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国的殖民原则

    一

    东西方经济领域的冲突，是20世纪应该重视的事情。将来或许会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导致被毁坏的东西和所流的血，都比过去的战争更多。处在这两种文化冲突之中，殖民地的主要管理者责任因此更为重大。我们要保持与殖民地的关系，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对此攻击驳斥了，所以我们更不应该淡漠地对待殖民地的发展。

    在欧洲，各民族所建立的殖民地治理原则视种族而异，但大体上不外乎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几乎是我们所专用的。第二种则是其他各民族大多使用的。这些国家建立殖民地，是为了保存该地并收取利益。而我们对于殖民地，则是要用我们的制度和观念来统治该地。所以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一样地嫌恶拒绝我们。我们自信理由十分充足，于是固执不变。这是在等待灾祸频繁发生，来证明我们的殖民原则，不管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上讲，都是令人痛心疾首的错误。

    我曾在《印度文化》一书中阐明英国对殖民地所用的侵略和行政管理的主要原则，对印度论述尤其详细。为什么这个地方能以如此巨大的人口和财源隶属、臣服于英国；英国的治理方式有多么慎重；最近是因为怎样的一种错误的心理原则，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将来或许就要脱离征服者而独立……

    本书不能细致地叙述一切内容。我就在本章中，仅就法国对邻近的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的治理观念，以及在当地实行之后的成绩，做一评述。

    对阿尔及利亚的研究非常多，其中有两本书，都是有见识的人所著，可以代表舆论的基本情况。其中一位作者是法兰西学院的博学教授勒罗伊·博利厄，另一位作者是前任领事维尼翁。

    本章中，我的目的不在于详细探究我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成绩，而是要考察研究此前以及今后政府统治的根本心理观念的价值。我的评论只针对原则，而不在于执行的个人。今天的这些政治家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理论的需要。所以需要是舆论之子。有可以议论的才是舆论，而不在于强迫谁来顺从接受制造舆论的人。何况现在有谁能离开舆论的手段而达到统治目的呢？舆论可以改变吗？不能。法兰西民族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最容易革命的民族，其实却是天地间最保守的民族。

    阿尔及利亚的面积和法国相等，人口却只有归顺于我们制度的500万穆斯林。但这种服从却需要6万人的军队加以巩固，而英国人在印度管理2.5亿印度人的军队数量也不过如此。印度有穆斯林5000万，他们的可怕和难以统治，也不下阿尔及利亚的同教信徒。

    在这些穆斯林中间，又有80万欧洲人，法国人占一半，其余的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这些欧洲人不和穆斯林通婚。因为这种通婚势必会在将来形成一个在性格上有区别的新人种，他们会把阿尔及利亚的利益看得比祖国利益还重。现在他们对待祖国就已经像是施舍恩惠的保护人了，专门为了供给铁路、公共设施和各种救济金。

    至于民众中的大多数穆斯林，则是非洲侵略者的后裔。三分之二为柏柏尔人，三分之一是阿拉伯人。两种人的区别非常微小。想要区分穆斯林，可以看他们是游牧还是定居。但这两种方式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中都有，所以也不能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单纯用游牧和定居来区别。

    勒罗伊·博利厄的著作可以用“穆斯林法国化”一句概括。这也是法国对于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流行观念。

    至于采用这种法国化的国民政策，它的野蛮程度，和从前美洲移民对待红种人所用的方法相同，剥削他们的游猎地，让他们饿死。

    再看看维尼翁所述的我们政府所用的驱逐原则，其余的就不用说了。

    总督们对待那些反叛部落的办法是，每次反叛就没收一部分土地。政府看到这种方式，还能不效仿吗？所以他们也选择好的地方进行移民，把土著驱逐到远的地方。欧洲移民越增加，土著的土地就越少。那些把居住地看作祖宗遗产的部落原住民，现在大多被驱逐到家园之外。30年来，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了。在一个地方被不停驱逐的阿拉伯人，无法定居进行生产劳动，因为劳动成果必定会被别人侵夺，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尽力耕种或者改良土壤。到了另一个地方，部落耕地又会被人侵占，连水利设施都不能享用，无法抵抗干旱，粮食收成完全不能自给自足，牲畜数量也日见减少或者干脆失去了。总之到处都遭受着无限的痛苦。所以土著对于移民的痛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与日俱增。

    1863年元老院的决议书固然曾经宣告有产业的部落可以享有自己的产业，但不能废止驱逐的方法。现在只是改变名义，称为公益征用罢了。这个方法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夺取土著的土地交给移民，构成欧洲人的范围，把土著排斥在这个范围之外。另一个是让失去产业的土著遭受穷困。原土地拥有者的赔偿金由法院决定，大致是每公顷50～60法郎不等。之前，土著有30或40公顷的土地就足以供养一家人，生活一辈子绰绰有余；现在，却变为1500～2000法郎，一两年间就会用完了。

    因为国家专权的干涉而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怪异的统治方法，可以称为政府殖民了。想要知道这种方法的可悲历史，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作品，不难看到结果。把土地分赠给被学校教育摒除在外的人。这些人不会耕种，就像不能教授梵文一样。政府还出面创建村落，现在已经变成荒地了。这种种举措所耗费的巨额资金，还不足以让我们的行政官员们觉悟。几年前，某位总督还提出用5000万法郎征收阿拉伯人的土地，创建官办村庄的请求。幸好这个提案被两院否决了，否则穆斯林将发生新的叛乱，而我们要虚掷上亿资金，也是可以预见的。这个提案虽然被否决了，但当时也曾经被提出来进行讨论，而且差一点就通过了。可见法国的舆论界对于殖民地事务的观念有多么幼稚。

    有了阿尔及利亚这样的经验教训，还要怪代价重大吗？计算一下给那里花费的资金，减去收入后，净耗费40亿法郎。牺牲这么大，就能巩固当地统治吗？这只是自我安慰罢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想要维持相对稳定，还是要常驻军队的。

    二

    自从入侵阿尔及利亚以来，两种根本原则交替使用，都是由殖民舆论引发的。其一是没收阿拉伯人的产业，不久又驱逐他们到沙漠地带。其二是用制度强迫他们接受法国化。阿拉伯人不肯顺从接受驱逐。原因很简单，沙漠不能让人生存。这数百万人在认命做饿殍之前，现在都开始抗拒了。既然他们不愿意接受驱逐，那么还能让他们法国化吗？也不能。因为哪个民族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心理构成因素而服从别人。

    这两种方法都很恶劣。就算交替使用，还是不能侥幸地改良统治局面。即便这样，这种有害的经验还是被屡次运用。直到将来某一天，我们的统治者才能觉悟，到那时才知道这种方法不对。然后再利用被侵略地的制度、风俗、生活信仰来管理，就像英国人、荷兰人统治属地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最简单、最省力也最慎重的方法。只是这种方法现在很难实行。舆论界反对政府的行为，和书报刊物中所表达出来的观念，都足以证明。

