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马执政官塞索里努斯并不是和平家，也不是人道主义者，但他知道利用敌人的心理。当这位有谋略的人带领军队来到迦太基，正值这里是世界最富饶之地的时期。艺术、商业繁盛，和平主义的势力也很强大。塞索里努斯向迦太基人矜夸和平的好处，痛骂战争的弊端，然后做出结论：“把你们的兵器都交给我，让罗马代行保护居民的职责吧。”心理简单的和平派争先恐后地遵从这一要求。兵器交出来之后，他又说：“把你们的战船交给我。这种舰队耗费太大，而且很容易积滞。罗马既然都代替你们实行防御，你们留着它也没什么用。”和平派又遵从了。他又说：“既然你们都服从了，是值得嘉奖的。现在我只有一件事了，罗马为了预防叛乱起见，命令你们削平迦太基，并且迁到沙漠去。地方随便你们选，但必须离海岸极远。”迦太基人至此才知道和平主义的危害。不想成为沙漠里的饿殍，只能筹划防御的方法，但为时已晚。城市和居民都已经被别人占领、焚毁。迦太基的历史，由此告终。
这固然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足以给我们现在的人教训。当邮政员工罢工开始的时候，国务总理或许是有感于斯，在甘贝塔遗像下发表演说：
“只有强者才能拥有权力，将来才能不怕被别人侵占。凡是姑息官员叛乱的社会，必定在众人的蔑视之下被颠覆。尽快镇压，才能保持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宁。”
这些话和某位内阁成员意见相反。这位内阁成员帮助官吏叛乱、威胁罢工和毁坏行为的方法，大致如此：“注意新的社会现状。做新时代的人。给工人们信任感。”并劝告他说：“幸运的人才能对工人、官员施与恩惠。”此种可怜的言辞，是今天的新人道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示。与其说是人道的哲学，不如用索瑞尔先生的正确说法，把它叫作矫饰怯懦的哲学。人道主义是我们社会的疾病。
那些闹事的工人和官员全都知道这种言论。越明白它足以令人恐惧，对政府的蔑视和威胁越强。政府稍微要抵抗一下，他们就罢工、破坏财物、放火。
统治者不幸被恐惧制伏。这是最可怕的恐怖，足以让战争失败，并导致无数的革命行为。前国务总理的话如果被大家认同，那么进行防卫非常容易。妥协退让只能让叛乱者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表现出他们的蔑视态度。群众要依靠强力俘获，他们不知道感恩。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早就提出过了。
只是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太远，不足以让人听从，人们只知道退让。所以报纸就刊载了给邮政员工加薪的公告。这种方法，正足以增长他们的要求。政府应该知道，服从也不容易呢。
于是邮政员工又进行了第二次罢工。傲慢的态度和激烈的威胁行为前所未见。其他官吏看见这种威胁有用，于是纷纷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想要满足他们的要求，非得让预算成倍增加，再增加赋税不可。
内阁成员和议员们倒是没有顾虑，因为他们明知道需要负担怯懦行为的结果时，他们必定不在其位了。他们希望要求再过点，又担心舆论愤怒，才不得不稍做抵抗。
第二次邮政罢工也不能说没有好处，它使公众稍微感受到邮政、铁路等罢工的危害。要知道一些工团制度所酝酿的状况，舆论才会攻击革命党人。
如果顺从、接受闹事者的意愿，国家之中必定又会再创立一个小国家，那么将会变成国家反对国家的局面。因为几千人而阻碍一个大国家的生活，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应该熟知防卫、抵抗的方法，不要惧怕。恐惧是流血骚乱和军人专制的根源。如果让邮政员工、小学教师们不知道他们的演说能产生恐惧心理，他们敢表达报纸所载的那种言辞吗？能放任国家所供养的官员来蛊惑、煽动反对爱国主义、反对军队主义、破坏社会吗？能接受小学教师们表达的下面这些意见吗？
“为了解放平民界，我为小学教师提出要求，有权加入劳动联合会，并在儿童思想中传播对中产阶级的怨恨。”
这种领头的人，其实是中产阶级中地位比较优越的人。鼓动邮政员工罢工的首领，年薪在6000法郎，养老金也有3000法郎。他们还是以平民自居，实在是太荒谬了。如果一旦工团主义得势，恐怕这些人的薪金将要和工人一样了。
敢问国家由什么构成呢？不是立法的议会，也不是行政的政府，而是成千上万个分权而治的、执行法律的官员。如果这些官吏都叛乱，国家还怎么存在呢？内阁成员可有可无，没什么大关系。但官员怎么能替代呢？万幸的是，培养一个机械工人或铁匠，需要几年的训练；但培养一个科长、一个邮局人员、一个税收人员、一个邮递员，只要几星期就够了。
二
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能鼓动人心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对它所产生的意见。”今天的危害就在这里。因为危害不在于事实，而在于由事实所激发的幻想和观念。
只有虚妄的幻想才能让一个民族产生动荡。历史表明，想要动摇一定的潜在势力，就应该进行历时长久的战斗，付出流血的代价。
平民受到的待遇，没有比今天更优厚的了；但平民的抱怨不满，也没有比今天更多的了。利益不同还可以调和。所不能调和的地方在于，由政客们所散布的怨愤、嫉妒的情绪。心理濡染又助长了这种怨愤情绪的普及。前不久的社会主义，今天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成了治疗百病的良药。
被新理论浸染的群众成分最复杂。有热衷的野心家，有轻信迷惑的人，有酸腐的大学生，有惯于痛哭流涕表达悲悯之心的人道主义者。其余的则是一群平庸的人，只知道附和别人的行动。
这种革命党敢作敢为，大体上是基于政府的怯懦。索瑞尔曾说：
“决定社会政策的原动力是政府的怯懦。工团首领们不用多久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告诉工人不用请求恩惠，而应该利用中产阶级的怯懦，强迫他们实行平民界的意志。这种植根于怯懦的社会政策，最终会产生判处中产阶级死刑的观念。他们被消灭的日子不远了。”
革命党人只知道破坏，而不考虑破坏后的情形。即使工团得势，工人的命运恐怕也要比现在还困苦。至于工人界倾向革命党徒的原因，则是因为处于懦弱的政府和专制的工团之间，当然要倾向于有权势的一方。这是群众的本能，不要怀疑。
工团主义的权威非常大。他们领导工人群众的方法，是最专制的君主都不敢用的。这种人发言的时候非常少，却能让最不守纪律的群众服从。群众只知道行动，命令则由委员会颁布。发动罢工时，离得近，就用哨声做信号，远的就用自行车送达命令，不需要格外说明。有人要反抗，就会被狂热的同伙殴打。埃尔瑟朗格的工头被工团命令驱逐，当他回去取衣服时，如果没有宪兵干涉，就差点被人打死。这种事人们都应该记得。
所有命令，即使过于偏执狂乱，也没有不奉行的。阿兹布鲁克的工人奉一个工团代表的命令，罢工几个月。至于原因，则是某纺织厂的经理用英国已用了十年的新式机器替换旧式机器。工人有这样的心理，政府又是这样的懦弱。如果法国现在没有铁路，恐怕现在连建造都不可能。
这种举例可以用来反证那些相信平民团体有推测、想象能力的说法。联合会领导者的优点就在于不用推测、想象，而能让人服从他们的实力或声望。所以他们反对普遍选举权，主张少数人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工团几位领导者的权利。这种权利当然不合乎民主观念。但群众既然已经顺从了，将来必定会有实行的那一天。
三
革命运动的危险，不在于激烈暴力的行动。因为这种暴力不会持续太久。需要担心的，是由于濡染，而在各界人心中产生的骚动心理。邮政员工罢工、里昂市警员罢工、小学教师闹事、官吏结为团体等，都因此发生。政府已经被他们威吓，闹事的人就更加相信威胁可以达到目的。
立法者被相反利益挟制，只看到闹事的人都是将来的选举人，丧失了经济需要的意义。立法听任偶然要求，而不管影响范围和法律之间的矛盾。他们又是人道主义者中胆小的人，常认为，既然工厂已经被毁坏，军人已经被杀害，工业已经衰微，那么对于这种迷途的人，何妨表示些宽恕态度。何况还有好的办法让他们归于正路。所以对于杀人放火的人，监禁在牢狱里几天，就表决大赦。如果他们再犯，便认为是法律不好，于是急急忙忙地修订法律。
因此，在议会中，和中产阶级一样，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心理状态。今天我们所处的动荡氛围，基本上就是由这种状态造成的。潘伽烈在演说中曾表达过这种意见，而把动荡的原因归咎于当局者的新的心理状态。但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他的上院同僚曾经想依赖他来反对收回西部铁路，谁知道他当时竟也不发一言。恐惧心理的力量之大，可见一斑了。
这就是政治家言行不能一致的原因。某位国务总理曾反对工团的“胡作非为”，但仍然不妨碍他像某报所说的，“仍把纳税人的税金用在传播反对爱国的用途上，而美其名曰‘工团津贴’”。今天拉丁民族的心理状态特点，是意志柔弱。大民族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不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低落，而是因为他们的意志柔弱。
四
当前发生的这些事情，除了表面的近因之外，常有远因的关系。政治恐慌对我们的打击固然极为苛刻残酷，但它连带的事情和据以发生的事情也不少。综合起来，则表现为一种偏执迷乱的精神状态。
放眼看看周围，民族所依赖的一切无形力量都在解体。如家庭破裂和人口增长缓慢，需要的增加快于自给自足的方法，没有人尊重政府机关，反对优秀、主张平等的观念，道德堕落和犯罪过度增加，意志柔弱，官吏反叛，法官不能执法，小学教师传播骚乱情绪，可忧虑的非常多。工团组织逐日增加，他们所集中的，都是不满和怨恨。恨祖国、恨军队、恨资本、恨能力，几乎没什么不恨的。奇怪的是，社会既然像这样在解体，那么由遗传所构成的心理力量为什么还能支撑呢？
