朱高煦也不敢擅自动纪纲和锦衣卫这样的烫山芋。深知朱棣性格的纪纲,在朱棣面前摆出了完全不介入夺嫡之争的姿态,作为用来监控外廷和民众的机关,纪纲这样公正中立的姿态更加深了朱棣对他的信任。作为监控机关,一旦有所偏倚,就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如果连监控机关都不能公正准确地将情报传递上来,那么就意味着朱棣最可信任的耳目都堵塞了,纪纲和锦衣卫的存在价值也就几乎没有了,纪纲采取中立的做法,可以说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也可以说是维护了自己在朱棣面前的形象。

    从纪纲的整个人生经历来看,纪纲在朱棣面前的这些表现还是卓有成效的。同时,他留下解缙的性命也得到了朱高炽集团的信任,而他对于朱高煦的亲近又使他与朱高煦集团有着暧昧不明的关系,在稳定住朝廷各方政治势力的前提下,纪纲自己的势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壮大,这个胆识非凡的锦衣卫指挥使在这微妙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非同凡响的政治手段。

    虽然纪纲与朱高煦集团的关系始终暧昧不明,但是汉王朱高煦始终对纪纲有所敬畏,他不断增近自己与纪纲的关系,并且尽力拉拢。可以说,两方政治集团对纪纲的微妙关系,让纪纲自身的势力得到了发展和膨胀的机会。

    明永乐五年(1407年),徐皇后病逝,朱棣下令在全国选美,全国各地送来了无数美人到京城,纪纲居然挑出了绝色美人私藏在自己家中。这样的行径,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欺君之罪了,但是竟然无人上报,由此可见,纪纲在外廷的势力之大和威信之高,简直超过了正在争夺皇权的朱高炽和朱高煦兄弟。而锦衣卫在这个时期,不再是某股政治势力会主导明朝未来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有可能扰乱明朝政坛的不安定因素。

    5.一醉解千愁

    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宫中射柳成为了一个衡量宫中各股势力强弱的角力赛场,当时发生的两件事让朱高煦忐忑不安。第一件事,就是朱瞻基给他的祖父朱棣脸上增光不少,他不仅屡射屡中,而且在朱棣的上联“万方云帛风云会”说出不久,就对出了下联“一统山河日月明”,既体现出了他祖父的英武,又体现出了他父亲的睿智,可以说占尽风流;而另一件事,就是纪纲射柳,纪纲在射柳之前,对锦衣卫镇抚庞英说:“我故意射不中,你把柳枝折下来,就说我射中了,看谁敢站出来指正我。”庞英就按照纪纲的话做了,结果在场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敢出来指正,让纪纲颇为得意。

    纪纲在宫中春风得意,在狱中的解缙却过得很不顺心,虽然未受过什么刑,而且每天还好吃好喝的,但对于急需展示自己才华的解缙而言,这样的日子是苦闷和烦躁的。所以我们在解缙的文集中并没有看到太多他在狱中时的作品,只有一首《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依据行文可推断为永乐十一年(1413年)所作,另有一首叫《忧患中寄友》也可能作于那段时期。《忧患中寄友》中写道:“手扶日月归真主,泪洒乾坤望掖庭。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解缙依然在盼望着有朝一日太子朱高炽登基,自己走出牢房,再次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也许正是这样的诗句,让纪纲从中看到了解缙对于朱明王朝或者说是朱高炽政治集团仍然保存着一如既往的忠心。而在和解缙的交往中,纪纲也逐渐体会到,解缙并不是个见利忘义的人,他对于朱高炽政治集团的忠心和他的耿直,都注定了解缙不会成为纪纲的心腹,并且不会和纪纲站到同一条战线上。

    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五,朱棣与群臣在城门观赏花灯时发生了一场火灾,都督马旺被烧死。几天后,朱棣按例赦狱修省,这次大赦赦免了很多罪名重大的罪犯,在上报锦衣卫的囚籍时,朱棣看到了一个久违的名字——解缙。朱棣一点儿都没有要赦免解缙的意思,他对纪纲说:“解缙还在啊!”这句话的意思别人听不出来,最熟悉朱棣脾性的纪纲还能听不出来吗?这分明是在问:解缙怎么还没有死啊?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朱棣要杀掉解缙,从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解缙的心本来就不在自己这里,而且看来解缙真是让朱棣恨到心眼里去了,纪纲也终于对解缙失去了耐性,恶魔纪纲露出了凶残的本相,他终于决定把解缙送走了。

    偏就在这个时候,汉王朱高煦也来了,没有人比他更能明白他的父亲了,在得知朱棣对解缙毫无放生之意以后,他就迅速赶来找纪纲了。这一次朱高煦带来的,还有数不尽的珍宝,解缙必须得死了,当初若非他在朱棣面前煽风点火,他朱高煦早已经成为太子了,何至于像今天这样处心积虑。除了珍宝,朱高煦允诺给纪纲的,恐怕已经不再是他日简单的高官厚禄了,朱高煦为了得到纪纲的合作,恐怕半个江山都恨不得要捧到纪纲面前了。

    这一刻,对于纪纲来说,不杀解缙,就会得罪当朝皇帝和汉王朱高煦,而杀了解缙,虽然会得罪太子朱高炽,但却是一害而百利。

    纪纲带着美酒佳肴去找解缙了。

    这一次,纪纲是带着悲壮的表情去的,而解缙看着身边的罪犯们一个一个离开了阴暗的牢狱拥抱自由,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无可挽回。心本不羁的解缙看着纪纲和美酒,忽然为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欷歔起来,当纪纲笑吟吟地走进他的牢房的时候,豁达的解缙只看到了纪纲手里的酒壶,而没有看到纪纲那双豺狼一般的眼睛。

    解缙醉倒在了酒桌上,豁达如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本来与他推心置腹的纪纲怎么会变成亲手要置他于死地的刽子手,他永远不知道纪纲为什么会那么恨他。这壶酒是一壶毒酒,但并不是一壶要人命的毒酒,依纪纲的个性,他不会让一个犯人这么没有“想象力”地死去,他是恶魔,恶魔就会有恶魔的方法。

    对于纪纲来说,解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即使在他决定把解缙送进鬼门关的时候,他依然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纪纲已经不能饶恕解缙了,在这些年的牢狱生活里,纪纲没少在解缙身上下工夫。可是解缙,不仅没有成为纪纲的帮手,还差点儿拖了纪纲的后腿。

    纪纲将解缙埋到了雪堆里,就这样在风刀霜剑里将解缙活活冻死。永乐年间的一代才子名臣解缙,就这样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洁白的雪花堆积在他冰凉的尸体上,埋葬了他的壮志未酬和才华横溢。解缙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登第,此后又凭借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世人大加推崇的直陈时弊的文章而登上历史舞台,此后在仕途几度沉浮,最终死于王室的夺嫡之争,终年仅四十七岁。

    其实,从整个夺嫡之争的进程来说,解缙的死并不能影响局势的发展,在东宫文臣多被关押之后,朱高炽集团能够左右局势的仅有杨士奇和皇太孙朱瞻基区区几人。而在解缙被投入“诏狱”之后,他也根本无法再影响到夺嫡之争的局势,朱高煦买通纪纲杀死解缙,更多的应该是出于报复心理。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为纪纲感叹他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坚强的左膀右臂,但是纪纲并没有因为解缙的死放慢自己招兵买马的进程,如果抛开准备犯上作乱的这个可能性,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去认定纪纲准备把他和锦衣卫带向什么地方。总之,纪纲把锦衣卫带向巅峰的同时,也把锦衣卫带进了迷雾里,或者升华,或者沦陷。

    三、周新被冤和纪纲之死

    离开了血雨腥风的应天城,朱棣又亲手创建了一座阴风阵阵的北京城,对于开国者来说,杀戮总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而所有杀戮的操刀手,都总要面对凄凉的命运。只是可惜了周新,他用自己的一身正气和刚直不阿换来的也不过是若干年后明成祖的一声叹息。但是周新并不会知道,在明朝的历史中,还不止他一个直臣冤死,于谦、袁崇焕……还有更多的被历史铭刻的名字在周新的身后浮现。后人们每每读到此处,都不禁会问:这究竟是冥冥之中的契合,还是朱明帝王不可言说的共同之伤?

    1.野心勃勃的锦衣卫

    在自立为王还是帮助朱高煦达成心愿之间纪纲始终拿不定主意,所以也让后世的史学家们对于纪纲的想法摸不着头脑。但是不管纪纲到底是准备倾向于哪种发展方向,他是不准备再闲着了,他在把解缙供养在“诏狱”里之前就作好了施展抱负的准备。

    要发展就需要扩充势力,而纪纲首先考虑到的问题就是——缺钱。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纪纲首先需要的就是大把大把的银子,恩威并施,首先得给别人恩惠。做大事者不拘小节,所以这次纪纲准备一搞就搞一笔大的,搞大的肯定有风险,纪纲就专挑了一件风险最高的事情做。当然,说高风险是对于一般的王公大臣或者平民百姓来说的,但是对于纪纲指挥使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他趁着朱棣不注意,以朱棣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圣旨,下盐场去取了几百万斤的盐。要知道,在当时盐可是非常值钱的,是明朝所有皇亲贵戚居家百姓的必需品啊。几百万斤的盐取了出来,然后纪纲又利用手中的职权联系到了买家,接着纪纲又找来官船为他运输,这笔生意搞完以后,本来缺少资金的锦衣卫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可纪纲仍然觉得不满足,他又构陷了数百家富商,借着查抄私吞了大量的资产据为己有。这一下纪纲就不是暴发户了,而是富得流油了,有钱又有势的纪纲,就算他自己不主动去贿赂别的臣子,大家也都来亲近他了。

    资金聚拢以后,纪纲又着手让不少锦衣卫的基层官员们想方设法做起了买卖,这样滚雪球似的把自己的钱越滚越多。有了钱了,纪纲就开始完善自己的宅院了,首先他花费重金私养了大批的亡命之徒,而且还为他们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刀枪、盔甲和弓箭,分明就是在自己的住地养了一支秘密军队。

    有了军队了,有了钱了,纪纲就开始坐卧不安了,这要是被皇上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多亏了他征战多年,深明“进可攻,退可守”的军家要领。所以他又派人悄悄在家里挖掘地道,为着关键时刻能溜之大吉。纪纲的地道可不是一般的地道,简直就是地下宫殿,不仅有密道在关键时刻可以让他逃跑,而且还有隧道专门用来屯兵屯粮,商议要事,真是一举两得。纪纲还把几条密道延伸到了京城的重要地点,如果不是逃跑而是改为进攻的话,可以突发奇兵。这个时候,纪纲指挥使的想法我们就可以依稀明白了,他老人家可不准备一辈子在朱棣手下当一个颐指气使的指挥使了,他要奋起,他要站到更高的位置上。

    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宫中射柳是纪纲对于自己实力的一次测试,他用的方法类似秦朝赵高用的“指鹿为马”,最后的效果却大出纪纲所料,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指正。纪纲更加有恃无恐了,除了稳住朱棣,纪纲不再把满朝文武的任何一个放在眼里。

    有一次纪纲跟阳武侯薛禄都色心发作,看上了一个容貌绝美的女道士,薛禄倚仗着自己的军功不把纪纲放在眼里,强跟纪纲争夺,结果纪纲拿铁瓜打得薛禄脑袋上出了个大口子,险些把命丢了。薛禄考虑到事儿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勾当,而且纪纲现下在朱棣面前明显比他得宠,只好忍气吞声,憋着一肚子苦水待在自己府邸里找下人来发泄发泄了。

    历朝历代的权臣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结党营私本来就是死罪,更何况还要私蓄兵马,这简直就是意图不轨啊!而当朝皇帝朱棣又不是昏君,他“靖难”起兵而掌天下,可不是泛泛之辈,纪纲这样的做法一旦被朱棣察觉,不灭你个三族九族的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骑虎难下,说的就是这样的权臣非常危险,弄不好就会背上不忠不义的罪名,毕竟就在不久之前,朱元璋时代的胡惟庸就是前车之鉴。不说别的,单就矫诏贩盐这样的事就可以杀千百次头了,在古代,“欺君”的罪名是最大的。

