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历任皇帝，不都是如朱元璋、朱棣这样的强权帝王，也有如朱高炽、朱瞻基这样的仁厚之君。在强权帝王那里，需要的当然是杀人不眨眼的锦衣卫，但是在仁厚之君那里，则需要的是任劳任怨、刚正耿直的锦衣卫。因此，除了那些视人命如草芥的刽子手，锦衣卫也出现了刚直公正的卫道者。
这才是全部的锦衣卫，既有着雷与电，也有着甘霖与阳光。
一、袁彬忠心救主
袁彬的投资理财观念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先进的，他知道作为一个臣子，名利双收是不太可能的。在眼前无法收获财富的时候，不如改变想法去谋求名声。于是在生死关头，他敢于铤而走险，将自己的生命与明英宗的生命系在了一起。但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日后，他除了得到明朝皇帝们的尊重和赞颂，还成为了唯一一个服侍了两代皇帝的正牌卫士，拥有了明朝非常罕见的超一品大员的尊贵身份，他的名字还被大清朝的纪晓岚以“至忠”之名记录进了《四库全书》。
1．皇上的精神支柱
与袁彬相比，他的父亲袁忠要默默无闻得多。袁彬的父亲袁忠因为机灵睿智、忠心耿耿，于建文四年（1402年）被选为锦衣卫校尉，之后明成祖朱棣登基，袁忠得到了纪纲的赏识，在宫中做了近四十年的近侍。虽然是近侍，但是袁忠的官衔仅仅是校尉，这是锦衣卫中级别比较低的一般卫士，也就是说袁忠并无太大功绩，工作上也就是中规中矩而已。
我们以前就说过，锦衣卫是子承父业的家族式继承法，也就是父亲是锦衣卫，退休以后儿子就会自动顶替上来。所以后来袁忠日渐衰老，看看自己身体再也撑不住，就跟上司打了个报告，说我老了干不动了，让我的儿子来顶替我吧！上司一看，果然，袁忠确实已经一把年纪，腰疼腿疼的也拖累别人工作啊！正好，那就让他儿子来吧！
赋闲在家的袁彬就出来代替他的父亲继续当校尉了。袁彬和他忠厚的父亲不同，他从小就很聪明，而且能诗善文，在锦衣卫里多多少少还是个有学问的。正统四年（1439年），三十九岁的袁彬正式接替他的父亲成为校尉。
平常还爱耍点儿小聪明的袁彬在去当锦衣卫之前，耐心地接受了袁忠的训话。袁忠对袁彬说，锦衣卫可不是一般的国家机构，你可不能在那里耍小聪明，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可不是好惹的，他是个“口蜜腹剑”的人物，你更得小心点儿。
三十九岁的袁彬早已经娶妻生子，而且还是好几个娃的爹了，也算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了。马上就“四十不惑”的袁彬当然知道宫中的险恶，所以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告诫，在进宫之后，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小心谨慎，默默无闻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
袁彬一干就是十年，他的家人也和他一样，觉得他这辈子就和他父亲一样了，做一个地位卑微的校尉，一直到岁数大了，让他的儿子继续去接替他的工作。这一年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这一年的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明朝的事情：北方瓦剌族的首领也先兵分四路，进犯大同。明军右参将吴浩奉命在猫儿庄迎战，结果被杀得大败。也先驱兵南下，当时前方形势紧急，边报一天就要来十多份，而且让明英宗头疼的是，几乎都是打了败仗的边报。眼看着也先的部队越来越近，好多朝臣都慌了。这个时候的明朝正是太监王振专权的时候，眼看着前线就要崩溃，王振就想出来一个馊主意，让明英宗御驾亲征。
可明英宗毕竟是皇上，万金之体，而且当时兵部侍郎于谦等上疏极力反对明英宗御驾亲征。可是朝臣们再劝，毕竟不及太监们距离明英宗近，王振就搬出来一堆历史资料劝明英宗：您别怕，您看看您的先人们，明太祖皇帝平定乱世就不说了，明成祖御驾亲征漠北，明孝宗御驾亲征汉王，哪一个不是大胜而归，你们朱家人身上有征战的血液，在娘胎里就能决定战争的成败。反正经王振这么一说，明英宗也觉得自己应该去御驾亲征，毕竟祖上有这个“传统”，而且从经验来看，所有御驾亲征的结果都不错。
也许，打一开始明英宗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出去“亲征”，更像是去大同组团观光旅游一圈，五十万大军在身边围着，一人一口唾沫就把也先给淹死了，还用开战？兵部侍郎于谦看着拦不住皇上，就去找内阁老臣张辅商量。张辅是三朝老臣，从“三杨”时代就开始担当阁臣，颇有威信。但是张辅已经岁数大了，而且他也畏惧王振的权势，所以他听着于谦的话只是“默默不敢言”。
于谦根本阻止不了明英宗御驾亲征，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统率官兵五十万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王振、张辅等大臣。袁彬虽然地位卑微，但是因为是皇上的近侍，负责皇上的安全，所以也在随行之列。
明英宗御驾亲征的大军刚走在路上，就遭遇了暴风雨天气，而且由于王振根本不擅长管理军队，“军纪大坏”。八月初一，军队到达大同，正在这时前线传来战报，说也先兵力强大，加之前线战败的消息传来得更加紧密，王振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还没有碰到也先的主力部队，王振就赶紧命令班师了。
王振下令班师以后，明英宗也慌了，懊悔自己被王振给骗了。八月十四日，明英宗的部队退到了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在这里明英宗遭遇了也先的伏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昔日耀武扬威的皇上，转眼成为了阶下囚。也先把失魂落魄的明英宗丢弃在了破旧不堪的蒙古包里，未知的结局让明英宗陷入了几近崩溃的旋涡里，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侍从们早已经扔下他四处逃难去了，只有袁彬等几个人还留在明英宗的身边。
袁彬不害怕吗？他当然害怕，但是在生死边缘的袁彬作了他人生中最大胆的一个决定：护主。袁彬觉得，现下能够让他活下去的只有这个办法了。他家中还有父母妻儿，如果他抛下明英宗一走了之，很可能就无法保护亲人的生命。蛰伏宫中十年的袁彬，重新回到了市井时代的袁彬，他用尽一身的力气站了起来，他对看守着明英宗的瓦剌士兵们说：我要见你们的首领，瓦剌部的王，也先。
箭在弦上，这个在市井中混迹多年的袁彬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而这也是锦衣卫中的袁彬久违的场景，聪颖的他在这久违的场景里找回了那个掩藏多年的自己，他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决定了明英宗的未来，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当疲惫的袁彬回到明英宗身边，告诉明英宗已无性命之忧的时候，明英宗抱住袁彬，才终于找回自己丢失了良久的三魂六魄。
2．瓦剌军营里的斗智斗勇
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日被俘到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回到北京城，这一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明英宗这一生里最灰暗和痛苦的日子。在这一年的日子里，明英宗处在也先的牢笼里，被他挟持着到了“戈壁为席天霜铺”的塞北，除了身边的袁彬，明英宗几乎无所依靠。
明英宗被也先关押在破旧的蒙古包里，不能遮风，不能挡雨，而且是“冬凉夏暖”。身在北京城皇宫里日日锦衣玉食的明英宗何曾体会过塞北的风沙，晚上明英宗时常被冻得难以入睡，袁彬看在眼里，就解开衣服把明英宗冻僵的双脚裹进自己的怀里。从怀来到塞外，道路颠簸，气候恶劣，经常遇到车马不易行进的路段，袁彬就背着明英宗走。当身处塞外不毛之地，明英宗回望自己遥远的故都，不禁潸然泪下，这个时候又是袁彬站了出来，对明英宗反复开导，让他坚定了回归北京的决心。
在北行的路上，也先不断试探明英宗，发现他不仅没有因为沦为俘虏而万念俱灰，反而依然保持着坚强的毅力，这让也先大大地吃了一惊。当时恰好有个太监叫喜宁，也跟明英宗、袁彬一起当了俘虏，可是他贪生怕死，很快就成了叛徒。喜宁当了叛徒，并且为瓦剌人提供情报，帮助也先攻打明朝，而同时他又不甘心只有自己当叛徒，就想拉明英宗一起下水，他就去给也先出主意，想方设法让明英宗变节。
有一天，也先就派人到明英宗那儿去提亲，说要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明英宗，使瓦剌和明朝永结秦晋之好。明英宗一时没了主意，就去找袁彬，袁彬一看就知道是“美人计”，他对明英宗说：“陛下您可是大明朝的皇上啊，如果做了瓦剌人的女婿，不仅丢了气节，尊严也没了，从今往后咱们必将受制于人。另外，您在做俘虏期间还要成亲，这会让别人觉得您身为流亡之君，不仅不思回国，还忙着贪图享乐，于您及咱们大明王朝的声誉都将不利。依我看，您还是尽量顾全大局，推掉这门婚事吧！”明英宗听了袁彬这席话，点头赞许，就跟来提亲的人说，也先要把妹妹嫁给我确实是件好事，但是我眼前还是俘虏，也先的妹妹怎么说也是金枝玉叶啊，这样吧，等我回到北京城以后再娶吧！喜宁看一计不成，就又出了一计，让也先选了六个瓦剌美女去服侍明英宗。这一回袁彬又站了出来，教明英宗回复说：“我可是答应了要娶也先妹妹的，如今你派这么六个下人来服侍我，岂不是要我在娶你妹妹之前先同这些侍女们同床吗？我这样不是明显要辜负人家了嘛！”
明英宗是个好色的人，他怎么可能对异国美女不感兴趣呢？喜宁对也先说，肯定是那个锦衣卫的袁彬在明英宗后面出的主意，只要把袁彬杀了，明英宗肯定就范。于是一天夜里，也先、喜宁就带着一帮人把袁彬五花大绑之后拖到了野外，要将他五马分尸。明英宗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离不开袁彬了，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他得知袁彬被也先和喜宁带走了，赶紧追了过去。为了救袁彬，明英宗甚至不顾皇帝的尊严，哭求也先，说要是袁彬一死他也就不想活了。也先没有办法，就放过了袁彬。
袁彬好容易才捡了条命，他对明英宗说喜宁经常挑拨是非，而且他已经叛变，并且帮助也先攻打咱们大明朝，是个祸害，必须得除掉。明英宗点头称是，于是就和袁彬定下了一条计策。
再说瓦剌的首领也先，这次攻打明朝差一点儿就得手了，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而瓦剌由于连年征战，造成补给不足、国库空虚，也先一时进退两难。就在这个时候，明英宗出来说话了，说两国连年交战，民不聊生，这样下去不是个事，不如两国修好，以后互通贸易、互补有无，正好可以造福两国百姓。也先听了英宗的话，觉得这是向明朝政府敲竹杠的大好机会，就点头同意，派了明英宗的心腹袁彬和己方的喜宁等人南下去谈判。
喜宁毕竟是变节之臣，南下还是多少有些顾虑，所以他让袁彬先去探路。袁彬带了几个人先行，到万全右卫城后立刻去见都督同知江福。袁彬令江福屏退左右，从裤脚取出英宗密信交于江福。密信“喻戍边将士见机行事，擒获喜宁”。于是江福和袁彬共同定下擒喜宁的计策。
这边袁彬带着人去向喜宁回话，说没有问题，明朝那边同意和谈；这边江福骑马直奔宣府，将英宗密信及擒获喜宁的计策告知了大帅朱谦、杨俊。
按照安排的日子，朱谦、杨俊二帅亲率数百精兵夜伏野狐岭。而江福则领着指挥胡观、孙素及壮士十余人，携带酒肉，从膳房堡出发，到野狐岭迎接喜宁。
时近中午，喜宁果然带着百余骑兵策马前来。江福即刻上前，恭敬接待。说话间江福请喜宁下马饮酒，稍作休息。这时指挥胡观等已摆好酒肉。喜宁因心中有鬼，怕生变故，踌躇了半天才下马。
这时，江福一使眼色，胡观、孙素等壮士一拥而上，架起喜宁疾驰入关。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两侧的朱谦、杨俊二帅急令众将出击。一时间，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伏兵从四下杀出。瓦剌兵顷刻间溃不成军，被杀得四下逃窜。
数日后，喜宁被扭送到北京受审，不久被处斩。
也先失去了喜宁，自是痛恨不已，但是那边明朝在击败了瓦剌的进攻之后，经过休养生息，国力逐渐恢复，而瓦剌则由于连年征战，内部起了纷争，再也无力和大明对抗，不得不改变主意，和明廷讲和。
景泰元年（1450年），在明朝满足了也先的所有要求之后，在漠北度过了一年俘虏生活的明英宗才被也先亲自送到了居庸关下。在中秋节这天，历经了千辛万苦的明英宗和袁彬终于回到京师。
3．名传千载的“至忠”之臣
袁彬在定计除喜宁、护送明英宗还朝等事件上可谓是功劳十分大，但是当他和明英宗一起回到北京之后，当时的景泰帝仅仅给了袁彬一个锦衣卫百户的官职。这么大的功劳就给这么个绿豆大的官肯定说不通，可是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历史就知道了：这位明景帝朱祁钰是在明英宗被俘以后，国中无主的特殊情况下，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六登基，按说，是个为了“救急”才临时当上的皇上。如今人家朱祁钰皇上当得好好的，你袁彬大老远的又弄个皇上回来，一个国家总不能有两个皇上吧！因此，景泰帝记恨袁彬还来不及呢，哪有心情封赏他啊！
再说明英宗，在不当俘虏以后他并没有如愿过上好日子。景泰帝让他的哥哥“太上皇帝”明英宗住到了南城，实际上就是将他给“软禁”了。在瓦剌被“软禁”，回到了北京还是被“软禁”，这软禁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于是明英宗连在梦里都想着要重登大宝。
在苦等了多年以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的夜晚，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潜入南宫，夺门拥明英宗出宫，复辟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正月二十一日，明英宗在他的有生之年里第二次登上了帝位，改元天顺，将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袁彬在这次“夺门之变”里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英宗复辟之后，也将袁彬从锦衣卫百户一下提升到了锦衣卫指挥使。
咱们再说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和太监曹吉祥这些人，他们都是十足的投机分子，在帮助明英宗复辟成功之后，都被委以重任，手握生杀大权。他们不仅时常以“功臣”自居，骄纵而不可一世，而且彼此之间还时常争斗。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时候的明英宗已经不是王振专权时代的那个糊涂皇帝了，多次的“软禁”生活已经让明英宗变得成熟，他渐渐认识到，这些个“功臣”其实都是些奸诈险恶之徒。这个时候，让明英宗放心的人，依然只有袁彬，虽然同样是功臣，而且袁彬的功劳比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之流要高得多，但是袁彬却与这些人完全不同，尤其是明英宗“夺门之变”重新当上皇帝之后，袁彬从来不居功自傲，与明英宗在一起依然如同在漠北一样毕恭毕敬。
这一天，明英宗又以“唠家常”为名把袁彬叫进了皇宫。明英宗退去了左右的侍从，袁彬意识到了今日与往时的不同。像明朝那些韬略在胸的先皇们一样，明英宗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想法，他只是把锦衣卫的历史和漠北的生活合在一起回忆了一番。接着，他站起身来，对着袁彬说，该是低调的袁彬在历史上搅动一番的时候了。
第一个遭殃的人是徐有贞，徐有贞是“功臣”里面最嚣张的，而且由于受到石亨和曹吉祥的携手打压，他总是最容易落于下风。袁彬让徐有贞在锦衣卫的“诏狱”里走了几圈，徐有贞也就再也不敢造次了。
接着倒霉的就是石亨。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锦衣卫调查到了石亨的侄子定远侯石彪谋求镇守大同，意图不轨。袁彬将证据交给明英宗后，明英宗立刻下令将石彪逮捕下狱，并且抄没了他的家产，又逮捕了石彪的党羽七十六人。十月，锦衣卫又上报了石亨“招权纳贿”的罪状，石亨被明英宗罢官，并且不准入朝。与此同时，明英宗下诏从此以后凡以“夺门”冒功得官者，须自首更正，此后因“夺门”被罢官者多达四千余人。可明英宗还是没有放过石亨，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锦衣卫逮石亨入“诏狱”，并抄没其家产。三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被斩首示众。
