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革命的一般特征

    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革命的分类

    提起“革命”这个词，我们在潜意识里会本能地反射出“政治变革”这四个字。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可以这样来解释：所谓“革命”，是由“革”和“命”两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要先“改革”然后重新“任命”。而实际上，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一切因质的改变而发生的突如其来的变化，既包括表面的巨大的变革，也包括内在的质的激变。例如某种信仰的突然流失、思想意识的骤然飞跃、论辩学说的突然锋变，以及科学理论的巨大进步等。

    像我们所说的意见和信仰，它是定位人的行为的一种决定性因素，而像那些理性的、感性的、情感的以及神秘主义的诸多因素，在意见和信仰的起源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效果，我们在别处已经探讨过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复赘述了。

    革命的结果不仅仅是政权的交替，一场革命最终可能衍变成一种信仰，但驱动它的动机却往往是很理性的：或是对苛刻的暴政的反抗，试图改变现状；或是对令人憎恶的专制政府的反抗，发泄自己的不满；或是对某个不得人心的君主的反抗，推翻君主专制统治；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革命的起源都是有一定规律性可查究的，尽管革命的爆发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将理性的认识转变成感性的行为，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造成太大的影响。

    理性逻辑可以制造充分的理论依据，以此来揭示暴政必然被摧毁的原因，但是，如果想用它来引导和影响大众来反抗暴政，恐怕所期待的效果不是很大；因为作为普通大众，受限于文化水平、政治理解等诸多原因，使得不可能对革命领袖的政治理念完全地认同、接受，只有激起民众的认同感，以及具有煽动性的神秘主义因素才能够引导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大众群体。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哲学家运用理性逻辑和很系统的理论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企图以此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成员，激发人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个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当这两种逻辑相撞时，导致了最恶劣的放纵；集体逻辑支配着俱乐部、议会等团体和机构，推动其成员的行动，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犯下了其他任何一种逻辑都不会导致的暴行。

    无论一场革命是怎样出现的，除非它已经深入人心，渗透到大众的思维，否则它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所以，历史事件由于大众的独特心理而获得了特殊的形式，而大众运动也因此而具备了共性的特征，以至于只要描述和分析其中的一个，我们就可以理解其他的运动。

    因此，大众是一场革命的工具，却不是它的出发点。大众象征着一种无组织的存在，如果没有人在前面领导它，它终究是徒劳的。大众一旦接受了某种正确性的刺激，很快就会响应它，乃至突破和超越它原本的局限性，然而大众却不能自己创造刺激。

    突然的政治革命虽然能给历史学家以突兀的惊喜和强烈的震撼，但它通常是无足轻重的；真正伟大的革命是在行为方式上的革命和思想领域中的革命。因此，变换政府的名称恐怕未必能将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改变，推翻一个民族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它的灵魂。

    那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呢？真正的革命，也就是那些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总是进行得如此之缓慢，以至于这种“循序渐进”的革命状态使得历史学家甚至很难指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此，“进化”这一说法比“革命”似乎更为贴切而准确。

    所以，当我们深入考察大多数革命的起源时，就会不难发现，如果要对它们进行分类的话，那么我们前面列举的各种要素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如果仅仅从革命对象这一个角度考虑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二、科学革命

    到目前为止，科学革命是这三种革命对象中最重要的革命。尽管科学革命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但它却往往能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是非政治革命所能及的。因此，我们对它首先加以考虑，尽管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地研究它。

    譬如，如果说自大革命时代以来，我们的宇宙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已非神学时代那么浅薄，那仅仅是天文学上的发现以及试验方法的应用所产生的革命性后果。可是当人们在描述宇宙现象时，就可以从科学上寻求依据，已不再求助于上帝之类怪诞的想法，而是已经认识到它是受永恒规律支配的。

    由于这样的革命进展得极其缓慢，所以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进化”；但其中仍有一些例外，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科学革命，虽然有同样的效果，但由于它们进展迅捷，所以配得上“革命”之名。著名的例子，当属达尔文的理论，进化论在短短数年中就颠覆了整个生物学界；又比如，巴斯德的发现，他的科学成果，在巴氏有生之年即给医学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还有，物质裂变理论（theory of the dissociation of matter），之前人们都认为原子是永恒的，但自从这个理论出现后，它向人们表明，永恒的原子亦不能摆脱宇宙万物衰变、消亡的法则。

    这些发生在观念领域内的科学革命都是纯粹知识性的，一般来说，我们的情感和信仰与此无关，对它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由于它们所具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们，遵守它们，而由于它们的结果受到实验的控制，我们无从得知其中的真伪，所以它们可以免除外界的一切批评。

    三、政治革命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带来了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对人类长远意义上的作用则远远赶不上科学革命，它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科学革命的起源不同于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它唯一的起源就是理性因素，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完全只受神秘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支配，理性对它们起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在《意见与信仰》一书中，我已经详尽地探讨了信仰的两种起源——情感的起源和神秘主义的起源，科学革命起源于理性，而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往往都是受非理性因素的控制，它表明政治的信仰或宗教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精微的无意识信仰行为，不管其外表如何，理性对这种信仰无从施加控制；我同时也证明了信仰往往强烈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和左右它。人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就会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随时准备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至于说他的信仰是否荒谬绝伦，那已无关紧要；对信徒来说，信仰就是活生生地明摆在眼前的事实，信徒们对它崇拜而狂热。人们对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坚信不疑，使它拥有了一股神奇的力量，以至于它竟可以完全地控制人们的思想，至于说它的力量是否会消退，那也只有时光的流逝才会使它发生改变。

    正是由于信仰被视为绝对真理这一事实，使它必然变得不宽容。这就往往产生暴力、仇恨和迫害等诸多因素。而恰恰是这些不宽容因素，常常是重大的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和派生品，其中又以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最为典型。

    信仰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和神秘主义因素，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国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当人们互相交往时，他们不能互相宽容，不能互相调和，甚至是相互敌对或仇视，其实这都是神秘主义的信仰作用于情感而体现出来的力量。

    如果我们看不到信仰的情感的起源和神秘主义的起源，看不到信仰必然的不宽容，看不到人们在交往时不可能实现的和解，看不到神秘主义的信仰对情感所支配的强大力量，那么，大革命历史中的某些阶段依然得不到理解，那就再自然不过了。

    上述这些概念对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显得过于新奇，还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试图继续通过理性逻辑来解释那些显然与理性无关的种种现象。

    我们看一个例子，宗教改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湮没了法国，已经说明了它本不是由理性的影响决定的。可是，甚至是在最近的著作中，人们仍然运用理性逻辑来对它加以解释。比如，在拉维斯先生和朗鲍德先生合著的《通史》中，我们就读到这样一段关于宗教改革的解释：

    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民众自发式的革命运动，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来参与这场运动，从阅读福音书到个人的自由思考——这一切都表明个人可以拥有极为虔敬的道德心和非常大胆的怀疑精神和推理能力。

    与这些历史学家的断言恰好相反，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如下几点：首先，诸如此类的运动绝不是人们自发的；其次，理性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拥有撼动世界的力量，恰恰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源于情感的因素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它们既不是由理性塑造的，也不受理性的引导和控制。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同样的法则，那就是：它们的形成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了非理性的力量，而非理性的力量。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这些看起来似乎是迥然不同的思想形式，然而，它们却有着相同的情感基础和神秘主义基础，它们遵循的是一种与理性没有任何关系的逻辑。

    政治革命可能是由深植在人们头脑中的信仰所导致的，但革命的产生还有其他许多原因，这些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不满”。只要不满开始普遍化，人们的抱怨情绪开始高涨，一个反对派就会形成，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其强大程度，甚至常常可以跟当时的政府相抗衡。

    不满要想发挥其强大作用，必须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积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一场革命通常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现象，而这期间，它的演化有加速度之势，而不会是那种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阶段接踵而至的现象。但是，几乎所有的当代革命都是突然爆发的运动，它们顷刻之间就导致了当时政府的垮台，比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以及中国的革命都是如此。

    与我们的寻常观点相反，通常那些非常保守的民族，却往往热衷于最激烈的革命。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其保守，所以它们才不能接受缓慢的进化过程，适应不了环境的各种变化，所以，当矛盾来临，而且变得过于激烈时，它们常常倾向于突然间的猝变。于是，这种突然间的进化就演变成一场革命。

    即便是那些适应渐进而缓慢演化的民族，也并不总是能够避免革命的发生，比如，在英国，君主苦心孤诣地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和无上权威，而身处其下的人民则主张以代表为媒介实现政治上的自主和解放。这场斗争拖拖拉拉近一个世纪，直到1688年，它才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此做了一个了断。

    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通常都是由上层人士引燃导火索，而不是下层人民引发的。但是，一旦人民挣脱了政治上的枷锁和精神上的枷锁，革命的威力则属于人民。

    在一场革命中，军队是不可或缺的。很明显，如果离开了军队中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革命过去就不会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并不是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王权在法国才开始丧失，而是早在国王的军队不再臣服于他，拒绝保护他的那一刻起，王权就已经不存在了。

    军队渐渐生出叛逆之心，对现存秩序的存亡更加不放在心上，正是通过精神传播这种方式达到的。所以尽管希腊和土耳其这两种制度并无类似之处，但是，当土耳其少数军官的联合成功地推翻了土耳其政府时，希腊军官便受到土耳其军官的熏染，密谋步其后尘，改组希腊政权。

    一次军事武装行动也许能够推翻政府，摆脱旧秩序的压迫——比如，在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各个共和国国家，其政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但是如果革命想取得重大成效和长久果实，它就必须依赖人民对旧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普遍希望。

    除非广大民众的不满是普遍而强烈的，人们迫切追求新的政治生活，否则仅仅是不满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领着一伙人进行劫掠、破坏和屠杀当然不难，但是，要发动整个民族，或是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取得最终革命成功的果实，则非得要革命领导人具有坚韧持久的勇气、突破重重困境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夸大不满，向愤愤不平的人们灌输仇视的思想，当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难、罪恶，尤其是长久之匮乏的唯一根源；并信誓旦旦地向人们保证说，他们所提议的新制度将造就一个幸福的时代，人民如何可以享受到在旧制度下所不能享有的权利。通过借助暗示和传染这两种途径，这些思想得以萌发、展开和传播，一旦时机成熟，革命也就水到渠成了。

    基督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酝酿成熟的，只不过后者用了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而前者则颇费周折，酝酿时间比较长久。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很快就拥有了一支可供自己支配的军队，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基督教则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赢得物质权力。开始时，基督教仅有的一些信徒就是下等人、穷人或是奴隶。他们虽然满怀热情，憧憬着自己今生悲惨的生活能换取来世的幸福，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处于混沌阶段，因而忽略了如何改善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历史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证明，通过自下而上的传染，教义最终扩散到一个国家的上层。但是，新的教义必然会添加一些下层民众的意志和利益，甚至这些意志和利益与上层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逆道而行，所以君主不得不斟酌考虑。在一国之君认为新的宗教信徒众多到足以接受为国教之前，这肯定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四、政治革命的结果

    当一个政党取得胜利时，在建立新的秩序时，它很自然地就会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组织社会。至于说把社会组织成什么样，这得视革命是受士兵、激进主义者，还是受保守主义者等的影响而定。获胜党派之所以取得胜利，这与背后支持它的社会阶级力量是分不开的，因此新的法律和制度将取决于获胜党派以及支持它的社会阶级的利益，比如说教士的利益。

    革命如果只是通过纯粹的暴力斗争而取得胜利——法国大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胜利者将全盘否定旧的法律体系，已经倒台的旧制度的支持者将不得不受到迫害、流放或消灭。

    获胜的党派在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之外，还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因此，在这些迫害中所使用的暴力就会达到极致，对于敌对势力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那些被征服者休想得到一丝怜悯。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要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之所以要对异教徒施以火刑，国民公会要实行严刑酷法以及法国最近颁布法律禁止宗教集会的关键原因。

    胜利者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有时会导致他们采取极端而荒谬的措施，例如，国民公会就曾颁布法令用纸币代替金币，对商品进行限价，等等。不久，它就在生活必需品的限价上碰了壁，对它的非难之声四起，法令也得不到行之有效的实施，到大革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它几乎已被人们唾弃。同样的事情最近也发生过，澳大利亚的一个几乎完全由工人组成的社会党内阁，颁布的法律是如此荒谬，一切以工会的特权为转移，因此这项法律必然会受到其他群体阶级的不满，结果遭到公共舆论的一致谴责，不到三个月，这个内阁就倒台了。

    不过，我们所考虑的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例外，大多数革命都是以一个大权在握的新元首之确立而告终。这个新元首深知，若要永保革命成功的果实，维持他的权力，首先就不能只考虑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该折中调和，兼顾各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在各种势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这样便不会受到任何一个阶级的威胁。允许某个阶级做大无异于听任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政治心理学中最确凿无疑的定律之一。法国历代的国王都深谙此道，他们励精图治，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积极巩固王权，他们不得不对下层人士有所让步，先是抵制了贵族的侵蚀，随后又削弱了教士的势力。只有这样他们才避免了重蹈中世纪德意志皇帝不幸命运的覆辙，就像亨利四世，被教皇赶出了教门，名誉扫地，最后不得不前往卡诺萨觐见教皇，谦恭地乞求他的宽宥。

    同样的法则在历史进程中屡试不爽，不止一次地得到印证。在罗马帝国末期，军事集团炙手可热，煊赫一时，皇帝处于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必须得完全依靠他的兵士，因为其存亡、废立全取决于他们的意愿。

    因此，对法国来说，长期地由一个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来统治，未尝不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由于这样的君主鼓吹君权神授，以此为依托，所以他享有极高的威望和无上的权威。没有这样一种权威，他就不可能拥有钳制封建贵族、教士乃至议会的势力。如果波兰在16世纪末也拥有一个既具有绝对权力又能受人尊敬的君主，那么，它就不至于日渐衰微以致从欧洲的地图上消失了。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揭示了政治革命可能伴随的重大社会变革。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跟宗教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相比，它们显得多么举足轻重。

    第二章 宗教革命

    一、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

    探讨法国大革命，是本书任务之一，这场革命既然充满了暴力行为，那么它自然存在着重要的心理原因。

    有一些历史事件常常让我们大吃一惊，从何而起，缘何而终，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就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宗教，那它就一定遵循着所有宗教传播的普遍法则。如果从这点来看，先有群情激愤，后有血腥杀戮，其前因后果就让人恍然大悟了。

    在研究一次重大的宗教革命的历史中，比如宗教改革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在法国大革命中异常活跃的一些心理因素，在这里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在这两种革命中，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在信仰的传播过程中，理性的价值是那么无足轻重；迫害尽管起不了什么作用，然而却从未间断过；在两种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必然会存在相互抵触的因素，因此几乎无不可能实现宽容；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可怕的暴力和殊死的斗争。我们同时也看到，所谓的信仰通常是利益的一个幌子，与信仰完全无关的利益往往借助一种信仰进行掠夺。最后，我们还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不同时改变人的生活状态，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无法改变他们的信念。

    通过这些现象的印证，我们就会明白，大革命福音的传播方式何以与一切宗教福音，尤其是加尔文教福音的传播方式毫无二致，就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传播方式。

    不过，虽然像宗教改革这样的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政治革命，在起源上是如此相近，但它们的长远后果却迥然有别，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持久力。在宗教革命中，虔诚的信徒限于宗教思想上的束缚，没有任何挣扎，因此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向其信徒们揭示他们受到了欺骗，因为他们非得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当民众发现自己受到欺骗和利用时，他们所积累的经验就会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

    因此，到督政府（the directory）统治末期，雅各宾主义信仰的实施导致法国陷入了如此一种毁灭、贫困和绝望的境地，以致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信仰者自己都不得不弃绝他们的那套体系。他们的理论除了少数几条带着美好幻想却无法得到经验证明的原则——诸如平等会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等之外，已经荡然无存了。

    二、宗教改革的开始和它的第一个信徒

    宗教改革对人类的情感和道德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然而其朴素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反对教士的恶习。事实上，宗教改革只是对福音书的回归和皈依，但它从未奢求那些自由的思想，加尔文并不比罗伯斯庇尔更宽容。实际情况是，在那些实行了宗教改革的国家，仅仅是君主代替了罗马教皇，而几乎没有赋予人民太多的实际权利，君主给人们的权利并不比以前多，他自己所行使的权力也并不比以前少。

    在法国，由于人们思想的渐渐开放和造纸术的传播，人们借助于宣传和交流的手段，新的信仰才开始慢慢地传播。大约是在1520年，路德招募了一批专家，而且直到1535年，新的信仰才得到广泛的传播，新的信仰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下层人士的权利和利益，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了皈依此种信仰的必要性。

    遵照人所熟知的心理学规律，这些行为仅仅是有利于宗教改革的传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师和地方官员，但是，主要是一些对这些信条含混不清的手工业工人。限于阶级性质，这些工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为薄弱，所以他们改信新教几乎完全是传染和暗示的结果。

    一旦新的信条得到了传播，我们就会看到，聚拢在这一信条周围的是一群鱼龙混杂的人物，他们对新教教条是冷淡的，漠不关心的。但是，这些人都找到了借口或机会以满足他们的热情或是贪婪，因而对旧教怀有抱怨之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利于新教的传播，使得新教在与旧教的对抗中也有了一丝优势。这种现象在实行宗教改革的诸国比比皆是，而以德国和英国最为严重。路德在新教教义中宣称教士没有拥有财产的需要，德国的封建领主则从这一信条中受益，因为这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攫取教会的财产。亨利八世更是以同样的手段发家，那些常受教皇骚扰的君主则对那些政教分离的教义窃喜。诸如此类的教义使得统治者在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更加如鱼得水，因此宗教改革并没有削弱统治者绝对专制主义（absolutism of rulers）的影响，反而增强了它。

    三、宗教改革教义的理性价值

    整个欧洲都被宗教改革所颠覆，法兰西也随之倒了霉。它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已经沦为了一个战场。从理性的观点出发，其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一份事业都无法比拟的。

    不胜枚举的事实可以证明，信仰的传播是与所有理性相互独立的。正如我们从加尔文那里知道的一样，神学的教义虽然能把人们高涨而热烈的热情唤醒，但在理性逻辑面前，经不起半点检验。