社会的阶梯由上至下。纪律被消灭，权威、声望都丧失了。从前下命令的人，现在只求服从。巴黎大学教授奥拉德曾举一例，以证明今天的心理状态。这种来自平民心理的教训，我敢相信，一定会比由他所收集的革命时代供参考的堆叠如山的资料还强大。
某一天，因为火车晚点，这位深信群众品行的教授到巴黎某火车站的储物室取行李。屋子里有四个健壮的运输工人在随意游荡。他们见取行李的人穿着简朴，态度平和，以为不能多给他们报酬去喝酒。这位教授见他们态度轻蔑冷淡，于是到官员那里去投诉。这位官员认为他的投诉理由充分，但又不敢指使下属，只好自己取下行李放在小车上，亲自推车送出门。没想到这情况被四个工人看见了，他们愤怒于失去了可以喝酒的报酬，于是追赶出来，叫骂不停，要官员立刻放下行李，否则就打他。这位官员一面请求放过他，一面躲开了。
对于一位历史教授，我当然知道不能无限地信任他。他们只知道搜集材料，却不能做出解释。但前面所讲的事情，没听到相关人员声明纠正。即使是半真半假，也是教训了。
大家都看看四周，相似的事情并不少。试着留意一下普通的清洁工人，再调查一下他们的劳动所得，比较20年前的收入，今不如昔。但这清洁工人还是安心工作，为什么呢？他们可能是确信议员和酒商们足以庇护他，让他可以反对自己的上司。
五
这种混乱状态，不仅是下层社会这样，也是一种流行的心理病。影响范围之广，居然使得今天的保守党与最厌恶的无政府党派联合起来。我们最近已经看到巴黎的天主教与劳动联合会的首领来往亲密。最近的天主教大会中，竟然有教师坚决地主张罢工的权利。《时报》也说：“教师辩护并传播最放肆、最具有破坏性、最激烈的反社会理论。”由此可见，对民心的需要不仅在最激烈的社会党人中扩展，那些本应是社会支柱力量的保守派也一样了。《时报》又说：
“保守党能协助他们破坏本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秩序。如果保守党想在这种破坏之中获得一种政治利益，这是妄想，也是虚幻的念头。工团派和革命派有时或许会利用他们，但绝不会给他们利益。”
我们的社会混乱状态的扩张，尤其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反对爱国主义的发展。内阁成员们在演说中不禁赞颂小学教师和大学生，还粉饰说，今天人们把反对爱国主义和反对军队主义合起来，叫作埃尔韦主义，这在法国是一个例外的主张。我们应该知道，隐藏一种危害不足以救治另一种危害。潘伽烈曾说到它的危害：
“埃尔韦先生是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的人吗？是思想迷乱偏执的人吗？如果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某些大会的讨论，我们会感到不幸的是，持此主张的并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当埃尔韦发表他亵渎神明的言论时，倍倍尔在德国议会发言说：“如果有人侵犯德国，如果关系德国的生存问题，我敢断言，所有党员，无论老少，都将拿起枪来抵御敌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要保卫它，死而后已。我敢向各位这样发誓。”
如果比较一下两段话，一个是德国社会党的发言，一个是法国革命党的发言。两者截然相反，不能不让人想起埃德加·基内的话。他说：“如果法国自认为是世界公民，必然要受一切异族的欺负。”
如果不能维持，那么就会灭亡。
第二章 犯罪的发展
一
犯罪的扩大也是社会普遍混乱的结果之一。议会对犯罪和死刑的讨论记录，可以作为参考。发言的人智力自然应该不在普通人之下，但是却只根据情感做决定，所说的都是没有条理的话。还有人把相同数据集合起来，得到的结论则完全相反。
为了保护杀人的人，并答应不妨碍他们做事，理由非常多。某位社会党员说：“如果公民不被资本制度压制，能自由生活在阳光下，犯罪可以消灭。”出于这个理由，他们只好忍痛决定。现在将下议院反对死刑的主张列举如下：
死刑不能保护社会，而所惩罚的人都是无罪的人。
死刑既不能劝人向善，也不足以警示众人。
死刑是社会的罪恶，没有人能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
死刑只有复仇的观念可以解释。
多数上断头台的都是疯人。既然不能在执行之前，查明疯癫的情况，那么砍掉疯人的头，不如废除断头工具。
死刑是侮辱执行的人，而且比受刑的人程度还重。
无论任何国家对罪犯进行的死刑，都不能起到作用。
上述各种理由，只有最后一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是布里昂部长的说法。他的这一主张煞费苦心，可是不但不能取信于人，甚至他自己都不能相信。
为了证明死刑不能对犯罪产生影响，可举的数据非常多。这些数字非常明确，让人感慨。仅谋杀一项，就增加了30%。五年之中，犯罪倍增。现在节录下议院司法改革委员会委员长的说明书如下：
“不说判决的案件，仅就犯重罪的总数来说，1901年795件，1905年1313件，1907年1434件。自从在事实上废止死刑以来，犯罪有增无减。杀人的人明知道不会受死刑惩罚，所以即使犯最重大的罪行，也敢泰然自若，毫无顾忌。各地的议会看到犯罪增加，都请求政府仍然维持并且执行死刑。”
可见，犯罪的人惧怕死刑，证据明确。所根据的是犯人的口供，历任警长、探长的意见，以及罪犯辩护律师的意见。
一个犯人供述说：“犯罪的后果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是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或者圭亚那而已。我已经接受过教育，我可以当一个顺从的犯人。一两年后，还能做机关的小官吏。十年内，我就能获得垦荒地，可以享受到在法国所没有的幸福生活。”这说明他杀人，是明知道不会受砍头的惩罚。
其他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也很明确。瑞士从前已经废止了死刑，现在有十个地方又重新启用了。
再说到杀人和故意杀人两者的区别，非常荒诞。因为被害者同样是死亡，所以前面提到的官员主张废除这个区别，他认为匪徒杀人，是用杀人取乐，虽然不是预谋，但也跟故意杀人一样。“一旦确定为杀人罪，和故意杀人是没有区别的。”但司法部长布里昂想要保留这种区别。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一定默不作声。因为从议员们拍掌赞成的情况可以看到，发言又有什么用呢？
二
这种探讨暂且搁置不管，现在就问题的根本原因和众多长篇演说的起因分析一下。
讨论的起因是责任的问题。50年来，在刑罚上受这个问题的影响非常大，但现在已经梳理清楚了。
所谓责任，是就自由意志而言的。只是今天的博学家和哲学家，都不相信有这种自由意志。由此可见，犯人似乎不必为他的行为负责任。从哲学方面来说，当然不用负责任。但是从社会方面说，则完全应当担负责任。社会想要保证存在，就要做出防卫，不必顾及哲学方面的琐碎因素。那些杀人匪徒具有匪徒的心理，而不具有巴斯德的心理。这当然不是匪徒的过错，但匪徒和巴斯德在名望上有区别。羊又何曾负有作为一只羊的责任？但它就是羊，只能受屠夫的宰杀了。
这种社会责任和哲学上的无责任的区别，很长时间都难以让人接受。各种研究大会，如1907年日内瓦的医生大会已经进行了阐明。现在转录一下古尔蒙所综合的意见：
“无论这个人是疯子还是半疯，无论他有意还是无意，违反、触犯了社会规则，一旦犯罪，就应该进行惩罚。精神上承担责任的观念应该放弃，但对社会承担责任的观念则不能放弃。犯罪的不论是否出于自觉，他的行为都对社会造成了危害，理应逐出社会之外。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躲避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没有社会责任，就没有文明可言。”
法学家加罗法洛说，以前的刑法，随着自由意志和精神责任的观念而递增。这种错误应该改正了。要知道没有人能够拥有绝对自由。我们惩罚犯罪分子不能用自由的程度来考量，而应该从社会利益考虑，根据犯罪的危害程度而定惩罚的标准。
巴德医生的意见更激烈。他说：“如果我是立法者，一定把半疯作为犯罪加刑的标准。因半疯汉是罪犯中最危险的人。”
医生们对于放弃精神上承担责任的观念，几乎是全体一致的意见。但他们对于罪犯所应负的社会责任，则全体断定具有必要性，并且主张对罪犯的惩罚应该从严加重。
这个观点不仅是医生和法学家所主张的，法盖先生也这样认为。
凶手索莱扬在精神上负有责任吗？没有。他不用负责任和狗不用负责一样，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不是有罪的，但却是最危险的人。
想要做索莱扬做的事，就应该具有特别的身体脊髓。也正是因为他具有特别的脊髓构造，所以应该砍断他。
如果对于病人，对于可怜的病人，我又有什么可说的。但如果他的病在于杀害同类，我就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延长他的生命了。
我认为死刑是一种适合时代的问题，应该用它一方面消除猛兽，一方面用以威慑其他猛兽。
我主张严惩有罪的人，尤其特别主张严惩有病的罪人。因为他们最危险。我确信这种方法对于一定范围内的病人，可以收到治疗的功效。
惩罚的可怕，对于感化大多数败类、半疯的人、嗜酒的狂徒、精神错乱的人，具有巨大力量。刑法越严，他们越害怕。
有一种卑贱的人，砍头刀的用途是绝不可少的，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我想要说的是，附近的凶徒以杀人自娱，晚归的游人和偶然遇到的妇孺屡次受害。捉到之后，他们只不过受几个月的监禁。一旦释放，又旧病复发。
这种嗜好杀人的需要如果不加以严惩，必定会更加扩张。因为这是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容易重生。那些文明人游猎的行为，无非是满足这个需要而已。某位著名法官也嗜好游猎。他叙述游猎的心理，和杀人的匪徒的心理非常像，只不过他们的野性施与的生物不同罢了。
叙述狩猎者的悔恨心情，非常让人痛心。他们进行这种没有慈悲心的杀戮，特别残酷的是，他们觉得杀戮是最快乐的行为。捕杀那些好看的鸟而停不下手，让那些没有罪的生命流血而不想放弃。人性的弱点哪能说得过来？
匪徒杀人也是觉得在享受极乐。他们不能自己罢手，也跟那些狩猎者一样。如果我们不消灭这些匪徒，将来必定会被他们消灭。