司礼监太监兼总督京营三大营的曹吉祥，与石亨互为肩臂，在石亨死后，预感到自己也会大难临头，于是铤而走险，大肆搜罗亲信结为死党，准备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初二清晨发动叛变，推翻明英宗另立新帝。但是，早就按照袁彬的指示监视着曹吉祥的锦衣卫不久就得到了情报，七月初一夜，明英宗命令皇城及京城九门都关闭城门，将曹吉祥困在内廷。曹吉祥的嗣子曹钦知道事情败露，趁夜率兵攻击东、西长安门，但是守城官兵早有准备，经过一番恶战，曹钦兵败，在走投无路之下投井自杀，其家大小均被株连致死。曹吉祥被判死罪后，其家族亦被株连。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十二日，明英宗列曹吉祥、石亨诸人罪状，昭示天下。袁彬因为在侦办石亨、曹吉祥的过程中功劳最大，被升为都指挥佥事。
之后，新任的锦衣卫指挥使门达逐渐得到了明英宗的宠信，权倾朝野，朝臣们竞相贿赂门达，只有袁彬对门达不理不睬，这让门达很记恨袁彬。后来门达就设计诬陷袁彬，但是门达也知道袁彬与明英宗的特殊关系，还是去奏请了明英宗，明英宗告诉门达：“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还我。”一个“任”说明了明英宗对于门达的宠信，而一个“活”和“还”则说明了明英宗对于袁彬的感情。《明史》中记载，“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即使袁彬犯了罪，都必要“以活袁彬还”，这句“犹骨肉也”看来并非夸大其词。此后明英宗怕门达再为难袁彬，就将袁彬调往南京，“带俸闲住”，相当于是让袁彬拿着无形的“上方宝剑”提前过上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了。
在赋闲的时间里，袁彬把护驾的始末写成了《北征事迹》一书，后来纪晓岚在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时，他的名字被大清朝的纪晓岚以“至忠”之名记录进了《四库全书》。此外，袁彬家乡的人也为他修建了两座“护驾楼”（遗址在现新昌第二小学内），以纪念他的护驾大功。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明英宗驾崩，门达被贬斥到都匀，袁彬官复原职。弘治元年（1488年），袁彬逝世，朝廷追赐他为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其母、妻都被诰封为一品夫人，他的子孙世袭锦衣卫佥事。
二、沈炼之光和锦衣卫对严嵩侦讯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十三日的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把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以及文武二楼，奉天左顺、右顺、午门都烧了个精光，连《永乐大典》都差点儿焚毁。不过，也正是这场大火，应验了沈炼信里的预言，在严嵩失宠的原因里，重修三大殿问题是他最得罪皇帝的一点。他最后输的，恰好就在这把火上。
1．沈炼坐堂
说起来，沈炼并不是锦衣卫里官衔最高的，但是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说，除了他与严嵩家族的恩恩怨怨之外，沈炼应该算是明朝锦衣卫里最有学问的一位了。
沈炼字纯甫，号青霞，出生于正德二年（1507年），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江浙之地自古便多文人墨客，沈炼从小就深受江浙文化的熏陶，加之他从小聪敏，自幼就能工古文。沈炼的文风奇绝，自成一派，就连当时浙江的一代文豪徐渭看到沈炼的文章之后都不得不称赞“以奇惊一也”。汪文盛后来看到沈炼的文章，也惊讶得不得了，称沈炼为奇才，让沈炼补了府学生。
才名满江浙的沈炼的仕途生涯在这时要比他同时代的徐渭好多了，徐渭先后八次参加乡试，全部落榜，而沈炼在嘉靖十年（1531年）先是考中乡试，又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考中了进士。
也就是在沈炼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另一位风云人物也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渐渐显露出他的锋芒，这个人就是——严嵩。和沈炼一样，严嵩自幼也是个天才型的孩子，“少年聪慧，善于作对”，比沈炼年长二十七岁的严嵩在沈炼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已经担任了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重要职务，慢慢步入了上层官僚的行列。就是在这一年，严嵩完成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一次“蜕变”。
当时有朝臣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包括严嵩在内几乎所有的重臣都持反对意见，并且力谏阻止。这让明世宗朱厚熜很不高兴，他恼怒地写了一篇《明堂或问》，一点儿不给面子地严厉斥责所有反对的朝臣们。见风使舵的严嵩在看完《明堂或问》明白了皇上的心思后马上改了口风，并且照着皇上的意思“条划礼仪甚备”，解决了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虽然严嵩在仕途上碰到了挫折，可正是这一次小挫折让严嵩学会了怎样去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明世宗，勤勉加上温顺，以及对于明世宗性情的了解让严嵩的政治地位逐渐巩固，成为了明世宗的亲信。
可以说，这一年对于沈炼和严嵩来说，都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考中进士不久，沈炼就被任命为溧阳知县，走马上任。作为政治生涯的第一站，沈炼很珍惜这次机会，在溧阳任县令期间，他兢兢业业，并且勤勉有加，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称赞，可谓是政绩卓著。沈炼清廉刚直的结果是与当地的御史发生了争执，御史的官衔大啊，因此跟上面报告说这个知县能力有问题，办事不靠谱，就让上级把沈炼转到了茌平去当县令。
说起来，其实这个把沈炼支走的御史暗地里还是很钦佩沈炼的，只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让你沈炼挡了人家的财路呢？还好，这位御史只是把沈炼从溧阳转到了茌平，同样是七品级别的县令，也没有太祸害他，就算是平级别的工作调动罢了。到了茌平以后，沈炼依然是跟从前一样，勤于政务，在老百姓交口称赞的同时，当地榨不到油水的官员又把他给调走了，这一次把沈炼从茌平转到了清丰，当然，官衔还是一样，七品县令。
到了清丰以后，沈炼终于开始琢磨了，怎么人家别的官在一个地方任职一干就是好几年，甚至还有干了十几年的，为什么我就跟打游击似的，老是不稳定呢？沈炼也知道，这样下去没有特别出众的政绩，怎么可能有加官进爵的机会呢？像这样今天这儿干两天、明天那儿干两天的，政绩过于松散，不够集中，很不便于给上级领导留下好印象，升迁之路何其漫长。可是为什么老是调动呢？沈炼就去找身边的朋友，请教原因。对官场略知一二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你啊，肯定是招惹了上级，让人家不高兴了，觉得你是个“烫山芋”，就老是把你往别处调。沈炼就说那有什么办法吗？对方就说有啊，你多讨好讨好上级领导不就得了，碰到上级领导搞点儿小动作什么的，你睁一眼闭一眼不就得了。沈炼叹了口气，说哥们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容不得一点儿看不顺眼的事儿，尤其是比我级别高的要是让我看不顺眼了，我更受不了。朋友一听，这可难办了，那这样吧，你强迫自己多参加点儿社会活动，你不是喜欢文学吗？多和文学青年们聚一聚，谈谈风雅，这样时间不就不充裕了，有些你不该管的事情你就没有时间管了不是。
沈炼觉得朋友这话也对，基于他对文学的热爱，为了文学忽略政务这种事儿应该也会发生，于是沈炼就去找他的同乡兼好友陈鹤、徐渭等当时名士结成了“越中十子”社。可是沈炼先生太低估自己的办事能力了，虽然加入了文学社团，经常和三五好友去青山绿水之中吟诗作赋，可是他依然把政务处理得好好的，丝毫不比从前逊色。
这一下清丰的几位官员们可受不了了，心说你高雅，平常处理完了政务就去吟诗作赋，可我们还要营私舞弊捞油水呢，你以为我们都跟你一样喜欢寄情山水啊？于是沈炼在清丰也就待不下去了。而且清丰的这几位，明显没有溧阳、茌平的那几位好说话，他们烦透了沈炼，于是给上级打了个报告，把沈炼从知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送进了锦衣卫的经历司当经历。
好了，话说到这里，知识分子沈炼就这样从一个县令加入了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的行列里，虽然远离了从政为民的第一线，但是这并不妨碍沈炼开创他政治生涯的新纪元，与上面头头脑脑一大堆的七品县令相比，锦衣卫虽然也机构繁杂，但好歹是皇上的直属部门，有着其他机构所没有的特权。而对于以后历史的影响，作为锦衣卫的沈炼与作为县令的沈炼相比，也明显要高出很多。
2．沈炼与严世蕃
虽然在县令的位置上没有吃得开，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上锦衣卫经历的沈炼可以进入明朝的核心北京了，他可以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工作了。时任锦衣卫指挥使的是陆炳，陆炳的祖上也都是锦衣卫，所以他对锦衣卫的历史非常了解，据他了解，锦衣卫有史以来
还从来没有吸收过知识分子，如今沈炼的到来让陆炳非常高兴，毕竟他的治下拥有了锦衣卫历史上最有名的文化人，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于是他对沈炼也很器重。
沈炼进入北京时，严嵩已经到达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权倾朝野，不少官员甚至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严嵩，“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曰父”。严嵩只有一个儿子，名叫严世蕃，自号东楼。严嵩非常宠爱和放纵自己的这个独生儿子，他甚至称呼自己的儿子做“东楼”，这在“父为子纲”的古代社会里恐怕是很稀有的现象了。严世蕃确实也得到了他父亲的遗传，自幼聪慧，“自视为天下才”，喜欢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聚拢一批文人墨客，文人墨客大都惧怕严氏的权势，恭维严世蕃的同时还得承受他的挖苦讽刺。
当时朝中的所有大臣都想巴结严家，作为锦衣卫指挥使的陆炳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他就带着沈炼一起去参加严世蕃的酒宴。可是沈炼不是一般喜欢巴结权贵的文人，《明史·沈炼传》形容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所以严世蕃刚刚拿沈炼取笑了几句，沈炼就非常不赏脸地拂袖而去。后世有很多人把沈炼这种表现称之为“心胸所致”，其实这是一种对于沈炼的误解，“疏狂”的文人一般是不会在乎同道之人的取笑和打趣的，当然，适当的讽刺一般也无伤大雅。但是严世蕃这样的少爷，还自视甚高，虽然他“自视为天下才”，但是他的出身与性格注定了他不会把自己和那些穷酸文人们放在一起，他必然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而对于沈炼来说，他最鄙夷的就是仗势欺人，和那些媚态奴颜之人。分明不给严世蕃面子的沈炼，就这样和严世蕃结下了“私怨”。
沈炼与严家除了“私怨”，也有着“公怨”。
北边的民族关系一直是明世宗最感棘手的问题，而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严嵩是出了名的“非主战派”，对待反对自己的臣子们心狠手辣的严嵩，对待外族的侵扰却总是心慈手软，甚至缺乏自信，可以说，在对待北边的民族关系问题上严嵩是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刚刚入阁不久的严嵩就曾和明世宗谈起北边的民族问题，严嵩认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薄，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才是最应该尽快解决的，严嵩在这时指出了边事问题的关键，但是他要表达的核心依然是守重于攻。但是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严嵩再与明世宗探讨边事，他的语言要保守多了，不再似自己刚入阁时激烈，“只严督将领守卫，自可无事”。
仅仅过了一年，“只严督将领守卫，自可无事”的北边还是发生了战事，瓦剌军入侵明朝，而且直逼北京。明世宗急召群臣商议怎样退敌，主张守险的严嵩在这时一言不发，其他朝臣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于是从早晨到中午都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直到快退朝时，国子监司业赵贞吉才终于站出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臣以为天子应该拿出金银丝绸招募军队，亲自重赏勇猛之士，文武百官自会同心守城，敌人定会退兵。”在那样的紧急时刻，赵贞吉的话应该是一条不错的计策，但是当时的朝臣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支持，性格刚直的沈炼耐不住性子，终于站了出来，不仅极力支持赵贞吉的意见，并慷慨激昂地加以补充。最终，明世宗采纳了赵贞吉和沈炼的意见，犒赏三军，击败了瓦剌的侵袭。
可是，正因为这样，让沈炼得罪了在北京城里最有权势的严氏家族，虽然他在击退瓦剌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并没有因此得到升职的机会。反而逐渐被陆炳冷落，也遭到了其他朝臣的打压。
被击退的瓦剌依然没有放弃对于明朝的侵扰，不时在北边挑起战事，而主张“守险”的严嵩不愿意暴露北边战事的吃紧，所以他擅自扣留了很多边关的奏折。心忧国事的沈炼在不断被朝臣们排斥并打压的同时，看到国家岌岌可危，经常借酒浇愁。有一天他在朋友家喝酒之后，又因为国事感伤起来，索性趁着酒兴当场写下奏折，揭发了严氏家族的十大罪状：
“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
然而这十条罪状并没有给严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却给了沈炼当头一击。明英宗在看了沈炼的奏折之后，下诏说，沈炼去年在金殿吵闹，不注意作为人臣的礼仪，现在又想通过诬告诋毁大臣来获取名声，责令对他廷杖。对沈炼施行廷杖后，就把他贬斥到塞外的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去种田了。
就这样，沈炼短暂的仕途生涯落下了帷幕，出生在温暖的江浙的沈炼被放置在了寒风呼啸的塞外。沈炼离开京城以后，严氏与沈炼的恩恩怨怨却没有因此结束。
3．沈炼之死
沙塞黄花带雪开，谪臣中酒坐徘徊。
睢阳骂敌心偏壮，上国思君意未灰。
南北风尘常按剑，乾坤气序更含杯。
醉醒数把春秋看，还有程婴救赵来。
这首《塞上感怀》就是沈炼在塞外耕田时所作，其中饱含着激扬之气，可见离开仕途的沈炼并没有因此而闲下来。
因为与严嵩对抗，加之自身的才名早已蜚声天下，沈炼到了塞外以后的生活也并不是很艰苦。先是州城北关的一个商人主动腾出空闲的房屋供沈炼居住，后来当地的里长还帮助沈炼解决了柴米问题，吃住不愁的沈炼于是有了空余时间，在种田之余还能和同乡里人探讨一些“忠义大节之事”。那时候的教育水平是否已经让当地的老百姓明白了什么是“忠义大节”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管，但是可以从这里得到两个事实：其一，就是沈炼被贬为平民以后也依然关心着明朝的边务；其二，就是沈炼在塞外很注意加强对边区老百姓的教育。