    既然已经“欺君”,那就不必在乎再“欺”多些了,后来纪纲在查抄已故的吴王家时发现了吴王的冠服,纪纲并没有将这套冠服充公,而是悄悄藏在了自己家里。到了晚上,纪纲把自己的心腹们都叫了来,关上门,穿上吴王的冠服,命令左右祝贺,高呼万岁。纪纲这样的做法就是明白无疑地告诉自己的手下们:行了,哥儿几个别忐忑了,我纪纲要做的事儿这下让你们看个明白,好让你们以后也不用再瞎猜了!纪纲早就不准备把朱高煦抬上皇位了,他是想把朱棣踢下龙椅,自己取而代之。

    看来,纪纲是铁了心要把锦衣卫送到古今未有的位置上去了,位置有多高呢?纪纲在心里盘算着,他日的史书上会这么写道:明永乐某某年,都指挥佥事纪纲率锦衣卫以“扫灭靖难叛军,扶正天下纲常”为名攻取北京,废明帝朱棣,自立为帝,国号某,改年号为某某元年,大赦天下,开创一代盛世。

    纪纲自然有自己的理由,他可以自称是建文帝的心腹遗臣,之所以留在朱棣身边争取他的信任就是为了聚集力量,东山再起,为自己的主子报仇。到时候纪纲就会得到“至忠”的好名声,废掉朱棣也就是名正言顺,接着就暂代监国,派人到民间去寻访建文帝的下落,反正过个十年八载的,他纪氏已经成为正统,朱明一朝自然就为老百姓所淡忘。民间愚忠之人的反叛是难免的,但是纪纲可是锦衣卫出身啊,扑灭反叛之徒的火焰是他的专长啊!纪纲越想自己的计划越觉得它完美、靠谱,他穿着吴王的冠服就开始横挑眉毛竖挑眼了,这吴王的冠服和朱棣的冠服的质地和款式都太土了,以后他的冠服一定不能这么俗,一定要……纪纲深陷在他的皇帝梦里,再也醒不过来了。

    2.周新的冤情

    在后来被纪纲害死的官员里,有一位官员我们必须要重点介绍,因为他是纪纲所害死的官员里在人民群众中最有影响力和最具传奇性的一位,他就是周新。周新是广东南海人,起初他不叫周新,而叫周志新,结果明成祖朱棣偷懒,只叫他“新”,把那个“志”字给扔了,所以后来周新干脆顺着皇上的意思,用“新”做了名,而把志新做了他的字。

    周新是洪武年间由地方上的诸生推荐而进入太学的,他受到朱元璋的赏识,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后,因为善于判案而被当时的人们称道。

    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他改任监察御史,很多官员就在周新任监察御史期间被弹劾。好多平日喜欢四处张扬的当朝权贵,都很惧怕周新,把他看做是“冷面寒铁”。京城中甚至兴起了一种很时髦的教育孩子的方法,谁家孩子晚上要是哭起来,大人们就用周新的名字来吓唬小孩,小孩一听到周新的名字立刻就不哭了。在周新巡视考察福建时,在奏章中提出都、司、卫、所各级武官不能欺辱府、州、县各级文官,同等官阶的各级文武官员相见时都需用平等的礼节,这么一来,把那些平素嚣张跋扈的武官的气焰全给打下去了。

    而周新最具有传奇性和被广大劳动人民交口称赞的从政黄金期,来自于他担任浙江按察使时期。当时朝廷本来是让周新去当云南按察使的,周新还没有来得及上任,皇上又发现浙江比云南更需要周新,就让周新调任浙江按察使。据说浙江的老百姓听说周新要来了简直就是奔走相告,蒙冤在狱中的人听说了,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了。

    周新到了浙江地界以后,果然没有辜负老百姓的期望,帮助关在大牢里的所有有冤情的罪犯洗雪了冤情。而在周新处理的大大小小的案件中,有一件案子流传了很多年,至今仍然在不少戏曲或者评书中被提及,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说是有一个商人傍晚回家,因为月黑风高,担心被人打劫,就把自己身上的钱藏在荒野丛中的神祠的石头下面,到家以后他怕把这事给忘了,就告诉了他妻子。但是等第二天这个商人去取钱时,却发现钱没有了,这个商人赶紧去向周新报案。周新仔细研究了案情,最后派人找来商人的妻子查问,原来是商人的妻子趁丈夫出外谋生时私通了他人。当晚商人突然回家,与他妻子私通的男子来不及逃跑,就躲藏在了屋子里,正好偷听到了商人的话,待商人和妻子睡熟以后,那个男子就连夜去商人所说的地方拿走了银两。周新问明案情,就依照明朝的律法给商人的妻子及和她私通的男子都判了刑。

    这件案子只是周新到浙江后处理的无数案子中的一个。到永乐十年(1412年),浙西水灾,通政赵居任隐瞒不报,周新排除万难将灾情上报朝廷,朱棣得知后命人前去视察,并按周新说的减免租税赈济灾民。至此,周新的廉吏之名传遍天下。

    但是周新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刚正为他得到了廉吏的美名,也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说过,锦衣卫到明成祖朱棣执政期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周新到达浙江以后,浙江逐渐富足起来,急于在浙江捞一把油水的纪纲就派了一名武官千户去任浙江的缉事,这个千户到了浙江以后果然如纪纲吩咐的那样,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收受贿赂,还作威作福。这样的事情周新怎么能看在眼里而无动于衷?这名武官也早就知道周新的名声,听说周新要审他,赶紧逃跑了。可正是“无巧不成书”,周新在送文册进京时,不承想在涿州又遇到了这个武官,这次周新可没有再让他给跑了,把这个武官抓住就关在了涿州的监狱里。

    周新不怕锦衣卫,可并不代表别人不怕啊!那些州牢里的衙役们有几个脑袋敢关押锦衣卫的人哪,这边关进去那边就乖乖地把这个千户给放了。这个武官本来是奉着纪纲的指示去浙江捞一把油水的,结果最后不仅没有捞着,还灰头土脸地回来了。纪纲可是眼睛里不容沙子的人啊,尤其他正是在发展势力的关键阶段,所有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人对他来说都是心腹大患,所谓“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纪纲怎能允许有周新这样的绊脚石存在,万无一失,就是必须清除掉有可能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任何一根刺。

    给周新编造一两条罪过置周新于死地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尤其,“冷面寒铁”的周新素来公正断案、铁面无私,肯定得罪了朝中不少重臣,纪纲把捏造好的周新的“罪状”递给了朱棣,正好是“一呼”,平素那些对周新有怨恨而敢怒不敢言的臣子们正好“百应”,这样有呼有应的,朱棣纵然再英明也无奈“三人成虎”的围攻声势啊!所以周新还没有见着朱棣,就被锦衣卫扬起“诏令”五花大绑了,锦衣卫们手下更不留情,到京城的一路上周新几乎被打了个体无完肤。

    到京城,周新跪在台阶前,慷慨陈词:“陛下您下诏按察司执行公务,与都察院一视同仁,如今我以您的名义去捉拿作奸犯科的罪人,为什么反倒判我的罪?”结果哪知道这不说还好,这一说,本来就在气头上的朱棣更加愤怒,下令杀了周新。

    在刑场上,周新又一次看到了那个武官千户,还有那个武官身边站着的纪纲。即使再单纯耿直的臣子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明白其中的原委了,在判案上周新必然要比纪纲强得多,但是在政治智商上纪纲明显要高于周新,勤勤恳恳的周新为官数十年办案千桩才得以被世人尊称为“一代廉吏”,而纪纲几乎就是在弹指一挥间,就让他从朱棣的宠儿变成了死刑犯。在当时如日中天的锦衣卫面前,名扬天下的周新看起来却是那么脆弱和无奈,他只能在一声“生当直臣,死当直鬼”的呼啸里长跪不起。

    3.小太监的心理斗争

    好了,我们没有必要再长篇累牍地继续周新被纪纲陷害致死的后续报道了,因为这件事不管怎么说,也只是纪纲在排除异己的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历史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演绎到了它最荒诞的戏剧冲突的最高潮部分,下面,一个重要的角色就要出场了,按照惯例,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位重要角色出场之前的背景。这段背景主要是描述一下纪纲指挥使府第内的阶级构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已经准备做皇帝的纪纲指挥使为了怕皇位突然到他手里使他措手不及,所以他首先要模拟皇宫体验一下当皇帝的感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当初朱棣选美的时候,纪纲就把漂亮的私自留给自己享用了。而且纪纲家里的美女也不是一般人家的妻妾排列法,而是按照皇宫的规矩排成皇后妃嫔之类的等级。有了后宫佳丽了,也得给佳丽们配备服侍人员啊!于是那些长相比较差的、出身比较贫困的就沦落成了丫鬟,接着纪纲又派人下去挑选良家幼童,把他们阉割了送进府里来当太监。这一下,预备当皇帝的纪纲除了没有宏伟的宫殿,皇上所配备的基本上算是都有了。接着,纪纲就开始挑选黄道吉日和适当的机会揭竿而起了。

    就在一切顺风顺水地按照纪纲的安排向前发展之际,我们所说的重要角色出场了。当然,这个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并不是很被重视,所以史书上没有留下他确切的名字和生平经历,只是在“后被内侍揭发其罪行”里点了一下他的身份和贡献。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这名内侍太监来自于什么地方,鉴于他对纪纲的了解,他很可能是纪纲的心腹,后来才和纪纲决裂去告发他的。如果为了满足读者对传奇的偏好,我们可以认为他是纪纲阉割了养在府中的太监,纪纲把他送进了皇宫以便打探消息,哪里知道这名内侍因为某件事跟他反目成仇,把他给出卖了。

    在这个时候,让和锦衣卫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的东厂登场正是时候,东厂为了扳倒锦衣卫而得到朱棣的宠信策反了纪纲送进朝廷的这名内侍。可大家不要忘记,历史从来和捕风捉影的传奇距离比较远,我们与其去相信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不如按照事件的发展来推测,东厂策反这个内侍实在比直接安插一个太监亲近纪纲来得容易。

    因为在告发纪纲的时候,这个太监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第一,朱棣非常信任纪纲,否则不会把锦衣卫这么重要的机构交给纪纲来管理,而此内侍必须得到朱棣的绝对信任,否则没有多少希望能扳倒纪纲;第二,纪纲所做的事情桩桩件件都是足以被问“欺君”的重罪,为了避免暴露他必然作了周密的布防,而且也不可能随便和外人讲,而这名内侍和纪纲关系得非常好,否则对于纪纲的事情不能这么清楚,要是在告发的时候说差了什么,不仅告发纪纲不成,反而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第三,从纪纲的心腹到纪纲的叛徒,这样的变化过程是复杂而又充满戏剧性的,而他说出的理由要绝对能让人信服。

    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解答吧!第一,这名内侍从一开始就是东厂的特务,东厂从一开始就暗含着监视锦衣卫的职能,精打细算的朱棣怎么可能完全放任锦衣卫去横行霸道呢,对纪纲的信任是在情理之中,让东厂适当地监视锦衣卫也就在意料之内了;第二,虽然得到了朱棣的宠信,但是自古道“伴君如伴虎”,纪纲为了保证万无一失难免也得贿赂一些朱棣的近侍,只贿赂一个显然不合常理,所以这名内侍就是纪纲所贿赂的几名朱棣内侍中的一个,而且他与纪纲的关系比较亲近;第三,既然原本就是东厂的耳目,接近纪纲也是为了收集情报,那么这个变化过程就完全可以符合逻辑。

