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惯于只写“始”和“终”的短篇了，有记载“中间的事情”的必要时，他似乎觉得倦怠，省去赘辞枝句，“简短到能够简短地”者，是他的文体的基本。
而契呵夫却有发见单纯而最吃紧，并且适当的句子的才能。例如在“我们歇歇罢，歇歇罢，”“总得活，总得活，”“墨斯科去罢，”“我错了，错了，”“我用尽了精神，”“我是鸥呀，”“随便罢”等的句子里，不但他所描出的人物的个性而已，也含着暗示时代精神的深的可怕的意义。
我文豪提了这样的手法，跨进都会的新生活去了。而都人士则连不愿意听他的话的人们，也至于谛听了他的话。
他的小说“Stepi”中之所记，是或一寒夜，向站在篝火旁边以御寒的一团人们之处，来了一个和所爱的女子约定了的男人，但先为人们所看见的，并非他的脸，也非衣服，而是口角所含的微笑。在社会生活的Stepi上，夹在冷得发抖的人们中，契呵夫之所观察者，并非外貌，乃是内在的精神，即不是脸，不是衣服，而是那微笑。
倘读他的短篇《哀愁》，《空想》，《爱》和《路上》等，便明白他的观察是在那一面的罢。
莱夫·托尔斯泰批评契呵夫说———
“将作为艺术家的契呵夫，和向来的我们的文人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以及我相比较，是困难的。……契呵夫之文，具有印象派文人之所有似的，自己独特的样式。他的文章，恰如毫不选择，任取身边的颜料，涂抹起来，涂抹了的线，又仿佛毫不互相联络，但略略走远一看，便发生可惊的感触，成着出色的图画，就有这样的趣致。
对于契呵夫的手法，恐怕谁也不能再下更好适切而贵重的批评了罢。
和契呵夫交好的画家，有莱维丹（Levitan）。莱维丹不但见了自然，是感到了的，不但为了自然，是依感觉而描了的。他又察知自然的奥妙，窥见了在自然的怀里的诗底机因。我契呵夫就常常和这样的画家在Bapkin过夏，将他的素描，郑重地藏在Yalta（Krimea南岸）的别墅中。
小说《农奴们》中的四月的景色的描写，不用一些美辞丽句，也不用整齐的叙述法，只有粗粗的几条线罢了。即宽广的港口，飞翔其上的雁和鹤，如火的夕阳和金色的云，春水所浸的丛莽，还有小小的教会堂，所写的只有这些物象，然而从茹珂夫市，入于广漠的自然之怀的阿里喀（小说的女主角）眺望夕阳和浩荡的水的时候，已不禁滔滔泪下了。……在这粗略的描写中，是跃动着春气的。
契呵夫涂抹了手头的颜料，描出整然的光景来，然而那捉住心绪和情调，加以表现的手段却一样，便是将一定的律动和音乐底谐调，给与小说及剧诗。
他选择了于读者的耳朵也很容易听到的句子和感叹词。
在短篇《黑教士》中，音乐冲动了主角凯惠林的错觉，而契呵夫的创作力，也因音乐受了冲动了。他和凯惠林一同，受了我们俗子所难以懂得的所谓“神圣的谐调”的影响，而将那调子，移入于自己的文章的律动中。
契呵夫的作品里，充满着乐曲和朗朗的谐音，他有十分的权能，可以将巴理蒙德（Balmont）的“和我的谐音相匹敌者，是没有的，决没有的”的话，适用于自己的作品上。
契呵夫将那短篇，并非用笔写出，是用梵亚林弹出来的。读他的作品，有并不在读，而在听着莫明其所从来的音乐之感。而这音乐，则几乎常常带着哀调，那趣致，恰如手持“洛希理特的梵亚林”的犹太的乐人，使听者感泣似的。
契呵夫在叙景中，在剧诗中，都移入音乐去，一八九五年寄给什尔谛微支的信里说，“你能感得自然，但不能悉照所感，将自然表出。你所创作的短篇中的自然的描写，到正如音乐的谐调，给人心以快感一样，那描写为要给读者以或种心情，有了力量的时候，这才得到成功。”
《黑教士》的故事的轮廊，以及身披黑衣，不戴帽子，系着绳带的中世纪的教士的出现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
乐园——这是丕梭慈基似的园艺家的作工的舞台，有蓊郁的森林和湛着碧水的池之处，是戈谛克式的古寺的境内。在适于黑教士说话的这古寺里，科学的热狂者和“黑教士”在谈天。
人和自然，涌出共通的气分，生出谐调来，浮起于两者的谈话之间，就能够将这捉住。
然而契呵夫的叙景，除印象派的手法之外，即使发生气分的谐调之外，还有一种特色。这便是着重于和一切环境的联络。
