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精英与群众

    一

    今天的社会有一种不断膨胀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恐怕某些民族将沦陷于野蛮势力之手。

    智力进化产生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地位的截然不同，这是今天文化的特征之一，但却不为人所知。现在虽然也有各种平等之说，和各种并不见效的法律尝试，但智力方面的差距还是日渐明显。因为这是人类社会自然需要的结果，是不受法律管辖的。

    现在，各种专业科技的进步已经成为近代文化发展的真正动力。由于这些专业科技错综复杂，非得有广泛的学术理论和实验知识，以及英勇无畏的自主创造能力才能达到。这就是精英们之所以高出寻常人的地方。领导者能力越来越得到展示，而寻常执行人的能力越来越被削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机器改良致使劳动者的任务越来越简单，几乎不需要复杂技能和知识。

    阶级之间的差别日益明显，他们之间的壁垒鸿沟也日益增大。教育的力量很少有能超越这一界限的，因为它仅仅教给人一些单薄弱小的能力。那些被平等的欲望蒙蔽的人，发现精英们的出类拔萃势在难免，哪能不受到刺激进而愤恨呢？！事实上，精英们的功绩怎么能够埋没呢？科学、艺术、工业的进步，没有精英人群，是不可能实现的。今天的工人工资比百年前要超出三倍，而他们所享受到的安稳便利，是路易十四时代的达官显贵们也享受不到的。与其说是这些普通人在为精英们劳动，不如说是精英们在为普通人劳动。

    精英们的责任继续增加，他们的辛苦也随之增加，八小时工作法并非是为他们订立的。今天的各种发明和进步，全是精英们的孜孜以求、勤奋劳动才实现的。他们固然可能成为让盲目追求平等的人士受刺激的富豪，但工业界的精英们的最后结局，不外乎贫富两个结果，很少有能中和两种结果的。如果什么事都能在事前正确预料、计划、指挥，必然会富裕。然而如果稍有错误，破产衰败也会随之而来。外表看来固然奢侈，光鲜亮丽得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却需要惨淡经营。比如创办工厂并安装当时最好的机器，可一旦新发明出现，意料之外的竞争就会纷纷出现，他们不得不重新谋划盘算。有时竞争的惨烈，新发明的迅速，甚至令企业家不敢尝试。

    历史上，古人致富是让别人贫穷而自己富有，如罗马人让别人破产，以增加自己的财产。今天，人们致富则是在自己富裕的同时也让别人富有。达维内耳的话可以证明：“封建时代私人争斗盛行，人们都是破坏邻居的产业让自己富有；其后则是用所谓的公共事业消耗国家的财产，以让私人得到好处。现在的情况则是自己富裕了，邻居、国家都富裕。”

    今天这富裕的源头，并不是从普通民众那里盗取，或是从国君手里获得的，而是出自科学，如取自虚空一样。一人获利，众人都可以获利。所以今天这种利，真可以称得上是“利益众生”了。

    二

    近代的文明是精英们创造的，其存在和发展进步也要依靠精英。想要解释本章开始所述的问题，需要先明白这个意思。现在说明如下。

    一方面，科学的进步促使知识、能力都超群的精英们开始管理近代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政治观念的进步又赋予下层群众以民主统治的权力。如果群众能在引导文化发展的精英之中选择代表，这个问题自然可以解决。只是他们选择精英的情况并非常例，以致精英与群众两不相容。承认精英的必要性是今天的当务之急，然而却并不为人所接受，这种不协调从未如今天这么明显。在资质超群的精英人群中，也有贫寒不为人所知的人。这时候，精英与群众还能相容。至于工商业中的精英，往往因表面的奢华而常受社会法律的苛刻对待。这些法律是群众代表所制定的，用以剥削精英们的财产。这就是今天这个社会存在阶级差别和冲突的常见情况。

    精英们是国家生存必不可少的，而多数劳动者又想要摧残他们，就像古代的蛮族要摧残罗马一样。那么如何使这两种人相安无事呢？问题固然难，但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考察历史的教训，群众虽然表面看似具有革命的本能，然而实际上是最保守的人。群众常在破坏之后，又重建他们破坏的事物。所以那些扰乱社会、专事破坏的人，其实并不能长久改变一个民族的进步过程。只是如果破坏太多，那些毁于一瞬的东西，再建设可能需要数百年。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应当首先避免破坏行为。

    避免的方法非常简单，限制人民的权力就行了。但观察一下各国，民主已经成为一种需要，所以反对之说很少有效果，想要限制它也不容易。既然不能避免，就应该寻求适合的方法。所谓适合，就是让精英适合民主政府，对那些怪诞偏执的思潮因势利导，就像工程师筑建堤防以御狂澜一样。

    从理论上说，赋予平民以主权这一说法的不合理性，与宗教理论相同。前人已经生活在宗教之中，今天人的生活也大多不离开宗教。从历史教训来看，人类适应荒诞，比适应理性更容易。但换句话说，其实是二者都可以适应。

    从实际情况来说，如果没有那些空想政治家把错误观点和怨恨情绪植入工人大众之中，那么让精英适应群众并非难事。

    这种错误和怨恨是双方对抗的依据。想要消除这种对抗，需要等待群众自己觉察出真正的利益所在——精英的绝迹或衰落会导致群众自身的贫苦落后。

    让工厂没有资本家管理，一如工团的想法；或者把工厂交给政府的代表来管理，放在百年前科学技术以及各种专门产业不发达的时候或许可以试行，但今天这种组织是不能实行的。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无法使群众明白。社会党的成员们置身于现实社会之外，每天都生活在幻想之中，以传播空想学说为事业。现在引用1910年2月社会党大会中，某位工人代表所主张，而且经众人赞成的说法，以证明这种行为的荒诞。他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们获得解放，那就是用全民的产业代替资本家的产业。这些产业都由你们来管理，使你们由薪资的奴隶变成自由的联合的生产者。”

    工厂由工人管理，犹如没有船长的船被水手驾驭，仅能短期支持。工厂被国家代表管理，或许可以多坚持几天，但如果代表不肯改变，那么经营的退步指日可待，工人工资也将随之减少。

    这种道理浅显易懂，我国的数百万民众却似乎并不知道。然而在外国，这个道理已经渐渐传播开来，尤其以英、比两国明显。因此这两国的社会现状才没有出现如拉丁民族社会的激烈形式，也没有爆发阶级战争。

    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能完全理解，可见在民主社会实行新的教育的必要性。新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人明白知识、资本和劳动这三要素之间的关系。

    三

    在等待这项改革完成之前，我们应当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并先学着认识他们。

    我们应注意的是，平民政府并非就是平民统治，实际上是领导者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只能接受领导者的意愿，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一味地接受顺从之后，群众就会像被催眠术控制了一样，把领导者的意志激烈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舆论运动。

    群众从来不曾自己创造出这种运动，而仅仅是给予这种运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推动力而已。当西班牙人费雷尔执行死刑时，巴黎人民还不了解这个人的品行。几名领导者率领数千人攻击西班牙大使馆。群众并不了解这件事的原因经过，但被演说鼓动，变得激烈起来，开始暴乱，抢掠杀人，无所不为。当时的领导者们都很惊惧，于是下令改在次日进行和平游行。结果，这同一拨群众，昨天还暴烈到极点的人，第二天却表示出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温和。

    如果管理群众的方法得当，群众全都会极端顺从。这个办法，今天的著名领导者没有不知道的。

    由此可见，群众统治是一种表面的民主统治。今天的政府其实是少数领导者的政府，离真正的平民政体还很远。

    舆论既然是领导者们所造的，我们就应该知道他们的创造方法。这样，群众心理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这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的必备知识。15年前我已经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首先著述《群众心理》一书。而今天，探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就多了。

    这里我无意历数群众的性格，只列其中较为重要的，在最近的时事中有所表现的而已。

    列举之前，我要声明的是，《群众心理》虽然被陆军大学采用授课，但政客们还不知道呢。这些人天天矜夸群众的温和、群众的判断、群众的良知，其实这几点都不是群众的性格。群众当然有时表现出值得称赞的美德，如为某某理由而牺牲，但他们从来不能做出判断。历史经验就在那里，不信的话可以翻出来看看。

    我们的立法者误解了群众的心理状态，以为群众知道感恩，知道以德报德，于是特意订立不起作用反而有害的法律来讨好群众。殊不知群众深深鄙视懦弱的人。因为他们一经威胁，就开始退让，无异于自己夺走自己的名望。订立这种法律的结果，只是让领导者们知道可以用武力威胁来迫使他们退让。所以，当订立铁路雇员养老法，给予铁路雇员以军官、法官相等的养老金之后，这些人知道可以用威胁来达到目的，于是又群起而要求增加工资。这个要求必然会得逞，这还用怀疑吗？

    现在想要论述的，是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的差别。他们的思想方法、行为方法以及利益都有区别。

    群众的性格不能一一列举，但应该知道的有这样几点：群众没有理性，追求简单，容易受到感染，盲目轻信等。想要让自己在观念上接近群众，必须使用简单的可以用意象比喻的话。如资本家就是懒惰的，大腹便便的，吸工人血汗的中产家；国家就是宪兵和军队；教会主义就是教师的政府；社会主义是让资本家认错，并让工人不做事就能生活的政府，等等，这样的话。

    政客们都知道群众不能同时理解几种观点，也不明白激烈语言的功用。所以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常用一种所谓选举跳板达到目的。如把教会的几十亿法郎、教会的危害、所得税之类的内容互相援引，以引起到说服的作用。