    西方世界的宗教信仰几乎脱离政治，我们因此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在欧洲，很少有人明白东方的宗教问题比其他各种问题都重要，政治的或者民主的制度，公共的或者个人的生活。穆罕默德的弟子就像湿婆的信徒或者释迦的信徒，都由宗教规则来规范。饮食、起居、耕种、收获，东方都看作是宗教行为一样。英国人深知这一特点，所以本身虽然是严格的新教徒，但仍不惜重新修建寺塔，赡养湿婆和毗湿奴的信徒，并且不包庇英国本土来的传教者。今天，如果想在英国统治的范围内找一个主张宁肯让属地灭亡，也不废弃统治原则的人，是不可能的。

    保护穆斯林，要依赖有势力的伊斯兰宗教组织。与其削弱伊斯兰教会的权势，倒不如加强它。这是我们的政策应有的基础。法国派驻突尼斯的总督是一个少见的熟悉东方国家情况的人。他曾经示意突尼斯当地的行政长官颁布宗教命令以安抚信徒。他的政见可谓深远了，但还是没能维持多长时间的统治。

    尊重阿拉伯人的宗教习惯，就是尊重发源于宗教信仰的制度。但勒罗伊·博利厄反对这个意见，认为这是放任的政策。而且说完全尊重所谓阿拉伯民族的习惯和风俗，无异于令我们的军队和移民离开非洲。

    为什么尊重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必然会导致军队、移民离开非洲，这位先生忘了告诉我们理由。但我相信他必定难以自圆其说。我前面所主张的政策，也就是英国人在印度对待穆斯林的政策，英国人可没打算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帝国。

    勒罗伊·博利厄所提的建议，和我国民众主张普遍平等的观念正相符。这一观念在于“让土著融入欧洲人”。这种融入，是“让两种本源不同的人民都处在相似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中，服从相同的法律。在生产过程中听从同一种引导”。

    这种纸上描画出来的景象足以让人赏心悦目。只是这些1793年革命最激烈时期的，和今天的理论家们所抱有的平等幻想，甚至不值得印度小官吏的一声嘲笑。一个人可以成为杰出的博学家，却不了解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思想、感情上的巨大差距。

    这位先生对于融入政策也预言了一些困难，但认为这些困难是容易克服的。他认为“柏柏尔人与欧洲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宗教”。我们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根据在哪里，但无疑是错误的。如果说文明的欧洲人和今天的柏柏尔人的巨大差异，与酋长布伦努斯时代的高卢人和今天的巴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相似，这还差不多。

    根据勒罗伊·博利厄的看法，柏柏尔人和欧洲人既然很相似，那么应该法国化的只有阿拉伯人了。方法也非常简单容易。所以他说：“应该从根本上改变部落制、原始的公有制、多妻制。这三者改变后，再在细节上调整，以合乎时代，就可以了。”

    这种足以让社会党欢欣鼓舞的小改变，这位先生认为非常容易，所以连改变的具体方法都从略了。但我认为，只要稍微熟悉阿拉伯人，了解他们的心理构成因素，必定会认为这种改变的难度，就像让澳大利亚的土著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或者是让两栖动物飞翔。

    勒罗伊·博利厄还说阿拉伯人是野人，说他们的组织就是“一切游牧种族的组织”。他相信所有阿拉伯人都是游牧民族，而所有柏柏尔人都是定居民族。其实这两种方式，在两个民族中都有。最纯粹的柏柏尔人如图阿雷格人，都是游牧民族。据14世纪依本伽东的叙述，在阿尔及利亚，游牧和定居的区别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从文化能力方面对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所做的区别，是从前几位著作家表面观察的结果，不足以作为证据。我现在要反复说明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中，游牧、定居两种方式都有，具体要看土壤情况，而不是用种族加以区别。沙漠平原中，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会游牧，而肥沃富饶的地域，他们就定居下来，聚居生活。阿拉伯人从事游牧和定居两种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以及阿拉伯本土国家都有。

    从智力发展上观察定居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两个民族相差不多。如果一定要评判高下，那么宁肯认为阿拉伯人好一点。因为这个民族从前曾经拥有一种最先进的文明，而柏柏尔人的文明还处在比较幼稚的阶段。

    勒罗伊·博利厄所最注重的改革，是废止多妻制，但也没有说明废止的方法。他曾具体说明一夫一妻制的优点。他说：“家庭应该限定在一妻的范围。否则，会缺乏家庭精神，丧失兴盛的动力。这就是阿拉伯社会停顿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不愿深究这个问题，并且嘲讽、毁谤所有东方人都是多妻者。要知道这个习惯的存在肯定是有几种力量强大的原因的。我也不想评判东方人的法定多妻，就好于欧洲人遮遮掩掩的多妻现象及成群结队的私生子。这种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可以参考我著的《阿拉伯文明》。

    多妻制没有导致阿拉伯社会发展的停顿，现在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把希腊、拉丁文化带给我们的人，正是阿拉伯人。600年间，欧洲各大学，即使巴黎大学也包括在内，专门从事翻译阿拉伯书籍，并且使用他们的研究方法。阿拉伯文化是历史中最灿烂的文化之一。不能因为他们的文化已经衰落，就认定多妻制是他们停顿的原因。

    这种德高望重的教授又说多妻制仅限于富有人家，但其实数量很少。那么又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至于说多妻制是阿拉伯社会停顿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不知道他的根据究竟在哪里。

    勒罗伊·博利厄把我们的拉丁式教育方法作为改变阿拉伯人的方法之一。这种普遍的观点，我从前也曾经赞同。只是自从游历渐广，观察的事物渐渐多了之后，才幡然醒悟这种方法不足以凭借。我这个观点固然不能取信于任何一位读者。但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不能不在后一章详细说明。由它可以知道，欧洲人的教育方式，只能让土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成为可怜的人。

    我们对不同于欧洲人的民族实行欧洲式教育的结果不难预料。这种教育经过了世纪之久的改变，才适合了我们的情感和需要，不能再适应不同民族的情感和需要了。非要实行，那么第一个结果就会让阿拉伯人、印度人，或者其他东方人突然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据，比如制度、信仰等遗传的观念。如果勒罗伊·博利厄和其他主张对阿拉伯人实行欧洲式教育的观点实行，那么阿尔及利亚之于我们来说，将如同从前的韦尼蒂对于奥地利，今天的爱尔兰对于英国，阿尔萨斯对于德国的关系。

    我国的历史研究者有时在书中惋惜狄普来侵略印度的时期不在。惋惜可以，但不能过度悔恨。如果当年统治印度与我们今天统治本地治里和其他属地一样，换句话说，就是用勒罗伊·博利厄所述的原则，那么印度人早就已经水深火热，进而反抗脱离我国统治了。

    在越南，我们已经铸成相同的大错，导致那里成为不能容忍的、统治衰落的领地。我们任用政治人员治理东方人。这些人带领一队官员，像管理法国的一个省一样治理该地，没有人了解一点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所以处处掣肘。如果根据阿尔芒的说法，该地每年可以供给法国本土2亿法郎收入。而现在，不仅没有收入，还要本土输入巨额资金并派驻军队，得到的却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深深愤恨，让我们丧失了声望。由此可见，我们并不了解其他民族的需要、情感和观念，并且也不能有效地统治其他民族。

