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出色的屋子呵！倘使我这样地住起来，恐怕至今还不会死掉……”
“我也中意了，”恶魔笑着说。“这屋子，并不化掉许多钱——大约三千……”
“呵……委实还不贵么？……我记起来了。我的庞大的著作，弄到了八百十五卢布……而这是几乎做了一整年……但住在这里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就是你的太太。”恶魔回答说。
“多么……呵……多么体面……说是她的东西……而且这位太太……那就是我的女人么？”
“是的啊……你瞧，她的丈夫也在着哩。”
“她漂亮了……阿阿，穿的是多么出色的衣服。是她的丈夫么？是很庸碌的丑相的小胖子，但看来倒仿佛是一个好好先生……实在好象是什么也不懂的汉子似的！况且平平常常……然而那样的脸，是为女人们所心爱的哪……”
“倘若你愿意，为你浩叹一声罢！”恶魔说，并且恶意地看着著作家那边。但著作家却神往于这情景了。
“他们多么畅快，多么活泼！他们俩彼此玩乐着生活……她爱那男人不爱呢，你大约知道的罢？”
“唔唔，很……”
“那个男人是做什么的？”
“时行杂志的贩卖人……”
“时行杂志的贩卖人……”著作家慢腾腾地复述了一回。于是暂时之间，不说一句话。恶魔看着他，满足地笑起来了。
“喂，这些事，可中你的意呢？”他问。
“我有孩子……他们……是活着的。我知道。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那时候，我想过了的——男孩子长大起来，是会成一个切实的人的罢……”
“切实的人，世上多得很——世上所想望的，是完全的人。”恶魔冷冷地说。于是唱起勇壮的进行曲来了。
“我想——商人这东西，一定是看透了一切的教育家。而我的儿子……”
著作家的空虚的头骨，悲哀地摇了一摇。
“看一看那男人紧抱着她的样子罢！他们正显着称心满意之处哩。”恶魔大声说。
“实在……他……那商人，是有钱的么？”
“比我还穷。但那女人，是有钱的……”
“我的女人么？她怎样赚了钱的？”
“卖了你的著作呵。”
“阿阿，”著作家说。于是用了他露出的空虚的头骨，慢慢地点了几点。“阿阿，原来！可见我大半也还在给一个什么商人作工哩。”
“的确，那是真的。”恶魔满足地加添说。
著作家望着地土，对恶魔道———
“领我回到坟里去罢。”
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著作家格格地摇着骨胳，开快步跑向他的坟地里去了，恶魔随在后面，吹着嘹亮的好调子……。
自然，读者大概是不会满足的。读者已经餍足于文学。连单为满足读者而写的人们，也很难合读者的趣味了。在此刻，因为我毫没有讲到关于地狱的事，读者也许要觉得不满。读者真相信死后要赴地狱，所以要在生前听一听那里的详情。但可惜我关于地狱，却一点有趣的事也不能说。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狱这东西，是不存在的——人们所容易地想起，描写的火焰地狱这东西，是不存在的。但倘是充满着恐怖的别样的事情，我却能够讲……。
医生对诸君一说“他死了。”便立刻地……诸君跨进了无限的晃耀的领域。这就是诸君的错误的意识的领域。
诸君躺在坟里，狭小的棺里。可怜的人生，就如车轮的旋转一般，在诸君的面前展开去。从意识到的第一步，到诸君的人生的最后的瞬间，人生动得太慢，于是人们绝望了。诸君将知道在生前暗暗地挂在自己之前的一切，便是诸君生前的虚伪和迷谬的罢。对于一切思想，诸君将另行详审，注目于各各错误的步武的罢——诸君的全生活，将在一切个体里从新复活的罢——诸君一知道诸君所曾经走过的道上，别人也在行走，焦躁地相挤，相欺，则诸君的苦恼，也还要加添的罢。而且诸君还将懂得，明见，即使做了这些一切事，结局他不过和时光一同，经验到度了这样空虚的没有灵魂的生活，是怎样地有害的罢。