    英国人对于这种方法运用得更加巧妙，常使用一些容易留下印记、容易感染人的比喻。他们最近这次选举，足可以证明简单标语口号的力量。英国人选举的时候，标语贴得到处都是，但看不到类似拉丁民族竞选者的连篇累牍的解释。把党派的全部政见统一起来，用几句凝练的语言高度概括。比如投票给激进党，就是投票给反对英国海上霸权的行为等话语。我们都知道英国海军的强大，英国人视海军为骄傲，崇奉海军如宗教，一旦听说有人要遏制海军，自然反对。

    画家的力量尤其能增长这些标语口号的气势，暂且举他们对选举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一种绘画，可见一斑。画的左面仅仅写着“1900”，下面则画了一艘大战舰，比喻英国海军，旁边画了一只小船，代表德国海军；画的右面，也仅仅写着“1910”，下面所绘的德国战舰，几乎与英国大船相同。看见的人就知道英国的祸患已经在瞬息之间了。这资料的真伪没有人真会去检查。因为想要检查事情真伪，就需要各种知识以及推论、评判的本事。而这种能力正是群众所缺乏的。

    这种方法的运用，大体上是根据普通人群的心理知识，如易感动、轻信、需要反复说教等，这些都是应该知道的。至于英国选举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议院里两党人数势均力敌，不分伯仲，这是因为竞选双方都知道使用这种方法，用的是同一种兵器，所以都不能见效。

    因为群众容易感动，容易盲目行动，所以想要操纵他们很容易。群众会因一时冲动而把某个人推举到殿堂上成为英雄，也可能因一时冲动而把他投到塔尔皮亚岩成为罪犯。罗伯斯庇尔失势之前，被巴黎平民崇奉为神，可是他上断头台时，追着他的车欢腾咒骂的也是同一批平民。

    马拉的遗骸被运送到先贤祠时，群众的欢呼喝彩声不绝于耳。数年后，同样是马拉的遗骸，又被同一群民众丢弃在沟渠。克伦威尔也曾受到同样的待遇。

    群众是如此不可理喻，所以领导者就应该利用那些能够让他们兴奋感动的事情，来让他们产生情绪；如果对手也是用同一种方法，那么只有获得呼声最强烈的人能取得胜利。

    激烈行为的必要性，在英国最近这次选举中已经体现出来。英国的部长们向来以循规蹈矩著称。可是他们对群众发表演说的时候，却用革命时期那些激进派的口吻不停地诅咒诋毁对手。劳埃德·乔治对公共演说时称上议院是“把可怜的懦夫集合成可悲的无能者，既没有良心做善事，又没有勇气做坏事”。类似的毁谤词句，各部长常用。

    研究平民心理应该注意的是，相信权威以及一种下意识的推卸责任，使得他们易受刺激，同时还有一种自尊心。近期发生的事情，经过本书列举证明的，已经不少了。

    无论群众的感情是哪一种，在程度上常常是过度的。群众的自尊心过度就不用说了，而他们的卑微服从的态度也是别人不能比的。如果遇到有名望的人，这种状况更明显。我们曾经说过，革命委员会的荒诞、苛刻的命令被各个工团小心谨慎地奉行。

    这种群众的心理状态古今如出一辙。1790年德国人康帕在笔记中叙述了群众的自尊心和自卑感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就可以证明。笔记所述的，是国民会议中塔吉特宣读《请愿书》的情形。

    塔吉特激情朗读《请愿书》：

    “国民会议谨……”

    下面呼声和蹬踏声四起：“不用‘谨’。不用‘谨’。删去这个字。”

    “……呈于陛下之足……”

    骚动、呵斥、拒绝的声音更大了，墙壁都在震动。

    “最憎恨‘足’。国民会议无论什么都不能在人脚下。”

    塔吉特非常狼狈，做出无奈的神情，接着读。

    “‘国民会议与陛下’……”

    叫好之声四起：“……‘贡献’……”

    反对的声音四起：“不用‘贡献’。”

    ……

    当天的会议情形始终这样。这个德国人既恐惧又失望，于是离开会场。次日又去凡尔赛宫，看见民众向国王送呈《请愿书》的情景，突然觉得心中大快。昨天那些尊严不可侵犯的立法者，一看见路易十六出现在门廊下，立即全都变成狂热敬慕君主的人。昨天最傲慢的人，现在却或者跳在桌子上，或者攀附在柱子上，或者踮着脚，一同赞赏说“这是位仁君”。“伟大国王万岁”的声音震动整个宫殿，然后民众就恭顺地跟随在国王身后到礼拜堂去了。

    四

    群众的缺点固然如前所述，但也不要忘了他们的优点。由于他们不会逻辑推理，所以利他主义非常发达。这是社会的美德，对社会颇有好处。那些知道按照逻辑研究推导事物规律和本质的的人，常常存有自私自利的心，很难决定为公共利益而牺牲生命。只有群众才有这种克己奉公的力量。即便一件事看起来很虚妄，也常见有千百人冒死进行。大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多半得益于群众的协助。群众固然不能创造文化，但可以凭借着勇敢、忠诚、顺从的特质保证文化的存在。

    群众心理的特性还有轻信。他们轻信的无限度，就像儿童一样。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没什么东西是得不到的。如果群众想要得到星星月亮，你也要许诺给他们。政客们向来拒绝这种许诺，但在选举中不妨诬谤对手，群众常信以为真。但你不能诬谤对手犯重罪。如果这样做，不但不能减少对方的价值，反而会增加群众对他们的感受。大概是因为群众对于重要的罪犯，常常怀有一种敬仰吧。

    无限度的轻信不全是群众特有的感情，我们平常的心态也是由轻信构成的，还没有谁会以怀疑为基础。我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物的了解具有一个限度。一旦超过这个界限，我们便表示怀疑。但千万不要相信怀疑论者的学说。这些人只是改变了人们所信仰的东西而已，如用空想的天堂代替神话故事中的天堂，用稀奇古怪的东西代替宗教神明。

    群众的轻信与原始人的轻信几乎相同。制造传单广告的人明白这种心理，更明白承诺和反复诱导的作用，所以常常赖以获利。比如正是凭借广告的作用，很多制造虚假药物的人都变成了巨富。

    如果在广告的诱导性上做足文章，向那些思想简单的人传递可以获得重大利益的信息，那么所得的利润尤其丰厚。无数财政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中。他们的广告编辑都不用想象，只要在同一事情上做出相同的承诺就行了。《环球报》所载的关于阿根廷从没存在过的某股票的历史，可以代表同类问题。他们每六个月发布数百万传单，不停地说马上有巨额红利要分配了；又说如果这时购买股票，将来价值应该增加十倍。小资本家信以为真，唯恐失去机会，纷纷争相购买。所谓的红利是不可能得到的，这还用说吗？但五年间，这件事没间断过，因这种充满欺骗性的广告而获利达1200万之多。其实股票的实价与纸价相差不多。

    同样的事情非常多，列举不过来，姑且就同一报纸所载的内容加以论证。

    储蓄者的轻信无法估计。他们不问证据，也不问真假，只相信听到的许诺和断言，只听凭虚假迷惑人的宣传愚弄。对方手法越是拙劣，他们越会相信。即使这个希望明明没有用，明天就足够证明它是虚假的，他们也不管不顾。

    把这种情况推及政治领域，就可以知道某人和某种政策得以成功的原因了。许诺一些妄想的东西，给群众无法证明的承诺；而对于对手来说，这又相当于在增加竞争的成本。这是很有效果的方法。

    我们虽然都处于普遍的轻信当中，但也不能说绝对有危害。因为文化的原动力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轻信，值得欣慰的强大宗教及强大帝国才能成立。因为有了这种有益的轻信，维持国家长久盛世的习惯才足以保持。国家的信仰，理想的信仰，未来的信仰，这些心理生活的主要因素，都靠轻信维系着。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就会失去精神动力，社会关系也会随之被破坏，国势自然日渐衰微。所以那些怀疑主义者，其实是加剧本民族衰落的工具。

    第二章 怂恿之源

    一

    在民众势力得到扩张的情况下，政治事变往往发生迅速，这是公众和政治家们所不能预测的。事变发生的迅速，土耳其革命曾有所体现，用时数日便推翻了数百年政府的邮政员工罢工也体现过。他们的罢工宣言都是在最短时间内发布。西班牙巴塞罗那之乱，和平市民都变成杀人强盗，焚烧修道院、教堂，挖掘坟墓。

    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爆发，如果用理论来解释，是不能说明真相的。想要探究原因，必须撇开理性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只能让我们自己空想事变发生的原因。

    这种种事变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产生于不自觉的情绪，同时也有规律可循。根据这个规律追寻探究，还不能完全明白。但有一件事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那就是这种倏然发生的变乱，常以领导者的煽动蛊惑为起点。我想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人是怎样行动的。他们的行为，从我们的理性评判而言，实在是值得蔑视的，但为什么却能这样迅速扩展开来呢？

    二

    童年时，我在外省一座小城的大街上得到一个心理教训，至今不能忘，并且花了30年的光阴才找到答案。

    让我记忆犹新的不是教训，而是送给我这个教训的人。那个人穿金戴银，不是伊朗的高官，就是亚述的州长，或者印度的贵族富商，具体身份不好判断。他的马身上也有名贵的装饰，他驾着古式的车，车上设有宝座。这个人后面站着两名武士，兵器耀眼。长喇叭中发出响亮神秘的呼声。四周围观而且敬仰的群众越聚越多。这个人忽然举手一挥，四面俱寂。他于是起来向众人宣告。群众也俯首聆听，没人敢喧哗。他所说的是什么事，我离得太远，没能完全听清楚。只知道他来自远方，用廉价的药饵救治一切疾病痛苦，保证人人幸福。他刚说完，喇叭声又响起来。群众目眩神迷，竞相购买这灵丹妙药。我当时非常想学大家的样子，只是苦于兜里没钱。这件事后来尤其增加我的悔恨的地方在于，据说这种药粉治病非常有效。但也有本地的药剂师说这药盒里装的是糖。然而，一个寻常商家与身穿华服又有武士随侍的僧正相比较，说出来的话当然无足轻重。

