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佐住了口，喝过半杯水，用了有些含胡的声音说下去道———
“第二天的早晨，我从窗口望出去，却看见风雪越加厉害了……完全不能走。我只好整天的坐在经理那里，喝酒，打牌。一到夜，我就又睡在那空荡荡的屋子里，到半夜，就又搂着那熟识的纤腰……真的呢，我的小姐们，如果没有这爱，我那时也许真会无聊得送命，或者喝到醉死了的哩。”
大佐叹一口气，站起身来，默默的在屋子里面走。
“那么……后来呢？”一位小姐屏息的等候着，一面问。
“全没有什么，第二天，我们就走路了。”
“但是……那女人是谁呢？”小姐们忸怩的问道。
“这是一猜就知道的，那是谁！”
“不，猜不到呀！”
“那就是我自己的老婆！”
三位小姐都象给蛇咬了似的，跳了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的呀？”她们问。
“阿呀，天那，这有什么难懂呢？”大佐耸一耸肩头，烦厌似的回问道。“我自己想，是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了！我是带了自己的女人往先威里加村去的……她在间壁的空房子里过夜……这不是很明白的么！”
“哼哼……”小姐们失望的垂下了臂膊，唠叨道。“这故事，开头是很好的，收场可是只有天晓得……您的太太……请您不要见气，这故事简直是无聊的……也一点不漂亮。”
“奇怪！你们要这不是我自己的女人，却是一个别的谁么！唉唉，我的小姐们，你们现在就在这么想，一结了婚，不知道会得怎么说呢？”
年青的小姐们狼狈，沉默了。她们都显出不满意的态度，皱着眉头，大声的打起呵欠来……晚餐桌上她们也不吃东西，只用面包搓着丸子，也不开口。
“哼，这简直是……毫无意思！”一个忍不住了，说。“如果这故事是这样的收场，您何必讲给我们来听呢？这一点也不好……这简直是出于意外的！”
“开头讲得那么有趣，却一下子收了梢……”别一个接着道。“这不过是侮弄人，再没有什么别的了。”
“哪，哪，哪，……我是开开玩笑的……”大佐说。“请你们不要生气，我的小姐们，我是讲讲笑话的。那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女人，却是那经理的……”
“是吗！”
小姐们一下子都开心了，眼睛也发了光……她们挨近大佐去，不断的给他添酒，提出质问来。无聊消失了，晚餐也消失了，因为小姐们忽然胃口很好的大嚼起来了。
（一八八六年作）
波斯勋章
位在乌拉尔山脉的这一面的一个市里，传播着一种风闻，说是这几天，有波斯的贵人拉哈·海兰住在扶桑旅馆里了。这风闻，并没有引起市民的什么印象，不过是：一个波斯人来了，甚么事呀？只有市长斯台班·伊凡诺维支·古斤一个，一从衙门里的秘书听到那东方人的到来，就想来想去，并且探问道：
“他要上那儿去呢？”
“我想，大约是巴黎或者伦敦罢。”
“哼！……那么，一个阔佬？”
“鬼知道。”
市长从衙门回家，用过中膳之后，他又想来想去了，而且这回是一直想到晚。这高贵的波斯人的入境，很打动了他的野心。他相信，这拉哈·海兰是运命送到他这里来的，实现他渴求梦想的希望，正到了极好的时机了。古斤已经有两个徽章，一个斯坦尼斯拉夫三等勋章，一个红十字徽章和一个“水险救济会”的会员章；此外他还自己做了一个表链的挂件，是用六弦琴和金色枪枝交叉起来的，从他制服的扣子洞里拖了出来，远远的望去，就见得不平常，很象光荣的记号。如果谁有了勋章和徽章，越有，就越想多，那是一定的，——市长久已想得一个波斯的“太阳和狮子”勋章的了，他想得发恼，发疯。他知道得很明白，要弄这勋章到手，用不着战争，用不着向养老院捐款，也用不着去做议员，只要有一个好机会就够。现在是这机会好象来到了。
第二天正午，他挂上了所有的徽章，勋章，以及表链之类，到扶桑旅馆去。他的运气也真好，当他跨进波斯贵人的房间里面的时候，贵人恰只一个人，而且正闲着。拉哈·海兰是一个高大的亚洲人，翠鸟似的长鼻子，凸出的大眼睛，头戴一顶土耳其帽，坐在地板上，在翻他的旅行箱。