后来，沈炼的名声就逐渐在保安州一带传开了，好多人都来找他教自己的孩子读书。沈炼索性开设了学堂，教授孩子们读书识字，而家长们就送些米粮给沈炼作为孩子们读书的学费。沈炼的妻儿都在浙江，他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粮食，所以沈炼屋子里的粮食几乎堆成了山。有一年保安闹饥荒，沈炼将家长们新送来的粮食和自己身上的钱财都给了灾民，并且专门设立了粥厂救济老百姓。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兵部侍郎、宣大总督杨顺与蒙古族鞑靼部落交战，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军南下，沈炼看到塞外的很多城池边防不堪一击，就募集乡勇和一些草莽英雄据守城池，抵抗鞑靼的侵犯。
塞外的老百姓都感激沈炼，又痛恨严嵩父子作威作福、欺上瞒下，所以经常跟着沈炼一起咒骂严氏父子。甚至有的时候，沈炼还带着乡亲们一起围坐在居庸关，向北京的方向大声咒骂严嵩。这事后来传到了北京，被严氏父子给知道了，严嵩就决定必须要除掉沈炼了，甚至声称“若除我疡，大者侯，小者卿”。
当时俺答汗率领鞑靼大军南下，势如破竹，连续攻陷了明朝四十多座城池，杨顺担心皇上知道了会怪罪他，就想着上奏点儿功劳把自己的过错给抵消了，于是就派手下人去杀戮一些躲避战争的无辜居民来谎报军功。这事又让沈炼给知道了，他写了两封信指责杨顺，措辞十分严厉尖刻，同时，沈炼还写了祷文祭奠死去的无辜百姓，内容也多是指责杨顺。
这一来，沈炼也就把杨顺给得罪了，杨顺就跑到严世蕃那里去打小报告，说那个沈炼可不简单，如今在居庸关附近养了一批亡命之徒，天天练习武功，看来是居心叵测。这下可正中了严世蕃的下怀，严氏父子早就等着机会要把沈炼给干掉了，如今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严世蕃就去找专管保安州的巡按御史李凤毛，问他关于沈炼训练死士的事，哪里知道这个李凤毛偏向沈炼，他一听，赶紧跟严世蕃说：“没有那回事，这话说得太夸大其词了，其实就是一帮老百姓起哄，早就被我给驱散了。”李凤毛算是让沈炼避过了一劫，可是等李凤毛被调走，沈炼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严世蕃一看李凤毛明显是给沈炼说话，心里就老大不爽，心想要是这个李凤毛在，要杀一个沈炼还真不容易，虽然沈炼只是个平民，但他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是有些影响力的，严世蕃也不得不顾忌这个。要想“名正言顺”地杀掉沈炼，当然不能让李凤毛这样的人在前面碍手碍脚。当时严氏父子位高权重，把李凤毛调走当然不是困难的事，而接替李凤毛的路楷，则是严嵩的心腹。
路楷来到保安州的目的也是非常单纯，严世蕃告诉路楷，让路楷去保安州不为别的，就是让他和杨顺一起想办法把沈炼给除掉。路楷达到塞外之后，就经常和杨顺聚在一起，琢磨着怎么把沈炼给下狱，然后除掉。
恰巧就在那个时候，在塞外出现了一伙打着“白莲教”的旗号向鞑靼军队泄露边事情报的人，为首的叫做阎浩。边关守城的将领打探到他们的行踪后，把他们给抓了，经过严刑拷打，他们招认了很多为他们提供情报的叛徒，杨顺和路楷就趁机把沈炼的名字也写了进去。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经兵部题覆后，沈炼被杀害，时年五十一岁。
除去沈炼以后，严氏父子非常高兴，严嵩到明世宗面前对杨顺、路楷二人大加褒奖，杨顺的一个儿子因此升为锦衣卫千户，而路楷则升为五品寺卿。
可是杨顺觉得心里有落差，因为路楷提升到了五品，而杨顺这边只是他的儿子被提升，而且千户和寺卿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杨顺以为是严嵩觉得他办事不够彻底，“意岂未惬乎”？意思就是嫌杨顺斩草没有除根。于是杨顺就派人去把沈炼的儿子沈衮、沈褒、沈襄都给抓了来：沈衮、沈褒被用刑杖活活打死；而沈襄则被发配边疆，终于使含冤而死的沈炼保住了血脉。
由于严嵩当时仍把持大权，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沈襄上疏痛斥杨顺和路楷的罪行，给事中魏时亮、陈瓚相继上疏告发杨顺和路楷，明穆宗遂下令将杨顺和路楷抓了起来，下入“诏狱”，并且为沈炼平反昭雪，追赐他为光禄少卿，在保安卫（今怀来县新保安镇）西街为他建立了祠堂。明熹宗天启初年，追谥号忠愍。而沈炼的侄儿沈京、孙子沈良卿和他们的后代则一直留在保安州，成家立业。
虽然沈炼已经死去，但是沈炼与严氏父子的恩怨还在继续，在沈炼死去的四年后，沈炼所列举的严嵩的十大罪状，成为了严氏父子倒台的重要罪状之一。
4．锦衣卫侦办严嵩
就在沈炼死去那年的四月二十六日，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把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以及文武二楼，奉天左顺、右顺、午门都烧了个精光，连明成祖时好不容易编纂的《永乐大典》也差点儿给焚毁了。明世宗遂迁居永寿宫，并委派严嵩主持三大殿的修复工作。
不知道是年龄的关系还是地位太高让严嵩真的有些忘乎所以，在这段时期，严嵩在明世宗面前渐渐显露出傲慢的态度，这让本来就生性多疑的明世宗很不高兴。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朝臣们推荐他的亲戚欧阳必进。可是明世宗一向很烦这个欧阳必进，一看到名单就扔在了地上。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严嵩在这个时候却作出了和他此前所不同的选择，他对明世宗说：“必进实臣内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当时明世宗算是碍于情面，勉强答应了他。可是几个月后，严嵩与明世宗的这段对话的内容从皇宫里传了出来，许多朝臣都很吃惊，甚至有人说严嵩是在“与人主争强”。明世宗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可不是个滋味，于是又将欧阳必进致仕，一向对严嵩信任有加的明世宗终于开始动摇了。
接着，在这一年的十月，皇上居住的永寿宫也着了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三大殿迟迟没有修复，皇上只好又搬到了玉熙殿，但是这个殿屋顶比较矮，让明世宗住得很不舒服。于是明世宗就问严嵩，说这个地方这么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一下，严嵩说这个好办啊，皇室的宫殿这么多，您再换一个不就得了，您就搬到南城的离宫去吧！严嵩说的这句话，基本上是不动脑子说出来的，因为南城离宫是当年景泰帝“软禁”明英宗的地方，你让皇上住那儿，不是想“软禁”皇上嘛！严嵩在这件事情上失策，而另一位阁臣，也是严嵩的冤家对头的徐阶，却趁此机会得到了明世宗的信任，他主持改建了玉熙殿，使明世宗龙颜大悦。
老迈的严嵩连出昏招，他的对头们趁机反击，从而使严嵩的力量被削弱，而徐阶等严嵩反对派的势力却迅速崛起。
明世宗崇尚道教，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串通方士蓝道行，借为明世宗测卜吉凶之机，说严嵩是当世最大的奸臣。接着，御史邹应龙上疏列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弹劾严嵩。
明世宗于是召见了锦衣卫指挥使，命令锦衣卫调查严嵩的“不法事”。也是严嵩命里该走“背”字了，这个时候锦衣卫的指挥使已经不是和严氏父子来往甚密的陆炳了，而是“靖难”功臣朱能的后人朱希忠，这位仁兄拥有世袭的爵位，是“成国公”，而且秉性中正。朱希忠因为是功臣的后人，地位自然与一般人不同，但是他也受到过严世蕃的欺压，早就对严氏父子的所作所为看不下去了，接到明世宗的指令以后，就下去分派人手开始调查了。
但是，明世宗要锦衣卫查的是严氏父子是否有“不法事”，而朱希忠让手下的锦衣卫去查的却是严嵩的“罪证”。这当然不能说是“欺上瞒下”了，人家说“伴君如伴虎”，身为臣子你要是把握不准皇上的意思，你这项上的人头也就危险了。严嵩崛起，靠的就是他在明世宗面前谦卑的态度和对明世宗心态的把握；而严嵩的失势，同样是因为他态度的转变和对于明世宗心态的失控。当时的明世宗已经不再需要严嵩了，徐阶、张居正之类的官员明显已经取代了严嵩在明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朱希忠当然揣度到了皇上的意思：严嵩那个老家伙，也嚣张够了，如今老糊涂了，该退休了。
但是严嵩毕竟身份不同，要直接从严嵩身上下手不是上上之策，就在这个时候，被严嵩宠坏了的儿子严世蕃走进了朱希忠的视线范围内。好了，查严嵩不容易，那么查严世蕃的话就轻松多了。
严世蕃干的最要命的两件事就是：结党和贪污。我们从前说过，连前任锦衣卫指挥使陆炳都和严世蕃“过从甚密”，可见严世蕃结党已经结到国家的中枢机构里去了；另外，就是严世蕃收受贿赂、贪污公款，北边的防御一直都有问题，而三大殿的修缮也总是拖泥带水，锦衣卫一查，果然又是严世蕃在背后挪用了大量公款。“纵子受财，敛怨天下”，这正合了沈炼在自己的奏折中所列举的严嵩的十大罪状的第七条，好了，儿子这么放肆当然是受了他爹的默许，幕后黑手严嵩也就这么被拉了出来。
锦衣卫搜集的罪证被朱希忠放在了明世宗的桌子上，明世宗一看，勃然大怒，遂让严嵩致仕，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削职为民”，别当官了，回去种地吧！严嵩旦夕之间由权倾朝野的阁臣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江西农民。而更惨的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这个被他父亲宠坏了的公子哥本来是被发配去戍边，可是他刚戴着枷走了没有多久，就被人追了回来。原来锦衣卫顺藤摸瓜，发现与严世蕃经常来往的人里不止有明朝的朝臣，还有外国人。
如果只是有点儿小钱想贿赂贿赂官员好在京城走动的外国客商也就罢了，可与严世蕃来往的外国客商居然是倭寇，明世宗心想，这小子不仅收受贿赂，居然还暗地里勾结倭寇，这不是要瓦解他大明朝的大好河山嘛！通倭可不是闹着玩的，明世宗就派人把严世蕃带了回来，直接手起刀落，让刽子手在午门外把严世蕃给“咔嚓”了。
回到江西的严嵩不仅把官丢了，连儿子的命也没有保住，虽然回家以后远离了朝廷的纷争，可以写写诗、作作画，但是据说严嵩的晚年生活却非常凄惨，在物质上得不到保证，甚至在死时“寄草墓舍，不能具棺椁”，甚至连个来悼念他的人都没有。这年是嘉靖四十六年（1567年），严嵩去世时八十八岁。
三、朱骥和牟斌的仁厚治狱
如果只是帮着皇上查查臣下们的私生活和桃色新闻，锦衣卫要想一直在东厂和西厂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当然不容易，幸好在锦衣卫的历史上出现了朱骥和牟斌，这哥儿俩仁厚刚正，给锦衣卫的历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1．朱骥行刑用小杖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四日，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军队所俘虏，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堂堂大明皇帝，居然沦落为瓦剌族的俘虏，这恐怕是明朝开国以来最大的耻辱。但当时可没有人顾得上想这个，因为当时瓦剌军队已经逼近北京，朝臣们要考虑的是退兵之策。可是也不能“群龙无首”啊！于是朝臣们就去找皇太后孙氏，孙太后就点名让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出来任监国。
朱祁钰担任监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振的党羽肃清。当初瓦剌侵扰北边，就是太监王振哄骗明英宗御驾亲征的，结果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瞎指挥不说，还让大明皇帝成为了瓦剌的俘虏，朱祁钰当然要把王振树立成反面典型，这样北京的臣民们才能齐心协力，抗击来敌啊！而当时和王振走得最近的莫过于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马顺甚至管王振叫“爹”，卑躬屈膝到了极致。朱祁钰要肃清王振的党羽，第一个就把马顺给拎了出来，大臣们一拥而上直接把他拳打脚踢地打死在了朝堂上。
把锦衣卫指挥使打死了，总得有人去补马顺的缺啊！这个时候让谁去啊，朝臣们就开始商量，可这毕竟是战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商量这样的事情，于是就有人建议让兵部侍郎于谦的女婿朱骥担当锦衣卫指挥使。于谦当然不同意，说孩子还小，当不起这样的大任。别的朝臣就说啦，老于你就别说那么多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你女婿年轻精力旺盛，就让他当吧！这也是大伙的主意啊！于谦最终推托不掉，也就让朱骥走马上任了。
其实朱骥的能力，于谦最清楚。于谦写过一首《石灰吟》，以“要留清白在人间”来说明自己的胸襟和性格，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给自己的女儿选郎君，于谦的审查标准当然也是按照对自己的标准来的，朱骥之所以能够进他的法眼，正是因为朱骥性格纯善，办事公允，刚直果敢。能兼具仁厚和刚直于一身，可以说朱骥天生就是管刑狱的好手。
可是朱骥接管过来的锦衣卫，还是马顺留下来的烂摊子：当时锦衣卫收受贿赂之风盛行，纪律松散，大多以权谋私。“上梁不正下梁歪”，朱骥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之后，首先就把那些违纪枉法的锦衣卫小头头们惩治了一番，情节严重的甚至直接下狱，接着，朱骥就公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且公开奖罚制度，凡是违反规定的锦衣卫都被施以重刑。
这下锦衣卫们终于又回到了纪律严谨的状态上了，他们明白，马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朱骥的时代了。而朱骥注定与他们所熟知的锦衣卫指挥使不同，他不是历史上那些掀起风云的人物，他看起来是那么不起眼，但是他就是从不起眼的事情上做起的，他不准备惊天动地，他从一开始就在历史舞台上选择好了自己的姿态。
朱骥掌管锦衣卫初期的主要工作，第一是要肃清与王振有来往的“余孽”，第二就是要把那些收受过瓦剌贿赂的“间谍”都挖出来，第三就是要把那些散播京城危亡消息的不安分分子控制起来。与从前的锦衣卫更注重监控外廷不同，由于处于特殊时期，朱骥时期的锦衣卫所负责的工作更类似于现在的国家情报机构。
除此以外，朱骥在锦衣卫的历史上所作出的最卓越的贡献，就是他改革了锦衣卫“诏狱”里的刑具。当然，与其他的锦衣卫指挥使发挥想象力将刑具不断推向残忍的巅峰不同，朱骥则是去除一些过于残忍和变态的刑具，这尤其体现在朱骥对“诏狱”里最出名的刑具刑杖的改革上。朱骥之前锦衣卫所使用的刑杖，大多又粗又重，有的刑杖还是金属制作的，所以很多犯人根本受不了几下就归西了。朱骥认为刑杖只是“逼供”的手段，而不是用来杀人的，所以他将原来的“巨型”刑杖的规格缩小了，换成了较轻的刑杖，这样打下去虽然打得多了也会让犯人皮开肉绽，但是一般都不会伤人性命。当然，作为国家的暴力机构，朱骥要是把刑杖改得连人的皮肤都打不破，那锦衣卫也就不是暴力机构，而变成按摩院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瓦剌兵临城下，时已任兵部尚书的于谦面对强敌沉着应战，与敌军战五天五夜，终于打败了来犯的敌人，迫使瓦剌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去除掉了瓦剌对于明朝政权的威胁，明朝的统治者终于开始忙活着重新巩固统治、恢复建设了，这个时候的锦衣卫却没有闲着，依然在清扫剩余的不安因素。同时，伴随着国家政局的逐渐稳定，战时好多趁机大发战争财的朝臣和商贾们成为了锦衣卫新的侦办对象，而由于政治争斗的持续存在，很多朝臣利用与瓦剌的战争排除异己，锦衣卫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朱骥丝毫不敢马虎大意，朱骥断案以公正严明著称，在锦衣卫有“青天”的美称，在这段时间里，锦衣卫的“诏狱”不再成为地狱的代名词，而意味着法制和真相。朱骥也因此成为锦衣卫历史上以断案严明而著称的锦衣卫指挥使。
