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在1978年的中国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邓小平、胡耀邦支持和组织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峰和汪东兴的压制。开始时，华、汪占据优势，但最终不得不承认错误并做检讨。“两个凡是”的禁锢终于被冲破了。从此，思想解放的潮流势不可挡。
“两个凡是”的提出，令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忧虑。他觉得这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是个重要的思想路线问题。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于1977年4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准确地、完整地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就为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了理论武器。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邓小平率先从理论上批评“两个凡是”，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针对华国锋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和讲话中的矛盾而提出的批评。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又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经过9个月的时间，邓小平的职务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得到恢复。这是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胜利。“两个凡是”在这里遭到突破，但它的影响还在，并且还很顽强。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时的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完整的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我说要用准确地完整地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地准确地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接着，在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再次强烈呼吁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在此前后，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在党的十一大召开以前，按照华国锋的指导思想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曾给邓小平看过。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工作，他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和论述提出了意见。邓小平认为，原稿中讲了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专政问题，这些错误论点应当删掉。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在政治报告里加以系统阐发。
在十一大上，有相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老同志，对华国锋报告的错误观点提出过批评意见。许多代表说，报告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肯定、高度赞扬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实际的。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报告否认“文化大革命”有错误，也不符合毛泽东的说法。
但是，华国锋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然坚持他的一套错误看法，排除了依靠大会代表的集体力量纠正政治报告中一些重大错误的可能性。
这次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例如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同时，不仅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宣扬“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功绩”，而且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错误观点。甚至还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显然，党的十一大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通过，说明“两个凡是”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仍占支配地位。要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还需进一步作思想上的发动。
胡耀邦起了一个组织者和推动者的作用
1977年10月，中央党校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叶剑英在其讲话中即提到要研究党史，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据这一精神，1977年12月，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经过与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中央党校的党史课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当时还没人敢碰的难题。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嘛！在胡耀邦亲自指导编写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历史材料中，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用路线斗争的实践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里鲜明地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为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800多名高中级领导下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准则。在这一思想的指引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党校校园内思想相当活跃，对许多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78年3月以后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这时正好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也参加了对这些问题的议论，并深深受到了感染和影响。
随着形势的发展，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的标准问题逐渐明朗化了。
当时的报刊舆论事实上也已触及到这些问题。1977年底和1978年初，报刊上已就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拨乱反正的要求。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的短评。文章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这篇短评已从理论上论及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发表的位置也不起眼。尽管如此，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陆续收到20多件读者来信、来稿，其中只有一封来信表示完全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而其它来信、来稿均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这一观点。这在当时的思想理论战线上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反映了许多人的思想还很僵化，也说明了进行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迫切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标准》的原作者是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后曾先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胡福明。他构思这篇文章的缘起是什么呢？他后来回忆说：
那是1977年的6月下旬，“两个凡是”发表不久，我就在理论上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经常也修改自己的观点。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我一旦思想形成后，就着手考虑写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当时叫《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了（1977年）9月份，我就把文章寄给北京《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同志是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到了1978年1月份，就给我寄来了一份清样。到了4月份，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约我，他说，这篇文章很好，很重要，应该发表在第一版。但是，还要做一些修改。据我知道，为这篇文章做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都是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搞拨乱反正。
1978年4月初，杨西光从《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看到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杨西光，这位刚刚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的学员，敏锐地感觉到这篇文章的份量和意义，当即决定把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第一版发表。
