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译丛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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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这些作品,目的都不在有识及上流社会的读者,而以灰色的大众为主眼的;那内容,则在关涉农民,并且启发农民。那文章,已非以法文文格为本的Pierre Bezukhov的口调,而是最良的通俗的俄国话,纯粹透彻的确,而又端丽,这是Agafia Michalovna,Plaskovia Isaievna,巡礼者,Iasnaia Poliana的农民,兵卒等的通用语……。

    在一九〇五年,作了一篇在体格,在简质,在深邃,并且在明白之点,无不卓出的短篇“Aliusha Gorshok”。

    在这一期,也有取上流社会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例如《狂人日记》(一八八四)、《恶魔》(一八八四)、《复活》(一八九八)、《长老Sergius》(一八六八)、《夜会之后》(一九〇三)、“Hajji Murad”(一九〇四)、《活尸》(一九〇〇)等是。

    然而表现于这些作品里的Tolstoi的根本观念,并非尝味上流社会的生活的欢乐的心情;对于社会的奢华放恣的利己底生活,乃是锐利的否定底的摘发底的态度。

    《复活》里的下文的几句,是表现着Tolstoi的这观念的———

    “访了Masrenikov一家之后,尤其是旅行了乡村之后,Nekhliudov并非已经定了心,但对于自己所居的社会,非常厌恶了。那社会中,秘藏着为了少数者的安定和便利,而无数的大众所蒙的苦恼,人们因为没有看,也看不见,所以到底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的造孽和残酷。

    “Nekhliudov早已不能不自咎责而和那社会的人们相交际了。”

    Nekhliudov竟和自己所居的社会及自己的过去绝缘,同情于身缠囚服的人们,走入两样的社会里去了。这样锐利的果决的写法,是Tolstoi所未前有的。

    然而不要忘记了卢梭之徒的我们的文豪,是从幼年时代以来,无意识底地留心于无产者。D.V.Grigorovitch的作品,是和Turgeniev的《猎人日记》,同是感动了少年的Tolstoi的东西,后来在寄给Grigorovitch的信里,他自己这样说———

    “我还记得十六岁时候,读了“Anton Goremika”(Grigorovitch之作)时所得的感叹和欢喜之情。使我对于养活我们的俄罗斯的Muzhik(贱农),起了愿称为师之念者,是这一篇小说;又知道了不为惹起兴味,不为描写野趣,不独是爱情,且竟应该以尊敬和畏惧之念,明细地来描写Muzhik者,是这一篇之赐。”

    在我们的Tolstoi的胸中,是常有对于教师Muzhik的无意识底敬畏之念的。属于他的创作的《日记》中,那从贵族的血统传来的固有的性质,和幼年时代以来由接触了农民及巡礼者而感得的第二天性,虽在贵族子弟不顾平民的时代也曾显现的倾向,以及Nikolenka Irteniev冷笑为“他的脸象Muzhik”时代的精神状态,都互相错综而表现着。

    表现在《日记》里的Muzhik的脸,逐渐将法兰西人家庭教师的教子的他的脸掩蔽了。

    Turgeniev尝戏评Tolstoi,说,“他宛如孕妇一般,对于农民,歇斯迭里地挚爱着。”

    蔑视了贵族主义的Tolstoi,是挚爱民众,想仗民众以救自己的。这正与《复活》里的被Katiusha Maslova说是“你是想要凭我来救自己的呀”的Nekhliudov的心情相同。

    Tolstoi是学于民众,学于哥萨克人Epishka,受教于Sevastopol的要塞兵,Iufan,Siutaev,Bandarev等的。他在民众之前忏悔,谢自己的祖先之罪,使自己的生活状态,与民众同。民众的力,是伟大的。驱逐了拿破仑者,非亚历山大一世,也非诸将军,而是灰色的民众。Kutusov之得了胜,就因为他是平民主义。

    Sevastopol之役之际Tolstoi屈膝于无智无欲的英雄这农民之前,写道:“俄国的民众演了主角的这大事件,是永久留伟绩于俄国的罢。”

    和民众,尤其是和农民大众的关联逐渐扩大起来,Tolstoi就逐渐舍掉了法兰西式观察和思想的发表法。这和Pierre Bezukhov会见了Platon Karadaev之后的思想,正复相同;更加适切地说,则和Pushkin在Michalovskoe村的傍晚,听乳母的往日谈,而说“修正了自己的讨厌的教育的缺点”的心情是同一的。在文章圆熟的第四期所写的农村生活的简素的故事类,都洋溢着农村的质朴的情绪。

    在Tolstoi的一切作品上,显著之点,是将那为精神上的烦恼所苦,永久不满于自己的人们,和单纯的,虽在暴风雨中,也含微笑,言行常是一致的素朴的人物,两相对照起来。

    不答话的“Aliusha Gorshok”,是始终愉快的……。在欺凌他的商人那里,亲戚那里,他总是忠实地作工,总是含着微笑。Aliusha Gorshok的微笑,是使他的一生明朗的,而农民的俄国,则以这微笑,凝眺Tolstoi,Tolstoi是由这微笑,描写了农民。

    Pierre Bezukhov走近前去,看见在篝火边,忠厚的Platon Karadaev法衣似的从头上披着外套,用乡下口音的,悦人的,然而柔弱的声音,对兵卒们讲着照例的话。

    Platon在苍白的脸上,浮出微笑来,欣然地眼睛发着光,接着说———

    “唔,兄弟,那么!兄弟。”(参看《战争与平和》。)