在严格治狱的同时，朱骥也很注意对锦衣卫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凡是选拔进入锦衣卫的，几乎都是清正廉明的人，朱骥觉得这样才能达到“上行下效”的效果。所以在朱骥之后，袁彬接任锦衣卫指挥使时，锦衣卫的管理有条不紊，虽然中间有卢忠、逯杲和门达把锦衣卫搞得乌烟瘴气，但是由于袁彬和牟斌的治狱，使锦衣卫在这一时期里，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杀戮。
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朱骥掌锦衣卫开始，锦衣卫开始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岁月，正是这段时期，体现出了锦衣卫另一方面的历史价值。
2．“夺门之变”和牟斌上位
瓦剌军在被于谦击退以后，军中的厌战情绪开始滋生并且扩散，而也先也因为和脱脱不花、阿剌知院分赃不均而产生了矛盾，也先见内部已经有分裂的迹象，而明朝那边在于谦的带领下已经重整旗鼓，料想攻下北京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就有了求和的念头。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瓦剌派遣使者来到北京，表示愿意把明英宗归还给明朝，希望停止交战。朝臣们一听当然高兴，总不能让明英宗在敌营里过一辈子吧，于是纷纷上疏请求景泰帝派使臣去把明英宗接回来。这下景泰帝可着急了啊，自己本来就是个“半路出家”的皇帝，这要是把明英宗接回来，他再抢了自己的帝位怎么办？景泰帝哭丧着脸对朝臣们说：“我本来不想当皇帝，当时就要推辞，是你们非逼着我当的啊！”景泰帝的意思就是，难不成你们当初把我推上龙椅，现在又要把我推下去不成？这个时候主持大局的于谦站了出来，说：“皇上你别怕，现在你是皇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皇上可不能说换就换，你就放心吧！咱们要接回太上皇帝，那是按照礼数来的，你总不能把你哥哥扔到塞北给瓦剌当俘虏当一辈子吧！”听了于谦的话，景泰帝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于是就派人去和瓦剌的使臣谈判，最后把明英宗给接了回来。虽说是给接回来了，但是景泰帝还是心里害怕，所以就把明英宗安排在了南宫，实际上就是把明英宗“软禁”了。
软禁了明英宗以后，景泰帝手头上还有一件棘手的事情，就是关于立太子的问题。因为此前的太子是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可是明英宗已经不主政了啊，如今是景泰帝的天下，他总不能自己当了几年皇帝再把位子还给明英宗的后人吧！于是他就想办法强迫朝臣们同意改立他的儿子朱见济当太子，朝臣们同意了以后景泰帝很高兴，就给臣子们都加官进爵，并给了双份的俸禄。朝臣们大多装样子推辞一下也就欣然接受了，只有于谦再三推辞，就是不想接受景泰帝的关怀，这让景泰帝很不爽，逐渐失去了对于谦的信任。于谦渐渐被疏远，那边朱骥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明英宗被软禁后，心里仍然不安稳的景泰帝就下令锦衣卫大肆查访仍然在支持明英宗登基的朝臣和民众们，景泰帝害怕拥护明英宗的人会危及他的帝位，所以要求朱骥务必要严办。可是朱骥并没有照着景泰帝的意思做，他只是将罪犯关在“诏狱”里，并没有施以严刑，也没有要那些人的命，甚至有的人朱骥觉得无罪，就给释放了。事情让景泰帝知道了，心想看来于谦家的人都靠不住了，就把朱骥锦衣卫指挥使的职衔给撤掉了，让卢忠当上了锦衣卫指挥使，结果卢忠上任不久就碰上了“金刀案”，案件扑朔迷离，卢忠也被逼疯掉。景泰帝被逼无奈，只好让朱骥再次治狱。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明英宗复位，当日于朝堂上就逮捕了于谦，朱骥也在此时被捕入狱，逯杲继任锦衣卫指挥使。明英宗其实本来不想杀掉于谦，可身边的人使劲撺掇，最后还是杀了于谦。于谦的长子于冕夫妇、义子于康夫妇和女婿朱骥夫妇被发配往龙门卫（今河北赤城县）。天顺三年（1459年），朱骥征得明英宗的同意，送于谦的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
朱骥的继任者逯杲可不是一人独揽锦衣卫，因为他的身边还站立着天顺朝最出名的锦衣卫袁彬。逯杲不仅公然索贿，胡乱治罪，而且还是个“双料间谍”，既向曹吉祥提供明英宗的情报，也将曹吉祥的情报提供给明英宗，最终导致了曹吉祥的计划破产，曹吉祥的嗣子曹钦发现后把逯杲一刀就给砍了。之后的门达又把锦衣卫搞了个乌烟瘴气，把袁彬排挤到了南京去养老，还滥杀无辜，后来明宪宗一登基，就把门达流放到广西去了。门达被流放之后，袁彬又被明宪宗请了回来主持锦衣卫，后来万氏当上了贵妃，争宠于内宫。万贵妃有个弟弟很不争气，什么都不会，天天无所事事，万贵妃就缠着明宪宗给她弟弟找工作，明宪宗没有办法，就把万贵妃的弟弟万通提拔成了锦衣卫指挥使。
万通是个十足的酒囊饭袋，身无长技还喜欢拿他姐姐的身份出来欺压别人。直到明宪宗过世，明孝宗登基，万氏一族的兴盛才算烟消云散。
牟斌就是在明宪宗末年加入锦衣卫的，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正直无私的年轻人，牟斌把朱骥和袁彬树立成了他人生的坐标，他立志改变锦衣卫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当然，牟斌刚加入锦衣卫的时候谈到这些都为时过早，作为一个基层的锦衣卫，怎么可能有能力改变锦衣卫的形象呢？牟斌需要做的，就是勤勤恳恳地好好工作。所幸随着明孝宗的登基，整个明朝的风气都开始有所变化，明孝宗是一个以个人的性格和生活来影响时代发展的人，而他在选择朝臣上也以要求自己的传统规范来作为选择朝臣的标准，因此，很多恪守传统道德的人得以被重用。
正是因为当时弘治朝的整个风气被明孝宗所带动，才不至于让牟斌这样的人才被埋没，耿直刚正的牟斌很快就从一名普通的锦衣卫变成了锦衣卫的管理层人物。伴随着“弘治初政”的到来，司礼太监怀恩开始物色锦衣卫指挥使的人选了，在明朝历史中，怀恩是有名的正直的宦官之一，“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说的就是怀恩善于相面，很多正直的朝臣都是经他推荐的。经过怀恩的长期观察，认定了牟斌的人品和能力之后，弘治朝的锦衣卫指挥使就走马上任了。
3．牟斌救助李梦阳
与朱骥仁厚治狱时于谦所营造的外部背景相似，牟斌在治狱初期，正是“弘治中兴”开始的阶段，明孝宗不仅办事严明，而且勤政，使明朝从成化间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加之牟斌本人仁厚刚正，使弘治年间锦衣卫的治狱真正做到了公正和仁厚。牟斌对待关押在“诏狱”里的罪犯都很人道，而所有的案件都要求必须清晰无误，凡是有疑点的都必须收回刑部重新审理，在处置宦官李广和蒋琮时，锦衣卫也提供了足以置二人于死地的罪证，可以说，弘治朝的锦衣卫才真正发挥出了锦衣卫促使国家正常前进的功能。
明孝宗的后宫生活与古代所有的封建帝王都大相径庭，他从来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明孝宗一生都只与皇后张氏过着一般人家一夫一妻的生活。与杨玉环的“三千宠爱于一身”相比，这位张皇后才真正是做到了实至名归。明孝宗虽然对臣子要求严格，可毕竟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婚姻伴侣，所以对张皇后家的人还是要宽松些的，能睁一眼闭一眼的事情也就不再追究了。
张皇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平时游手好闲，也不务正业，经常还唆使张皇后向皇上要点儿田地什么的，时常还出去惹是生非，反正上面有张皇后顶着，张鹤龄多少就有点儿有恃无恐了。
可是明孝宗毕竟培养了弘治朝的风气，只要有人看不惯了就会上奏，当时著名文学家李梦阳正担任户部郎中，张鹤龄为非作歹，却恰好撞在了李梦阳的枪口上。李梦阳看到铁证如山，回去就参了张鹤龄一本，说他欺压乡里、抢占农田、为非作歹。
张皇后和明孝宗的关系多铁啊，奏折刚刚落到明孝宗的手里，张皇后就知道这事儿了。张皇后就去跟张鹤龄说了，张鹤龄抓住奏折中“陛下厚张氏”这一句大做文章，诬蔑李梦阳对张皇后大不敬，居然最后要让明孝宗治李梦阳死罪。
张鹤龄虽然是张皇后的弟弟，可是他说话毕竟不是那么有分量，因此这个时候就得张皇后出马了。张皇后呢，其实也不是个不知书不达理的妻子，但是无奈张鹤龄的唆使，再加上家里人都站在张鹤龄那一边——毕竟满足了张鹤龄的利益也就是满足了张氏集团的利益，所以张氏家族的人都支持张鹤龄。张皇后迫于无奈，只能到明孝宗面前去一哭二闹，明孝宗只好让锦衣卫把李梦阳抓进了“诏狱”。
如果是换了其他的锦衣卫指挥使，对于李梦阳这种得罪了皇亲国戚又没有多少身份背景的人，大概早就随便用几样“诏狱”里的刑法给“发落”掉了。可是牟斌不同，他早就听闻过李梦阳的名声，而且对于李梦阳为什么会被抓进“诏狱”的前前后后基本上都明白，李梦阳被抓进“诏狱”以后，不仅没有受一点儿罪，还受到了牟斌贵宾级别的款待。牟斌让锦衣卫们收拾了一间干净些的牢房，把李梦阳安置进去，不时地还带着酒肉进去陪李梦阳谈谈心、聊聊天。
张皇后似乎忙着处理别的事情去了，明孝宗觉得风声过去了，就找来了牟斌，问他李梦阳现在在牢里怎么样了，牟斌就说李梦阳现在好吃好喝的，不仅没有掉一斤肉，还比进去以前白白嫩嫩得多了。明孝宗表扬了牟斌几句，就说李梦阳也休息够了，还是把他放出来吧！
李梦阳从“诏狱”里出来以后，依然跟张氏家族对着干。张鹤龄一看，这哥们儿不仅没有受一点儿伤害，而且进一趟“诏狱”似乎还胖了，立刻去找张皇后，说这次咱们得来点儿狠的，把他置于死地，永不得翻身。张皇后又被家里人教唆一番，跑到明孝宗那里哭哭啼啼起来，这次明孝宗可不耐烦了，他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人分明是想让我把李梦阳弄死嘛！可是我怎么能够就为了你们几个人而把帮助我治理国家的人除掉呢？”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相比较我朱家的江山你们那点儿小利益根本不算事。张皇后一听皇上生气了，吓得赶紧退了出去，回去让娘家人都收敛点儿，别看咱们是皇上的亲戚，要是皇上发怒了咱们也免不了脑袋搬家。
牟斌不畏惧张氏家族的权势，公正治狱，在狱中照顾如李梦阳这样的罪犯，得到了朝臣们的赞扬，锦衣卫在牟斌治狱期间，让朝臣和民众们印象深刻的，不再是“恐怖”和“血腥”，而是“公正”和“仁厚”。作为颇受争议的国家暴力机构，并不是明朝的所有皇帝都对锦衣卫情有独钟，如建文帝、明仁宗、明宣宗、明孝宗等主张在管理国家上施行“仁”政的君主，都试图打压甚至有过取缔锦衣卫的计划，但正是因为在锦衣卫的历史中出现了朱骥、袁彬、牟斌这样的锦衣卫管理者，使锦衣卫始终在明朝的政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不管是昏庸的皇帝还是杰出的皇帝，都没有办法失去锦衣卫这个对他们胃口的工具。
可是明朝的衰败已经是无法阻挡了，牟斌的仁厚治狱也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明孝宗去世以后，继位的明武宗宠信宦官刘瑾，刘瑾把持朝政，排挤所有反对他的官员。刘瑾最初执政的时候，反对派的势力很强大，他用粗暴的方式打压反对派，将大批大批的臣子们送进锦衣卫的“诏狱”。牟斌毕竟只是锦衣卫的指挥使，没有办法违背刘瑾的命令，只好尽自己所能地照顾好这些含冤入狱的朝臣们，不对他们用刑，而且还尽量改善伙食。
有一天刘瑾到“诏狱”视察工作，一看自己的死对头们不仅都没有被折磨死，而且还都越发白胖了，精神状态比在牢狱外面的时候还好。刘瑾找来看管“诏狱”的锦衣卫一问，方才知道是牟斌在后面搞鬼，刘瑾就下令把牟斌抓了起来。你不是不愿意给这些朝臣们施用“诏狱”的刑法吗？好的，那么我就让你牟斌去尝尝“诏狱”刑具的滋味。被严刑酷法一顿“招呼”的牟斌最终死在了自己曾尽力经营的锦衣卫牢狱里。
四、骆养性的传奇人生
骆养性的传奇就是锦衣卫最后的传奇，更像是锦衣卫故事中的一段“补遗”或者“后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日子和苟且偷生的乱世生涯组成了骆养性人生的脉络，也构成了末代锦衣卫的脉络。当年迈的骆养性在江浙温润的气候里，在摇椅上最后一次闭上他的双目，两百余年锦衣卫的历史彻彻底底地画上了最后的句号，在锦衣卫的身后，在骆养性的身后，人们记住的，除了那些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还有难以诉说的明争暗斗，长夜的寂寥和明月下的风雪，到最后，都融进了江南的一场烟雨之中。
1．立志“中兴”的崇祯帝和仕途坎坷的周延儒
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而这个时候明朝的大权依然在“九千岁”魏忠贤的手里，魏忠贤和客氏左右着朝政。八月，明熹宗去世，明熹宗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朱由检继位时的明朝已经江河日下，由于多年被魏忠贤等阉党为害作乱，已经千疮百孔，而当时登上帝位的朱由检刚刚十七岁，面对内忧外患，他承担着前所未有的责任和压力。
在继位之初，崇祯帝朱由检吸取了明熹宗朱由校的施政失误的经验和教训，开始大规模起用文臣集团。而在他实施所有的政策之前，他必须首先肃清挡在他面前最大的一块石头——魏忠贤和围绕在魏忠贤身边的阉党集团。崇祯帝的第一步先从魏忠贤的爪牙下手，他先是批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等阉党成员告老还乡，并令阉党阁老黄立极归里，总之把阉党的大部分官员都逼得退了休，接着崇祯帝又把自己的内侍全换了新人。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阉党骨干、兵部尚书崔呈秀的父亲去世，崇祯帝命令崔呈秀回原籍守制，同时，贡生钱嘉徽公布魏忠贤“并帝”、“蔑后”等十大罪，上疏弹劾魏忠贤。十一月，魏忠贤被贬谪到凤阳，过了不久，崇祯帝又派人去追捕魏忠贤，魏忠贤在途中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内心里巨大恐惧感的折磨，以自缢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魏忠贤死后，崇祯帝大刀阔斧地清除着魏忠贤遗留下的阉党余孽，与此同时，好多受到过阉党迫害的官员开始官复原职，骆养性和周延儒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走上了历史舞台。相比周延儒，骆养性一登场就笼罩着传奇的光环。骆养性能够被崇祯帝提拔起来，并非是他本人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的父亲。骆养性的父亲是万历末年当上锦衣卫指挥使的骆思恭，骆思恭做锦衣卫指挥使一直做到天启四年（1624年），因为在“移宫案”中有不俗的表现，被人称道，但是后来魏忠贤专权，锦衣卫就成为了阉党的地盘，阉党成员田尔耕得到魏忠贤的提拔成为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自然只能被迫退休。
崇祯帝在继位之后就动起了除掉阉党的念头，可是要除掉阉党，光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魏忠贤把持朝政多年，阉党在朝中的势力更是根深蒂固。要把魏忠贤和阉党连根拔起谈何容易，因此崇祯帝就开始大批量地使用从前与阉党有罅的朝臣，骆养性自然成为了崇祯帝所信赖的帮手之一。魏忠贤死后，阉党成员无一幸免，田尔耕自然就被崇祯帝给罢免了，骆养性“子承父业”，当上了锦衣卫指挥使。
周延儒恰巧也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崇祯帝的信任，被召为礼部右侍郎，从南京来到了帝国的都城北京。而周延儒和骆养性会走在一起，还要说到当时在朝中颇得崇祯帝信任的东林党的头面人物钱谦益。钱谦益当时在朝中势力最盛，借助阉党垮台迅速成为崇祯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由于阉党阁臣均被罢免，于是崇祯帝就颁下诏书，令群臣推荐阁臣，由于受到东林党的左右，吏部尚书王永光列出的十一人名单中，并没有周廷儒、温体仁等“非东林党”成员，这让周廷儒非常着急。在外廷，周廷儒积极拉拢温体仁，而在内廷，他则开始在锦衣卫和内侍身上下工夫了。在同一方面，东林党的钱谦益却对锦衣卫和内侍根本不上心，周廷儒的出现让阉党事件后被人们冷落的锦衣卫和太监们感受到了温暖，于是周廷儒和骆养性就走到了一起。
