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拨乱反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它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结束，关系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以及共和国的前途与命运。从历史的角度讲，拨乱反正这一过程，为共和国的继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供资政与借鉴；从发展的角度讲，拨乱反正的基本结束，为共和国的继续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政治路线、组织保证等方面的坚实基础。因此，拨乱反正这个问题是共和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1976年9月，毛泽东病逝。10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周密部署，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为开创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历史的巨大惯性仍向其原来的方向滑行。要开辟新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任务的就是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的最初尝试
拨乱反正的最初尝试应该追溯到1975年在共和国大地上进行的全面整顿。
1975年初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不久，邓小平在毛泽东等人的支持下，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克服重重困难，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学习理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并组织专门班子研究理论，成立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负责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文章。他还在多种场合提出诸如：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实现安定团结，要加快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扩大进出口，强调要以农业为基础，努力促进农业现代化，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等观点。并在实践中大刀阔斧地对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等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由于“整顿”与“文化大革命”唱了反调，因毛泽东反对等原因而遭挫折。但这次整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意义重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所以说，拨乱反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进行了一次预演。
初步拨乱反正与遇到的阻力
当时中国的政局比较复杂。可以说，粉碎“四人帮”几乎是中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也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粉碎“四人帮”之后，走什么路，却有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在理论形态上，即“两个凡是”；一种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完整、准确地把握，即掌握其精髓“实事求是”走一条新路。
华国锋是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果断地下决心粉碎“四人帮”这是一件大功劳，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等人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由于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由于他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他也没有弄清“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相反，他为维护毛泽东必然要肯定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他实行的方针集中体现在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的两句话，即：“凡是毛主席的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
反对“两个凡是”比较早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在1977年2月份就指出“两个凡是”不对，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3月，陈云等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虽没成功，但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4月，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5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按“两个凡是”，说不通为其平反以及“天安门事件”问题。8月份前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集中宣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之争就逐步成为一场理论较量。
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政治敏锐性比较强的人很清醒，知道这场理论较量的重要性。但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却表现出不清醒。如他曾在多种场合讲过“两个凡是”。但到1977年10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上，他又强调“实事求是”。
实际情况是，由于长期“左”的理论掌握了群众，由于人民对毛泽东的信仰被各种力量作用到个人崇拜的程度，由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是在困难中起步的。
1.教育领域里的拨乱反正。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主动要求负责科技、教育和文化工作，他首先把推翻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即：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打开拨乱反正局面的突破口。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复职刚半个月，就邀请33位着名专家和教授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经过四天的畅谈，8月8日，邓小平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9月19日，邓小平专门同教育部的主要负责同志谈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顶着不小的压力，他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并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还提出要恢复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制度；工宣队要撤出学校；要恢复科研人员和教师的职称等具体意见。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写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大约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又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查到了毛泽东1971年在教育工作座谈会时的指示精神：“1.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2.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3.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
有了这一根据，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人也不能不同意彻底推翻“两个估计”，从而终于打破坚冰，解除了这一严重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随后，教育部采取了各项措施拨乱反正。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进一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进而又带动了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
2.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
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几乎是与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同时进行的。1977年8月8日，邓小乎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谈话中就针对这一“文化大革命”时的重灾区的混乱情况，提出要恢复国家科委；针对所谓“突出政治”干扰科研，提出要“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要逐步改善科研工作的条件等主张，并提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在学术研究上，“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由于广大科技工作者从国家的大局着想，也由于邓小平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人民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他们急切地希望中国科学事业快速发展。在这种大形势的推动下，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准备在1978年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并提出了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抓紧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在“四人帮”干扰破坏下被撤掉的科研机构要迅速恢复；搞乱丁的要迅速调整；要恢复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要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5/6的业务工作时间等要求。同时，中央还作出了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恢复了这一统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机构。
197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座谈会，批判了“四人帮”破坏理论学术战线的罪行。与会者指出：社会科学决不是可有可无，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就必须批判文化专制主义，开展百家争鸣。
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近6000人。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针对多年来“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针对“四人帮”对科技工作的破坏，邓小平首先澄清了在当时实际工作中造成思想混乱的最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并强调“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不仅仅是思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而且是向着新的认识飞跃前进了。第二是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认识问题，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而使知识分子有获得第二次解放之感。
3.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在教育领域推翻“两个估计”的带动下，文艺领域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也开始了对林彪、江青等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否定。1977年11月21曰，《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控诉和批判江青一伙自封“文艺革命旗手”，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扼杀“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切优秀作品，残酷迫害优秀文艺工作者的罪行。
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在报上刊登后，立即受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指责：你们批了“教育黑线论”，怎么又批起“文艺黑线论”来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而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的，怎么能翻呢。
但是，由于人们的认识已经提高，拨乱反正已是大势所趋，可以说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曾被“四人帮”强行撤销的全国文联、作协、音协、剧协、影协、舞协等文艺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也立即复刊。与此同时，一大批曾被禁演、禁止出版的优秀剧目、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也陆续重新上演、出版。
但是，此时无论教育、科技还是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仍进展得十分艰难，并受到一些框框的限制。如，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时，又继续认定存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又如，否定“两个估计”也必须依据迟群笔记本中不全的记录，也就是说这些批判和否定所依据的主要标准仍是并非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指示、讲话，而不是大量存在的事实。这使得拨乱反正仍难以深入进行。
4.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拨乱反正的又一项极为迫切而又繁重的任务。随着林彪、江青集团罪行的揭发批判，平反工作也开始起步。但这一重要的平反工作也是在遇到严重阻力的情况下展开的。