    从这临终的兵卒的身体上,流着辉煌的欢喜之情。他没有死,他是消融在光明的世界里了。

    阴郁的满怀疑惑的Levin,当删刈枯草时,到野外去,村女们唱着俚歌,到他旁边来,这在Levin觉得好象是载着欢乐之雷的湿云,向自己飘过来了……。伴着叫喊声和夹杂口笛的愉快而极粗野的歌调,万物都静静地跳跃起来。于是现在正因为枯草的事,和村农相争了的Levin,便神往于共同动作之美和丰饶的诗趣,羡慕这样过活的人们,羡慕Ivan Parmenov和他年青的妻子了。

    为什么Nekhliudov不能成Iliushka,为什么Olienin不能成Lukashka的呢?为什么Maria Bolkonskaia不能成巡礼者,为什么Pierre Bezukhov不能成Karadaev的呢?为什么Iasnaia Poliana的地主的府邸,不能变狭窄的温暖的小屋的呢?“为什么”者,是Tolstoi说起过几十回的问题。

    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内女官,他的姑母Alexandra Andreievna到Iasnaia Poliana来作客,看见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报章、杂志之多,她吃惊了,半是戏谑,以警Tolstoi的骄慢心道,“这样地被崇拜,烧香,不至于塞住呼吸么?”

    “姑母以为我在因了这样的事自慢么?在我的大的世界里,是还没有听到我的名声的。”这是Tolstoi的回答。所谓大世界者,并非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廷,而是Tolstoi周围的人们,然而并非学者和文士,而是熏蒸的小屋的无数的居人。

    他是用这大世界的见地和趣味和利害之念,以陶冶自己的精神的。“我比你更其Muzhik些,更其Muzhik式地感着事物。”这是伯爵的贵族Tolstoi,对着半劳动者出身而喜欢书籍的Maxim Gorki所说的话。

    抬了自己的教师,又是教子的故Tolstoi的灵柩的Iasnaia Poliana的农民,是怎地批评Tolstoi呢?虽然是老爷,但是想得深的“Muzhik”者,是他们的话。

    倘若画了Tolstoi肖像的画伯Riepin,已经写出那想得深的Muzhik的有特色的容貌,则读者在“地主的话”里,容易看出劳动农民的俄国的模样的罢。俄国艺术家之中,以如Tolstoi在小说“Anna Karenina”里所表示那样的欢喜之情和诗底威力,来高唱耕作劳动之美者,此外更无一个。

    Tolstoi描写了几世纪间教养下来的顺从的抱着劳动精神的农民。而他的农民,还未能为神之国抗争,也不愿抗争,他正如农民隐士Siutaev般,宣传了对于恶的无抵抗主义。Tolstoi又将Siutaev主义高扬起来,提倡了忍耐和服从的美德。

    反对这极端的无抵抗主义而起的,是Korolienko和Gorki,以及革命底俄国。

    然而无论俄国艺术家中的什么人,能如Tolstoi,对于皇帝的政权,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加以致死底打击者,实未尝有。秘密警察部和著作检查委员等之憎恶他,是并非无故的。

    Tolstoi作了《我们该做什么呢?》、《黑暗之力》、“Nikolai Borkin”、《复活》、《往事》、《不能缄默》,这些作品,给了为人类斗争的革命运动者以绝好的武器。

    Tolstoi的“地主的话”,是成为“想得深的Muzhik”的话,将最后的打击,给了地主制度了,而那些话,是明证了旧生活组织和社会底旧基础之崩溃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奔流》第一卷七期所载。)

    LEOV TOLSTOI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驻日苏联大使馆参赞Maiski在东京托尔斯泰纪念会讲演,由Andreiev日译。

    从九月十日到十六日之间,全苏维埃联邦,是举国严肃地做着托尔斯泰的诞生百年记念会,就这一点看来,也便可以知道住在苏维埃联邦内的一切民族,对于为俄国文学,有所贡献了的伟大的文豪,是抱着亲爱和敬慕之念的。在帝政时代的俄国呢,那不消说得,托尔斯泰是受了很大的亲爱和尊敬,那时他被推为使俄国文学有世界底名誉的巨人之中的第一人。但是,对于托尔斯泰的批评,帝制时代和现苏联之间,在实质底地,却颇有些两样,关于这两样之处,我想,是有深深注意,加以讨论的必要的。无论怎样的作家,都不是漠然地生活着,或是创作着的人;各个作家,都受着他那时代、国情、阶级、社会,以及党派的影响,是一个事实。他们既然在一定的社会里受教育,在一定的势力之下,则于不知不觉中,那趋势、趣味、思想,就不得不看作被那周围的事情所影响。然而,最伟大的文豪,在那艺术底创作上,是能够创作超出他的时代或阶级的范围,人间底地,世纪底地,都有价值的作品的。但是,在一方面,则虽是怎样的文豪,精神底地呢,总分明地显示着他们所从出的土地的传统。托尔斯泰是也没有逸出这一个通例的。产生了最大的俄国文学的这天才,在本身的社会底地位上,在教育上,还有在全体的精神底生活上,都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的贵族的儿郎。那时的贵族阶级,久已自己颓废得很厉害,到一九一七年,终于完全没落了。从十九世纪的初期起,俄国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决然成了较急进底的,较开化底的倾向。这些人们,是知道当新时代,无论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都有根本底地加以改造,从新建设的必要了。然而保守底势力,出现于专制和奴隶制度上,更不见有让步之色。贵族阶级里的保守党和急进底分子之间,遂开始了剧烈的斗争。这斗争继续了很长久,而那最出名的,便是所谓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事件。这扰乱为保守党所压迫,暂时是归于镇静了的,但急进底贵族,却向精神底方面,即哲学文艺美术的分野出现。这是因为要用精神底势力,来和旧制度即专制以及奴隶制度之类反抗斗争,所以至于在这方面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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