恰巧这时胡福明从南京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光明日报》便决定请胡福明本人来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着手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于是约请他和胡福明一起来商讨修改。
经过多次反反复复的讨论修改，文章增加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和分析，逻辑更严密，行文更流畅，标题也由《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杨西光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之所以用“特约评论员”名义，是因为当时汪东兴主管中央宣传工作，重要社论或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要经他审阅同意，而特约评论员文章可以不用送审。而且这个名义也可表明文章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再说，这篇文章先后10易其稿，历时7个月，始成定稿，已经不好说是个人的成果而应看成集体的成果，再用个人署名已不太合适。
《标准》一文经过了胡耀邦的审阅定稿。中共中央党校的沈宝祥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同志把理论动态组叫到他在城里的家里去开会。耀邦同志每次召集这样的会总嘱咐，就是理论动态组的人，不要多。去之前，孙长江同志来找我，让我将《实》文（即《标准》一文。引者注）清样带去，请胡耀邦同志审定。我记得这次去的人中有冯文彬、吴江、孟凡、陈维仁、王聚武、阮铭、吴振坤和我。到了他家坐下以后，我先将稿子送给他，并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一下这个稿。他接过去就埋头看这个稿。大家在一旁静坐。胡耀邦同志看稿子又快又仔细。过了一会儿，他看完了这个稿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是有两处，他提出了修改意见。一处是第6页，原稿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他说还是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他提出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一句。由于大家都在，他提出这些修改意见时，是采取同大家商量的口吻，大家也都表示同意。我坐在他家藤椅上，迅速记下这些修改意见，因字迹不清楚，所以回来后，在第二天（星期日）又认真地誊写了一份清楚的，星期一上班时交给了孙长江同志。孙长江同志又作了某些文字的修改，于1978年5月8日送印刷厂正式付印。这是《理论动态》第60期，1978年5月10日。这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由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的具体情况。
经过胡耀邦审定，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就全文发表了《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将此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报纸也全文予以转载。
《标准》一文共分四部分：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文章强调指出，“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标准》一文不是一般的理论文章，而是一篇现实性和针对性极强的理论文章。虽然文章引用和阐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常识，但在“两个凡是”占主导地位与“左”的思想和观念还很盛行的环境下，它的发表无异于在平静的水面投掷下一块巨石。
事实上，写作和修改这篇文章时即曾有明显针对“两个凡是”的意图。在修改稿中曾增加这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考虑到这样对“两个凡是”的针对性过于明显，于是采用了比较含蓄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
这篇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触犯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和坚持者。一场规模空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此引发，这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和胡耀邦本人都没有料到的。
汪东兴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标准》一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研究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要求按“实践标准”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或不接受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人更是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加很大压力。
在《人民日报》转载《标准》一文的当天（5月12日），当时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指责《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次日，《红旗》杂志的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尔后还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5月17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标准》和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说这篇文章他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指出《人民日报》“要有党性”，要求中央宣传部“把好关”。
5月18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刚开始，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就被汪东兴找去。回来后，这位部长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团团长到钓鱼台，就《标准》一文说，这篇文章，听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他还要求大家回去向省委常委汇报。
显而易见，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同志的指责已不仅仅是针对一篇文章了。形势变得紧张起来，胡耀邦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真理标准大讨论面临夭折的危险。《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
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加紧筹备。对于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罗瑞卿明确指出：《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邓小平得知有的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这个情况后，当即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批驳了“两个凡是”。他在阐述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对当时面临困境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个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精神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作了报道。
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邓小平的讲话使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们受到巨大的鼓舞，增加了勇气。但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标准》一文和其它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还说到，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指出，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罗瑞卿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面对高压政策和对《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中央党校的吴江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一文。在当时的形势下，文章已不适宜再先由《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当然登载是可以的，但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和恰当的方式。于是，《原则》一文送到了《解放军报》，《解放军报》表示完全赞同，并愿意马上发表。该文的发表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当时在《解放军报》工作的一位同志后来回忆说：
全军政工会议刚刚结束，中央党校的吴江等同志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重要文章，我们准备作为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从理论上参与并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6月18日，文章清样送罗瑞卿同志审阅修改。他连夜打电话说，文章他初看了一遍，印象很好。并指示我们，不要匆匆忙忙地发表，要再充实提高一步。他还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没有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此后，他又两次来电话，再三对文章的修改提出意见，要我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本本主义的思想和邓小乎同志讲话的主要精神反映到文章里去，使讨论进一步深化。