1976年12月，中央发了一个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行限制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对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给予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这实际上等于维护更多的冤假错案。
对于落实干部政策，在让“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方面.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虽然没有直接反对，而且也确实给一部分老同志安排了工作。但他当时反复强调的是“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容阻挡的。1977年5月，邓小平同胡耀邦、王震谈话，强调“两个凡是”不行。过后不久，胡耀邦回中央党校布置写“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由于得到胡耀邦比较明确的指点，文章写作进展得非常快。7月份，经过前后17次修改，才最后定稿。但是胡耀邦却没有让马上发表。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党校三位同志写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入文章批评了“有些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等。文章受到广大干部及其家属的拥护。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这为平反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
12月10日，中共中央免掉了郭玉峰的组织部长职务。正式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到任之日起，就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中组部迅速集中力量对所有在案干部包括全部“右派”案件进行了艰苦的、系统的、细致的调查甄别工作。克服重重阻力，将原来分散在各处（主要是中央办公厅）的许多专案材料全部集中到中央组织部。在是非分明、功过分明、赏罚分明的原则下，平反工作有步骤地全面展开。1978年4月决定全部摘掉“右倾”、“走资派”帽子，接着就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十万人纠正，为在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平反，同时也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彭德怀、陶铸的问题相继平反。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及彭真、陆定一、杨尚昆问题等也在会前基本查清，有的在会上宣布平反，有的在会后平反。
但是，与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遇到阻力一样，平反冤假错案也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这就是刘少奇一案，如何解决，必然会触及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5.拨乱反正必然呼唤着真理标准。
教育、科技、文艺、干部政策等方面的拨乱反正屡遇阻力，必然促进人们从更深层次上思考问题。真理标准的提出是拨乱反正不断发展所依然的。
事情的经过是：1977年10月以后，身兼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按照中共十一大的要求，布置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安排党史教学。并要求重点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由于这是一个难题，胡耀邦在讨论教学计划时，曾提出两条原则：第一条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条是实践标准。文件上的原话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由于拨乱反正在各方面都遇到一定阻力，这期间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真理标准”问题。《人民日报》1978年3月发表了一篇《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南京大学胡福明也在写作这方面的文章。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重要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12日，《人民日报》等转载。这篇由胡福明写的，经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作了较大修改，最后由胡耀邦修改定稿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在各方面引起了较大反响。由于这篇文章打中了林彪、江青集团那个反科学思想体系的要害，给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基础——个人迷信思潮以毁灭性打击。这就在共和国的思想理论界引起一场大风波。由于遇到强大压力，另一篇阐述同一主题的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只好送《解放军报》发表。
但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并在不同的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场大讨论最终成为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并为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创造了条件。
几乎是在同时，党在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问题上，也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分歧，这段时间的拨乱反正是艰难的。拨乱反正的含义也主要是指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拨“文化大革命”之乱。拨乱反正的标准也主要是以毛泽东的讲话、指示为标准，后又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或语录为标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以后的拨乱反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在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其中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根本转变。即抛弃了长期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实行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会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实，这两点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由于许多论着都讲了此问题，本文不再详细论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全面拨乱反正开始。
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
长期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华国锋和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到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迫切性。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有一定提高。共和国经济建设一度停滞不前的局面得到了转变。但是，还是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当时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还是沿用毛泽东过去采取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法，忽视共和国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再加上长期以来急于求成指导思想的惯性作用，经济工作仍存在较大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与会者认真研讨了共和国经济发展问题。全会解决了共和国从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与会者还针对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提出要采取调整的方针，并且提出要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教育工作。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在经济建设上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决定共和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一次会议。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正式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从某种意义上讲，调整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和探索共和国经济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从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到“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再到真正从我国实际出发，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也实现了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起步
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体制受到农民的欢迎，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也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开始了试点。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开始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对外开放也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二是设置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
这样，拨乱反正就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实现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过去那种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批评了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现象，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纪党规，严肃党的纪律，少宣传个人，纠正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错误做法，并在组织上作了重大调整。实际上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8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改由赵紫阳接任。11～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两项职务，并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设，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这一组织上的重大调整，既是思想政治路线上拨乱反正进一步深入的必然结果，又是全面拨乱反正的保证。
通过《历史决议》
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但要巩固和发展这一成果，还必须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清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很自然地提出了要对许多重大历史是非进行全面清理、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的要求。这就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而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就成为整个拨乱反正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历史的评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修改、讨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理论才能，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特别是解决了维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坚决反对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难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对于巩固拨乱反正的成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以及中共十二大邓小平正式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标志着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的完成。
这段拨乱反正内涵已经有所变化，就是不仅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拨乱反正比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更具有根本性和彻底性。而且同时还在创新，并着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段拨乱反正的标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实践标准”。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有两种发展趋向，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局势，这种局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拨乱反正共和国才能前进，初步的拨乱反正遇到阻力而呼唤实践标准，实践标准的理论升华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确定后促进了全面拨乱反正，全面拨乱反正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出现。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发展，历史和逻辑就是这样统一。拨乱反正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拨乱反正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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