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党的幻想

    一

    社会党的理论和我们所能看到的，蓬勃发展于各处的社会连带主义迥然不同。前者是我们所讨论的观点，而后者并不是由社会党的理论产生的。这些运动的进行，对社会党颇为不利。在国家的强硬统治下建立的平等，不仅不能改变工人的命运，而且还会阻碍社会进步。

    我们反驳社会党的理论，并不是要攻击社会连带主义。大家都知道工人界的精神，他们带来了物质进步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他们为了一定目的而尽力做很多事情，比如设立灾害保险，建造工人宿舍，推行养老金制度，发展卫生和教育，实行农业信贷，发展慈善互助事业等，这些都是普遍关怀社会的依据。但这不是社会民主，而是社会义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之前，社会党的派别非常多。这些年来，共产主义势力迅速扩大，似乎有取代各派别的势头。他们把持议会，常常鼓动、诱惑代表们表决。只不过这样得来的胜利不能持久。所以近些年来，德、法两国出现了一种逐渐扩张的新理论，名为工团主义，现在这种理论正在侵略工人界，完全挫败、摧毁共产主义。

    这两种理论明显不同。工团主义成员极力宣称两者有所区别，而共产主义成员则对此讳莫如深。尽管共产主义成员一再卑屈退让，工团主义成员仍然不罢休。所以，在党报上以及各种大会中，他们经常会发表言论，声明二者的不同。

    亚眠（法国北部城市，工业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学城）的大会，有一千多名工团党成员参与，并派遣了四百名代表。有人建议工团党和社会党接近，几乎被全场一致否决。

    工团党通常认为共产主义是幻想。一位有势力的工团党成员曾在1907年的大会中对法国社会党领袖说：“你们的理论纯粹是空想。你们大概是想要赋予国家政权所无法承载的价值。你们总是期盼将来，但即使在将来，你们也不能建造一个完美社会，不能赋予工人管理生产和交易的能力。你们只能是暂时的主宰者。你们能掌握的只是从前中产阶级所掌握的权力。你们能集中法律，但你们不能让工人代替资本家。既然不能改变群众心理、改变民族情感、增长群众能力、创造生活的新标准，那么把政权交给几个政客来操纵，是想要干什么呢？请你告诉我吧！”

    不只法国的情形是这样，德国的工团党和社会党也已经分离。1906年曼海姆大会，社会党和工团党聚会时，倍倍尔想要保留自己的一点权威，竟然完全失败了。而工团党在报纸上则高傲地拒绝社会主义联盟。其中一家报纸说：

    社会主义意在扩张行政制度的权力，管辖社会事务，对于个人行动所不能达到，希望以权势进行干涉。这是软弱无力的原则，只有积贫积弱的民族、经济衰败的国家才会这样。

    这个道理数年前只有少数心理学家知道，现在工人们也知道了。对于评论家们主张的民主专制代替中产阶级的空论，社会党中有见识的人大多反对。伯恩斯坦说，平民的专制，犹如俱乐部里的演说家和文学家的专制。

    社会党见工团党频繁攻击，不得不忍耐最激烈的言论，如反对爱国主义。他们的党报在第一版画了一幅画，寓意工人撕碎了写满我们光荣历史的国旗。但这种最卑屈的退让，还是不能阻止社会主义的解体。现在他们只能在一些小教堂里互相对骂了。

    他们的理论派报纸叹息党内的政见不一，对自己也有所忏悔和反省。1908年1月15日《社会主义运动报》说：

    社会主义已经逐渐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恐慌。它在20世纪发动了很多启发希望的光荣运动，现在却在向最可悲的破产境遇行进。工人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身边，竟繁殖了很多怪异的、毒菌一样的社会主义阻碍它的生长。前面已经有国家社会主义等附带各种形容词的社会主义；现在又有爱国的社会主义。那么照此看来，资本社会主义会在何时出现呢？

    共产主义的空想色彩已经被多数人发现，然而仍不能阻止它在议会中壮大声势，以及订立有危害的法律，所以我在本章专门论述它的危害，至于工团党则在另外的章节论述。工团运动的危害也不小于共产主义。大概后者来自空想，而前者则产生于近代的经济需要。

    二

    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抑制天然的平等，建立社会地位的平等。达到的办法，则是废除产业和个人财产，以及所有工业由国家管理。这个理想代表历来穷人反对富人、无能者反对有能力者的冲突形式。这种情况有史以来就存在，一切民族都知道。古希腊就是因此而失去独立，古罗马就是因此而导致共和国的覆亡及帝国的建立。

    法国革命不太热衷于社会主义。他们最开始固然已经宣布了平等，但在没收贵族和教会资产之后，便急忙宣布产业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虽然也有几次财产公有的尝试，但随即这一理想的传播者就被砍头了，为的是让这种思潮停止。

    近代的社会主义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成一种宗教性质的理论，我在《社会心理》一书中已经说明，兹不赘述。

    在政治和宗教中，空泛无意义的说法最为有益，每个人都可以任意解释它。社会主义的含义模糊不清。生活适意的人，就说它是改良平民生活的一种理想；境遇不好的人，则说它代表了不公平。赚1500法郎的雇员认为加薪太慢，做杂役的人觉得没人知道自己的能力，酒商看见有竞争者在自己附近开店，都可以成为社会党员。至于理论家，则说它是一种强制取代当前社会形式的组织。只是社会组织的定义因人而异罢了。

    社会主义的主要性质是一种对优秀的积恨。如出众的才艺、优厚的资产、杰出的智慧，都足以引来嫉妒。

    持这一主张的人则说它能代替古代的宗教神明，能形成一种可以改变不公平命运的神秘力量。所以共产主义才能凝聚新的信心，要在旧社会的残余基础上，再造一个像从前那样的，人人可以永远享受幸福的天堂一般的世界。