    三

    把外来民族的制度、观念、需要施加于殖民地的土著民族，这种危害非常明显。我们可以再多加一句：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实行。欧洲教育暂时的表面的成就，对于改变当地人来说，力量非常微小。如果你和毕业于英国在印度所办的学校的印度人谈话，会发现这些人所受的教育虽然和欧洲大学里的学生们相同，但在观念上却和我们相距甚远。那些继承罗马帝国遗业的蛮族，需要经过久远的时间，才能成就适合于他们自身需要的文化、语言、艺术。所以，大的变革只有时间才能实现。

    两种迥异的文化相互碰撞，是决不能融合的。这已经经过历史证明。那些侵略民族能影响其他民族的原因，是他们在情感、观念、制度、信仰上相距不远。东方人统治东方人比较容易，西方人不能做类推。

    这就是阿拉伯人能够在东方世界具有重大势力的秘密。现在他们还在非洲、中国、印度等地拥有这种势力。他们所到之处，都能让那些与他们接近的民族适合自己的文化要素，比如宗教、语言、艺术等。而一旦在一个国家里稳定下来，伊斯兰文明便似乎能够一直存在下去。它能让印度古老的宗教退让，又能让波斯、希腊、罗马都不能同化的法老王的埃及，接受阿拉伯文明。伊斯兰教徒在印度有五千万，在中国有三千万。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增加。他们已经渗透整个非洲大陆，而那些欧洲的传道者，只能在同一地域内遭受可怜的失败。当欧洲的探险家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非洲中部，却发现阿拉伯商队早就来过，所过之处，宗教、语言都已经开始流传。

    欧洲人可以是成功的殖民者，但唯一一个开化的民族，其实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只有他们能让别的民族接受自己的宗教信仰、制度和艺术。

    欧洲人统治一种落后的民族，比如英国人统治印度非常容易，但想要改变他们的心理，则是不能有的妄想。我们的主流情感需要和他们相距甚远，不能使他们越级前进。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文明，不一定适合这种民族。我们的民众所创造的生活、一直以来的动荡、经常发生的革命、人的自然需要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劳动、工厂和矿井里的工人的生活、只有劳苦没有自由的状态，都不能够影响他们。我在游历中，经常遇见来自东方的游历欧洲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没有谁被我们的文明诱惑和驱动。东方人在和欧洲人接触之前，都认为比欧洲人更为幸福，更为正直，也更为有道德。而我们的文化对于东方人的唯一作用结果就是，让他们的境遇变坏，让他们更为窘迫贫苦。

    想要阐明上述道理，非要一章的篇幅才能说清楚，现在不过是说个大略情况而已。我希望勒罗伊·博利厄先生深思一下。想要用教育达到法国化的目的，虽然是现在法国国内的普遍观点，但有学识的人还是不能一味盲从主张。

    不如让社会党来主张这种观念。一个种族的制度进步，有一种必要的联系性，不能任意选择。要根据发展进化的规律，以及适合需要。不必追求理论上比较优越的文化，只求适当的文化就可以了。

    20年间，我曾不间断地主张这个说法，现在渐渐有听得进去的人了。阿尔芒大使是熟知东方情况的人。他在著作中表达意见如下：

    “种族和社会形态会因为自然以及发展环境的不同，而程度有高有低。相距越远，用同一种法律、同一种教育方式进行管理和教育就越难。不承认这个道理，就是殖民者和殖民地民众最大的和最不幸的错误。”

    这种信心是由考察实际情况得来的。欧洲人想要拓展领土，让异族臣服，就应当遵循这一点。进行统治的时候，一定不要用同化的方法，要尊重适合于这种民族精神及物质需要的心理构成因素和社会政治组织。这样做，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都有利。

    我国的多数政客都离这种观念太远。我国的行政官吏常常对殖民地民众宣示自己的人权主张，想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制度有多好。这种幼稚观念可以作为他们对殖民地心理认识的标准了。

    四

    除了对殖民地实行同化方法，还有连带的激进党派的专断方法。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即使最小的政治领地的总督，也经常以君主自居。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奥地利、亚洲等国的暴君无异。《晨报》1910年3月29日的一期载有某位在圭亚那的旅客的信件，可以作为证明。现在节录如下：

    “国内派驻属地的高等官吏，都想在当地经营某项事业以求利，或者是谋得一个议员席位。如果驻留时间长一点，则染上一种专制的疯病。颁布皇帝的上谕，命令捉捕缉拿民众，不法监禁，驱逐出境，恐怖的气氛遍地都是，酝酿出混乱局面。这些行为一旦过于激烈，他们被中央政府召回，也会立即派往别处，接受有利的使命。”

    至于那些不幸的移民，根本没有安宁可言。政治上受专制，商业上受专制。关税率有不同的解释，因为官吏收受贿赂优待甲而压制乙。营业没有安全保证。如果买地种植椰树，报告时政府答应给80生丁补助金，等到资本已投入之后，补助金却减少到30生丁。怎样发放，预算上没有定额。如果当事人提出要求，对方则必定驳斥说：“政府又没让你们来，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由此可知殖民地的景况。只要跟相邻的地方比较一下，成绩明显。英属以及荷属的圭亚那日渐兴盛，而法属的圭亚那则日渐落后。

    我在前面节录过科特迪瓦现任总督的布告，从中可见我们殖民方法的恶劣，过度扰乱了民众心理。英国《非洲邮报》曾对它的危害发表看法：“两年以来，科特迪瓦变成了战乱不绝的地方。这种状况在近代非洲西部的历史中从未见过。政府种下的祸根，政府就要接受结果。”

    从科特迪瓦的现状所得到的教训大概有几种，最重要的是残暴的税收政策。向那些森林中的部落征收重税的疯狂举动，只有用野蛮的方法，如焚烧村落、抢掠，才能实现。

    如果自称文明的政府却把土著首领的头颅悬挂在长矛上示众，如果要扣押土著村落的收获来纳税，又怎么能怪当地民众要叛乱，要脱离这个可恶的政府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德国人的殖民成绩也不见得好。但这种自我安慰无济于事。德国人所用的方法有时候也很暴虐，但他们的方法很多，能人也不少。所以他们能获得刚果殖民地的财富。他们从没有自居为人类的功臣，他们仅自认为是本国的功臣。而所谓殖民的目的，如果可以说出什么来，也就在于此了。

    第二章 欧洲教育对落后民族的心理结果

    一

    法国对于殖民地的看法前面已经研究过了。所要说明的是一个专门问题，也就是欧洲文明、我国主要制度、教育对殖民地土著的影响。这个问题在法国是常被热烈讨论的问题。舆论和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选择的错误道路，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专门注意的是，法国化的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越南的黄种人、马提尼克的黑人，在这些地方强制实行我国的风俗、法律等，想要像统治法国国内的省市一样统治他们。

    这个问题不仅对法国关系重大，而且也是个国际问题。凡是有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迟早有一天会提出这一点。

    我所主张的原则，在国内赞同者非常少。要知道这些固执己见的人，要经过多次游历有所收获，才能相信有这种说法。英、荷所属的殖民地采用了这种原则，日益兴旺繁盛。而我们使用不同的心理方法，以致相形见绌。从统计数据中所表现的来自殖民地代表的诉讼以及预算负担的日益加重，就可以知道了。