短篇《故乡》的女主角这样地说着，“说是自然和音乐的快感是一个世界，实际生活是别一世界呀。这一来，幸福和真理，就该在实生活以外的处所了。那么，最要紧的是不要生活。去和那无边际的又宽又美的大野融合，倘这样，是舒服的罢。”
在别的小说《谷间》里，则不辨卢布的真假，而且杀掉婴儿那样的未同化人，和断了联络的自然，两相对照着。
当深夜中，两手抱着婴儿的死尸，彳亍而行的母亲理波的可怜的模样，是到底难以忘掉的，但其时，有鹃啼莺唱，池里是交错着蛙声。
这夜，苦闷了的母亲，将隐在胸中的母性爱发露了。自然也如人的说话一般说了话，而孤独的人，则感到和环境的绝缘，仿佛被拉开了自然的Concert（合奏）。
这夜的自然，作者更这样地描写着———
“了不得的喧嚷，鸟儿，连蛙儿，也以一刻千金之思，叫而又叫，歌而又歌。因为一切生物的生命，只有一回，没有两回，所以也无怪其然的。”
嫌恶夸张的人为底演戏的观念，印象派的手法以及和环境的联络维持的尊重等，是决定了契呵夫对于旧剧，即动作的剧诗的态度的，而同时又催促了契呵夫式剧，即心绪的剧诗的出现。
莱夫·托尔斯泰伯曾称契呵夫为难以比较的杰出的文豪，但于作为戏剧作家的他，却不佩服。因此他的做戏剧作家的能否，便成了一般批评的箭垛，那批判，以锐利而有热的形式而显现了。
一八九七年他的《海鸥》上演时，他寄给了友人珂尼一封这样的信———
“观览完了的这夜和那第二天，我的朋友们便样样地批评，以为《海鸥》一上舞台，是无聊，不能懂，没意义的等等。请你想一想我的立场罢——这是连梦里也没有想到过的陷阱。我抱惭衔恨，满心怀疑，离了彼得堡。我这样想，假如我写了满是可怕的缺点的剧曲而上演了，则便是我失了一切的观察力，要之，是我的机械已经坏掉了。”
后来，各报章的剧评家们同声赞美了契呵夫的编剧上的才能的时候，珂尼便驰书以祝福《海鸥》的作者；乌罗梭夫公则称这剧诗为“俄国文学上的杰作”，在给巴理蒙德的信里，叙述着《海鸥》上演之际所感到的欢喜之情。
这样子，评论的趋向就一变，契呵夫的剧曲，竟至于被看作艺术上的最近的名篇了，但要而言之，是他们评论家于个人底心情之外，自己的心底经验之外，忘却了还有别的时机，即社会发达上的别的时机在。
这别的时机，便是以大众为对手的时机，是一切社会层的集团底心理状态，各层之间的相互关系，服从和斗争等，成为新剧曲的主旨（thema）的时机，然而捉住这主旨的天才底编剧家却还未出现。
契呵夫的戏剧，是被蹂躏了的意志，无活动，忧郁的情调的戏剧，那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失了可以取法的理想，惟服从于刹那底心情的，要之，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契呵夫是厌恶克理罗夫、思派晋斯基、纳惠旬、古内迪支和司服林一派的作品的现代剧的，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七日寄给锡且格罗夫的信里说———
“现代剧是都会的恶病的发疹伤寒。这病，是必须用扫帚来一扫的，观之以为乐，真是出奇。”
契呵夫曾借了《寂寞的历史》的老教授之口，发表着同样的思想，又借了《白鹄之歌》里的优伶斯惠德罗连陀夫之口，述怀说，优伶是别人的慰乐的玩物、奴隶、小丑。然而动作剧的拥护者们，是以为契呵夫对于克理罗夫、思派晋斯基的剧曲的攻击，是一向未中肯綮的，《海鸥》就恰如对于他们之说的契呵夫的回答，所以就惹起了批判的风潮。
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场，因为没有会扮《海鸥》的新演员，失败了，但在墨斯科的艺术剧场，是成功的，这剧场的幕上，飞着的《海鸥》，被象征为一个的标帜。
契呵夫自己所不喜欢的剧曲《伊凡诺夫》上，是显现着新剧曲的样式的。
这戏剧的主角，不是伊凡诺夫，也不是赛莎，乃是人烟稀少的僻壤的氛围气的寂寥和沉闷。并且并无长的独白和高尚的会话，而惟偶然说出的一言一语，和选出的句子，幻象似的扩散，使场面紧张起来。
“猫头鹰在叫”，是生肺病的赛拉所常说的话，但这猫头鹰，是表象深刻的寂静的，比起“穿着灰色衣的或人”来，更为可怕，而且富于实在性。
契呵夫的短篇的乐调，集中于契呵夫的剧曲里，剧中的各语皆发响，各句皆融合于全体的旋律中。