再说说这些年中，医生和法学家观念的改变。前不久所有罪人还都被认为没有责任，现在则认为罪犯完全应该负责任。就社会利益而言，人们现在要求严格执行法典，只监禁是没有用的。因为一旦释放他们，他们还会再犯。
我的意见和必须惩罚的新看法相同，而且希望惩罚能普遍在各种屡犯的罪犯中实行。我曾在哲学杂志上发表过意见，现在可以引用一下。我曾说一切罪犯都应该负责任，而结论之一是，偶然犯罪的人，应该用体罚的方式来惩罚；惯犯则应该流放边远地区，就像从前人们对付传染病的远离危险的方法。也可以把惯犯编在一起，让他们修造非洲中部的铁路和道路。
三
死刑不常用，所以影响非常小。现在就我们的刑法制度加以考察，这也是议会讨论的重要问题。犯罪日渐增加，每年虽然会执行十几件死刑案，也不能够阻止犯罪。而且故意杀人罪和杀人罪数量不多，应该受到攻击的，是其他种犯罪。
我们惩罚犯罪的方法，只有流放和关进监狱。我们的人道主义观念，已经把前者变成了别墅，而后者变成奢华的居室。
一位总检察官最近告诉我说：“现在的模范监狱的舒服程度，中等偏下阶层的人都不能享受。比如，电灯、暖气管道、冷热水、浴室、有树荫的游园美景之类。所以有时有人专门为了能在冬季享受六个月的清福而犯罪。因为一旦住进监狱，一切奢华的享受都有了，所缺少的只有自由而已。”
英国的刑法制度则相反。他们的刑法比较简略严厉，影响罪犯精神的力量最大。监狱中所用的方法，也就是做苦工和鞭打而已。
这种方法消灭犯罪非常迅速。拉卡萨涅说，伦敦只有一群匪徒，自从实行了强迫劳役和鞭笞之后，这群人就在几星期中绝迹了。而现在巴黎的匪徒还有三万人呢。巴黎受到相反的刑法制度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法官和检察官的宽恕。无赖之徒在晚上被捕，十有八九在第二天早上就被释放了，仅仅进行父辈一样的谴责批评而已。比较两种制度，一个用体罚，一个用误事的容忍。哪个比较有道理，不难判断。只是体罚对于惩罚那些以犯罪为业的人才有效果。丹麦在1905年的抢劫杀人案非常多。自从恢复鞭笞的刑罚之后，这股风潮慢慢消失了。拉卡萨涅教授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应该采用体罚。英国的试验已经看到成效。这种刑罚不但有作用，而且合乎人性。鞭笞的痛苦比常年监禁要轻、要优厚吧。
所以，无效的、不起作用的惩罚会导致犯罪的增加。所谓人道主义法律，其实是异常恶劣的法律。劳动法把无数青年摒弃在工厂门外。这些人无所事事，自然不免四处游荡，成为匪徒。如果对杀人犯的惩罚再不加重，对犯人的判决和待遇又很优厚，就都成了鼓励犯罪。
最近巴黎自治会开会的时候，有两位议员陈诉夜间抢劫的危害。警察总监利宾纳回答说，因为法官的懦弱和频繁颁布赦免令，致使惩罚手段没法使用。他做出结论：“数年来鼓吹的人道主义，今天已经见效了。”
只有病到一定程度，才会想到要找一种治疗方法。那种主管想要感化的办法，将来肯定要受经验教训的惩罚。等到各大城市都变成抢劫杀人的场所，郊野变成汽车夫、匪徒们劫掠害人的区域，不全副武装就不敢在巴黎夜行，到那时或者才会想到需要一种方法保护我们自己了。
惩罚的法律既然已经形成具体条文，每个人不得不自己寻找保护的方法。到那时，群众必定自己惩罚犯人。私刑的情况，必定如下议院委员会的报告所述：
“群众的裁判是激烈的、暴力的、简单的，有时还是盲目愚昧的。把保护善良、执行死刑的权力，用在没有责任的人身上。出现这种情况，政府不能说自己无罪。如果让那些相信法律可以保护自己的公民拿起武器，自己进行惩罚，政府的罪过尤其大。”
那些法官怯懦无能，害怕罪犯报复，不敢严惩罪犯。而他们严惩的人，只是恶劣的低级警员引来的犯罪轻而且不能自我保护的妇女。这也是犯罪增加的原因。某位法官曾经告诉报社的人员说：
“你们只知道说诉讼程序，却不提惩罚。你们知道刑罚已减少了50%吗？你们知道假释和在押日期的扣除，足以麻痹、削弱法庭的行动力吗？流放的方法从来没有实行过，屡犯的罪犯日益增加。你们想要采用英国的诉讼程序，可以。但只能应用英国的惩罚方法，如做苦工和鞭打等方法。惩罚罪犯不必体恤他们而削弱政府的权力。英国的警员没有刀也没有手枪，却可以在伦敦独行。而我们的警员非得全副武装聚集很多人，才敢出行。等到你们用惩罚手段的恐怖性震慑、消灭了犯罪行为之后，我们再来说诉讼程序，才有可能。”
惩罚手段的恐吓作用，是阻止犯罪的唯一方法。麦克斯韦的《犯罪和社会》一书，也是这个意思，就是疯子也应该接受惩罚的威慑。
四
想要实行必要的惩罚，需要先治疗公众病态的人道主义，和法庭的恐惧心理。现在已经有了几种表现，虽然还不够，但稍微有望除去这种弊病了。
最近，某位警员被匪徒刺杀。葬礼时，自治会长曾发言说：“所谓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毒害，要比匪徒的危害更严重。人们所有的力量都变得麻木不仁了。当今最紧要的事情，是应该首先拒绝这种理论。”这和我的意见非常符合。
即使这样，这种人道主义扩张如故。把惯犯编入军队，也是其中的一种。第82团中的匪徒不下百人。1909年12月28日那一期的《日报》曾说到结果：
“10月以来，蒙塔基人发现了前所未见的、明目张胆的两起盗窃案。一件发生在某位上尉家中，仅仅是被窃了。另一件发生在某位居民家中，还杀了一个人。凶手是两个军人。距今八天前，警察在运河中发现了一个淹死的军人，风传是被同伴所害。把匪徒编入军队的后果就是这样。”
要是没有舆论的反对，这危害巨大的法律将完全败坏军队了。下议院议员索迈想要限制犯罪的发展，曾主张实行必要的体罚。不惜触怒那些有怜悯之心的人，斗胆要求用体罚来惩治匪徒。
在空谈哲学之前，应该先讲求一些生活问题。不在于罪犯是否应负有责任，只要知道他是否对社会有害。对于这一点，想必都没有异议了。野蛮的杀人案、袭击案、谋杀案，没有一天不发生。凶犯都是青年。至于他们犯罪的理由，或者是逞强好胜，或者为了取乐。
要解析这种匪徒的心理并不难。他们是懒惰的人，是善于表演自夸的人。他们不在工厂里劳动谋生计，而是吃用妓女的供给，在酒店里游荡，在同类面前矜夸自己勇敢。
他们杀人的目的，固然常常是为了盗窃，但其实都是为了虚荣。这些人常用杀人来打赌。“赌一瓶酒，我会让刚出现的人倒地不起。”既然下了赌注，结成赌约，一个无辜的人就将要受害了。
想要惩治他们，就应该注意这种心理。想让惩罚见效，那么惩罚的手段就不能增加他们所期待的希望。
体罚的主要作用在于足以让人吃苦、受辱。匪徒可以把流放的地点或者砍头的工具拿来向同类夸耀，但不能把受鞭笞的次数作为自负的借口。体罚是保护善良、警示恶人的工具，反对者应当没话可以反驳了。
而且嫌犯们现在还在寻找为他们辩护的人。某位女博士在报纸上发表意见，说“名誉只适合保护富人；工人厌恶它；匪徒的行为可以自娱自乐”。还有这么荒谬的人吗？
总之，与其让匪徒们享受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别墅，或者暖和监狱的优待，不如让他们接受鞭笞、苦工和断头的惩罚。如果真能这样，巴黎可以在几星期之内，荡涤所有匪徒。我们的立法者将发现，人道主义是所有愚蠢的事情中危害最大的，衰败常源于此。
第三章 政治暗杀
今天，政治暗杀已经成为平常的事情了，也是社会混乱的表征之一。公众对所发生的暗杀的印象和观感很复杂，既觉得可怕，又觉得太荒诞。那些被害的人，不管是俄国皇帝、意大利君主、奥地利皇后，还是法国总统、葡萄牙国王等，被害之后，立刻有新的人选代替。他们所代表的制度，没看出有什么改变。而且这种暗杀事件所激起的反动情绪，更加助长了被反对的制度的势力。而暗杀者自身对于暗杀罪行，也不期待什么。
这个意思非常明显，致使所有流行的，认为犯罪是基于私人利益，如复仇、贪婪之类的行为的心理学说，竟然无从求解。
这种政治犯罪的动因，既不是个人利益，也不是公共利益。今天的心理学能解释吗？想要理解这个意思，应该就犯罪传播的方法和势力来探究。
服从信仰的必要性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本能。追求信仰，用信仰引导生活，让自己免于推理、想象的辛苦，这是人类的志愿。这种情况源于思想的奴隶性，而不是思想的自由。
强大坚固的信仰完全不受理性的影响。传道者可以把错误变成真理。他们心里认为是对的，常常不惜牺牲一切。研究这种半疯癫的人，固然属于精神病理学的范围，但他们在历史中承担的任务却很重大。
这种人产生于具有宗教本能的人之中。他们的特征在于追求一个必要的信仰，并且能自我牺牲，好让崇拜的事物获胜。他们都臆想一个和祖先们的天堂相接近的人间天堂。俄国的革命党和各种无政府党派所提供的例子不少。在这种被传统观念控制的简单的大脑思维中，都想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用具有神的意志的国家政权进行统治，为人们进行平均，并且具有古代神明的无限权威和声望。
传道者既不能自己进行推想，又必须进行传播，还不明白需要和实际情况，所以危害非常大。因为受他们影响的都是群众，而群众也没有推论的能力，只有被濡染、被影响之后得到的意见。
近代最大的错误，在于相信可以用理性来鼓动、怂恿群众。其实只有确信、重复、声望和濡染这四种方法。这些要素足以反对他们的利益，以及明显的不可能，都不用说了。信仰一旦被接受，虽然荒诞不经，但也具有强大的势力。世界的混乱，大概就是用这个反对理性的信仰的名义进行的。
用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可以解释政治暗杀。这种行动能让我们愤怒，但不足以让我们惊愕。传播信仰者的特质在于，无论如何，他们都要进行传播，并且毁灭那些阻碍他们的人。
这种毁灭的必要性，是传道者的心理要素。没有传道的人，就没有杀人、毁坏物品的需要。想要毁灭自己信仰的敌人，不惜屠杀数以千计的无辜者。他们向坐满人的剧场里，或者挤满人的街道上投掷炸弹。在他们的想法中，想要改良人类，追求真理，消灭错误，积尸如山在所不惜。
这种凶恶的传道者，不只出身于底层社会中，有时也是半个文化人，曾经接受过大学中不能适合他们心理的教育；有时又是平和博爱的，具有改造社会的固定观念的人。托尔克马达、拉瓦亚克、马拉、罗伯斯庇尔等，常自命是人类之友，只想着人类的幸福，并且预备为之牺牲生命。
隆布罗索说：“疯子和热心博爱的人，各个时代都有，即使野蛮时代也是这样。那时，他们把宗教作为工具，后来则投身于党派之中。最初是十字军，接着是叛党，不久又成为游侠骑士，最后是信仰或反对神明的殉道者。”