    这种荒谬、虚妄说法的不足取，早就妨碍了自身的传播。因为它能宽慰那种散布最多的低级本能。那些明确的诋毁，经由希望而不由推想。即使不合理论，但只要改变一定人的心理，就可以得势。传播的任务，就是引发这种改变。社会主义从没缺少过这一点。

    考察它普及的效果，能让我们想起基督教开始传播的时候。基督教理论虽然弱小，虽然也经过哲学的驳斥，但还是利用诱导和濡染进行传播。影响所及，连杰出人物也信奉。

    社会主义能取得成效的要因，则在于当它出现的时候，恰好赶上人类已经不相信旧的理论，开始寻求新的神灵。宗教神明有消灭的时候，但宗教心理却一直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没有宗教就不能生存。换句话说，没有希望就不能生存。

    这种心理状态，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人都一样。如果有人不信神灵，必然会崇拜偶像。这是社会党的“宗教”能在中产阶级和平民中同时成功的原因。新的信心的魔法般的力量致使聪明睿智的人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正确，而不知道反对强硬的诡辩家的方法。这些人已经被恐惧心理和空泛的人道主义控制。人道主义是利己主义的简单形式，也是衰败的象征。这一点雷南已经说过了。

    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是由低级欲望导致的，而是得益于它能唤起神秘之感，能引发人们追求永享幸福太平的人间天堂的希望。历史之中，人类为理想而死的志趣常基于满足物质需要的出发点。我常说，如果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专政之下，用劳动换取食物听起来很动人，但人们不一定买账。达维内耳在他的《社会经济的发现》一书中，用另外的途径推导出同一个结果。

    幸福在国民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最微小，国民很晚才知道要为幸福深思熟虑。

    之前他们所偏好的是别的事。古代和中世纪，追求美排在追求利益之前。在制造灯具、伞等这些实用物品之前，就已经精于建立神庙、塑造偶像。在知道追求温暖之前，就知道写字了。在制造餐叉之前，就知道制作笔了。

    相对于物质而言，这些人偏重于理想多些。战争常常导致民族的痛苦，而民族却表扬战士的荣誉。发表思想的人和创作艺术品的人没有实际功益，可民族还是要表扬他们。而那些发明生活必需品的人却被遗忘。由此来考察历史事实，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只有对理想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今天也是这样。现在的人表面看似乎依赖于金钱享乐，但其实精神上的满足还是胜过身体的需要。

    三

    我自从读了社会党对于将来社会的猜想之后，才明白中世纪神学家的诡说。这两种人都不明白人类的特性和经济的主要需求。他们那种空妄的幻想和要建造理想世界，以及所有破坏当时世界的需要，都是一样的。

    神学家现在已经被消灭了，但他们的精神已经被人继承，只不过是改变了这种空想，以及由这种空想所产生的观点的名称而已。那种威胁到我们的破坏性，古今如出一辙。现在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宗教。那些传播者，都具有那些所谓的先进者的不宽容性。理论、语言、信仰以及传播的方法，几乎全都相似。

    最初的基督教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相似点很多，但基督教有一种有效的要素，是今天的社会主义理论所缺少的。从前的人所期待的奖励，是没人能到达的天堂。而社会主义60年来所许诺的为时不远的人间幸福还没实现，所以民众的信心不免动摇。所以才会有新的信仰产生，才会有工团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势头。这种新的宗教性质的幻想，或许会比它存在的时间长点。

    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幻想，人们现在已经看出它的虚妄荒诞，只是受它抑制的时间还没到头。这种幻想，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一种社会可以经过革命，用法律完全地加以改造。第二，资本是万恶之源，可以废除，从而建设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第三，国家应该控制所有产业、所有工厂，用一个官员系统加以管理，并且平均分配产品给社会成员。这种理论不考虑个体需求、情感和经济需要，以及其他各种实际情况，只是在纸上建设各种社会。它是思想简单者的天堂。

    这种幻想在法国势力非常大。那些选举委员会中的咖啡商、外省旅行社的店员都深信这种幻想。议会据此订立危害最大的法律。某重要铁路收归国有以及将来的所得税等，都是被共产党鼓动的。这点毋庸讳言。第一件事开启了国家垄断一切工业的开端。而所得税则是在开列公民财产账目，以备将来剥削方便。想要让这种税法实行，就必须付出检察这一项代价。不但不能惠及一人，而且会导致反对共和政体的敌人奋起反击。社会党并非不知道这种情况，然而仍然要表决，是因为社会党的选举委员会已经有了这个决定，所以国会应该像奴仆一样服从。

    社会党的各种幻想中尤其荒诞虚妄的一点，是他们想废除中产阶级。大概工人的生活多依赖于中产阶级的才能、智慧、资本和工业的繁荣发展。

    假定一个每年获利4万法郎的工厂的厂长，把工厂赠给该厂的一千名工人，每人每天所增加的工资不超过十生丁。所以现在能管理大企业的人很少，管理者的能力如果小了，获利也随之减少，工人加薪必定少于这个数目，而且恐怕会更少于改变之前的所得。所以有能力的人被当代人看重，人们不惜花重金请他们来管理。因为花的价格越高，实际获利越多。