    深受“救赎理论”（theory of salvation）的影响，路德对恶魔有一种格外的恐惧。他知道，忏悔无济于事，他就千方百计地寻找一种万无一失的手段来“讨好”上帝，以逃过炼狱之灾。从抨击教皇卖“赎罪券”（indulgences）开始，路德就不但否认了教会的权威，而且也否认了他自己的权威。路德谴责宗教仪式、忏悔、圣徒的礼拜，并宣扬基督徒“唯信称义”，他还认为每个人只能蒙上帝的恩惠而得救。

    这被称为预定论（predestination）的最后一条教义连路德都摸不准，但它却被加尔文清晰地表述出来。加尔文认为多数新教教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这项由他奠定的教义，“一些人将受火刑而死，另一些人则得救，这在全能的、永恒的上帝那里是注定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意志”。

    从这一点来看，加尔文不过是根据圣奥古斯丁的某些见解有所延伸并发展而来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有些人注定了要在来世饱受炼狱之苦，然而对于他们的功行和美德是全然不必考虑的，这样的思想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此令人厌恶的思想显然是精神错乱之作，但它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令人崇拜而虔诚地遵守着，使这么多人为之折服，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是在今天，此种情况仍有过而无不及。

    由此不难看出，加尔文的心理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是有一定亲缘性的，同后者一样，加尔文自以为手中掌握了绝对真理，对于那些拒绝不接受他新创的教条的人，他毫不怜悯地把他们处死。对此，加尔文还打着上帝的幌子声称：上帝要求“我们在捍卫上帝的荣光时，哪怕毁掉所有人都在所不惜”。加尔文殁其信徒的例子表明，从理性的角度看，即使再悖谬不过的事情，在那些受到信仰之蛊惑，迷惑其中的人看来也是极为正常的。根据理性逻辑，将一种道德建立在预定论基础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无法避免。要么获得上帝的拯救，要么受到审判，甚至是处死的命运。然而，加尔文却毫不费力地在这个完全非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非常严格而残酷的道德标准。他的信徒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他们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觉得必须以自己的行为作为楷模。

    四、宗教改革的传播

    新信仰不是通过演说来传播的，更不是通过论证来传播的，而是通过我们前述作品中描述的机制，即通过断言、重复、精神传染以及大造声势，在后来的岁月中，革命思想也效仿这样的途径在法国传播开来。

    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信徒的迫害只能促进新信仰的传播，每一次迫害之后，新信仰对人们的威慑力便增长一分，因此也就会有人接受新的信仰，就像我们在基督教早年的经历中所看到的。市政议员阿内·迪堡被判火刑，就在他走向火刑柱的时候，他还在苦口婆心地规劝围观的群众改信新教，一位目击者说：“比起加尔文的著作来，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让更多大学中的年轻人皈依了新教。”

    旧教统治阶级为了阻止他们向人群布道，他们在烧死之前都被割掉了舌头；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折磨作为对人群的警戒，在行刑时还给他们缚上一条铁链，这样在把他们投入烈火中之后，行刑的人可以再把他们拖出来，反复施虐。

    但是虔诚的新教教徒却甘之如饴，他们觉得没有什么能使他们退缩，反而让他们觉得烈火的考验是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无上的荣宠。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放弃他先前的宽容态度，下令在巴黎同时设下六处火刑场来惩罚新教教徒，而正如我们所知的，国民公会在同一座城市中只是设了一座断头台，而且受难者的痛苦也没那么惨烈。殉教基督徒的大无畏精神亦早已有目共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其信仰的催眠和盲目追随作用下，信徒们可以变得完全无所畏惧。

    新宗教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到1560年，在法国就已经有了两千多座新教教堂，许多大的领主一开始还无动于衷，但目睹了新宗教的影响之剧烈，后来也渐渐地转信了新教。

    五、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冲突：宽容的不可能

    我已经说过，不宽容是强势宗教信仰的必然伴生物。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事实的大量证据，从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不宽容，比起那些差距很大、互不熟悉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宽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长期以来把法国搞得四分五裂的那些教派，我们就会发现，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之外，它们在根本的宗教理念上并没有存在多大差异。天主教和新教都信仰同一个上帝，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信仰方式的不同。要是理性能对它们的信仰产生一点作用的话，那么，它们很容易就会明白，对上帝来说，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崇拜他，是无关紧要的。

    对那些狂热的大脑来说，理智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继续爆发持久而激烈的冲突，历代君主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让它们实现和解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卡特琳·德·梅迪奇看到，虽然一再遭到镇压和迫害，但新教的势力增长势头却依然迅速，并吸引了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员。为了促成双方的和解，王后于1561年召集主教和牧师在普瓦西举行宗教会议，就两种教义的融合问题进行讨论。尽管王后精明过人，但这一计划只能说明王后对神秘主义逻辑的法则一无所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听说过一种信仰因为辩驳而毁灭或削减的先例。卡特琳甚至没有想过，个人之间的宽容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是可能的，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根本就不可能。她的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与会的神学家唇枪舌剑，并对对方的首领百般侮辱，但没有一个人发生动摇。因此这次会议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反而变得愈加糟糕。此后，卡特琳还在1562年颁布一项敕令，敕令规定：“允许新教教徒以自己的方式公开集会，举行礼拜仪式。”

    从一种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宽容是高尚而可贵的，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不明智的，它除了进一步激怒双方的矛盾之外，没有任何收效。在法国新教势力最为强大的米迪地区，新教教徒大肆迫害天主教教徒，企图通过暴力迫使他们改宗，如果天主教教徒不顺服，新教教徒就要割断他们的喉管，并且洗劫他们的教堂。同样的状况，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对新教教徒的迫害亦不分轩轾。

    这样的对抗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内战，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战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饱受兵燹之灾，血流成河，城市被劫掠，居民遭到屠杀。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所特有的那种残酷本性在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场景在多年以后的旺代战争中再次出现。

    老人、妇女和儿童，统统遭到杀戮。有个叫多普德的男爵就是一个典型，他是艾克斯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他丧心病狂地杀害了三千人，毁坏了三座城池、二十二个村庄；一个叫蒙吕克的人则可以称得上是卡里埃的先驱，他把加尔文教徒悉数扔入井中，直到井被填满为止。新教教徒也仁慈不到哪里去，他们甚至连天主教的教堂也不放过，他们大肆毁坏坟墓和塑像，其行径与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对待圣丹尼斯王家墓地的行为如出一辙。

    在教派纷争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影响下，法国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变得四分五裂，它被肢解成一些小的市政共和国，邦国林立，各自为政，王室的权威荡然无存。布卢瓦邦直接向被迫逃离首都寻求避难的亨利三世提出自己的要求。1577年，旅游家利波马诺游历法国时，看到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奥尔良、图尔、布卢瓦、波瓦第尔，已经完全被毁坏，大大小小的教堂成了一片废墟，墓地也是七零八落，狼藉不堪。这一场景与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法国没什么两样。

    在这一时代的诸多事件当中，于1572年发生的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或许不是杀人最多的，但它却给人们留下了最为灰暗的记忆。历史学家认为，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发动了这场大屠杀。

    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有多少深刻的心理学知识，就可以明白，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发布这样的命令。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不是王室的阴谋，而是教众们犯下的罪行。当时，卡特琳·德·梅迪奇相信，有四五个新教教徒的首领正在策划一场威胁到她以及国王生命的阴谋，于是她就根据当时通行的做法，派人将他们刺杀。巴蒂福尔先生对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作了很好的解释，他写道：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谣言四起，满城风雨：整个巴黎的胡格诺教教徒都要被处死。于是，天主教的贵族，卫队的士兵、弓箭手以及普通民众一句话，所有的巴黎人纷纷冲上街头，手持利刃，随时准备参与屠杀。杀死胡格诺教教徒！杀死胡格诺教教徒！叫嚣声一时响彻街头，于是大屠杀就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爆发了。那些胡格诺教教徒或被击毙，或被溺杀，或被绞死，凡是被怀疑为异教徒的人都在这场争斗屠杀中惨遭厄运，在巴黎，大约有两千人被杀。

    通过传染的作用，外省群众纷纷以此效尤，大约有六千名到八千名新教教徒惨遭杀害。

    当时间冷却了人们的宗教狂热之后，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只要提起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无一不表示强烈的愤慨。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人要想理解另一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是何等困难。

    然而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在当时非但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人士当中激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狂热。（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闻此消息之后，欣喜若狂；给法国国王的贺信纷至沓来，其热烈程度甚至远胜于他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

    没有谁比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此更兴高采烈了，为了纪念这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件，他让人铸造了一枚金牌，点起狂欢的焰火，鸣炮祝贺，并多次集会，举行庆典。他还命令画家瓦萨里在梵蒂冈教廷的墙壁上绘制出大屠杀的主要场面以资纪念。此外，他还遣使者至法国，对法王的善举通令嘉奖。此类历史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信徒的心理，大恐怖时期，雅各宾主义者所具有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就非常类似于格列高利。

    新教教徒对这样一场大屠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奋起反抗，直到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通过《博利厄赦令》，赋予他们完全的信教自由、对八个城市的占领，并且，在议会中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各占一半议席。

    然而尽管新教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但天主教这些勉强的让步并没有换回真正的和平，以吉斯公爵为首领的天主教同盟开始形成，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不过，它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知道，亨利四世在1593年宣誓脱离新教，后来又颁布了《南特敕令》，终于暂时结束了这场战争。

    这场斗争虽然暂时平息了，但依然没有终结。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新教教徒依然没有偃旗息鼓，1627年，黎塞留被责成围攻拉罗谢尔，杀戮新教教徒一万五千人。后来，更多地出于政治上而不是宗教上的考虑，枢机主教还是对新教教徒表示了难得的宽容。

    这种宽容没有持续多久，只要一方觉得自己有能力与对方抗衡，或者是将对方压垮，那么，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就不会达成和解，最终的结果也往往是双方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到路易十四时代，新教教徒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斗争，但求和平相处。此时，他们的数量在一百二十万人左右，拥有六百多座教堂和大约700位本堂牧师。

    可是在天主教牧师看来，在法国这片土地上继续存在异教徒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迫害这些异教徒。由于这些迫害收效甚微，于是，路易十四在1685年再次向武力发起援助，派出龙骑兵大肆追捕、屠杀新教教徒，许多人惨遭屠戮，但没有更大的收获。在天主教牧师尤其是博絮埃的压力下，路易十四最终收回了《南特敕令》，新教教徒被迫走上绝路，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变信仰，要么离开法国。这一悲壮的移民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说，大约有40万名法国人远走他乡，这些移民都是些品德高尚之士，他们遵从了自己的良心，置物质利益于不顾，毅然踏上了背井离乡的不归之路。

    六、宗教革命的结果

    如果仅仅根据宗教改革这段灰暗的历史来判断宗教革命，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宗教革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些宗教革命就产生了相当大的文明影响。

    这些宗教革命通过实现精神统一，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柱，极大地增进了一个民族的物质力量。比较突出的就是伊斯兰教，毋庸置疑地说，由穆罕默德建立的这种新的信仰，一下子将阿拉伯那些弱小贫困的部落改造成了一个强悍的国家。

    这样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并不只限于追求一个民族的统一，往往是它取得了以往任何一种哲学、任何一部法典都不可能实现的效果：它明显地改变了那些几乎是不可变更的要素，即一个民族的情感。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宗教革命——基督教的诞生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它抛弃了一切异教的信仰，代之以一个来自加利利平原的上帝，新的宗教理想告诉人们：为了获得天堂中永恒的幸福，必须放弃一切世俗的欢乐。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理想很容易为那些穷人、奴隶以及被剥夺了所有此生幸福的人所接受，在他们看来，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即将被美好的未来所取代，这就从而给予了他们心灵上的安抚和精神上的鼓舞。操行上一丝不苟的生活既容易为穷人所追随，也好为富人所接受。这正是新的信仰所展现的力量。

    综观基督教诞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基督教革命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明的紧张程度。宗教信仰随即征服了文明的一切要素，并使之很快地为宗教服务，自然而然地适应了宗教，这样，人类文明就发生了迅速的转变。作家、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只不过是以符号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新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或是政治信仰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非但理性对它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它会寻找理由迫使理性为这种信仰做出牵强的解释和合理化证明，并企图把它强加于人。在摩洛神流行的时代，大概也会有不少神学家和布道者大谈特谈以人为祭的必要性，这与其他时代的人们盛赞宗教裁判所、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以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辙。

    在一个教派之间水火不容的国度里，我们千万不要指望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民族能够欣然地接受宽容。在古代社会中，只有多神论者才会保持宽容。在当前这个时代中，实行宽容的国家正是那些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是多神论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它们已经分裂成不计其数的小教派。在同一名义下，它们实际上信奉着相去甚远的神祇。

    信仰的自由和多样性既导致了这种宽容，但与此同时，这也自然而然地削弱了信仰。于是，我们就碰到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心理学难题：如何在保持坚定信仰的同时又能做到坚持宽容？

    我们在前文中简要地阐述了宗教革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信仰的巨大力量，虽然它们的理性价值甚是微薄，但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历史才得以塑造，为各民族提供凝聚力或力量，使它们不再成为一盘散沙。在任何时候，人类都依靠宗教和信仰来指导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行为得以引导，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取代它们。

    第三章 革命中的政府行为

    一、革命时代中政府的虚弱抵抗

    现代许多的国家，如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在20世纪中革命迭起，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旧政府。

    在现代社会中，传播消息的渠道更加方便快捷，这使得精神的传染变得异常迅速，因此，革命的突发性自然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一旦遭到革命的袭击，政府只能做出微弱的抵抗，这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它向我们表明，政府由于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盲目乐观，结果根本无法理解和预见革命的发生。

    不过，颠覆政府如探囊取物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但发生在那些通常是被宫廷政变所推翻的独裁体制中，而且也会发生在那些得到公共舆论和人民代表支持的政府身上。

    在这些迅速崩溃的体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查理十世颁布《四项赦令》之后，我们都知道，国王仅在短短四天之内就被推翻了。查理十世的首相波里尼雅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国王本人也自信巴黎平安无事，于是就外出狩猎了。这种情况就如路易十六时代一样，军队丝毫没有反叛之意，但由于统治者没有坚定慎重对待的态度，因而导致指挥失误，结果在一小撮起义者的进攻面前居然显得不堪一击。

    路易·菲利普在他统治时期并没有采取专制独裁的统治措施，但依然在顷刻间倒台，这就使得他的例子更具有典型性。这位国王并没有像查理那样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他的倒台起因一场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的不起眼的小暴动。

    一个以装备精良的军队为后盾的、根基稳固的政府为什么如此轻易就被少数几个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推翻呢？历史学家对此匪夷所思，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把路易·菲利普的倒台归咎于某种所谓“深层”的原因。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玄奥，那些被委以防守之重任的将军在暴乱中所做出的无能表现，就是国王倒台的真正原因。

    在可以引用的例子中，这一个案例最为典型，也最富教益，因此，它值得我们花些工夫去思考。在这一案例中，埃尔兴根将军亲历其中，以亲眼所见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根据埃尔兴根将军所作的记录，博纳尔将军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当时在巴黎有三万六千名士兵，但软弱无能的军官们阵前手忙脚乱，根本无力指挥他们。不但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而且，最为危险的是，普通民众竟被允许混杂于军队之中，以至于后来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如此一来，军队不免束手束脚，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战斗，起义就成功了，国王最终被迫退位。

    正是把大众心理学的知识运用到上述事件中，博纳尔将军向我们揭示了，导致路易·菲利普倒台的暴动，实际上很容易就可以控制住。特别是他证明了，如果那些指挥官能够处变不惊的话，只需要派出一支非常小的军队就可以阻止起义者闯入议会，而当时的议会主要由保王派组成，他们必然会宣布由巴黎伯爵在其母摄政下继承王位。

    这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西班牙革命和葡萄牙革命中。

    这些事实表明，在一些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或革命之中，常常会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之而起，对于其中的错综影响，其作用不可等闲视之；它同时告诉我们，对于普遍的历史规律，要依照规律进行总结，不可妄下断言。如果路易·菲利普不是被暴乱推翻，我们可能就看不到1848年的共和国、1852年的第二帝国，也就没有什么色当之役的惨败、普鲁士的入侵，当然就不会有阿尔萨斯被割占的事了。

    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革命中，军队在捍卫政府的过程中虽然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它也没有背叛政府。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常常是军队引发了革命，土耳其和葡萄牙就是如此。在拉丁美洲的共和国中，军队更是进行了无数次的革命。

    当革命受到军队的影响时，新的统治者必然会处在军队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罗马帝国末期，皇帝的存亡废立都是由军人决定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前文也已提到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

    这一点在当今时代亦可得到验证，下面的这段话就是从报纸上关于希腊革命的新闻中摘录下来的，它告诉我们一个处在军队支配之下政府会沦落成什么样子：

    某天，八十名海军军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那些受到他们指控的领导人的职务的话，他们将集体辞职。还有一次，一个属于王储的农场（梅泰里）里的农民要求瓜分土地。政府许诺晋升佐尔巴斯上校，这一举动引起了海军的抗议，于是，佐尔巴斯上校在与海军上尉台帕多斯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磋商后，决定撤换参议院的议长。在此期间，市政联盟诋毁了海军军官，一名代表谴责海军军官，这些军官及其家属都应该以强盗论处。当指挥官米亚鸟利斯下令向叛乱者开枪时，那些曾经为台帕多斯马首是瞻的士兵却在阵前倒戈。古希腊时代的米斯托克利与伯里克利之间的那种默契和一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的话，那么一场革命通常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但是，往往在军队还没有介入之前，革命就已经发生的情形则更为常见。法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1870年革命都是如此，在1870年革命中，色当的投降使法国人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因此人们一举推翻了第二帝国。

    大多数的革命都发生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即首都，随后又借助传染的作用蔓延发展至全国，但有时也不尽然。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布列塔尼和米迪等地就是自发起来反抗巴黎的。

    二、政府的抵制如何才能克服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在上面所列举的这些革命中，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大多数都由于自身的软弱性而造成的毁灭，面对革命，政府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政府在革命面前都是无所作为的。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就表明，只要政府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扼制革命的发展势头，并最终取得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对一个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革命更具有威胁了。在东方遭到惨败之后，长期处在极端专制统治之下的俄国社会各阶级——包括一部分军队和舰队，纷纷揭竿而起。铁路、邮局、通信部门罢工不断，偌大一个帝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通由此中断。