在今天的拉丁民族中，如果能出现一个博爱的、善于迷惑的人，他只能立足于社会的或经济的起点之上。他所依据的，基本上都是争论最多的和意义不确定的学说。如果是一个神学或形而上学的问题，可以迷惑上百人。但如果是一个几何公式，没有一个人会被迷惑。观念越怪异越荒谬，愿意追随的疯子就越多。这种情况政治界中最为常见。被迷惑的人，常常为观念而不惜殒身。
现在无政府主义所蛊惑煽动的政治暗杀非常多。印度部长的一位副官，被一个印度学生所杀，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学生被某家报纸的观点煽动，才做出这种举动。那个观点大致是：“宁肯失去老朋友的尊敬，我们也要敢于申明，政治暗杀不是犯罪。一切自由的和没有成见的人，都应该认为暗杀犯不是罪犯，而是为人道主义复仇的人。”
在印度，孟加拉一地，一年中的政治案件有329起，其中很多是普通的强盗案。
30年来，无政府党派、革命党和其他信徒所犯的杀人案，数量有增无减，将来必定会更多。蛊惑神秘和迷惑的人，从前被宗教吸收，现在都倾向于政治了。和这种精神错乱的人讨论是没有用的，应该消灭他们。否则，我们就将要被他们消灭。
第四章 虐待宗教
一
对宗教的怨恨，是法国社会混乱局势扩大的原因之一。政府被声势浩大的党徒驱策，不得不走上虐待宗教这条路。没有人能从这种虐待中获利。国人不明白心理学和历史，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这种虐待可以从教会和国家分离法，以及教会产业法看出来。人们要不是被怨恨蒙蔽了眼睛，绝对不至于表决这种法律。这个法律的真正目的，在于剥削教徒们赖以生存的微薄供给。足以妨害民主共和制的措施，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教徒们其实不应该进行哀诉。因为这个法令赋予了他们一种连最虔诚信教的国王都不敢赋予的自由和权威，让教权脱离了俗权的羁勒，由教皇来任命从前沿袭成规的由政府任命并供养的主教。还有比这更不合适的措施吗？它尤其拙劣的地方是，把教徒驱逐到教堂之外，断绝他们的生活方法。德国人在阿尔萨斯的举动正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在无形之中成功侵略那里，就是凭借教徒的力量。他们不但不虐待，反而优待，大量增加供给。可见德国人有多聪明，而我们有多愚蠢。
想要让一种穷困闭塞没有政见的教徒顺从民主政治，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我们被缺乏远见的所谓命运蒙蔽，反对我们自己最明显的利益。要知道无形的权威，无法用暴力进行攻击。这种简单的道理，是小学就应该教授的知识。
至于教会产业法，不仅是一个拙劣的政策，而且还是一种野蛮的不公平法令。人们都知道，这个法律本来就是为了攫夺教会所有的几十亿产业，而用养老金的方法分给工人，以保证工人们投票。而这个法令的唯一结果，恰恰是保证了工人们产生怨恨情绪。几十亿产业转瞬就成了泡影。财产清理的最终结果，所得不过千万。而无数需要靠教会收入救济的事业，现在都要由国家来负担供给了。
唯一能从中获利的，就是财产清理人和投机者。这些人借此暴富。这个法令主要的提议人库姆斯也承认，执行它，是一种强盗行为。他接受报纸访问时也曾说过：
“读一下雷吉斯芒塞在上议院所做的报告，就可以知道黑暗情况了。某处的财产清理人所清理的财产值60万法郎，谁知态度殷勤的法庭决定给予的报酬金额，竟多达10万法郎。另一名清理人，在28000法郎的资产中，获得了10000法郎的报酬。在尼斯，竟然还有一个清理人，在一钱不值的资产上获得了16000法郎的报酬。”
这种清理人和他们的保护人所得的数目，与工业家中持有资产的人所得到的利益相比较，还是个小数目呢。资产竞卖的时候不明白通告，而竞卖又定在当年买方很少的时候。竞争很少，所以获利巨大。维兰尼在1909年12月14日的议会中，讲了几件事，可资参考：
“用这个方法拍卖，导致森林修道院仅售价260万法郎，而赎买的人立刻获利800万。圣心教堂的产业，面积52000平方米，而要价仅520万法郎。它售出时，也才涨到600万法郎。这是把巴黎价值400法郎一平方米的地方，用100法郎的价格出售。买的人可以用低价获得至少值2000万法郎的产业。”
当时的国务总理也认为这种公开拍卖的规则不公平。公开拍卖的时间在夏季7月末，所以竞购者不多。而且司法部长也认为广告说明不够，他已经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检察厅。检察官的意见相同，已在当地的民事法庭提起请求，现在也由法庭受理了。
公开拍卖的舞弊行为，法庭的腐败行为，司法部长都已经承认了。查特公司值800万，竟以50万售出。当时没能阻止，后来因为舆论的攻击，于是不得不阻止另外一桩公开拍卖中窃夺500万的行为。至于资产被收用了的人，都陷入窘苦之境。可是没有人会想一想这些人。政府又不付给他们救济金，恐怕将来他们要被饿死了。现在转录《公报》所载的一份演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质问国务总理，就是从此以后，什么人来供养男女教徒，又怎样救助他们的需要？他们既没有养老金，又没有收入来源。斯坦尼斯拉斯学校的校监，一位60岁的老教士，没有一块面包可以养活自己，只能凭借教课生活。我代他请求要养老费已经六次了。人们窃夺了这个学校的200万资产，教课时间久的人，是应该统计一下，发放养老金的。我们已经知道教会的几十亿产业的最初用途。我们知道它用于驱逐纯洁女子和善良人。那些人的志愿只是要行善，要救济穷苦人，保证儿童的生活。你们侵犯、剥削、驱逐我们当中的好人，而把金钱供给恶人。你们知道责任的重大吗？”
像这样的愤怒言论举不胜举。不仅法国这样，其他国家也在鸣不平。巴西某家报纸所载的某位候补总统的话，可见一斑：“法国被教会的潜在势力所迫，所以反对教会的情况日益加剧。20世纪，在共和自由形式之下，出现了过度的专制行为。他们把教徒驱逐到境外。被美洲收留的漂流海外的流放人，都得到和平兴盛的发展，没有被虐待的担忧。罗马主教到新教徒罗斯福的宴会上，都具有一种亲和友善的感觉。”
左派议员也有反对虐待教会的观点。拉波里说：“20年来的大部分事业都消耗在宗教战争之中。今天所谓的反对教会主义者，并不是要防止教会主义的干涉，而是借口信仰自由，滥用一种权力罢了。那些要消灭宗教的人，自己或者他们的亲属都不免遵守仪式。既然自己还信仰，又为什么要勉强反对呢？从前路易十四的时代，也曾利用天主教进行精神的统一。当时法国上下都觉出沉重的苦痛。不希望今天的共和国家再用官方势力来反对宗教，再筹划这种精神的统一。”
今天的虐待宗教，后来人必定会有评判，就像我们现在评判昔日的教会检查，以及撤销南特敕令。我们的统治者所根据的理由，也是为谋求国家精神和政治的统一。这一点与昔日相同。至于有害的结果，也和昔日国王诏令的结果相同。
二
想要为驱逐教会找一个具有科学外表的理由，就是教会传播的都是错误观念，应该用学识渊博的好教授代替。即便这个道理正确，也只能作为驱逐教会的辩护之词，不能用它来为没收产业进行辩护。更何况这个理由并不充分。
从近代心理学的发展来说，信仰都不能从理性价值上进行评判，只能从它所鼓动的行为上评判。美国出现的新宗教不少，因为成效卓著，所以很受民众敬仰。例如摩门教徒在荒凉的土地上兴建多个繁荣的城市。不能不承认他们对美国的贡献。这种出于功利的观点也应该重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宗教所包含的真理固然不多，但就历史经验来看，重要文化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实现的。没有一种哲学像宗教那样，能让人克己、博爱。宗教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非一种应该加以破坏的力量。如果一种宗教要迫害其他种信仰，那么的确应该加以遏制。否则，我们应该善待它。
而且宗教是一种长久希望的创造者，没有它，人们就不能减轻对死亡的恐惧。那些发明神明的人是人类的功臣。他们的事业和功绩，应该受到思想家的崇拜。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宗教的科学性，也不反对它了，而且承认它的巨大力量。过去，民族精神的固定性就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将来也许会有改革的行为，但如果人类常怀有希望之心，那么宗教就不可能被消灭。
第五章 社会斗争
一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地处北欧，算是世界的一个偏僻角落。那里经常浓雾笼罩。因为名气不大，所以游人也不多。但根据向导所讲，这个城市和意大利名城威尼斯相似，虽然很少有游客常驻此地，但也曾经盛极一时。当时有游人偶然经过那里，见到了自从有人类世界以来，从没看过的景象。传统社会的阶级分工都被颠覆了。泥瓦工人成为领取年薪的人，贵族要做泥瓦工人的事情，工程师成了司机，银行家打扫街道，法官成了清洁工，而工人们很清闲，逍遥自在地在街道运河一带散步。
是什么神奇的魔术导致这种变化呢？是北欧神话中那些遍布天空大地和海面的神的力量促成的吗？当然不是。神明的力量还没有这么大。即便是奥丁神，也会束手无策。这种变化是一种不可见的无边力量造成的。这种力量就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需要。
一个国际工团组织自恃权威和影响，认为劳动者肯定会服从，于是向社会宣布总罢工，进行挑衅。对于这种情况，社会各阶层都意识到进行抵抗的必要性，谁也不能坐视国家沦落、工商业衰败，让没有知识的下层民众代替推动社会进步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凭借着自身的主动性和勇敢，没有指望求助政府，而是自己主动取代了工人群众，从事各种社会劳动。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大罢工失败了。社会因此击退了工团的要挟。
瑞典这种勇敢的自我保护措施，对文明进步有巨大贡献，使得其他国家中不知道抵抗的政府，学到了自我保护的方法。