    假设社会主义获胜，用行政手段管理工业，平均大家的工资。那么一切优秀人才如学者、艺术家、发明家、技能工人，肯定要去邻近国家了。现在，各处都看重技术才能，邻国必定非常欢迎。那么社会主义所统治的，其实是一个集合了庸常低劣的人的社会。值此之际，如果有侵略者想要夺取国家，真是易如反掌。但这对社会党并没有影响。可能这些人已经逐渐成为反对爱国党、反对军队党。在社会党眼中，工厂主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一样，都是工厂主，并没有区别。

    想要除去这种幻想，只要看看历史就够了。历史上，国内动荡导致外来势力入侵，波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先是被德国人占领，接着被俄国人侵略。反抗的呼声稍微高点，就立刻受到欺辱；学校中孩子们都不能学习母语。这都是由国家内讧所致。波兰的命运，可以用金字镌刻在那些宣称反对爱国的社会党的大会场所中作为警示。

    共产社会党如果获得胜利，必定难以长时间维持，冒解放之名的独裁者必定会随之兴起，被人民欢迎接受。这是法国革命的经验。但在达到这一境地之前，暴乱已经非常可怕了。拉夫莱描述社会主义获胜时曾经说：“我们都将会被炸药、石油毁灭。那种野蛮，那些能够确定计算的破坏，必定会超过1871年巴黎公社时代的巴黎。”我与他的意见非常一致。

    法盖也跟我研究同一问题，他说社会党获胜的原因，在于军队的懦弱。南方发生暴乱，一个团的军人不服从命令。等到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处在这种境地，只能立即颠覆。

    这种颠覆，如果再辅以立法手段，尤其容易成功。法盖又说：“只要一个立法决定，就可以没收中产阶级的资产。如1790年革命时对贵族和教会，以及最近对教会资产的攫夺。”现在的中产阶级似乎已经不闻不问了，大概他们所凭借的基础被社会的支柱力量如财政政策和军队等动摇了。所以他们支持纪律的逐渐废除；对于社会党所提议的财政、军队法案，他们也推动表决。而他们不知道，社会党如果获胜，将如革命家马拉脱所说：“是一种比君主制更危险的独裁制。因为它是非人的，是可以控制的。”

    中产阶级的随波逐流也是被幻想蒙蔽的。当然不能阻挡水流让它向高处走，但可以因势利导。而中产阶级不明白这个道理，自己主动放弃了优势和权利，不明白社会不能没有纪律、习惯、等级的道理。

    他们尤其不明白的地方在于：群众的心理其实很简单，他们需要的只是对群众发言的技巧。工人唯一的一个政治理想，就是认为自己被资本家利用欺骗，政府应该增加他们的工资。

    布尔多的意见非常正确：“群众没有一个固定观念，把对他们发表演说的演说家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而不问这些人是维护国民还是反对教会，是爱国还是不爱国，是政客还是革命工团派。”

    群众只知道根据演说者的声势所留下的印象，凭感觉做出决定，并不问是否合乎理性。就像对一名女子，只爱她的人，不管她说的话。如果一个人让人喜爱，无论说什么人们都相信。至于讨人喜爱的方法，则在于果断。有人曾经见过北方的某个选区，是社会党的重要阵地，谁知竟被一位意见较为保守的当选人夺取。这个人是出于民众理性才当选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他能取悦于群众，群众觉得他就是自己想要的主人。

    群众表面虽然看似具有革命本能，其实只会服从。历史事实都在那里，可以作为证明。最激烈、暴力的工人，一听到革命委员会代表说的话，唯恐服从得太慢，不经思考就跟着去罢工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都没有这种委员会的力量。

    四

    社会党中不少有见识的人，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放弃自己的理论，转而与中产阶级沆瀣一气。看看社会党人维维安尼做了部长之后，在演说中对中产阶级的褒奖赞誉，实在不能不令人惊愕。

    在普通民众周围，也有一种为了民众的利益、意志、欲望而存在的中产阶级。如果对这些人也加以打击，任由劳动者蔑视或愤恨，其实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

    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敬重一切信念。应该用他自己的理论来统治、引领民族，而不能用民族本身的信仰进行管理、统治。

    文化的进步的确应该归功于各时代的中产阶级。历来的艺术家、工业家、哲学家和博学者，常出现在中产阶级之中。

    克莱蒙梭的演说中提到：民主政治不是多数人的政府。推溯一切进化过程的源泉，我们常可以发现，是思想家的个人力量在起作用。至于说到普及、进步等，其实就是把几个卓越之人所发表的观念在群众中进行试验，使社会渐渐与理论相符合。

    这种真理，千万别说它平常。那些政客直到执政那天才能发现。所以他们不能够动摇想要破坏社会的革命社会党人，还用说吗？

    如果这种鼓噪、传播的人稍微明白点事理，一定能明白取代他们所诅咒诋毁的政府，没什么利益可言。他们费尽精力，最终看到的却是政府没什么变化，而保守的情况比以前还严重。这就是他们镇压了乱局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

    得胜的革命党，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仍旧当革命者。这会让骚乱的态势一直存在，最后会导致一切舆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或用用前人的统治方法。这是一切激进的民主党派获胜后所采用的方法。当他们执政之前，蛊惑煽动骚乱、实行总罢工和暴乱；一旦得到政权之后，都会果断采取措施打击这些行为。这样做并非是违背自己的原则，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想要维持正常的民众生活，就不得不遵守一定惯例。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革命者的暴力和激烈，而在于统治者的软弱。如果一个国家饱受动荡之苦，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太多，随处可见空头承诺和无效的法律，那时候，整个民族自然倾向于可以维持秩序、保护劳动的独裁者。这是民主国家之所以灭亡的原因。

    独裁专制固然可作为临时秩序的保护者，然而也是滑铁卢、色当之败以及被外国入侵的原因所在。古罗马人固然不后悔让奥古斯都即位，然而他执政期间也酿成提比略、卡里古拉时期的缓慢衰落以及蛮族的蹂躏。