    二

    在各种文化要素中，人们认为教育最重要。现在就专门研究这一问题。

    欧洲教育对于土著民族的成绩没有明确证据可说。我前面所述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人们可以回答说那是因为施行的范围太小了。还有人说，应该举一些别人在殖民地的观察来证明。那么就先说一说英国人在印度所实行的欧洲式教育的经验。这种经验在2.5亿人中实行，为时七十余年之久。历史中能称得上重大经验的，应该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

    这一举措由麦考利提出。1835年时，他是加尔各答总督府参事。他认为印度的书籍和学问都不如《圣经》和英国作品。受他影响，本廷克总督及政府于是决定，印度的英国学校专门教授英国文学和欧洲科学。试验开始后，一直继续下来，从未间断。印度今天所设的大学有四所，普通学校13万所，学生300万人。教育经费每年5000万，以三分之一供小学使用，其余则供给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之用。

    如果从直接的功利目的而言，英国人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的廉价的下级官吏，以供邮电、铁道等处各部门使用。如果使用来自欧洲本土的英国人，价格要增加20倍。这个好处实在无可厚非。

    但这仅仅是就这一方面说的，此外还有别的需要仔细研究的地方。一个是，被英国教育所熏染的人，他们对于施行这种教育的殖民国家来说，是敌是友？另一个是，欧洲教育能增加他们的知识，增强他们的道德性吗？

    对这种问题，在理论上的回答毋庸置疑。教育难道不是宇宙间包治百病的良药吗？能在欧洲取得成绩，在印度也应如是。何况印度民族的文化还是最古老、最发达的呢。

    但是，来自现实的情况与理论绝对相反。足以让教师们惊愕的是，欧洲教育把印度人的精神世界打乱了，让他们失去推理、想象的能力。后面我会专门论述道德低落的程度像其他方面一样。

    这是今天主张进行欧洲式教育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地方。这种观点可以从莫尼埃·威廉姆斯的书中看到。他之前是牛津大学的梵文教授，也是和我一样在印度游历过的人。他的书中说：

    “我对于教育事业的总体成绩的看法，感觉并不好。这是不能不自己明白承认的。我已经见过很多接受了不良教育，导致不良成长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特点，没有精神。这种人可以在书本中获得多数知识，但是缺乏坚定的思想。他们大多数都是只会说教，似乎都患上了一种语言疾病。他们不能持久努力，即使有一点行动力，想要做点事情，可是行为却不符合规矩，与他们所宣称的书本理论相悖。”

    “就算他们放弃了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学、哲学和固有的阶级传统，以及长久流传的习惯，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是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好学生、正直的怀疑派，或者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们尽力培养这种所谓有学问的殖民地原住民，他们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利用他们所受的不完全教育来反对他们的师长。”

    所谓有学问的原住民有语言疾病，的确像他说的那样。他们一看见欧洲人，就庄重地询问这个人喜欢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还是蓬松·杜泰拉伊，英国国王是否在伦敦打猎，以及国王有几个妻妾。

    观念上的无法沟通是显而易见的。毗湿奴、朱庇特、英国王储、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古代的共和国、当代的君主制国家，都在他们脑海中出现。他们也很容易就把英王、国务总理和王储，想象成婆罗门教中三神一体的梵天、湿婆和毗湿奴。即使接受了英国式教育，但他们还是会借助民族传统观念来解释新事物。

    三

    欧洲教育培养出来的民族是敌是友？这个问题前面所举的文章已经有明确回答。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印度人中，受英国学校培养的人，没有不反对英国的；而被印度本土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则相反。他们认为英国的管辖统治比蒙古国要宽松，而且可以享受平和的环境。

    想要知道接受欧洲教育的印度人的意见，只要读一读他们刊行的多数报纸就够了。他们对待英国政府的言论，比我国的在野党对法国政府的批评都苛刻。从前以温和出名的印度人，一旦接受了英国式教育，就立即变成凶徒。至于英国还能保存声望的原因在于，这种攻击言论在印度的大多数人中得不到响应，因为识字的印度人太少了。

    英国人所培养的印度知识阶层，都把“印度属于印度人”作为口号。但这个口号实在缺乏意义。因为印度种族非常多，语言不下二百种，各部分没有共同利益。除了村落和种姓外，他们没有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要求。

    这种知识阶层还不甚可怕，是因为人数太少。但他们的数量在逐日增加，将来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必定会有受威胁的一天。

    四

    欧洲式教育能否增长印度人的智慧，以及能否让受教育的人变得友善，这一问题，都已经分析过了。现在要说的，是欧洲教育能否扩展印度人的道德性这个问题。

    答案很明确。欧洲教育不仅不能增长印度人的道德品行，而且会让它低落到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程度。这种教育把平和正直的人变成欺诈贪婪不知廉耻的人，对于同类则傲慢专横，对于主人则卑躬屈膝。现在再举前面提到的英国教授的文章以证明。

    “欧洲人固然有很好的美德，但恶劣的地方也不少。印度人学习我们的优点很少，而学到的缺点则很多。富于经验的军官常常跟我说，刚并入新土地的时候，居民都不会欺诈、虚伪、吝啬、好诉讼以及其他缺点。并入之后，在法庭前和正式交际场合中，这些缺点开始表现出来。”

    接受英国教育的下级官吏，缺乏道德性尤其明显。英国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严加防备，以免铁路、邮局的员工被他们影响。

    为什么接受欧洲教育的人一定没有道德呢？因为我们的教育不适合印度人的心理构成因素，以至于破坏了他们行为所依据的传统势力和旧有信仰。他们既丧失了先人遗传下来的道德，又不能采用欧洲人的主流道德观念。从前的印度人，需要非常简单；新的教育却让他们产生了无数不能满足的需要。他们一方面轻视同族，一方面又自知是被主人轻视的。他们在社会中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窘迫困苦，陷入迷途。所以一下子变成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的人的劲敌。

    这不是不适合一种民族心理构成因素的教育本身所造成的结果，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印度的知识分子，接受印度本土教育的人，都是正直可亲的人。他们中有多位列席欧洲学者会议。他们那种可钦可敬的态度与那些英国学校所培养出来的既傲慢又卑微的人不可相提并论。

    憎恶师长的心态，不仅印度是这样，我们在越南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收到了同样的结果。读1909年12月27日《新闻报》所载的越南总督克罗比古斯基的报告可以知道。报告详细叙述了越南人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结尾说：

    “谈话中，讲演中，人们都非常激动。人民反对法国政府以及对我们的事务有帮助的越南官员。除了传播冒险观念的知识分子外，情绪最激烈的人是毕业于大学但没有取得相应社会地位的人。他们自负于出身，却又被社会事务摒弃在外。其中有我们眼看着他成长的人，这些人要求非常多，学问却一知半解，据说还想要达到日本人的程度。”

    克罗比古斯基看到了拉丁同化观念的坏处，又表达了忧虑之情。“想要用我们的习惯和社会观念，改变他们流传几个世纪的礼教，这不是在劝他们进步。”有一个例子，越南的乡制最好，却因为我们政府的屡次直接干涉，发挥的作用常常受到阻碍。

    对于世代遗传下来的东西不应该做大的改变。它们都是一个民族法律、风俗依据的因素。它们被时间巩固，不能更新，不能违反习惯。我们在政治和行政范围内进行的突然改变的举措，会对未来造成威胁。