这次罢工也体现出，对我们有威胁的社会主义，也危害到了无数的人道主义者。瑞典一家重要报纸说：“事件的结果是团结了非社会党。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人民结成紧密的团体，来坚决反对社会党的危害。”自我保护的可能性，也需要有工厂主的团结、联合，以及舆论方面表现出来的同情态度。此外，中产阶级的手工技能也是主要武器。中产者中在乡村居住的人，应该会锯、刨、锻造冶炼等技能。这些都是瑞典人所具有，而我国所缺乏的。相反，法国人有一种忍受、退让的性格，瑞典人却没有。如果法国中产阶级不结成团体进行抵抗，将来必定会受他们的剥削，即将被消灭了。洛张说：“生在今天的世界，对国家的态度如果只是会辩论、会屈服、态度软弱，是没有用的。应该表现得强硬。如果不相信，不妨看看工人们。他们联合在一起，态度强硬。再看看中产阶级、工业家和商人，他们互相分裂而且态度懦弱。”
二
总罢工的尝试，如邮政员工的罢工和官员闹事、希腊的起义，原因似乎各不相同，但都是同一个心理规律的结果。各民族、各时代都是这样，这已经有历史经验证明了。
这种规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一种人由于某些原因发现了自身的力量和扩张趋势，于是便占据优势，进而想要制伏其他人。
刚开始的优势，最终会被控制。等到社会生活的各种构成元素失去了平衡，必定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民族生活和个人生活一样，只有势力均衡才能维持。均衡被打破，会导致疾病。混乱的状态一直存在，会置人于死地。社会有疾病和个人有疾病是一样的。把社会病理学编辑到一起，可以编成一大本。理想家们建议的治疗方法非常多，但能找到病源的学者却为数极少。
看一看历史上具有优势的阶级制伏其他阶级的例子，就能证明这个规律。罗马威震世界的原因，在于它的军事力量。等到均势中的元老院权力被皇帝消灭，军队就成了主人。帝国末年，只有军人握有创造恺撒独裁政治的力量。
之后，同样的控制行为由社会中据有优势的各个元素来执行，比如封建教会、王朝一类的势力。如果优势太大，超过限度，破坏了阶级之间的势力均衡，就会导致覆灭。法国王朝的灭亡，正是不明白这种均势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维持社会各种元素之间的势力均衡，不要助长一方扩张而压制另一方，是一种根本的政治原则。王朝不明白这个规律，最终灭亡。我们如果也不明白，也会走上灭亡之路，只要听任我们能看见的新的权力扩张，也就是劳动联合会的官吏团体势力扩张就行了。谁能掌握这种能力，谁就能做唯一的主人。
这种普遍规律经常得到证明，我们能看见的希腊历史就是一个明显证据。希腊任凭军官阶级的势力扩张，最终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军人独裁制度。
三
没有用的人道主义空谈、对骚乱永远妥协的态度，现在都无济于事了。我们的敌人进行的破坏非常明显。一旦失败，就别指望他们会对我们施与恩惠了。
某位著作家说：“革命工团主义已经处在反对军队和祖国的阵地上。”还有巴黎社会党一位下院议员在演说中，对从军的青年说，要模仿巴塞罗那工人的样子，不听从入伍的动员令，要反对军事机关的要求。
可见工人的领袖已经向社会秩序宣战。听从他们的人中，有一些下院议员，有大多数官吏和小学教师。像中产阶级中的富人想要做的那样，和他们妥协议和，是一种可怜的心理。这种卑微可鄙的懦弱，恰恰增长了敌人的胆量。处在这种战斗中，可选择的途径只有两条，要么夺取胜利，要么战死，别无他法。讲和既不能免于失败，又会被羞辱，更会让后世子孙蔑视。
今天的革命社会党，战术非常简单，常能达到目的。恐惧心理是议会表决的重要原动力之一，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而这种情况下通过的议案有多大危害，我也已经说明了。
四
看得见的行为，常是不可见的力量引导的结果。我们只知道行为的成效，却不明白原因。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不只鼓动我们的行为，而且还为我们事后进行解释时，提供理由。
这种规律适用于只相信情感的人。而政客们既然没有其他可相信的东西，当然也就包括在这个范围内。他们用来解释行为的理由，和鼓动别人行动的理由有所差别。因为后一种理由形成于不自觉的范围中，了解的人非常少。
一个时代的学者，他们的主动原则很少。政客们的主动原则也不多。探寻30年来我们的统治行为的原动力，有三种。第一个是对选举人的恐惧心理。第二个是为了取悦于选举人而虐待少数人的信仰。这个“少数”，即使是全体公民也不管。第三个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现在一一证明。
恐惧心理的效果我已经在别的章节说明了。它的巨大力量想必没有人会反驳。近来法律的制定大多由它决定。内阁成员和议员们的卑微服从态度，也都是因为它。
第二种原动力也很明显，各种虐待行为都是维持内阁的武器。一家报纸曾说：“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凭借反对教会法维持了三年。库姆斯内阁靠封闭学校、驱逐教师，也取得了相同的执政时间。鲁维埃内阁凭借教会国家分离法得以维持，希望通过把教会财产分给平民，来平息他们的愤怒情绪。”
第三种原动力的力量较强。共产主义学说使用怂恿、重复、濡染等方法，已经成为比旧信仰更为不宽容的说教。不信这种新学说的人也受他们影响，以至于不敢反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基督教刚开始传播时的情况没有区别。
各种有害的法律都是共产主义所鼓动的，比如收回西部铁路之类。再有空泛的人道主义，也是共产主义产生的。这是我们的工商业、海军、道德信仰被破坏的根本原因。最近的所得税法也源于此。虽然还处在讨论中，但表决通过是必然的。
总之，共产主义学说、虐待和恐惧心理，是政治的三大原动力。各种政治行为都以它们为根据。
五
我们的未来，就悬系在现在能看见的这些青年人的思想言行之上。青年们已经处在衰败的社会生活之中。他们看到传统信仰被消灭，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解体，又看到旧式的阶级、家庭、产业、国家、军队都已经碎裂，没有希望可以期待；自己虽然自信有所作为，却必然劳而无功；他们的性格将被消磨，最后不得不顺从接受虐待和暴力行为。
这种被动态度会鼓励革命党的野心。他们这些人，只想着攫夺别人辛苦劳动所得的财富。邪恶如果不被善良正义抗拒，那么将变得强大不可阻挡。中产阶级的青年们，现在还不失为精英群体，科学、工业、文学、艺术还被他们掌握着。但如果是没有性格的精英，将不能成为精英。罗马的精英在帝国统治末年也是非常杰出的，只是失去了毅力，所以不能抵抗意志强健的蛮族。如果统治阶级渐渐受人指挥，那距离末日也就不远了。
将来的斗争从表面来看，是经济的斗争，但也是观念的斗争。或者说，是由观念所引发的情感的斗争。
综合各种情感构成的民族性格，改变更加缓慢。不过，历史中也能看到民族性格发生改变的情况。法国的教育危害不小，但如果换到别的国家，可以在百年之中完成改变。德国学校的教师当然不能战胜敌人，但却可以创造出击败敌人的心理因素。改变民族的情感，就能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
第六章 近代命运说以及命运的分析
一
想要预测一个时代的命运，需要研究能指导时代意志并决定其行为的主要观念。但怎样探寻这种观念呢？在群众的行为中寻找吗？不可能。因为群众只有欲望而没有思想。在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的学者中寻找吗？也不可能。这些人能给我们的，只有能诱惑读者和听众的舆论而已。
探寻一个时代的指导观念如此之难，但如果我们听一听人们最期许的师长的讲论，就不难知道大概情况了。
聆听近来学院的演说，如拉维斯和皮埃尔·洛蒂的演说，可以知道这些青年人的导师们所关注的东西。这种演说不能够给人以勉励，只是说无论怎样都不要悲观。尤其让人不能忘的是，他们勉励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信仰，表现出一种对于时事的被动接受的忍耐，还有科学不能阐明的包围我们的神秘力量。之前最富有期待的思想家们，现在似乎都被一种黑暗的命运说打败。
这种命运说不仅在教授和学院的院士中可以听到，即使当代的政治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前总统卢贝说：“事物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控制着人类的意志。一种神秘理论引导着我们。”至于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神秘理论的元素，后面另有论述。
在我前面所说的学院院士之中，洛蒂表示的忧虑最大。他指责创造文化进步的科学无能，指责它不能做出解释。他说：“现在，我们并不知道什么；而将来，我们必定什么都不知道。真正的科学现在已经没有从前所具有的解释事物的自信。每次有人发现了某种事物的原因，就像是打破了一重铁门，踏上一条黑暗恐怖之路，进而到达一扇更恐怖、封锁更严的门。我们越前进，秘密越多，黑暗越重，惊恐情绪越增加。残留的基督教信仰还试着为我们低声辩解，安抚我们的内心。但我们明知道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自我安慰说，在不可解释的边界上，或许可以期待真理的存在。”
这位著名的著作家既不相信科学的解释能力，又不相信努力可以抵抗时事的威胁。所以他说：“没有战斗能够抵抗这个破坏一切、平均一切的风潮。”
我对于这种平均主义非常怀疑，而且相反，我相信文明越进步，个人及其地位越不会相同。因为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复杂，学者与平民的心理、工程师和工人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表面上看，似乎一天比一天均衡，但人类实际上的均衡程度却一天比一天小。心理的不同，是不可改变的，无论如何激烈的暴力行为都不能抹杀。
拉维斯的悲观主张和命运说也不亚于洛蒂。他在接待潘伽烈来学院的演说中曾说：“如果你相信用几个旧式的简单的原则，就能在今天的政治活动中指导人类，我可要为你担心了，我也会为我自己担心。”至于新原则，他却不曾提及。实际上是因为他不熟悉。他还说：“国家和社会现在处在危险之中。民主政治最初就是出于本能、欲望、观念的骚乱。他们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没有人能为将来的城市建设做出规划设计。他们被制度、法律、习惯阻碍，于是对现在的城市支柱力量进行攻击。现在一切都动摇了，似乎趋向衰微了。”