有骆养性身后的锦衣卫庞大的特务网络帮忙，还有什么事不能搞定。没过几天，推荐阁臣的日子还没有到，钱谦益在浙江乡试作弊的案子就被骆养性给发现了，而且还是罪证确凿。文笔不错的温体仁挥毫泼墨，写好了一个折子，而且还起了个耸人听闻的名字叫《盖世神奸疏》，这个奏章没有经过任何的转折，就直接由骆养性放到了崇祯帝的桌案上。本来雄心勃勃再现大明帝国“中兴盛世”的崇祯帝岂能允许自己的内阁里有渣滓出现！立刻召集有关人员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温体仁和周廷儒一唱一和地把钱谦益在浙江乡试时所干的事一五一十地全说了出来，这一下给钱谦益来了个措手不及。崇祯帝一看钱谦益根本没有办法狡辩，就知道这事八九不离十了，一怒之下崇祯帝将钱谦益等一帮人都圈在了一起，命名为“钱党”，全都给罢了官。
而在这一次的外廷斗争中，除了周廷儒受到了崇祯帝的信任，骆养性在崇祯帝心目中的地位也又提高了一层。不用说啊，揭露“钱党”这里面也有锦衣卫的一份功劳啊！先后清除了“阉党”和“钱党”，骆养性的功劳当然不小，不过，只是这样的大动作要打动心高气傲的崇祯帝可不容易，骆养性在小事上的处理才是真正让崇祯帝对他信赖有加的关键。
说在崇祯初年，有两个监察御史，一个叫熊开元，一个叫姜如农，这两个人以直言敢谏出名。结果有一天这两个人在朝堂上竟公然当着崇祯帝的面说明朝朝纲紊乱、政令不畅，而且已经危在旦夕了，这让立志“中兴”的崇祯帝听了很不是个滋味，可是这两个人都是先朝老臣，而且秉公持法，按照大明律不宜处死，于是崇祯帝就下令把这两个人抓住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准备悄悄把他们的性命结果了。夜里，一个太监就拿着崇祯帝的手谕来了，说要骆养性连夜杀掉熊开元和姜如农。但是骆养性看了崇祯的手谕以后却拒绝执行，并且写了一张纸条让太监转交给崇祯帝，骆养性在给崇祯帝的纸条上写道：“向皇上进言的官员如果犯了罪，应该公布罪状，依照法律处置他们。现在您大半夜的就写个条子给我，让我杀人，我去查了大明律法，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不敢杀。”
满怀豪情开创明朝“中兴”盛世的崇祯帝在看到骆养性的这张纸条以后自然非常高兴，他相信这正是他的“英明”造就了骆养性这样耿直、忠贞的朝臣，得意的崇祯帝因此放过了熊开元和姜如农。
2．瓦解帝国的蛀虫
骆养性当上锦衣卫指挥使的最初几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内廷有老父亲的功勋放在那里，崇祯帝自然对骆养性另眼相待，外廷有周延儒这个靠山时常照应着，虽然东厂的太监们得到了崇祯帝的宠信，但是也并没有太为难他。加上骆养性这个人最擅长曲意逢迎，时不常地去东厂请个安，拍两下马屁或者给太监们送点儿礼请客喝两杯小酒，渐渐地，东厂的人也就不拿他当外人了。
当然，初当锦衣卫指挥使的骆养性还是战战兢兢的，一切的转变都在他与司礼监太监沈良佐逐渐熟识之后，这应该是一个短暂而又合乎常理的转变过程。沈良佐在和骆养性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了解了骆养性的性格特征，他终于把骆养性作为“自己人”看待了。那应该是一个很丰盛的宴席上，在座的除了沈良佐和骆养性，还不乏吕直、张彝宪、李凤翔、王坤这些在朝中大权在握的太监，这是一场明末“厂卫”的大集合。已有几分醉意的沈良佐拉着骆养性，说：“兄弟啊，你干吗老是巴结周延儒、温体仁那些臣子呢，咱们可是皇上身边的人啊，应该是他们巴结你才对啊。”说着，沈良佐随手掏出了一锭沉甸甸的银子，放在了桌子上，说：“以后只要骆兄弟你跟我们同心协力，权力和钱那都是不成问题的。”
挥金如土，加上他的父亲在与魏忠贤交手中的落败，让骆养性真正意识到了，要在政治旋涡中站稳脚跟，就必须依附于这些太监们，而只有和太监们打好关系，自己才有了立足于朝廷的资本。骆养性正是由此完成了他从一个“明朝臣子”到“封建奴才”的身份转变，这是骆养性个人认识上的转变，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明朝朝廷风气的变化。崇祯帝执政之初信任阁臣，曾使文臣集团一度比较团结，朝廷风气趋于缓和，但是之后崇祯帝的个人思想出现了严重的转变，开始排斥阁臣宠信宦官，从而使明朝刚刚有些复苏征兆的朝廷风气再度恶化。
反复无常的崇祯帝先是罢黜周延儒而起用温体仁，温体仁死后，崇祯帝觉得无人可用，遂又将周延儒召进内阁，委以重任。可是周延儒这一次担任首辅的时候，已不比当年，在他被罢黜在家，温体仁执掌首辅的这段时间，“专务刻核，迎合帝意”的温体仁根本没有找到什么改善明末各种施政顽疾的良方，以致周延儒第二次担当首辅时，明朝政权已经是病入膏肓。
周延儒在第二次担任首辅后确实也作了不少革除弊政的努力，起用大批的东林党人，免除了不少百姓的欠税，史称“都人大悦”。
崇祯十五年（1642年）元旦，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们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崇祯帝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朕以天下听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可见，“病急乱投医”的崇祯帝在当时已经把周延儒等一帮阁臣们当成了他最重要的一根“救命稻草”。
可正是崇祯帝这样的礼遇，让周延儒有些“冲昏了头脑”，周延儒自恃已经得到了朝中各方势力的支持，已经拥有了革除弊制的“上方宝剑”，于是，他要大刀阔斧地开始改革政府组织，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明王朝了。周延儒大胆向崇祯帝上疏，请求削弱厂卫的缉事之权。周延儒当初之所以能够再度出山，就是因为得到了东林党和阉党两方面的支持，如今周延儒居然公然要和阉党作对，这可让太监们坐不住了。
坐不住的还有骆养性，要知道，锦衣卫可不是东厂，他们主要就是靠“缉事”来捞油水的，周延儒这一招，等于是要断了骆养性的财路啊！但是要骆养性对周延儒下手，还真是有些难为他了，毕竟骆养性初出茅庐时，朝臣排挤他，还是周延儒一力保荐，让他在崇祯帝面前站稳了脚跟。可是再一想，周延儒要削弱锦衣卫的职权，这也不厚道啊，这不是要他骆养性的命根子嘛！你都无情了，我还讲什么义啊！
厂卫的太监们这一次算是成了被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就不相信你周延儒身上没有污点，几个太监一合计，就马上派下人手去专门搜查周延儒的把柄了。作为古代搜集情报最强的两个部门，东厂和锦衣卫的这一次联合作战是史无前例的，别说是没有污点都有可能被抖出几件糗事来，更何况是本身就毛病一大堆的周延儒。
这下好了，有东厂和锦衣卫携手“招呼”周延儒，周延儒再也没有舒服日子过了。平常一两件小事情当然不足以治周延儒的罪，可这毕竟是个“印象分”的问题，而且周延儒的顶头上司还是明朝历任皇帝里疑心病最重的崇祯帝，比起前辈洪武帝和嘉靖帝，在对朝臣的多疑上，崇祯帝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满清议和不成，导致清军再一次大规模进犯。清军的这次进犯当然并没有就此毁灭明朝的统治，但是却暴露出了前线的很多问题，一位名叫熊开元的官员就站出来当着崇祯帝的面，指责首辅和督抚大员们在对抗清军时负有罪责。崇祯帝命令熊开元写一份奏疏。结果，熊开元的奏疏写得却不痛不痒，根本无法和他的慷慨陈词契合，大为恼火的崇祯帝一脚把熊开元踢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好了，这一次机会来了，骆养性看着熊开元：你不是说“首辅和督抚大员们”负有罪责吗？好，那就把首辅的罪责供出来吧！
熊开元到底交代了周延儒多少罪责无从知晓，但是骆养性在给崇祯帝的上疏里把周延儒在誓师时“稽延不战”和“谎报军功”的事情都给抖了出来，生性多疑的崇祯帝终于完全失去了对周延儒的信赖，他大笔一挥，就把周延儒划进了明朝的“奸臣传”，当然，崇祯帝更不会知道，周延儒的死正是大明帝国坍塌前的一曲哀乐。
3．锦衣卫的绝唱
周延儒死去以后，骆养性又过起了舒坦日子，和阉党分子朋比为奸，在朝廷里呼风唤雨。可是，作威作福的日子毕竟是有限的，骆养性并不知道，锦衣卫和明王朝都在他们的醉生梦死里走向了毁灭。骆养性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几天，犹疑不定的崇祯帝不久就对厂卫们失去了耐心，骆养性被罢黜，吴孟明因而成为有明一代最后的一位锦衣卫指挥使。但是与深谙政治的骆养性不同，吴孟明只是一个市侩小人，他倒是不急于迫害不顺从他的朝臣们，但是却非常热衷于四处敲诈勒索，属于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官员。可骆养性毕竟只是被罢黜了官职，他经营锦衣卫多年，相比较初来乍到的吴孟明，骆养性更熟悉朝廷里的一切权利脉络，身居民宅的骆养性仍然是锦衣卫实质上的“精神领袖”。
到明朝末年，明朝的风气之差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这样的官员们主持的朝政，怎么能不混乱、不衰败？一边有满清军队不时南下侵扰，另一边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面对乱得像一锅粥的朝政，当年豪情万丈的崇祯帝也有些手足无措了。在最紧要的关头，崇祯帝却依然在阁臣和宦官的天平上摇摆。
摇摆的政治最终导致了明朝政权的崩溃，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围攻北京，兵临城下，崇祯帝召集群臣，满朝臣自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崇祯帝“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
崇祯帝面对这将要沦为亡国之君的绝望境地悲号不能自已，另一边的骆养性却在家里安之若素，对于王朝的灭亡，似乎他早就已经预料到了，所以他毫不慌张，甚至已经筹划好了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战争的关键时刻，太监曹化淳打开了彰义门、太监王相尧打开了宣威门，将李自成的农民军放进了北京城，伴随着崇祯帝自缢，朱明王朝就这样烟消云散了。骆养性并没有顾得上去为毁灭的王朝哀悼，他换好了衣服去见李自成的将领刘宗敏，能够保证自己荣华富贵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主动”归附起义军，毕竟，自己的手里还掌握着影响天下的神秘武装——锦衣卫。
可是，骆养性忘记了，他要见的不是那些起兵作乱的封建贵族，而是农民起义军。作为封建剥削阶级的一员，骆养性这样的人根本就是与李自成的起义军对立的，李自成怎么可能允许骆养性这样的人安然地端坐在他的眼皮底下呢？而且骆养性还是被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锦衣卫的头儿，如果起用骆养性，那岂不是说他李自成跟腐朽的明朝贵族是一样的吗？
所以，骆养性的“主动”投诚并没有保住他的财产，李自成免去了他的“死罪”，可却没有放过惩治他。农民军经历了漫长艰苦的战争攻进北京城，在物资上都已经接近匮乏，所以李自成迫切需要从亡明的国库将他的损失补回来。可是等到李自成打开亡明的国库时，他就傻了，国库里的存银居然只有四千两。一怒之下李自成就委派刘宗敏去追讨那些明朝官员们手里的“赃银”，骆养性当然没有幸免于难，而刘宗敏光在骆养性的家里就追缴出了三万两，相当于七个半国库的存银量啊！投诚不成，骆养性反而因此身陷大狱。
还好骆养性的仕途之路并没有因此走到尽头，在骆养性身陷大狱后还不到两个月，原明朝将军吴三桂就把多尔衮所率领的满清军队引进了北京城，李自成率领着农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往陕西逃去。
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把被李自成关押的政治犯都放了出来，幸运的骆养性因此重见天日。为了感激多尔衮的“再造之恩”，并且表达自己对新生的满清政权的忠心，骆养性剃掉了自己的头发，表示愿意归顺清朝。多尔衮对骆养性的表现很高兴，鉴于他长时间担任锦衣卫指挥使熟悉京津地区，所以专门派他总督天津的军务。也许一开始顶着光秃秃的脑门和长辫子去工作骆养性还有点儿不适应，但是当他再度手握着权力在前呼后拥里走上政治舞台时，骆养性已经适应了“鞑子官”的全新身份。
可是当时的明朝政权还没有完全覆灭，在南方依然有南明政权的存在。骆养性虽然身在天津，为清朝政府担任朝臣，但是却担心明朝旧臣对他的谴责，有的时候还担心南明一旦复辟成功，他很可能就会被当做“叛徒”施以严刑，或者凌迟处死。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想法，让骆养性在为满清当差的同时，也丝毫不敢怠慢南明来的人。骆养性在天津总督军务时，不仅没有把南明来的使臣逮捕起来交给多尔衮发落，而且还以礼接他们进入天津，专门收拾了干净的驿馆给他们休息，在与南明使臣会面时更是表达了对朱明政权的不舍和对多尔衮的不满。结果没过几天，摄政王多尔衮的指令就到了天津，骆养性被削职查办，押往了北京。
值得骆养性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丢掉性命，多尔衮并没有要骆养性这条小命的意思。在政治夹缝里磕磕绊绊的骆养性，又一次死里逃生，但是多尔衮毕竟已经对骆养性失去了耐心，把他打发到了浙江，让他在浙江做个掌印都司的闲职继续混日子！
就这样，前半生风生水起的骆养性，在浙江过上了远离政治旋涡、中庸无为的日子，在朝廷率领着锦衣卫风生水起的日子似乎就这样离他远去，在乱世中漂泊了半生的骆养性，在温暖怡人的浙江走完了自己余下的生命历程，得以善终，而锦衣卫最后的一段乱世传奇，就这样画上了一个淡淡的句号。
五、锦衣卫和万历朝鲜之战
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和明神宗对改革成果的破坏，万历年间的大明帝国进入到了一个快速衰退和萎缩的时代。战乱开始出现在了明朝的疆域里。就在这时，明朝的属国朝鲜又突然发生了一场战争，野心家丰臣秀吉带着终结日本乱世的余威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被迫参战，而大明朝的军人们为了信守效忠帝国的承诺，为了维护帝国的尊严和安宁，匆匆收拾行囊，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浴血奋战七年，谱写了一曲帝国夕阳中最后的辉煌挽歌。
1．张居正之死和万历新政的失败
明穆宗掌政的明朝，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腐烂，少年天子明神宗朱翊钧刚刚登上王位，就立志革新，摈除弊政，重现大明王朝的辉煌与荣耀。正应了“时势造英才”那句话，豪情壮志的明神宗身边有一位才华出众的朝臣——张居正。张居正以自己过人的才略辅助明神宗治理国家，使明朝很快恢复了生机，并且促成了明神宗的朝政改革，在这段时间里，明朝出现了很久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张居正这场“振百年因循之弊”的改革，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张居正推行的清丈全国田亩和“一条鞭法”直接触犯了地主阶级和部分封建贵族的利益，在开始阶段由于得到了年幼的明神宗的大力支持，一时并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涌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封建阶级的掌权者们开始疯狂攻击张居正的改革之弊端，明神宗不顾改革所带来的业绩，毅然决然地把张居正生前的功劳全部抹杀，与张居正同一阵营的太监冯保因此也受到牵连。
冯保失势之后，朝中所有受到张居正和冯保提拔的官员都未能幸免于难，锦衣卫指挥使刘守有也被革职查办。刘守有被革职之后，锦衣卫新的指挥使就走马上任了，这位新指挥使就是日后将大明朝和锦衣卫都搅得天翻地覆的骆养性的父亲——骆思恭。骆思恭继任锦衣卫指挥使之时，正是明神宗的改革豪情已经湮灭，由勤政转为懒惰的关键时期，国家的法度开始慢慢松弛，张居正改革的成果开始渐渐被破坏。
就在明朝呈现出江河日下的疲态之际，在明朝的海外岛国日本，却有一个强大的野心家从乱世中站立起来，他就是威震日本的乱世名将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原是日本名将织田信长的下属，在乱世中依靠自己的胆略和武力逐渐强大起来，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逐渐取代织田信长的地位，成为日本乱世最强大的武将。丰臣秀吉堪称是日本乱世最具野心的武将，他完成了以武力著称的织田信长所未尽的事业，1591年，丰臣秀吉终于统一了日本。
面对日本海的波涛汹涌，丰臣秀吉几乎可以眺望见明朝那绵延万里、肥沃迷人的土地。丰臣秀吉的野心从来不只是日本，早在战国时代，他就在写给织田信长的信中写道：“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为了备战，丰臣秀吉甚至还委托欧洲的传教士从欧洲购买了两艘战舰，准备进行大批量的仿造，以增强海战能力。