    五

    放下这个不说，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大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大多数法国政客的观念，都认为非得用教育进行法国化不可。这个地方的民族跟印度有区别，所以结果或许会比英国人在印度的下场要好。

    想要考察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的教育情况不容易，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在学校学习的很少。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结果。现在节录保罗·杜马所著的《非洲的法国人》一书如下：“1868年是个灾荒年。阿尔及利亚大主教拉维热里收养了很多当地弃儿，希望借此传播宗教。但这种慈善行为的经验，可以当作教训，也可以让人叹息。不久前，我从阿尔及尔到君士坦丁去的途中，和一位地位尊贵的教士谈话。他对于改良阿拉伯人似乎已经绝望。”

    据他所说，拉维热里的孤儿院“收养的孤儿有四千人，但他们成为基督教徒的仅百人，其余人都回归伊斯兰教。这些孤儿在阿尔及利亚名声特别恶劣。欧洲移民雇用他们，不久就会辞退。所有民族的恶劣品性，比如偷盗、懒惰、嗜酒，以及我们的坏习惯，他们都有。人们也试着让他们通婚，并把他们安置在特别的村落，给他们工具，又给他们土地耕种，但结果却实在可悲。1880年，这种村落里竟然有人杀害了神父。”

    前面所讲的经验，对阿尔及利亚来说都并不陌生。教育对象是儿童或青年，教授的方法或者是学校的书籍，或者是人的口授，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各种纪律中，足以约束、规范人的，当属军队纪律。阿尔及利亚由法国军官统领的军队所招募的阿拉伯人，能在数年的接触过程中法国化吗？不能。阿拉伯人是勇敢的士兵，我没有异议。可一旦脱掉军装，他们被浸染的最少的那点欧洲元素也就同时被剥去了。

    “士兵退伍之后，穿起原来的衣服，回到原来的村庄，或者游散在外。每天只想着吃饱了，娶很多女人。在道德信仰上，他们只信一个神，那就是上帝和上帝的唯一弟子穆罕默德，和法国人差别巨大。他们和法国人相同的地方，只有恶劣的缺点。其中有一种缺点，是他们后来学的，那就是嗜酒。”

    如前所述，通过教育把我们的文化灌输给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难比登天。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些曾经研究过阿尔及利亚的人，他们既没有偏见，也不涉及个人利害，但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认为。即使对象换成从摩洛哥到亚洲腹地的穆斯林，也都认为我们的教育能把伊斯兰教徒变成强敌。有见识的伊斯兰教徒答复我的咨询时都说：“我国这种教育试验的结果是，把他们民族的特性改变了，让他们生出很多不能得到满足的需要。总而言之，让他们民族的命运更暗淡，把他们变成不安分的人。”如果把这种教育在我国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地普及，那么接受英国文化的印度知识分子的“印度属于印度人”的呼声，将变成“阿尔及利亚属于阿拉伯人”的呼声。

    这种事实在印度，在阿尔及利亚，或者在别处，都完全能够证明想要用教育来改变民族，是没有希望可言的。继续实行这种试验，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如前所述，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反对教育的人。我只是想说明，适用于文明的欧洲人的教育，不适合于其他文明，更不适合于没有教育基础的民族。

    欧洲教育对文化落后的民族有所帮助的地方，只有技术教育、简单知识的教授，比如算术和适用于农工生产或者手工艺的知识。可以作为根据的，仅此而已。如果教给他们法国君主系统或者百年战争的原因，我没见过他们谁会对此产生兴趣。

    第三章 欧洲制度和宗教对落后民族的心理结果

    一

    如前所述，欧洲教育的结果，只会让原住民风俗败坏，变成欧洲人的敌人，而且不能增长他们的智力和知识水平。这个问题暂且搁置，不再讨论。现在就另一个同化要素进行论述。这个要素就是制度。欧洲制度是否能影响殖民地的土著民族，又是一个问题。

    改变制度以改造某一民族，这种观念在法国颇为流行。我国的制度似乎非常先进，再加上我们的民族有一种统一的嗜好。时间上的统一自然不可能，空间上的统一似乎可以达到，于是他们把纯粹理性的和抽象的政治理想作为真理。想要像布道者一样，把它传播到世界，求得人类的幸福，这种实现法国化的方法真是百折不挠。

    我们的国人是想凭借这种理论引导人们把殖民地都改成国内的省市行政区，而不管那里是黑人、黄种人、阿拉伯人还是野蛮民族。他们都应该享有我们的大原则，以及公布的人权权利。所有殖民地都应该有普遍的选举制度、自治机构、各级委员会和审判机关，在两院中有议员代表。他们想让那些思维还与我们石器时代祖先相似的黑人越级前进，一蹴而就，跳过现在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

    这个方法实行很久了，所以不难看到结果。危害还用说吗？昔日兴盛的地区，现在都变为落后的地区，预算上都要依靠国内供给。

    这种衰败局面固然是由于同化造成的，但殖民地要求同化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一直都没停止过。我们可千万别认为他们这样的要求，是真赞赏我们的行政司法制度。他们是想要得到跟本土相同的财政利益。与其效仿英国在殖民地，由当地出资建筑道路、海港或运河，我们殖民地的民族宁愿国家承担这种公共工程。他们所追求的同化，是想要成为国家养活的人。听一听留尼旺岛首脑的话，就能发现他们的本意。他说：“我们希望殖民地渐渐被本土同化，成为一个省，但不愿意因为同化而像法国本土人民一样纳税。”

    二

    同化的制度从理论上说，看似很简单，所以才具有诱惑力。但就实际而言，复杂程度不可言说。我国的行政司法制度最复杂，因为它适合的是一种最久远文化的复杂需要。在文明的国家中，行政行为最烦琐，就像生死、婚姻的条文，数不胜数。即使就法国国内而言，懂得自治机构事务、各级委员会事务、调解法官职责、初审法庭职责、上诉法庭职责的，又能有多少人呢？现在却想让黑人、阿拉伯人、越南人都明白这种复杂的体系，完全采用，可能吗？还要想到，需要对种种违反的行为进行处罚，增设监管他们行为的官吏，还要为买卖一点土地、索还一笔债务规定各种条文格式，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民族只接受能适合他们需要的制度。如作用简单的审判、赋税制度，他们都已经熟知了。想要对这些生活上不愿意受到拘束的人，用复杂制度加以管理，我们所谓的自由，对他们来说就是苛政。

    这种困难不足以阻止我国理论家们的热心，他们还是想强迫殖民地获得这种“幸福”，让他们享有我们这种复杂制度的利益。

    为了维持这种制度，于是派遣无数官吏。这算得上是我国唯一重要的输出品了。马提尼克一个地方的居民95%是黑人，而法国官吏有800人之多。我国在印度还保存的三四个村落，除了上下院议员不计，官吏也在百人以上，其中法官有38人。而在越南，官吏都可以组成军队了。