    即便如此,这名内侍在准备情报和举报纪纲的时候心里还是在不停打鼓。毕竟,当时纪纲已经权倾朝野,朱棣对纪纲的器重和宠信所有朝臣都看在眼里,闹不好自己要掉脑袋,自己的族人也会受到牵连。虽然有东厂在后面撑腰,但是当时的特务机关,还是以纪纲所统率的锦衣卫最为得宠,太监们所负责的东厂在情报机构里还属于“打散工”的状态,客观地说,太监们还是主要负责伺候主子,收集情报还是在伺候主子之余进行的工作。纪纲多么精明的人,他打一开始就看出了朱棣成立东厂的意图,所以他一开始就百般防着东厂,另外还不断博取朱棣的信任打压东厂,所以东厂能够在最后起到多大的作用,不仅这个内侍自己心里没有底,连东厂的太监们心里也没有底。

    他还得考虑清楚纪纲是否已经怀疑到他,否则他还没有进入皇宫就可能死于非命。在这个时候,东厂的太监们出现了,他们给他带来了类似“最后通牒”的东西,意思就是你要是不举报纪纲你照样活不了。刀架在脖子上了,伸出去是一刀,缩回来还是一刀,干脆就豁出去了吧!毕竟,如果能够把纪纲扳倒了,还有能活下来的机会。

    就在夜晚的打更声从远处传来时,并没有什么戏剧化的场景出现,也没有发生纪纲的忽然察觉和什么刀光剑影的征兆,只有东厂为他准备好的程序在他脑中不断闪现。虽然他是太监,但是他也是从娘肚子里生出来的,他也有着自己的族人和亲眷,在净身之前,他也有着如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既然选择了这项任务和这条路,他就必须走到最后,已经没有放弃的可能和回头的余地了。东厂的几名机密太监出现在了他的房门口,他整了整衣服,认准了去过无数次的朱棣书房的方向,跟着他们像平常一样走了过去,对于今夜的他来说,这是一条与平常相比更遥远而又更近的路。

    4.纪纲之死

    这是一次没有任何伏笔的举报,因为太监担心提前泄露会招致纪纲的怀疑和破坏,最终功亏一篑。所以他们一直在私底下准备,也许他们还没有收集齐全所有的证据,但是纪纲的动作太快了,逼迫他们不得不尽早动手。太监的突然到来让朱棣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自他成立东厂以来,太监们还从来没有以东厂的身份如此郑重其事地向他上报某件事。

    朱棣召见了这个内侍,这个内侍的年龄不大,他在宫中有段时间了,可能也经常出现在朱棣的身边,可是朱棣很少留意到他,甚至对他的长相没有多少印象。可就是这个并不是很让人印象深刻的太监,却在宫中负责着非常重要的工作,他进宫多年,一直都勤勤恳恳,所以升迁得很快。他说他一直都忠于皇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也都是出于这个目的。他必须得先让朱棣相信他的忠心,然后他开始以他觉得最稳妥的口气讲述他与纪纲的交往,以及纪纲对他的贿赂和纪纲的计划,他说得很详细也很合理,虽然他有意抹去了一些枝节,但是基本上不妨碍整个讲述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同时,按照东厂的指示,他也夸大了纪纲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他在讲完之后,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屏住了呼吸,朱棣的呼吸似乎就响在他耳边。

    朱棣又询问了东厂的太监们,得到了东厂太监们提供的更加真实和具体的证据,这些证据很详细,有纪纲府邸里地道的图纸及府中所有人的名单,他做的每一件事,甚至是与朝中不少官员的往来都记录在案,也包括在朱棣选美时玩的猫儿腻、端午射柳事件的始末、诬陷并处死周新的细节等等,铁证如山,这些证据每一件都足以将纪纲压死。征战沙场多年的朱棣在看过这些以后依然保持着超乎常人的冷静,他并没有忽然勃然大怒和杀气毕现,这样的表现不应该属于一个在生死边缘穿梭过的燕王和执掌苍生命脉的帝王。他的冷静和尊贵不允许他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将喜怒形于色,他挥手让太监们退下,并且嘱咐他们不能将刚才的每一个细节泄露出去,不能慌乱。

    讲述到这里,人们不免就会怀疑,朱元璋可以把结党营私的胡惟庸掀出来,颇有其父之风的朱棣怎么会任由纪纲那么胡作非为也不加以管制呢?如同朱元璋对待胡惟庸时一样,这又可能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陷阱,只不过纪纲比胡惟庸跌得更深。但是让朱棣欣慰的是,通过得到的情报显示,满朝文武并没有都和纪纲穿一条裤子,他们惧怕纪纲是因为纪纲得到了他的信任,换句话说,他们害怕纪纲是因为害怕他,纪纲只是狐假虎威时走在老虎前面那只大尾巴的狐狸。

    纪纲当然并不知道这是他在舒服的床上、美女的软玉温香里做的最后一场皇帝梦,他也不知道,这是大明朝锦衣卫最后一夜的辉煌和灿烂,可这一夜是如此平淡无奇,锦衣卫们根本没有来得及珍惜这最后一夜的璀璨。

    第二天上朝,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些传奇小说所描写的戏剧冲突在这里根本无从表现,身为当朝皇帝的朱棣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布防,就可以瞒过所有人而不动声色地将皇宫四周围个水泄不通。纪纲直到被朱棣宣读完罪状,被御林军五花大绑,依然没有能够反应过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谓“雷霆之怒”可能就是这样,迅雷不及掩耳,而纪纲的皇帝梦,更像是一个夭折的黑色幽默,在此后的岁月里,沦为了世人的笑柄。

    纪纲的罪状是无法饶恕的,所以朱棣将纪纲凌迟处死。这并不是一幕简单的秘密杀戮,朱棣让人把纪纲押到了刑场上,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古代刑法中最残忍的手法将纪纲置于死地。刽子手的尖刀在阳光下绽放出寒冷的光,纪纲抬起头看着这一天的太阳,忽然发现它格外扎眼,就像那天埋葬解缙的雪的颜色一样,他环顾四周的人群,忽然发现这些从前在他眼中如蝼蚁般的生物,开始呼唤着同一句话:生为直臣,死当直鬼。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恐惧,因为他知道,他们来向他索命了。

    可是,对叛徒从来不网开一面的朱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却对纪纲似乎有恻隐之心,他并没有像对待别的臣子一样,灭个九族或者十族之类的,而是把纪纲的全家老少都发配去戍边。朱棣这一反常规的举动,正说明了纪纲一案中所存在的疑点,把纪纲以残忍的手法杀死,却网开一面地发配了他的家小,难道朱棣不害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吗?一身叛骨的纪纲不会把基因遗传给他的后代吗?

    历史从来都是充满着疑问和阴谋的,正如“胡惟庸案”中大部分的株连者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般,我们也可以猜测,纪纲的死也是朱棣的政治手段,而并非是纪纲的“自取灭亡”。我们不排除纪纲和锦衣卫有为非作歹的可能,因为欲望总是那么可怕,也正是锦衣卫的这些举动让朱棣对纪纲和锦衣卫渐渐失去了信任。另一方面,由于在登基之初杀人过多,民间不免有对朱棣的种种非议,这让以“明主”“圣君”自许的朱棣很是难堪,所以,这个时候操刀手纪纲就成为朱棣眼里最合格的“替死鬼”,只有杀了纪纲才能平息民间的愤怒。于是,纪纲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迟处死,就不是简单的行刑,更像一幕由朱棣导演的真实表演。这一招在明朝其实也并不是朱棣首创,大家还记得“胡惟庸案”时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吗?这个人后来就被朱棣的老爸朱元璋当做“替死鬼”给砍了,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焚烧锦衣卫的刑具时,毛骧就成了朱元璋口中掀起应天城里所有杀戮的始作俑者。

    四、对东厂的无奈

    锦衣卫用自己的绣春刀威慑外廷和民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还没有等明帝国的臣民们从欢呼雀跃里回过神来,更可怕、更黑暗的时代来临了,生理残疾的太监们用比锦衣卫所使用的更加残忍的方法来监控这个国家了,从此以后,明王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宦官交替执政的时代。可是,被统治者疏远的锦衣卫并没有因此被历史疏远,在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锦衣卫又再一次崛起了,虽然只是太监们身边的配角,但是他们的表现丝毫不逊色,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客串一把主角,而且,与太监们阶段性的专权不同,锦衣卫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后,再也不曾离开过明朝的历史。

    1.东厂的起源

    一个国家再富足,它的国库终归是有限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用大把大把的银子养两伙专门监控外廷和民众的特务集团呢?既然在推翻纪纲的过程里出现了东厂的名号,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介绍这个对于锦衣卫来说恨之入骨却又必须俯首遵从的新角色吧!

    东厂是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成立的组织,东厂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由宦官掌管的侦缉机构,由于它的办公地址位于北京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所以叫做“东厂”。最开始的东厂职能主要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不过那时候侦缉方面大部分工作还是由锦衣卫来完成的,东厂只负责部分的侦缉、抓人工作,要是审讯犯人还得让锦衣卫的北镇抚司来。

    要知道,当时锦衣卫的监控网络几乎已经覆盖了整个大明王朝,而且在朱棣的谋划和纪纲的管理下,逐渐超越朱元璋时代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完美的特务网络。但是,天罗地网的锦衣卫越完美,纪纲在朱棣面前越显得毕恭毕敬,朱棣对锦衣卫就越产生怀疑和不安之情。

    别忘了,在朱棣“靖难”起兵到攻入南京登基的过程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出家人和太监。出家人比如道衍之辈,而太监比如郑和之辈,他们不论是对于朱棣的忠诚还是追随朱棣的时间都要超过纪纲和锦衣卫,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朱棣最信任的人。道衍不仅是朱棣的第一智囊,他与朱棣亦师亦友的关系更加耐人寻味,到道衍在八十四岁过世后,朱棣更是在祭文里写道:“朕统承天任,图任旧人,特授卿以官僚之位,朝夕启沃,资益良深。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不过,在出家人和太监之间,虽然出家人道衍居功至伟,但朱棣还是倾向于倚重太监。

    朱棣之所以信任宦官,自然有他的道理,在他的心目中,宦官应该是最无欲无求的,因为他们是失去了尊严的人,是对于欲望已经麻木的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百义孝为先”,净身成为宦官的人死后是没有资格葬进祖坟的,在古代,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污点,死后不能埋进祖坟其实就是族人已经不承认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这些宦官除了为朱棣服务,似乎很难找到其他的出路,暴尸荒野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石头。得到皇上嘉许的太监,没准还能够凭此光耀门楣,从而重新获得被家族承认的机会。

    朱棣更加信任太监的理由有很多,最关键的在于朱棣觉得太监们需要什么他是可以看得清的,而健全人的欲望总是无穷无尽的,让他看不清楚。太监们需要的除了死后有葬身之地,还有一些足够用来安身立命的钱财以外,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别的需求了。太监们都注定没有子嗣,他们不可能像健全人那样需要很多的利益来遗留给自己的后人,太监们需要担心的只有他们一世的名节。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去为自己的主子尽忠职守呢?

