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幼年时代》的序文上，便说着愿读者先须是敏感。他的创作中，毫无遮掩，露出着这敏感性的，是《幼年时代》、“Albert”、“Lucerne”、《计数人（撞球的）日记》等。到了中年，他将敏感性自行抑制，得了大结果，但及暮年，则这特质，又使重之一如他的意志的我们，为之感动了。
Tolstoi喜欢那赞叹之泪，忏悔之泪，同情之泪，一九〇九所作的《路人的故事》，是用这样的句了开端的———
“早晨，一早到外面去。心情是壮快的。是美丽的早晨。太阳刚从茂林里出来。露水在草上，树上发亮。一切都和婉，一切物象都依然。实在很舒服，不愿意死了。”
其次，是接着遇见老农，和关于吸烟之害及思索之益的叙述，又这样地写道———
“我还想说话，但喉咙里有什么塞住了。我很容易哭了。不能再说话，便别了那老人，也别了欢乐的和婉的感情，含泪走掉了。住在这样的人们之间，怎会有不高兴的道理呢，也怎能有不从这样的人们，期待那最出色的工作的道理呢？”
在逝世的三个月前，他将从一个农家青年得来的感情，写在日记上，用了和上文一样的言语，证明着自己的敏感性。那日记是这样写着的———
“为了欣喜，为了生病，还是为了两样相合的原因呢，我很容易下同情和喜悦之泪了。这可爱的，思想坚固的，强有力而愿做善事的孤独的青年的单纯的话，动了我的心，呜咽之声几乎出口，我便一句话也不能说，离开他的旁边了。”
然而这善感的禀性，是现于Tolstoi一生中的特色，读者是不看见这眼泪的罢，但他却常抱着甚深的感慨。
Tolstoi的母亲，爱读卢梭，《爱弥儿》是她的案头的书籍，Tolstoi最所爱好的人物，乃是使感情的诗美，来对抗拟古典主义的批判的约翰·藉克·卢梭其人者，实在并非无故的。
Tolstoi在一九〇一年，向在巴黎的俄语教授M.Boyer这样说———
“我将《卢梭全集》二十卷熟看了，其中最喜欢的是《音乐字典》，我感谢卢梭。”
“我十五年间，帖身挂着雕出卢梭肖像的牌子，以代“十字架”。而卢梭的著作的大半，是恰如我自己所写一般，于我非常亲切的。”
一九〇五年Tolstoi应允推选为日内瓦的卢梭协会会员的通告，寄信到日内瓦云，“卢梭是十五岁时代以来的我的教师。于我一生中，给与一大裨益的，是卢梭和《旧约》。”
那协会的会员班尔裨，在协会年报上，载《托尔斯泰是卢梭的后继者》一文（一九〇七年），论云———
“Leov Tolstoi是十九世纪的卢梭，或是具体化的爱弥儿。卢梭的精神，透彻于Tolstoi的全创作里。Tolstoi是现代人的评释者。恰如卢梭是十八世纪的或者一般，Tolstoi是现世纪的或者。”
从托尔斯泰协会，赠给卢梭协会的答文云———
“Jean Jacques Rousseau所理想的思想的独立，人类的平等，诸国民之统一，以及对于自然美之爱，是和我们颇为近密的。我国民底智识的代表者的Tolstoi，将全生涯，贡献于上述的理想之发扬和宣传了。”
赞叹，同情或忏悔之泪，是表象Tolstoi的社会观的，昂奋的敏感之泪，则湿透着他的世界观。那天禀的敏感性，洞察了发荣于榨取的条件上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虚伪，且促他爱好自然的法则和自然人了。他是作为卢梭的后继者，而用卢梭以上的情热和真挚和确信，抉剔了一切虚伪和不诚实的现象的。
他将对于人生的爱情，对于正义和朴素的憧憬，对于虚伪的愤怒与其敏感性，织在和真挚自然相融合的真挚的自己的构想之中了。
然而，为十九世纪的卢梭的Tolstoi，是观察了纷乱的世纪的后半期的社会底矛盾的现象的。诗圣Pushkin，未曾知道这样的大矛盾，据Bielinski所说，则“阶级的原则，乃永久的真理”云。但Tolstoi却并不相信自己的阶级的一定不动性。他目睹Sevastopol之陷落，遇见尼古拉一世之死，观察革新时代的情形，知道那砍断了的大连锁的一端，打着地主阶级，而别一端，则吓了贱农（Muzhik）。他又目击了所谓民众启蒙运动，经验过和都市的发达一同激增的可惊的矛盾的现象，而他自己，则成为最后的贵族了。他于一八七〇及八〇年代，宣说那将其生活状态，加以诗化，美化而讴歌了的庄园的没落，恰如Gogol的杰作（译者按：“Taras Bulba”中的人物Bulba，向Andrei（译者按：Bulba的儿子）所说的“我做成了你，这我也来杀掉你”一样，也说给了庄园。于是他将自己的思想一变，成为一向遮着艺术的华服的丑秽现象的曝露者了。