将来必然会有一天，世界各国都要在军事费用和社会费用中间进行选择。这个日子已经接近了，它将会让两种世界的人、两种不同的知识互相碰撞。那一天就是盛典。
这位预言家所说的，前人已经说过了。从古到今，各种民族如雅典、罗马、佛罗伦萨，都提出过同一个问题，也进行过相同的讨论。尤其一致的是解决的方法。蛮族的名称经常改变，但对内对外，都应该进行斗争。值得忧虑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人在变乱之前，总是忍受。
看看今天拉丁民族的和平派、社会党、大学生之间的相互联合，拉维斯所说的“盛典之日”或许可以出现。但是，“每一天”都会有它的“第二天”，这个“盛典之日”的“第二天”，就将是手无寸铁的民族遭受邻国入侵、劫掠的日子了。这种可悲的现实，可惜被人道主义梦想蒙蔽了。
前面所述的悲观主张的和命运说的趋势，不只出现在学院的院士之中，教育界也逐渐被影响了。那些不属于忍受派的教授，现在都已经成为蛊惑煽动暴力的人。投身于革命社会主义并成为首领的人也不少。
拉丁民族的教育家中，大多是这两种人。一种是忍受命运的人，一种是煽动骚乱的人。革命主义的力量只不过是酝酿暂时的暴乱，而命运说延续的时间非常长，也更为危险。命运是懦弱者的宗教，表面上依赖科学，所以看似可怕的怪物，但实际上没有实力。
二
命运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传统，经过宗教家和神学家们不断补充而形成的。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会有一种能统治一切的至尊权威，古人把它叫作命运。没有人能违抗命运。昔日，神对俄狄浦斯说：“你会弑父，并娶自己的母亲。”俄狄浦斯虽然不相信，但仍然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
各种宗教都继承了这种传统，现在的几个新的教宗派还在崇奉宿命论。根据这个说法，上帝在最初，就已经预定了哪种人应该升入天堂，哪种人应该堕入地狱。
今天的教育考试中，又有决定论的说法，人们于是借此来与命运说进行辩论。其实决定论和命运说并不相同。决定论把某种现象解释为某种前因的当然结果。同样一个原因再次出现，那么同样的结果也将再现。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没有控制和干涉。从前人们不明白一切自然力的错综复杂，于是奉为神明，希望用祈祷来让它改变。至于决定论，则反对控制和干涉。
命运说的定义又有所区别。决定论在我们的控制之外，而多数的命运说，在我们的意志控制之中。
我们可以听任形而上学的学者讨论自主的问题，因为这是哲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从实用上来说命运，以证明命运是各种愚昧因素的总和。如果能分解所集合的元素，命运可以立即消除。
三
命运可以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比如，衰老、气候、星辰运行等。我们充其量只能研究它们的规律，或者进行预测，以及有时出于自我保护目的而反抗。
第二种是可以避免的命运。只要科学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就能分解它的元素，并各个击破。那时它就会被消灭了，比如昔日夺走亿万人生命的瘟疫、饥馑之类。
第三种是人造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在历史之中随处可见，想要打倒它很难。因为原因已经形成，结果也应当立刻出现。想要制伏它，就应该明白，需要一种力量巨大的原因来抵制这种有一定力量的原因。伟人们之所以能摆脱命运的束缚，就在于此。
从科学在解释现象方面的能力来考察，也可以发现，从前被认为是不可解除的命运，现在已经有了可以分解和消灭的方法。40年前，在巴黎医院截肢的病人，几天后就会死亡。又比如疟疾和黄热病，从前也被认为是一定地域的人的命运。但今天，这些命运的元素已经被分解，可能会被消灭了。自从解毒方法发明之后，截肢的人不一定死亡了。疟疾和黄热病也经人研究发现，是寄生虫侵入血液。至于侵入的方式，是被某种蚊虫叮咬。于是又发明了消除这种疾病的疫苗。刚开始只能稍微控制发病，后来又有人发现，蚊虫在沼泽或积水中滋生，于是人们把这些地带变干燥，消灭疫情的源头。古巴首都哈瓦那之前是重灾区，现在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不再受危害，可见命运已经解除了。
鼠疫也是一样。这种疫情曾经导致2500万人死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原因是死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细菌。还有非洲各地的疟疾，也因为科学的发展而被消除。
其他可以举的例子非常多。之前荷兰的海水泛滥成灾，现在已经努力解决了。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沙地和勃兰登堡泥坑，现在都已经变成美丽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一切能够征服自然的人，都是在与命运战斗中获胜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忍受困难的束缚。
四
上述这些分解一定自然命运的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历史命运。这种人造的命运建立在民族和政治的过去之上，有时候力量非常大，但也没离开可以分解构成元素进而消灭的规律范围。
历史中可以证明这个说法的事情不少。现以1870年的战争为例。如果解析这一战争心理方面的远因和近因，必定会发现，战败固然不可避免，但如果能有杰出之人，及时消除各种元素，可以不必像现在这样积重难返。
现在的心理错误和不能对未来进行预见，累积在一起，成为后世命运的根源。50年前，由君主的近臣所造成的命运非常多。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日俄战争中。俄国人不明白日本人的心理，才导致战败。
围绕我们的人为命运非常多，比如嗜酒的危害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征兵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具有遗传的嗜酒习惯。我们对这种命运没有办法遏制。国家还担心预算入不敷出，从而鼓励这种行为。
我们人为创造的命运没有停止过，势必造成过于严重的形势，没有分解的办法。前商务部长克吕比新近著作中所举的例子可以作为证明。书中说，有权势的部长竟然不能在所管理的部门中施行改革，只能坐视混乱状态。由他公开的行政事务中的混乱状态包括，部员之间始终存在的争斗、责任的混杂、命令不统一、机关老旧无能，他竟然没有办法进行指挥。这位部长在职两年，不能做出哪怕一项有用的改革。他自己不但不明白原因，而且还说补救的方法在于用“选举改革来改变民主道德”。想要治理积弊，应该先认清情况。他实在是没认清造成这种情况的力量。
命运中结果最可怕的是被情感造成的命运。这也是人道主义成为近代法国一大危害的原因。社会基础逐渐被它侵蚀。我前面已经说明，无数酝酿着可怕的革命的法律，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制定的。把匪徒编入军队也是因为人道主义。优待这种匪徒，让他们在狱中所享受的安逸，比工人还优越，也是由于人道主义。
凭借着人道主义者的力量，杀人犯增加了两倍。如果没有舆论的爆发，人们竟然不能执行死刑。当人道主义者让整个民族堕落之日，就是祸患、危害积聚之时。大革命前这些人已经很多。人道主义进化到极限，只能看到被屠杀的尸体堆积在一起。鼠疫固然让人们恐惧，但更恐怖的却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不是进步的人，而是妨碍进步、消灭民族的自主行动力的人。
五
用心理学知识分解命运的功用，似乎非常明显。我曾就这一点，问过前外交部长阿诺托。据他说，政治家没必要掌握心理学知识。
政治心理不但能教人反对妨碍民族生活的命运，而且能教会人引导民众，指挥时事。大政治家如黎塞留、加富尔、俾斯麦、英王爱德华七世等，不但深谙治理之道，而且能分解历史命运的各个元素。这种杰出人才，能精确地操纵心理因素。他们了解各时代发生的宗教、社会、经济等需要的能力，区分不可避免的命运和可以避免的命运，不做无益斗争的消耗，是政治心理的要点之一。
我们当然不能消灭那些超越意志力的命运，但杰出的人能利用它，就像海航者利用风向一样。例如德国人对生产过剩和竞争，不但不反对，而且利用它创设了生产者联合会。我们不知道这种工业集中的必要性，便用法律来反对这种联合。可见德国人的聪明，而我们是多么愚昧。
如果不能利用产生于自然规律的命运，而是反抗，必定会贻害无穷。每次人为创造的命运，必定会有必要的波及和影响。我前面所举的1870年战争，现在人们大多已经忘记了，竟然连高等师范的考生都不知道有这次战争。但我们还在受到它的影响呢。即使就财政而言，我们每年还要付出4.5亿法郎。这是战争赔款的利息。这次战败引发的其他结果，则是军费的消耗。据郭色的计算，40年来共耗费530亿法郎。政治家没有远见而累及后世，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可见能够对未来稍有预测的政治家之可贵。不幸的是，这样的人数量太少。
自从议会主义得到扩张以来，多数政治家都认为政治仅仅是善良人的方法，不看重思想，重要的是用言辞来诱惑听众。虽然能够成功，但也难以维持长久。
大演说家们习惯把言辞当作事实，所以他们是拙劣的政治家。那些掌握了人类和客观世界知识的人，能迅速而坚决地做出决定，哪里需要华丽的辞藻呢？
所以没有远见的政治家是那些灾害性命运的创造者。英国现在增加赋税、扩张海军、抵制德国的霸权，就是因为40年前他们的政府没有远见。