    官吏离国赴任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热诚。但实际实行后，才知道强迫一个民族放弃固有制度而服从别人，实在是书本中的幻想，结果只有制造混乱而已。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他们只好另外寻求一种制度，以调和各方利益。但效果并不好，不能满足任何人的要求。偶尔遇到严厉的总督，会对这些官吏免职，殖民地才能得到暂时安宁。这就是康斯坦斯在越南实行的方法，裁减多数官吏，让一个小城市安定，每年可以节省开支八百万。但他离任之后，那些被裁的官员就复职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种恶劣结果不应该都归罪于官吏无能，而应归咎于职务太小。当他们离开法国的时候，就赋予他们推广实行我们的制度的任务。不能拒绝，也不用了解。看着很容易，但一到地方就发现困难重重，官员无能为力之感顿生。所以总督们大多放弃这个过于沉重的任务。越南在六年之中换了15个总督，每人在职时间五个月而已。现在固然不乏任期时间长的，但实际上是因为报酬高，或者上面把这种位置给了那些有势力的政客。

    每位新总督上任时，知道前任总督失败之处，于是试行另一种不同办法，但恰恰又增添了混乱局面。而且这些方法也并非出于他们本人的主张，其实都是遵循国内电报传来的强迫性命令。前述的总督康斯坦斯在下院演说时曾说：“我在任六个月，已接到四位总长的授意。每个人都给我不同的命令。”

    这样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刚开始还只是社会混乱，接着就会有公开的暴乱。即使不这样，也会积攒民众的痛恨情绪。对于这一点的证明，很不幸，都是一致的。越南海盗聚众扰乱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于当地民众的爱国心，而是非要招募原本平和的民众做运输工，让他们离乡背井做苦力；焚毁他们的村庄，虐待民众，并征收重税。税额有的要超过物价的两三倍。海盗是我们的行政机关所造成的灾祸，以及我们所包庇的当地官员过分恶劣的结果。

    我们自己造成的这种可悲结果，不仅在越南是这样，在所有新旧殖民地都一样。例如让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全部归顺我们的制度，几乎导致我们丧失了这块殖民地。又比如科林在巴黎某个大报上所述的，在塞内加尔所见的事实，也完全可以看出，强迫实行我们的制度的危害。他说：“排斥、废止黑人的社会组织，无异于酝酿一场永久战争，让一切崇奉偶像的人、穆斯林和奴隶都成为我们的敌人。”这些都是在殖民地实行欧洲制度所得到的结果。

    三

    教育和制度的影响都已经研究过了，现在要研究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的政治家主张传教主义，这是冤枉人了。靠武力庇护传教士，扰乱东方社会制度的行为，已经成过去式。今非昔比，我们的殖民地的民众都有信仰的自由。我想要说明的是，凡是进步的、高级文明的各个要素，都不能强行在落后民族中实行。

    列举几个数字，就能够证明我们的宗教信仰对东方人的影响。但如果只听传教士们无能的自说自话，前面的那些可以不用提了。

    阿拉伯人能否接受我们的宗教信仰，我已经引证过拉维热里大主教的四千孤儿的事情。孤儿培养于基督教之中，却经常和当地民众接触，于是大多数孤儿成年之后都会回归伊斯兰教。

    英国人在印度的成绩也不见得好。英国教会大会时，教士泰勒报告说：“传教士传教已经有一些年头了，虽然有英国政府的庇护和重大经费投入，但所能募集的教民为数很少，而且都是下层民众。”至于在那些没有政府可以依靠的伊斯兰国家，成绩应该更不好。传教士在阿拉伯、伊朗、巴勒斯坦等地，耗费大量资金，劳心劳力十年，只能勉强让那些低级仆役信教。除了仆役，能使之改变信仰的，只有一些痴傻的女子了。由这种种证据可见，要把我们的观念、思想、文化灌输到东方人的脑子里，用任何方法都不可能。

    我只是想说宗教不能同化东方人，并不是要责难传教士。他们的勇敢和理想我都非常尊重。他们常常在半开化地区为国家尽职。比如在叙利亚，通过学校传播我们的语言文字，是著名的例子。

    我似乎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我的想法。在殖民地实行我们的教育和制度的结果，只能扰乱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强敌。

    这种事情必定事出有因，这才是我想要解决的问题。事实都是总的规律的结果。我想要阐明的就是这总的规律。为什么不能把落后民众和野蛮人提升到我们的文明程度，种族没有统一性的理由在哪里，这就是我所要勉力为之，进行研究的问题。

    第四章 欧洲文化不能改变落后民族心理的理由

    一

    文明的各种要素，如制度、信仰、文学、语言、艺术等，和民族所依据的思想、情感产生的方式相关联。方式变了，文化才会随着变化。

    教育只能大略呈现一种文化的成绩，制度和信仰代表着这种文化的需要。如果一种文化与一个民族的观念、情感不相符，综合这种文化的教育方式就不能产生影响。制度也一样。制度和一定的需要相关联，而与别的需要没有关系。

    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的距离甚远，制度并不通用，观念、情感、信仰、生存方法也都大相径庭。当西方民族日渐脱离传统势力的时候，东方民族却还生活在传统势力之下。东方社会的习惯没有改变，但欧洲人还没认识到这种固定习惯。我们的信仰已经不在了，但他们却恭谨地保持着自己的信仰。家族的势力在西方民族中已经失去根基，而在东方民族中则掌握着大权。我们已经失效的原则，在他们当中还保持着相当的权威。他们有最稳固的信仰和简单的需要。而我们的信仰已经不确定，但需要最多。古代社会的基础，如宗教、家族、传统、习惯等，在欧洲都早已被颠覆了，但在东方，它们的势力还在，还没有被危及以及被替代。

    其中尤其足以表明东西方之间的鸿沟难以填平的，是制度。东方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论阿拉伯或是印度人，都本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即便是信仰最坚固的民族，他们的政治制度与信仰分离也已经很久了。

    东方人没有民法法典，只有宗教法典。新的判例的增加，需要有来自宗教的命令。英国人在印度修复浮屠，优待毗湿奴和湿婆的信众，并常表示尊重他们臣民的宗教信仰，就是出于这种宗教性制度的考虑。《摩奴法典》是宗教和民事的古老法典，是印度2000年来最根本的法规；《古兰经》则是伊斯兰教自穆罕默德以来的最高法规。

    东方民族和我们的主要差异，不仅在制度和信仰方面，在生活琐事上也有巨大差别。尤其明显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需要简单，我们的需要复杂。东方人很简朴，他们的生活状态如果在欧洲，必定会被看作是最穷困窘迫的。但他们却能泰然对待，居住在陋室或者帐篷里，寝食都很简单。同样一个人如果在欧洲长大，必定会产生很多被我们的文化所创造的人为需要。所以他们很难自给自足。由此，原本简朴的人、自足且自得其乐的人，一下子变成不满的人、窘迫困苦的人、激动愤怒的人。在印度，欧洲教育造成危害的地区非常大，这种状况尤其明显。当地人接受英国教育而且受到帮助的人，月薪可得到30法郎；一旦任职，就学着欧洲绅士的样子，西装革履，出入当地的俱乐部，吸雪茄烟，看报纸。结果却是，他们仍自认为薪水太微薄，命运太可悲。但如果用这些薪水去供养当地传统的印度家庭，供两家的生活都绰绰有余呢。

    再比较一下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欧洲移民在需要方面的不同，也可以发现同一环境下，不同文化的差异。有一把储存的谷物做饼，有一碗清水喝，有一套衣服穿，对当地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再看看与他们相邻的欧洲移民的需要。即使是最下层的移民，也要住屋子，有酒肉食用，有各种衣服可穿。总之，凡是在欧洲环境中养成的人为的物质需要，他们都有。