    再造这个已经破坏的世界，需要经历漫长的阶段。现在是被过去创造的，而过去不可能再重造。今天，破坏者已经兵临城下，我们要任由他们来颠覆这个建设起来极为困难的社会吗？这些人只会颠覆，不能代替我们进行创造。社会的灭亡有时极快，重建却需要若干世纪。

    第二章 工团党的幻想

    一

    同类人因为利益相同而集合在一起，已经成为近代社会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大工业生产所创造的，只是被它加以扩展罢了。

    之前的各个国家都已经出现过各种集会。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大概就是工团结合的共和国，是今天的理想家们所向往的地方。革命时代所废除的帮会，也是实际意义的工团组织。

    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把个体所不能掌握的权力交付给小团体。这种小团体可以免除个人不好练习的和不太流行的自我行动和意志。

    工团的关系，有逐渐变成人类社会唯一关系的趋势。今天，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尊敬服从已经不如从前那样了；国家观念也已经变弱，而工团的观念则日渐扩张壮大，处在产生新权力的过程中。比如订立公共契约，工厂主不和工人接洽而与工团组织接洽之类，现在逐渐成为工业的通常制度。

    没有见识的工人当然可以以此获利，但有时也有附加条件：接受最严酷的苛政统治。工人能保存对权力的幻想，但不能保存对自由的幻想。

    由这个平常的道理可以看出，制度本身没什么好处可说。而它的势力，则会因为不同民族的心理性格而有所差异。工团主义的历史都在那里，可以作为证明。

    从民族角度加以区别，工团主义有两种方式：和平的工团主义和革命的工团主义。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适用的工团主义，他们只顾经济利益，不管阶级冲突。至于拉丁民族之中，工团主义则成为破坏社会的工具。我们所研究的，就是这种工团主义。

    在法国，迄今为止仅限于保护自身利益而没有破坏行动的工团屈指可数。这种情况与英国、德国的工团都差不多，势力都很小。

    至于声势浩大的劳动联合会所代表的革命工团主义则不然。把他们看作国家主义是很有道理的，我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用工团首领P的话说：“当局使属员们知道了自己所不觉察的力量，是铸成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人对法律的价值颇为了解，趁着政府软弱和社会普遍混乱的状态，利用少数规则获得最大权威，让人服从。从心理因素和政治角度两方面来观察，他们的历史很有趣。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少数有决心的人可以建立一个与国家平行的机关，并胁迫议会迅速表决他们所认定的法律。

    就政治而言，权势最重要。但有时不必非得真正具有权势，只要让人相信你有就足够了。巫师的影响力能延续存在千年，凭借的只是人们相信确有巫术而已。

    想要建立一种个人权势，是非常复杂的；而创造一个无形的权势，则是极为容易的。因为第一种权势常常容易受到指责而引人非议；至于对第二种权势，大多数人只有安心接受而已。在法国社会中，委员会的权势常被人们尊重。他们现在掌控整个议会，成为议会的主人。著名政治家潘伽烈在演说中描绘那种癫狂的议员时说：“接连不断地动用他们用以表决的选票，瞪大眼睛盯着他们当选的区域，然后问自己说：‘这些人能够取悦我们的委员会吗？’”即便是最激进的、经常敢咆哮着打断部长发言的社会党员，当他面对像醉汉般胡言乱语的委员会时，也变得谨慎小心起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怠慢之举。因为只要得到委员会的一种报纸支持和少数酒商赞助，他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了。

    委员会有如此大的势力，由来已久，但现在似乎稍微受到了一些遏制。如妨碍工业发展的法律的制定，虽然有委员会的授意，但却受到商人的联合抵制。之前政府听从社会党委员会的命令收回西部铁路，商会虽然没能阻止，但由于零售商的联合抵制，议会在多种赋税政策之间犹豫不决，最终没敢表决通过。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利益的联合，或者是政治利益的联合，或者是行业利益的联合，将来的命运，都不会被某种个体势力拥有，而是被由领导者所操控的小团体所有。

    劳动联合会的创建人深深知道这个简单浅显的道理。他们表面的章程是在组织一个集合众人的团体，由一个外表看来没有丝毫权力的委员会管理。而事实上，看似没有权力的委员会却拥有各种权力，尤其以强迫成员执行不容讨论质疑的命令的权力最为重要。

    因此想要专权，必须先要争取得到大多数工人的表决同意。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平常的政客遇到这样的困难大多束手无策，但是联合会的创建人不会因此而受到拘束。这些人轻描淡写地宣称，这是用少数人的权力代表大多数人的权利。他们还反对民主观念及融合各党的观念，借此自圆其说。他们某位成员曾经说：“民主政治用普遍选举的工具赋予那种不由自主的缓慢行动以监督制约的权力，用以镇压将来有希望掌握权力的少数人。而工团主义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则不同。激进的行为是由那些自觉的人、那些反对派影响产生的。这是两种方法大为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少数反对派的态度有什么根据呢？这只不过是他们的本能罢了。这个派别的领导者对一名普通工人所处的斗争环境的了解，要比各个派别中最隐秘的理论家所知道的更多。反对派的工人如果是联合会成员，便和处在法律之上的封建男爵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都会为他出谋划策，和给专制君主出谋划策一样，不必再理会什么法典了。应该向前进的时候，只听从自己的本能冲动，只相信自己。换句话说，不是让我们的言行适合、遵从法典，而是让法典更适合我们的意志。