    随着时间流逝，我在学校学到了一些没用的知识。我还记得师长们教过我的，构成我们的信仰和领导者行为的，是出于理性的理论。但这个僧正的神药的功效，我还是没忘。为什么书中所讲述的，和我眼中所见的迥然不同呢？既然我们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而这明显虚假的药粉却能治疾，那么它的威力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几乎无法解决。思索时间长了，才领悟出，这凡夫是知道运用产生自民族生活和历史的根本原动力。他所卖的，是引导世界不灭的无形元素。这元素就是希望。一切宗教的主教、各时代的政客所卖的，和这个有区别吗？

    这个人能够成功地推销自己，是复制了宗教创造者的故事，依靠四种重要元素来加固围观者的想法。这四种元素，第一个是可以诱导、强迫民众想法的声望，第二个是没有证据的承诺，第三个是让人相信的反复灌输，第四个是使人的信念由弱变强的精神濡染。这四者是怂恿宝典的四项根本元素。如果理论家告诉你们说，理论应该在其中，尽管由他们说，你不必相信。

    这些元素，无论何事，无论何时，都可以使用。你如果是个普通的江湖术士，可以用它们来卖药。你如果是个地位卑微的投资人，可以用它们来卖廉价债券。你如果是强国的皇帝，也可以用它们来让你的民族、你的百姓做出重要的牺牲以建造海军。

    这种怂恿的元素，只能用在情感上。实际上就是用在我们的行为习惯的起因上，对于智力来说则不起作用。如果教师或学者想要讲解一种试验，就不宜使用。因为通常这些听众是要探究客观知识，而不是为了追求信仰。

    知识和信仰二者有区别。从前柏拉图已经说过它们建立方法上的差别。一个人竖立信仰容易，探究知识则很难。知识含有证明、阐释和推导的过程，而信仰则不需要。怂恿宝典的重要元素只在于一点，那就是能适用于创造以情感为基础的意见和信仰。这种意见和信仰，引发了我们大多数的行为。谁能创造它们，谁就是我们的主人。

    如果演说者针对听众的智力方面演讲，必定没人相信，也一定没人愿意听。只有用动作、口号和活灵活现的词语，才足以影响听众的感觉，进而影响他们的意志。

    能让群众有所行动的方法，已经在前面详细论述。但还有一种个体具有的元素，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元素颇为复杂，合在一起说，就是诱惑。

    演说家中善于使用诱惑手段的人，出自个人魅力的诱惑，比言语方面的诱惑更有用。听众的精神犹如古琴，每一次响动，演说者都能知道他们的声调，揣测着应该说哪些话，以及如何说话。至于庸常的演说家和胆小的政客，只知道一味谄媚取悦，盲目地奉承听众的意愿。但凡要真正操纵人，就先用诱惑。群众或女子一旦被诱惑了，就只有一个意见，那就是诱惑他们的人的意见；只有一个意志，那就是诱惑他们的人的意志。

    诱惑者似乎具有神秘的吸引力。一旦有了这种力量，只要简单下定论就足够了，不用再说什么大道理。至于大演说家在发表演讲时，有时会做一些明显的解释，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文字的怂恿方法，与言辞怂恿方法区别很大。不过即使是这样，个人巨大的声望也还是能在文字中体现出来。大著作家卢梭等人，并非是靠着最平常的论据说服人，而是因为他们的声望足以使人信服。

    诱惑者只有一个劲敌，就是深深印刻在听众心中的信仰。如果这种信仰侵入智力、知识层面，那么一切接触到它的事物都会被粉碎，信仰就像是一堵墙壁，不能越过。

    磁石的吸引力固然通常都够用，但也不是常常够用，还需要其他性质的辅助。这也是演说家需要考虑的。现在就次要的善于言辞这一项来说一说。语言想要怂恿人，需要先表达思想，并且能把这种思想灌输给听众，然后让周围群众一起感动。让听众听从摆布之前，要先与他们一同感受。这就是安东尼所做的。他在恺撒遗骸之前发表了一通最机敏巧妙的演说，这个演说在刹那间就使得那些对刺客表示同情的听众，变成预备报仇的人。

    无论寻常群众或是精英集会，这种怂恿的元素都有作用。先揣测听众的思想，然后顺从他们的思想，接着使他们反过来服从你的思想。

    关于这个原则的功用，塔迪厄的著作所述的当代大演说家之一，当时的德国首相布洛的事迹，可以证明：

    政治会议中，演讲技巧的精要在于觉察听众的期望所在，如果演说的一方和听众的思维能相互接触，就会稳操胜券。布洛是精于此道的人。他对于听众情绪的应变能力无人能及。他演说中有应付、讨好时人的话，曾再三宣称德国的发展以及值得骄傲的地方，如“德国不愿被其他国家踩着走。……德国不愿旁观。……德国不愿孤立”之类。这固然是人们寻常习用的话，但常用的并非没有道理。他知道议员们多半是庸庸碌碌又自负的人，只有这种常见的说法才能取悦他们。他操纵公众情绪，犹如操控一盘棋局。

    群众的轻信无度，前面已经说过。所以他们被人诱导而相信遵从的那些观点，势力并不大，因为这种信仰不能持久。历史中的少数时代，牢固的信仰可以保持一定时间，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和革命时代中，信仰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今非昔比。那些苍白无力的革命社会党人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人敢大呼小叫，却在群众面前畏畏缩缩，还怎么能激发群众，煽动他们行动呢？

    领导者的任务，在各个时代都已经有明显体现，人们也早就已经知道了。但心理学家们的解释并不充分。如果想要充分地加以解释，非得在意识范围中探究不可。这大概也是我们的行为原因和思想形式发生变化的地方。

    这个意识范围非常神秘，往往有很多事情发生，即使动物心理也是一样。引领我们接近这个还不可知的领域，科学仅仅能够观察表象，还不能深入内部进行探索研究。

    这个领域既然不可知，那么我们就应该探索、观察那些最容易的事情。关于怂恿，我已经举过几件事做例子。当然只是大略举例，因为如果要每一个都举到，非得写成一本书不可。环境的怂恿、报纸的怂恿、各个委员会的怂恿、个人利益的怂恿……可以引起心理学者注意的内容非常多，但还没有人进行具体研究。探讨这件事，比讨论康德等人的各种理论，或者讨论宇宙本体更为有用。不过，讨论起来也更为困难。

    加固民众信念的重要元素，还有精神濡染这一点不可忽略。这是骚动得以扩展的根本元素。邮政员工的罢工、巴塞罗那之乱，都由此而起。

    这种骚动是领导者们所倡导的。最开始是因为公众的不满情绪，让群众对这种骚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容纳；接着就用濡染这一武器，使群众处于骚动情绪的包围之中。

    濡染的责任非常重要，大多数历史现象的发生，都是因为这种元素。没有它，无论多大的信仰都不能成立，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不能传播。而所传播的，其实只是精神濡染，而非理性。

    大革命时期的舆论运动，以及构成一个时代精神的众多事件，都是借助这种精神濡染得到扩展普及的。处在今天的环境下，濡染的行为尤其重要。因为群众的时代已经到来。

    三

    想要鉴别群众及个人行为真正的起因，就不要忘了情感和客观知识的差异性。研究二者的规律互不相同，所以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观点多次成为我写作的指南，哲学家黎波也在他的书中反复论述其重要性。

    即使这样，现在的人还是固守成见，用客观知识来解释情感，以致二者混淆难分。我们只好另辟蹊径，将纯粹的情感现象单独提取出来。应该牢记的是，客观知识的理论与情感无关，也不能用它来解释由情感引发的行为。

    那些博学的作家深受严格理论的教诲，所以他们建构历史时，纯以理论为材料。殊不知影响民族前途及其文化的重要事件，都是由心理原因引发的。换句话说，大事变的发生是非理性的。理性创造科学，而非理性创造历史。

    第三章 工人的心理状态

    一

    我不愿意掩盖、忽略近代心理学者们所进行的有益的新探索。能够仔细观察两栖动物和蛛形纲动物，当然是因为他们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但我常常不理解，这些心理学者为什么不去研究社会生活中每天都能见到的事物，探究它们的原因，或许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规律。这功绩不是更大吗？

    可供观察的事物很多，至于它们常能令人惊讶，则是因为近代的心理学还没有提供确定的规律。

    德拉韦伊城的叛乱及类似事件，都是不可预料的平民骚动。事件突然发生，常让人惊愕。大概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明白民众心理需要发泄。人们都记得德拉韦伊城的民众接受劳动联合会的命令，持械暴乱。军人为避免被屠杀，只好被迫自卫。结果则是大多数工团加入劳动联合会。活版印刷工人罢工，以阻碍报纸出版；电业工人罢工，巴黎城一夜无光。

    这些事件，没有研究过平民心态的人，是无法做出解释的。而事发之后政府采取的笨拙方法，又可以证明向来自称明白事理的人，也不了解群众心理。

    德拉韦伊事件的表现颇为特别，因为这件事之后没有产生任何异议，错误都归咎于其他方面，而道理都归在这一面。也难免要对违反法律、激烈攻击保护私产的军队的行为进行惩治。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政权，都应当尽自己的职责。

    由此可见，政府方面的理由很充足，但工人们却愤怒地责备政府。这是什么原因呢？答复这个问题之前，应当知道群众是服从煽动的，讨论他们行为的动因是否合理，并没有什么用，应当从深刻影响民众内心的方面来认识。

    想要知道动因的力量，需要思考一下幻想对于平民精神的影响。不认识它的效用，就是不了解历史。当一连串事故频繁发生时，理性的作用非常小，而幻想的力量非常大。千百万人常因为尽忠于幻想而死，强大的帝国也凭借幻想而建立。