    俄国的社会主体本身是农民阶级，此时的农民阶级也开始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当时，在俄罗斯当时背景下的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极为悲惨，在米尔制度下，他们被迫耕种土地，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于是，政府为了防止农民暴乱，当机立断决定将这些农民转化为经营者，以此来安抚这一庞大的阶级。为了迫使地主将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卖给农民，政府颁布了特别的法律，并且银行为那些土地购买者准备了必要的贷款，贷款的利息则由从每年的收成中抽取出的小额养老金来支付。

    由于缓和了与农民的矛盾对立，确保了农民的中立，政府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那些狂热分子了，这些人正在焚烧城镇，向人群中投弹，并不断挑起激烈的争端。所有的这些人都应该被赶尽杀绝，这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可以保护社会免遭破坏的唯一办法。

    取得胜利的政府知道，除了必须满足国内那些开明人士的合法要求之外，还应该另有作为，于是，它建立了一个议会来指导立法，控制财政支出。

    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的天然支持者逐一不存在时，它依然可以凭借其智慧和意志，克服一切棘手难缠的障碍，进而保证自己政权的巩固。因此，我们可以客观公正地说，没有哪个政府是被人推翻的，它们的失败常常是自取灭亡。

    三、政府进行的革命：以中国和土耳其为例

    政府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阻止一切革命，它们决不会革自己的命。有的时候，出于暂时或是长远需要的考虑，它们也会小心翼翼地进行一番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它们却不会先于这些要求进行改革，而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形之下，为了缓和矛盾而被迫改革。但是，有时某些政府也会进行一些突发的改革，我们常称之为革命。这种改革努力的成败将取决于国民精神状态的稳定与否。

    如果一个民族是由那些半野蛮的部落组成的，它们没有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也就是说，没有稳定的民族精神（nation mind），那么，政府就能够成功地实施新的制度。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们都知道他是如何通过武力将那些半亚细亚的人口欧洲化的。

    日本为我们提供了由政府发动革命的又一典型，不过，被彻底改造的不是它的精神，而是它的机器。

    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哪怕是部分地完成，都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独裁者，并辅之以一个天才人物。改革者常常会发现，整个民族都会起来反抗他，因此，与一般革命中的情形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是革命的，而人民则是传统而保守的。只要作一番细心研究，你很快就会发现，人民事实上极端地保守。

    在这些尝试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管革命是由上层阶级动员的，还是由下层阶级自发的，一般都不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精神状态，革命只能改变那些由于时间的销蚀而慢慢变得落后而腐朽的东西。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十分有趣却注定要失败的实验，它试图通过政府来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古老的君主制王朝之所以被革命推翻，从间接原因上说，就是因为清政府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企图强制推行改革，可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下的人们无法接受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因此引起普遍的不满。禁烟禁赌、改革军队、建立新式学校等改革措施必然要提高税收，这一后果连同改革本身都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所以，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欧洲学校里接受过教育的少数几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借助这种不满，发动人民起义，并宣布建立一个共和国，而共和制根本就是中国人以前闻所未闻的。

    这种共和制注定不能持久，因为，催生它的动力并不是一个进步的运动，而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共和”一词即使对那些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也仅仅意味着摆脱一切法律、习俗和长期建立起来的规范之束缚与羁绊而已，然而他们仍然体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剪掉了辫子，戴上帽子，自称为共和人士，年轻的华人试图控制他们的天性。这与大革命时期大多数法国人所接受的共和观念又是多么相似呀！

    迄今为止，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魔界，即借助于它的力量能够不通过纪律来挽救一个社会。当纪律已经内化为一种遗传因素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强力加以规制；但是，当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时，就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了。

    作为上述断言的一个印证，我们可以举最近在土耳其发生的一个与中国极为相似的实验为例。几年前，几个在欧洲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满怀爱国热忱，在一群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苏丹的政权，尽管这一政权的专制程度还不至于令人无法忍受。当时的土耳其还是一个文明和野蛮均占一半的国家，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内乱不息。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革命者对规则的神奇力量像我们拉丁人一样虔信，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建立起代议制政体来。

    这一努力至今仍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改革的发起者不得不认识到，尽管自己信奉自由主义，但他们的统治方法仍然延续着苏丹政府所使用的方法，几乎没有改变。他们既不能制止，草率地处决，也不能阻止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屠杀，他们甚至无法废除某种陋习。

    因此而责备他们显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要想改变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传统的民族，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宗教热情是如此强烈而高涨，伊斯兰教教徒虽然只占少数，却可以根据他们的法典合法地统治其信仰的圣地；在这个国家里，民法与宗教法还没彻底分离，对《古兰经》的信仰仍然是民族思想得以维系的唯一纽带，要阻止伊斯兰教成为它的国教，谈何容易？

    要想打破这种状态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必然会看到这样一种状态，专制体制打着立宪主义的旗号掩人耳目地再次登台亮相，也就是旧制度改头换面后的卷土重来。诸如此类的尝试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民族除非首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则就无法选择自己的制度。

    四、革命后存留的社会要素

    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民族精神的刚性基础（the stable foundation）。民族精神的刚性基础使我们体会到了历史悠久的政府体系的力量，比如说古代的君主政体。一个君主政体很容易为一群反叛者所推翻，然而，改朝换代后依然实行原来的政体，并没有改变君主政体所体现的原则，如此看来，改朝换代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拿破仑下台以后，取代他的并不是他的嫡亲子嗣，而是波旁王朝的后代，后者体现了一种古代原则，而“皇帝的儿子”这一人格化的观念尚未在人们的心目中牢固确立。

    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个大臣尽管有旷世之才、盖地之功，却很少有能推翻其君主的。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位一手创建了德意志联盟，然而，他的主子却能运其生死于股掌之间。由此看出，在公共舆论支持的原则面前，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通过政府而体现的原则随着政府的变化而消失，该社会组织的要素也并不会同时一股脑儿地消失，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中得出这一结论。

    如果我们对法国以前的历史一无所知，而只知道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一个多世纪的动乱的话，我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个陷入严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然而，法国的经济生活、工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现在却表现出一种连贯性，似乎并不因一切革命和政府的影响而受到任何阻碍。

    事实上，除了历史上那些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事件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琐事，这些琐事常常并不受人重视。它们受那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横的必然性的支配，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真实框架。

    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名义上的法兰西政府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当我们去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时，我们就会发现，与这些表面上的变迁相反，真实的法兰西政府几乎未有任何改变。

    主宰一个民族命运的真正力量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自然是国王和大臣。但是，他们却在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似乎是无足轻重的。真正对一个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政部门，它并不是为个人的意志服务的，政府的更迭亦不足以对这些要素产生太大的影响。行政部门守护着传统，人们很难说清它们，但它们却经久不衰，这种神秘主义的力量几乎掌握着一切其他要素。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它们的作用甚至达到这样一种危险的程度，以至于它们可以在形式上的国家之外，构成一个权力更为强大的无名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法兰西实际上是由各部落的首脑以及政府职员所统治的。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革命的历史，就越会发现除了标签之外，它们所引起的变化事实上根本就无从说起。发动一场革命容易，但要改造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一、民族精神的刚性与柔性

    如果想要理解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过去。个人虽然可以从理论上否认过去的历史——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今天有许多人还在这样做，但历史的影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通过若干世纪的缓慢积累和沉淀，思想、情感、惯例乃至偏见才能够汇集成一种民族精神，它赋予一个民族以力量。没有这种民族精神，人类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每一代人将不得不从头开始。

    只有当构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刚性之后，这种民族精神才算稳定地建立起来。但这种刚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或者说它还得具有柔性。

    没有刚性，先辈的精神就无法继承和传播，而没有柔性，则先辈的精神就不能融合、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环境的变化。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如果过于柔韧，其结果必然是革命的不断发生，而民族精神如果过于僵化，则会导致这一精神走向没落衰亡。同人类一样，普通物种也要遵循这一规律，如果固守原来的意识形态，不能融入新的时代，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就要面临灭亡，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很少有几个民族，能够在刚性与柔性这一对相互矛盾的品性之间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点，能够实现这种平衡的完美典型，大概就要数古代的罗马和当代的英国了。

    那些精神极为稳固、持久的民族通常会爆发激烈的暴力革命。由于不能通过逐步地演进自己，以求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当这种适应必须做出时，它们将不得不在猝然之间被迫激烈地改变自身。

    民族精神的刚性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一个民族若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灿烂历史，首先就不得不先建立其自己的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只要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它就是一个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尚未开化的游牧部落。因此自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以来，法兰西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虽然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但在数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这种精神又开始变得过于僵化。如果它再多一点柔韧性的话，古代的君主政体可能就会像其他国家那样慢慢地转变过来，而我们也就能够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坏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就不至于如此艰难了。

    以上思考向我们指出了大革命在民族方面的起因，以及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并且它还揭示了同样的革命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不一样结果的原因。就拿法国大革命来说，有些民族对它怀有崇高的热情，而有些民族则态度冷漠，甚至是反感厌恶。反应为什么会如此迥然相异，其实都是因为民族精神之不同的缘故。

    英国经历了两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还把一位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但仍然算得上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英国的民族精神非常稳定而坚固，这种稳固的精神足以守成传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柔韧性，这种柔韧性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规矩。基于英国这样的民族精神，因此英国人从来没有像我们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梦想着以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建立一个全新而不切实际的社会。

    索列尔写道：“法国人蔑视政府的无能，憎恨、厌恶牧师和贵族的腐化，反抗挣脱法律的束缚和枷锁，而英国人则把他们的宗教、宪法、贵族制以及上议院视为荣耀。在英国人看来，这些东西就像巴士底狱中林立的塔楼，擅入者以藐视罪论处。英国人承认，这一城堡内部的命令颇具争议，但是，这仅限于内部解决，他们绝不容许陌生人越俎代庖。”

    民族气质对各民族命运的影响，体现在西班牙语系的南美各共和国的历史中再明显不过了。在这些国家里，革命时常发生，政变也在不断更迭变换。这些国家的人民大多是混血儿，也就是说，他们纷杂的遗传已经将其祖先固有而明显的特征稀释掉了，他们原来的民族气质和传统性格也慢慢变得不是很明显了，因此，他们很难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稳定。事实表明，混血的种族往往是最难统治的。

    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由于民族原因而导致政治能力的差异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去考察那些曾经先后被两个民族统治过的国家。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相当常见的，晚近的古巴和菲律宾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原来都受西班牙的统治，后又易手转而由美国统治。

    古巴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时，素以混乱和贫困而著称于世；然而，当这个岛国在被美国接管统治以后，其繁荣昌盛的局面又在世界上有目共睹。

    无独有偶，在菲律宾发生的情况与古巴如出一辙。西班牙控制菲律宾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可是这个国家的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被弄得一团糟：灌木丛生，随处都流行着病疫，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商业，人民的生活相当凄惨而艰难。可是经过美国短短几年的统治以后，这个国家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疟疾、黄热病、瘟疫和霍乱这些病疫被彻底消灭；沼泽得到了治理和改善；农村开始建设铁路、工厂和学校；十三年里，人口死亡率竟然降低了2/3。

    我们应该用这些实例给那些理论家提个醒，千万不要忽视“民族”这个词所蕴含的深刻含义，并且不要忘记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是多么重要，它是可以决定其命运的。

    二、人民是如何看待革命的

    人民在所有革命中的角色都无二致：他们既不会自己去发动革命，也不能胜任指导革命的艰巨使命；在革命运动当中，人民的行为必然是受革命领袖支配的。

    最近香槟省（Champagne）所发生的事件非常直观地展示给我们：只有波及和触动人民的直接利益时，人民中的各个部分群体才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反抗，然而这种运动局限于地方性的限制，导致最终的结果不过是一场骚乱罢了，不会形成真正的革命。

    当革命领袖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超凡的影响力时，革命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生了，葡萄牙和巴西最近发生的革命就很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令一种新的思想深入人心，让人民去身体力行地接受它、实践它，确实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然而一般情况下，人民往往是在他们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还没有对新思想真正产生全部的认识，就已经懵懵懂懂地接受了一场革命；等到他们终于理解了要革命的原因时，革命早已结束很久了。

    人民参加革命仅仅受到了革命领袖的鼓动和动员，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理解革命领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片面地去理解革命的意图，而这种方式却绝不会是革命的真正发动者所向往和希冀的。法国大革命显然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资产阶级想要跟贵族阶级共同分享权力，也就是说，精明强干的新精英要取代平庸无能的旧精英。

    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的议题几乎涉及不了人民。虽然议题会公布人民主权的原则，但所谓的人民主权也仅仅是意味着人们享有选举代表的权利，而与人民自己的权利没有关联。

    普通老百姓在文化、见识这方面的修养上普遍不高，我们不可能期望他们也像中产阶级那样，渴望跻身社会上层，当然，以他们长久以来的陈旧观念，也绝不会认为自己与贵族是平等的，甚至从来也没有同他们地位平等的奢望。因此，无论是在观点上还是在利益上，普通老百姓与社会上层阶级都有天壤之别。

    一个国家，其主要群体构成毕竟还是普通民众，因此议会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都需要普通民众参与进来，以求获得这个庞大的团体的支持和拥护，因而结果是民众越陷越深，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大众革命。一种思想本身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只有在具备了支持和拥护它的情感以及神秘主义基础之后，它才会发挥不可估计的作用。资产阶级的理论在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之前，必须根据明显的实际利益转变为一种新的、极为明确的信仰。

    当政府向人民保证说他们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时，如此强大的诱惑摆在民众面前时，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实际利益，自然会积极地响应和拥护政府的革命，于是这种转换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他们开始烧杀抢掠，并且因受到政府的蛊惑而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革命原则之所以拥有巨大的力量，就是源于它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尚未发生革命之前，这些本能一直受到环境、传统以及法律的约束。

    群众在革命领袖的许诺和鼓舞之下变得开始盲目起来，心目中原本存留的那些社会约束逐渐被卸除了，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命不凡，被那种拥有无限权力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兴高采烈地看着他们以前的主子被驱逐、被掠夺。既然大家都是主权之人民，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被允许的呢？

    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革命领袖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格言，确实表达了人们对真实希望和信念的执着追求，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深入，嫉妒、贪婪以及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使人们被一时的欲望和仇恨迷失了头脑，而这些格言已失去了它本身的真正含义，而是很快地成了人们为此进行辩护的合法借口，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不久就因失序、暴力、无政府状态而告终的原因。

    当革命从中产阶级蔓延到社会下层时，由于下层阶级的局限性，使得理性对本能的支配也就相应地终结了，进而转变成了本能支配理性。隔代遗传的本能对理性的这种胜利是可怕的，社会所做的一切努力——这种努力对社会的存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依靠传统、习俗以及法律的力量来限制人类的自然本能，这些自然本能是人类原始兽性的遗传。控制这些原始本能是可能的——一个民族越是能够克服这些本能，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但它们越不会彻底被根除，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激活，而一旦萌发，这种本能所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计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众的激情被释放点燃以后会变得如此危险的原因。它就像奔流的洪水，一旦冲垮了堤坝就一泻千里，直至泛滥成灾，浮尸遍野。“将一个民族的精神糟粕激发出来，无异于引火烧身！”里伐罗尔在大革命之初就曾经哀叹道，“对民众进行启蒙开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三、人民在大革命中的作用

    大众心理学的法则告诉我们：尽管人民可以通过追随、夸大他们所受到的刺激，从而所引起的高涨热情必然会在革命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如若一场革命中缺失了领袖的指导，人民就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从来就不能引导自己的运动，也不会有开明的思想和意识去完成革命使命。回顾历史，在所有发生的政治革命中，我们都很清楚地认识到领袖的作用。他们虽然自己并不创立什么理念用以作为革命的理论基础，但他们却知道怎样将理念当作一种手段，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思想观念、领袖、军队和大众对一场革命来说，这四种要素缺一不可。

    群众在领袖的鼓动下，队伍迅速壮大，借助人多势众蜂拥而起，这样的一股力量是不容小觑的，他们的行动就好比一颗炮弹，在借助外力的激化作用下，能够产生一种它本身所不具备的足以穿透钢板的冲击力。在民众的追随拥护下，革命如火如荼，然而群众对于革命的性质和具体这么做的原因却是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忠实地追随其领袖，按照领袖的意志去展开革命工作，而从不问一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群众之所以推翻查理十世，是因为他颁布了《四项赦令》，但至于这一赦令的内容，他们却毫不关心，甚至对《四项敕令》的具体内容都丝毫不知；后来他们又把路易·菲利普赶下了台，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话，恐怕他们会十分尴尬，无言以对。

    许多作家，从米什莱到奥拉尔都为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没有真正看穿事物的本质，因此他们无一不认为是人民发动了我们伟大的革命。

    米什莱曾经断言：“革命的主角是人民。”

    奥拉尔写道：“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即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少数几个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发动的……我相信，从1789年到1799年，在整个这段历史中，没有谁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来引导或左右事件的发展：不管是路易十六、米拉波、丹东还是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的真正主角是法国人民吗——只要我们看到法国人民是一些有组织的群体，而非乌合之众的话，答案便是肯定的。”

    柯钦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还坚持这种流行的观点。

    他写道：

    米什莱说得对，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们越是深入地了解他们，就越会感到这些事实就像天方夜谭。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既不依靠领袖，也不依靠法律，整个就是混沌一团，却在五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统治，对全国发号施令，其言行所表现出的明确、连贯、一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无政府状态对他们教益颇深，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与纪律很快就建立起来……散布于三万多个街区社团之中的两千五百万人行动起来步调一致，形同一人。

    如果人民同时采取的这些行动真的像作者设想的那样，是完全自发的话，那么它确实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但是奥拉尔先生自己很清楚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他说起人民时，他谨慎地指出所谓人民就是指群体，并且，这些群体可能受到了某些领袖的领导。

    那么，是什么令全体国民凝聚团结在一起呢？在国王发动进攻、内战威胁国家统一的紧要关头，是谁力挽狂澜拯救了这个国家呢？丹东、罗伯斯庇尔，抑或是卡尔诺匿？这些人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真正维护了团结、捍卫了独立的是人民俱乐部，它把法国人民组织成为公社或群众团体；迫使欧洲反法联盟不得不撤军的正是法国的地方自治团体和雅各宾派的组织。如果作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团体当中，总有几个人在这个群体中显示着惊人的才干，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上，还是在决议的执行中，他们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领袖风范，但我们看到（比如说，在我们阅读人民俱乐部的会议记录时），他们的力量与其说来自他们自己，远不如说来自团体。