“请您宽恕我的打搅，”古斤带着微笑，开始说：“有绍介自己的光荣：世袭有名誉的市民，各种勋章的爵士，斯台班·伊凡诺维支·古斤，本市市长。认您个人为所谓亲善的邻邦的代表者，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
那波斯人转过脸来，说了几句什么很坏的法国话，那声音就象木头敲着木头一样。
“波斯的国界，”古斤仍说他准备好了的欢迎词，“和我们的广大的祖国的国界，是接触的极其密切的，就因为这彼此的交感，使我要称您为我们的同胞。”
高贵的波斯人站起来了，又说了一点什么敲木头似的话。古斤是什么外国话也没有学过的，只好摇摇头，表示他听不懂。
——我该怎么和他说呢？——他自己想，——叫一个翻译员来，那就好了，但这是麻烦的事情，别人面前不好说。翻译员会到全市里去嚷嚷的。———
古斤于是把日报上见过的所有外国字，都搬了出来。
“我是市长……”他吃吃的说：“这就是Lord-Maire（市长）……Municipalé（市的）……wui（怎样？）Komprené（懂么？）”
他想用言语和手势来表明他社会的地位，但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挂在墙上的题着“威尼斯市”的一幅画，却来救了他了。他用指头点点那市街，又点点自己的头，以为这么一来，就表出了“我是市长”这一句。波斯人一点也不懂，但也微笑着说道：
“Bon（好，）monsieur……bon……”
过了半点钟，市长就轻轻的敲着波斯人的膝髁和肩头，说道：
“Komprené？Wui？做Lard-Maire和Municipalé……我请您去Promenade（散步）一下……Komprené？Promenade……”
古斤又向着威尼斯的风景，并且用两个手指装出走路的脚的模样来。拉哈·海兰是在注视他那些徽章的，大约分明悟到他是本市的最重要人物了，并且懂得“Promenade”的意思，便很有些客气。两个人就都穿上外套，走出了房间。到得下面的通到扶桑饭馆的门口的时候，古斤自己想，请这波斯人吃一餐，倒也很不坏。他站住脚，指着食桌，说道：
“照俄国的习惯，这是不妨事的……我想：Purée（肉饼），entrecote（炸排骨）……Champagne（香槟酒）之类……Komprené？”
高贵的客人懂得了，不多久，两人就坐在饭馆的最上等房间里，喝着香槟，吃起来。
“我们为波斯的兴隆来喝一杯！”古斤说：“我们俄国人是爱波斯人的。我们的信仰不同，然而共通的利害，彼此的共鸣……进步……亚洲的市场……所谓平和的前进……”
高贵的波斯人吃得很利害。他用叉刺着熏鱼，点点头，说：
“好！Bien（好！）”
“这中您的意？”古斤高兴的问道。“Bien吗？那好极了！”于是转向侍者，说道：“路加，给你的大人送两尾熏鱼到房间去，要顶好的！”
市长和波斯的贵人于是驱车到动物园去游览。市民们看见他们的斯台班·伊凡诺维支怎样地香槟酒喝得通红，快活地，而且很满足地带着波斯人看市里的大街，看市场，还指点名胜给他看；他又领他上了望火台。
市民们又看见他怎样地在一个雕着狮子的石门前面站住，向波斯人先指指狮子，再指指天上的太阳，又轻轻的拍几下自己的前胸，于是又指狮子，又指太阳，这时波斯人便点头答应了，微笑着露出他雪白的牙齿。这晚上，他们俩坐在伦敦旅馆里，听一个闺秀的弹琴；但夜里怎么样呢，可是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市长就上衙门来；属员们似乎已经有些晓得了：秘书走近他去，带着嘲弄的微笑，对他说道：
“波斯人是有这样的风俗的：如果有一个高贵的客人到您这里来，您就应该亲自动手，为他宰一只阉过的羊。”
过了一会，有人给他一封信，是从邮政局寄来的。古斤拆开封套，看见里面是一张漫画。画着拉哈·海兰，市长却跪在他面前，高高的伸着两只手，说道：
为了尊重俄罗斯和波斯的，
彼此亲善的表记，
大使呀，我甘心愿意
宰掉自己当作阉羊，
但您原谅罢：我只是一匹驴子！