    朱棣假设了很多种太监们徇情枉法的原因,发现很多原因都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得清楚,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谁有可能做那么多无缘无故的事情呢?所以,道衍是负责了太子朱高炽和皇太孙朱瞻基的教育、《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的编纂,但是太监郑和却担当起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机密任务。

    朱棣攻破南京后,并没有在皇宫里找到建文帝朱允炆,这让朱棣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他对外声称朱允炆在城破之日自焚了,但是也知道“纸包不住火”,这得派人去查啊,派锦衣卫的话太大张旗鼓了,派别人吧又不敢信任。这时候郑和就成了最恰当的人选。郑和二十九岁从燕王起兵,多次出入战阵,屡建奇功,关键就是郑和还是个无欲无求的太监。当时民间就传说建文帝逃到了海外,又借着向海外诸国炫耀自己国力的机会,朱棣就派遣郑和带着船队下西洋列国寻访。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郑和不辞辛劳,先后六次出海,据说最远甚至到了非洲东岸。

    太监们如此任劳任怨还不图名不图利的,当然让朱棣感动并且愈加信任,从成立东厂的初衷来看,监控民生动态是假,想方设法寻访建文帝的下落倒是真的。“与锦衣卫均权势”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东厂与锦衣卫的工作侧重面不同,但在两相对比之下也反映出,虽然纪纲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实则还是太监们更得到朱棣的信任,毕竟东厂所主管的项目更机密。

    另外,同时设置两个职权相似的单位,在东厂执行监控锦衣卫的同时,也促成了锦衣卫和东厂两个特务机关之间的相互监控。谁能够占据主动就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没有人比当朝皇帝更明白,越是在朝廷的中枢机构,越是存在着不为人知的争斗,尤其是两个职权范围相近的机构。

    可是,对于东厂来说,寻找建文帝下落这样的工作就如同大海捞针,是一个极费时间的问题,而且极有可能东厂太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这项任务。而当时锦衣卫的主要工作是制裁那些不支持朱棣政权的危险分子,相比较寻找建文帝,这实在是一项轻松得不能再轻松的工作,只要锦衣卫愿意,他们可以随意找几个对朱棣政权不满的人,将其送到皇帝面前,只要随便动用一两套“诏狱”里的刑具,就能够屈打成招。在功劳显赫的锦衣卫面前,东厂显得那么可怜而又无奈,寻找到一个大案子咸鱼翻身成为了他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2.生长在锦衣卫光环下的东厂

    让锦衣卫和东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牵制,从而让两个特务机构各尽其职地发挥最大作用,无疑就是朱棣的如意算盘。东厂虽然工作不多,但是因为太监身处大内,亲近皇上,打小报告最为方便;锦衣卫虽然距离皇上比较远,但是负责的工作比较多,职权范围也比太监们大。各有利弊之下,似乎太监们更容易亲近朱棣,得到他的信任。

    可事实并非如此,在东厂最初成立的时候,东厂的太监们并没有因为和朱棣的距离而从一登场就占据上风。在侦缉方面,东厂毕竟还属于新手,而锦衣卫们已经经过了数十年几代人的开拓和完善,在侦缉行业属于老前辈,在经验和能力上都要高于东厂。更何况,恶魔纪纲正处于春风得意之际,这个亲自拉住朱棣的马缰跟着他走上战场的男人,在无数场生死大战中经受住了考验,堪称是朱棣最放心的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更何况是锦衣卫这种关键部门,尽管东厂在成立之初就号称和锦衣卫平起平坐,但是东厂负责的工作偏重于寻找建文帝,而锦衣卫则是实实在在地在为朱棣政权的巩固发光发热着。

    而且当时纪纲并不是单纯的锦衣卫指挥使,他的本职工作是都指挥佥事,锦衣卫指挥使只是他的兼职。都指挥佥事几乎就是朱棣给与纪纲的上方宝剑,也就是说侦缉这方面的事儿全让纪纲负责了,东厂的头目叫做厂公,其实也就是纪纲的副手,平时见了纪纲也得点头哈腰,逢年过节还免不了要巴结巴结。随着纪纲的势力逐步扩大,东厂咸鱼翻身的日子似乎更加遥遥无期了,而且作为职权相似的机构,纪纲自然明白皇上的意思,但是他的计划里不允许有一个人来盯着他、监控他,所以他对于东厂的策略依然是恩威并施:一方面,他靠近那些并不是东厂机构内的太监,贿赂他们,让他们成为他在大内的眼线;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打压东厂,在各方面缩减东厂太监们的权力,把东厂对锦衣卫的威胁降到最低。

    东厂在诞生之初,可以说完全处于锦衣卫的压制之下,由于东厂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工作特权。大部分太监们实际上还是在从事着伺候主子的工作,东厂的权力范围有限,工作量也比较少,所以专心为东厂做事的太监并不是很多。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纪纲利用手里的权力利用起了这些太监,在皇宫大内为自己编织起了一张周密的网,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能被他了如指掌,从此也缩短了自己与朱棣之间的距离。反观锦衣卫,大力度地肃清着对于朱棣政权不满的臣民,朱棣的信任和膨胀的权力让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中去。此消彼长之下,东厂在锦衣卫的压制下就处于了弱势。

    而且东厂是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才成立的,此时建文帝的遗臣们都已经被杀戮殆尽,而建文帝依然下落不明,旧功劳都已经被锦衣卫们占尽,而新的目标迟迟没有进展,这让东厂的太监们纵使有一身干劲,也无处施展。

    当时还可以借助的就是“夺嫡之争”,与在两派势力之间左右逢源的纪纲不同,东厂的太监们却是左右都捞不着好:朱高炽方面的文臣集团向来就比较排斥太监们,那帮清高的知识分子对于身体残疾、趋炎附势的太监们充满了不屑;而朱高煦方面则一直忙于收买宫中的王公大臣,拉拢锦衣卫,对于太监们也就是小施恩惠,还很少注意到东厂这个组织的存在。

    明明与锦衣卫是平职的关系,可却变成了上下级,而且纪纲那个恶魔随时随地似乎都瞅着东厂的几个头头们不顺眼,是不是哪天纪纲编个理由就把他们几个都给放到“诏狱”里去了啊,到时候可就真是有死无生了。看看这些可怜的太监们,忍辱负重地进了皇宫,不仅担心自己的地位,还得担心自己的生命,这日子过得多艰难啊!

    就在东厂的太监们惴惴不安的日子里,纪纲已经穿着已故吴王的冠服坐在自己家的太师椅上,看着脚下的客人们山呼万岁,身边的妻妾们对他施帝王之礼,心里美得上了天了。光美得上了天当然不行,纪纲又不是不会有子嗣的太监,他的心早跟着他的梦一起上天了。他等待着有一天早晨朱棣醒来的时候发现坐在龙椅上号令天下的人早已经变更,纪纲看着那些立在地道里的闪亮的兵器,他开始等待属于他的清晨了,他要真正来个枕戈待旦。

    朱棣的衰老一天一天爬上他的鬓角,再豪情壮志的英雄也有迟暮的时候,朱高煦虽然勇武好战实际不过是个无赖,至于那个胖子朱高炽,他已经胖得快走不动路了。纪纲担心的还是朱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除了朱棣,还有那个文武双全、属于未来的帝王之星朱瞻基。朱瞻基越长大,他身上那股本属于朱棣的气势就越足,无数次的沙场征战没有让这位皇太孙感到胆战和怯懦,反而让他更加迅速地成长起来。纪纲不能允许自己的生命里要面对两个朱棣,那将是他无法估算的形势,如今一个年过半百,一个年纪尚幼,正是上天赐给他的良机。

    按照史书上所描绘的那样,纪纲开始不再羞涩地做着皇帝梦,而是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了,雷霆之怒,他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他的雷霆之师建造起来。于是,那些从前还没有办法摸得清纪纲底细的纪纲的随从们,终于看到了纪纲那宏大梦想的冰山一角。以为自己将步向空前强大的纪纲,也走向了自己最后的灭亡,而东厂的出头之日,就在纪纲野心的凸现中慢慢到来了。

    3.太监得势

    纪纲未尝不知道朱棣设立东厂有监控锦衣卫和他的行动的意图,即使东厂的太监们对纪纲表面上充满了敬畏,但是东厂在纪纲心中的感觉,还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纪纲明白自己没有办法吃掉东厂,他就更加担心这些太监们,所以他不得不花费了大笔的资金用于笼络太监,分化东厂。他自认为是非常小心的,凡是东厂的太监他都会去加以笼络,但是绝不会给予绝对的信任。

    这边纪纲在想方设法打压东厂,那边东厂也在想方设法地打压纪纲。纪纲把东厂搞倒并不容易,但是东厂搞倒纪纲确实是有可能的。纪纲毕竟不是净过身的太监,他身体健全,而且文武兼备、极富心机,尤其还统率着决定外廷安危的锦衣卫,如果纪纲有什么不轨的意图,那皇上绝对会雷霆震怒。俗话说:“站得高,摔得惨。”像纪纲这样高高在上的人,他一旦失势,绝对就是一失到底,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

    两方本来应该势均力敌、互相约束的特务组织,就在这样的一场暗中角力里逐步影响着历史的天平,也在无意之中决定了明朝的未来。

    按照常理来说,小心翼翼的纪纲不应该放松到忽略东厂的作用的,如果要寻找原因,我们又不得不摸到了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宫中射柳”事件上。当然,说一场“指鹿为马”的游戏让纪纲从此骄傲自大、信心膨胀,似乎是贬低了纪纲作为锦衣卫指挥使的果敢和冷静,这样长年累月的精神状态决定了纪纲的性格,早已经是铁石心肠的纪纲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我们只能说,素来判断冷静的纪纲在这一刻错误地判断了他在朝野中的影响力。据说当时纪纲在看到了当时的场面之后,高兴地说:“没有人敢为难我了。”“高兴”这个词我们用得可能有些夸大,但是兴奋之情多少还是有些的。史书记载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还有不少臣子出来指正,但是纪纲“射柳”之后,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指正,所以纪纲觉得他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至少在对于朝野的威慑力上,绝不输于当年的赵高了。

    正是这个判断,断送了纪纲许多年的苦心经营。当年的赵高,是弄权之臣,很多人畏惧胡亥,其实是因为惧怕赵高,因为胡亥是赵高扶上去的,赵高一怒连胡亥都害怕更何况是群臣?但是纪纲不同,臣子们之所以惧怕纪纲,是因为他得到了朱棣的信任,是朱棣派下来监控外廷的,臣子们其实还不是害怕纪纲,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朱棣。两相对比,高低立判,纪纲当时的实力距离赵高的高度还差得很远。

    纪纲那貌似强大的权力高楼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而且墙倒还是万人推,参劾纪纲为非作歹、滥用职权的折子雪片一样落到了朱棣的桌子上。而纪纲费尽心机修建的地下宫殿和豢养的死士们呢?我们翻翻那些陈旧的史书,上面没有记载任何只言片语说明朱棣在清剿纪纲的党羽时碰到了什么阻碍,由此可见,纪纲的那些准备工作更像是糊了一个纸老虎,被朱棣只轻轻一戳,就全都捅破了。

    纪纲在朝堂上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锦衣卫的办公地点早就被皇上的大军团团围住了,从前气焰嚣张的锦衣卫们被强行困在“诏狱”里失去了自由,平常跟纪纲走得比较近的几个小头目都被点名叫了出去,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们活着的面目。纪纲的家在第一时间也被控制了,纪纲那完美的地下宫殿被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小角色趁机逃之夭夭,纪纲的家眷们全部入狱。

    身在都察院大狱里的纪纲在被施刑的痛苦中终于从梦中惊醒,他的帝王梦已经破灭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家族命运的恐惧,恶魔纪纲终于也面对了他人生里最不愿意面对的境况,正是因为害怕面对,所以他才为之进行了多年的努力,可到头来他才发现,那些努力只是荒废掉了他过去的岁月,没有任何的实际效用。他也不得不面对他自己曾经用来对付别人的那些刑具,他也不得不面对他从前能操之在手的对于别人的生杀大权。死亡,这个令人恐惧的词在他脑子里电光火石般地闪动,随之而来的噩梦萦绕着纪纲在牢狱中的生涯。最终,在他自己一手制造的刑具面前,纪纲屈服了,他承认了自己的所有罪状,只求一死。

    纪纲并没有选择自杀作为他恶魔般一生的总结,朱棣因为一个引起后世人们无限遐想的理由放过了纪纲的族人,却留给了纪纲一个残忍的结束——凌迟处死。纪纲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带着锦衣卫短暂的辉煌撒手人寰,将本来属于锦衣卫的大明王朝最光怪陆离的舞台留给了太监们,明朝的太监们没有让人失望,他们开始像蝼蚁般腐蚀明朝政权。