    奥拉尔先生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所有这些团体都起源于“一场充满了博爱与理性的自发运动”。那个时候，数以千计的小型俱乐部遍布法国，它们唯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总部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就是事实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可是许多人出于对雅各宾派的幻想，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四、大众及其组成要素

    为了确立某些理论上的概念，人民被设想成一个神秘的实体，它无所不能，且具备一切美德，政客对它大加赞赏，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人民在法国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又是如何被编造成一个概念的。

    不管是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还是今天的雅各宾派，都是将人民这一大众整体奉若神明，它不必为其所作所为负责，并且它从不会犯错误，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满足。人民可以无所顾忌地烧杀劫掠，可以犯下滔天罪行，他们今天把英雄捧上天，明天又会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他们就是这样。政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吹嘘人民的崇高美德、非凡智慧，并对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俯首帖耳。

    那么，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革命者奉若神明、崇敬有加的神秘实体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我们可以把人民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第一类包括农民、商人和各种各样的工人，这些人愿望得到安宁的生活和稳定的秩序，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了。这一类人构成了人民群体中的大多数，但这一部分人对于发动一场革命从来没有动过什么念头。他们只是想在默默无闻的劳作中维持着生计，然而历史学家常常把他们忽略。

    第二类包括了那些具有破坏性和报复性的社会渣滓，这一群人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安，也往往是由于他们从中作梗。酗酒成性的穷困潦倒之徒、盗贼、乞丐、市井无赖、居无定所的雇工，所有的这些人构成起义队伍中最危险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这些人虽然肆无忌惮，但是对惩罚却怀有恐惧之心，因此会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平时不得不收敛自己的犯罪倾向，一旦当惩罚的危险消失，他们邪恶的本能就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一帮凶犯。

    那些玷污了一切革命之美誉的大屠杀就得归咎于这一罪恶的渊薮。

    正是这一帮人，在其领袖的指挥下，不断地冲击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心理学议会。这群无法无天的家伙除了丧心病狂地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之外没有任何理想，对革命理论、原则，他们根本就没有清醒的认识，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

    另外还有那些从最底层的平民中吸收过来的渣滓，这群人游手好闲，整日无所事事，在精神感染的作用下，他们也参与进革命中来。于是他们开始浑水摸鱼，大喊大叫，是因为其他人也在疯狂叫嚣；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其他人也在进行暴动，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的目的没有任何明确意识。他们随着外界环境和周围民众的变化而变化，外在环境的暗示力量使他们进入催眠状态，一举一动无法自持。

    从古至今，这样一群骚动不安却又极其危险的投机分子和乌合之众，向来都是一切起义的始作俑者，煽动家看中了他们这一点，所以才对他们极为关注。在煽动家看来，他们就是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人民。然而事实上，所谓拥有最高主权的人民主要是由底层的广大民众构成的，这些人正如梯也尔所描绘的：

    自塔西佗见证了大众为罗马皇帝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击节叫好以来，他们的本性始终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帮野蛮的家伙聚集在社会的底层，蠢蠢欲动，一旦得到权力的首肯，或者是受到革命领袖的青睐，他们就准备以罪行来玷污人民的美名，破坏一切事业。

    法国大革命如此持久地受到社会最底层大众的支配，像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自1789年开始，早在国民公会之前，一旦大众的兽性被激发释放出来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便已开始了。这些屠杀的残酷性令人发指，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在“九月屠杀”中，囚徒们被暴徒用马刀一块一块地割成碎片，故意延长和加深他们的痛苦，慢慢地屠宰他们以取悦观众，而那些暴徒则从受害者抽搐的场景和痛苦的尖叫声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

    早在大革命之初，类似的场面就在法国随处可见，当然，那时还没有对外战争可以作为借口，事实上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这种残忍开脱。

    从3月到9月，一系列的烧杀抢掠使法国血流成河，泰纳曾列举了一百二十个这样的例子，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城市均落入大众的占领和控制之中。

    他们把特鲁瓦市市长的双眼用剪刀戳瞎，令他在经历几个小时的折磨之后死去；把原龙骑兵团团长贝尔鲁斯活活地剐成碎片。甚至在许多地方，他们惨无人道地把遇害者的心脏挖出来，用枪尖挑起，在街上招摇过市。

    这就是那些底层民众原始野性的规范体系在被轻率地打破限制之后，所实施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之所以如此纵容嚣张，正是因为他们的暴行迎合了那些对其百般奉承的政治家的野心。我们姑且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些数以千计的暴民压缩为一个人，那么这将是一个何等残忍、狭隘、可憎的怪物，它将是可以摧毁一切的魔鬼，比起历史上最残酷嗜血的暴君，更要可怕得多。

    不过，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镇压得住他们，这些冲动而残忍的大众就会立即变得俯首帖耳，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往往是暴戾程度越高，他们的奴性也就越强。因此，各种各样的专制暴君无一不深谙此道，想方设法将他们拉拢过来加以利用，比如恺撒必然会大受他们欢迎，另外还有卡利古拉、尼禄，马拉、罗伯斯庇尔、布朗热等。

    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些具有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大众行为是主要的，但是，诚如我们上文中已经指出的，这些所谓的大众都是社会渣滓。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称得上是“人民”的大众，他们不会像那些社会渣滓一样地丧心病狂，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劳动的权利。有时，他们确实可以从革命中受益，但他们从来就不会自己发动革命。革命的理论家对他们了解得少之又少，对他们亦不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传统而保守，旧观念根深蒂固。事实上，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一个国家之所以还维持着传统的力量和连续性，其实都是他们的功劳。在恐惧的作用下，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得极为懦弱而驯服，甚至在领袖的蛊惑和怂恿之下一时也会做出极端过激的行为，但是，民族传统的惯性力量不久就会再次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就在革命开展过程中产生厌倦的原因。当革命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得过头时，他们的头脑中固有的传统精神将被激发出来而与之对抗。这时候，他们就会冷静地考虑，寻求一位能够重建秩序的领袖。

    这样的人民，对革命领袖的命令听之任之，同时又强烈地爱好和平，可见他们显然没有什么非常崇高或是复杂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府通常是非常简单的，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生活，非常类似于独裁政府，这就是为什么自古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往往在无政府状态之后，独裁政治继之而起的真正原因。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开始出现，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再到后来，虽然在统治之下遭到了一些反对，但路易·拿破仑依然连续4次当选共和国总统：当他的政变受到了人们的认可，他又重新建立了帝国，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前，他的统治一直是稳固的。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这些事件当中人民确实受到了蒙骗，但如若不是因为革命的阴谋导致了失序和混乱，人民就不会被迫去寻求摆脱革命的方法。

    如果我们想全面地理解人民在革命期间所扮演的各种角色，那么，这一章中所回顾的这些事实就不应该被遗忘。人民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它与传闻中所想象的截然不同，传闻只能再现其生动性，至于其他方面就属于郢书燕说了。

    第二卷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人格的变化

    一、人格的转化

    在其他一些地方，我已经详尽地论述了某种关于人的性格的理论，如果对这一理论缺乏了解，我们就绝对无法理解某一时期，尤其在革命时期，人们在行为上的变化及其内在矛盾。在这里，我择其要点介绍如下：

    每一个个体除了具有某些惯常的精神状态之外，还具有一些变动不安的性格：前者一般说来，只要环境不会发生变化，它就是稳定的，而后者则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往往由突发事件引起。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而不是所有环境的产物。整体的自我是由难以数计的小我（cellular egos）构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积淀物。通过组合，这些要素达成了某种平衡，只要社会环境是稳定的，这一平衡就能持久而稳定地保持下去；一旦这种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譬如说突然爆发了动乱，那么平衡即将被打破，那些达到的平衡突然分崩离析，继之通过一种崭新的组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格。这一全新的人格将由其思想、感觉以及行为表现出来，这时我们会看到，同一个个体将发生惊人变化，简直就是前后判若两人。因此，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我们看到，诚实、敦厚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以友善著称的温文尔雅的政府官员，竟然变得嗜血成性，残忍好杀。

    所以，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左右，旧的人格很可能会被一种全新的人格所取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重大宗教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参与者看起来似乎与常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实际上却与我们并无多大分别；类似事件重复发生将塑造出同一种类型的人。

    拿破仑对人性的这种特征了如指掌，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中，他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我们在做出政治决策时，偶然性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深刻意识到这个道理，我才能抛弃成见，对人们于动乱之中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求全责备……在革命期间，人们只能说他们已经做了什么事；对那些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说三道四则有失明智……客观地理解人类行为确实困难……大众能够真正了解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吗？他们能自圆其说吗？事实上，随着环境的不同，他们表现出来的善恶大相径庭，甚至判若两人。

    在特定事件的影响下，正常的人格因素开始分解，这时，新的人格又该如何塑造形成的呢？新的人格形成有很多途径，但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心中对一种信仰有着强烈的执着追求，它为我们理解新人格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就像磁铁能将金属屑聚拢过来构成规则的曲线一样神奇。

    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特别是在像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会清晰地观察和认识到新的人格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

    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环境的变化捉摸不定，或者是非常微小，所以我们通常只能看到现实生活中个体所具有的单一人格。但在某些时候，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也会出现多种人格相互替代的现象。

    这些人格之间可能是不相一致的，甚至是处于完全的对立状态。这种与正常情况相背离的现象，在某些病例条件下会变得相当突出。在病态心理学中，单一个体具有多重人格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我们可以参见莫顿·普兰斯和皮埃尔·珍妮特两个人所征引的案例。

    在所有这些人格变异的例子当中，人的智力并没有什么异常，而是构成性格的诸多情感发生了改变。

    二、大革命时期突出的性格因素

    我们在革命中看到，社会的约束被打破后，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受到压制的情感暗中开始滋长，等待一个可以自由发泄的机会。

    这些社会约束包括法律、道德以及传统，它们不可能完全被解除。在经历了社会剧变之后，那些社会约束很大程度上是在苟延残喘，而实际上它的压制力已经非常微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危险情感的恶性爆发。

    在这些社会约束中最有力的约束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决定了一个民族中大多数人的观察、体验和志愿的面貌，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遗传性习俗，再没有比习俗更强大的纽带了。

    这种民族性的影响限制了一个民族的变化，而且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它的作用超出了一切表面上的变化。

    比如，从历史上来看，法兰西的民族精神在一个世纪之内似乎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它就由大革命转向恺撒主义，进而复辟君主制，接下来又产生了革命，最后一位新的恺撒应运而生。从表面上看，时局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然而，实际上整个从根本上仍保持原样，根本没有被触动到什么。

    在此，我们无意深究国民性变化的局限，却不能不考察某些情感因素的影响，在革命期间，这些情感因素的发展变化导致了个体和群体人格的变异。在这些情感因素中，我将特别地提到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狂热。我们将考察它们在历史巨变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的案例。

    1.仇恨

    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大革命时期人们的心理，就越容易发现那些情感现象的作用是惊人的，仇恨就属于这样一种情感，但它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情绪。对人的仇恨、对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某些事情的仇恨深深地刺激着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他们不但对他们的敌人显示出极度的仇恨，而且对自己的同党也是憎恨的，正如最近一位作者所指出的：“要是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指控的话，那么，我们会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叛国者，他们总是夸夸其谈，既腐败又无能，干尽了暗杀的勾当，骨子里与暴君没什么两样。”我们知道，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恨心理，人们才相互迫害，相互残杀：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罗伯斯庇尔派等派别概莫能外。

    产生仇恨心理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宽容，这些狂热的宗派主义者以虔诚的使徒自居，他们自以为绝对的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产生骄傲情绪，但是当所有的信徒都有了这样的想法时，他们只能是相互排斥，视他人的信仰为异端的见解。神秘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信念总是伴随着一种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的需要，这种信念对他们来说是绝不可更改的。所以一旦大权在握，大屠杀就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如果造成革命者处于分裂、对立状态的仇恨还可以具有一定的理性起源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如此持久，但是如果仇恨是出于情感的或神秘主义的因素，那么人们是不可能遗忘的，同时也是不可能宽恕的。即使派别不同，但是他们仇恨心理的根源是如出一辙的，即都表现出同样的暴力倾向。现有的资料向我们展示出，吉伦特派的做事风格并不比山岳派温和多少，它们是最早提出失势的党派应该被消失政见的；奥拉尔先生指出，它们曾经还尝试着为“九月屠杀”进行辩护。不应该把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肤浅地认为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而应该看作是取得胜利的信徒运用抢来的权力来消灭其可恶对手的普遍做法。他们即使能够宽容那些在思想上与自己存在着巨大分歧的人，也绝不能容忍信仰上的差异。

    我们从历史中得到一个经验，那就是往往在宗教战争和政治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必将置失败的一方于死地而后快，失败的一方是绝不可能得到任何宽恕的。从割断两百多名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喉管、屠戮了五六千罗马人的苏拉，到镇压巴黎公社，随即枪毙了两万多人的暴徒，这一血腥的法则都得到了屡试不爽的验证。过去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法则，恐怕未来也难逃这样的铁律。

    信仰上的分歧并不完全是大革命中仇恨心理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些感情，如嫉妒、野心以及自私等，这些感情心理同样为仇恨的滋生提供了温床；那些不同派别的领袖，之所以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上断头台，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

    此外，我们还应当记住，派别的分裂以及由此衍生的仇恨情绪似乎已经成了拉丁民族精神的构成要素之一。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就曾因此而丧失了独立，这一点给恺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

    任何一个城市都分裂为两个派别；即使是一个郡、一个村庄、一个家庭都与派系纷争脱不了干系。如果哪个城市在一年之中，没有发生武装袭击别的城市或是不曾全力抵抗外来的侵略，那反而让人感到奇怪。

    由于人类现阶段还不可能进入知识的时代，所以，迄今为止控制和引导人类行为的还是感情和信仰，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某军事院校的教授科林指挥官，对于仇恨这种情感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了如下评述：

    在战争中，仇恨是最能激发士兵的士气，鼓舞其战斗力的，普鲁士人凭借仇恨战胜了拿破仑。回顾一下那些最为壮观的演习、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如果它们不是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样的天才所创造的非凡杰作的话，那么，我们会不难发现，它们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激情而不是出于深谋远虑的筹划。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我们对德国人的仇恨，那么我们恐怕很难预料到1870年的那场战争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科林指挥官也许还应该把日俄战争补充到他的评述中，由于日本人曾经在俄国人面前忍受过屈辱，所以日本人对俄国人怀有强烈的仇恨之心，或许这也算是日本人能够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一个原因吧，而俄国的士兵从一开始就对日本人怀有极度的轻蔑，根本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仇恨可言了，这正是俄国人失败的一个原因。

    在大革命期间，确实存在大量有关博爱的言论，可这也是无济于事的。今天，这种言论更多了，“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团结”都已经成为现代各种政党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时惯用的流行口号，可是，有没有人知道，在这些大话、套话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深刻的仇恨呢？它对我们现代社会又将构成怎样的威胁呢？

    2.恐惧

    恐惧在革命中的作用几乎和仇恨的作用同等重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个人所表现的勇敢无畏的士气状态与集体所暴露的胆小懦弱并行不悖。

    我们在重温革命议会的历史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面对断头台，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总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显示出绝佳的勇气，但是，当暴乱者闯入议会，发出种种威胁时，他们又常常显得十分懦弱，宛如过街老鼠，对那些荒谬透顶的要求和指令言听计从，不敢违背。

    在大革命期间，流行着各种形式的恐惧。其中最流行的恐惧就是怕被人指斥自己为温和派，国民公会的代表、公共检举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争先恐后地表明对手远不如自己更激进、更进步。恐惧是导致这一时期一切罪行的主要来源之一。要是真的出现什么奇迹，使革命的议会能够免除恐惧的话，那么，他们的举动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而革命本身也就可能会向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3.野心、嫉妒、虚荣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情感因素的影响都被严格地限制在社会可容许的范围内。就先以野心为例，它必然会受到一种社会等级形式的限制。尽管士兵将来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但这只能是在长期的服役之后。而在革命时期，情况则会有所不同，士兵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将军，根本不需要等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每一个人几乎都有机会论功行赏，加官晋爵，所以个别之人的野心急速膨胀，即使最卑微的人也都相信自己有超凡脱俗的能力，来胜任最高的职位，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所以，每个人的虚荣心忽然之间就被调动了起来。

    所有的激情，包括野心和虚荣，一旦融入革命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增加。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人们对于那些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人艳羡不已，而且这种羡慕之情是在不断增长的。

    嫉妒心在革命时期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显得尤为明显。在这场革命中，民众对贵族的嫉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之前的中产阶级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财富上已经超过了贵族，并且表面上看似已经与贵族身份越来越像，越来越融合，但他们依然有那种被贵族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这种嫉妒心理引起了他们对贵族阶级由衷的愤恨和仇视。这种心理状态使得资产阶级自然而然地从潜意识里成了平等这一哲学教条的热诚拥护者。

    受到伤害的自尊和嫉妒，因而产生了怨恨，由于在当今这个社会中，贵族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可能很难想到这一点。国民公会中的许多代表——如卡里埃、马拉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奉命于大贵族门下，他们不甘于寄人篱下、苟延残喘般地生活，因此他们视其为生平耻辱，由耻辱逐渐转化为仇恨；出身寒门的罗兰夫人终生不忘这样一件事情，在旧制度的统治之下，她和她的母亲一同应邀到一位贵妇家里去做客，结果就餐时她们被贵妇人安排到仆人的席位上，这对罗兰夫人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

    哲学家里伐罗尔的一段话曾经被泰纳征引过，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因受到了伤害的自尊和嫉妒而产生的仇恨对革命的影响。

    他写道：“这个民族到底被什么激怒了呢？既非繁重的苛捐杂税，亦非国王的密札，也不是权力的滥用；不是国家的管理者们犯了过错，更不是司法机关效率的迟缓；事实上，引起人们深仇大恨的恰恰是贵族阶级对平民阶级的偏见和盛气凌人。这一个事实最能说明这一点：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钱人，也就是那些对贵族因嫉妒而怀恨的人，利用了城市里的贫苦市民以及乡下的农民阶级起来造反。”