如今，丰臣秀吉早已取代织田信长的地位，眼见着日本已经是他掌中之物，而他的野心之火还远远没有冷却，还有什么能让他的热血再次沸腾的呢，那就只有前人们从没有征服过的中国了。当然，此时从遥远的明王朝内部也传来了让丰臣秀吉高兴的情报，那就是张居正去世了，明神宗开始自毁改革成果，明朝的朝政转向了衰败，丰臣秀吉大喜过望，他认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丰臣秀吉就曾给朝鲜国王寄去书信，准备“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并且请朝鲜国王率兵作为前导。
其实当时的朝鲜国比明朝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朝政还不如明朝那么衰败，但是自李氏王朝掌握朝鲜国政权以来，一直宠信文臣，党派之间的争斗激烈，而且自元末以后一直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事，武装力量方面非常松弛，史称“人不知兵二百余年”。
既然朝鲜国王不给面子，那么丰臣秀吉就准备直接动手了，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把关白的职位交给丰臣秀次，亲自坐镇在肥前新修筑的名护屋城，不顾黑田如水等人的反对，开始筹划对朝鲜作战的事宜。丰臣秀吉采用了德川家康“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作战方略，四月十二日，丰臣秀吉命宇喜多秀家率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加藤清正的第二军、黑田长政的第三军，以及九鬼嘉隆的战舰七百余艘，入侵朝鲜。
日本方面的先头部队是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共一万八千人，分乘三百五十艘舰船。四月十二日，小西行长率军渡过对马海峡后，翌日凌晨即抢滩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釜山的朝鲜守军，迅速攻下了釜山。仅仅只用了四天，朝鲜海防重镇釜山等地相继沦陷，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黑田长政率第三军相继在南部海岸登陆。前三军登陆后，日军后续主力和其余舰队相继进入朝鲜。战争就此全面爆发。
日本倾举国之军力，分三路大军快速进发，目的就是要速战速决，以强大兵力在短时间内控制朝鲜。朝鲜王廷仓皇失措，仓促间才组织了八千人的部队在乌岭天险据守，但是多年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朝鲜军队怎么能和刚刚经过战国洗礼的日本精锐相比？朝鲜守军还没有在乌岭天险摆开阵势，小西行长已经突破了朝鲜方面的防线。此后，朝鲜将军受命又集结了一万多人，在忠州与日军激战，结果全军覆没。
至此，朝鲜王廷最凶猛的抵抗全部结束，日军此后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正规的抵抗，在仅仅用了两个月零两天后，就连续攻破了“三都”：汉城、开城、平壤。三都十八道全部陷落，两个朝鲜王子被日军俘虏，朝鲜国王也被迫逃到了义州。
在朝鲜半岛取得的胜利，使丰臣秀吉终于开始感觉到明朝这块肉的香味已经隐约可以闻到了，六月三日，丰臣秀吉下达了进攻明朝的命令。日本的战国名将纷纷请战，日本名将锅岛直茂甚至请求丰臣秀吉把明朝的大片领土赏给他。
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朝鲜国王忙派使臣送信给明神宗，请求出兵援助。
2．朝鲜半岛的战火
其实就在日本入侵朝鲜之后，明朝就已经得到了消息，而且在日本侵犯朝鲜的两个多月里，明朝的上上下下也在为是否要出征朝鲜这件事争论不休。在丰臣秀吉要求菲律宾臣服朝贡的消息传来时，就已经激怒了明朝的君臣。明朝上下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日本乱世枭雄的野心。而明朝君臣早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天朝地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从明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怎么可能容忍丰臣秀吉的所作所为。
但是至于“争论不休”，也实在是有明朝自己的苦衷。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哮拜起兵，五月，西南又发生了播州杨应龙之乱，加上此前对辽东的用兵，使明朝当时的将领大多都忙得焦头烂额。
可是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朝鲜国的战事发展到明朝君臣始料未及的地步：朝鲜军队一溃千里，三都十八道相继失守，朝鲜国王派来请求援助的使臣也到了王都。这一次，战争的主动权已经不在明朝君臣的手里，战或不战已经由不得他们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上疏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
于是，明神宗正式宣布了赴朝鲜对日战争。但是，在天朝上国明的眼中，日本还只不过是“偏居海外”的“弹丸之地”，从根本上就没有看得起日本军队的战斗能力。于是，在七月，明朝只派出一支偏军出征，由辽东游击将军史儒带领的骑兵两千，副总兵祖承训率领的骑兵三千继后。结果这五千人马刚到朝鲜没多久，就被日本军队摆平了。
消息传到北京，这一下朝廷里炸了锅了，原来人家“偏居海外”的日本也是有正规军的，原来他们的人数不只是那么几千人，这下可大意不得了，君臣上下也不再存在争论了，出兵吧，什么也没有江山重要啊！但是京城一时又没有可用之将，明神宗急忙把兵部侍郎宋应昌调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又十万火急地调来驻守西陲的陕西总兵李如松为东征提督，迅速从全国集结军队，准备兵发朝鲜对日作战。
这边在集结军队，那边日本军队的底细咱们还不知道啊！宋应昌头都大了，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这什么都不知道，就让部队出征，这不是等于蒙着眼睛打苍蝇嘛！这个时候宋应昌一下子想起了锦衣卫，这么精良的情报部门怎么能忘了呢？可是锦衣卫毕竟是皇上直接管理的高级部门，宋应昌一个经略怎么能调动锦衣卫呢，于是宋应昌就去找明神宗，明神宗当即就批准了宋应昌的提议，再大的事也没有国家政权的事儿大啊！
那边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一接到明神宗的手谕，就赶紧叫上自己的几员得力干将赶到宋应昌的府上听候调遣了。当时战事紧急，要让锦衣卫调查清楚日军的行军路线、兵力多少恐怕比较困难，首先就是要给大军出兵前提供些可供参考的资料。锦衣卫的办事能力当然超乎了宋应昌的想象，短短几天之后，日本军方的基本情报就放到宋应昌的桌子上了，甚至包括丰臣秀吉乃至几个主要大将的生平介绍和作战特点，包括日本军队的武器和组织结构，都非常详细，即便是领军的李如松看到了，也是大吃一惊。
能够有如此高效的办事效率，当然要感谢锦衣卫在全国所铺设的周密的特务网络，三教九流无所不在。要了解日本方面的状况当然不是很难，找几个来往日本的客商一打听就能八九不离十了。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结束了日本纷乱的战国时代，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的事迹同样也广为流传，这些战功赫赫的乱世名将，自然有不少的传奇故事在日本民间流传，锦衣卫多年整理情报的经验很快就帮他们完成了梳理这些传奇故事的工作，经过整理遴选，详细真实的资料就完成了。
在经过对于日本军队的了解，和对于部分战争情况的分析，要整理出日本军队的武器样式和组织结构对锦衣卫来说也不是很难。锦衣卫当然不可能是神仙或者魔鬼，他们要快速准确地完成这项工作还是靠锦衣卫许多年来的职业素质，随便把对付外廷朝臣地方法用在搜集情报上，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既然要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去，锦衣卫当中自然有非常多的外语人才。由于当时明朝与朝鲜、日本等国，以及欧洲部分国家的贸易往来已经非常频繁，因此外语人才已经并不少见。锦衣卫当中的外语人才更是人才中的人才，属于精英分子，除了在国内搜集情报，很多锦衣卫经过乔装改扮，跨过国境线，秘密潜入了朝鲜国境内。
于是，当李如松的四万大军开抵朝鲜国境内的时候，锦衣卫早已经帮助明朝的军队编织起了一张巨大的特务网络。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八日，李如松带兵攻破平壤，使日军被迫退向王京，从而使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就此扭转。在另一方面，被日本人称为“海贼大名”的九鬼嘉隆在海上也遇到了朝鲜海战奇才李舜臣的坚决反击，日本军队至此在陆海两线作战都处于被动。
而锦衣卫的情报工作最精彩的一段情节，也在战况最胶着的一段出现了。就在李如松据守开城，因为兵力原因不能南进的时候，锦衣卫给李如松送来了一份机密的图纸，这张图纸上标明了一条从开城到龙山大仓的隐蔽路线。龙山大仓本是朝鲜的国仓，汉城被日军占领后，龙山大仓就成为汉城数万日军的军粮库，后来日军运来的粮食都存于此地。李如松密令查大受和李如梅率领一支敢死队深夜奇袭了龙山大仓，一夜间把数十万石粮食烧得干干净净，使朝鲜半岛的日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3．一波三折的战事
李如松在火烧了龙山大仓之后，将日军带进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里，由于和明朝军队交战以来，屡遭重创，日军已经由初入朝鲜国时的九万六千人，剧减到不到五万三千人，兵力锐减，加之粮草被烧，使日军的军心开始动摇。而另外一方面，明朝军队在碧蹄馆之战后也损伤了元气，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开始休养生息。
就在李如松积极整顿兵马准备进攻王京之际，明廷方面的主和派开始占据主流，主和派派出了和谈代表沈惟敬来到朝鲜国，命令李如松除留下一万七千人的明军由麻贵统领和据守朝鲜半岛的日军对峙外，率领其余部队于八月全部撤回国。至此，明朝和日本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和谈”。
由于明朝代表沈惟敬和日方代表小西行长的谈判非常顺利，所以明朝君臣认为“战争已经结束”，执行特殊任务的锦衣卫们也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上级的指示，开始逐渐地退出了朝鲜战场。纵观锦衣卫在朝鲜国的第一次行动，还是颇为成功的，虽然在建立之初拥有着为军队服务的职责，但是由于外廷斗争的剧烈，所以锦衣卫在实际工作中很少有进入到前线的机会，而万历的这场战争使锦衣卫得以在战场上一展身手。但是颇让人玩味的是，这场战争将是明朝军队的最后一次辉煌胜利，而这一次也成为锦衣卫唯一一次大批量地在战争中执行特务任务。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朝和日本的谈判获得了突破，丰臣秀吉同意了明朝方面的条件。九月三日，丰臣秀吉穿戴明朝使者送去的册封衣冠，出殿接受册封。沈惟敬等人呈上明帝诏书和赠与的金印，丰臣秀吉欣然接受，并设宴款待明使。但是，当时日本懂汉语的官员并不多，事后丰臣秀吉才找来了懂汉语的僧人为其用日语宣读明朝的册封诏书，结果发现诏书中到处充斥着“昔我皇祖，诞育多方”、“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这样的语句，俨然一派泱泱大国皇帝对小邦降恩封赏的口气，这让丰臣秀吉勃然大怒。当即抓来小西行长审问，方才知道是小西行长与沈惟敬为了自身的利益，隐瞒了和谈的实情，原来，明朝所得到的日本方面的和谈条款和丰臣秀吉所提出的和谈条款根本不是一回事，都是经过小西行长篡改过的，小西行长是欺负明朝和谈官员们不懂日本口语，玩了一把“瞒天过海”。
中朝的和谈使团被丰臣秀吉驱逐出境，心惊胆战的沈惟敬不敢回国而滞留朝鲜，并且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由另一使臣递交朝廷。可是沈惟敬的这点儿小聪明没有瞒过明神宗，因为当时日本再次宣战的消息早已经传进了北京，明神宗大怒，将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下狱，沈惟敬偷鸡不成，反而丢了小命。
至此，刚刚安宁不久的朝鲜国再次陷入了战争的硝烟里。由于当时李如松在辽东与鞑靼激战正酣，所以明军的作战方针与第一次对日作战有所不同，锦衣卫在战争初期并没有加入到战争中去。本来就对朝鲜国陌生的明军将领所持有的日方的军队资料，依然是第一次战争时的落后资料。殊不知，此时的日本军队已与第一次不同，他们在吸取了上次战争后期被动局面的经验之后，再入朝鲜时已经开始针对明军的作战特点作出了必要的调整。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十一月，明朝和朝鲜国的联军兵分三路，与日军在蔚山展开激战。结果，联军在这次战争中被打得大败，阵亡人数约两万人。当然，日军在这次战争中也没有尝到多少甜头，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一万多人伤亡的代价。此战之后，日军与明朝和朝鲜国的联军都不得不休养生息，不敢冒进。而明朝方面，总兵杨镐因为在蔚山战役中指挥不当，被押回北京问罪，兵部侍郎邢玠奔赴朝鲜战场“救火”。
邢玠到达朝鲜国以后，吸取了杨镐的教训，首先开始动用明朝出色的补给能力快速恢复联军的作战能力，同时，邢玠再次上报明神宗，请求调派锦衣卫加入战斗。骆思恭得到明神宗的旨意之后，不敢怠慢，急忙挑选了锦衣卫中的精英奔赴朝鲜战场。
在派出的锦衣卫陆续进入朝鲜战场的过程里，实际上邢玠已经开始谋划联军的第二轮攻击，留给锦衣卫的时间已经不多。锦衣卫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日军占据的城镇，开始全方位地打探日军的各种资料。从后来战争的发展情况来看，锦衣卫的情报对邢玠的战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军吸取了上次龙山大仓被烧后全线无法进展的教训，增强了海路的补给，最终帮助邢玠完成了“水陆两军集中重兵集团对日军主要的据点分割包围，切断联系，并对日军不断施压”的主要作战方针，同时，由于日军的火力不足，邢玠也大批量地从明朝国内调动火力支持。让日军人人胆寒的朝鲜海军名将李舜臣也被释放出狱了。看来，日军时不常地感慨两句“李舜臣的龟甲船可真厉害”啊，还间接帮助联军找到了海战的制胜武器。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九月，在得到了充足的情报之后，联军的作战能力已经基本恢复，先于日军拥有了主动作战的能力，在邢玠的指挥下，开始了水陆两军并进第二次对日进攻。尚无法恢复战斗力的日军在这次战斗中打得颇为狼狈，陆路的战争优势荡然无存，水路方面也受到了联军的沉重打击。当然，在这次战斗中对丰臣秀吉打击最为严重的，是丰臣家族的主力部队在这次战斗中受到重创，直接影响了丰臣家族在日本的统治。
4．艰难的胜利
就在联军发动第二次对日战争，日军在艰难恢复作战能力，与联军进行殊死战斗的时候，在日本本国却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情——日本的一代霸主丰臣秀吉去世了。由于多年的征战和处理政务，加之朝鲜战场的战事并不像丰臣秀吉所想象的那样顺利，疲病交加的丰臣秀吉早已经呈现出了老态，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丰臣秀吉在伏见城中郁郁而终，“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终结战国时代的霸主丰臣秀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似乎已经在为朝鲜战场的失败发出无奈的欷歔。