《三姊妹》的人物，即被遗忘；含在这剧曲中的谐调，却不能忘却，永久地浸透于人的精神的。《三姊妹》的最后之际，并非伴着雷声和裂音的平常的结局，乃是心的寂灭那样的最后的谐音。读者试记起那联队离开寂寞的小市的瞬间就好了，契勃忒威庚送了萨柳努易用决斗枪杀了为人很好的空想家的男爵的信息来，男爵的新妇伊里娜一面啜泣，一面说道“我知道了的，知道了的”，玛沙反复着自己之说，道“总得活，总得活”，契勃忒威庚喃喃地说道“由他去罢，由他去罢”，安特莱在摇那载着波毕克的乳母车，阿里喀象讲昏话似的，低语着“如果知道着的呢，知道着的呢。”……而军乐的曲子，则逐渐地离远去，静下来。……
走远的联队的军乐，地主的弦子声，街头马车的铃声，老人菲勒司的“忘了我走掉了”的断肠之语，远处竖坑里的落下的桶子声，猫头鹰的啼声，樱树园里的斧声，这些，是开契呵夫的心情的剧曲的锁匙。
曾在艺术剧场，扮演过德烈普来夫（《海鸥》中的人物）的玛耶荷里特（Myerhold），在《剧场》这一篇文章中，关于契呵夫的剧曲，说了很贵重的意见，曰，“契呵夫描写心情的秘法，是藏在他的言语的律动里的。在艺术剧场初练习他的剧曲时，在场的演员们听出了这律动了。”
所以玛耶荷理特曾以确信，说艺术剧场的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了契呵夫的律动。
这契呵夫的律动，亘二十年间，成着艺术剧场的传统的精神。这剧场的干部，到明白了对于新时代的新俄国的新看客，所以难于演出契呵夫的律动的原因，计费了从一九一七年到二二年的五年间的岁月。
在乐天底创造底现代，契呵夫的剧曲，丧失了舞台上的现实性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奔流》第二卷第五期所载。）
艺术与哲学·伦理 日本 本庄可宗
序论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在墨斯科的共产党研究所里，举行了斯宾挪莎的二百五十年纪念讲演会。而且泰勒哈美尔和兑皤林两君，都行了演讲。
说起斯宾挪莎来，是提倡了叫作泛神论（Pan-Theismus）的哲学（“神”是自然之说。以一切万物，莫不是神这一种主张，为先前的基督教正统派底的信仰，即一神论的发展，而且也是其反对）的哲学者。那样的人，怎么和现代无产阶级会有关系的呢？至多，不过是神学上的革命理论的哲学，不过是企图了观念之平静的理论学，做出了那样的东西来的斯宾挪莎先生，为了什么的因由，竟在现今以政治底经济底关心，作为动力，而正在抗争的国际底革命底无产者的中枢墨斯科，开了记念讲演会之类的呢？在现下，日本的有一部分的无产者理论家乃至艺术家们之中，怀着这样的诧异者，好象尤其不少似的。因为在那些人，以为“哲学”这东西，是极为非无产者底的空话。不消说，那是从并非为了非无产者之故的他们自己，没有关于哲学的教养，或则没有兴味而来，一句话，为是从他们的无哲学而来的。
然而倘是略略深思的人，则对于那劳动者农民的俄国，事务方多，而竟举行了斯宾挪莎的记念讲演会的事，恐怕谁也不得不大加感叹和崇敬的罢。在我，则单是那苏维埃政府开了这样的记念会，从古典中叫起无产者可以承继的东西来，用新的照明来照出了旧的智慧这一件事，就已经不禁其难以言传的深的爱慕和信赖。——在那神学气味的斯宾挪莎之中，我们所记念的是什么呢？如兑皤林也曾说过：“我们在斯宾挪莎之中，看见辩证底唯物论的先驱者。而斯宾挪莎的真的后继者，是只有现代的无产阶级而已。”
想起来，“无产阶级文化”这东西，乃是应该接着有产阶级文化，来占历史底位置的较高度的文化。也是较高远的发展。无论何物，掬取无遗，将这熔化于旺盛的阶级意欲的熔炉中，从新铸造起来，则是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任务。为了这事，就应该竭力将虽是一看好象和无产者缘分很浅的哲学或东洋学，也毫不舍弃，从中取出真能滋养无产者的生长的东西，提出有用于那精神底解放的东西来，从新地，正当地，来充实人类的宝库。这应该是无产者在繁忙的阶级斗争中，和当面的任务（政治底经济底斗争），同时非做完不可的侧面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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