    这一言之凿凿的判断居然部分被拿破仑的格言所验证，他说：“革命本是由虚荣心造就的，所谓自由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4.热情

    发动革命的始作俑者的热情，丝毫不输于那些虔诚地信仰穆罕默德的信徒，而且，第一次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的确有想过要建立一种宗教。他们试图彻底粉碎一个旧世界，从而建立起一个新世界，这一诱人的幻想比什么都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灵。新教义宣称，平等和博爱将把所有的民族都带到这个永恒而幸福的国度里；未来的新生世界也将被沐浴在纯粹理性的光辉之中。于是，人们被这种教义深深地吸引，热情也忽然随之高涨不已，依据最光辉、最雄辩的原则，翘首企盼黎明的到来。

    但是，暴力很快就被这种热情所取代，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改革者提出的教义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人们不可能长久地沉醉在梦幻的世界中，当幻想觉醒的那一天，可能也就是革命灾难性的一天。我们很容易想象，大革命的使徒们在看到身处的现状与自己梦想的情境完全不同时，他们的内心会是怎样的雷霆万钧，怒不可遏。革命者原本试图将过去全盘否定，拒绝传统，全面地改造人类以实现完全不一样的新生，但过去的阴影已经扎根于人们的心中，非但挥之不去，反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并且那些幻想破灭的人也开始对改造产生了抵触情绪。在此情况下，改革者可谓是步履维艰，但是又绝不会屈服，于是他们将借助暴力手段，强制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这样的专政局面势必会让人们对旧制度产生无限怀念，于是，最后发生了复辟也是在所难免。

    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激情虽然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革命议会中并不能持续维持太长时间，但它却能够在军队中长久地持续而不衰退，并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源泉。实事求是地说，在法国还没有成为共和国的时候，大革命的军队就已经是共和主义者了；在君主专制复辟、共和政体被放弃之后很久，军队还一直坚持共和主义的信念。

    回顾本章的内容，我们发现，人格的变异通常是以某些共同的渴望和环境的变化为条件的，它们最后会表现为少数几种非常同重化的心理状态。仅以比较典型的心理状态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4类：雅各宾心理、神秘主义心理、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第二章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一、神秘主义心理

    我们姑且将情感逻辑、理性逻辑和集体逻辑的影响放在一边，而只考虑神秘主义因素的重大影响，神秘主义的因素在许多革命中大畅其风，法国大革命尤其如此。

    神秘主义逻辑的主要特征就是它为那些超人格的存在或力量赋予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些超人格的存在或力量则常表现为偶像、崇拜物、文字、口号等形式。

    神秘主义精神是所有宗教和绝大多数政治信仰的基础，如果我们抽出了宗教和政治信仰赖以为基础的神秘主义因素，那么，这些信仰，通常就会行将就木，土崩瓦解。

    神秘主义逻辑常常嫁接在感情和激情的冲动之上，它是大型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源。如果说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人寥寥无几，那么，时刻准备着为自己崇拜的神秘偶像而献身的人却比比皆是。

    大革命的信条很快就激发了一股神秘主义的热潮，这与此前那些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狂热几乎毫无二致。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将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状态的发展方向进行彻底改变。

    因此，从这种角度来看，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所表现出的野蛮、狂热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的神秘主义精神与宗教改革时代的新教徒相比殊无逊色。雅各宾恐怖专政时期的领袖人物——库通、圣茹斯特、罗伯斯庇尔等——就是大革命的忠诚信徒。正如波利提斯为了宣扬其信仰而捣毁异教的祭坛一样，这些人对改造世界怀有坚定的梦想；他们更将他们的激情散播于整个地球。他们坚信，自己那些无与伦比的信条足以令一切君主为之颤抖，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欧洲的国王宣战。坚强的信仰远胜于那些让人充满怀疑而逡巡不前的说教，这种信仰也激励着他们在与整个欧洲的战争中屡战屡胜，最终颠覆王权。

    大革命领袖的神秘主义精神在他们的公共生活中能够显露出蛛丝马迹。罗伯斯庇尔本人就坚信他从全知全能的上帝那里得到了无限力量的支持：他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试图让听众相信上帝“在开天辟地之初就早已有过预示，即颁布圣令，实行共和政体”。他还以一种国教大祭司的角色，鼓动国民公会通过一条法令，宣布“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死的信念早已在法国人民心中得到了认可”。罗伯斯庇尔在最高主宰节仪式上，巍然高居在国王宝座上，进行他冗长的布道。

    凭借这股神秘主义因素而产生的激情，由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最后倒承担了一个政务委员会的所有功能。马克西米利安宣布了“最高主宰（great being）的观念，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垂怜关爱着那些受到压迫的下层无辜者，审判惩罚那些高傲而自负的罪人”。

    那些所有批评雅各宾正统派的人都被视为异端而将被革出教门，也即是说，他们将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等待他们的将是断头台。

    以罗伯斯庇尔为典型代表的神秘主义心理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也没有随之而销声匿迹，在今天法国的政治家当中仍然有许多具有同样心理状态的人。他们的思想已不再受旧宗教信仰的左右，但罗伯斯庇尔式的心理却在他们的心中牢固地树立了起来，并且愈加坚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将自己的政治信条以强迫的方式施加于人。能够传播他们的信仰的方式即使是杀戮，那么他们通常也会在所不惜的。这些政治家手中一旦掌握了大权，其布道的方法就会同一切时代中所运用的神秘主义方法完全一样。

    因此，罗伯斯庇尔至今仍有众多的信徒就不足为奇了，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并没有同他本人一道殒命断头台，类似的思维模式在数以千计的人身上再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罗伯斯庇尔式的思维及其最后的信徒就不会消失。

    长期以来，一切革命中的神秘主义都被大部分历史学家，时至今日，他们仍然试图借助于理性逻辑来解释与大量理性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在我前面已经引述过的一个段落中，拉维斯先生和朗博先生认为，宗教改革是“个人自由反省的结果，它向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极为虔诚的良心和一种大胆而勇敢的理性”。

    诸如此类的运动，永远不会被那些认为它们起源于理性的人所理解。曾经震撼世界的那些信仰，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并遵循同样的规律。它们的形成与理性无关，甚至可以说是与理性完全相反的因素塑造了它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巫术、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唯灵论等，看起来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信仰形式，但我有必要再重申一遍，它们具有相同的神秘主义和情感基础，并遵循着与理性毫不相干的逻辑形式。它们的历练恰恰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理性既不能创造信仰，也不可能改造信仰。

    在我们当代的政治中，信徒式的神秘主义心理状态亦不罕见，在一篇与我们最近的一位大臣有关的文章当中，我仍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现在，我就从杂志上摘录一段如下：

    人们可能会问，应该把某先生划归到哪一类当中去呢？比如，我们能说他是属于没有信仰的人吗？不，绝对不能！当然，他没有接受现存的任何一种信仰：无论是罗马的天主教还是日内瓦的新教，他一并咒骂；他拒绝一切传统的教条和任何一支的教会。但如果他要是能够扫除一切，并在这样一个空白的基础上建立他自己的教会的话，那它将比其他所有的教会都独断专行；并且，他的宗教裁判所在残忍与不宽容程度上，比起臭名昭著的托尔克马达宗教裁判所来，将毫不逊色。

    他说：“我们不能容忍学校保持中立这类的事件，我们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能力对学校实行管制，哪怕因此而成为教育自由的敌人。”如果说他还没有建议埋好火刑架，堆起柴堆的话，那也仅仅是出于礼貌上的考虑，不管他是否愿意，对于此点他还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不过，即使他已经不能在人的肉体上进行任意的惩罚，但他依然可以调用世俗的权力来宣判他人的学说为死刑。这就是宗教大法官的立场主张。对于思想，他也发起了同样猛烈的攻击，这个自由的思想者拥有无限广阔的自由精神，以至于世间一切哲学他都拒绝接受，在他看来，那些哲学不仅是荒谬的、怪诞的，而且更是罪恶的。他甚至不可一世地认为只有他自己才可以绝对地掌握真理，正是由于他是如此自负，以至于在他看来，有任何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是面目可憎的魔鬼和全体国民的敌人。他对于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哪怕是他个人的观点仅仅是出于主观臆想；他当然更不会怀疑自己这样考虑问题可能比别人更加荒诞可笑：他们往往是不理智地认为只要别人否认神性就断定他们对神圣的权力有觊觎之心，或者说，他们只不过是假借否定神性，而实质上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建神性——这只能使人们对过去的神更加怀念。某先生可以说是理性女神的一个信徒，他制造了一个摩洛神，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神，因为他需要将人当作祭祀品。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同道，无论是谁都不配享有这种思想自由，这就是某先生的自由思想。这一见解的前景确实是吸引人的，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为了实现它已经打碎了太多太多的偶像。

    为了自由的缘故，让我们来祈祷吧，所以我们应该警惕了：千万不能让那些丧心病狂的狂热者最后成了我们的统治者，如果是这样，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假设理性的无声力量可以胜过神秘主义的信仰，那么讨论革命思想或政治思想的理性价值就毫无意义了，但人们对此依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我们也仅仅是对它们的影响感兴趣，至于说假想的人类平等、人性本善，以法律的手段重建社会的可能性等，诸如此类的幻想理论是否已经被观察和经验所揭穿，那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怎么说，这些空洞的幻想却一直激励着人们去追求，是人类目前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行为动机。

    二、雅各宾心理

    尽管“雅各宾心理”（Jacobin mentality）这一术语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正式的分类，但我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很洗练地概括了一种得到明确界定的精神集合，足以形成一种真正的心理类别。

    这种心理状态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起到了重大的主导作用，然而这并不是说这种心理状态是他们所独有的特征，直到今天，在我们政治生活中最为活跃的要素仍然是这种心理状态。

    我们已经在前面系统地考察过的神秘主义心理，其实是雅各宾心理的一种实质性的要素，但是，雅各宾心理并非由它单独构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考察其他那些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因素。

    雅各宾党人完全不觉得自己怀有浓重的神秘主义心理，反而恰恰相反，他们一直标榜自己是坚持着以纯粹理性作为思想指导的。他们在整个大革命期间，都在一直不断地强调理性，将理性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向导。

    大多数历史学家对雅各宾党人的精神状态都采用了这种唯理主义的观点，甚至连泰纳也不例外，他在探究雅各宾党人大部分行为的根源时，也误用了理性。不过，在他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著述中，也包含了许多前人所未发现的真知灼见，并且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这些见解是非常出色的，这里我摘录出其中一段最为重要的部分：

    在人类的本性当中，那些过分的自爱或是教条论证并不罕见，在所有的国家中，雅各宾精神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就是凭着两大根源，常常是秘而不宣却又坚不可摧……20年前，当一个年轻人面临这个世界时，他的理性与他的自尊几乎同时被激发了出来。首先，不管他将来要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比起纯粹的理性来，这一社会都是值得可鄙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固守不变的，它不是由一个哲学上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建立的，而是由人们多样而多便的需要，经过长年累月不断进化而成的。它并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那些年轻的理性主义者总是对于那些古老而神秘的建筑耸耸肩，不以为然。他们总以为选址是荒谬的，其结构支离破碎，其不便之处显而易见……很大部分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想要立志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当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轻狂傲慢的心态和举止都或多或少地沾上了些许雅各宾派的习气……社会腐败导致了雅各宾主义的泛滥，这就好似发酵的土壤对于菌类的繁殖有很大的帮助一样。思考一下这一思想可资纪念的精彩耀眼之处吧，是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政治演讲，立宪派与国民会激烈的雄辩和争论，还是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冗长的言辞或是虚伪的政治报告？从来没有人信誓旦旦地讲过那么多，然而真真切切地说得这么少；无聊的官场空话和膨胀到了极点的重点淹没了千篇一律的演讲之下可能存在的任何真理。雅各宾派的头脑当中充满了对海市蜃楼的空幻追求；在它的眼里，这些空想远远比实实在在的生活更加真实，它唯一能认同的就是这些虚幻的空想，它会以其全部的真诚阔步行走于空想的追随者的行动之前。成千上万的形而上的意志和信念都是它个人意志的虚幻想象，人们异口同声地，甚至不遗余力地支持它，而它则如鸡群中的仙鹤，就像是一场胜利与欢呼的合唱，其他声音只不过是它声音的回应而已。

    在对泰纳的描述表示钦佩的同时，我想他对雅各宾党人的心理并没有完全切中要害。

    不管是在大革命期间，还是在现在的今天，雅各宾党人的真实心理都是诸种要素的集合，如果我们想认识到它的功能，就必须先了解一下它的构成要素。

    这一分析将首先向我们揭示，雅各宾党人绝不是理性主义者，而是信仰至上者。他们的信仰不可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他们用理性来掩饰其信仰，尽管他们的言论中到处都充满了理性主义的陈词滥调，但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当中却远远背离了其理性口号。

    一个雅各宾党人，如果真有人对于理性的言辞与其思想行为相一致，有时倒确实可以听到散发出理性的声音，可是通常就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而言，从大革命开始直到今天，雅各宾党人从来就没有本着理性的原则而有所行动，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拥有了如此神奇的力量。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雅各宾党人为什么对理性的声音充耳不闻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视野和度量过于狭隘，从而使他们对理性的东西表示出无为抗拒强烈的冲动，因而只好任其支配。

    当然，仅仅由于理性不足和激情有余这两个因素，还不足以构成雅各宾心理，这里面自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激情只能支撑起信念，却不能创造信念。既然真正的雅各宾主义者拥有坚强的信念，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在支撑着这些信念呢？这里，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的神秘主义因素就发挥其用武之地了。雅各宾党人属于神秘主义者，他们凭借着语言和口号的魔力，用塑造新的神祇取代了原有的上帝。这些虔诚的徒众为了侍奉这些严厉的神祇，并不在乎采取最激烈的措施。当代的那些雅各宾主义者所通过的法律其实正是为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雅各宾心理的特征是极端狭隘而狂热的，事实上，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狭隘而僵化的心灵，对于任何的批评，它是绝不可能接受的，除了信仰，它从不考虑其他的任何事情。

    神秘主义要素和情感因素占据了雅各宾主义者的心灵，从而使他们的头脑变得过于简单。他们只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表面联系，但若是让他们从根本上分清异想天开的幻觉和现实的存在，这是绝不可能的。他们对事物的因果关系视而不见，只知道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梦想当中，以致达到了无法自拔的境地。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雅各宾主义者并没有超脱于其逻辑理性的发展之外，由于他们对这种逻辑知道得很少，因而常常变得十分危险。雅各宾主义者的那点极其微弱的理性在他们的冲动面前早已灰飞烟灭，在有识之士视为穷山恶水，不敢贸然前行的地方，他们却大大咧咧地走了过去。

    因此，尽管雅各宾主义者都是些口若悬河之辈，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是受理性引导的。当他们自认为是在接受理性引导的时候，而实际上他们正受着激情和神秘主义的支配。同所有那些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疑，因而被信仰迷失了的人一样，他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被自己所束缚的困境。

    一个真正好斗的空想家，与我们前文所描绘的加尔文教的信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被信仰蛊惑着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不惜任何代价，他们狂热地认为，凡是与他们的教义相背离的人都应该被处死。加尔文教徒与这些激动人心的演说家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他们像雅各宾主义者一样，并不认为自己正受着神秘主义的支配，坚定不移地相信理性才是自己的唯一指南，但实际上，他们却不得不受神秘主义和激情的奴役。

    真正信奉理性主义的雅各宾党人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如果雅各宾党人被视为理性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只能为理性感到悲哀；但另一方面，充满激情和神秘主义色彩的雅各宾党人则很容易理解。极为微弱的理性力量、强烈的激情和浓厚的神秘主义，正是构成雅各宾精神的三种心理要素。

    第三章 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一、革命心理

    我们刚才已经指出，神秘主义要素只是雅各宾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不是全部。现在，我们就来观察一下这些神秘主义因素是如何构成另一种很容易定义的心理状态，即革命的心理状态。

    从历史上看，在任何时代的社会中，都会包含一些浮躁而不稳定的心理情绪，带有这种情绪的人常常对社会有所抱怨和不满，他们不安于现状，随时准备揭竿而起，反对一切现有的秩序。他们似乎对犯上作乱有特殊而浓厚的兴趣，如果有某一种神奇的力量刺激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就不惜铤而走险。

    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的来源常常是个人对其所处环境的错误判断和适应，或者是极端的神秘主义，当然，它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气质问题，或者仅仅出于病理上的原因。

    反叛的心理需要（the need of revolt）可以体现出极为不相同的强度，有些仅仅是直接针对人和事，用言辞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而有些则表现得比较强烈一些，达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程度。有时候，个人会形成一种自己难以控制的疯狂。在俄罗斯，我们可以到处看见这样的疯子，纵火或向人群中扔炸弹这样的暴行对他们来说简直太稀松平常了，最终他们甚至开始了自相残杀的暴动，比如，苦行派以及其他类似的教派就是如此。

    这些天生的反叛者，一般都对暗示的影响感触相当敏感，并且他们的神秘主义心理总是被一些固定的思想所支配。尽管他们在行动上活力四射，但事实上，他们内心的性格是极为软弱的，甚至不足以抵挡内在的冲动。他们被神秘主义精神冲昏了头脑，并以此为借口企图替自己的暴行进行遮掩和辩护；这种神秘主义精神亦使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伟大的改革者。

    毋庸置疑地说，每个社会都必然会产生一些反叛者，但是在正常的年代中，他们常常受到法律、环境的约束，即一般社会规则的约束，因此，他们并不显得引人注意。但是，一旦发生动乱，这些约束和限制就会忽然松弛下来，并且叛乱的发生刚好适应他们内心自由发泄的心理，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合适的温床，于是，他们就很自然地成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革命的目的和动机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这时他们也不管是红旗还是白旗，或者是国家的解放之类隐约听说过的目标，他们都会盲目地愿意为之献身。

    革命精神在有的时候并不总是被推向危险的极端，如果它不是受情感或神秘主义冲动的支配，而是源于理性和智识，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有时候，传统和习惯的力量之强大程度不是我们所能预料得到的，以至于它们甚至将文明束缚住了，这时，就需要由类似于革命的精神来打破这种枷锁的束缚，从而推动和引导知识上的革命。科学、艺术以及工业等方面的进步往往更加需要具有这种冲决精神的人，伽利略、拉瓦锡、达尔文、巴斯德等就是这样的革命者。