英国想要平息怨恨情绪，在德法战争之后拒绝召集国际会议。否则，德国的野心是可以遏制的，也不至于发展到将来的程度。俾斯麦朝夕忧虑的地方就在于此。这位大心理学家在他的笔记中曾说，这种国际会议可以“削减战胜国的利益”。这也是他在数年之后召集柏林会议以遏止俄国人战胜土耳其的要求的原因。
拉丁民族的前途很难确定，因为他们的政治家生活在现在而不考虑将来。一种只顾目前利益的政策，通常都是拙劣的政策，必定受一切命运的拖累。政治和工业相同，只有有远见的人，才能成功。
根据最近的历史可以知道。40年前很少有人知道非洲，只有极少数探险家知道那里。一位年幼的具有远见的国王预感到亚洲即将脱离欧洲羁绊，而欧洲的将来在非洲。当时，他手中资源非常贫乏，竟然能不管人民反对，毅然在非洲大陆建设了一个帝国，逐渐扩张，以至于面积几乎达到俄国的一半。现在，那里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财富来源。让这个小国名列世界经济大强国的原因就在于此。
六
这本书如果能教导几个人，也算不至于徒劳无功了。我常说的，其实是平常的道理。人们稍微想想，就能得出相似的结论。那些从前要追随我们，而现在走在我们前面的民族，都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那些有先见的人，都能说出这样的话。听美国前总统罗斯福1910年4月24日在巴黎大学的演说，就可以知道了。他也说明了平等观念的不合逻辑，社会主义的危害，生活中性格要比智慧有优势，以及其他各种道理。现在节录如下：
“我们不要忘了，无论智慧如何出众，无论民众如何知书识礼，都不能够代替性格中根本品性的缺乏。比如，自制力、常识、共同协作并主动负责、勇敢、坚决等，这些都是民族应该有的品性。没有这些，一个民族就不能自主发展，而且还不免于被动挨打。”
我当然佩服有智慧的人。但我敢说，最重要的，还是民族共有的品性和民众日常表现出来的德行。过去，有很多民主制共和国，但都倾覆了。至于它们倾覆的首要原因，就是用贫富来作为划分民众的界限。无论什么党派执政，无论在什么党派纲领下导致的倾覆，无论是少数专政还是民主政体，总之如果是用忠于一个阶级代替忠于国家，那么民主共和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这些都是我前面说过的，但也应该经常说说。只有反复言说才能影响、浸染人心。一种观念，因为正确性而让人服从的，其实很少。只有让它浸入我们的思想，才能产生作用。
第七章 社会防卫
一
我前面所讲的社会动荡和充满斗争的情况，在想要脱离历史，从而导致失去了心理特性的民族中表现最明显。
经由传统固定下来的习惯、信仰、公共情感、理念等，构成了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在引导我们民众的思想，在指挥着我们的行为。所有民族都是这样。
正是因为存在民族精神，社会才能巩固，国家的观念才能得到保护。在民族精神形成之前，民族仅仅是一盘散沙，充其量只有暂时的凝聚性，而缺乏持久的力量。民族精神如果被分解，民族就将退回野蛮的状态。罗马的灭亡正是因为失去了精神凝聚力，它的后继者需要花费数百年时间才能再次形成可以让人脱离野蛮状态的民族精神。现在，我们正处在岌岌可危的时代，能引导我们的思想行为的宗教、政治、道德信仰日渐衰微，而能够取代它们的因素尚未形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缺失信仰。群众需要一个能创造希望的东西。
神明的具体性有时会发生改变，但不能自己消失，只会有一种新的信仰取而代之。今天，社会主义的理念有逐渐代替基督教信仰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它能附着于民族的传统信仰。国家这一神明是我们从前所崇拜的天堂的小模型；社会党所宣称的天堂，是古代神话中的天堂的近亲。
自古以来，这就是民族蜕变的过程和途径。最古老的民族背负的传统力量最重，只有能让民族改头换面的信仰才能起作用，而历代遗留下来的情感不可能立刻消灭。
社会党所树立的信仰是基督教信仰的直接继承者。他们能在群众中传播，一部分理由正在于此。宗教神明不能给普通民众以希望，社会党能给予。科学的发展让人们不再迷信，社会党却能再次为人们树立幻想。
社会党理论的传播者憎恨旧的传统理论，这实在是错误的。教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其实是同一心理的不同分支。他们的精神都受到同一种幻想的控制，心理状态相同，所崇拜的事物相同，满足需要的方法也都相同。
如果这种新宗教的传播者能和平地传播理念，自然谈不上什么危害。可是社会党的特点是，强制其他人服从他们的相信自己能改造世界的信仰。这一点和其他的布道者是一样的。
由社会蛊惑而产生的怨恨情绪已经被这种宗教传统控制并利用，于是在工人中迅速传播开来。今天，工人的命运似乎比从前更幸运，但他们对现在的社会组织的诅咒、诋毁，却与最初基督教徒对待社会的态度无异。
二
社会受到的攻击一天比一天猛烈，自我保护能力一天比一天弱。所以，古代的各种社会形态都会对新的信仰表现出相同的态度。从古到今，精英们都不相信建设社会的原则可以巩固。他们一方面被传统势力挟制，另一方面又被当时的需要强迫。他们没有强健的意志，所以对一切民众运动都妥协退让。民众的情绪最容易改变，往往一点微小的事情，就能导致他们爆发激烈的情绪。
既没有一个原则性的公共基础来预防、制止民众的心理动摇，又没有明确的行动指南来引导群众的行为。统治者本应该引导群众，现在却反过来跟从群众。所以说，精英们正逐渐失去影响力，即将不再拥有以往的社会地位了。
所有集合了群众的本能需要，鼓动人们完全破坏社会的口号，都是由一群思想偏执狂热的人传播的。这些人的名称很多，或者被叫作领袖，或者被叫作传播思想的人。但实际上，虽然历经长久的世代更迭，他们的心理构成因素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些人知识能力有限，但却非常顽固。对同一个事物反复宣讲，而且预备为这种观念取得胜利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命。他们不断许诺给人们光明的天堂，所以他们对群众精神的影响力最大。因为天堂就是希望。而希望，正是人类行动的最大动力。
这些人自己醉心于梦想，从而鼓动群众，让他们也陷入迷乱的狂热之中，让他们愤怒地反对一切阻碍力量。群众的心理状态，虽然也经历了世纪之久，但也没有发生变化。人类在知识水平上可以进步，但控制着我们的情感和欲望却不曾改变。
不幸的是，传播者和传播者相斗争。可惜制造混乱的传播者多，而理性的传播者少。人们常常对错误表现出偏爱，却对冰冷的理论不太欢迎。
称赞幻想很容易，但为现实辩护却非常难。告诉工人说工厂主是盗窃犯，应该把他的工厂烧掉，人们很容易就相信了。如果想解释工厂主降低工资的原因，告诉工人说，是因为亚洲人在制造同样的货物而且物美价廉，这种话是没有人听的。
今天，世界已经被虚妄的幻想扰乱。从前那些大帝国的灭亡，都是受到我们现在认为无意识的情感信仰的影响。理性在过去就无所作为，所以也不要指望它在将来能做什么，准备接受幻想的力量就可以了。幻想逐渐渗透到群众的精神之中。一旦植根，就会长久存在。想要预测它在未来的危害，就不容易了。
三
前面我已经说明了，革命的暴力行为基于原始的野蛮本能。这种本能常隐伏在民族精神之中，凭借一定的哲学理论，成为新权力的根源。人们都觉得自己的行为合乎理性，而且还经常引证。其实却是反对理性的，以脱离羁勒的传统本能为引导。恐怖时代的统治代表了一种低级恶劣的本能变成权利。这是本能制伏理性的现象，而不是像著作家和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理性战胜本能的现象。
这种遗传的本能的合法胜利，在历史中还属于新的现象。社会所有的存在所必需的劳动，在于用传统规则、习惯、法律来约束由原始兽性遗留给人类的本能。控制它其实很容易。一个民族控制得越好，文明程度越高；但并不能消灭它。它在一定兴奋剂例如社会主义的作用下，就会重现。
那些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都是非理性的结果，而且还常常是反对理性的斗争。想要用理性理论来解释由本能的理论所制造的事端，这是不了解历史的。
今天的革命运动，是为野蛮本能谋取脱离社会约束，并且消灭社会关系的反动行为。和之前的革命运动相同，许多被幻想蒙蔽的人，他们认为的进步，其实是在向低级拙劣的生存形式退化。
所有的文化中都包含强制和妨碍的因素。了解了这些之后，才能成为文明人。增强这种社会约束，民族才能脱离野蛮状态。如果这种约束变弱，社会就会恢复旧状。
只有坚持劳动，才能维持由文化所创造的社会约束力。社会衰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劳动无用，而放任自流。
这种无能的观念普遍流传于有见识的民众中。他们忍受社会灾害，就像从前人们忍受瘟疫一样。这种对我们衰弱原因的解释，不曾影响革命传播者。他们对成就的自信，是他们的力量的构成因素之一。
今天，劳动者的待遇已经十分优越，但那些传播者怂恿他们，说社会对他们不公平。他们于是相信，事物实际的发展取决于具有什么样的观念。近代工人的主要心理状态，已经逐渐恢复了原始本能，堕入野蛮境地。
让他们迷途知返，回归文明的任务非常艰巨。应该先告诉他们，智慧、资本和劳动各方的价值，再让他们明白，别人用来诱惑他们的新社会，其实会让劳动者更加窘迫穷苦。但现在，还有能传授这种说法的教师吗？
四
既缺乏这种教师，又不能依靠没思想没头脑的大学教育，以及没有势力的政府，我们的中产阶级应该向自身寻求，并且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就像瑞典此前反对工人罢工的斗争一样。
由瑞典政府的经验和教训，可知今天推行的罢工权，是把阻碍一国公共事务进行，并且埋下扰乱祸根的权利，给予少数闹事者，这和文化进步是完全不适应的。于是国会提出对群众进行约束的规定，并严惩导致妨害公共安全的罢工的草案，设立一个特别法庭解决争端。我们从前如果有这种法律，也不至于有种种导致衰败的罢工。
相似的运动在法国已经开始。但想要订立这种法律，需要稍微改变一下我们的心理状态。
