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召开十一大的决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拨乱反正，清算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全国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随着揭批工作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极左思潮的危害性，认识到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必要性。然而，纠正“左”倾错误的要求却在党内受到严重阻碍。
华国锋是毛泽东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左”的指导思想，支持和推行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致使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长期不能恢复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也得以维持卜釆。
对于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坚持“左”倾错误的行为，党内的许多老同志都进行了抵制。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在信中指出，如果中央认为上述提法合适，请将信转发全党。
在这种形势下，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转发了邓小平同志致党中央的两封信。两封信的主要精神立即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根据党内外同志的一致要求，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并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个决议的通过，对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具有重大意义。
十届三中全会还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了党的十一大的会议议程和政治局为党的十一大准备的三个文件：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在会议讨论中，一些同志建议将政治报告中关于唯生产力问题删去，不用“全面专政”的提法，并对张春桥的“全面专政”理论进行批判；另有一些同志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会议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详尽阐述了完整、准确地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才能很好地教育我们的党，引导我们党前进。在这次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认为这是毛泽东倡导的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十届三中全会从政治、思想、组织上为十一大的召开作了一定程度的准备，但是，十届三中全会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
十一大开幕
十一大预备会议是一次全面检验十一大准备工作的会议，会期1天。第二天，即8月12日，在确认十一大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后，十一大开幕。
十一大预备会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陈永贵、李德生、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出席了会议。应到会代表1510名。刘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请假未能出席预备会，因此，实际出席会议的代表是1502名。
会上，首先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党的十一大的准备工作情况、大会主席团以及大会秘书处的设立、各代表团的组成、大会的议程和开法等作了报告。
华国锋强调，党的十一大是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之后，在我们党取得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提前召开的，所以，这次大会负有极其重大的历史使命。接着，华国锋谈了预备会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和有关情况。
第一个问题，关于大会的准备工作情况。
华国锋向各位代表汇报说，自从3月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下发了中共中央1977年第11号文件之后，各级党委都认真地向全党同志作了传达动员，紧张地进行了准备工作，主要是选举出席十一大的代表。5个月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清查了和“四人帮”反党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此基础上，各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和中央党政机关，都按照中央1977年第11号文件的规定，召开了党委、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出席十一大的代表。
华国锋说，7月中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人事和组织方面的三个决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党章的修改草案，为十一大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处和代表团的组成。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主席团选举的如何，对大会的胜利召开有着重要作用。因此，选举主席团是一项极为严肃的事情。华国锋向全体与会代表通报了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提出的由223人组成的主席团名单。其中有主席团主席1名，副主席4名，秘书长1名。
第三个问题，关于大会的议程和开法。
有关十一大的议程，华国锋指出，就是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议程，没有什么改变，会期7天，十一届一中全会1天，加上本次预备会，共9天时间。
预备会上，代表们对政治局提出的223名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进行了表决。通过了223人主席团名单，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团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主席团副主席，汪东兴兼主席团秘书长。同时，代表们还对会议议程进行了表决，通过了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项议程。
接着，汪东兴作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汪东兴以中央有关十一大代表资格的若干规定为依据，通报了代表资格的审查结果。他指出，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工作，是根据1977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的精神进行的。中央决定，十一大代表名额为1500名，在协商选举过程中，根据需要，中央政治局确定，增加10名代表名额，总数遂增至1510名。经审查，1510名代表符合中央规定的代表条件，所有的代表资格有效。
紧张的1天预备会后，十一大开幕了。
8月12日，来自全国各行业、各部门的1510名代表.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汇聚到人民大会堂。这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整个会议气氛十分热烈。由于依然存在“左”倾路线的干扰，会议争论也十分激烈。
华国锋首先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之后，代表们就华国锋的政治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在讨论中，许多代表联系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状况，对中央打倒“四人帮”的英明决策表示完全拥护，对“四人帮”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一致认为，“四人帮”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一致要求党中央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为数不少的代表还对政治报告中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一些内容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8月13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叶剑英作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与会代表一致赞同对原十大党章进行较大修改，并对提交大会讨论的党章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18日，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的党章，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后获得通过。
闭幕式上，邓小手致了闭幕词。
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领导机构。
党的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这对于振奋全民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及“文化大革命”积习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左”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中仍然有所反映。不仅如此，这些“左”倾错误还通过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因此，处于转折时期召开的十一大，未能承担起历史赋与的重任，没有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政治报告方向性错误
华国锋在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
1.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了“四人帮”所散布的反革命谬论，揭露了其阴谋篡党的罪行，宣告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
2.强调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