即使诸君看见了别人的疾趋于他们的衰灭，诸君也不能训戒他们——诸君自己不能开一句口，也不能有什么法——援救他们的愿望，将在诸君的精神里，毫无结果而消掉的……。
诸君的生活，这样地经过于诸君之前。而人生一到终局之际，那经过便又从新开始。诸君将常常看见……诸君的认识的劳作，将没有穷期……决没有穷期。……而诸君的可怕的苦恼，是万万没有终局的。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 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初版《恶魔》所载。）
契诃夫与新文艺 俄国 Lvov-Rogachevski
迦尔洵（Garshin）临死的几星期之前，读完了登在杂志“Russkaia Mysl”上的契呵夫的短篇“Stepi”（草原），欢喜雀跃，为新出现的天才的文藻之力，鲜活，新颖所蛊惑了。
他带着这短篇到处走，庆贺俄国文学界生了新作家，说道“觉得我心中的疡肿，好象破掉了。”
契呵夫的笔力，和那文体和手法的新颖，是杰出到这样，但那手法，却于亘契呵夫以前的文学上的两期，已加准备，在都介涅夫（Turgeniev）的“散文诗”里，在迦尔洵的作品里，在凯拉连珂（Korolenko）的作品里，都显现着的。
然而，都人士契呵夫，是最近俄国文学的富于才能的表白者。普式庚（Pushkin）专服事艺术，乌司班斯基（Uspenski）专服事真理，契诃夫则能使真理和艺术，融合起来。而政治底倦怠的氛围气和都会生活的新倾向，都在他的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上，刻了深的阴影。
真理与艺术的融合，是最近俄国文学的特色。
我大讽刺家而且是果戈理（Gogol）的继承者的萨尔替珂夫（Saltikov即Shchedrin），做完《斑斓的信札》，于一八八九年瞑目了，而契呵夫的《斑斓的故事》，则以一八八六年出世，分明地表示了是果戈理和萨尔替珂夫的继承者。
关于一八八九年萨尔替珂夫之死，他寄信给普列锡且耶夫云，“我哀悼萨尔替珂夫之死。他是强固而有威权的人物。精神底奴隶而卑劣的中性的智识者们，由他之死而失掉顽强执拗的敌手了。谁也能摘发他们的罪过。但会公然侮蔑他们者，只有萨尔替珂夫而已。”
契呵夫自己，对于带着奴隶性和诈伪底精神的中性的智识者的丑污的行为，也曾加以抗争。但契呵夫的态度，并非雪且特林的“侮蔑之力”，也非果戈理的“苦笑”，是将哀愁和对于西欧的文化生活的憧憬之念，作为要素的。而在他的哀愁的底里，则有优婉的玩笑，燃着对于疲备而苦恼的人们和尽力于社会底事业的优秀的智识者，例如乡下医生和村校教员等的柔和的同情之念。
最初，他是写着没有把握的短篇的，但在一八八七年，作“Panihida”，印许多小篇，名曰《黄昏》，在一八八八年，著戏曲“Ivanov”，一八九〇年，《忧郁的人们》这创作集出版了。在这些作品中，他所比较对照了的人物，是疲于生活，陷于神经过敏，被无路可走的黑暗的时代所抓住了的人们，以及自以为是的半通，装着安闲的假人和空想天雨粟式幸福的市人等。
如《或人的话》里的恐怖主义者，精神上负了伤，为非文化底俄国生活所苦恼的亚斯德罗夫和伊凡诺夫式人物的描写，是契呵夫得意的胜场。
契呵夫虽轻视了自己的处女作，以为恰如“蜻蜒”的生活上，缺少不得的“苍蝇和蚊子”似的东西，但渐渐也觉到自己的特色，一八八五年寄给朋友拉扎来克·格鲁辛斯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迄今所写的东西，经过五年至十年，便被忘却的罢，但我所开拓了的路，却怕要完全遗留的。这一点，是我的惟一的功绩。”
将在俄国社会的黄昏时，静静地扬了声音的这诗人，俄国自然是决不忘记的。他特记了自己所开拓的路，也是至当之事，是俄国的生活，引他到这新路上去的。
到一八八〇年为止，自由人文士的作品，为时代思潮所拘，作品的内容，带着一定的党派的倾向，大抵中间是填凑，而装饰外面的体裁，作家所首先焦虑者，只在所将表现的问题，而不在将内容怎样地表现。
