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经过拨乱反正和变动华国锋领导职务，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邓小平成了“核心”？为何要变动华国锋的主要职务？胡耀邦对自己被推举为党的主席是怎样看的？
“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978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人事问题。会议讨论新增选的4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陈云主管中央纪委、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政法部门；邓颖超主管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王震仍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即国防工业部门；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
会议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同志的意见，通过以下一系列人事更动：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不再兼中组部部长）；免去张平化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汪东兴的所有各项兼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警卫局长、党委书记，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着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人事更动，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华国锋的地位已开始动摇。跟随华国锋搞“两个凡是”的人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华国锋本人虽未被批评，但也不得不就“两个凡是”问题作出检讨和说明。面对这种处境，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华国锋接受建议，提出“不要宣传我个人”。他说：
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希望文艺作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华国锋的这段话，胡乔木作了一点发挥。他说：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的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华国锋同志提出以后不要讲“华主席党中央”，这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是恢复党的生活的正常状态。
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人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像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在信上划圈，但没有表态。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的一位学员于1978年12月29日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对红星养猪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把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胡耀邦看到这封信后，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大讲二番。其实三中全会当时提出“少宣传个人”，主要是针对历史的教训和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而提出的。
“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
鉴于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这个职位进行调整，并正式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五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在辞去总理职务后，仍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要职。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切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与会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谈到华国锋身兼数职的问题，甚至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
10月，全党4000名高干讨论历史决议初稿时，无论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历史决议》中写上这一段。在对这段历史的讨论中，许多人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调整他担任的职务。
经过1980年8月和10月的两次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这一意见，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
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上作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胡耀邦说：
华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干部，剩下大概7万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只剩下18000人了。华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五条表现：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胡耀邦在发言中还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单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除胡耀邦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所有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与会者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大家提出，华国锋同志提出“两个凡是”，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在三中全会以后，他的思想有改变，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大家指出，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这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他有不可推诿的个人责任。除了仅仅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他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
大家指出，华国锋同志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同志的像并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还在继续。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位置，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大家指出，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同志一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大家指出，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会上就自己曾对华国锋讲过一些过誉的话作了说明和自我批评。他说：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在政治局会上，胡耀邦还进一步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不适当的。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同志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还指出，过去各级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受过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错误影响，这是难免的，希望各级组织一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责任。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一）（二）两项都只是对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和决定，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的同时，指出了华国锋的五方面错误：一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二是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四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五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本来，《历史决议》最初没有涉及华国锋的错误。后来为什么又要写上华国锋的名字并指出他的错误呢？邓小平于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作了这样一段说明：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历史决议》据此得出结论：“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这样，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改选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就没有能够再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但他仍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位。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和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他仍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亲笔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仍镶嵌在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主席纪念堂上。
华国锋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错误深深印着时代的烙印，不能简单都归结于他一个人。这是时代的产物。
“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接受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同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规定取消党的主席、副主席的设置，只设党的总书记，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胡耀邦成为中共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十分重要的一员。
胡耀邦，湖南省浏阳县人，1915年11月20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冬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后来，他的身上一直留着敌人的弹片。
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乒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同志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1952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非常注意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1964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人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同志遭到严重迫害。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5年重新出来，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领导科学院的整顿，并主持制定了《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9月26日向邓小平汇报，就《汇报提纲》作了说明，并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后来这个着名的文件被“四人帮”作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而遭到批判，胡耀邦当然也难逃厄运。
1977年，胡耀邦先后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他领导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胆识，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同时被免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关于书记处的职权，邓小平说，它是管全局的，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都得管。叶剑英说，书记处就是要准备接中央的班的。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接哪一个人的班。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清楚地表明，党中央把“管全局的”和“准备接中央的班”的工作交给了胡耀邦负责。