但是出于对朝鲜战场战事的考虑，大臣们并没有发丧，而是设法让在朝鲜的军队撤回日本，并且“争取最体面的议和”。但是丰臣秀吉去世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尽管知道消息的只是少数人，但是已经足以影响战争的走势。首先得到消息的是德川家康，在得到丰臣秀吉去世的消息之后，德川家康迅速开始集结兵力，并且将自己的精锐部队迅速地隐藏了起来；另一方面，锦衣卫的情报也帮助联军将领们开始对丰臣秀吉的健康状况作出了判断：就在联军与日军在朝鲜半岛激战之际，丰臣秀吉的衰老已经慢慢降临，他已经无法像年轻时一样到战场上冲锋陷阵，而且，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日军得到撤退命令的时候，正是明军大规模发动第二次战斗之际，虽然命令到达，但是对于骑虎难下的日军来说，撤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前有联军不断进攻，后面的水路又被李舜臣切断了，要全身而退谈何容易！
但是到十一月以后，天气转凉，日军的供给已经基本中断，日军节节败退，不论在生理和心理上日军的承受能力都达到了极限，盘踞在朝鲜的日军不得不冒险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十五日全线撤军。
为了能够取得最合适的路线撤军，据守在朝鲜的日军纷纷向巨济岛集结，等候日本的船只接应。穿梭在日军撤退路线上的锦衣卫好不容易才确定了日军的撤退路线，在冷风飕飕的海岸线上，岛津义弘率领日军主力逃出晋州、泗川后与从南海开过来的日军水师之宗智义的船队六十艘船会合，共有兵力一万六千余人，战船五百余艘，想乘黑夜悄悄通过露梁海峡。
这是一次跨部门、跨地域的情报输送，锦衣卫必须在知会邢玠的同时，将情报送到海军主帅李舜臣的手上。逃跑中的日军速度惊人，而锦衣卫传送情报的工作也必须隐蔽而又迅速。这一次锦衣卫所有的精锐力量几乎倾巢出动，他们从地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着联军的指挥所前进。没有人可以想象，在短短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在没有现代化工具和本土庞大的特务网络的辅助下，身在朝鲜的锦衣卫是怎样穿越千里完成这一次前所未有的信息传送的。
十一月十八日午夜，日军在露梁海被早已埋伏好的联军重创，四百五十艘日舰被击沉，阵亡一万余人，日军将领九鬼四郎、饭田角死于战斗，日军倾注全国之力兴建的海军舰队在露梁海战中几乎被全歼。露梁海战后，幸亏日本国内派出援兵，残存的日军大部分才勉强撤回了日本，日本很长时间再无能力组建规模庞大的舰队。
正是这次战争，彻底削弱了维护丰臣家统治的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等人的西军力量，德川家康的东军成为了主导日本局势的最强力量。1600年，关原会战爆发，德川家康成为了日本新的统治者，开始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时代。
而这一场帝国最后的辉煌挽歌，虽然使明朝取得了一场“万世大功”的辉煌胜利，同时也把明朝国力带进了日渐枯竭的泥潭。由于明政权此后日渐委靡、混乱，执政者无法找到正确的改革措施，明朝再也无法支持大规模的战争。更为严重的是，明神宗初年张居正、戚继光等人累积下的财富和建立的国防力量，在这场战争中几乎消耗殆尽，此后明朝的统治日渐涣散，也没有积极地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为日后与后金作战埋下隐患，特别是明军主力之一的辽东军损失巨大，直接导致了对后金镇压能力的衰减。
锦衣卫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对日军缺少了解的联军在作战中从被动走向主动，尤其是在第二次战争的关键时期，锦衣卫为联军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甚至是关系到战争走向的情报。
指挥使骆思恭更是得到了明神宗及部分朝臣的赞许，因此得以一直任职到天启年间。但也正因如此，魏忠贤掌权后，骆思恭成为魏忠贤的“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
另外，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锦衣卫，在得到皇上嘉奖的同时，也开始走向了衰弱，精英分子在朝鲜战场的表现使许多与明朝对抗的政权都开始对锦衣卫进行防范和监视，加之此后锦衣卫内部腐败行为愈演愈烈，作为特务机构的严密性和隐蔽性完全丧失，此后田尔耕、骆养性等人都没有恢复锦衣卫初建时高度严密的状态，使锦衣卫再也无法发挥出在朝鲜战争中那样的特殊作用。
综合来说，仅从朝鲜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出，锦衣卫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说明明朝统治者组建的这种特殊部队具备着高度的战斗能力，它的战斗力之强大和覆盖面之巨大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是即便是再强大的特务机构，要完全发挥自身的功效，也是需要国家其他相关机构配合并且协调完成工作的，只靠单个部门，是无法完成缜密细致的特务工作的。再强大的国家工具在国家政权走向衰败和腐朽的时候，也必定会走向同样的命运结局。
六、锦衣卫之反思
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那些争斗都是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的，那么锦衣卫的历史，就是属于历史的阴暗一面，它短暂，但是独特而富有戏剧性，它残酷而又充满了荒诞。锦衣卫代表了没落的封建贵族在垂死挣扎之际一种极端的行政手段，同时也宣告了一种制度和一个王朝必然的衰败和无可挽救的灭亡。锦衣卫是隐没在历史的隧道里的，当我们看过他们的历史之后，除了欷歔和感叹，我们还应该思考些什么呢？
1．帝王手里的鞭子
大概要是说起来，估计历朝历代的皇上都有往朝臣们家里安插几个眼线的癖好，但是要规模化、系统化地进行外廷的特务工作，朱元璋可谓是开了千古未有的先河。这事儿追根溯源，人们普遍认为是和朱元璋的出身有很大关系的。朱元璋出生于农民家庭，他的血液里天生就有着“守土固本”的小农意识，为了维护自己手底下这一亩三分地，恨不得学着孙悟空拔撮毫毛变做千千万万个自己出来。
历朝历代的皇帝当然难免都有这种思想，千里江山，毕竟只有一家天子，连兄弟亲戚都得防着，更别说什么满朝文武了。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都是官宦子弟，都接受过点儿儒家的教育，用儒学束缚着天下读书人的同时，也不知不觉把自己束缚住了。即使再防着身边的这些个朝臣，也得装出一副宽容慈祥的面孔，所以如宋太祖赵匡胤也不得不使用“杯酒释兵权”这种体面的方法把自己的武将们逼得交出兵权。要光明正大地绞杀跟随自己抛头颅、洒热血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不是你下不下得了这个狠心的问题，光是后世那帮尖酸的史学家们就能用笔杆子把你戳死，汉武帝那边还没有死呢，太史公都开始对着当朝帝王评头论足了。即便是跟朱元璋出身差不多的刘邦，也闻过几天墨水气，吕后再嚣张，也不敢让刘邦无凭无据地就把开国元勋们挨个儿地提出来问罪。
可是朱元璋不同，他从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祖上就一直都是农民，而且还是最底层的农民，他从来就不知道遮遮掩掩，要杀就杀个精光，除了徐达和汤和这样老实巴交到骨子里的生死之交，其余的人他全不放在眼里，谁敢有一丁半点儿让他看不顺眼，立马就屠刀伺候。细数一下“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里大部分被牵连进去的朝臣，他们身上的罪责大部分都是事出有因，但是又查无实据，要是真按照正规法律交给审判部门去审，估计没个十年八载的什么都审不出来。
这个时候，锦衣卫的存在就省事多了。“卫”，意思就是皇帝的亲兵；掌“刑狱”，就是说自己可以断狱；“密缉”，就彻底说明了锦衣卫的特务机构性质。由此可以想到，朱元璋看谁不顺眼了，就让锦衣卫举着“诏令”把谁给押来。什么？你跟我要证据，好，看来不打你你还不招。打吧！一顿板子下去就直接打得你去见
阎王爷了，还需要什么证据吗？
我们要是光从朱元璋个人身上找问题也不全面，毕竟个人再强大，比起历史的发展还是太渺小和微薄了。锦衣卫的出现和它的工作性质，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还是不无关系的。元末明初，正是社会最动荡的历史阶段，威震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的恐怖感依然笼罩在人民的心头，成吉思汗后人手里的马刀，依然闪烁着寒光。而刚刚经历过蒙古贵族统治的中原大地刚刚从战乱中复苏，北方的蒙古贵族不甘心就这样丢掉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依然虎视中原，而西南则开始出现了倭寇。新兴的明朝在成立之初，就被列强环伺，危机四伏。
与那些认为功成名就的朝臣们相比，朱元璋的危机感是无法形容的，对于一个新生的王朝，除了抵御四周的这些强敌们，还必须避免核心的腐败，因此朱元璋才会“夙兴夜寐”，才会寝食难安。就在这个时候，为锦衣卫的创立间接制造了机会的还有李善长、汪广洋这些重要朝臣的失误和过错，在朱元璋看来，这些失误和过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足以致命的。在疏远了李善长、汪广洋之后，朱元璋信任的胡惟庸也让他大失所望，在对外廷朝臣彻底失去耐心之后，锦衣卫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
锦衣卫最基本的两个作用就是：监视外廷和帮助朱元璋排除对明王朝来说所有的“危险信号”。朱元璋之所以要迫切地排除危及朱氏统治地位的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继任者在朱元璋看来实在软弱：太子朱标和皇太孙朱允炆在朱元璋看来，都是仁慈有余，而霸气不足，他们根本无法驾驭这些功劳显赫的开国功臣。
在朱元璋屠杀掉的朝臣中，有不少人都是得到过朱元璋赞许和嘉奖的。在朱元璋看来，越有本事的人就越是危险的人。胡惟庸如是，李善长如是，横扫大漠的帝国名将蓝玉更如是。
诞生之初的锦衣卫，实际上是不能操纵一切朝臣的生杀大权的，朝臣们看到的气焰嚣张、杀人如麻的锦衣卫，其实只是在中规中矩地奉行着朱元璋的命令。只要朱元璋想拿谁开刀了，锦衣卫就得去搜集一切可以证明这个人有“不轨之举”的言行举止，接着就是把这个人抓进“诏狱”，想办法让他认罪。明朝初期的锦衣卫更像是一条被操纵在帝王手中的鞭子，帝王挥向哪里，锦衣卫就必须准确无误地打向哪里，他们没有自己的主张，更多的是在贯彻朱元璋的命令。
直到明成祖朱棣登上帝位，“恶魔”纪纲入主锦衣卫，锦衣卫才开始逐渐由一件被操纵在帝王手里的工具，转变为拥有了自己的意识和主张的队伍。究其原因，当然在于朱元璋对于杀什么人、怎么处理有着条理清晰的计划，而朱棣不同，因为有些建文帝的旧臣是在明面上的，而有一些是在暗地里的，所以他的条理并没有朱元璋清晰，再加上锦衣卫指挥使是野心勃勃的纪纲，所以，锦衣卫就开始慢慢成长和转变了。
2．宦官专权的工具
把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对锦衣卫的短暂压制认为是锦衣卫最黑暗的时期，不如说成是明朝的政治轴心开始偏转，在明朝初期的建设巩固阶段起过重要作用的文臣集团在明宣宗之后开始被明朝的帝王疏远，宦官集团逐渐成为明朝中后期的主旋律。在明孝宗的“中兴”之后，宦官集团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了。
锦衣卫最辉煌的阶段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注定在明朝余下的历史中只能充当一个配角。当然，你不能因为它的配角地位而轻视它，殊不知还有多少风云突变的时刻这个配角会被临时性地“扶正”，更何况还有袁彬、骆思恭这样的角色要登台亮相。锦衣卫在剩下的时光里戏份儿虽然不多，但是依然非常重要。对于明朝的历史，还是注定不能缺席。
明英宗时期的太监王振给后到来的宦官时代打下了一个基础，但是真正将宦官政治演绎得如火如荼的是刘瑾。刘瑾是明朝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当权太监，在他当政的时候，一方面，朝廷制度大变，明孝宗费了老大劲才完成的“中兴”的那点儿社会影响力让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给挥霍干净了；另一方面，与王振、魏忠贤这种为了一己私利扰乱外廷秩序的太监不同，刘瑾很注意对外廷能臣的维护和使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刘瑾还是一手把明朝推向了宦官专权的深渊。
另一方面，宦官与锦衣卫的从属关系一直都是一个敏感问题，怎样协调好这两个特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历任司礼监大太监的难题，此前的汪直和王振当权时都没有处理好这样的问题，直到刘瑾的出现。不同于汪直对锦衣卫的一味压制，也不同于王振让毫无所长的马顺掌管锦衣卫，致使王振时期的锦衣卫最为碌碌无为，刘瑾根据锦衣卫的特务性质，通过协调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权范围，重新定义了锦衣卫的工作和性质，从而使锦衣卫与东厂兼容，不相冲突，并且一直在东厂的管辖之内。
明朝的锦衣卫大多都身兼都指挥佥事和锦衣卫指挥使，都指挥佥事本来是个比较高的职位，意思就是统管侍卫，可是后来有了东厂以后，这个职位基本上就是个空职。都指挥佥事一般都是闲职，锦衣卫指挥使是下到基层指挥锦衣卫开展特务工作的真正领导：大概的情况就是都指挥佥事是责任人，而锦衣卫指挥使是执行者。刘瑾认真分析了都指挥佥事和锦衣卫指挥使之间的利害关系，将实际权力和要承担的责任落实到了都指挥佥事和锦衣卫指挥使的身上，使都指挥佥事不再只是一个虚职。刘瑾时代的都指挥佥事石文义，锦衣卫指挥使张采，两个人同掌锦衣卫，分工合理，干得也算中规中矩，只是因为攀附刘瑾让朝中的不少朝臣有些看不顺眼，刘瑾倒台以后他们俩也就被皇帝一把给抹掉了。
汪直和王振当权时，锦衣卫充当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跟班，说得再严重点儿就是个整天吆五喝六或者替太监们打掩护的“狗腿子”。但是到刘瑾当权，他通过对厂卫之间工作的协调，重新让锦衣卫这一实战经验丰富的特务机构焕发了青春。锦衣卫很多其实已经名存实亡的权限被刘瑾干脆剔除，将锦衣卫重新定位到了特务工作第一线的位置上。锦衣卫的主要工作成为了到基层去，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去执行任务、搜集情报。毕竟，太监是没有办法去执行这种任务的，由于特殊的生理情况，太监暴露的几率实在太大了。而这时候使用“雇佣军”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知道，厂卫所执行的任务几乎是明朝最高端、最机密的，一旦使用“外人”会让整个任务的不安定因素增加。
在这方面，没有比锦衣卫更适合的了。多年的操作和经营，早已经让锦衣卫的特务网络无孔不入，再加上锦衣卫隐蔽娴熟的手段，锦衣卫简直就是一部接近完美的“特务机器”。锦衣卫通过这次“改编”，获得了它新的使命，虽然依然有着对皇上直接负责的特务权力，但是锦衣卫已经不再掌握在皇上手里了，而是落到了东厂司礼监大太监的手里。管理者的级别虽然降了一级，但是锦衣卫的权限却增加了，对于自己的工具，司礼监太监的要求肯定不会如皇帝那么苛责。
刘瑾专权，朝臣们都竞相贿赂，为了争宠，大伙都是争着抢着攀比着往刘瑾的府里输送金银和珠宝，在那么单薄的俸禄面前，你要是不找点儿赚外快的渠道，怎么能有资本给刘大太监进贡呢？自己没有办法，当然就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想主意了，有钱的多榨点儿，没钱的少榨点儿，反正不能做没有利的买卖。上行下效，锦衣卫也不能免俗啊，更何况当时锦衣卫的两个头头石文义和张采在行贿这方面也属于高手，他们当然有的是办法让锦衣卫在执行任务的同时大捞油水。所以，在刘瑾当权以后，锦衣卫办事反而比从前要“放得开”了。以前去拿什么人得看看皇上的意思，现在不用了，只要不是跟东厂有关系的，谁都能动，刘大太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只要给上面的“意思”够了，工作的灵活与自主权还是非常充足的。