    现在，虚幻声望的力量比之前更大。群众之前就受到虚幻想法的迷惑，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只是这种虚幻的想法改变了说法而已。

    二

    研究工人的心理状态之前，应该先将群众共有的普通性质说明一下，然后再论述工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群众，不必非得是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当报纸、电信等媒体发布了带有诱骗性质的信息，即使是互相隔离的人，精神也可以相通并联合起来。群众既然是互相之间有联系的，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些性格，如刺激性、没有恒心、愤怒、轻信、没有一点鉴赏评价的能力、没有受理性影响的能力、崇奉某一人物如同偶像、有服从主人的需要，等等。他们最激烈的举动常常是被几个领导者煽动的结果。群众已经准备在暴君面前跪倒、拜服，只是这暴君常换人而已。这种情况，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

    塔尔德说：“群众之间的相似性是有一定痕迹可循的，如非常不宽容、可笑的自尊、病态的轻慢恶毒、完全出自幻想的毫无责任感的狂热、互相影响产生的无限制的冲动情感等。或崇拜，或憎恶，或颂扬，或嫌恶，或者高呼万岁，或者诅咒亡灵，群众真是不知道平和中庸的道理。”

    这种心理特性在民众的大型运动中常能见到，德拉韦伊骚动就是一个例子。工人们服从几个领导人的命令，猛烈攻击军队。军队的反攻，反而激起全法国工人界的公愤。这些人与其他群众相同，大概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应凌驾于法律之上，于是和这些聚集闹事的人集合在一起痛骂政府。政府的罪过，大概只在于没有让军队放弃防护坐等屠戮了。斯达尔夫人说得对：“群众自负心理的刺激，是死亡的必要条件。”

    至于群众盲目听从领导者的命令，不但能在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时见到，变乱被镇压之后又相继发生的两次罢工，也可以证明。活版印刷工人的罢工是想阻碍报纸的出版，但罢工的目的仅达到一半，因为领导者们互相商讨，不能果断地做决定，以致延误了时间。至于电业工人罢工，成绩就很大了。因为命令是在最后时刻发布的，不再等待讨论，只是强迫各处实行。每个工人都接到如下的严格命令：“委员会命令一切工团成员于1908年8月6日星期四午后八时停工，只能在十时开工。署名P。”

    P先生被大家服从的程度，即使如俄国皇帝或其他的独裁君主，也比不过他。或许只有高僧可以与他相比，因为他是神的化身，权威很大。

    报纸对于这种独裁者的宣言，也谨慎地加以登载了。据报纸所载，P先生是反对军制的人。他蔑视政府，并严厉谴责国王，不许国务总理用军人代替电业工人，并称将要颁布法令加以告诫，等等。

    这位蜉蝣式的有权人，把总罢工当作神杖一挥，工人们就被他利用。他的权力固然大，但我有一句忠告：千万不要以为权力大就可以倚仗。这时民众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其他人也能加以利用。群众固然容易服从，但也是善变的。所以没过多久，这位P先生就被群众遗忘了，遭遇和南方叛乱的首领一样。为他着想，可以努力争取去一所大学的实用心理学专业任教，把他操纵群众的权术，教给各政党的政客和工人领袖。因为这些人对这一方法都很无知，而他正好精于此道。

    为什么说这些人不知道操纵群众的方法呢？我是从联合社会党在德拉韦伊事件后的宣言中看出来的。这些人虽然被工团联合会的领导者鄙夷詈骂，却还是不知羞耻地表示说：“与罢工和奋争中的领袖、各工团同心协力，今昔如一。本党参与群众团体的一切行动。”这无异于某报所说的：“把自己的威严和权力送给了劳动联合总会的领导人。”这种奴隶心理，可能由从前教徒服从教皇的精神而来。但把这二者相比较，我们更看重那些服从教皇命令的信徒，而不看重听从罢工领导者召唤的政客，因为前一种人不是图谋私利。

    如果不了解宗教精神的威力，就不能明白那些聪明人为什么与闹事者合谋屠杀军人，为什么要让报纸停刊，为什么要让公共生活停滞不前，也就不会明白那些如罗马皇帝尼禄、黑利阿迦巴鲁斯一样想不到的新奇事情。

    这些人能从卑微无耻的服从中得到什么呢？只能换来他们愿意服从的主人那明显的鄙弃表情而已。

    社会党议员固然不明白这种心理，那些维护社会秩序的人的见解也十分可笑。报纸所载的某位温和派议员的意见，说德拉韦伊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表决工团所要求的法律不及时。猜测他的意思，似乎认为西部铁路收回之后，应当迅速颁布所得税法，把公民的私人财产状况公之于众，好让社会掠夺。总之，议会对于革命工团的命令，是无条件服从。其实工团已经表示出轻视改革的态度了。而政府仍然不断服从、永远服从。恐惧心理的力量，已经这样危险了。

    想要详细讨论恐惧心理的结果，可以在电业罢工的第二天，到国务总理那里看看。当天，总理把巴黎六位电业段长召集到自己家里，商议善后方法。一个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不能听命于少数的工人团体，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总理劝他们开除工人，用工程队的军人代替。六位段长中，只有一人赞成，其余五个人宁可服从工团领袖的命令。

    群众所蔑视的是懦弱，所敬佩的是刚强。历史中从来没发现有凭借怯懦震慑别人取胜的现象。其实更换电业工人非常容易，各段的机器都是自动运行，工人的任务非常简单，无论什么人，只要简单学习就都能操作。对于电业段长的懦弱，各大报纸莫不责备。《时报》说：“自从社会发生变乱以来，衰弱的征兆，没有比这次更过分的了。革命派的放肆态度不足担心，需要担忧的地方，是任何方法都不能治愈的怯懦。政府想尽到自己的职责，而职员却不想给予援助。不愿意帮助政府，却愿意受工团打击。”

    如果私营业主们不愿意自己多加防备，不知道好好利用平民心理，他们被赶下台也是指日可待了。

    三

    工人的心理状态，除前述的普通性格外，还具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原本产生于一种小观念，现在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固定理论，基本上靠反复说教和濡染两个办法形成。

    这种观念很简单，也很错误。劳动联合会的宣传人员用下面的说法表达。他们大致认为：“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利益却不属于工人，而属于那些没有创造财富的人。”想要纠正这不公平的地方，应当为工人破坏现在的社会。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有“固定的便于资本充公，以及能用公共计划改造社会的团体。”

    现在委员会所用的方法，就是命令工人屡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使企业的利润逐渐减少，直至消失，运动才能停止。这种运动不断扩张，在旧的企业中进行很容易，因为旧企业的管理者既威慑于运动的威力，又不顾股东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断退让，直到利润降至零才停止。也就是说，将来股票的价值，也要减到同一数额了。

    由这种状况引发的明显结果，则是新的企业寻求投资人的困难。股东们已经处在这一境地，当然必定会向外国公司投资。货物在外国生产、在法国出售的名单已经很长了。工人没有远见，只顾眼前利益，顽固不化，非得要在已经衰落的道路上行走，这跟杀掉一只产金蛋的鸡有什么区别？

    这种工业界发展的趋势是在走向深渊，而现在情势更加紧迫。这是由那些一知半解的制造混乱言论的学者的愤怒诽谤所导致的。这种学者，自负于由背诵书本所获得的文凭，自认为应该享有高尚地位。但社会并不重视他们的才华，所以他们诅咒诋毁社会。还有比他们更不懂引领当代文化的实际状况以及经济需要的人吗？

    工人们已经被这种大学生产的降级者误导，确信自己是最不公平的制度的牺牲品，于是不免偏向于闹事这种方式。这是平民最容易产生的幻想。最寻常的手工业者臆断自己的收入与付出不相当，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攫夺。却不知道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农夫、工业家、工程人士、学者，等等，总之是工人以外具有能力的人。手工劳动当然足以对机器工业有所帮助，但近代工业技术不断进步，使得手工操作日益受到限制。电厂的工作只要少数工人就足够用了。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工业，如汽车工业之类，工人手工劳动的价值仅占制造品成本的五分之一，那么手工劳动的报酬还不够吗？如果与中产阶级中的无数法官、医生、工程师、律师、官吏相比较，他们二十年的劳动收入，还有不及工人所得的。何况还有培养这些职业的教育费用，成本可不低呢。

    巴黎的多数工厂中，姑且以前述的汽车厂的工作为例。手工劳动的最低工资，每天已有六法郎。这是大学中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当助教的薪金。而工厂中的熟练工人，日薪还有达到十三四法郎的。

    在平民的幻想中，有一点是希望人类能在知识、智力水平上平等。他们认为工厂管理者收入过多，认为平常工人管理工厂或公司，和有学识的人是一样的。其实工人们已经有过这种经验。在能力方面的不足，他们应该有自知之明。工人们自创的企业做出成绩的，是可以数得过来的。

    这种嫉贤妒能的心理日渐普遍。大城市如布雷斯特、第戎、鲁贝、图卢兹，大多选举普通工人、车站的运输员、庸庸碌碌的人做市长和市议员。其结果的危害性，尽人皆知。财政大量消耗，政府组织被迅速破坏。所以改选时，人们都尽力摆脱、清除这些人。

    其他各地也得到同样的结果。阿尔萨斯·洛林的最近一次选举，在斯特拉斯堡、米卢斯两个城市都不再用工人。在米卢斯，出于行政混乱局面的考虑，市议会议员改选时，竟然没有一人再重新当选。