198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推荐胡耀邦出任党中央的主席，为其他政治局成员所接受。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决定在大中全会前即开始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只不过不用正式名义。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于自己担任党的主席（总书记），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
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
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向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
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
前面我说过，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是哪个词，意思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央领导核心，政治生活很正常，真正恢复了集体领导。好几位老同志就说过，现在中央的政治生活，算上去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我是同意这个话的。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至于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
邓小平对胡耀邦这一讲话是予以肯定的。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之所以选择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总书记），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这样说的：“由于需要年青一点的同志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而胡耀邦有长期在红军中工作和从事党、团工作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着成绩，所以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
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尽管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小平就已开始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变动华国锋领导职务后，邓小平没有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职务，只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但他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核心人物不但任第一把手的职务，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特殊格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希望邓小平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他都拒绝了。在198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又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邓小平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当然，只有六中全会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称赞邓小平说：
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断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的排名次序上，邓小平排在叶剑英之后，排名第三位。在六中全会正式开会的前一天，叶剑英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邓小平的名字排到自己的前面。他说：
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
李先念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说道：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把胡耀邦同志排在最前边，目的是让政治局常委中年纪比较轻、精力比较充沛、实践证明是合格的同志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体现中央最高领导准备集体交接班，带头改变“论资排辈”的习惯。考虑到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我们党内的突出贡献和他们的历史地位，剑英同志和我曾经建议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往前排，这次会议也有些同志提出类似建议。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认为，还是不作变动好，以免引起国内外不必要的猜测。这是一件大事，所以，常委决定一并提请全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并希望大家一致同意政治局的这个建议。
十一届六中全会接受了政治局常委会的建议，确定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的排名次序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到十二大时，除华国锋没能再进入常委会外，其它六名常委的排名次序跟十一届六中全会相同。至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就正式形成了。对于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点，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即有清楚的说明。胡耀邦说：
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和常委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但是，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我之所以首先要讲这一点，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党还有一些建党前期的老革命家健在，并且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实在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幸运。
他们的健在和长寿，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人事，确实好办得多。即使我们突然遇上十二级台风。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邓小平后来也谈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世后，为何不是别人，恰恰是邓小平成为了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第一，是由于他的资历和年龄。
邓小平很早参加革命，资历很深，曾领导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担任十年党的总书记，在党内军内有较高地位。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而他的年龄又比毛泽东小11岁，这就为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提供了可能。第二，他“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特别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1976年的第三次被打倒，大大增加了邓小平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声望，使他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注目的中心人物。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是深得人心的，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而使邓小乎的政治主张和胆识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从而使邓小平赢得了更广泛的声誉。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一些人在北京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乎出来工作，正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第三，是由于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全局的才能。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全局的才能，从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即可看出。
1956年9月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对赫鲁晓夫讲：我不想当主席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毛泽东说，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他说的名字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赫鲁晓夫说，是啊，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1959年4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自己是正帅，邓小平是副帅。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材难得。
第四，是由于他求实的精神以及坚定的原则性。
邓小平的求实精神，比较典型的是他的“猫论”，即1962年“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引用刘伯承经常说的一句四川谚语，即“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说明在生产关系上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的观点。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1962年7月7日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的。大概是讲完话的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就给胡耀邦打电话，说他昨天讲的这两句话不要传达。就说主席在北戴河召集他们几个人谈了谈，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主席就讲，有股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风。
尽管邓小平交待不要再传达了，但这句话还是广泛流传开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邓小平时，“黄猫、黑猫”的说法就变成“白猫、黑猫”了。
应该如何理解“黄猫、黑猫”这句话呢？大约是80年代初期，薄一波曾就此事请教邓小平同志。邓小平说，当时国家很困难，谁能想办法渡过难关就是好样的。话没有错。目的是鼓励生产、恢复农业，没有别的用意，也没有什么用心。
薄一波认为，这句话的真谛是讲，制定党的政策，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愿望，采取灵活的办法，目的是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薄一波认为，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获得极大成功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些政策的威力，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小平同志1962年提出的办法的延伸和发展。当然，采取搞活经济的政策，决不意味着可以不择手段的胡来，甚至可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自称是实事求是派。正是这种求实精神，他才能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支持包产到户。
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从1975年大刀阔斧进行整顿即可看出。邓小平这种坚定的原则性虽一时导致了他下台，但最终使他获得成功。如果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为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放弃原则，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搞“左”的一套，虽然他一时不会被打倒，但他也就不可能赢得人民的广泛拥护。因此，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也是他能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是由于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后为推动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和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所起的特殊的、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有力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最早提出重点转移、作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重申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5月发表关于农村政策谈话支持包产到户、倡导创办经济特区、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等等。正因为邓小平的特殊的巨大的作用，所以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对于邓小平的核心作用和地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许多人还不清楚，而经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二大，这一点就为全党、全国人民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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