《忏悔录》、《爱弥儿》、《新蔼罗若》的著作者卢梭，生于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者的家庭里，历经辛苦而生长，感到十八世纪的虚伪底生活，遂如古代罗马的贱民似的，向贵族阶级宣战了。
《幼年时代》、《哥萨克兵》、“Lucerne”、《我的忏悔》的著者，则生于贵族人家，父系是德意志人，那母系，是远发于留烈克（俄国的始祖）的。
而这白马金鞍的贵公子，遂和自己抗争，经思索多年的结果，竟曝露了贵族阶级的腐败。所以那抗争是戏曲底的事，是谁都可以直觉到的。
Tolstoi一离母胎，便即包围在旧贵族的氛围气里，为许多男女侍从所环绕，在Iasnaia Poliana的幸福的生活，是全靠着七百个农奴的劳动的。至于教育未来的文豪者，则是长留姓名于《幼年时代》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他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也如在Pushkin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一样，有许多十八世纪的法国人的著作。从十三岁到十九岁之间（一八四一——一八四七），他受着Kazan知事之女，退职胸甲骑兵大佐之妻，他的姑母Perageia Ilinishna Iushkova的监督，住在那家里。这家庭，是常是佳节般的热闹，为Kazan的上流社会的聚会之所，法兰西语的社交的会话，是没有间断的时候的……。
青年大学生（Tolstoi）将全世界分为二大阶级，即上流社会和贱民；那姑母则要使Tolstoi成为外交官，或皇帝的侍从，且希望自己的外甥和交际场中的贵女，意气相投。她以和富家女结婚，为他的最大幸福，就是梦想着由这结婚，而Tolstoi能有很多的农奴的。
据Zagoskin的《回忆录》，则青年的Tolstoi，是一个道地的放荡儿的代表者。
跳舞，假装会，演戏，活人画，大学毕业后的打骨牌，流人（Gipsy）歌等，是这青年贵族的生活。关于这生活，后来他在《我的忏悔》里，是不能没有悔恨和恐怖之念，记载出来的。
惯于蔑视本阶级以外的人们的青年，离墨斯科，赴高加索，在等候着做第四炮兵中队的曹长的任命了，其时他穿了时式的外套，戴着襞积的峨冠，套了雪白的鞣皮的手套，在Tifris的市街上散步。一看见不戴手套的路人时，他便用了嘲笑的调子，对他的弟弟尼古拉这样说———
“他们是废物呵。”
“为什么是废物呢？”
“为什么？不是没有带手套么？”
在高加索，青年Tolstoi也竭力减交游，避朋友，守身如遁世者。那时他在寄给姑母的信里，说，“我并非自以为高，取着这样的态度的。这是自然而然之势，将我所遇见的本地的人们和我一比较，在教育上，在感情上，又在见解上，都有非常的差异，所以无论如何，和他们不能相投了。”
他于一八五四年，在Silisria（勃加利亚的山地）为司令官属副官时，也是同样的纨袴子；又其处女作出版后，进了Turgeniev，Druzhinin，Fet，及其他的文士之列的时候，也还是这样的人。
然而这青年有世袭的领地，有自己的农民。因此他觉得可以做善良的主人，知道学位证书和官阶，都非必要。而且他感到了恰如《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公Nekhliudov一般，有着安排七百个农民的幸福和对于神明，负有关于他们的运命的责任……。