    既然犯罪的是锦衣卫,就不能再让他们自己人审自己人了啊,即便有一些锦衣卫因为跟纪纲不和得到了提拔,但是朱棣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锦衣卫了。揭发纪纲的是太监,那么理应由太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每一次案件都是锦衣卫去“打扫战场”,这一次,成了太监们来打扫锦衣卫了。

    从前让别人陷入恐惧的锦衣卫,这一次被别人带进了恐惧里。从前对锦衣卫们点头哈腰的太监们,如今一反常态。锦衣卫们还发现,太监们办事的手段丝毫不比他们逊色,而且论刑法之残酷,甚至还在他们之上。伴随着宦官们那些阴邪的狞笑,锦衣卫们独裁特务时代的局面彻底结束了。然而臣子们还没有摆脱锦衣卫的梦魇,就得向那些本来就作威作福的公公们继续俯身行礼,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在领教过太监们的手段之后,锦衣卫从前的所作所为,简直成了小儿科。

    4.东厂的崛起

    锦衣卫踩着无数明朝重臣的尸体完成了他们的崛起,而东厂则是踩着锦衣卫的辉煌完成了他们的崛起。正应了后世的英国科学家牛顿的那句“我之所以站得更高,是因为我踩在巨人的肩上”,东厂的崛起正说明了“我们之所以爬得很高,是因为我们踩在了锦衣卫的头上”。这一下,集皇帝宠爱于一身的不再是锦衣卫,而变成了东厂。太监被称为“内侍”,本来就说明他们服侍的是内廷,和皇族亲近,原来因为锦衣卫的职业素养让他们始终在特务这一行打个闲杂,这下好了,纪纲垮台了,皇上对锦衣卫的信任度也下滑了,东厂成为了皇上最贴心的特务机构,终于被扶正上了台面。

    原来是东厂的太监们见到锦衣卫就点头哈腰的,现在好了,就算是锦衣卫指挥使碰见了东厂的一个小太监,都得上前热乎两句攀攀交情。不管是锦衣卫指挥使,还是什么都指挥佥事,都不顶什么用了,主管特务机构的大头目成为了东厂的司礼监大太监。

    原来东厂抓到罪犯,就必须得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由于东厂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之后,其他的事情就不能过问了。反正最后锦衣卫把事情问了出来,那个罪犯是死是活东厂也不多过问。但是纪纲犯事了以后就不同了,朱棣发现原来锦衣卫把很多冤假错案都给屈打成招了啊,不行!以后锦衣卫审讯犯人朱棣就不放心了,必须得要求东厂派人去听审,不能“漏杀一个”,也不能“错杀一名”啊!东厂听审锦衣卫北镇抚司审讯之后,其实最后做主的也就是东厂了,没有办法,谁让人家说话皇上更相信呢?到后来东厂的权力越来越大,连朝廷会审大案都必须得有东厂派人听审才行。

    原来东厂的主要工作是暗地里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纪纲事发之后,朱棣就不再放心把锦衣卫的职权放得那么大了,原属锦衣卫的好多事情就转交给东厂来做了。不仅朝廷的各个部门都有东厂的人跟着,监视部门每个官员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平常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都在东厂的监视范围之内了。

    到后来朱棣发现很多地方官吏报上来的资料和奏折也有虚假成分出现,于是连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比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去查看、核实。明朝的皇帝这样做其实也有他们的想法,毕竟由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中央集权制的皇帝每天所要承担的工作量过于繁重,而每个皇帝又不都是像朱元璋那样的工作狂,所以在拿到奏折之前进行适当的过滤,去掉那些虚假的奏折而防止做无用功或犯错误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只不过这样就促使东厂拥有了一项不一般的权力,许多官员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奏折顺利地传到皇帝手里,不得不对东厂的太监们进行贿赂,从而使东厂更加便捷和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致富计划。另一方面,不仅没有过滤掉那些虚假的奏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皇帝的言路,给朱明王朝未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由于打小报告的这种风俗自朱元璋时代起就有,以致后来的明朝皇帝们都养成了爱听小报告的习惯。朱棣一开始最喜欢看的是锦衣卫打上来的小报告,但是在纪纲事发后,凡是锦衣卫的小报告他都不常看了,他现在偏向关注标示着“东厂”字样的小纸条。和锦衣卫一样,东厂的一切情报也是直接向皇帝报告,但稍后随着东厂势力的迅速崛起,锦衣卫的情报一般都要经过东厂的手才能“直接”交到皇上手里。这样的现状和步骤,就更加决定了锦衣卫被东厂压制的地位。

    在把锦衣卫踩在脚下之后,东厂的太监们并没有像朱棣所想的那样无欲无求地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为大明朝鞠躬尽瘁地工作上去,他们在剥削官员们的同时,也开始在老百姓的荷包上打主意了。没有后代的太监们为什么还对权力和金钱如此疯狂呢?别忘了太监们净身入宫的理由,有几个太监是真正为了服侍皇上啊,再说服侍皇上的方式有很多种,非得选择净了身当太监吗?读书入仕做官兼济天下也是服侍皇上,领兵征战沙场守护边疆也是服侍皇上啊!选择净身当太监的人,其实入宫求的也是个“利”字,虽然他们当太监以后没有后代了,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当太监以前就没有后代,更不代表他们没有亲戚和朋友,即使是太监,也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然后一朝分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还有很多人选择净身当太监这条路,要么就是家贫日苦,迫于无奈才走上了这条路,要么就是阴险狡诈,没有什么本事又想找到捷径一步登天。不论是两种人中的哪种人,他们都不可能是“无欲无求”的,相反,他们的心中都澎湃着比常人更加狂热的欲望。净身和对于男性生殖功能的放弃,并没有湮灭他们天生的征服欲,反而让他们拥有了更加强大和扭曲的功利心。

    东厂番子虽然每天都在京城里四处活动,但是并不完全是在为皇帝监控民众,更多的是在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们常常随便编两个罪名,就把无辜的老百姓投入大狱,之后动用酷刑屈打成招,借此大肆敲诈勒索、聚敛钱财。到了明朝后期,东厂的太监们就已经不满足于仅在京城周边这一亩三分地打主意了,据史书记载,就连距离京城老远的偏远地带,也有“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几乎把全国各处都祸害了个遍。

    历史的天平不止一次地倾斜,可不管怎么说,精明的朱棣并没有因为纪纲就撤去了锦衣卫,他把锦衣卫安置在东厂的脚下,就像许多年前把东厂埋伏在锦衣卫的脚下,只不过这一次,锦衣卫重见天日的路比东厂要漫长和艰难得多。

    五、锦衣卫的衰落

    当“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从烽火狼烟的战场上传来,皇位的竞争和太监的失势似乎已经是必然发生的事,锦衣卫们甚至迫不及待要挽起衣袖等待又一个铁血时代的到来。可是,耿直的于谦搀扶着代宗登上了皇位,锦衣卫并没有因此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一直依赖王振的马顺被愤怒的百官打死在朝堂上,继任的卢忠被扑朔迷离的“金刀案”害得只能装疯卖傻,倒是朱骥的短暂治狱,让锦衣卫在朝中得到了一些好名声。可接下来的是依附于曹吉祥的逯杲和性格和善的袁彬,锦衣卫的铁血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厂卫的黄花时节

    似乎是“靖难之役”的功成名就给了朱棣豪情万丈的感觉始终无法冲淡,明成祖朱棣虽然做了皇帝,但是一碰上震惊全国的大战,必定自己亲自领兵出征,所以朱棣堪称中国历史上御驾亲征次数最多的皇帝之一。数据显示,光永乐二十年(1422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间,朱棣皇帝就曾三次御驾亲征,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追击鞑靼,不过这三次出征并没有继续给朱棣的功劳录上又加上几笔功绩,还让他最终病死在了最后一次出征归来的路上。

    御驾亲征成为了朱棣晚年最为热爱的一项事业,除去自己的生命,他也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朱棣先后共五次亲征漠北,每次都要动用兵力三十到五十万不等,还要搜尽天下的府库作为军饷,数十万军兵参与物资运输,虽然解决了不少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但是也直接造成了永乐末年的“财力大窘”。民众没钱没粮的,还要为皇上提供壮丁当兵和运输粮草,怎么能没有情绪。据记载,永乐年间所谓“民乱”、“强盗”就达四十起之多,甚至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还爆发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震惊朝野。

    朱棣连年御驾亲征把整个明朝上上下下都搞得不安生,老百姓跟着遭殃,“财力大窘”本来就够人忙活的,结果皇宫里也不闲着。眼瞅着朱棣年纪大了,还玩命似的在外面拼杀,也不回来好好说说这个皇位的事儿,朱高煦就上火了。那边因为朱棣征战在外,朱高炽常年监国,虽然把朱高炽的那帮文臣都投进了监狱,但是眼瞅着朱高炽这监国当得越来越有感觉了。本来朱高煦比朱高炽得朱棣喜欢是因为他比朱高炽能征善战,如今朱棣带着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出去了,朱瞻基虽然年纪轻轻可是却丝毫不逊色于朱棣,在战场上成长得非常快。这下朱高煦更加焦虑了,所以他想方设法地给朱高炽添麻烦,派安插在朱棣身边的人给自己说好话。

    朝廷内外都比较混乱,皇上忙着御驾亲征,监国太子朱高炽跟汉王朱高煦天天“暗战”,外廷的臣子们都各怀鬼胎地按兵不动,这可高兴坏了东厂的太监们,苦了刚刚失宠不久的锦衣卫。兵荒马乱正是大捞油水的好机会,而且满朝臣子们都在盯着两位皇子夺嫡之争的结果,纷纷贿赂内侍们打听风吹草动。胆子大的太监就拿着东厂的招牌出去招摇撞骗或者榨取点儿民脂民膏,胆子小的太监就专门在家里待着,等着想听到宫中风声的大臣们将沉甸甸的红包送到自己手上。

    失宠又失势的锦衣卫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提供不了什么夺嫡之争的信息,也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出去榨点儿油水吧,怕一不小心撞到东厂的地盘上;躲着东厂走吧,剩下的地方基本上都把资源交给皇上去御驾亲征了,根本也没有多少油水。你就是在家待着都得注意点儿,东厂的太监们实在榨不着油水,就哼着小曲奔着锦衣卫们来了,口袋里本来就可怜的那点儿碎银子,说着话就被掏了个干净。

    对于东厂的太监们,锦衣卫真是惹不起又躲不起,天天只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从前朱高煦和朱高炽都还要讨好纪纲,如今锦衣卫失势了,也就没有人找了,有的锦衣卫可能还会抚慰年轻的锦衣卫:别着急,朱高炽那胖子熬不了几年了,等朱高煦当上皇上咱们的日子就能好过点儿了。没有为什么,因为朱高煦和朱棣很像,他在当政之初肯定像朱棣当初一样先把异己都诛杀了,在这方面,锦衣卫相信自己的业务能力肯定比东厂的太监们强。

    可是就连朱高煦也不会知道,历史连让他摸一摸龙椅的机会都没有给他。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等到朱高煦得到情报时,朱高炽已经在北京即位登基,接着朱高炽大赦天下,关押在牢里的朱高炽集团的文臣们一股脑儿都出来了,朱高煦的势力一下子被压缩了。

    好在朱高炽的政治生命并不长,九个月后他就病逝于北京,这让朱高煦看到了自己登上皇位的曙光。当时的太子朱瞻基身处南京,得知父亲病危后立刻往北京赶,朱高煦本来准备在路上截击朱瞻基,结果朱瞻基速度太快了,朱高煦的人还没有赶到目的地,朱瞻基已经逃出了朱高煦的攻击范围。

    朱瞻基登基后,朱高煦仍然不想放弃争夺帝位的机会。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在乐安建立五军,派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王公大臣,怒斥明仁宗朱高炽违反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且指出夏原吉等为“奸臣”,妄图仿效朱棣上演“靖难之役”。结果御驾亲征的朱瞻基还没有来得及显示一下自己百步穿杨的绝技,朱高煦的这场政变就被轻松镇压了。