市长在心里觉得不舒服，然而也并不久。一到正午，他就又在高贵的波斯人那里了，又请他上饭馆，点给他看市里的名胜。又领他到狮子门前，又指指狮子，指指太阳，并且指指自己的胸口，他们在扶桑旅馆吃夜饭，吃完之后，就嘴里衔着雪茄，显着通红的发亮的脸，又上望火台。大约是市长想请客人看一出希奇的把戏罢，便从上面向着在下面走来走去的值班人，大声叫喊道：
“打呀，警钟！”
然而警钟并没有效，因为这时候，全部的救火队员都正在洗着蒸汽浴。
他们在伦敦旅馆吃夜饭，波斯人也就动身了。告别之际，斯台班·伊凡诺维支照俄国风俗，和他接吻三回，还淌了几滴眼泪。列车一动，他叫道：
“请您替我们问波斯好。请您告诉他们，我们是爱波斯的！”
一年另四个月过去了。正值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时节，刮着透骨的风。斯台班·伊凡诺维支却敞开了皮外套的前胸，在大街上走，并且很懊恼，是为了没有人和他遇见，看见他那太阳和狮子的勋章。他敞开着外套，一直走到晚，完全冻坏了；夜里却只是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
他气闷，肚里好象火烧，他的心跳个不住：现在是在想得塞尔比亚的泰可服勋章了。他想得很急切，很苦恼。
（一八八七年作）
暴躁人
我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我的精神，有着哲学的倾向。说到职业，我是财政学家，研究着理财法，正在写一篇关于“蓄犬税之过去与未来”的题目的论文。所有什么少女呀，诗歌呀，月儿呀，以及别的无聊东西，那当然是和我并无关系的。
早上十点钟。我的妈妈给我一杯咖啡。我一喝完，就到露台上面去，为的是立刻做我的论文。我拿过一张白纸来，把笔浸在墨水瓶里，先写题目：“蓄犬税之过去与未来。”我想了一想，写道：“史的概观。据见于海罗陀都斯与克什诺芬[10]之二三之暗示，则蓄犬税之起源……”
但在这瞬息间，忽然听到了很可虑的脚步声。我从我的露台上望下去，就看见一个长脸盘，长腰身的少女。她的名字，我想，是那覃加或是瓦连加；但这与我不相干。她在寻东西，装作没有见我的样子，自己哼着：
“你可还想起那满是热情的一曲……”
我复看着自己的文章，想做下去了，但那少女却显出好象忽然看见了我的样子，用悲哀的声音，说道：
“晨安，尼古拉·安特来维支！您看，这多么倒运！昨天我在这里散步，把手镯上的挂件遗失了。”
我再看一回我的论文，改正了错误的笔画，想做下去了，然而那少女不放松。
“尼古拉·安特来维支，”她说：“谢谢您，请您送我回家去。凯来林家有一只大狗，我一个人不敢走过去呀。”
没有法子。我放下笔，走了下去。那覃加或是瓦连加便缒住了我的臂膊，我们就向她的别墅走去了。
我一碰上和一位太太或是一位小姐挽着臂膊，一同走路的义务，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总觉得好象是一个钩子，挂上了一件沉重的皮衣；然而那覃加或是瓦连加呢，我们私下说说罢，却有着情热的天性（她的祖父是亚美尼亚人），她有一种本领，是把她全身的重量，都挂在我的臂膊上，而且紧贴着我的半身，象水蛭一样。我们这样的走着……当我们走过凯来林家的别墅旁边时，我看见一条大狗，这使我记起蓄犬税来了。我出神的挂念着我那开了手的工作，叹一口气。
“您为什么叹气，”那覃加或是瓦连加问我道，于是她自己也叹一口气。
我在这里应该夹叙几句。那覃加或是瓦连加（现在我记得了，她叫玛先加）不知从那里想出来的，以为我在爱她，为了人类爱的义务，就总是万分同情的注视我，而且要用说话来医治我心里的伤。
“您听呀，”她站住了，说：“我知道您为什么叹气的。您在恋爱，是罢！但我凭了我们的友情，要告诉您，您所爱的姑娘，是很尊敬您的！不过她不能用了相同的感情，来报答你的爱，但是，如果她的心是早属于别人的了，这那里能说是她的错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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