    专制君主的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由联合会员所结成的“贵族团体”也可以不遵守法律。这种新的独裁政治的一位领袖说：“法国工人可以超越一切权势、一切规范、一切阶级，行动之前不必问法律是否允许，行动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这种妄自尊大，就连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也不敢自信拥有。”

    群众受这种新势力的蔑视，已经超过了受亚洲各专制君主统治的程度。他们说群众接受一切诱惑而不能醒悟察觉。这个说法不能说错误。处在革命之际，民众自然倾向于最坚强勇敢的人。而在平时，民众可以保持缄默。“只有自觉的人、能战斗的人，才有代表工人界发言的权利。”这自觉的人，自然是联合会的监督人。这还用说吗？

    这些人深知普通群众的平庸和目光短浅，所以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奴隶一样。这些人的代表从来不解释所下达的命令，如罢工之类的。如果那些稍微有点独立思想的工人表示抗拒，立刻就会被服从于委员会的同伴排斥。这些代表的命令，就像过去黑奴种植园里监管人的鞭子。

    罢工经常由怪异的诱因所引发。劳动联合会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成员格里菲勒，有一本关于旅行的书，可以作为印证。

    “马赛岸边，每个地方都设一名工人代表，权势很大。往往因为一个极微小的缘故，在人们正劳动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代表就吹响小笛子。这是罢工的信号。工人就会立即离开工作的地点，开始罢工。如果要追问罢工的原因，连厂长和工人自己都不知道。”从中可以看出，具有声望的人收服工人群众有多么容易。工人的服从程度，可以达到最残酷的暴君都不能让他们做出的牺牲。人们都知道巴黎附近某位砖厂主的事情。这个厂主想要退休了，又没有继承人，于是把砖厂改成股份公司，把股份赠送给了工厂中的工人，并且为了避免工厂经营受到影响，暂时仍然由他管理工厂。砖厂工人真心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没想到这件事被劳动联合总会知道了。因为害怕这件事开了一个头，于是，命令工人拒绝接受馈赠。而工人们竟然都服从了，丝毫不敢有异议。厂主的好意没达成，只好关闭了工厂。

    工团派的领导者们所使用的统治方法已经没有什么新奇了，从前的暴君都已经用过。在当今的形势下，仍然敢使用这些方法，是深信群众对他们的相信、服从的程度。

    那么维持这种能取代其他权势的新权力的方法是什么呢？革命工团派既然不考虑民意和法律，问题就比较简单了。这些人利用他们具有威胁性、破坏性的暴力罢工，几乎能够实现所有要求。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比较和平的罢工，委员会就会派几名富有经验的代表进行蛊惑煽动；等到骚乱终于开始了，他们就离开这里再到别的地方进行传播、鼓动。

    这种方法足以让那些崇尚普遍选举权和法律作用的社会党愤怒了。工团主义想用抵制、破坏和部分罢工达到目的。这些方式是你们用以改造社会的唯一武器。你们是想要用这种武器来侵犯自己的国家，并加以嘲弄。有比这更过分的吗？

    工团派的成员并不多，而想要创建一种新的“宗教”，传道者也不用有太多。我前面已经说过，社会党的主要领袖格德也反对联合会的方法和他们中权势最盛的人。他曾经说：“若说打破路灯、伤害军人、焚毁工厂可以改造一个行业，实在很让人费解。现在应该和这种所谓革命的矛盾言论划清界限了。无论哪一种暴力的团体运动，部分罢工也好，全体罢工也好，都不能够改造行业。”

    革命工团党回答他说：“方法最管用，因为效果最好。可以引用的证据不少，比如职业介绍所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不断向政府进行激烈的示威活动之后，库姆斯内阁迅即在议会上提出了法案。上下两院都来不及喘口气，就在三天之内表决通过了。其他类似事件也都像这样，效果明显。

    上面提到的内阁，如果能有当年剥削、驱逐老教徒和毫无反抗能力的女教士的四分之一毅力，社会的混乱态势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这一点毋庸置疑。

    联合会的权势其实是建立在政府极端懦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状态只有在法国才能得到发展，英美等国绝对不会这样。前面已经论述过，这种暴力人员在美国肯定要坐几年牢，而且也不要指望能够被赦免。而在英国，工团组织要对团员的破坏行为负经济责任，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破坏社会的事情。

    这种懦弱政府被联合会的心理学家们利用。但这种胜利过于动荡、混乱。不过过度的激烈也不一定没好处，将来会导致一个保护型内阁的出现，靠严格实行法律来制伏这些人。

    当德拉韦伊发生罢工的时候，联合会自信不会受到惩罚，所以行动肆无忌惮。罢工者毁坏机器、劫掠行人、攻击路过车辆。法庭不能不过问，也难免有追究的说法。联合会立即威胁政府，要求停止追究，否则立即宣布总罢工。这等于说工人焚毁工厂、劫掠车辆的权力在事实上得到了承认，只是没被载入法典而已。当时也不免有几件小案件进行了判决。可是几星期之后，屈服于民众压力，又不得不表决大赦。

    这种革命尝试行为的功绩在于，表明了动不动就威胁这种荒诞念头其实来自政府。政府才知道联合会的权势建立在他们能够激起恐惧心理的基础上，只对不知道抵抗的部长起作用。

    政府的力量当然不足依赖，联合会还有比军警势力更重要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们旗下的无政府主义党派。这两个党派在破坏社会、建设共产主义的政见方面相似。工团党虽然憎恶他们加入，但也没有办法拒绝。

    在无政府主义党派成员的认识中，只知道毁坏和焚烧这种暴乱行为不容易引发。但这些人未尝不想试着打破全社会、暗杀各位君主。把这种人收入阵营中，想让他们遵守工团的纪律是绝不可能的。所以劳动联合会虽然在共产党大会中获得胜利，但不能离开这种新的同盟党人。这种结果，我们在后面论述。