然而契呵夫，据戈理基之说，则是内面底自由的文士，既注意于表现法，那内容也并不单纯，且有意义。他在所作的《半楼人家》里，笑那显有偏倚底倾向丽达（小说的女主角），又在《鸥》里，描写颓废派的德烈普莱夫和民众主义者的德里戈林，而对比了各自不同的倾向和特色。
契呵夫自己虽然是医生，是科学者，但以可惊的自由，讲了圣夜的美观，且述圣语之美。
“我怕那些在我所写的辞句之间，寻特殊的倾向，而定我为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的人们。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渐进论者，也不是教士，也不是不问世事者，我只想做一个自由作家，但所恨是没有做那样作家的才能。”
这是他自己的话，但他却比谁都积极地主张了内面底自由。
倘若以格来勃·乌司班斯基（Gleb Uspenski）为对于美景，闭了眼睛，以抑制自己的文艺欲，将自己的情操，表现于窘促的形式，如密哈罗夫斯基之言，不衣合于艺术家的华美的色彩之衣，仅以粗服自足，则契呵夫是将马毛织成之衣和铁锁解除脱卸，而热爱了色彩鲜秾音声嘹亮的艺术的。
在六十年代的作品中，留在“事业”的痕迹，他们的艺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表现的样式，则是达到目的的工具，但契呵夫的作品中，却有思索的痕迹。他所要的，不是艺术的分离主义（Separatism），即从实生活的分离，而只在脱掉了一定的束缚的艺术的自由独立。他以为文艺的要素，是在“个人的自由观念”的。
对于艺术的这新的态度，和无路可走的八十年代的氛围气，是有密接的关系的，当时的社会解体，人们个个分立，敦厚的人情，是扫地一空的状态了。
契呵夫式观念，即酿成于这样的氛围气里，他是脱掉一切思想底倾向的束缚，解放了自己的才能的作家。
对于这新艺术观，旧时代的评论家一齐攻击契呵夫了。受这攻击之间，都人契呵夫便极猛烈地痛击都会的恶习，以白眼来看世事的他，却觉醒了冷淡于社会现象者的眼，切望美和光明的生活的到来，不带什么一定的倾向的他，又将俄国实社会的倾向，比谁都说明得更锋利，暴露出国家的基础的丑态和空虚，描写了外省的都市中，所以连两个正直的人也没有之故。“俄罗斯的国基，是纪元八六二年奠定了的，但真的文化底生活，却还未曾开始”者，是从契呵夫的一切作品中所发的声音。
契呵夫决不为要动读者之心，故意写些异常的事。托尔斯泰批评安特来夫（Leonid Andreev）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但关于契诃夫，我们却想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为探求创作上的新路径，契呵夫所作为参考资料者，是摩泊桑（Maupassant）的作品。“摩泊桑早说过，旧式的写法已经不行了。只要试去读我古典文学家中的毕闪斯基（Pisemski）或阿思德罗夫斯基（Ostrovski）的作品就好。一读，那就会知道只是多么陈腐而常套的文句的罢。”这是契呵夫常常对人说起的。
都介涅夫、凯拉连珂、迦尔洵，都时时写了散文诗似的最小短篇，至于契诃夫，却以那短篇为主要的东西。
“我开了创作最短篇的路，但最初，将原稿送到编辑所去，往往连原稿也不看，简直当作傻子。”这是契呵夫的述怀。
在创作的初期，契呵夫之文，那简洁和速成，尤为显著。
在急遽的创作和有暇时候的创作，是全不相象的。处女作时代的他，于创作短篇，从未曾费过一昼夜以上，如格里戈罗微支（Grigorovitch）所推奖了的“Egel”，是在浴场里写的。
然而他的文体的简洁，在单句中把握要点的能力，表现刹那之感的巧妙等，在他一生涯中没有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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