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决心，非常软弱。只有坚决地攻击才能有坚决的保护行为。所以索瑞尔说：“将来工厂主发现他们不能从社会事业和民主政治中有所收获，要受制于人，那时或许可以期待他们能重现旧日的意志力。他们的势力能在结成团体的工人中扩展，增强资产阶级实力，让他们能在工业斗争之中挺立。”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处在世界发展的时代，不知道防卫，就不能生存。我们的中产阶级想要在这声势逐渐增大的斗争中获胜，应该拥有一定的美德，剔除一定的恶劣品性。有的暴发户生活奢侈无度，这就是恶行之一。工人们大多认为这种奢侈生活是建立在他们的辛苦劳动之上。这种行为容易招致怨尤，比一切社会党演说的鼓动都容易。
无论是和英国贵族相比较，还是和法国昔日的贵族相比较，我们的中产阶级衰落的速度都太快。如果没有较为下阶层的人加入，以巩固势力，中产阶层将不复存在。
旧的贵族能长久维持，是由于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需要个体的杰出。而智慧的贵族则不然。想要长久存在，必须维持智力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不能从遗传获得。我在另一本书（《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则》）中已经说明了。所谓社会的精英群体应该时常更新。因为遗传规律会把他们的后代恢复到民族的平均水平。可见自然力有时也进行均衡，但并不是社会党梦想中的平等。自然力不但不均衡同一代人，而且还会加以区分。精英们的后代恢复到平均水平，可见，天然的均衡是为了未来；而社会党所要达到的均衡是针对现在。
五
社会自我保护的表现，似乎不在中产阶级中的上层，而在中产阶级的下层，比如店铺老板、零售商之类的人。他们常受到威胁，从没有进行过防卫。现在发现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于是谋求自卫的方法。
他们结成团体、组织联合会，而且还筹划训练民兵。得自瑞典的教训不少，应该加以勉励。
他们对现在的地位已经忍无可忍。《时报》议论说：
“商人们因为立法者和暴民政体的加价，以及政府的柔弱，以致成为工团的猎物。他们处在社会政策的统辖之下，要缴纳营业税、罚款等费用。更有社会法让他们负担加倍。”
“他们的这种与日俱增的牺牲，能得到交换来的保护吗？不能。时常有可以直接行动的志愿兵进出。如果商人不服从命令，就被强力威胁。即刻会被告知要遭受驱逐，顾客也会受到惊吓。”
“小商贩受到的惊扰和掠夺最严重，所以决定自卫，并计划组织民兵，以暴制暴。这是十余年来政府不作为的结果，要让受祸害的民众直接防卫。”
前述这些反对暴烈行为的自卫方式，重要性不可忽视。从中可以让我们获得几种固定原则，帮助我们在混乱之中找到方向。
这种固定原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报纸所刊载的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社会史最有益的断章，很常见。如维伦纽夫勒鲁瓦想要建设一个车站，一个议员率领群众阻止快车，就是一例。这种举动稍有不慎，就会酿成灾祸。若不是具有一种野蛮人的心理，何至于到这种程度？
六
如果法律普遍存在蔑视性、政府无原则，一切保证文化进步的纪律都被废弛，那么社会的倾覆将近了。今天除了实力，没有什么会被尊重。官员对于上司、水手对于船长、工人对于工厂主，态度都极其傲慢。
更不必讳言的是，旧的行政机关日渐不受尊敬，法庭不能主持公平，政府服从各党派的党员而不能保护公民、反对强暴。有时政府也能态度强硬，但只是用在那些被剥削和虐待的不能还手的老教徒身上。
一种文化被完全倾覆了，一段荣耀岁月也被消灭了。相似的现象曾经出现在大革命之后的督政府末年。一个专制者的铁腕固然能恢复秩序，但民众付出的代价可堪回首吗？我们现在又能再进行这种尝试吗？
那么，这种约束力又能求诸何处呢？统治者？不可能。立法者？更不可能。这种立法者和统治者既没有自由，又缺少尊严，只知道服从选举委员会。
潘伽烈曾说，那些在议院里极其傲慢的议员，其实是在为县选举委员会做准备。“走路时，人人都能听到他们戴着的奴隶的镣铐之声”，并准备“跪拜在可怕的神秘的神明，即各县的选举委员会面前”。
今天被选出来的立法者其实是社会的危害。他们没有主见，只知道谋划着再次当选，并且服从于群众的低劣本能。
七
处在现在的世界里，想要追求一种能指挥将来社会的道德规则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注重现在的道德规则，并争取让它延续下去，阻止混乱局面的扩张。
足以指导民族的主要原则，如果力量非常强大，人们就都重视它，而不在于数量的多少。罗马人的宗教就是罗马人的信仰，足以维持罗马的强盛，绰绰有余。等到这个信仰变弱了，罗马也就走向衰落。
我们今天应该孜孜以求，捍卫国家观念，探索进行道德组织的方法。社会党徒知道这一观念是社会的枢纽。枢纽被破坏，社会自然随之倾覆。
附属于这个主要意思之上的，还有其他几种。尤其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没有军队，没有秩序，没有政府的尊严，没有精神上的自律，就不能生存。这种不可缺少的元素，除了革命党，没有政党会抛弃。
爱国心是维持民族威严的真正黏合剂。祖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徽章和烙印。我们由它而生，也应该为它而生。土耳其革命的领袖之所以能聚拢人心，正是由于鼓吹爱国。他们的一个宣言里说：“一切具有良心的自觉的人，都知道祖国的神圣不可侵犯。它比父母更可贵。总而言之，比世上一切都可贵。”
不幸的是，这种爱国心，昔日能创造罗马的权威，今日能促使德国兴盛，在我国，能够奉行的人却很少。在德、美等国，爱国心经由大学教育传播到知识阶层，由小学教师传播到下级平民当中。在法国，能找到相似的守护者，传播到青年和儿童中吗？这点非常让人担心。
今天，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保护社会、反对野蛮人破坏的责任。野蛮的党徒如果获胜，就会导致普遍的衰微、社会内讧和外敌入侵。所以，保护国家、抵御混乱，是每个人都不能推卸的义务。
由国家观念所引发的道德规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武器。但它的实力轻重，取决于它影响人心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凭借法典达到的，那么实力必定弱小。
由此可见，能把国民聚合在一起，变得强盛，并且得到维持的因素，不是宪法，不是庞大舰队，也不是陆军部队。真正的力量，只是信仰。信仰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是看得见的事物的创造者，是指挥人心的工具。一个民族需要经过若干世纪才能获得；而一旦失去它，就将退回到野蛮状态。
八
习惯、制度的衰微，是我们现在的鲜明表现。原因在于性格的懦弱。现在，懦弱的人非常多，尤以需要最迫切的精英们最为明显。上自国民要员，下至小官吏，都没有决心，非常懦弱。
而革命党人则不然，他们有强大的毅力，所以非常可怕。在强健的意志面前，所有懦弱的人都要屈服。
这些人现在还没看到危险，是因为社会还被过去的传统力量撑持着。我们的真正主人在坟墓中。我们是在用死人的专制，抵制活人的怪癖欲望。
现在能帮助我们而且具有毅力的，似乎只有死人了。但死了的人不可能一直帮助我们。过去的声威能维持，可我们还是需要现在人的扶持。
九
全书马上要结束了，现在总结一下。物理现象、生物现象、社会现象的规律固然不同，但都是被同类的需要限制的。
近50年来，知识界范围的扩张比以前要大。除了发明新事物，更有解释原因的理论学说出现。
近代科学放弃了对宇宙唯一的固定元素的研究，一切学说都在逐渐被消灭。即使是物质说，也失去了它的永恒性和不朽性。今天，确定性被不确定性代替，绝对静止被势力均衡的动态静止代替。事物的物质原理，已经退到不可知的无穷世界里。现在可以认识的，只有现象之间的关系。潘伽烈曾就经验的总和下结论说：“在我们所处的相对世界中，对任何一个物体下绝对定论，都是虚妄之言。”
今天，科学已经放弃了那些过于简单的解释，用无数积聚在一起的小原因代替总规律。根据科学的教训，物理界、生物界和社会界都是最小的个体事业。这种个体，孤立则没有力量。但如果联合起来，力量非常强大。陆地的出现、植物萌芽、维持生活，都从最微小起步。文明的进化也是由于综合了个体民众的力量。
科学不但证明了现象的发展有众多复杂的原因，而且还证明了所有个体，如物理的元素、生物的细胞、人类的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力量来激发、引导，那么就没有功效可言。所以，在物理、生物、社会各个范围内，确定发展方向的力量不可或缺。一旦不受这个力量影响，个体就成了没用的散沙。生物的主导力量就是生活，停止了，也就死亡了。社会的根本规律也一样。
人类范围内的引导力量，就是信仰、观念等因素。这种力量只会继续而不会消失。名称会变化，但本质却一直存在。历史各时期所需要用来确定方向的工具，或者是信仰，或者是刀剑武器，或者是科学技术，或者是理想观念。社会一旦失去引导力量，就会灭亡。
统治者引领民族的任务，和学者们运用现象进行研究一样。政治家们对于客观力量，能利用但不能创造，但可以利用反作用力来与它抗衡。
十
人类所用的各种力量之中，可借以制胜的，常是意志力。它是具有至尊权威的神明。能让学术在虚空的世界里生发出奇异的光彩，都是意志力的作用。
从历史上进行考证，一个民族能够昌隆繁盛，就像一个学者顽强地要求宇宙赋予他秘密一样，都是有强健的意志力做基础。
如果再考察某个民族衰微的原因，比如罗马曾经是世界的主人，最终却被蛮族覆灭，原因大体上就是意志力的薄弱。
这就是个人和民族的主要品性。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健人的意志，而不是让人变得懦弱。意志强健的人从不会失望。意志是创造事物的源泉。
近代史告诉我们，某国家民族强盛、某国家民族停滞不前、某国家民族衰微，原因在于他们所具有的意志力不同。所以，统治世界的力量，不是命运，而是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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