    即使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必要拥有如此众多的具有这种革命精神的人，但是一些这样的人的存在还是非常必要的，若非如此，人类恐怕现在还过着洞穴生活，过着那种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旧石器时代的生活。

    这种能够带来新发现的革命胆识和气魄是一种非常少见的能力，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判断能力，前者能够使人足以摆脱世俗陈腐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则使人透过事物的表面看穿事物的本质。这种形式的革命精神是具有独立创造性的，而此前我们讨论的那种革命精神带有强烈的破坏性。

    因此，革命心理可以被理解为个人在生活中常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它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一旦超出了一定的界限和范围，它就会变成一种危害性极强的病态心理。

    二、犯罪心理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总有一些社会渣滓在拖累着它，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人中有的是退化了，有的是不能适应社会，还有的就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污点。到处闲窜的流浪汉，沿街乞讨的乞丐，逃避惩罚的逃犯、小偷、刺客以及安于现状的下层饥民，都构成大都市的犯罪群体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拖累文明的社会渣滓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警察的约束和管制。但一进入革命期间，这些束缚和管制就会完全地无影无踪了，而他们就会变得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潜藏在他们内心中的本能一瞬间得到任意的释放。这些社会糟粕便成为在任何时代的革命中所要补充的新生力量，这些人只是一味地热衷于烧杀抢掠，他们不会将自己宣誓要捍卫的事业放在心上；如果他们觉察出在反革命的对立阵营中可以更加自由地获得杀人越货的机会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靠对方，阵前倒戈。

    在这些可以明确地称之为罪犯的人——任何社会都无法根治的痼疾——之外，我们还得留心这样一个半罪犯状态的阶层：那些偶尔做些坏事的人，只要既定秩序还有足够的能力抑制住他们，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是，一旦这种对既定秩序的恐惧稍有减弱，他们就会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去。

    这两类犯罪群体，即惯犯和偶尔性的犯罪，为社会构成了一股很不安定的力量，它们除了给社会制造混乱之外，几乎是一无所能。因此，所有的革命者，即一切宗教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创立者，常常基于这一点，想方设法地寻求这些人的支持，以便于他们的图谋能够达到成功。

    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这些带有犯罪心理的人，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强大而剧烈的作用。在所有发生的暴乱中，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到最前面。某些历史学家曾满怀敬意地记述过如下的场景：英勇无畏的人民群众手持长矛——有时长矛的尖上还挑着刚刚被他们砍下的头颅，他们勇敢地冲入议会大厅，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国民公会。

    其实，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所谓主权人民的代表，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除了一小部分头脑简单、完全顺从于他们领袖的人之外，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社会糟粕几乎占据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诸如“九月屠杀”、德郎巴勒公主被杀之类的暴行，他们都是罪魁祸首，真要追究起责任来，他们是难辞其咎的。

    从当初的制宪会议到后来的国民公会，这些会议都曾受过他们的胁迫，而且他们对法国的蹂躏和糟蹋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如果说某些奇迹会发生，及时将这支犯罪大军剪除的话，大革命的进程或许会因此而改变，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景象。自从大革命开始兴起，又到最后的衰落，这些人始终都在以鲜血玷污大革命。对他们而言，理性在他们的心中泛不起一丝波澜，反而恰恰相反，他们所做的种种暴虐的行径表明了其对理性的反对。

    第四章 革命大众的心理

    一、大众的一般特征

    无论为何产生革命，但假如它没有渗透到群众的灵魂当中，它就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就这个层面来讲，革命体现了大众心理的一个结果。

    我在另外一本书中已经详尽地论述过集体心理，但在这里我还是有必要对它的主要法则再次重复论述一下。

    个人在作为大众群体的一员而存在时，与他在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时具有某些很大不同的特征，他有意识的个性将被群体的无意识人格所埋没。

    个体不一定需要实质性的接触才可产生大众心理，由某些特定事件所激发的共同情绪和激情，一般情况下就足以实现。

    集体心理极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就形成，它常常表现为一种非常特殊的集合，它的主要特征是它完全受一些无意识的因素左右，并且服从于一种独特的集体逻辑。

    在群众所具有的另一些特征中，我们还应当注意这样几点，那就是他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蛊惑而轻信别人，对事物也非常敏感，他们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往往不会注意到理性的影响，因而也不可能做出反应。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往往就可以很容易地将他们说服，他们对事实和经验一贯是忽略掉，不加考虑的。群众对任何事情都深信不疑，在他们的眼里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群众对事物的敏感是极其强烈的，所以，他们的情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总是非常夸张。尤其是在革命期间，这种夸张更加表现得尤为突出，只是一点小小的刺激，都可能成为他们采取最狂暴行动的导火索。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轻信本就已经严重，更何况是在革命时期，那就显得尤为严重，痴人说梦话般的呓语都会让他们深信不疑。阿瑟·扬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在克莱蒙附近的水泉处游历，在半路上，他的向导忽然被一群人拦住了去路。原来，他们也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谣言，竟以为他是受王后的指使来这里准备引爆小镇的。那个时候，那些关于王室的可怕谣言到处流传散布，最后越来越夸张地将王室说成是盗尸者和吸血鬼的聚集区。

    种种的特征表明，群体中的个人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已经堕落到一个非常低的层次。他沦为了一个野蛮人，野蛮人的一切性情和缺陷他都具备了，突如其来的狂暴、热情和英雄主义都能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以智力来说，群众是无法比拟个人的；然而就从道德和感情上来说，群众则可能要比个人略胜一筹。群众很容易就犯下罪行，正如他们很容易就做出自我克制一样。

    个人的特性在群体中很快就会消失，而群体对个人施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可以使吝啬的人都会变得无比慷慨；使对一件事物存在怀疑的人立刻变成忠贞不贰的信仰者；使一个最诚实守法的人沦落成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也可以使一个懦弱胆小的人变成一个英勇无畏的勇士，诸如此类的转变在大革命期间遍地都是，早已屡见不鲜了。

    在陪审团或国会面前，整个集体人做出的判决或者是要颁行的法律，都是其中的个体做梦也想不到的。

    受到集体的熏染和影响，个人作为一个集体的构成单位，他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样造成最突出的后果就是他们在感情和意志上会趋于同质。这种在心理上的同质化给予了群众一种不一般的力量。

    一个群体的态度和行为，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仇恨、狂怒或是热爱之类的情感在叫嚣声中迅速传播开来，并且很快就会得到支持，反复强化，从而形成了在精神上的统一体。

    这些同质的情感和意志源于何处呢？很明显，它们是通过群体中相互感染而传播的，但是感染的源头在哪里？因此，这种感染在发生作用之前肯定会先有一个声音的呼唤，即有一个出发点。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没有鼓噪的源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大众是不会迈出固有的藩篱的，他们就是一盘散沙，寸步难行。

    如果我们具备了大众心理的知识，能够深入了解它的规律，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解释在大革命中的诸多因素，也很容易理解革命议会的种种行为及其单个成员的转变。在受到集体无意识力量的推动的时候，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图往往解释不出来，但是结果却往往投票赞成了那些他们原本反对的决议。

    尽管有时候一些眼光独到、手段高明的政治家会凭借直觉将集体心理的定律识破，但政府部门中的大部分人对这些定律从来就缺乏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也正是这方面的原因，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就轻而易举地被赶下了台。我们了解到，有些政府居然会莫名其妙地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动乱所颠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路易·菲利普的君主政体，这不禁令我们感到很不可思议，然而事实上，这都是忽视集体心理造成的，其危险后果就很明显了。1848年法国的军队拥有足够的战斗力来保护国王，但是当人民群众和军队掺杂在一起的时候，法军统帅依然没有理解到这将会意味着什么。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军队在受到群众的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法军的统帅竟茫然无措，以至于最后仓皇离职。原因就在于他不知道群众对威信的敏感度有多大，因此实力的展示会给他们留下入木三分的印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威慑作用，当时，这样的展示可以立即镇压反对派的示威。同时，他也对这样一个事实忽视掉了，即所有的集会都应该立即被驱散。所有的这些教训早已经被历史经验所验证，但在1848年，却没有人对它加以重视。在大革命时期，谁又能真正地理解大众心理呢？

    二、民族精神的稳定性如何限制大众心理的摇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民族就好比是一个群体，这一个群体具有某种特性，但民族精神或民族心理又限制了这些特性的变动。民族精神具有一种确定性，而群众的短暂心理是不具备这种确定性的。

    当一个民族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它的传统精神以后，传统精神就会潜移默化地控制了群众精神。

    一个民族与群众有所不同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是由一些各不相同的群体聚集而成的，而这些群体的利害好恶又有所不同，而严格意义上的群众是由五花八门的社会最小单位——个人组成的。譬如在一次群众性集会中，则必然包含了各种各样属于不同社会集团的个人。

    一个民族偶尔会像群众一样，易变而波澜起伏，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它的易变性、热情、狂暴以及毁灭性的背后，民族精神仍然凸显出它极为顽强和保守的本能。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革命及其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里保守精神是如何最终战胜破坏精神的，一个又一个政府体系被人们打破了，然后人们又一个接一个地将它们恢复。

    种族心理，也即民族心理，它与大众心理有所不同，它不太容易发生变化。对民族心理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比较缓慢的（如会议、杂志、书籍、演讲等），而说服民族心理的原则不外乎标题中已经列出的那些，诸如重复、断言、感染和声望等。

    精神的传染在有的时候可能会迅速地蔓延到整个民族，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更多的情况下，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由一个群体感染另一个群体。宗教改革正是以这种方式在法国传播的。

    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它是不会像群众那样容易产生激动的，但是有一些事件会例外，比如国家遭受了耻辱、面临着外敌侵略等，这些事件很可能会立即唤醒这个民族。这种现象在大革命时期中已经屡见不鲜了，特别是当布伦瑞克公爵在宣读他那篇傲慢而放肆的宣言时，整个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骤然达到了顶峰。当公爵企图以武力震慑这种民族意识时，他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对法兰西民族的心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布伦瑞克公爵的此举不但对路易十六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且他本人也是引火烧身，因为他的干涉激起了全法国人民的愤怒，激化了与法国人民的矛盾，这使得人们迅速组建一支义勇军奔赴战场。

    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这种整个民族同仇敌忾之情通常是在突然之间爆发。当拿破仑在做出大举入侵西班牙和俄罗斯的那一刻，他就低估甚至是忽视了这种热情将会迸发出的力量。一群乌合之众的肤浅心理可以很容易就被瓦解，但是在历史悠久的民族精神面前却常常变得束手无策。俄国的人民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他们天生粗野且狭隘，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然而，当他们听到拿破仑要入侵的消息后，就犹如脱胎换骨般，仿佛立即变了个人似的。我们只要读一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丽莎白所写的一封信，就不得不信服这个事实。

    自从拿破仑到达我们边境，这一消息马上就在俄罗斯全境传播开了。在这样广阔而浩瀚的疆域内，一则消息竟然能够同时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并且引起整个帝国子民强烈的愤怒，这种愤怒的呐喊声一旦响起，结果将是非常可怕的，我深信，即使在地球的那一端都可以听到回声。随着拿破仑的进军，这种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那些丧失了全部财产或几乎失去全部财产的老人说：“我们必须要寻找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决不能接受耻辱的和平。”那些亲人在军队里服役的妇女将自己的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她们所畏惧的，仅仅是耻辱的和平。和平虽然美好，也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这种和平目前对俄罗斯来说无异于一张催命符，在这一点上它是绝不会有所退步的；沙皇本人没有想过与拿破仑媾和，而且即便有这种想法，群众的民族意识也不能容忍他这样做。这就是我们的英勇立场。

    与此同时，王后还讲述了这样两个故事给她的母亲听，这两个故事会加深我们对俄罗斯人顽强的抵抗精神的了解。

    在俄国的首都莫斯科，一些不幸的农民被法国士兵抓住了，他们企图强迫这些人留在自己的部队里服役。法国士兵在他们的手上打上了戎装战马的烙印，以防他们逃跑，其中一个农民问他们这个标志所代表的含义，于是法国人告诉他，这就说明他已经是一个法国士兵了。这位俄国农民惊呼道：“什么？我是法兰西帝国的一名士兵？我怎么可以做法国人的士兵？”说完，他立即拿出一把短柄斧子，把烙有印痕的那只手砍斫下来，并把那只断手扔到在场的法国士兵脚下，狠狠地对他们说：“拿走吧，那就是你们所要的标志。”同样也是在莫斯科，一些村民成功袭击了法国运送粮草的部队和正规部队的分遣队。法国人抓住了其中的二十个农民，为了使俄国农民对他们产生惧怕，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他们希望用杀一儆百的方法来震慑其余的村民。因此，他们让那些农民靠墙站成一排，并用俄语宣读他们的判决：如果他们能跪地求饶，臣服于法兰西帝国的话，还有机会挽回自己的性命；否则，他们将被处以死刑。法国人开枪将他们中的第一个人打死了，他们在等待着其余的人在恐惧中向他们求饶，答应他们不敢再对法军有所反抗。但适得其反，俄国的农民在枪口之下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们就向俄国农民继续开枪，打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最后将所有的人都杀死了，但那些农民没有一个人打算向敌人摇尾乞怜，磕头认罪。因此在俄罗斯，拿破仑一次也没有体验到“亵渎”给他带来的快乐。

    我们不得不说，对于大众心理的种种特征，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多多少少地免不了会受到神秘主义的影响。人们总是对那些虚无缥缈的存在——如政府、伟大人物或神祇——坚信不疑，并相信它们拥有可以任意改变事物的魔力。在人们的心中有一种偶像崇拜的强烈需求，而这种神秘主义心理恰恰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教义，人们的心中必须要有一个进行崇拜的对象。因此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当人们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时，他们会迫切企盼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整个民族也同群众一样，很容易由崇拜某一个对象发生到后来转变为憎恨，不过这需要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在某个阶段被人所崇拜，被视为救世主或民族英雄，可是最后他又受到人们无情的诅咒和憎恨，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里，大众对政治人物的态度发生逆转的情况已经再寻常不过了，克伦威尔在盖棺定论之后，他生前死后的荣辱变幻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三、革命运动中领袖的作用

    就像我们所强调的一样，不论哪一种类型的群众——同质的或是异质的，不管是议会、民族，还是俱乐部等，当他们中间还没有一个领袖站出来领导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无法团结起来的，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会采取共同的行动。

    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生理学上的实验来证明，在其他地方，群众的无意识集体心理与领袖的心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领袖将单一的意志赋予群众，并且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领袖尤其钟爱以暗示的方式来蛊惑和影响群众，他所激发的这种暗示方式直接决定着他的成功或者失败。一个集体对暗示的服从程度可以通过许多实验得到证明。

    通过领袖暗示的影响，群众所做出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镇静或狂怒，罪恶或英勇，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暗示偶尔也激发出理性的一面，但这种理性也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而已。事实上，群众是很难朝着理性的道路行走的；只有以想象的形式激发的情感才唯一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

    群众由于受到不同的领袖的影响和刺激，往往会做出截然对立的过激行为，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群众对埃贝尔派、吉伦特派、丹东派以及恐怖主义者的相继胜利和倒台，都感到万分欢欣鼓舞。因而我们从中可以掌握一点，那就是群众对这些走马灯似的政治事变根本没有清醒的了解，至于这些事变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从长远来看，我们只能懵懵懂懂地认识到这些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幕后的操纵者。如果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研究一下，那么我们会很深入地领会到这一点，这时我们就会看到，领袖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一场极为激烈的群众运动。在这里，我们对邮电工人罢工或是铁路工人罢工之类小的事件先不进行考虑，因为，在这些事件中，主要是雇员对于现状的不满，而群众不会对它产生什么兴趣。我们姑且举一个例子，观察一下少数几个社会主义领袖是怎样在巴黎平民里面挑起一场群众骚乱的。费雷尔在西班牙被处以死刑后的第二天，尽管法国民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费雷尔这个人，哪怕在西班牙，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到他的死刑。但在巴黎，少数几个领袖就借此事件煽动起一支民兵冲向西班牙大使馆，并打算将大使馆焚毁，所以政府不得不派出一部分卫戍来保护大使，尽管这些攻击者被成功地击退了，但是仍然有些商店被他们洗劫一空，而且还设置了一些路障，最后肆无忌惮地扬长而去。

    无独有偶，领袖的巨大影响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里也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明。最后，这些领袖猛然意识到焚烧外国使馆所酿成的后果的危险性可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第二天他们又改变了行动策略，以和平的示威运动取代之前的暴行。群众对于领袖自然是无不从命，就像起初他们接受指令发动暴乱一样。这两个事例最能体现出领袖的极端重要性以及群众在领袖面前的温顺、驯服了。

    从米什莱到奥拉尔，那些历史学家，都认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革命大众照样能够行动自如，然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革命大众的心理。

    第五章 革命议会的心理

    一、革命议会的心理特征

    像一个国会这样大的政治议会，实质上就是一个群体，但是，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往往派系林立，政见不一，所以，它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行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由于这些被不同利益驱使的派别的存在，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议会是由一些下级群体所构成的，这些异质的群体只会服从于各自的领袖。大众心理的规律，其作用的发挥只限于这些派别内部；这些不同派别在议会中根据同一个目标采取一致行动，如果不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出现例外情况的。

    每一个政治派别在议会中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人一旦成了某个派别的一员，他个人的意志将无条件地服从于集体意志，即使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与集体意志是相违背的，他也必须要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维尼奥在路易十六受到审判的前夕，还在强烈地谴责投票赞成路易十六死刑的建议，但是，在第二天他却双手赞成。

    将那些摇摆不定的意见确定下来就是一个群体所产生的作用，当一切软弱无力的个人信念一旦转化为集体信念，就会变得坚如磐石。

    在偶尔的情况下，拥有巨大威望的领袖或是非比寻常的暴力，可以在议会中对所有的派别产生影响，从而将其他派别也吸收进自己的派别当中。比如，在一小撮领袖的影响之下，国民公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通过了那些与自己意志背道而驰的法律。

    在一些活跃的派别面前，集体对此不得不被迫做出适当的让步。在整个大革命议会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那些议员尽管可以对国王指手画脚，任意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但在暴民领袖面前，他们又犹如过街老鼠般胆小怯懦。当飞扬跋扈的领袖指挥着一帮狂热之徒，疯狂地冲进议会向议员们发出威胁的时候，这些议员往往是当场就投票通过了那些荒唐透顶、破绽百出的议案。当一个议会一旦具备了群众的特征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像群众一样，它的情感也会步入极端。它一方面表现得暴虐至极，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得胆小如鼠。一般来说，它在弱者面前总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在强者面前，它又显得低声下气，奴性十足。