几经修改，文章基本定稿。尚未发表，罗瑞卿同志就去联邦德国做治腿手术。临上飞机前，他还惦记着评论员文章，对我说：“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地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没想到，这竟是罗瑞卿同志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原则》一文，罗瑞卿直接跟胡耀邦至少通了6次电话，并在去联邦德国治病之前，特地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
6月24日，《原则》一文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播发了全文。《原则》一文分三个部分：1.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2.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3.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原则》一文从理论上回答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的姊妹篇。
如果说《标准》一文还只是在中央高层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的话，那么《原则》一文则把对《标准》一文的分歧和争论公开化了。
继《标准》和《原则》后，胡耀邦又组织了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纷纷表态
在《原则》一文发表后，汪东兴对讨论继续施加压力。7月，他在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变。”他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遵照汪东兴的意见，对这场讨论长时间保持沉默。这本身就表明《红旗》杂志是采取的消极抵制态度。当该刊负责人反映《红旗》因为不表态而受到群众责难的为难处境时，汪东兴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7月21日，邓小平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跟他讲了，然后向这位部长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但是，这位部长没有听邓小平的告诫。他于1978年8月到东北，在大庆、吉林、辽宁等地，地方同志请他讲真理标准问题，但他却说，学《实践论》吧！这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的、准确地理解它。只讲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他还暗示大家，有人要“砍旗”。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支持。他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后，即在东北视察，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应《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显然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而作者又不愿删改。《红旗》杂志社只好在11月16日将文稿报送中央常委裁决，并给华国锋、汪东兴写了一个报告：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生85周年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了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在批语中对《红旗》提出了批评。邓小平写道：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李先念批示说，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大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叶剑英也看了这篇文稿，并画了圈。汪东兴也只好批示《红旗》照办。这样，《红旗》刊登谭震林文章，从而也“卷入”进来了。
当中央高层围绕《标准》一文的发表及其讨论开展斗争的时候，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们顶住种种压力，继续写文章、召开讨论会，将业已开始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
与理论界讨论的同时，从邓小平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特别是9月份在东北发表重要谈话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均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7月底，黑龙江省委最先明确表态。到1978年11月10曰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公开表示支持这场讨论。从1978年8月4日到12月8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关于支持讨论的讲话和有关情况。从1978年10月开始，《解放军报》开始报道军队领导干部支持讨论的情况。这种表态和新闻报道，成为1978年秋季中国政治形势的生动景观和显着特点。其实，这已不是一个对学术理论观点的看法问题，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这种表态在当时是起作用的，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胡耀邦给予了有力支持，同时削弱了坚持“两个凡是”一派的力量，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一边。
“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在1978年11月10曰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地讨论。
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一位代表发言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他在肯定讨论是有益的同时，又表示这样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他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代表们从会议简报上看到27日这位代表的发言后，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在全面了解了“两个凡是”方针提出的经过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后，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许多同志在会上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沦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每个人应该旗帜鲜明。
胡乔木在大组发言中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路线、理论、思想的是非？怎样引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是非不清，又怎能落实党的政策？”
万里在大组发言中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沦之争。”
习仲勋在大组发言中指出：“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
邓颖超在大组发言中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每个人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
徐向前在大组发言中指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不变地照搬。”
赵紫阳在西南组的发言中指出：“现在外国人猜测我们党内有分歧，有争论。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前一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而《红旗》没有登。《红旗》是我们党中央的唯一理论刊物，过去许多重要文章都刊登，这次不登，一下子把分歧公开出来了。中央宣传部也闭口不说话。下面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无可奉告。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需要解决。因为它不仅是个理论常识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根据与会代表的要求，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一些情况，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一点检讨和说明。
1978年12月8日，江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其中说道：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扞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他表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解释和检讨。
华国锋说：
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扞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扞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些有关情况。今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今年11月25日，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应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
且不说华国锋、汪东兴的检讨说明是否深刻，他们作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围绕着“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斗争，以实践标准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对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结论，他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接受了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作的结论，并在全会的决议中对这一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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