    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的执政期间,就是被后人所称道的“仁宣之治”,在这段执政期间,洪武、永乐时期的“奸臣”文臣们得到重用,尤其是以被称为“三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所组成的以文臣集团为核心的内阁,在这段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仁宣之治”期间,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对于暴力机关的弱化。由于文臣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杨溥、杨荣、黄淮等人都先后领教过锦衣卫“诏狱”的阴森和残忍,所以对于锦衣卫和东厂的职权都有一定的压制和淡化。

    此前飞扬跋扈的东厂在这段时间里也被压制,由于仁宗和宣宗都宣布要实行“仁政”,所以对以监控外廷和民众为主要对象的特务机构进行“缩水”,是“仁政”的首要表现。在建文帝时代短暂的停顿整业之后,在“仁宣之治”期间,锦衣卫开始了一段真正比较长的蛰伏期。从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起,明宣宗朱瞻基开始着手整顿经济,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进行敲诈勒索的东厂番子受到了严惩,东厂也不再像永乐末年时那么活跃。

    虽然是名副其实的“守成之君”,号称仁宣之时“海内富庶,朝野清晏”,但是“海内富庶”还真说不清楚,那个“朝野清晏”倒是真的。想想洪武、永乐两代,朱明王朝的皇帝给人们的感觉就是只要一登基,二话不说就先来一阵屠杀,再开始治国。而仁宣期间,对内压制特务机关,对外则任人唯贤,基本上抛弃了洪武、永乐年间所形成的高压、血腥的政治氛围,并且成功解决了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趾问题等,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明朝皇帝的形象。

    而在这段时间里,明仁宗做的最让世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建文帝的遗臣平反。建文帝的遗臣,就是说那些曾效忠于建文帝朱允炆,而不肯归顺朱棣的臣子们。明仁宗这样做,当然不免要为夏原吉这样已经身处他的文臣集团的臣子洗刷冤情,也有另一个很明确的暗示,即他本人对于东厂和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关的厌恶和疏远。要知道,在明成祖时代,追捕建文帝遗臣的事一直是特务机关在做,朱高炽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就是推翻了锦衣卫在永乐年间的功绩。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锦衣卫和东厂的关系不再那么僵硬和悬殊,成为了同处于被排挤期的“难兄难弟”。

    2.锦衣卫梦碎土木堡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病逝,临终时颁下遗诏命皇太子朱祁镇承袭帝位。正月初十,朱祁镇正式登基称帝,改元正统,朱祁镇即明英宗。明英宗即位之初,朝廷主要由太皇太后张氏掌舵,张辅和“三杨”等五大臣合力辅政,国内局势还比较稳定,史书称之为“纲纪未弛”。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没有在动心眼,毕竟明英宗当时还是个小孩子,身上根本没有明宣宗的英气逼人。这个时候的锦衣卫几乎已经摆脱了纪纲事件的影响,此时坐镇锦衣卫指挥使位置的是马顺。马顺本人经历过纪纲时代锦衣卫的辉煌,所以他很不甘心特务机关被边缘化的这种状态。其实远在宣德末年他就已经开始为锦衣卫的未来规划了,他知道依靠目前自己的实力是无法让锦衣卫再次崛起的,他需要一个靠山。他找来自己的外甥、锦衣卫副指挥使王山一起商量,最终把目光放在了东宫太子的启蒙老师王振身上。王振年少时自阉入宫,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他在成为太子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以后,迅速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

    在这个时候,锦衣卫与太监们的关系已经不再像明成祖时代的“明争暗斗”,由于同被内阁的文臣集团压迫,处境都非常尴尬,能够得到皇上的宠信,从而获得能够满足自己利益的机会是锦衣卫和太监们最迫切的需求。尤其是太监们,由于特殊的身体原因和政治身份,他们的政治生命本来就很短暂,而一旦失去了皇室的宠信也就等于政治生命的死亡。在这个时候,锦衣卫主动靠近太监,这其实就是特务机构和宦官制度给明朝政治结构潜藏的危机所带来的一次爆发。

    正统二年(1437年),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他的启蒙老师王振掌司礼监。明朝的宦官组织有“二十四局”,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司礼监是“十二监”中的最高部门,即“二十四局”里的最高衙门,也就是宦官组织的首脑,明代特务机构的最高指挥机关。司礼监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内廷,而且还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阁部以及锦衣卫。王振在执掌司礼监之后,也就预示着他成为了明朝特务机关的“龙头老大”,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带了厚礼来恭贺王振,厂卫合作在王振扰乱纲纪、培植势力的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锦衣卫指挥使没有像纪纲那样从一开始就以压制太监作为锦衣卫逐步壮大势力的前提,相反,马顺采取的策略与纪纲恰恰相反。马顺以“翁父”尊称比自己年少的王振,并且尽心竭力地帮助王振扩充势力,打压“三杨”及张辅等内阁大臣,肃清所有对王振不满的外廷官员。在厂卫共同配合打压群臣帮助宦官势力渗透到朝廷各个领域的过程里,明朝的宦官势力在明英宗时代开始了第一次的大范围扩张,可谓是给明朝之后的多次宦官掌政开了先河。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不仅可以操纵大臣任免、参与司法、总督京营、充总兵官,还有正式的监军职衔,另一方面,宦官世袭,还能让他的弟侄封爵、荫官,要知道这可是只有王公功臣们才有的特殊待遇。

    锦衣卫们总有尴尬和无奈的时候,在向太监们磕头请安的时候,他们总会想起某些遥远的传说:那是在曾经的洪武、永乐年间,他们的先辈曾经马不停蹄地忙碌,无数条生命由他们手中的奏章来掌管生死。但是时过境迁,他们不得不面对依靠着太监们来接近先辈们所说的境况。现在的锦衣卫不再像“仁宣之治”时见人就矮三分了,至少他们虽然要对太监们卑躬屈膝,但是满朝文武和民众们不再敢小瞧他们了,只不过这一次看到他们的小报告的不再是明朝的皇帝,而是宦官“二十四局”的总头目司礼监主管王振。不管是哪个王公大臣,只要王振稍加“润色”地在明英宗朱祁镇面前说两句狠话,就会丢掉小命。

    正统七年(1442年)十二月,王振毁去了朱元璋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大铁牌,自然是更加为所欲为,甚至开始辅助朱祁镇处理政务,有时还会代替朱祁镇草拟诏书。锦衣卫们可能还在内心里这么安慰自己:好了,别老觉得自己是在向太监们屈膝了,现在连皇上都差不多操纵在太监王振的手里,我们向王振屈膝其实就是在向皇上屈膝啊!

    不管怎么说,向几个人屈膝奉迎总比对所有人屈膝奉迎要好多了,至少,在外廷的臣子们和民间的老百姓们面前,锦衣卫的威严和恐怖又回来了。锦衣卫所负责的侦缉,这时候在东厂的太监们看来已经属于“脏活累活”的范畴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跟着“得道”的王振从而“升天”的太监们,已经开始享受自己尊贵的身份和待遇了,他们不会再去做那些劳心又劳力的事情了,让那帮天生就喜欢审讯和杀人的锦衣卫们去干吧!太监们只会端着茶碗坐在一旁,跷着二郎腿看着锦衣卫如何整治犯人们,如果一时技痒了,就上去过过瘾。

    当然,并不是说锦衣卫就甘心屈居在太监们之下,他们也在等待着机会,那个“有朝一日”他们再次扬眉吐气的机会。正统八年(1443年)五月二十五日,雷电击中了奉天殿的鸱吻,以为不祥之兆,明英宗于是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廷臣上疏直言。这一次让锦衣卫看到了太监们垮台的希望,刘球针对王振专权恣睢,应诏上了一篇《修省十事疏》。但是这一次刘球并没有扳倒王振,反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虽然刘球没有成功,但是正所谓“一个刘球倒下去,千百个刘球就可能站起来”,按照历史经验,似乎锦衣卫的希望就会出现在不远的未来。可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一,一场从漠北突然而至的狂风,让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瓦剌部因为对明朝“赏不如例”大为不满,伺机大举南下,进犯大同。明朝的右参将吴浩随后在猫儿庄迎战,结果兵败被杀。这一下震惊朝野,王振毕竟是个太监不是军事家,危急之中想起明朝的皇帝们都有御驾亲征的惯例,而且在他们御驾亲征的战绩中很少有败仗。在这个时候,没有军事思想没有作战能力的王振只有靠这些遥远的数据和经验来对抗这场战争了。于是他劝服了朱祁镇,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朱祁镇换上铠甲,就要学他的先祖们跨上战马去御驾亲征了。

    结果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日,朱祁镇御驾亲征的队伍在土木堡遭到了瓦剌也先的伏击,明军精锐死伤数十万,张辅、王振等五十余大臣死于乱军之中,朱祁镇看看自己已经被团团围住,只好抛弃了马,坐在地上被敌人俘虏了。如果说明成祖朱棣是御驾亲征次数最多的皇帝,那么朱祁镇就是明朝皇帝中御驾亲征最为耻辱的一个皇帝。

    “土木之变”后,明朝的政治局势进入了最为跌宕的时期,锦衣卫重新崛起的最后希望,在战乱和王室的斗争中湮灭了。从此以后,明朝政治走向了短暂的中兴和覆灭的结局,而锦衣卫却再也没有崛起,没有再次像洪武、永乐年间那样成为风暴的中心。

    六、西厂的一波三折

    在汪直坐上了去往南京的马车之后,他苦心经营的西厂就此被关闭了,西厂的第一次登场在一片喧闹之后归于平静。接着是东厂的重新崛起,而锦衣卫依然在尴尬的地位中继续接受这东厂太监们的颐指气使,依然在心惊胆战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西厂就像明朝特务体制里的过客,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配角,这个半路出家的机构,其实在各方面都不如东厂和锦衣卫的机制那么严密和完整,漏洞百出而且管理松散,这也成为它必将被取缔的真正原因。

    1.黄金配角锦衣卫

    虽然王振以及后来粉墨登场的曹吉祥都身首异处,明朝也迎来了“中兴”之世,但是谁也没有阻拦住明朝走向宦官阶段性专权的穷途末路。

    锦衣卫从洪武、永乐年间的独领风骚,到“仁宣之治”时受到打压,等到明孝宗的“中兴”之后,逐渐沦落为了一个平庸的角色。本来负责帮助东厂审讯犯人的锦衣卫北镇抚司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历史地位,因为在明朝后期东厂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监狱。本来可以直接向皇帝打报告的程序也因为东厂“二十四局”的出现而几乎被废除,锦衣卫指挥使往往必须将报告交给东厂司礼监的头目,才由司礼监大太监将报告交给皇上本人。而随着东厂权力的放大,后来的锦衣卫几乎沦为了东厂下属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调查取证和逮捕犯人的工作,更多时候是配合东厂工作,辅助去完成一些东厂的太监们不愿意插手的“杂活”。

    实际上,锦衣卫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它只能作为一个专门为东厂特务部门服务的暴力机构。我们通过分析东厂的结构,就能够明白锦衣卫当时的地位和主要工作了。东厂只设立了一个负责事务的提督,即“二十四局”中司礼监的大太监,这个大太监被厂内的人称为“督主”或者“厂公”,他底下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这两个人都是从锦衣卫选拔过来的。再下面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颗”,颗管事都一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实际在外面负责侦查缉拿案犯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等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率番役数名,番役就是人们熟悉的“番子”,又叫做“干事”,这些人几乎都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英分子组成。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锦衣卫除了掌刑千户和理刑百户之外,几乎清一色都从事着“番子”这样的底层工作。而锦衣卫里大部分工作能力一般的锦衣卫,连东厂的赏识也得不到的话,就基本上是闲职,甚至可以说就是看管犯人和打扫“诏狱”的,当年可只手遮天的锦衣卫指挥使如今不过也就是东厂厂公的小跟班,如果连掌刑千户也混不到的话,那估计在锦衣卫也没有什么地位。

    这下群臣及民众们就明白了,原来拿着“诏令”像鬼魅般的锦衣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锦衣卫身后主宰着这一切的太监们。所以我们在后来看到的市井故事里,江湖英雄对抗的都是东厂的厂公,而不是锦衣卫指挥使,这个时候的锦衣卫,就是站在太监身边的配角,虽然并不起眼,但是却不可或缺。按理说,一个王朝拥有了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关已经够热闹了,毕竟此前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过这样的事物出现。可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并不这么认为,他对于特务队伍的要求是越多越好,而且是多多益善。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宫里出现了一件怪事:以符术勾结太监得以私自出入内廷的平民李子龙与宫女通奸事发。这让明宪宗感觉自己的管理出现了漏洞,于是本来就已经拥有了东厂这支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之后,他又想专门为了对付内廷死角而建立另一支私人侦缉队伍,这样,西厂就应运而生了。

    西厂其实也是一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只不过在东厂和锦衣卫逐渐运行得过于规范之后,明宪宗的西厂运转起来更加灵活。西厂有了,可是明宪宗却对西厂的厂公人选不甚满意。东厂和锦衣卫因为前任皇帝们的精心经营,基本上已经非常完备,可是西厂是明宪宗原创的机构,各方面的人选都需要明宪宗自己来安排。

    首先,西厂的构成人员大部分为明宪宗的心腹太监,而且均非来自于东厂,西厂的系统里基本上不动用锦衣卫,是绝对独立的部门,这样的队伍必须有个精明干练、出类拔萃的人当厂公。可是眼瞅着最出色的人选都在东厂,总不能拆了东厂补西厂吧!就在明宪宗头疼之际,他的脑中忽然闪过一道亮光:对了,就是他!