    从各地所见的这么多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的心理规律。欧洲教育一旦用于当地，让当地人深受困苦，让他们勉强接受新观念和一种无法自给自足的精细的生活方式，必定毁坏他们过去的传统习惯，使得他们对现代社会无所适从。

    能否希望我国的制度和教育方式能让东西方互相接近，填平鸿沟巨壑呢？根据前面的证据，这是不可能的。就理论方面而言，民族最难改变的就是遗传的情感，想要相互接近更难。何况使得东西方产生巨大差别的，正是这种遗传性呢？

    在国民情感的基础上，构成一种相同环境、相同制度和相同信仰的行为，已经有几个世纪了。这种情感不是教育所能改变的。它代表一个民族的过去，是历史经验和行为的结果。综合在一起，就是民族的性格。它力量极大。

    这种民族性格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古罗马人能制伏希腊，少数英国人能制伏印度，坚忍果决的力量要大于智慧的力量。无论什么样的教育，都不能遏制黑人易于激动、没有远见、缺少决心、不能坚持的特点。

    如果把教育当作巩固记忆的方法，如牢记书中理论一类，那么落后民族如黑人，也可以和欧洲人并驾齐驱了。我国大学教授伊波从美洲归来时，对黑人赞赏不已。他看见黑人在教室里做几何的证明题，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非常完美，于是认为“黑人与白人同为上帝之子。造物主并没有让他们有根本区别”。

    黑人和白人是否同为上帝之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位先生被幻想所误。被这种幻想迷惑的人还很多呢，那些从事于落后民族的教育的人，如传教士等，都是。

    所谓的幻想，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即使从旧的教育方法来说，人重要的是记忆，落后民族的智慧只能达到一定限度。从离开学校后的白人和黑人的生活观察，可以发现他们的差别。当地人所接受的欧洲教育，就像舞台上的临时服装，演出完毕就要卸妆。我曾经和得到学位的印度人谈话，常能发觉他们和我们的主要观念、伦理、情感的距离非常远。那么落后民族和野蛮人永远不能达到欧洲的文化程度吗？这也不是我的本意。他们将来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但需要经过若干阶段，不能越级，不能一蹴而就。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处在野蛮落后的状态中。需要经过千年的努力，才能享受今天发达文明的利益。

    社会有明确的进化规律，和生物进化相同。种子长成大树，孩子长成大人，文化程度的提高，都需要循序渐进。我们固然可以用暴烈的方法妨碍民族的发展，就像要阻止种子长成大树就直接砍断一样，但我们绝不能人为改变社会进化的规律。

    二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强行实施于落后民族的主要理由，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文化过于复杂。一种制度、信仰和教育方式能适合一种民族的心理状态的原因，在于它具有简单性，能够让人了解，而不致扰乱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文化。

    伊斯兰文化就是这样。这是他们能够在东方世界有巨大势力的原因。被伊斯兰征服的民族，大多是东方人种。他们在情感、需要、习惯上相近，能比较容易地被伊斯兰文化同化，而不会有欧洲文化的复杂性，使得他们在进行根本变革时产生弊端。

    历史学家认为，伊斯兰民族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无形的和智慧上的巨大声誉，是因为他们的强大实力，所以今天，伊斯兰民族已经失去政治势力，但他们的文化却继续存在。在中国有2000万穆斯林，他们从来没有执掌政权。在印度有5000万穆斯林，比蒙古统治时期还多。自罗马人统治以来，能让其他各个民族采用其文化要素，如宗教、制度、艺术等的民族，伊斯兰民族是唯一一个。

    现在，他们的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相较于他们掌握实权的辉煌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兰经》以及本于《古兰经》的制度都很简单，大多都能适合原始民族的需要，所以很容易被采用。穆斯林所过之处，即便是最寻常的商旅民众，人们都能看到他们遗留下来的痕迹，比如制度、宗教等。近代的探险家到达非洲内地，都能看见当地土著部落的伊斯兰教信徒。今天，大概是要回到伊斯兰民族开发非洲土著民族的时代了。如果追随欧洲人在东方的足迹，只能看到他们要么是侵略者，要么是商人，不曾想着要留下点无形影响的痕迹。

    三

    本章和前章的结论都非常明确。欧洲人不能用教育、制度、信仰或其他方法迅速改变东方人和落后民族的文化。即使像日本最近些年的历史，也不能够改变前面的结论。这个民族已达到一种文化的高度，但如果换成另一种高度的文化，还是一个特例。我这本书不能详细说明，只能述其大意了。日本人虽然完全采用了欧洲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成绩，但他们在根本规则、信仰、性格上没有发生变化。就像是封建时代的男爵再生，人们教给他使用机车枪炮的方法而已。他们的心理状态能因为这种教育而发生变化吗？日本人的性格从来没改变过，只是在外表上、生活上表现得像是欧洲人，隐藏了他们固定的生活本质而已。

    总之，我们侵略的地方，在侵略之时，从没见过有像日本古代文化这种教化程度的。我们可以反复申明同化或者法国化一种民族，纯粹是危险的幻想。保留当地人固有的习惯、制度和法律，我们只保持一种高级监护权就可以了，不必强行使用我们的复杂的政治体系。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大大减少我们在殖民地的官员数量，应该要求这些官员多了解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并应该保证他们地位的尊严，要让他们有必要的威望。

    这种简单的改革计划，我只是说个大概，不用细说。想要让它达到广泛的舆论程度还为时尚远。当前的政治观念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挽回的潮流。我们耗费无数人力和财力，想要实现这种同化的幻想。这种幻想是被情感指导的，理性理论无法挽救、纠正。想要用理性加以挽救，只有用牺牲巨大的最残酷、最暴虐的实验。只有灾难才能让人清醒，从而放下虚空的幻想。

    我们不禁要痛彻心扉地扪心自问，我们的祖先牺牲无数生命，我们却固执于错误想法。还有政治家自信能求得其他民族的幸福吗？还有经济学家主张要改变阿拉伯人的心理状态，根本改良他们的共产观念和家庭制度吗？

    再试着思考一下，我们为这几种人道的和简单的理论所做的牺牲。我们为民族的自由和统一，流无数鲜血，而这种民族现在却与我们为敌。我们固执地要用这种理论来法国化那些处于传统势力下的和平民众，我们所获得的，除了怨恨和不断的战争，还有什么利益可言？

    那些去法国之外的殖民地，如英国人、荷兰人的殖民地游历的法国人，全都自愧不如。英国人统治2.5亿印度人，官吏不过千人，军队仅有6万人。印度却能享有和平，运河、铁路和其他工程遍布各地，而且没要求本土贴补一分钱。统治者的实力，植根于无形的威望。而这种威望，我们想不到的是，它得自当地民众。这亿万原住民，没有所谓的普遍选举权，没有各级委员会，没有代表当地的两院议员。统治的方法只是遵循旧的传统习惯，同时稍微受到少数欧洲人的高度宽松的以及不常加以干涉的监管。