    民族只有接受经验教训，才能发现错误。经验虽然足以让人破产，但有时也应该推行。因为它有危害，同时也有好处。如果使法国全国的自治区全被社会党派的工人统治，必然会让全体民众产生对社会党的最深的厌恶。到那时，群众或许就能知道不平等是自然条件决定的；知道实际能力是最大的权威，是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根源；知道实力只属于具有高等知识的少数精英，如学者、工业家、艺术家、工程师、被选拔出来的工人等。更需要知道真正的资本是智慧，并不是那些只知道幻想的愚夫所能攫夺的。

    第四章 平民思想的新形式

    一

    就目前的结果所见，邮政员工的罢工与其他罢工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就远因观察，这件事是民族历史变革的一个新现象。

    一个社会将分化为无数个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只有爱本团体的心，而没有爱国心。如果有利于本团体，即使牺牲大众利益也不管。邮政员工的罢工已经证明这种小群体分化的开始。他们对待社会的其他人，就像对待围城中的人，务必让他们与外界断绝关系，忍受饥荒。即使因为这种公共生活的停顿导致社会的衰败，他们也不管不顾。

    这种以团体自私心理代替大众利益的事情，大多数外国人都感到惋惜。英国最重要的报纸《时报》说：“观察现在的罢工，表明法国国民的生活已经陷入一定的险恶状况。真令人惋惜。”

    如果欧洲现在的恐慌可以由战争顷刻间解决，那么法国的军事力量恐怕会在几天之内被消灭。真这样的话，那么一种可怕的灾害将不可避免。

    当此危难之际，一部分政府官吏却不忧虑，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常识，或者是没有哪怕一丁点的爱国心。

    一部分公民对于大众利益的蔑视，是这次罢工所得的教训之一。同时还有其他的教训。

    这次罢工的突如其来，是社会新力量形成的结果。它在暗中发生、成长、壮大，人们都看不见。等到这种力量自认为足够强大了，才在盛行于议会的国家主义面前挺立起来，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获得成功，以此来表明它足以承担责任。

    这种让人猝不及防的势力的增长，不只反对国家职权，而且也反对社会党的势力。社会党还在庆祝这次罢工的成功，真是盘算错了。

    邮政系统员工的罢工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国会逐渐失去民意，只知道订立没有意义的法律，苛刻地对待全社会的民众。

    人们大多知道邮局女员工到教堂做弥撒却被政府免职，大家都为这件事打抱不平。所以公众对于罢工者表示同情、接受，跟这件事未尝没有关系。

    这种平民意愿的新变化，把我们带进一个混乱倒退的时代。大革命时期曾经用自由的个体代替团体，现在团体又得到重建；当时也曾经废止人头税，以避免纠察；而现在纠察也恢复了，比从前的宗教苛政还严酷。旧日的苛政，现在都逐渐复苏，只不过是改变名目罢了。将来民众唯一的自由，恐怕只有怨恨我们现在的做法而已，工团管理下的政体不会容忍其他方面的自由了。

    这种罢工发生得突然，又缺乏理论基础，足以证明它发源于群众的一种新的心理状态。发布罢工宣言时，邮政员工自己都很难明白其中原因，这从他们的宣言中可以看出来。1909年3月19日《晨报》所载的罢工委员会中央会议的宣言说：“我们向来不把罢工当作保护职业的方法，这次罢工，是因为邮政部副部长塞班对我们女员工的侮辱，所以全体人员都抱不平。”

    显然，把这当作让一个国家的生活停滞的借口，罢工的理由不充分，邮政员工们不得不再寻找其他理由。于是他们找到增加个人福利这件事。所谓增加个人福利，也不过是把每三年自然晋职这一期限，提早三个月而已。这个理由也不充分。所以，实际上罢工是另有原因的。

    邮政员工的地位特别高，15年来，自认为已经是选举活动中的主要力量，他们所提的要求，没有不被满足的。他们的薪水比大多数官员都多，也比大多数工人优厚。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仅仅是初等教育；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又比其他人的简单。

    指挥罢工的人，年薪有6000法郎。即使成绩考核中最不好的员工，45年后也能有4400法郎。参与游行的员工也有5500法郎。养老金是薪水的三分之二。工作勤勉的员工，每三年能晋升一级。差一点的，晋升时间也不过就是被推迟三个月。当时，公布晋级令的时候，报纸已经表达了政府机关的宽容，因为晋级只有年限的标准。既然境遇已经如此优越，他们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是群众过分浮躁骄傲的心理导致的。

    《时报》论述过这件事的原因：“10年或12年来，历任部长、副部长都把博得属员的好感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对于属下人员的要求，部长、副部长们都认为是合于原则、易于实行的，于是加以承认。如果这种要求用命令的形式表示，尤其容易被满足。大概是当权者认为可以避免冲突。于是这种命令形式的要求成为常例，而其实是在酝酿更大的冲突。”

    政府官员对工会代表极尽谄媚之状。据说工会的领导者每星期都去政府官员家里吃饭，副部长对于人员的任用、升职以及下级官员的任免等事，都进行咨询。没过多久，他们因为某件事发生争论，双方之间态度冷淡。至于争论的原因，则是因为政府经费不足，无法满足工会日益增长的要求。这些工会人员，在这些政府官员面前习惯以主人自居，突然发现对方开始抵抗他们，哪有不愤怒的。因此在1909年3月12日，出于最琐细的理由，派代表去见部长，要求取消人员升迁的方法。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愤怒之下，他们吵吵嚷嚷地出了办公室，来到电报总局，鼓动人员闹事罢工。于是次日邮电人员聚集在一起，一致表决，决定实行罢工。

    这件事情的结果人们都知道了。政府在几天时间里也做了空泛无力的抵抗，并以开除作为威胁，而且也得到了议会的帮助。可是不久就完全屈膝宣告投降，态度实在卑下。掌握大权的政府竟然屈服于闹事官吏的命令。罢工代表宣告胜利时曾经说：“昨天我在国务总理办公室看着统治者们几乎要跪下来求我们平息冲突。我觉得我们的势力如此强健，是因为我们有决心。”

    罢工人员不久就明白了这次胜利的主要经验，所以他们的某位代表说：“因为这次运动，我们得以知道了‘主人’一词的意义。据我们的认识，现在已经没有‘主人’了。我们不是属员，而是与他们共事的人。我们是平等的。”

    这代表还真是有些过于谦虚。与其说邮政员工是共事的人，不如就称他们为主人较为恰当。

    其他人都知道了威胁的手段可以满足要求，没有所谓道德的约束加以抑制，于是都纷纷提出要求，即使城市中的警员也一样。

    工团的领袖P先生，是最富有经验的心理学者。自从经过这件事之后，他总结出一段理论：“执政者铸成了一个不可宽恕的大错，那就是让属员们知道了从前自己没有觉察的力量。”这个人明白纪律的价值，所以知道使官吏服从的方法。他曾对众人说，如果他命令将负责主要事务的官员丢进汽锅里，人们也会立即服从。幸运的是这种威胁性的措施实行得慢，否则就真的危险了。

    社会党派对于这次的胜利，也在他们最重要的报纸中进行了评述：“工人们既然知道自己拥有电报、电话、邮政系统等斗争武器，那么如此大的力量与其用在今天这种为满足一个特别要求，或免掉一个副部长职务的罢工上，不如用在决定性的时刻，为解放大众而奋斗。”

    既然已经走在退让的道路上，那么最终就会停止在堕落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报纸最近还刊载，国有大型企业的董事会将派一名书记加入宣告打破现有秩序的革命式联合会。这个报道暂时还不能辨别真假，但执政者的恐惧态度是可以想见的。

    倡议罢工的人的胜利虽然是暂时的，但他们将要达到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却是可怕的。现在仅就近的方面说一说。我们即将看到事实上早已经开始的社会秩序的完全破坏，财政及公共事务被颠覆。各种破坏的速度快慢固然不一样，但结果却是必然的。现在这个社会能够凭借的唯一的力量——道德，也已经全部被粉碎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的。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客不断以不可能达到的承诺讨好选举人。现在，选举委员会、小学教师和酒商们，已经成为我们的真正主人。有他们这种共事的人，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一切秩序、一切纪律、一切对于公共事业的忠诚都逐渐毁灭，将来必定会重蹈罗马、雅典和意大利共和国的覆辙，用扰乱社会秩序来为最残酷的独裁政体做准备。

    二

    对于邮政系统员工罢工所造成的混乱状况，也应当寻找解决的办法。但政客们沉浸于法律万能的空虚幻想里不能自拔，于是建议用法律来惩治骚乱。政府于是提出限制官员地位的法律，用于惩治罢工的官员。向来以严肃闻名的某家报纸也认为这方法有效。但试问，万人罢工也能用免职或坐牢阻止吗？没有人相信这种可能的。最近这次罢工，也曾经用免职来威胁，有效吗？没有。

    他们解决的方法可不止这一种。议会在进行讨论时，愚蠢的更多。某位思想简单的议员甚至建议把副部长管理具体事务改成部长管理。

    其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种。当时第二次罢工发生之后也曾被迫使用过。电业罢工时，如果不是段长们怯懦，邮政系统罢工又怎么会相继发生？比如一支军队，敌人在前，逃跑又不可能，于是只有两种态度可供选择，或者自己过去接受俘虏，或者战斗。如果选择退让，就等于听任胜利一方的处分。如果选择御敌，或许还可以战胜；即使败了，结果也不过跟前面所说的一样，而且还能保持名誉呢。由此可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与议会同心协力，与罢工的团体力量战斗。

    电业员工、铁路员工和其他政府官员或许会与邮政员工联合在一起，民众生活或许会被扰乱，巴黎在几天之内或许会发生饥荒，战斗也或许会很严酷，但胜利是必然的。如果一味怯懦退让，那么将来就会有不可避免的战斗。而且今天军队还值得依赖，将来或许连军队都靠不住了。秩序和革命这两种原则是不能并立的。一个民族经过的动荡再多，但也没见过谁能一直处在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革命的环境中，还能生存发展的。这个办法非常好，然而政府不敢采用。因为有几个部长在没进入政府之前，就曾经煽动罢工。他们与罢工人员是互相通气的，又怎么敢抵抗呢？