    等到工人已经习惯了服从，就等于是处在被统治的情况下了，自然没有什么利益可言。因为工资是随着工业的繁荣情况而发生变化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不能振兴，就算全体工人都加入了工团组织，又有什么用呢？工资不能多加一分钱。再看看现在，工业已经开始衰落。再等到资本家们因为恐惧而转变投资方向，到那些没有激烈暴力的罢工，没有破坏行为，也没有苛刻法律的国家时，工人的工资会减少更多。

    这种真理，那些自称是工业界保护者的人都不敢指明。这些人不是不知道没收私人财产并不能够改变劳动者的命运。因为有能力的人被当今时代最大的强权——无能者——代替了。工人为什么不效仿亚当所说的那些美国工人那样，早上穿着工作服去工厂劳动，晚上洗漱干净之后，就到俱乐部里娱乐。这样做，只会增加他们的职业价值，而无损个人私利。

    在美国，有优秀的工人日薪25法郎，也有手工艺人日薪4法郎。但是，能用文化意识来把手工艺人提升为绅士，或者把绅士变成手工艺人吗？我已经知道了社会党人的答案，也知道了有见识的人的答案。只要蔑视这些因为低级欲望而产生的不切合实际的所谓人道主义观点就行了。我们应该向那些强大的、健康的民族心理尽力学习。所谓进步，应该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融合与融洽相处，而不是各党派所常说的阶级仇恨和斗争。

    社会对工团的创立建设曾经态度很好，等到后来才发现他们要求越来越多。虽然已经试着平息他们的怨恨情绪，并且在态度和行为上都表示服从，但劳动联合会始终傲慢地拒绝。在最近的大会中，甚至还禁止社会党议会成员出席。

    工团派的想法还很空泛，现在只知道破坏。他们的著作家也试着描绘未来的工团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所有生产者的集合，由负责各种社会事务的工团组成。这种社会组成与社会党所宣扬的国家组织差别极大，所以两派在思想上南辕北辙，没有调和的余地。

    二

    一些有阅历有见识的人郑重地说：“工团主义是新时代的曙光。”这些人是真的没有怀疑过，这个曙光其实是倒退的信号。工团主义之前在意大利和各个共和国已经实际存在数百年之久。这种共和国，其实就是工业团体联合会，是由工团选举出来的会议所统治的。这种政体的成绩，法兰西学院的教授雷纳德已经叙述过。这个人是人道主义社会党，现在举他所说作为例证，以避嫌疑。

    城市之间、街巷之间、家族之间争斗不休，世仇、叛乱、焚毁、杀人、阻断、流放、没收，连绵不绝。这就是数百年间意大利各个城市被骚乱破坏的状况。美丽的佛罗伦萨和其他地方都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人们甚至相信自己会堕入但丁所说的恐怖地狱。

    昆廷·布夏尔曾在书中论述过这种工团制度对工人的过度压制。人们都希望能摆脱这种制度，哪怕是受最残酷的军人独裁政治也心甘情愿。大革命时代以为应该废除帮会制度，其实这种帮会制度的危害，远不及意大利和共和国时代工团政治危害的万分之一。

    因为有了文化方面的推动，各个大国政治才开始形成。所谓的文化推动，是用公共利益代替个人私利与行业帮会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可见，工团主义并非进步，而是倒退的。

    因为利益相似而结成团体，是常见的情况。德国有很多工团，国内各个阶层的民众，如屠夫、教师、法官、杂役等都安心地组成工团。但只有法国的工团才有推翻国家自己做主人，以致文化出现倒退的行为。

    假设将来工团主义获胜，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混乱动荡时代的开始。社会上的各种组织都无法抵挡这种局面。反对法律的乱民，最终一定会沦入暴君的统治，遭受外国的入侵。希腊和波兰不明白这个道理，才导致亡国。

    现在，以邮政员工罢工为表现的运动获胜，仅仅是精神解体的一个结果。在工团派的大会中，经常宣扬反对军队主义、反对爱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巴尔干事件发生之际，法国似乎要被引入一场可怕的战争，而这些人却进行罢工。可见这些人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祖国”一词对他们来说，只是空有其名的工团而已。

    现在，革命工团主义和共产国家主义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这两种苛政都令人叹息。我相信前者比后者要好些，因为多数小团体的专制统治，还可以互相之间制衡一下；而社会党所梦想的一个团体的专制统治，苛刻程度谁能受得了？

    由于民族性格已经逐渐被消灭，再加上自然规律普及方面的懵懂昏昧，我们已经受到了其中一种苛政的惩罚。这两种政治力量互相匹敌，或许可以缓和一下局势，但是不要寄托太多希望。

    第三章 工团主义中无政府派的发展

    一

    从前，先知的能力是天赋异禀的。《圣经》中提到的先知很少，而且对他们都很尊重。而现在，因为“宗教”的进步，能够预测将来已经成了一种普通能力。一天之中不预言几次的人，已经很少见了。我这话不仅仅是针对社会党说的。这些人都是眼光长远的先知，把所有动词都配合上将来时。我想说的是那些不了解社会现实却善于辩论的人。如果你跟这些人见面谈话，想要在十分钟内不听一句预言，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们所预言的，不是关于法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将来，就是关系邻居的命运。