    2.汪直初涉政

    明宪宗突然想起的那个人,就是汪直。

    汪直是瑶族人,祖籍是广西桂平。说起汪直净身入宫当太监的原因,还有点儿“逃罪”的意思。原来汪直的先人曾因为反叛明朝而被抄家,汪直为了躲避罪责,入宫净身当了宦官。成化年间,他先是在昭德宫当内侍,伺候明宪宗的宠妃万贵妃,结果因为得到万贵妃的喜欢而在明宪宗面前逐渐得宠,后升迁为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宪宗成立西厂之后想到的最佳人选就是汪直,明宪宗认为汪直“便黠”,便选中他出任西厂的提督。

    西厂因为是明宪宗一手建立,所以它的权力明显要比东厂和锦衣卫大得多,《明史》中说道“所领缇骑倍东厂”,意思就是人员就比东厂庞大。另外,侦缉范围也比东厂犹有过之,“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也就是说原本是东厂和锦衣卫管的事西厂也能掺和,而且只要人家西厂的人到了,你们东厂和锦衣卫只能干看着,再大的功劳都得马上让出来。

    这一下好了,费了半天劲才完成的厂卫合作的特务模式因为西厂的横空出世完全被打乱了,东厂太监们的地位一下子被西厂替代了。如果是在从前,锦衣卫早就开始期盼两伙太监集团掐起来,然后自己“渔翁得利”了。可是此时的明朝政权已经是太监们的舞台了,锦衣卫们即使再努力,也只是所有纷争的配角或者看客。在东厂和西厂的矛盾中间,锦衣卫更多的选择了沉默,他们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们就像工蚁般劳作着,在面对东厂太监们点头哈腰的同时,也对西厂的太监们卑躬屈膝。

    汪直在掌管西厂之后,并没有只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明宪宗最感兴趣的“宫外之事”上去,他似乎顺手就把东厂和锦衣卫的工作给接手了。内廷和外廷一把抓,对于汪直这样的做法,明宪宗不仅没有一点儿反感,反而更增加了对于汪直的信任,认为汪直这样“不辞辛劳”地把所有事都抓起来做,是真正对内廷安全的负责。而汪直给明宪宗的说法,则要更加合理,宫外与宫中要联系起来并不难,所以一定要控制住每个线索,绝不放松。控制外廷同样是掌握宫中与宫外联系的必要手段,毕竟不能排除外廷官员贿赂内廷官员的可能性,反正经汪直这么一说,保障宫中安全就必须控制整个王都和住在王都里的任何人。

    在控制了王都以后,汪直就又去跟明宪宗说,内廷有臣子经常去外地出差,看来外地也不安全,外地的很多臣子也经常勾结民间的不良分子贿赂内廷的人,从而想方设法建立与宫中的关系,看来外地也不保险。明宪宗一看汪直这么负责,顿时感动得不行,于是,西厂的势力迅速向王都以外扩张了。西厂在扩张,当然并不是说东厂和锦衣卫就闲着了,西厂把大片区域都给霸占了,东厂和锦衣卫只好往边远地域发展,一时间东西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在明朝的疆域之内满地跑,官员和老百姓可遭了罪了,《明宪宗实录》里记载当时的情景说:“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这下可好,明朝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了。

    另一方面,最吃不消的还是外廷的臣子们,终于感到日子没办法再过下去的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其实,大臣们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撇去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不说,本来就已经有了东厂和锦衣卫,再加一个西厂,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大家的俸禄都很有限,做个小买卖还得藏着掖着,年年供奉两个爷就已经不容易了,如今又来一个,谁还吃得消啊!

    在反对浪潮中,内阁大臣们站在了前面,内阁大臣商辂在他的《上革西厂疏》中写道“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因而要求“收回伺察之人,诛逐奸邪之辈”,话说到这地步,就是皇上你再不撤了西厂,我们这帮当臣子的就没法在朝廷混了。

    迫于各方压力,明宪宗不得不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关闭了西厂,取消了汪直西厂提督的职务,可这次关闭西厂,虽然有众大臣的极力反对,明宪宗还是有着“千百个不愿意”呢!

    3.幸运的汪直

    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御史戴缙如果不是在这一年的六月突发奇想地上了一份奏折,恐怕他很难有被写进历史的可能了。这个碌碌无为的御史,在给明宪宗的上疏里昧着良心对西厂和汪直大加赞扬,说汪直缉捕奸恶赃贪,尽革宿弊,而且还“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这次上疏与其说是赞颂汪直,不如说是间接地赞扬了明宪宗建立西厂的英明果断,这名御史不知道是不是受过汪直的“照顾”,总之这个马屁拍得是又准又稳,让明宪宗顿时感觉说不出的舒服。

    于是刚刚被废除了一个月的西厂,又在戴缙的歌功颂德里再度挂牌,西厂提督的椅子上的温度还没有冷却,汪直的屁股已经又落在了上面。“有仇不报非君子”,汪直回到西厂提督位置上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那些反对他和西厂的臣子们都搞垮。

    在此后的短短几年间,上疏请求关闭西厂的官员几乎无一幸免,应天巡抚牟俸、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被谪戍,兵部尚书钱尚被除名,那位给明宪宗递了《上革西厂疏》的商辂则被罢免,科道官五十六人都受到了牵连。

    不过平心而论,汪直虽然也干着排除异己的勾当,但是比之他前面的王振、曹吉祥,以及他后面即将登场的刘瑾、魏忠贤,都要手软得多,反对汪直和西厂的臣子们虽然都遭到了打击报复,但是因此丢掉性命的并不多。

    最关键的一点是汪直比王振和曹吉祥要知人善用得多,至少他还是为明朝的国家安全和政权巩固作出了一些贡献。在巴结汪直的官员中,有一个叫做王越的,是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汪直性格豪爽,善于用人,得到北边将士的拥戴。汪直深知王越的才干,所以一直提拔王越,北边因为战事频繁,所以屡屡更换将领,只有王越因为得到汪直的支持而能够一直掌管军务。

    成化十六年(1480年),汪直按照王越的计划,命朱永率大军出南路,自己与王越率轻骑沿边墙向西,商定在榆林会师。汪直与王越带兵至大同,在蒙古部落活动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威宁海子大破鞑靼军,斩首四百余,获牲畜六千余。王越因而得封威宁侯,领都察院事,提督团营。这次胜利虽然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北边的危机,但是至少要比王振的“土木堡之变”强多了。

    在这段时间,已经没有人过问东厂了,更不要说有人会提起锦衣卫了。那么,锦衣卫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低调。

    是的,这个时候的锦衣卫指挥使不再是迫切想投身政治洪流的野心家了,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西厂和东厂不同,锦衣卫在汪直掌管西厂的日子里,不论内廷和外廷发生什么变化,都一直勤勤恳恳地在做着自己的工作。也许正是在这段时间锦衣卫的表现,决定了他们始终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不曾被驱逐下场。

    当然,低调的锦衣卫并不是什么贡献都没有,汪直“泄露禁中秘事”的情报就和锦衣卫有扯不开的关系。要知道,当初西厂的建立和汪直掌管西厂的原因,就是因为禁中出了问题,明宪宗想知晓宫外之事。只这一条罪状,就足以断送汪直的政治生命。

    锦衣卫当时已经成为了东厂的下属机构,所以锦衣卫获取的情报必定要上交给东厂的提督,与西厂本来就有利益冲突的东厂虽然因为惧怕汪直的势力依附于西厂,但是时时都在想着怎样让西厂垮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锦衣卫提交情报的同时,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用市井俚语让明宪宗警觉了“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所以开始疏远汪直。

    终于等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的东厂立刻发难,尚铭把汪直泄露禁宫秘事的情况报告给了明宪宗,汪直开始被明宪宗疏远。

    外廷朝臣趁机发难,首辅万安领衔上奏,称“西厂存革实与人心治体关系最大”,西厂再次被废除。成化十九年(1483年)八月,科道场再次弹劾汪直,汪直到南京沦为了奉御。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跌入政治生涯最低点的汪直却因此在南京安享晚年,成为明朝少有的得到善终的几个曾得权势者之一。

    七、刘瑾重建西厂并设内行厂

    在太监们的弄权和王朝的腐朽里,锦衣卫终于失去了他们先人的那种锐气和横行,他们匍匐在历史的夹缝里,依然如同他们的先辈们那样目光如炬,但不再是这个王朝的雷与电。他们默默地承受着历史的浩荡,虽然竭尽全力,却再也没有办法给这个王朝带来微澜。这样,锦衣卫一步一步彻底退到了历史的背后,直到今天,以致我们在史书上所能够看到的,也只有锦衣卫这个神秘组织的浮光掠影。

    1.游戏大王明武宗

    明武宗朱厚照在少年时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英明的皇帝,他好学,“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且知礼,“讲官退,必张拱致敬,作揖送状”。这分明就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孩子,谁看了不觉得以后是个仁善之君啊,“讲官”肯定想以后给朱厚照当官的人可有福了。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偏偏很少有绝对的事儿,“七岁看大,十岁看老”不一定就对,朱厚照在当上皇帝以后,并没有继续发挥他知书达理的好习惯,反而在太监们的引导下让他热爱运动、游戏的天性得到充分发挥。

    恶作剧也是朱厚照的最爱,他时常带着一只狗和一只猴子去奉天殿,把猴子放到狗的背上,然后点燃鞭炮,看着狗和猴子吓得在皇宫里四处乱窜。说实话,即使是最爱玩游戏的人,看着朱厚照皇帝这样的做法也会觉得无聊透顶,但是朱厚照偏偏就是乐此不疲。倒是威严的皇宫因此多了一些轻松和欢乐,不再那么沉闷了,从这一点来看,朱厚照皇帝应该是起到了活跃气氛的作用。

    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朱厚照也深明此理,所以他经常带着大臣们一起游戏,而处理政务的事儿似乎不再是他的主业,干脆就都交给了自己的心腹太监刘瑾。刘瑾是朱厚照最为信任的八个太监之一,当时人称这八个太监为“八虎”。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外廷大臣纷纷上书要求处决“八虎”,刘瑾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力挽狂澜,从而获得了朱厚照的宠信。

    刘瑾得到朱厚照宠信之后,就力主重新开设西厂,于是西厂又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八虎”之一的谷大用提督西厂。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司礼监的掌印太监李荣被逐出司礼监,刘瑾终于成为了实际上的第一太监。