    那么这种社会力量的对抗不能得到缓和、解决吗？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对抗仅仅具有表面上和解的可能。从实际情况而言，困难重重。因为其中一方的力量是出于情感的，不能用理性来触动。怨恨、愤怒、羡慕、渴望，以及口号的魔力，被另外的力量约束，不是理性所能达到的。

    由此可见，需要发生改变的是精神，而非政治制度。而精神由经济需要产生，常常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

    改变群众的错误心理状态，平复他们的嫉妒和愤怒情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当前的这些政客，距离明白社会不能任意改造、国家并非万能的宗教、民族改革要根据群众心理的发展进化的那一天还很远呢。

    现在的邮政员工罢工所体现的工团主义是最危险的。所谓危险，并不是指他们追求财富的目的，而是说他们的纪律和毅力。今天的议会已经失去信用，各个党派分化成没有实力的小团体，还怎么抵抗呢？

    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观察，一个社会常常被这样一些果敢的人掌握，他们被一种虽然没有实际价值，但却很强健的希望控制。大帝国的灭亡和能统治人类精神世界的宗教的创立，都是这样的人造成的。

    新观点在哲学理论上的薄弱，并不能妨碍它的传播，因为有纪律和自由意志保护着它。而使它变得可怕，让人畏惧，哪怕仅仅是维持现状，就已经足以创造一种新权力。所谓权力，大体上就是一种势力的延续。

    第五章 失去人心的议会和竞卖加价方法

    一

    法国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砍掉反对派的头还没有成为一种习惯，而圣茹斯特已经在觊觎德穆兰的人头，只是还无法办到。这位著名的政论家在生命将尽之前，在《老科德利埃报》中发表了最后一次意见。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没看过，我如果不是偶然发现共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793年12月20日）的那一期，也不会知道。

    这篇文章证明革命的最初阶段，那种竞卖加价方法正在严重地危害民主政治。德穆兰对此感到忧虑，于是举罗马时代的一个故事来反驳这一方法。

    这位著名的政论家说，当时罗马有一个共产派议员名叫格拉古，常常向人们承诺不可能实行的事情，人心逐渐归附于他。他因此被元老院忌惮。元老院为了保持威望，反对这共产议员，于是贿赂收买了一个无党派的人，名叫德鲁苏斯，用加价法诋毁格拉古。如果格拉古要用4苏一磅把面包卖给平民，德鲁苏斯就比他的价格低2苏。这就是大致的方法。没过多久，格拉古就失去人心，以致那些昔日崇拜他的人，群起而攻之，一同打碎他的头颅。元老院的得意之状，是可想而知的。格拉古死时，很少有人怜悯他，后世人更是不关心这件事了。

    这就是故事的大意。这位著名政论家的论证竟然没有能听懂的人。处在现在这种不断加价的情况之下，民主政治必定会陷入粗暴、动荡、混乱的境地，岌岌可危。

    从表面上看，加价方法是战胜敌人的良方。社会党的议员许诺在该党获胜之后，给各位选举人6000法郎的年薪，那么别人也可以让数目翻倍，再答应赠送一辆从中产者手里抢来的汽车。大家的许诺都像真的一样，加价法就这样没了限度。但如果最后兑现时差得太多，也是有害的。

    加价方法这么方便，所以政客们随意使用，这已经成为积习，直到现在人们才觉出它危害很多。

    许诺很容易，兑现却很难。许诺的人固然可以借口政党反对而稍微延缓期限，但最终必然会被选举人发觉，发现受到了他们的欺骗。现在议员因为加价法而失去民心的已经不在少数了。

    这种立法家，当然不能说他们没有热心，只是因为没人能创造不可能的东西。何况他们所许诺的，的确是不可能办到的。他们所订的法律，总是与自然需要相抵触，不但不能救济民众，反而会日益加深痛苦。不断地加价，比如议院已经表决了每年要耗费8亿法郎的工人养老法之后，又表决了每年需要耗费2亿法郎的铁路人员养老法。如此种种，相关人士是明知道这种决定的谬误的，所以才听任上议院核减数目。

    民众刚开始还被华丽的许诺欺骗，现在已经有所觉悟了。当选人在选举者投票时，表现得非常谦卑，现在对弱者却非常强暴。而且他们的承诺也很难实现。在今天的情况下，议员一方面是他们的选举委员会的奴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为他投票却没有兑现承诺的人来说又是暴君。所以他们的地位不见得有什么好羡慕的。庞加莱所描写的外省一个公证人的生活可以作为借鉴：

    “他曾经抱有很多幻想，但很快就都破灭了。刚开始他受选举委员会的左右，等到当选之后，他也试着摆脱他们，自主做事。但人们告诉他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他不得不也加入一个党派，寻求依靠。于是，同党或者有关联的人要求得到棕榈勋章、请求救济帮助、谋求职位的信件纷至沓来，他又怎么能不受外力胁迫呢？”

    没过多久，他当了部长。刚刚任命，就有二十多个想要谋取显赫职位的热血青年找到他。尽管他勉力地拒绝，但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们做主管事务的正副官员、协理官员和办公人员。

    在他的理想中，也想实现治理社会的目的。但现实中内阁会议的集会就使他绝望了。他只好尽力避免麻烦，好让自己能任职时间长一些。即便如此，他还是免不了下台。对于这种境遇，这个人又疲倦又厌恶，于是偷偷回家乡去了。

    有一种议员，刚刚进入议会时，也意气风发；等到融入群众之后，就变得无能为力，进而无所作为了。左派政党议员拉博里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发表如下的意见：“议员关心公共利益的主动态度，竟然等同于零。”

    议会行事没有标准，没有秩序，没有诚意，不能监督那些用欺骗行为获得表决的方法。议员因为对选举人施舍了所谓公平正义的恩惠，所以都得到部长的认可。

    议会和政府都被日渐强大的民主政治要求，以及财政界少数保护自身利益的财阀所挟制。所谓的政治生活，就是用加价法和贿赂三种强权来不断调解社会矛盾。其中两种强权，是过激的民主政治和金钱。

    议会根据眼前利益，轻率地表决通过法律。四年中，让我得到如下教训，即议会中那些具有良好意志和正直思想的人，都是徒劳无功的。

    二

    加价方法的使用是人们厌恶议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具有这种反对心理的公民非常多，后面另有论述。现在所说的，是由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行为。

    出于加价的心理习惯，人们自然而然地向威胁行为妥协。大家都担心别人退让，所以自己先退让。考察威胁的来源，常发生在工人之中。所以议会不问反响，不怕招致怨尤，制定了很多社会法律。

    这种可怕的社会法律给整个社会带来龌龊腐败的东西，给财政带来沉重负累，也严重妨碍了工业发展。某个大的海上航业公司总经理，最近论述海洋航运衰落的可悲局面，基本上就是这种法律造成的。这种规定限制了工业发展的道路，使各个工厂都不再使用学徒，导致儿童犯罪的人数以千计。老人的救济费用，每年需要9000万法郎。根据正式报告，这些费用都是选举人的津贴。如果加上在酿酒业花费的上亿法郎，工人养老法上花费的几亿法郎，以及预算费用和工业发展的重负，还有出于个人利益因为担心而加价，最终结果也就清楚了。

    立法者们都不考虑通过一项法律的后果，还用说吗？往往表面看来不重要的法律，其耗费却是非常大的。根据1908年4月2日巴黎《市政公报》所载某市议员的报告内容，新制定的工人法律的结果，是使市政部门每年要付60万法郎给为水力工厂供给煤炭的公司。

    市议会想要诉苦似乎并不合适。因为市议员们使用加价方法，并不下于政客们。根据《环球报》所载，巴黎市议会实行的所谓的人道主义方法，致使巴黎各个电车公司的股东年损失7500万法郎。电车公司发现资本全部被消灭，营业只有损失，所以不分配红利给股东。社会党对这种情况必定会叫好。但恐怕将来股东们罢工，市政局将不得不自己维持公共事务的运作。那么受损失的，将是一切纳税人，即使社会党也包含其中。到那时候，这些人才会明白经济规律的威力吧，然而也为时已晚了。

    现在，加价方法、人道主义和恐惧心理已经是控制我们的因素了，即使加以批驳，也不见得有用。这种危害只在没有固定心理特质的民族中流行，而民族的衰败也将随之而来。

    三

    议会失去人心的主要原因已经很容易明白了。由随便承诺而产生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这是其一。为实现这种不可能的承诺而勉强进行的行为，以及搅乱商业、工业、财政生活，这是其二。为了实现承诺而虐待不同阶级的人，这是其三。让所有信仰国家威严权力的人失望，这是其四。

    现在就对社会各界都反对议会势力的扩展这一现象进行论述。

    教徒和旧教信徒们反对议会就不用说了。他们是国民中的大多数。议会先是掠夺他们，接着是包围搜查，最后是虐待，以让他们向压制自己的人表示好感。哪有这样的事呢？所以他们反对的理由很正当了。

    在小学教师和大多数官吏中出现反对的情况，理由固然不太合适，但他们也是出于同样一种厌恶的情绪。其实，再也没有能像现在的共和政府这样，为小学教师们考虑的人了；但结果令人失望的程度，也没有像现在的共和政府这样的了。近来小学教师联合会加入了劳动革命联合会，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现在纯粹的官吏人数约为八十万。他们的要求越被满足，反对的势力就越大。如果不能加以控制，将来必定会使我们受更大的危害。不只为预算带来极大负累，而且他们将取代其他所有权力，在国家中形成许多小王国。如果他们的欲望得逞，政府暂时可以依靠他们的力量。一旦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就会像邮政员工那样，纷纷起来反对了。官员们现在所要求的，是取消各部的权力，把它们分散到行政机关，让政府成为行政机构官僚们的专制垄断组织。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还不如拥立一个暴君。因为暴君弄权也只是暂时的，不会太久，人们还可以期待结束的那天；至于这种无名的专制统治，和不可能被消灭的官僚苛政，是足以让我们断绝希望的。