3.强调了干部问题，要求受过审查的同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4.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
华国锋的这篇政治报告，在当时的会议讨论中就有许多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反映了当时党内的一些同志对华国锋坚持“左”倾错误的不满和忧虑。十一大最终通过了政治报告，这当然说明了政治报告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报告本身所包括的一些根本性错误。
政治报告的积极方面是不言而喻的。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在阐述十一大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时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是对党在新时期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准确阐述。
报告还系统总结了党与“四人帮”的斗争。报告指出，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集团相勾结。林彪集团被粉碎后，他们继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他们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使用种种阴谋手段，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报告接着指出，在毛主席病势转危以后，他们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更是认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报告明确宣告，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报告在揭露“四人帮”阴谋活动的基础上，还集中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谬论。报告认为，上述谬论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的政治纲领，是肆意歪曲毛泽东思想、制造理论和实践混乱的集中表现，必须坚决予以清除。
报告还具体分析了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和任务。华国锋指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进入新时期的关键时刻，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党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主要任务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2.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
3.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4.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
5.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6.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
7.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8.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
华国锋强调，上述8条是党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使各项任务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
贯穿在华国锋政治报告中的上述内容，在稳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局势，明确转折时期的任务和方向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有益的。但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消除，更由于华国锋本人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致使政治报告肯定了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理论和做法，从而使政治报告的消极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政治报告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从报告这个提法可以看出，在总的方针政策上，报告延续并意图深化路线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确立了阶级斗争的核心领导地位。
报告还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适应社会主义基础。这种论断极为不妥，实际上，许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问题，是不能用压制、专政的办法而需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的。
政治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报告认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陆”，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体现。这个主要矛盾，也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来，使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党内的走资派就是新老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这些所谓根据和意义的阐发，理论上荒谬，实践上有害。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了，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时，资产阶级已基本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因此，阶级斗争已不是两个完整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只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形态。在这种形势下，坚持阶级斗争中心论，号召开展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矛盾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会出现阴暗面，一些党员干部会蜕化变质。但是，党内斗争，包括克服阴暗面的斗争，大多数属于思想斗争的范畴，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原则地开展、进行，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阶级斗争，更不能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谓“革命”来解决。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所谓的“革命”，没有任何革命和进步意义，它只能是一场浩劫和内乱。在华国锋的这篇政治报告中，通篇不提“左”倾错误这个造成理论和实践混乱的症结，而是认定“四人帮”一伙执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右。而非反“左”。这实际上搞错了纠正错误的根本方向。
十分明显，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充斥着大量的“左”倾内容。这个政治报告不仅继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而且把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华国锋本人的“左”倾错误系列化、理论化了。这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了严重阻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后两年徘徊前进的局面。
“新党章”的局限性
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主要包括8个部分的内容：
1.关于高举和扞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2.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
3.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
4.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
5.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
6.关于党的干部路线；
7.关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8.关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
对于党章的修改，是当时全党普遍关心的问题。经过10年浩劫，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已经被破坏殆尽，全党迫切地需要一部新的党章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
叶剑英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的特点，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叶剑英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只有永远高举和坚决扞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才能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
报告还指出，新党章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总纲，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针对“四人帮”蓄意践踏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大搞反党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的情况，报告指出，要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使之不断健全。关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认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非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同时要维护党的民主生活，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其次，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要注意集中，要加强党的纪律。报告指出，如果没有集中的指导，民主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走到邪路上去。放任的自由主义态度，满意就执行，不满意就不执行，阳奉阴违，打着红旗、另搞一套的行为是要坚决予以克服的。