    当初，年轻而意气风发的路易十六手挥着鞭子，发表他简短的演说时，议会对他是何等的谦恭卑下，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然而就在路易十六大权渐丧，无力还击的时候，制宪会议却随之变得傲慢无礼起来；最后，国民公会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之下更是独掌大权。所有这一切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一位君主在他的权力开始变得不稳固时召集议会，从此他绝对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失误，议会的这一特征已经成了一条普遍的法则。三级会议的召开使得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由他可以追溯到亨利三世。当年，亨利三世被迫离开首都巴黎以后，他决定在布卢瓦召集等级会议，结果这一愚蠢的举动使他差点丢掉了王位。等级会议的代表们一旦意识到国王的虚弱，他们就会俨然以主人自居，要求国王修改赋税，解散政府官员，并宣称他们的决定应该具有法律效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佞妄情绪在大革命时期的所有议会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制宪议会刚开始的时候对王室的权威及其特权是极为崇拜而尊敬的，但到最后它竟然不再臣服于王室，声称自己享受最高的权力，而作为国王的路易十六仅仅被看作一个官员。国民公会由起初比较温和的状态，迅速演变为崭露头角的恐怖形式，那时，虽然国民公会已经拥有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判决还需得到某些法律程序的保证；然而紧接着，国民公会的权力开始随心所欲地上升，由国民公会颁布法律，被告的辩护权利被彻底剥夺了，而且仅仅依据指控就草率地判定嫌疑人的罪。因此，国民公会对自己的狂热和暴虐愈加肆无忌惮起来，最终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埃贝尔派、吉伦特派、丹东派以及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就是因为这样而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断头台，他们的生命也因此而终结。

    议会为什么总是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总是走上与自己设想的完全相反的道路？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情绪上的这种佞妄和极端。当初保王主义者、制宪议会以及天主教教徒的代表，原本是决意想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从而可以保卫宗教信仰，但结果却与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法国引向了一个暴虐的共和政体，而教士也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政治议会是由各种政见不一的派别所组成的，议会中有着许多不同的声音；不过，在某些时候它们也可能是由同质的派别所组成的，某些俱乐部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俱乐部曾经起到了不可估计的作用，它们的心理很值得我们对此进行一番详细的考察。

    二、革命俱乐部的心理

    在观点、信仰和利益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一些小的社会团体通过统一其成员的情感以及意志，可以将不利于自己情感和意志的声音消除掉，这是它与大的团体有所不同之处。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宗教集会、公社、市政社团和俱乐部，19世纪上半叶的秘密结社以及今天的共济会和工团组织等都在这类小团体的范畴之内。

    只有深刻地领会一个异质的团体与一个同质的俱乐部二者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一直到督政府时期，这些俱乐部还在操纵着大革命的始终，特别是在国民公会期间。

    尽管没有派系的相互对立，这些俱乐部在意志上能够实现统一，但它们仍然逃离不出大众心理学的规律范围之外。所以，俱乐部的灵魂依然是其领袖，从罗伯斯庇尔所控制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案例中，我们应该会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一个俱乐部中，即在一个同质的群体当中，由于俱乐部的成员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趋于相同，因此领袖就需要有超凡的能力，懂得如何驾驭他们，否则的话，弄得不好反而会被别人领导。而对于异质群体，则只需要很少的手腕就能实现控制，所以在同质群体中，领袖所应具备的功能和实力要远远高于一个异质群体中领袖的功能。

    同质化群众为什么会显示出如此强大的力量，若将原因细究起来，在部分程度上就是他们是匿名的。有些显而易见的例子，几个匿名者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其命令足以焚毁巴黎那些最好的纪念性建筑物：审计法院、市政厅、杜伊勒里宫、荣誉勋章获得者、纪念碑等；“烧掉财政部，烧掉杜伊勒里宫。”由一个匿名委员会发出的简短命令立即得到了执行；罗浮宫及其藏品之所以能够免于浩劫，不过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那些匿名的工会首领制定的最为荒唐的指令中，我们还知道时至今日所谓的宗教关注是什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的那些俱乐部和起义者公社权力达到巅峰，这些机构只要发出一纸命令，就足以将一个议会推翻，只要凭借一拨军队就可以直接实现其统治。

    至于国民公会的历史，我将在另一章中进行总结，我们在那里将看到民众对议会入侵的频繁程度。据说，议会对于这一小撮起义者蛮横而傲慢的要求，也往往是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于是督政府根据得到这些经验的教训，刻意将俱乐部关闭，并且加强警卫戒备，终于在防止民众入侵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国民公会在政府问题上，很早就意识到同质群体显然比异质群体要优越得多，基于此点原因，它将自己分为若干个由有限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像救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在大议会中形成了一系列小的委员会，一般情况下，只有俱乐部的权力可以制约到它们。

    群体对其成员的意志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已经通过以上的考察，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认识。如果群体是同质的，那么将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果它是异质的，那么这种影响虽然会有所减弱但仍然非常重要，这可能也是议会中较为强大的群体将支配那些在凝聚力处于弱势的群体的原因，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具有传染性的感情常常会传播到议会中每一个成员的身上。

    在1789年8月4日的那个夜晚，发生了在大革命期间关于群体影响最让人难忘的一个例子。贵族们投票一致通过了他们其中的一位成员所提出的废除封建特权的决议。可是我们都知道，大革命一部分起因源于教士和贵族拒绝放弃他们的特权。他们开始的时候拒绝放弃特权，可是后来又主动放弃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没有太过复杂的原因，只不过是当人们一旦结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行为与单独一个人是有所不同的；对个人来说，任何一个贵族成员都是不会自愿放弃特权的。

    为了解释议会对其成员的这种影响，一个奇怪的例子曾被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征引过。他说：“在这一时期，如果你亲身接触到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与你听闻到的不一样，那是最稀松平常的事了。比如说，人们也许会认为蒙日是个可怕的家伙：当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他登上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说辞，他宣布要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最先被敌人所伤的两个士兵，他要亲眼看到贵族们得到严厉的惩罚，等等。可是实际上，蒙日是个非常文弱的人，他甚至不愿意让人当着他的面杀一只鸡，更不用说让他亲手去杀一只鸡了。”

    三、对议会中情绪不断激化之原因的一个尝试性解释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一条曲线来对集体情感进行剖析，从而对其进行准确测量：这条曲线经历了由开始时的缓慢上升，到后来的急速攀升，又到最后的直线下降。这一曲线的方程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情感变化的方程式，它很有条理地反映出集体情感受到持续的刺激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事实上，如果要详尽地解释某些情感在某种激励因素的持续作用下的加速度过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心理学的规律与力学的规律相类似的话，那么，某一原动力在同一个维度上连续作用于情感，这种情感的强度将会迅速地增加。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维度和方向上恒定的一个作用力，比如说地心力对一个物体的引力作用，将会产生一种加速度运动。因此，在重力的影响下，自由落体的速度在第一秒内大约是三十二英尺，在第二秒内则达到六十四英尺，在第三秒内将达到九十六英尺，等等，依次类推。如果移动的物体从一个足够的高度落下来，它所产生的速度很容易就会穿透一块钢板。

    虽然这种解释对受到一个持续刺激的情感而产生的加速度同样可以适用，但是这种加速度的作用为什么最后消失了，我们无从得知。可是如果我们将心理学的因素引进过来的话，那么这一结果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快乐就像痛苦一样，如果超出一定的限度，反而会达到不好的效果，而且，即使是再美好的情感，如果过于激烈，都会给人一种麻木的感觉。我们的有机体支持不起过量的欢乐、痛苦或努力，而且它必定也不能长久地承受这种极限。同样的道理，紧握着一个测力计的手掌，当它的能量在短时间之内消耗殆尽之后，最后还不得不突然地脱手松开。

    通过研究议会中某些群体情感迅速消失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议会中除了那些凭借实力和威望而占据优势的派别之外，肯定还会有其他的派别存在，由于受到占据优势派别力量或威望的限制，这些派别情感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环境的偶然变化忽然使得占优势地位的派别力量削弱，这时敌对派别的那些积郁已久的情感在瞬间爆发而占据上风。历史上的山岳派在热月之后便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由于心理现象产生的条件是情感因素和神秘主义因素的演化，所以，我们将心理现象的规律与物理现象的规律之间做出类比，很明显是不够严谨的。然而，如果我们对大脑功能的机制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它们也就只能限于此了。

    第三卷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一、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

    法国大革命迄今尽管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即使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似乎还是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它。人们对大革命的看法，仍然存在着诸多分歧：在梅斯特尔眼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桩魔鬼的事业”，“这一举动的黑暗精神是如此之昭然若揭，世所罕见”，而当代的雅各宾党人则对此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它使人类获得了新生。

    在法国侨居的外国人觉得法国人自己都很难说清它，何况是不熟悉法国历史的外人？故而至今在其交谈中对此事件始终不置一词。

    巴雷特·温德尔写道：“这一记忆及其传统几乎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着非比寻常的魅力，以至于它勾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它们既能引发人们的热情，也能激起人们的仇恨，人们无一不带有一种热诚洋溢的派性精神来看待它们。越是理解法兰西，你就越会发现，即使时至今日，法国人仍然没有找出一项对大革命切中肯綮、客观公允的研究成果来。”

    巴雷特的这一观点论述是极其准确的，假如想要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释做到毫无偏见，那么，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件就必然不会再产生实际的后果，而且不能涉及政治的信仰或宗教的信仰，我们已经阐述过，这些信仰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宽容。

    因此，我们对这种情况应该保持平衡心态，那就是历史学家对大革命所作的评价往往有天壤之别：有的人称它是历史上最邪恶的事件之一，然而另有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似乎已经成为研究大革命情形的惯例了。研究法国大革命这一题材的所有历史学家，都相信自己对法国大革命过程的研究和叙述是客观而公允的，然而他们的研究理论歧义百出，论证方式更加惊人简单。有关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内容却相互矛盾，他们有意无意的选择，很容易使他们各自的理论得到证明。

    老一辈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如梯也尔、基内——尽管此人天分极高——以及米什莱本人在今天已经不再备受人们关注了。他们的学说过于简单而缺乏系统，一种历史宿命论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出现。梯也尔认为百年导致的君主专制是导致大革命的原因，而大恐怖则是外敌入侵的必然性产物；基内认为长期专制导致了1793年的佞越与过激行为，但他又宣称历史上本没有必要发生国民公会的暴政，并且认为暴政妨碍了大革命的事业；米什莱则简单地把大革命视为他所盲目崇拜的人民之事业，并首开先例对它赞誉有加，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历史学家在效仿他们。

    所有的这些历史学家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被泰纳给抹杀了。虽然泰纳同样也对大革命满怀激情，但是他的研究却饱含着真知灼见，后世若想取代他的成果，无疑需要一个漫长而遥远的阶段。

    不过，即使是再完美的著作也不免会有一些瑕疵。泰纳对事实和人物的叙述令人钦佩，但他试图依据理性逻辑的准则对一些事件作出判断，而这些事件根本不受理性支配，这注定是行不通的。他运用心理学在描述事实方面做出的成绩是卓越的，然而，当他在试图对事实进行解释时却显得底气不足。仅仅断言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具有十足书生气的“冬烘先生”（swotter）并不能揭示他能拥有凌驾于国民公会之上的绝对权力的真正原因，并能在几个月之内持续进行肆无忌惮的屠杀。如果说泰纳洞若观火却不求甚解，应该是非常公正的。

    即便存在一些缺陷，但他的著作不乏洞察深刻的见解，所以仍然是瑕不掩瑜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与之比肩。他的巨大影响，我们可以从他与正统雅各宾派的忠实辩护者进行的一场口诛笔伐中见其一斑。在雅各宾派的忠实辩护者中，当代主教、巴黎大学的奥拉尔教授花费了两年时间写了一本小册子，书中的内容矛头直指泰纳，其字里行间都浸透着热情。但是，他只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来修正了少量材料上的错误，不但与大体无关，而且同时也犯下同样的错误。

    柯钦先生曾经在评论奥拉尔的著作时指出，奥拉尔时常被他自己引证的资料所蒙蔽，而泰纳所犯的错误明显要比奥拉尔少得多。柯钦先生还告诫我们，奥拉尔所使用的材料是不足为信的：

    这些材料——小册子、会议记录、杂志以及爱国者的著作和演说——确实是可信的爱国主义出版物，它们是由爱国者编辑而成的，往往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出版的。奥拉尔更应该将这些材料当作是被告的特殊答辩词；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对大革命史已经有了一套既定的认识，它对“人民”的行动逐一地进行了展示，从“九月屠杀”到牧月法令。被告对共和政体的辩护正是这一先入为主的解释的根据。从某种程度上讲，泰纳的研究是不完整的，这或许是对其著作最公平的批评，他重点研究和论述了平民及其领袖在革命期间所起到的作用。他用数页之多来表达一种义愤，这至今仍令我们感到钦佩，但是，他却忽视了大革命几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无论人们对大革命有怎样的看法，但泰纳学派与奥拉尔学派的历史学家之间势如水火的分歧存在是必然的。后一派学者认为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是值得赞美的，而前一派的学者则告诉我们，当至高无上的人民一旦将自己的本能释放出来，一切的社会约束对它都无能为力时，人民可能会因此而蜕化为原始的野蛮人。

    奥拉尔的观点与大众心理学的训诫是泾渭分明的，但现代雅各宾党人对它却一如既往地崇拜和尊敬，在他们眼里，它神圣得就像宗教信条一样。他们以信徒的方式将大革命的历史书写下来，并把那些虚无缥缈的神学家的论证和观点当作博学的著作。

    二、大革命的宿命论

    大革命的鼓吹者或是诋毁者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天命在革命事件当中是不可避免的。在埃米尔·奥利维尔所著的《大革命史》一书中，这一理论被完美地整合，书中这样写道：

    任何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即过错不在于那些已经离世的人，也不在于那些劫后重生的人。仅仅是单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事物的要素、预见事件的发生的，因为它们源于事物的本性及其所处的环境。

    泰纳本人也倾向于这种观点：

    当三级会议（the States General）召开的时候，观念与事件的进程早就已经注定了，而且是可以预见的。在不知不觉中每一代人都延续着过去，孕育着未来；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前，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同泰纳一样，当代的另一些作者虽然对革命的暴力都表示出极强的义愤之情，但他们同样确信这种宿命论。索列尔首先回顾了博絮埃关于古代革命的格言：“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考虑事情的特殊缘由，那么一切事物都可以令人惊异地矫舌不下；然而事实上它们只不过在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按正常的秩序进行而已。”之后，他又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见，而这种意见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搞明白，“大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它是倾覆了旧欧洲世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使旧欧洲死灰复燃。事实上，在欧洲历史上，这场革命有着自然而必要的结果，而且，这场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太过出人意料，它可以从这一段历史中得到验证，并可从旧制度的惯例中得到解释。”

    基佐最初也尝试着证明大革命是在自然情理之中的，并没有给社会产生什么根本的改变，并且，他非常错误地把它与英国革命相提并论：

    欧洲历史的自然进程不但没有被革命所打断，而且可以说，无论是在英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中，人们所说的、所做的、所向往的，早在革命爆发的一百年前就已经被人们说过、做过、企盼过。

    不管我们是认总的原则，还是具体运用这些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立法公民权利，人身权还是财产权，权力还是自由——来看待这两次革命，我们都会发现革命本身不会创造出什么来，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出现任何事物，或者说在我们称之为正常的年代里产生。

    所有这些论断不禁使人回想起那条老套的定律，那就是，一种现象只不过是先前现象的结果罢了，我们从这样的一般性命题中得不到太多的启示。

    理论家所采纳的宿命论原则（the principle of fatality）我们只能拿来借鉴参考，但千万不要用这些东西来解释太多的事件。这些所谓天命的意义其实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作过探讨，而且我也提到过，只有竭力摆脱这些天命的控制，才有可能铸就文明的成就。不错，历史上很多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但是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但结果却发生了的偶然性事件也同样出现在历史中。拿破仑本人在圣赫勒拿岛曾分析过有六个环境因素可能对他的伟大事业构成掣肘，他在其中提到1786年他在奥克兹纳洗浴时，在一座沙丘的掩护下，他幸运地得以全身而退。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拿破仑死掉了，那么可能会出现另一位将军的崛起，并极有可能像他一样成为独裁者；可是即便有，拿破仑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也是他们所能及的吗？他们也会像拿破仑一样横扫欧洲各国的首都吗？帝国的丰功伟绩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大革命视为一种必然性，但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一场持久的斗争，它是在那些抱有一种全新理想的理论家与支配着人类，但尚未被理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规律之间发生的——我们前面所引证的相信宿命论的作家从来没有论述过这一点。恰恰是由于这些规律不被理论家所理解，他们试图指导事件进程所作出的努力只能以失败告终，他们最后被自己的失败激怒了，最终诉诸暴力。他们颁行法令宣布被称作指券的纸币应该与黄金等价，但他们的威胁根本就不能阻止这种货币的虚拟价值狂跌至分文不值；他们颁布最高限价法令，结果反而增加了他们意欲救治的罪恶；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布：“所有穷苦的平民都可以从由富人提供的公共财政中领取开支。”可是即使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再加上断头台的威胁，但国库中依然空空如也。

    在打破了人类的所有限制之后，大革命中的人们才猛然觉醒，一旦没有了这些限制，一个社会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下去。但是，当人们打算建立新的规范时，他们又意识到哪怕是最强有力的社会，即使再加上断头台的威胁，也不可能将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风纪完全取代。更不用说，判断人类的心智，理解社会的演化，预见所颁布的法律之效果，他们更是很少去考虑了。

    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事件，看上去其结果存在必然性，但是这也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它们与其说是环境的结果，毋宁说是雅各宾主义的产物，并且事情本来发生的与实际上所发生的差距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路易十六能够顺从别人的劝谏，或者在群众起义时制宪议会不表现得那么懦弱胆怯，那么，大革命还会这样发展下去吗？革命定数论只有在以暴力不可避免的名义下，在为之辩护的时候才派得上用场。