    然而我们已经被这种情况胁迫，处于不能自主的境遇里了。试想百年之中，在法国，我们已经推翻了多少政体、多少元首、多少部长，到现在为止，只有官员们的势力没有被触动。无论何种荒废、颓败的形势，都只看见他们的势力在增大。所以将来，他们成为我们的唯一主人的那一天，是指日可待了。

    四

    20年来，工人从立法者那里得到的好处，并不少于小学教师和官吏。然而立法者们要面对的最激烈的敌人，也还是工人。不必成为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学者，也已经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了。这是群众心理中铁的规律的结果。群众只知道恭敬服从于一个强势的政府，对于通过威胁手段所得的满足，决不会感恩。蔑视懦弱者，常是这些人的规则。

    广义上说的工人，狭义上说的劳动联合会，都反对议会，这一点毋庸辨析。他们反对立法者的愤恨情绪普遍指向各个党派，尤其愤恨社会党；对于教会党则稍显宽容，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状态与这些人相近。

    现在，工人们梦想在激进的民主专制政体之前，树立起一个平民专制政体。他们深信凭借自己的神秘能力，劳动阶级可以实现中产阶级所不能实现的普遍幸福。

    罗素先生说，早听说过议员们都有许愿的本事，又天天听议员们宣称，民众是一切事物的主人，享有一切权利，没有义务。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愿望就能达成。现在，大多数群众都已经相信了这一点：议员是他们的臣仆。

    “不需要政客，不需要议会，只要直接行动就够了。”这是今天的平民领袖的箴言。

    社会党成员也感到了反对情绪在逐渐增长，也曾经试着用谄谀方法来取得民众的宽容和接纳，然而最终归于失败了，甚至都不敢出席工人大会。即使偶然出席发言，也必定会被人呵斥。1909年5月21日《时报》所载巴黎议院的德让特参加工人会议而遭到羞辱，就可以证明了。

    五

    工业家和资本家反对的理由不同，然而却非常正当。因为他们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源泉。他们不能对政府表示好感，不仅是因为政府不曾保护他们不受破毁焚烧，以及其他种种暴行，而且还因为苛刻的社会法律正逐渐妨碍工业发展。而现在，他们只是在等待最苛刻的租税来把他们产业剥夺尽了而已。

    博丹在《实际政策》一书中说，现在人们不想宽容对待的原因，是“社会已经不是由精英们所代表”。就表面而言，这句话似乎是对的。然而，对于精英的需要程度，再也没有比今天更迫切了。精英的职责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将要大大增加。没有精英，就没有科学，没有工业，就没有物质文明。这样的社会，是属于窘迫、困苦的奴仆们的低层次平等，是社会党所希望的最衰败的情况。

    由此可见，议会已经自己创造出这么多不同的敌人。这么多阶级都表示出厌恶态度，唯一没有反对的，只有中产阶级。他们不反对，是因为漠不关心，冷淡对待。我常常引用多尼亚克先生的话，现在再举他的说法如下：

    “法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很多，已经被多次革命影响，对于各种政体都冷静、平淡地对待。”

    既不是保皇党，也不是君主主义者，更不是共和党。他们向共和国投票，是因为现在是共和国。他们有最强的保守性。但他们所保守的，是现在存在的事物。他们也有很深的忠诚度。但他们所愿意表现忠诚的，是能给他们提供平和安宁环境的人。如果某个政权失败了，他们就会变得像不认识那些人一样，因为那些人现在已经没用了。

    议会令人失望的原因，是外省议员的暴虐行为。他们想要当选，不得不把委员会的怨恨变成自己的怨恨。对于非本党的公民，一定会残酷对待。卢贝在当总统之前，也当过下院议员。《新闻报》所载的对他的访问说：“在县区选举中的单选法，使代表制堕落到可悲的程度，还怎么指望保持呢？这种选举制在外省已经改变了形式，它所造成的危害，巴黎人竟然还不能理解。”

    “不给我投票的人就是我的仇敌”已经成了一句口号，没有人会违反。冰雹降在对手的田地中，或者他们的牲畜遭受瘟疫而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只有必要的选举者才享有抚恤金，其他人是不能得到的。家产颓败只是咎由自取，谁让他们不在选举获胜者的行列呢？在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国，这种风尚可以长久存在，但已经超过了一定限度。恐怕不平之声最终将变成普遍的舆论声音。

    智慧超群的人对如下议院的态度已经非常严厉了，从均选共和委员会的宣言就可以看出来。署名的都是学院、大学、工人界、律师会的知名人士，如卡诺、布夏尔、克洛斯特、达斯特、班勒卫、阿尔芒、迪尔、福雷等。这个“等”字之中，大约有50位这样的优秀人物。这宣言的深刻含义是，精英们正受着过度压制，这宣言是在鸣不平了。现在节录宣言如下：

    “县区单选制的沿袭使用，使得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败坏的政治、选举风俗一直存在。比如当选官吏的人品，行政上的专制行为，法律执行中的专制行为，用私人恩惠代替公平正义，公共事务的混乱，个人私利重于公共利益等情况，数不胜数。应该解放那些被迫服从议会的议员，彻底执行选举权，应该使人们有道德和尊严，应该用观念的斗争代替人的竞争。”

    六

    议会制既然有这么深的积弊，为什么还能存在呢？因为它是文明民族唯一可行的制度，所以各国都采用。无论议会制的元首是世袭的君主，如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还是选举出来的首领，如法国、美国等，立法者常是议会，管理者常是部长。欧洲最后的专制政府，如俄国、土耳其两国，最终也不能免于采用议会制，可见别无他法。

    如果一种制度与时代不适应，那么就应该追求改善之道。应该改革议员选举法，使议员能够取得相对于选举人的独立性。用我前面所说的方法，反对有危险的官吏队伍。使这些人和私人企业的员工一样，登记录用的时候，不用先约定什么，这样就能像更换奴仆一样，很容易就更换人员，他们就不至于像主人一样乖戾倨傲。

    改善议会制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统治者应该有起码的毅力，不要借口缓和局势而与闹事者缔结和约。大赦的法令不断颁行，而闹事的人、放火的人、毁坏公共财物的人却越聚集越多。前面举的例子已经非常多了，我不理解执掌权柄的人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软弱的危害呢？

    政府不断发布安抚的公告，事变还是多次发生。总的算下来，社会状况更加严重。1907年有南方两个郡的叛乱，以及军人哗变。1908年有德拉韦伊的持械暴动。1909年有邮政人员、海航人员罢工。梅鲁及马扎梅两处的革命罢工，使用了各种毁坏方法，甚至还有用炸药炸毁航船的。1910年有马赛的海航人员罢工。真是不胜枚举。

    如果我们的统治者这样软弱，当然不足以寄托民心。如果变乱的状态不断严重，而维持秩序的党派又一直软弱，恐怕无政府主义终将获胜。

    第六章 专制政治的进步

    一

    共产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是向绝对的专制主义的进化，是当代政治的特征之一。某家大报纸举了一个例子如下：

    最近，在赛特发生了一件工团苛刻对待工人的事情。有12名工人被工团逼到不能劳动的境遇。换句话说，让他们不能生活。那么这些工人犯了什么罪呢？因为他们在最近举行的罢工中，不愿意附和众人而接受了别人的雇用。

    其他地方受工团迫害的情况，都没有赛特这个城市严重。因为赛特原本就是一个贫困城市，现在又被经济恐慌所累。船运工人们的希望非常奢侈，所以罢工也就很频繁。结果现在，罢工已经把我国地中海边第二海港城市破坏无余。穷困的情况日渐严重，海岸荒凉，都看不见有航船进入港口。

    类似的事情不仅在这一个地方出现，各地都能见到。刚开始还只是偶然发生的情况，现在却已经变成平常的事情了。

    现象这么普遍，必定有它的原因。政治和社会事件是不会自己发生的，常常是前面出现过的现象的积累和发展。

    从大革命时代一直到现在，政治辩论家的演说常宣称专制的可憎，以及自由的可爱。同时期的历史反应则相反，憎恶自由，尤其憎恶别人的自由，并且热爱苛政。我们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围绕着什么党派在施行苛政，以及什么人在对这种苛政逆来顺受的问题进行的。自从路易十四以来，社会没有仁爱可言。当时的国家任意虐待新教徒和詹森主义教徒。今天，对待思想不同的人，也是用同一种方法，而且剥削他们的产业。我们这些小的暴君，固然不足以和路易十四相比，但他们统治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工团，是君主帝制思想的延续者。

    法国所有党派都具有相同程度的粗暴的不宽容，以及相似的暴力倾向。法盖说得好：“最开始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时候，教授的就是憎恶各种公民的观点。人们都知道无数小学教师在平民中鼓励这种情绪，真是热心啊。”

    对专制的强烈嗜好以及对宽容的憎恶，是社会各种人所表达出来的情绪，我们只能顺从接受。最初被贵族和国王使用，接着被中产阶级继承，现在的专制权力则掌握在平民手中。要实现专制，一定还要有这些人特有的激烈手段作为辅助。这种激烈手段，社会党派还没感觉到不快。这从他们向主人谄媚求荣的状态可以看出来。那些谄媚的话，只有黑人奴隶主从各个奴隶的口中听说过，其他的时候还真没有。