在放荡生活中度了青年时代的Tolstoi，到三十四岁，这才成了家庭的人。立农村经济的计画，是他的无上之乐，曾将其经营的办法，向好友Fet自夸。他又为利己底感念所驱，竭力要给家族以幸福，尝醉心于劳动者Iufan的敏捷的工作，而想自行Iufan化。未来之母Sophia Andreievna响着锁匙，巡视谷仓，大家族的未来之父的他，则到处追随其后……。经年积岁，殆十九年间浸渍于快活的蛰居生活的Iasnaia Poliana的地主，是经营农村，增加财产，牧畜场中，有豚三百头，Samara的庄园里，则马群在腾跃……。这样地，富是日见其增大了，但在一八五六年顷寄给Fet的信中，却写道，“我们的农业，现在宛如藏着那交易所所不要的废票的股东。情形很不好。我决计加以经营，以不损自己的安静为度。最近自己的工作，是满足的，但有饥馑袭来的征候，所以日日在苦虑。”
一八八二年，参加了墨斯科市况调查时，仅用于调查一个Riapinski客栈的几小时，却将较之Iasnaia Poliana生活的几年更有意义的影响，给与Tolstoi了。以这调查为动机而作的《我们该做什么呢？》（一八八二）的冒头上，是用这样的句子开始的：“我向来没有度过都会生活。一八八一年转入墨斯科生活时，使我吃惊的，是都会的穷困。我早知农村的穷困，但都会状态，在我，是新的，而且不可解。”
都会的贫民，是赤贫，不信神，看那眼色，读出了这样的质问———
“为什么，你——别世界的人——站在我们的旁边的？你究竟是谁呀？”
从别世界来的Tolstoi一经观察这不可解的新的都会生活，一向以为愉乐的奢侈生活，在他便反而成了烦闷的根苗。既经目睹了忍寒苦饥，而且被虐的多数人，于是也明白了仅靠博爱，难以解决这问题；又在都会里，也难如村落一般，容易创造爱和协同的氛围气；并且镇静“以自己的生活为不正当的自觉心”的苦恼，有所不能的理由了。他曾这样地写———
“都会的缺乏，较之村落的缺乏为不自然，更急需，更深酷。而主要之点，是在穷困者群集于一处，那情形，实给我以恶感，在Riapinski客栈所得的印象，使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的肮脏。”
村落生活者的第一的思慕，是Iasnaia Poliana的安静和幽栖。苦于剧甚的都会生活的烦琐的他，便从墨斯科跑到村落去。到一八八二年的所谓“苦痛的经验”（市况调查）为止，他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住在墨斯科的；这之前，在一八七七年，他曾向好友Fet这样地诉说墨斯科生活。“我的墨斯科生活，非常凌乱。神经纷扰，每一小时中，每一分有不同之感。为了妨害我面会必须相见的人们，无须的人们是故意地出现……。”
墨斯科的市况调查后，他从Riapinski客栈，恐怖地跑到Iasnaia Poliana的羽翼之下，一八八二年四月，写信给Sophia夫人云———
“总算已从都会的繁杂之极的世界，复归自己，读古今书，听Agafia Michalovna的纯真的饶舌，非念孩子，而念上帝，在我是心情很舒服的。”
Tolstoi之跑到Iasnaia Poliana去，也不但为厌了都会生活的烦劳。他是要避开社会问题的通俗底解决，并且远离深酷的急需底的都会的穷困。而他较之Iasnaia Poliana的生活，倒在跑向农民的生活去的。
社会问题在Toistoi的面前，将那悲剧底实相展开了。他想个人底地，消极底地，将社会问题来解决，以为一切病根，全在佣雇别人，加以榨取，所以应该不去参加榨取别人的事，自己来多作工，而竭力少去利用别人的劳动。
一八八二年他遇见了加特力教派农民Siutaev；Siutaev者，是扶助别人，显示自己的实例，以说“同胞爱”而想缓和社会的矛盾的。Tolstoi又读了Bandarev的《论面包的劳动》，大有所感，便将那为村民作殉道底劳动，借以得自己的良心的和平的主意打定了。社会问题固未能仗这样的个人底出力而解决，但于怠惰豪华的地主生活上，加了打击；是并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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