    我也难免从众，有时候也做点预言，但是预测的时间期限都很长，以免不能达成现实。当然，我也试着做短期预言，基本上都是依据心理学最简单的理论。比如巴黎某家大报纸所登载的费莱事件，虽然此事在巴黎舆论喧嚣，但我预言在西班牙绝不会有什么影响。又比如对于劳动联合会，我预言他们一定会收罗无政府主义分子到麾下，现在也都得到了证实。

    对于最后这一点，劳动联合会已经辞职的书记尼尔在我预言的一年之后，发表了他的意见：“刚刚关闭前门抵抗社会党的危害，又开了后门迎来无政府主义者的毒害。我们阻挡工团主义入侵所能达到的成绩，仅此而已。无政府派政客渐渐把无政府主义并入工团主义，以至于无须引用别人的言辞，就能为无政府主义政治谋求胜利。工团主义，其实就是不挂名的无政府主义。”

    这种不挂名的无政府主义，完全可以作为今天拉丁民族工团主义的定义了。和平的工团主义的创建者想要发现这个含义，需要费一点时间。工人将来也会有发现的那一天。醒悟无政府主义不能成为一种政治学说，而是一种被病理学家综合在一起的病态心理，并且会发现毁坏机器、焚烧工厂、谋杀军人都是疯疯癫癫的人做的事，不能改变任何人的命运。无政府党派成员被病态的冲动激情迷惑，哪里顾得上改良工人的生活，创造像英美国家有见识的工团主义那样创造的成绩呢？

    美国劳动联合会的会长冈珀斯曾经向法国的工团派表达有益的教训。美国工团成员有200万人，法国的工团成员有30万人。美国工团组织拥有巨额财富，已经成立了三百多种报纸。显然，美国的工团派对法国工团派的毫无意义的骚乱行为是轻蔑的。他们认为法国工团派的思想近乎儿戏。冈珀斯的演讲曾说：“从前，我们处在幼稚时代，也有共产派、无政府派和劳动理论家。那时候，我们的民族非常衰弱。”

    工团主义不应该进行破坏，而应该从事建设。用破坏和罢工来毁坏民族工业，是如中世纪扎克雷起义一样的暴举。这一点，法国劳动者并不知道。

    美国劳动联合会会长还有一个足以让法国工团派惊骇的说法：“废除工厂主不一定就是进步。它也可能让我们恢复奴隶时代的状况。”

    相同的论断，我们的工团派也可以从英国、德国那里听到。但是这些人心理肤浅狭隘，不能明白这个真理。只有善于观察的劳动者才能领悟工厂的生产和工资都决定于工厂主的能力。这种观念，拉丁民族的工团派从来不承认。如果有人让他们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梦想，他们一定会回答说“消灭资本家工厂主”。真是异口同声呢。

    这就是从不到工厂来了解现实情况的思想家的幻想。如果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工厂的价值取决于管理者。有什么样的管理者，就有什么样的工厂。

    当前的巨大困难，被近代的复杂技术扩大了。问题不在于召集工业生产的力量，而在于寻找能够管理他们的领袖。聪明能干的管理者能让工厂繁荣发展，如果换一个没有经验的生手，失败很快就会来到。自由散漫没有管理者的工厂就像没有人掌舵的航船，今天发生混乱，明天就会衰败。

    这种真理对于已加入工团派的无政府党派，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于破坏社会，代之以空泛的共产主义。其实这些人不仅是工团主义的敌人，而且也是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敌人。他们足以生存的原因，是国家力量的懦弱。国家用法律保护他们生存发展，而他们却反过来对抗国家。

    我在前一章中曾经历数法律的巨大危害，现在再以1884年某位部长所创立的职业工团法来进一步证实。这个人是个好的演说家，但却是个平庸拙劣的心理学家。在订立这个法律的时候，就听到很多提醒、警告的话。上议院的一位议员说：“要担心的是，将来国会要被接受大工团命令的工人联合会所控制。”结果这位议员受到了这位部长的揶揄回答。还有一位上议院议员说：“将来要受的专制统治必定是绝对的、没有中间道路的。要么不存在工团联合会，要么受到工团联合会的绝对统治。人们都知道工人很容易服从，所以不能把无限专制的权力交给工团。”更有人指出，这个法案的结果必定会导致反对军队主义、反对爱国主义的扩张。这些都没能阻止这个法案的表决和危险的增加。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法令，工人联合会得以向国家军队和社会资本宣战，不停地鼓动人们反抗军队，鼓动放火，并且劫掠工厂。

    这些狂热的人都生活在幻想之中。当社会大学开学时，若雷斯曾经根据两个革命工团党员的著作进行观察，发现这些人所要建设的，就是他们想要用激烈的革命行为破坏的。现在节录若雷斯的文字如下：“这些人所宣传的革命，其容易程度实在让我们惊愕。消灭政府，解散国会，顷刻间都如云烟散尽，军队也附和平民意见，一切都要退让。”

    然后，工团要重建社会了。调停争端，和解冲突。采取的折中方法，甚至可以让今天最温和的议员效仿了。被破坏的国家要重生了。国会根据联合大会的形式重建。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有工团问题，还有土地问题、货币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社会的所有元素都在其中。他们所凭借的方法，大致是民主政治的规则。这些人常说我们是折中派。等到他们一旦接触到社会实际，也不免堕入和我们一样的悲惨之中。

    二

    在实现未来改造社会的任务之前，当前劳动联合会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工业都因此衰微。这些人大概从没怀疑过，工人生活在这种工业环境下，穷苦也将随之到来。我国商船航运事业的衰败也是受到海航工人罢工和要求增加工资的影响。看看十年中各大海航公司红利的变化，就可以明白。