    一群人聚在酒店里，推杯换盏酒气缭绕的情况下，由工团的领导者提出的一切决定，政党成员都谨小慎微地听从。这种领导者和跟随他们的群众，蛊惑煽动的力量非常可怕。忠实于这种主人非常不容易，即使永远跪在他们面前，结果也是一样的。原始人不知道什么是不公平、荒诞和无能。只是这些人是大多数，自然应该服从多数人的嗜好和欲望，应该表决通过一些没有关系的法律，丢弃习惯，蔑视经济需要，反对自然规律，只顾一时的煽动和眼前利益。

    这种煽动行为代表了工团和革命主义的意志，领导者中最有势力的人是劳动联合会的几名领袖。他们的专制权力之大，可以让社会党失色。但这种领导者的心理状态非常卑劣，德沙内尔在演说中曾经解析了其中的要素：“这些人的心理要素是专断的、贵族的和神秘的。”

    所谓专断，可以从他们蔑视议会制度，以及劳动联合会的专制领导方式看出来。所谓贵族，可以从他们轻视普选制度和民主政治看出来。所谓神秘，可以从他们相信社会将有大变革、新社会将因他们而诞生看出来。这些人自称不信神话，然而其实他们自己就生活在一个神话之中，和原始人相同。只不过神奇已经换了位置，改变了形式，平常的事情变成了神奇而已。

    简单的想法代表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完全退化，代表了一种向野蛮的原始时代的复古。这就是被共产主义支配的时代。人类想要冲出这个时代，已经大费力气了。

    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和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与最初的基督教徒有很多相似之处。犹太的预言家也曾反对富人，并且先告诉人们公道和平等的时代是可以期待的。教会的神父也曾与圣·巴西莱、圣·让·克里索斯多姆等宣称富人是盗贼。

    二

    对苛政的需要是我们民族的心理因素中所具有的一种情感。如果不信，可以看看同一种制度在其他民族那里所得到的结果。

    不妨就举一个在各民族中都得到发展的工团主义来证明。在法国，这种主义成为一种激烈暴力的武器，煽动怨恨情绪，鼓吹暴乱，反对爱国、对抗军队，导致社会解体，危害了国家的存在。而在英国，工团主义则是一种调和资本家工厂主和工人的平和的制度，并不鼓吹怨恨和骚乱，与我们恰好相反了。

    我国的工人代表团到英国调查，见到这种现象，感触很深。现在节录他们的报告如下：

    “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行为作风，我们非常惊异。他们极力向我们表达出平和友爱的精神，没有人对英国政府表示厌恶。在曼彻斯特城的劳动者聚会中，曾几次见到工友们举杯祝愿国王健康，跟我们动辄批评本国的情形完全不同。我们见工友们去参加工厂举办的招待宴会，工厂主的团体和工团之间的交际，似乎比外交官之间的交际还礼貌周到。”

    这种新时代的“宗教”能否发生，我不知道；如果有，并且能赋予我们以拉丁民族所缺少的宽容气度以及对专制的憎恶，我们将赞不绝口。

    工人领导者们所实行的政治行为的结果，如果用暴乱或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都能看到。然而还有一种最危险的结果，是人们看不到的。这些人持续不断的政治行动及其结果的不断积聚，将使公共事务和工业慢慢解体。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活的要素的解体。

    处在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下，劳动减少，成本增加。由于这种恐惧心理的主宰，自从电业工人罢工以来，人们不敢有最微小的举动。兵工厂造船甚至要五年之久，而英国人仅需要三年就足够完成了。

    这种情况渗透社会生活，波及非常广，政府机关自认无能，不能尽职尽责的情况势必越来越普遍。官员们只顾个人利益，不过问公共事业。细节上的疏忽以及对整个机体的微小破坏不断积聚，导致灾害时常发生。数年之中，海军销毁了六艘大的军舰，这不能说是纯粹意外的天灾。

    它有很多情况与民主专政相辅相成，如苛刻地对待教会、剥削私人财产、反对工商业发展等。现在又实行了所得税，税额是百年来法国所没见过的，于是成为压制个人的最大武器。经济学者们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德隆布尔所著的论文分析了多次，都说这种税破坏财政，而且不能减轻任何一个人的负担。那些社会党也知道这点，但他们深爱这种方法。他们大概是想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排除异党，使他们难堪；另一个是用财政方面的检查，随时了解财产数目，以便像没收教会财产一样故技重施，全部或慢慢掠夺民众财产。但这种法律暂时只能起到压制异己、减轻同党负担的作用；等到将来，这种财产检察制度实行之后，必然导致民众的嫌恶反对，民主的国家制度将与它同归于尽了。这种情况社会党还没来得及疑虑。其实他们应该知道，羊虽然软弱，但逼得太急，也可能被激怒。只不过这些人心中的专制欲望太强烈，蒙蔽了内心，所以也不值得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

    三

    倾向于粗暴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蔑视自由，是法国的普遍风尚，这一点毋庸讳言。但这中间仍然有一些追求自由的具有智慧的精英，他们不愿意虐待、奴役民众。只是这样的精英人数非常少，不足以组成有势力的政党。而且现在，他们的数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逐渐减少。

    据此，一个难题出现了：为什么数目本来就很少的精英还在减少？议员和选举人之中，不乏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如教授、医生、工业家、工程师等，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主张最激烈的颠覆学说的人呢？为什么革命主义、反爱国主义、反军队主义的传播者和领袖，大多在大学中发展呢？

    如果说知识、能力与教育无关，或者说人的聪明之处不仅仅表现在知识水平上，似乎不能作为令人满意的答案。决定这种心理状态的原因颇为复杂，最主要的一点，是恐惧已成为议会表决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这个我前面已经说明了。前社会党议员傅立叶曾说：“我们当中，从最激烈的政治派别到最纯粹的议会派政党，都戴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枷锁。对于社会的教师，我们曾经向他们许诺天堂，可是现在，我们把这些信徒带向什么地方了呢？”

    议员被选举委员会的声势恐吓、威胁，但他们又觉得委员会看起来畏畏缩缩，似乎不敢做什么，不能尽量讨好平民，于是他们试着超过委员会。他们想要让民众听到自己的声音，只好大声喊叫以超过竞争对手。结果说得太久了，不觉之间就连他们自己也相信了做不到的承诺。

    我想说明的原因不止这一点，还有拉丁民族想用法律改造社会的错误想法。一切党派都相信法律可以救治每个人的主要痛苦，议员们也都有想要对社会有所作为的志愿。但社会的需要有多复杂，他们大多是不知道的。他们统治、管理社会，就像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医生给人治病随意放血一样错误。

    这种认为国家法律万能的观念，在法国已经成为宗教信仰一样的确定观点。无论你怎么证明，都不能削弱民众对它的信心。布尔多曾经分析过一位大学教授阐述国家职责的书。据这位教授所述，国家应保证人民幸福，及其在这世界上的平安、健康；国家履行职责应当像中世纪的教会一样。我们的民主政治教育家里竟然有这样的人。而像他一样生活在幻想之中，不知道社会的实际领导者的，还大有人在呢。

    国家垄断主义对社会党的影响非常深，他们甚至主张国家可以插手一切事务，而不必顾惜一切契约和社会权利，国家可以任性行事。

    这种心理状态，只有非洲黑人奴隶主才会有。然而黑人奴隶主有时候还会考虑取信于民，而在社会党看来，国家可以完全不必考虑这些。社会党领袖最近在议会上已经发表了这种主张。某位部长曾答辩说：

    “国家和公司订立一个合同，当双方发生争端的时候，却只有一方有解释权。做事能这样容易吗？国家用全国民众的名义与私人订立契约，却在次日或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违约，那么国家的信义何在呢？”

    这个道理非常明晰，却竟然还要进行辩论，足以证明专制言论对人心的诱惑程度之大。

    四

    根据前面的观察，立法者的心理状态已经有所表现，并且也做了大略的解说。而那些中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又来自何方呢？

    他们没有省察世界、描绘想象未来的能力，只好采用几种流行的观点掩盖平庸的思想。“与时代同行，做进步的人”等口号的意义，这种人怎么会知道。况且法国人都是国家党，具有从众心理，不会自己表现出差异。所以教会党、社会党、保皇党等各党派中的中产阶级，都同意要求用法律改造社会。社会党于是综合这种普遍的社会倾向，以最快的速度在中产阶级中传播。

    除了前面所举的现在中产阶级的心理原因外，还应该加上他们对传统习惯的表面厌恶。没有人比中产阶级更习惯受传统的束缚，也没有人比中产阶级更憎恶传统习惯的束缚。他们明知道传统习惯的势力非常强大，不能消灭，却还是要憎恶它们，就像奴隶憎恶奴隶主一样，可同时却又不免服从于主人。

    那些通达事理的人，也屈服于新的如宗教一样的普通而激进的民主党派，就像亚洲国家那些幸臣如奴仆一样听从专制君主一样，这原因也很复杂。偶尔也有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抛弃主人而不服从的，比如比利时的社会党的一个前首领、上议院议员皮卡德，他曾经在公告信函中公开表达了这个意思，现在节录如下：

    “我并不想离开工党，我想要离开的，是一个骚动的团体。有学识懂道理的人被传统习惯所累，跟随其后，而且出于恐惧、怯懦的心理原因，不得不采取不可避免的竞卖加价方法。我向来反对这种不宽容，出于保持人格榜样的考虑，我不愿意妥协屈服。这个‘教会’想要招募奴隶，可以到别处去找找。”

    社会党的这个“教会”想要招募奴隶并不难。有了这种心理因素的发展，愿意接受比君主专制更可怕的苛政的人还有很多。今天固然还有人愿意为自由进行理论上的辩护，但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都被专制主义诱惑，辩护还能有什么用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