    太监们又一次开始搅动明朝政局了,而这个时候的锦衣卫们只有冷眼旁观的份儿。

    可是锦衣卫里也并不都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也有人在想方设法地亲近明武宗,比如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于永是西域人,在锦衣卫里属于二把手,从三品,但是与锦衣卫的一把手指挥使钱宁相比,他显然更有抱负。

    明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元年(1506年)就册封了皇后,随后又册封了妃子,但是却日日在豹房里与小太监们嬉戏,不怎么亲近女色。这时候别人不急,朱家的太后太妃啊可就开始急了,生怕朱厚照和太监们待的时间久了对异性没有了性欲可就麻烦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可不是小事啊,更何况是血统尊贵的皇室。

    老人家们手足无措之际,这位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站了出来,他先是利用游戏接近明武宗,接着就开始引导明武宗接近异性。在于永接近了明武宗以后才发现,明武宗不是不喜欢异性,而是渴望能寻求一些平常没有的刺激。于永在摸清了朱厚照的性癖好之后,就对朱厚照说,咱们中原的女人确实不好看,西域的女子肌肤白皙润滑,才真的是有味道。朱厚照果然如于永教唆的那样,传旨从一个姓吕的都督家中索取了擅长西域歌舞的女子十二人,迎入大内,日夜歌舞嬉戏。

    好了,皇上的性取向问题解决了,后宫的老太太们算是多少缓了一口气。可是天天和西域女子们嬉戏的朱厚照又感觉天长日久缺少刺激了,如果是一般人,肯定会想点儿别的方法,可是我们这位于永同知就是有“大义灭亲”的勇气和魄力。于永又对朱厚照献计,让他召西域籍功臣的女眷进宫,声称是教授宫中侍女练习西域歌舞,实则却是选择貌美的就自己留下了,朱厚照实在是明朝最荒唐的皇帝了。

    虽然说锦衣卫对外廷朝臣的多次杀戮让很多很多臣子不满,而且也破坏了明朝的正常政治秩序,但是锦衣卫的大部分工作还是在皇帝授意下进行的,除去纪纲掌管锦衣卫时出现过因为私利而杀戮权臣的事件,其他时间锦衣卫都没有干预过国家的政权管理。而到明正德年间,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以及之后的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和江彬对明武宗朱厚照的错误引导,加速了正德年间的纲纪败坏,最终使明孝宗“中兴之世”所取得的成绩都付诸东流。可以说,正德年间的锦衣卫系统开始真正遭到腐蚀和瓦解,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明朝走向了不可挽回的衰败。

    2.特务网络的爆棚

    正德四年(1509年)十月,刘瑾奏请明武宗设立了内办事厂,又称内行厂,刘瑾亲自担任内行厂的提督。当时东厂和西厂没有厚此薄彼一说,两边都竞相下去侦缉,全国到处都是太监和番子,人民群众都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东厂和西厂就已经很可怕了,但是刘瑾的内行厂更加可怕。

    凡是北京城里当时的无业游民,全被内行厂的人驱逐出京;守孝的寡妇都得找人出嫁;停灵还没有下葬的死人,全部都火化,把骨灰随随便便就处置了。刘瑾的这些举措让京城里立刻就炸了锅了,差一点儿还引发了暴乱。

    当然,要是内行厂就干点儿折腾平民老百姓的事儿,就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内行厂的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节制东西厂的提督,一方面监视可能对刘瑾形成威胁的所有太监,另一方面就是将京城所有的特务机构都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东厂的提督马永成和西厂的提督谷大用原都是“八虎”中的成员,后来他们找刘瑾办事,刘瑾都不给通融,所以在心里都记恨刘瑾,可是刘瑾大权在握,他们又不得不对刘瑾低声下气。

    但是这下子锦衣卫的身份却更加卑微了,东厂掌权之日,锦衣卫从平起平坐沦落到上下级的关系,后来简直就演化成了东厂的狗腿子。等到西厂出现,日益压过东厂,锦衣卫又不得不让西厂的太监踩在自己的上面,好不容易汪直失势,谷大用虽然再次掌权西厂,但是毕竟风光不与旧时同,东、西二厂也只能平分秋色。可如今又出来一个内行厂,锦衣卫的日子可真是举步维艰了。

    由于侦缉工作需要大量人手,而宫中的太监数量又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东、西两厂多使用锦衣卫的人员作为行刑人员或干事,遇到重大事件就会命令锦衣卫指挥使大批量地从锦衣卫调派人手。平常东、西两厂开会,锦衣卫指挥使都得以掌班或领班的身份参加,东、西两厂比较和气的时候,开会时间还岔开,这样锦衣卫指挥使还应付得来。等到内行厂设立以后,经常和东、西厂的事件冲突,马永成和谷大用都不好惹,但是更得罪不起刘瑾啊,锦衣卫指挥使通常也只能率先选择内行厂,在完事之后再高抬着屁股去东厂或西厂等着挨骂或挨板子。

    最热闹的还是在遇到重大事件抽调人手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只能把人手都调给内行厂,东、西厂的太监们也只能拿锦衣卫指挥使撒撒气而毫无办法。当然,这还是内行厂刚成立的时候,再往后锦衣卫的指挥使石文义和张采攀附刘瑾,东、西二厂就不敢再造次了。刘瑾为了专权,大肆以暴虐手段实施酷刑以树威,满朝文武无不成为惊弓之鸟。都察院递交上来的审录重囚的奏折,让刘瑾不满意,左都御史屠滽闻讯后立刻带着十三道御史去谢罪,他们跪在台阶下听刘瑾斥责,头不敢抬,连大气都不敢喘。

    东、西二厂也开始逐渐受到内行厂的检查和骚扰,凡是对刘瑾不敬的东、西厂太监或锦衣卫都难以逃脱刘瑾的报复。至此,刘瑾的政治生涯到达巅峰,锦衣卫也由东厂的下属机构,转而成为内行厂的下属机构,曾经叱咤一时的锦衣卫彻底失去了左右自己命运的权力,沦落为宦官政治的附属品。

    因为同时拥有内行厂、东厂、西厂、锦衣卫,明朝的特务机构在刘瑾专权时期达到了其特务机构最饱和的阶段。锦衣卫在内部出现了钱宁、于永、江彬这样为了得到皇帝的宠信不择手段的奸佞,外部则受制于内行厂及东、西二厂,实际上已经不再作为完全独立的特务机构存在了。但是鉴于锦衣卫历经洪武朱元璋的发展和永乐朱棣的完善,已经成为明朝特务机构中最为专业和强大的一支队伍,内行厂及东、西二厂在实际工作中依然需要依赖锦衣卫来完成很多工作。所以锦衣卫并没有因此就被边缘化,依然在特务机构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有内行厂及东、西二厂的太监专权,但是真正在进行最前沿的特务工作的人员,依然是锦衣卫。只不过锦衣卫所执行的任务,大部分都是内行厂及东、西二厂布置下来的,锦衣卫不再是主导者,更多的是担任执行者。

    3.落寞的锦衣卫

    刘瑾的内行厂节制所有的特务机构,并且对满朝文武都进行监控和压迫,终于引发了朝廷上下的强烈不满。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宁夏安化王的叛乱被镇压,在回师的路上,右都御史杨一清秘密会见了负责总督军务的太监张永,杨一清几番试探张永之后,就低声告诉张永,他想联合内廷太监趁这次奏捷的机会,向皇上陈奏刘瑾所有的罪状。这是一件无比机密的事件,杨一清为了能够绝对安全地会见张永,谋划良久,费了很大力气才取得了与张永单独会面的机会。张永原也是“八虎”之一,自从刘瑾当上司礼监大太监之后,就与刘瑾不和,这次得到杨一清和外廷不少朝臣的支持,又经过杨一清的鼓动,欣然应允。

    右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的这番对话很可能成为我们论证“锦衣卫不是出色的特务”的一个论据,但是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的,杨一清如果没有得到锦衣卫的暗中点头,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见到张永?刘瑾向来重视对于军队的监控,更何况是杨一清和张永这两个对于外廷和内廷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人士。这个时候,那位满腹花花肠子的锦衣卫同知于永出来帮了忙。

    刘瑾作为弄权者,他深知王振和曹吉祥之流当年失势的教训多么惨痛,所以他在接受形形色色的小人的同时,也拉拢了不少有才干的人。在刘瑾结交的人中,让刘瑾最为信任、欣赏,谓为至交的官僚叫做张彩。张彩为人好色,但却才智出众,而且对刘瑾有着积极的影响。张彩虽然好色,但是却对于永教唆皇上连功勋臣子的老婆都霸占这样的事很不满,张彩曾经对刘瑾说,“公左右用事者多骗财坏事”,这显然有影射于永之流的意思。张彩的话直接导致了刘瑾“疏同类”,以致类似于于永之类的人带着礼物去看望刘瑾都被拒之门外。

    于永在被刘瑾疏远以后,东厂大太监马永成趁机来亲近于永,所以到外廷朝臣杨一清一个一个拉拢内廷的太监们准备推翻刘瑾的时候,于永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刘瑾的敌对阵营里。八月甲午日这一天,刘瑾刚刚离开皇宫,张永就悄悄走到皇上的面前,递上报捷的檄文之后,就开始陈奏刘瑾所有的罪行。有道是墙倒还得万人推,东厂提督马永成和深受皇上宠信的于永站了出来,把刘瑾平素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遍,热爱运动和游戏的朱厚照毕竟不是白痴,仔细一琢磨还真是,刘瑾这老小子,听大家伙这么一说他分明是想造反啊!也不调派东厂或者锦衣卫了,朱厚照就直接带着自己的御林军去了,把刘瑾逮住押进了天牢。

    但是朱厚照和刘瑾的交情毕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还是不忍心杀掉刘瑾的,只是想把刘瑾“降为奉御,谪居凤阳”,就像明宪宗对待汪直那样得了。可是等朱厚照进了刘瑾的宅子,看见伪造的穿宫牙牌、衣甲弓弩,以及玉玺什么的,终于忍不住了,原来刘瑾他是真想叛乱啊!还谪居什么啊,朱厚照当时就让人改成了凌迟。

    刘瑾死后不久,内行厂就被关闭,此后外廷朝臣再次上奏,又关闭了西厂。在这一次对刘瑾的清算中,明朝历史最悠久的两个特务机关东厂和锦衣卫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锦衣卫同知于永并没有因此而持续自己的仕途。

    一来他让朱厚照霸占西域籍功臣的家眷一事实在得罪了不少朝臣,二来他本身的想象力实在有限,能想出的馊主意就这么两个,后来更加大胆和奸佞的江彬逐渐得势,于永终被朱厚照疏远。

    在刘瑾死后,余下的几个“八虎”成员也都垂垂老矣,在朱厚照执政后期,再也没有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明朝开始真正地由盛转衰,朱厚照此后更加放纵和肆无忌惮,几乎将整个明朝搞得鸡犬不宁。也终于让他在临终之际,连个继承者都没有留下。

    没有扰乱朝政的臣子出现,太监里也再没有出现嚣张跋扈的弄权者,锦衣卫在正德年间以后的岁月里终于开始崭露头角。明朝不再是朝臣们玩弄权术的舞台,而成为了大小孩朱厚照的游乐园,他让他的王朝扭曲、颠倒、混乱,最终在他的死亡之际也开始走向了死亡。

    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和江彬主宰了此后的明朝政坛,他们为朱厚照构建起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游戏世界,于是,锦衣卫仅剩不多的赞誉被这些蝇营狗苟的后来者挥霍干净了,刚刚经历过“中兴”的大明王朝无法回头地走向了衰败。

    钱宁与江彬之间智力的比拼让明武宗的生活越过越刺激,也让明朝的江山越来越残缺。等到明武宗死后,江彬被凌迟处死,热热闹闹了几天的锦衣卫在给荒唐的正德朝画上一个意味深远的句号之后,彻底走进了历史的夹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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