    梅林在上议院发表演说，提到由于干扰立法以及工人现在的心理状态所造成的局势。现在转录1910年3月11日《公报》的内容如下。

    现在所看到的工人界现状，是因为缺少经营的动力以及自主发展的动力。至于缺少的原因，则是威胁资本存在的连续不断的罢工、反对劳动自由的无法无天的迫害行为，以及反对有产阶级和金融业者的税收政策等因素。

    把我们驱赶到这种境地的革命派实在是过分了。这些人的举动无异于把一只能下金蛋的鸡杀掉了。如果没有富人，大家都会变得贫困，而原本就贫穷的人会更加贫穷。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普遍的穷困。

    至于政治家所引用的，统计方面所显示的表面商业利益也是错误的。对于这种乐观的幻想，前面提到的演说家的言论不难加以反证。20年来，多数国家如德、美、比等国的商业利润倍增，而我国所谓的进步，实际上降到了第十位。

    我国这样停顿不前，其他各民族的工业又进步得这样快；恐怕将来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小，产品积压、滞销越来越多，于是由经济困难而演变为民族的冲突了。

    别的国家之所以强盛，是因有为数众多的能为本国谋求迅速发展的青年。梅林认为将来我国官僚主义的弊端根除之后，也会有这样的青年。但我认为官僚主义正是结果。我们应该拿这个最重的病根，到我们的大学去治疗。

    三

    一个政党的成立，无论他们的政见、理论怎样，只要主张毁坏机器，或者把国旗插在粪土之中的偏激行为，都可以吸引到无数懵懂无知的人。我们的旧教育所制造的人只能这样，而不能对社会尽其他责任。所以那些无政府派的工团主义能招募到那么多善辩的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毁坏工场、切断电线等行为，无政府派成员因为惧怕法律，所以还没敢过分明显地加以提倡鼓动。而那些无政府派的教授试着发明了一种哲学，用花言巧语来掩饰无政府派的工团主义行为。

    这种尝试比较困难，所以效果不佳。人们大多感到吃惊的是，最温和敏锐的哲学家如柏格森，他在法兰西学院所讲的理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工团派的《圣经》呢？所以布克烈教授说：“新党派所崇奉的是柏格森。”此外，如现代主义、新天主教派和其他种学派也不乏这种牵强附会的人。总之，这些人之所以寻求那些出乎意料的人作为导师，是被反智主义引导的。应该用有启发性的直觉代替推想。只有这种直觉能让人用一种不可言喻的欢愉情感体悟、理解生活。应该信任一切，信任工人的情感就是大众生活的情感等。

    读者能理解这些话吗？我敢断言不能。我也不能理解。就算工团派也不能说他们理解。一种学说的力量就在于不能让人领悟理解，群众之所爱之如命，也因为它不可理解。就事实而言，工团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政治学说的作用在于有一个哲学理论做根据。黑格尔、孔德及其他几位学者的理论既然已经被各党采用，未免有些陈旧，自然应该再寻求一个新理论。所以无政府党派焚烧工厂，可以借用一个新的哲学说法进行，也就是“具有启发性的直觉”了。

    由此可见实用主义哲学的危险倾向。它大概是忘了人类费了多少时间才能够脱离本能冲动而进入理性时代。人类能不断实现文明进步，正是逐渐脱离了本能冲动的控制。所谓文明，就是用理性克制本能。革命及其连带的野蛮行为，是本能冲动对理性的报复。本能的哲学只有野蛮人和历史上的匪徒才使用。

    革命工团主义的偏执理论以及政府的懦弱行为将开启可怕的混乱时代。结果也可能获得有限的收益。民族精神是最稳固的，哪怕想要稍有改变，也非得要用最长的时间或者最激烈的革命才能成功。革命所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收效却极其微小，但有时也能给我们留下一点东西。想想那恐怖时代，那欧洲战争时代，那三百万人横死的时代，到底是在做什么事呢？只是赋予法国人以权利平等、法律平等罢了。这种平等，不用革命的手段也能获得。压路机铲平道路的力量比断头刀要强大，只是需要时间等待。但神明没有赋予拉丁民族以等待的能力，有什么办法呢？

    四

    工团主义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但想要深入研究，没有巨大篇幅是不能详尽说明的。本书所论述的，也仅仅是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工团主义能脱离无政府主义而与共产主义相抗衡，或许能有点好处。共产主义让我们越陷越深，必定会让我们落入奴隶一般的所谓平等的穷困中。

    更不能忘记并且不怕反复论述的是，工团主义是共产主义不可驯服的对手。把二者合起来说，相当于把基督教徒和自由思想教会派混为一谈。不明白这个区别的人，和不愿意承认这点区别的社会党员，我非常希望他能读一读工团派的波尔斯的书。他对两派的区别分析非常详细。共产主义是国家主义的极端表现，而工团主义反对国家的干涉最为激烈。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攻击得更多，说后者“代表了对进步的抵抗或对进步的分解”。至于被社会党苛刻对待的资本主义，工团派非常明白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波尔斯对此说道：“工团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家，它用个人的自主行为以及协作精神产生的果敢，通过社会劳动创造出无限的人类生产力。”

    社会党已经逐渐屈服于对手，已经知道工团主义意在夺取他们在工人界的选举人。由这种敌对形势可以窥测将来的战斗，但我们不必过于恐惧。因为战斗不可避免，但还没有发现其他因素会助长这种形势。其实斗争无处不在，如不同动物种类间的斗争，民族间的斗争，个人间的斗争，直到我们机体内细胞之间的斗争。这最后一种斗争当然看不见，但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和我们一起前进，或者反对我们前进，都要看我们自身的选择。有自然需要引导我们，我们无法避免。你大可以诅咒、诋毁它，但你也还是要心甘情愿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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