    他们的境遇比我们殖民地的原住民要差吗？当然不是。如果有人相信我的话，可以到法属印度的几个村落调查一下，当地人的痛苦一目了然。如果再到英属印度看看，可以发现他们那里面积广大的地区却只有一名官员，当地人也不仇恨他。还能发现英国人尊重当地的制度和风俗习惯，给予当地人以真正的自由。看到这些，你必定会愕然惊异。如果我能让所有法国人都做一番这样的游历，我敢说，再也不会有一个人反对我的说法，非得要主张那个同化的大原则了。

    当然也不能轻视这种原则。它也是一种新的思维。这种新想法是我们所失去的宗教幻想的产物。人类不能离开幻想而生存。但我们何妨放弃传道者的角色呢？我们应该知道近代经济矛盾激烈，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虚妄的幻想不但不能保证祖国的未来，而且还会让我们丧失发展能力。

    第五章 殖民的新方法

    一

    历史中殖民的方法有两种。罗马人最初使用的方法，是用武力侵略一个民族，掠夺他们的财宝，贩卖壮丁，再任由别的人种在那里繁殖。等到那里再次变得繁华后，他们再进行侵略。这种方法固然很简单，但因为耗费太大，不利于战胜国。到了帝国时代，产生了第二种方法。这种方法是设总督进行管理，对那里的居民征收重税，以保安宁。从那以后，这种方法到现在也没有大的变化。

    这种方法也难免有难题发生。就是需要对那里进行军事防御，以免别的国家武力夺取。再者，治理当地也要有一定的程序和知识。如果治理不好，被统治的民族会让统治者感到不快，可能会发生冲突。我们的殖民地不但不能让我们的国人有所收益，而且耗费非常大，危险与日俱增。这一点，人们都知道了。

    除了上面的两种方法，德国人又增加了第三种巧妙方法。让外国人统治、防护一个地方，而德国人仅仅收获利益。这就是他们在摩洛哥所用的方法。想要实行这种计划，需要具有一定的特性，以及足以排斥竞争对手的工商业方面的优势。德国人的技术教育非常好，已经具有了这种优势，与他们竞争非常难。英国人已经放弃了竞争。德国人所到之处，最初人数很少，但很快就开始增加。他们抢占一切工业和商务领域，现在只是在等待他们成为实际掌控者罢了。

    20年来，德国人侵略蔚蓝海岸（法属地中海沿岸的一部分）的方法就是这样。那里是地中海沿岸风景秀美的地方，在历史上是必争之地。现在德国人势力所及，已经有二百公里。那里不但成为德国移民的地区，而且成为他们的经营之地。他们先侵入旅店的经营，目前几乎被他们掌控了。营业的人员全是日耳曼人，顾客也几乎都是。1906年时，我在芒通调查当年的旅客人数，在22所旅店中，德国人有350人，法国人只有50人。蔚蓝海岸一带，由法国人开设的，仅有几所低级旅店。

    战争之前的德国人贫穷而能吃苦耐劳。现在他们依旧能够吃苦耐劳，但已经不再贫穷了。工业的发展帮助他们增长了财富源泉。现在贫穷的只有法国人了。

    德国人靠劳动致富，劳动之后，就来到蔚蓝海岸休息娱乐，并希望能再做点有利可图的生意，如贩卖货物、投机地皮等。

    德国人所开设的旅店，营业获利巨大。各旅店的经理也都想着自己再开设一家，只是需要等待汉堡银行家的借款。德国的银行非常愿意投资于工业。而我国的银行公司只知道骗取公众资本，投资到可以得回扣的国家公债或外国股票中去。无论任何国家，如委内瑞拉，或海地，或类似的国家想要出售公债，必定有法国的大银行为他们代销。我们不能说德国银行家的爱国心比法国银行家强烈，但可以说他们更聪明，善于投资。之前有人对我说，蒙特卡洛某位旅店经理储蓄了6万法郎，竟然有一位银行家借给他20万法郎，让他购买一所旅店。五年后，这个人把旅店转卖给别人，售价达到了100万。我曾调查两家旅店的收入，其中一家在1904—1905年冬季，收入397444法郎，另一家收入167153法郎。这种营业利润，就算是镀金都比不上。可惜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法国可以利用的财富源泉，只是盲目鼓励到偏远的地方去殖民。在出发去越南、马达加斯加之前，为什么不利用一下法国遍地都是的财富呢。

    二

    我在去巴黎的快车中，和一位德国的老哲学教授谈论上面的观点。交谈之初，我就表示了朴素的善意的悲悯之情，说德国人不应该屈服于一个意气用事的专制的恺撒政体之下。这位哲学家微笑着回答说：

    “不要说恺撒。历史上，一个民族在战乱过后，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名字有时叫苏拉，有时叫波拿巴。你也不用可怜我们生活在半恺撒制度之下，你们现在正向衰微的恺撒政体的道路上大步行进呢。战乱时代即将到来。与其拥立那些偶然出现的恺撒，不如拥戴我们这著名的恺撒。”

    “现在只要说一说蔚蓝海岸的经济事实就行了。”

    “你所说的都对。德国人从前非常贫穷，以至于能吃到肉就是奢侈了。现在已经今非昔比。这是技术教育和一定的民族性格的作用，再用纪律和方法进行约束。这就是德国人成功的诀窍。所以今天德国人在各地都具有优势。排斥竞争，吸收工业，即使是巴黎的工业，如化学药品、精密仪器、电气机械，都在德国人掌握之中。其余的也将尽可能地被吸收。现在德国人已经在法国国内设立工厂。所谓的关税保护，即将失去作用了。”

    “我们在蔚蓝海岸殖民的方式，就像我们在摩洛哥的殖民方式。土地任由你们占领，工商业却被我们把持。要知道能控制工商业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在于所负的政治虚名。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不需要战争，仅用战争作为威胁就够了。我们就等着你们当中的平和派、国际派、反对军队派以及其他愚蠢蒙昧的人，分解了你们的国家观念，然后你们就会完全遵从我们的意愿。”

    “我们并不想要战争。但我们的工商业发达，而汉堡太小，容不下这种发展，需要另外寻觅一处大的军商两用海港。附近的地方只有安特卫普合适，所以我们在那里增加、拓展商店、银行和海上业务。英国人和比利时人都明白我们的意思。比利时这时就和荷兰合并，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状况。但要知道，将来的世界中，是没有小国民众的位置的。将来英国人必定反对我们的经营，战争必定在所难免。你们必定会加入。你们将来必定会比现在更加贫弱。”

    “从现在到那时，你们的宗教、政治之争，必定会进一步削弱你们的实力。你们将来必定会变成一个小国。想要拯救目前的危急状态，应该放弃政治和宗教上的怨恨情绪，改变教育的方法。它们具有连带关系。但你们无法做到这点。你们有发达的艺术，善于表达，但却不善于发展工业。再加上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们的势力正大，社会党的势力也在。你们不明白当代的经济需要，多说又有什么用呢？”

    “今天，德国的人口不断增加，生产的产品充裕。而你们的人力不足，产出有限。所以现在，世界可以利用的地方越来越小。东方的市场已经被日本占领。我们将向你们的国家输入人口和产品。一等到你们分崩离析，我们就派驻军队。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是2000年来都没有变过的道理。”

    这位日耳曼人所说的话，我无以作答。车子接近巴黎。我觉得他的话似乎是真理，临别时只好微笑耸肩而已，但心中却觉得在坠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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