可惜的是，刘瑾虽然完成了对锦衣卫的“改编”，但是却没有享受几天就倒台了，倒是方便了后来的魏忠贤。魏公公掌权后吸取了前几任倒台的经验，也充分利用了锦衣卫的特务性能，不过没有办法的是崇祯帝的继位，新皇帝最看不顺眼他，于是执政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除去魏忠贤。不过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崇祯帝后来对宦官的信任比之前几任有过之而无不及，负责抓捕魏忠贤的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不久也和太监们站到了统一阵营里。
3．大明王朝的殉葬品
在这个星球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王朝的倾覆是因为一两个政令的失误造成的，一个王朝的倾覆，总是伤痕累累的。而那些伤口，总是日积月累，隐蔽滋长，等到它在四围的兵戈里惊觉自己的苍老和腐朽时，往往已经剧毒攻心，无药可救，只能在更强大的、新生的政权面前倒下。
当明朝拖着疲病交加的身体还在穷兵黩武之际，辽东山海关外的满清政权正生机盎然，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那些响亮的名字开始搅动历史的波澜，当袁崇焕在崇祯帝愤怒的屠刀下含恨死去，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终于丢掉了它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年镇定果敢的崇祯帝在迷茫的历史甬道里开始左右碰壁，他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为大明王朝和自己都挖好了墓穴。
锦衣卫也在李自成和多尔衮的马蹄下走向了覆灭，对魏忠贤的抓捕更像是锦衣卫在生命的苟延残喘时的回光返照，疮痍满目的明王朝在挣扎了几下以后终于在南方的海风里走完了它最后的历史之路。骆养性只是这段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中的众多人物的一个缩影，在明朝作威作福的骆养性，到了清朝时期就变成谨小慎微的臣子，擅自接洽南明使者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以后他就拖着辫子做起了一个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官员。可见，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影响一个时代，只有一个时代才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心高气傲的嘉靖和少年天子朱翊钧都没有能够力挽狂澜，其实，当明英宗在第二次当上皇帝杀掉于谦并且给王振立祠于智化寺以后，大明王朝就开始走向了宿命般的灭亡。多亏了明孝宗的“中兴”，明朝那些伤口并没有很快就化脓，它似乎又恢复了活力，似乎又回到了壮年，但是刘瑾来了，为个人私利不惜一切代价的欲望膨胀时代来临了，前赴后继为了明王朝的辉煌和永恒所努力的时代过去了。巨人开始萎缩，“三大征”和“三十年晏处深宫”的明神宗携手“九千岁”魏忠贤给明王朝的机体上留下了最致命的伤口，有心回天的崇祯帝在不自知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这个时候的锦衣卫多么渺小，袁彬、朱骥、牟斌、陆炳、骆思恭都是在明王朝转向衰败时出现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扭转着锦衣卫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妄图改善明朝中后期“争先献媚”、营私舞弊猖獗的现象，可是锦衣卫太渺小了，一个小小的锦衣卫怎么可能影响到一个王朝的走向？
谁就敢说在跟随李自成、张献忠起兵的农民起义军里，在满清的军队里，就没有明王朝安插进去的锦衣卫？无孔不入的明王朝统治者怎么可能忽略掉这些最让他们头疼的对手。但是，即便是被他们安插进去的锦衣卫，也在为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奋战。朱明王朝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无敌军队锦衣卫，可以在朝鲜战场上将海外霸者丰臣秀吉的军队引进死亡的海域，为什么在明王朝最危急的时候却要倒戈一击。答案非常简单，这就是一个王朝的衰亡所带来的局面，一个王朝的统治已经让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怨恨，已经再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甚至说，很多人已经对这个腐朽的朝代怨恨到不能容忍它的存在，除了灭亡，它已经无路可走。
“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如果作为统治者不勤勉行政，不但不“吐脯”，而且在臣民深陷水火之际还要大口大口地“吞脯”，不管不顾任生灵涂炭，“归”来的“心”当然就会散去，锦衣卫再钢铁和忠心，也不会失去理智和判断力，也不会为腐朽的主子服务的。在腐败者的丑恶嘴脸之下，锦衣卫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萎缩、消失，等到北京城破，崇祯帝走上了自杀之路，攻进北京城的锦衣卫早已经不是从前的身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其实说的是一样的道理。从前的厂卫们都卸去了自己的从前，那样决绝和不堪回首，明朝像被洪水冲垮的堤坝，锦衣卫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失去了踪迹。
当然，同时和锦衣卫还有明王朝走向奄奄一息的还有封建统治，就是明朝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呼之欲出，虽然清朝的闭关锁国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推后了几百年，但是正如同小小的锦衣卫无法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小小的清朝又如何能够阻止历史的前进？
说到这里，其实锦衣卫对于明王朝的功绩就明了了。锦衣卫这种特务机构之所以出现在明王朝，它的必然性是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逐渐萌芽之际，落后的封建统治者所能够采用的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方法，只能是强制的、暴力的、集权的，于是，集中反映这种要求的锦衣卫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妄图通过锦衣卫，实行严酷的监控和管制，从而达到维护自己的利益的目的。始料未及的是，正是明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推行的严酷的特务监控系统，成为了明王朝的最大毒瘤，也是导致它最后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西周时期，《国语·周语》中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元朝的灭亡，固然有种族意识和中书省这样的施政错误，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人民的严酷管制，积压日久的愤怒一旦如火山般爆发，再强大的王朝也会在旦夕之间土崩瓦解。元王朝的统治者如是，明王朝的统治者如是，于是“千古一帝”康熙皇帝，除了“闭关锁国”以外，也实在不敢冒险用高压政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了，锦衣卫这个在特殊时代出现的特殊军队，注定只会是昙花一现。
附录 锦衣卫指挥使简略
历史是人物的历史，当锦衣卫们划破时空的长河，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从应天到北京，从毛骧到吴孟明，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崇祯帝朱由检，他们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人性的“无间道”！
回首大明不到300年的岁月，仿佛一夜间灰飞烟灭，应天城的大雨依然冲洗着古老的城墙，那些腰佩着绣春刀，手握着“诏令”，锦衣前行的人们一个个浮现在你眼前，然后，又一个个地从你眼前溜走！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
工作时间：洪武十五年（1382年）—“胡惟庸案”后
任职原因：跟随朱元璋多年，值得信任，仪鸾司时主持特务工作，锦衣卫成立后升任指挥使
离职原因：“胡惟庸案”后为平息众怒被朱元璋处死
主要“业绩”：主持并完成了“胡惟庸案”
锦衣卫指挥使：蒋献
工作时间：“胡惟庸案”后—“蓝玉案”后
任职原因：毛骧死后，继任锦衣卫指挥使
离职原因：“蓝玉案”后，朱元璋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蒋献毒死
主要“业绩”：主持并完成了“蓝玉案”
锦衣卫指挥使：纪纲
工作时间：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十五年（1417年）
任职原因：明成祖即位后，利用锦衣卫诛杀建文旧臣
离职原因：意图不轨，被太监告发，被明成祖所杀
主要“业绩”：诛杀建文帝旧臣
锦衣卫指挥使：赛哈智
工作时间：永乐年间—宣德年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年纪大了，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锦衣卫指挥使：刘勉
工作时间：宣德年间—正统初年（1436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年纪大了，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锦衣卫指挥使：徐恭
工作时间：正统初年—正统二年（1437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王振当权，用亲信马顺替代徐恭
主要“业绩”：无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
工作时间：正统二年（1437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
任职原因：王振亲信，得到提拔
离职原因：“土木之变”后，作为王党“余孽”被活生生打死在朝堂上
主要“业绩”：帮助王振铲除异己
锦衣卫指挥使：朱骥
工作时间：景泰年间—景泰八年（1457年）
任职原因：卢忠装疯卖傻，得到朝臣支持继任
离职原因：“夺门之变”后，作为于谦女婿被殃及
主要“业绩”：减轻刑罚，整顿“诏狱”
锦衣卫指挥使：卢忠
工作时间：正统十四年（1449年）—景泰年间
任职原因：马顺被打死后，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金刀案”后装疯卖傻
主要“业绩”：指挥了“金刀案”
锦衣卫指挥使：逯杲
工作时间：景泰八年（1457年）—天顺五年（1461年）
任职原因：“夺门之变”后得到曹吉祥推举
离职原因：被准备谋反的曹吉祥的侄子曹钦发现了间谍身份后砍杀
主要“业绩”：公然索贿，胡乱治罪
锦衣卫指挥使：哈铭
工作时间：天顺年间
任职原因：“土木之变”后保护明英宗有功
离职原因：奉旨出使外藩
主要“业绩”：“土木之变”后保护明英宗
锦衣卫指挥使：袁彬
工作时间：天顺五年（1461年）—弘治元年（1488年）
任职原因：“土木之变”后保护明英宗有功，封都指挥佥事，哈铭离职后兼任锦衣卫指挥使
离职原因：寿终
主要“业绩”：“土木之变”后保护明英宗，天顺年间剿除石亨、曹吉祥等
锦衣卫指挥使：门达
工作时间：天顺七年（1463年）—成化元年（1465年）
任职原因：得到明英宗宠信，挤走袁彬
离职原因：明英宗病逝，门达被问罪，贬官
主要“业绩”：祸乱外廷
锦衣卫指挥使：万通
工作时间：成化年间
任职原因：万贵妃的弟弟，得到万贵妃举荐任职
离职原因：明宪宗病逝，万家失去靠山，被明孝宗贬斥
主要“业绩”：祸乱外廷
锦衣卫指挥使：牟斌
工作时间：弘治元年（1488年）—正德初年（1506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遭到刘瑾记恨，被下狱致死
主要“业绩”：仁善治狱，保护被刘瑾陷害入狱的朝臣
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
工作时间：正德初年（1506年）—正德五年（1510年）
任职原因：因贿赂刘瑾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刘瑾倒台后被治罪
主要“业绩”：帮助刘瑾打压并铲除异己
锦衣卫指挥使：张采
工作时间：正德初年（1506年）—正德五年（1510年）
任职原因：因贿赂刘瑾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刘瑾倒台后被治罪
主要“业绩”：帮助刘瑾打压并铲除异己
锦衣卫指挥使：钱宁
工作时间：正德五年（1510年）—正德十一年（1516年）
任职原因：跟明武宗睡在同一张床上，认了皇帝做干爹，以“皇庶子钱宁”身份入主锦衣卫
离职原因：被江彬排挤
主要“业绩”：诱导明武宗兴建豹房
锦衣卫指挥使：江彬
工作时间：正德十一年（1516年）—正德十六年（1521年）
任职原因：和明武宗“出入豹房，同卧起”而得到宠信，排挤掉钱宁后任职
离职原因：明武宗死后，朝臣弹劾，被剐
主要“业绩”：诱导明武宗干了许多荒唐的事情，严重破坏了皇帝形象
锦衣卫指挥使：朱宸
工作时间：嘉靖初期
任职原因：江彬被剐后，因为是兴王府的旧人而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锦衣卫指挥使：骆安
工作时间：嘉靖初期
任职原因：因为是兴王府的旧人而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锦衣卫指挥使：王佐
工作时间：嘉靖中期
任职原因：因为是兴王府的旧人而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锦衣卫指挥使：陈寅
工作时间：嘉靖中期
任职原因：因为是兴王府的旧人而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锦衣卫指挥使：陆炳
工作时间：嘉靖中期—隆庆初年（1567年）
任职原因：嘉靖奶娘的儿子，而且还救过嘉靖的命
离职原因：寿终
主要“业绩”：居官并无过甚之恶迹，并且对士大夫有礼，不曾陷害一人，为朝士所称
锦衣卫指挥使：刘守有
工作时间：隆庆年间—万历十年（1582年）
任职原因：因为是名臣子弟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太监冯保倒台后，因为贪污被问罪
主要“业绩”：支持张居正改革
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
工作时间：万历十年（1582年）—天启四年（1624年）
任职原因：刘守有倒台后升迁
离职原因：被魏忠贤排挤
主要“业绩”：万历朝鲜战争和“移宫案”
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
工作时间：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七年（1627）
任职原因：得到魏忠贤重用升迁
离职原因：魏忠贤倒台后被治罪处死
主要“业绩”：帮助魏忠贤排除异己
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
工作时间：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
任职原因：骆思恭的儿子，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和赏识
离职原因：贪污腐败严重，被崇祯帝罢免
主要“业绩”：勾结宦官，祸乱外廷
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
工作时间：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明朝灭亡
主要“业绩”：大肆收受贿赂，但是很少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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