叶剑英在报告中还特别指出，新党章要求全党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其主要内容是：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在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要密切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调查研究，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谦虚谨慎，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
报告的上述内容表明，在许多具体原则问题上，新党章已经作了一系列积极的、适应新时期需要的修改。但是，由于当时依然浓烈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修改党章的报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和观点。
报告在关于党的性质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上，仍然沿袭了九大、十大党章的一些错误观点。在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报告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组织。”关于毛泽东思想，报告指出：“毛主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方面，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理论，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报告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报告的这些论断，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它只会阻碍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纠正和克服。
丧失拔乱反正的机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确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次代表大会，依然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将大会置于错误的思想路线指导之下，严重阻碍了当时迫切需要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同时，大会还继续坚持和贯彻了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此外，大会在总结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及阐述接班人的问题上，不适当地夸大了华国锋的个人作用，推动、发展和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个人崇拜。因此，不论从指导思想看，还是从实际工作看，十一大都没有完成它应该完成的历史重任，致使“左”倾错误又向后延续了一段时间。
造成十一大未能完成拨乱反正任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看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主要在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等等问题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又大大助长了教条主义的风气，一切以毛主席说过的话、作过的指示为准绳，根本抛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结果形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许多无法突破的禁区。
其次，江青反革命集团虽被粉碎，但是，他们所散布的种种谬论，仍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极左思潮还广泛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不少同志尚难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尚难理解许多曾经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方针、政策的错误实质。
再次，许多久经考验的、有着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老同志、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许多同志被打倒和揪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中的很多同志仍受到排挤和压制，平反及恢复工作问题得不到解决，致使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难以发挥作用。
当然，客观原因只是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主观原因往往起更重要的作用。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从主观原因上来看，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要负主要责任。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过关键作用，“四人帮”倒台后，他也曾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并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华国锋没有胆力也没有识力解决既要否定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又要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难题。他始终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实质，始终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严重危害性。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就不可能摆脱“左”的错误理论的影响，就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全局性的灾难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必然会妨碍到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
当时亟待解决的拨乱反正工作主要是纠正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混乱，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华国锋大谈“三个坚持”，即要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在我国已经被消灭的形势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他的这些观点与上述拨乱反正的内容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华国锋的错误认识，曾受到党内一些老同志的.批评和质疑，但这并未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前，由华国锋审阅圈定的政治报告初稿曾经送给邓小平审阅。当时还未正式开始工作的邓小平，出于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研读之后，对报告中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他甚至建议将诸如党内走资派问题、唯生产力论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从报告中删去。华国锋显然未能接受邓小平的建议，在十一大上宣读的政治报告，完全坚持了初稿的观点。
十一大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之后，又有许多老同志对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及华国锋本人的工作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代表认为，政治报告不应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肯定、高度赞扬的态度。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有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具体错误有两条，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因此，全盘肯定的态度是不符合毛泽东提法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的代表提出，政治报告所讲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报告中有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加强无产阶级在各方面专政的观点，从理论上看，是根本说不通的；关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也是不科学的。代表们还对华国锋主持工作以来的许多做法，提出批评。他们指出，在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这一段时期中，对群众反思、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采取了粗暴的压制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以“反革命罪”逮捕批评者的行动，应该加以制止。
代表们的意见都是十分中肯的，许多建设相当精辟，且切中要害，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华国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倾错误的继承和发展。
所有这些主、客观原因，最终使党的十一大未能抓住历史机遇，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足以让人惋惜的。当然，由此而铭刻在心的一连串的遗憾和教训，会让所有的人都深深地感到，走向辉煌岁月的道路是多么的坎坷和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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