    无论是对待科学还是历史，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隐匿在宿命论教条下的无知。最初的时候，我们的命运完全受大自然支配，然而到现在，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我们逐渐摆脱这些命运的控制。就像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指出来的，消除这些天命与定数，就不得不需要那些精英人物发挥作用。

    三、近来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之犹疑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考察了某些历史学家的思想，了解到他们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非常热衷。由于信仰的限制，他们不愿知识的王国进行深入观察，大革命在保王派作家看来不啻洪水猛兽，然而自由派作家却对大革命的暴力现象进行百般辩解。

    现如今，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一场运动正在兴起，它的兴起必然会促使对大革命的研究成为一种对科学现象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作者并没有太多的成见和信仰方面的因素，因此不会给读者造成什么怀疑和困惑。

    不过，在这一确信阶段尚未到达之前，我们的状态仍停留在怀疑阶段。过去那些自由派作家是如此斗志昂扬，而如今已经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和认识大革命了，我们可以从最近一些作者的如下摘录中看到这种新的心理状态：

    曾经极力渲染大革命功绩的阿诺托发问：“是否为大革命之结果所作出的牺牲和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并且他还补充说，“从长远历史来看，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不能轻易给出明确答案的，并且这种踌躇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马德林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表现出与阿诺托相似的疑问：

    哪怕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轻易做出绝对的判断。我甚至发现，即使是一个简短的判断我都不能给出，在我看来，这个事件的原因、事实以及结果都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其实只要细读一下对于大革命的官方辩护者的最新作品，我们就可以从这种旧观念的转换中获得一个更为明确的印象。以前，他们仅仅从自卫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出发，对一切暴力行径进行辩护，而现在他们辩护的前提只是限于情有可原的情况。我在供学校使用的《法国历史》中发现了这种新心绪的一个显著证据，在由奥拉尔和德比多尔编写的这本教科书关于大恐怖的地方，有这样一种说法：

    血流漂杵；不公正的和犯罪的行为随处可见，哪怕是从国家防卫的角度观察，它们也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可憎的。但是，身处动乱中的人们却丧失了理智；爱国者对于应付各种危险都已身心疲惫，于是他们在愤怒中采取了行动。

    从这本著作的另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两位作者中的奥拉尔身上有着强硬的雅各宾主义立场，但他一点也没有对他先前视之为“国民公会中的伟人”的那些人表示原宥。

    外国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和研究总是异常苛刻，可是当我们回想起在法国发生巨变的二十年中整个欧洲所陷入的痛苦时，我们对此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在这些外国历史学家中，最为苛刻的莫过于德国人了，对于他们的看法和认识，法居特作了如下的总结：

    让我们忠诚而勇敢地探讨一些法国大革命吧，因为爱国主义就必须以说出自己国家的真相为首要内容。德国人对于法国持有这样的观点：过去这个民族高举“自由”“博爱”之类的旗帜，但实际上它却饱受蹂躏、谋杀、掠夺、欺诈、压迫长达15年之久；现在这个民族又打出相同的旗号，组建了一个专横暴虐、为所欲为，令人们避之不及的民主政体；这一点就是德国人在法国所看到的和对法国大革命的诠释，我们可以确信，随手翻看一下他们的书籍和报章，他们就是如此认为的。

    而对其他民族来说，不管它们对法国大革命所作出的判断价值何在，我们或许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作家将会对此怀有强烈而浓厚的兴趣，并且将它当作一个富有教益的事件来看待。

    一个残忍严酷的政府竟然将豆蔻年华的少女、年过八旬的老人和懵懂无知的儿童以绞刑处死，使得法兰西因此毁于一旦，然而我们看到，在军事上它的确成功地击退了欧洲各国的入侵；奥地利的公主、法国的王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数年以后另有一位公主，她是前一位公主的亲戚，她嫁给了一个成为皇帝的陆军中尉，这些都是举世罕见的悲剧。心理学家首先应该从这一段历史中吸取教训，然而迄今为止对此关注的人并不多见。毫无疑问，他们迟早会发现，只有摒弃那些虚构的理论，走出实验室来研究我们周围的事件和人物，心理学才可能有所进展。

    四、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

    历史学家认为，公正无私是最本质的品性，自塔西佗以来的历史学家都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说他们是公正无私的。

    但事实上，作家看待历史事件并没有严肃谨慎的思维逻辑，其自由、散漫就宛如是画家看风景，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带上个人的特性、气质以及民族精神。

    由于许多艺术家在自己的心中总不免带有个人主观情绪和观点，在面对同样的风景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它理解为不同的样子，对于一些别人忽视的细节，他们反而会突出强调，因此，对于客观风景的再现都变成了一项个性化的工作，也就是说，它是以某种独特的敏感性方式加以理解的。

    作家同样是这样。事实上，历史学家并不比画家公正、客观多少。

    当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可以只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复述，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时髦，可是关于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文献，简直是浩如烟海，一个人穷其一生都不可能全部阅览完这些资料。因此，历史学家不得不做出选择。

    作者有时是自觉的，但在更多时候，他们喜欢不自觉地选取那些对应于自己的政治、道德和社会观点的材料。

    所以，如果一个史学家仅仅满足于简单的年代学，那么，只需要将每一个事件和它发生的日期汇编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是不可能写出一部真正公正、客观的历史来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公正无私，其实我们不必表示遗憾。那些单调、沉闷、庞杂、乏味的著作就是当代普遍盛行的客观性主张的产物，这些著作使得对一个时期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可能。

    难道历史学家就必须要在客观性的托词之下，来逃避对人的认识和判断吗？他们不愿以敬佩或憎恶的口吻讨论某个人与某件事吗？

    我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决办法，每一种办法从各自假定的立场来看都是无比正确的，那就是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立场。

    伦理学家必须以社会利益为依据来考虑问题，因而对人物的评判也只能根据社会利益。正是由于社会是存在的，并希望继续存在下去，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必须采纳一定数量的规则，来确立一种不可触犯的善恶标准，从而对恶性和美德做出明确的区分。这样，一种普通人的模型就最终会被社会建立起来，一定阶段的人由此多少可以紧密地凑合在一起，如果游离于这一模型过远的话，那么难免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

    伦理学家在评判历史人物时，所必须根据的正是由于社会要求而产生的模型和规则，所以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訾誉臧否时，伦理学家试图建立一种得到的模型，它是文明进程必不可少的，并且作为楷模以引导他人。譬如像高乃依那样的诗人所塑造的英雄往往比大多数人要高超许多，他塑造的英雄是无法模仿的，但这却激发出极大的努力。一个民族的心灵若想要得到提升，就必须要以英雄为榜样。

    以上是伦理学家的观点，然而心理学家则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即便是一个社会可以有不宽容的权利，那是因为它的首要义务就是生存，但是，心理学家却可以很好地把握火候，做到不偏不倚。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就像科学家一样不必计较功利价值，而只求问题得到解释和答案。

    这就是心理学家在观察任何现象时所处的立场。我们在读到卡里埃命令将其受害者掩埋至脖颈，让他们失明，承受着可怕的痛苦这一段时，肯定无法做到无动于衷，但是，我们想要真切地理解这些行为，就必须像生物学家看着蜘蛛在慢慢地享用一只苍蝇一般，不必过于冲动。理性在受到鼓动之后，就立刻不再是理性了，它将解释不了任何东西。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职责是不尽相同的，但我们却可以要求他们用智慧的方法来解释事实，透过事物的表象，洞悉其本质。

    第二章 旧制度的心理基础

    一、君主专制政体与旧制度的基础

    我们从许多历史学家那里听到他们的断言，君主制的专制独裁是大革命矛头的直接指向，可事实上，大革命还未爆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的国王并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

    一直到法国历史的晚近时期——路易十四即位——国王才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路易十四之前的所有君主，即使将权势煊赫的弗朗西斯一世都包含在内，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也都是与诸侯、教士、议会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做斗争，而且他们往往还得不到胜利。弗朗西斯本人在反对索邦神学院和议会时就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来，因而连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没有保护得住。他的朋友贝尔干议员得罪了索邦神学院，于是被该院逮捕了，国王命令将他释放，结果却遭到神学院的断然拒绝。最后国王不得不派遣侍卫将他从孔西埃日监狱转移了，将他藏匿在卢浮宫里，除此之外，国王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是，索邦方面丝毫没有退让，他们利用国王不在的时候，又一次将贝尔干逮捕，并由议会审判，上午10点他被判有罪，中午即被活活烧死。

    法国国王的权力是在演变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到路易十四时代时，国王的权力臻于顶峰，但好景不长，在很短的时间里，国王权力又随即迅速衰落，因此，确实很难说什么路易十六的专制主义。

    国王表面上是国家的主人，然而实际上那只是他的宫廷、大臣、教士和贵族的奴仆，他被迫接受他们的意志，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事，很少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在众多国家之中，或许很少有像法国国王这样缺少自由的了。

    君主制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最初是起源于它神圣而高贵的血统，以及经过若干个世代所积聚起来的传统，一个国家真正的社会框架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

    当它赖以为基础的传统力量削弱的时候，旧制度也会随之消亡。在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之后，以前的拥护者也会越来越少，于是它就像—座根基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那样，顷刻间轰然坍塌了。

    二、旧制度的弊端

    只有得到他所统治的人们的认可，一个政体才可以最终长期地确立起来。它的弊端一直被习惯所掩盖，可是当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的时候，它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等到那个时候，人们就会高声呐喊自己怎么能够忍受这些弊端。所以，真正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相信自己是悲惨痛苦的人。

    这样一种信念更加激化了大革命时代的到来，作家在其中发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我们稍后再研究他们的著作。那时候，旧制度隐藏下的弊端已经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了，这些弊端不在少数，我们在这里提及其中的一些。

    首先，尽管中央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但这种威严是王国通过对独立省份的连续武力征服形成的，因此被分割为若干个区域，各个区域内的法律和习俗也都不尽相同，并且所征收关税也是不同的，国内的税务机构相互分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国的统一是人为的，它仿佛是由各个地区七拼八凑而形成的一种简单集合。包括路易十四在内，历代国王虽然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但都未能成功地从根本上实现法国的完全统一，而法国的大一统却在大革命中得以实现。

    除了在区域上的分立，法国还呈现出社会分离的现状，即社会各等级间的分离。社会被严格地分为3个等级，即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这种等级间的严格界定是任何人不可以逾越的。

    旧制度中权力的来源之一，便是这种等级间的区分，所以法国民众必须严格地遵守，但其结果却引发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憎恨。因此，资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之后，以种种暴行来报复和宣泄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的蔑视和压迫。一个人的自尊心如果受到什么伤害，那么往往会成为他一生最难忘的伤痛，何况第三等级受到的伤害是相当多的。在1614年召开的一次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被迫取下礼帽放到膝盖上；当一个第三等级的成员冒昧地说三个等级应该如同兄弟一样时，贵族代表的发言人立即回答说：“贵族阶级与第三等级绝不存在任何兄弟关系；与其让我们与第三等级交往，倒不如与皮匠和鞋匠的后裔称兄道弟。”

    那时启蒙运动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但是贵族和教士仍然固守着自身的特权与要求。然而，由于他们不再承担先前的服务功能，这些特权与要求也就丧失了合理性。

    在公共管理职能的运作方面，教士和贵族遭到了王权的排斥，王权对他们并不信任，资产阶级逐渐取代了他们：资产阶级正变得越来越博学多才，于是贵族和教士的社会功能就空剩了一副烂皮囊，泰纳对此的解释相当准确：

    既然贵族特殊的才能已经丧失了，而第三等级却获得了一般的才能，这样一比较，他们在教育与才智方面就已经等横了，所以他们在等级上的严格界定就显得有害而多余了。不平等仅仅是多年积淀的习惯的产物，可是现在人们的意识已经不再承认它了。

    第三等级对特权表示愤慨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贵族既然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然而资产阶级却有贵族所没有的才能，所以也就没有理由存在特权了。

    由于长期的传统造成了等级之间森严的壁垒，所以，我们很难寻找到一股力量能说服贵族与教士放弃他们的特权。当然，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当事态已经发展到他们无法掌控局势的时候，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但那时已经晚了，大革命就像一只脱缰的野马，任凭谁也很难驾驭了。

    毫无疑问地讲，大革命所欲达到的目标，也就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实现平等，消除由于出身之特权等，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自然演进来实现。即便是拉丁民族的精神很保守，也仍然会像大多数民族那样，最终实现这些目标。如果照这种方式进行下去，那么二十年的战乱与破坏或许我们是可以免除的，起码不会像这样惨烈，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必然会与现在大不一样，尤以政治家为甚。

    资产阶级对那些自我标榜的上层阶级怀有深深的敌意，这是构成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大革命胜利之后，身居第一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会遭到获胜者的疯狂劫掠，资产阶级就像征服者一样，将掠夺来的财富坐地分赃——就像征服者威廉在征服英格兰之后，将掠夺来的土地赏赐给他的士兵。

    不过，资产阶级虽然对贵族充满了憎恨，却没有在王权上打主意，他们并不主张废除王权：国王在行为上的笨拙以及对外国势力的依赖只会使人们对他感到厌恶。

    第一届议会从来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共和政体，事实上，它其中的一部分成员都是忠诚的保王派。他们仅仅是想将绝对君主制废除，从而建立君主立宪制，他们只有在意识到君主的权力开始不断上升的时候，才感觉到有抵制国王的必要，但他们仍然不敢颠覆他。

    三、旧制度下的生活

    若想清晰地认识到旧制度下的生活，尤其是旧制度下农民的真实处境，是比较困难的。

    就像神学家捍卫宗教信条一样，那些为大革命辩护的作者描绘了一幅阴暗无比的画面，来反映旧制度下农民的生活，以至于使我们不禁产生疑惑，为什么这些悲惨的生灵在很久以前没有死于饥饿呢？这类风格的典型著述源于前巴黎大学的教授朗博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中，我们会特别地注意到一幅作为图例的版画《路易十四统治下农民的贫困》，其中一个画面最为引人注目：一个男子正在与几只狗抢夺一些已没有肉的骨头；而在他的身旁，是一个肮脏的同伴正佝偻着身体，压着自己的胃；后面较远的地方一个妇人却躺在地上吃草；而在前景后面的地上，伸展着一些说不清是尸体，还是行将饿死的人的轮廓。作为旧制度统治下的实例，作者告诉我们：“在某个地方，只需要花三百里弗就可以在警察部门谋得一个可以挣到四十万里弗的职位。”当然，这些数目在那些肥缺位置上的人看来是绝不会看在眼里的。他还告诉我们，“只要花上一百二十里弗就可以把一个人投进监狱”，而“在路易十五时代颁发的密札超过十五万封之多”。

    大部分关于大革命的著作都缺乏客观性和批判精神，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很少能了解到真相的原因。

    当然，相关的文献是相当多的，但它们往往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根据拉布耶里的著名描述，对于英国旅行者所描绘的热烈景象，我们可能不会接受，在他的笔下，法国一些省份的农民处在一片繁荣之中。

    他们真的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吗？就像有些人叙述的那样，要他们支付收入的4/5，而不是现今的1/15？事实上，我们谁也不能给出确凿无疑的答案。可是一项重要的事实似乎可以向我们证明，农村地区居民在旧制度下的境况并没有如此悲惨，那就是整个法国有1/3的土地已经被农民购买了去。我们从财政制度方面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这一制度是非常苛刻的，而且极为复杂。预算通常显示亏空，农业大臣无度地横征暴敛，乘机提高各种关税。由于财政上的这一状况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因此大大刺激了大革命的到来，在三级会议的记录上可以体现出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记录并不能代表以前的状况，但起码可以说明由1788年歉收和1789年冬季萧条所导致的财政危机的真实情况。这些会议记录如果是革命爆发前十年写的，它能向我们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虽然面临着各种不利的环境，记录也没有表露出革命的念头。最激进的主张也不过是要求征收赋税时必须经三级会议的同意以及所有等级平等缴纳而已。同一记录有时还表达出这样一种愿望，即国王的权力应该受到一部确定他及其国民权利的宪法的制约。这些愿望一旦被满足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立宪君主制若要取代绝对君主制是轻而易举的，而法国历史上就不可能出现大革命了。但是很不幸，贵族与教士的势力过于强大，而路易十六的力量则相对显得过于微弱，所以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得到实施。而且，资产阶级的要求也过于激烈，因为作为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他们想取贵族而代之。由中产阶级发动的这场运动很快超出了他们的希望、需要和渴求。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主张平等，但广大人民也要求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革命最后演变为大众政府（the popular govenment），这种结局是他们当初所始料不及的。

    尽管人的情感要素经过非常缓慢的演变，可是在大革命期间，不仅是人民对君主制的感情前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就连革命议会也是如此。从第一届议会的代表们满怀敬意地簇拥在路易十六的周围，到砍掉他脑袋的那一刻，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而已。

    与其说这些变化是深刻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因为它们只是对同一秩序的情感发生转移罢了。在这期间，人们对国王的敬畏迅速转移到新政府上，这一转变机制很容易得到证明。

    在旧制度下，君主掌握着无可比拟的权力，上帝的意志给予他一种超自然的权威，他的臣民在这片国土的每一个角落里仰望着他。

    只要当事实多次证明，他们所热衷崇拜的偶像，其实是一种虚幻的时候，他们对君主绝对权力的这种神秘主义信仰在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而国王的威望自然就会化为乌有。一旦君主的威望不复存在了，这个曾经蛊惑过他们，但如今已经倒塌的偶像就不会得到群众的原宥了，而且他们还要寻求另一种新的偶像来取代他，要知道，他们如果没有了偶像，是无法生存的。

    在大革命还未爆发之前，就有若干迹象向那些狂热的信徒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王室拥有的权威早已有名无实，其他的力量足以与之抗衡，甚至还略高一筹。

    譬如，当群众看到议会限制着国王，而且在巴黎的中心地带，面对武装进攻，无力保卫自己最为坚固的要塞时，他们会有怎样的想法？

    王室的虚弱已经很明显地表露出来，而议会权势的直线上升也都被人们看在眼里。现在，在群众的眼里虚弱者威信扫地，他们总是会倾向强力的一方。

    在这一时期，国会议员们的感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急速，所以，在攻占巴士底狱以及国王向外国君主寻求援助的时候，他们仍保留着对君主制残余的忠诚。正是由于对王室的忠诚，所以巴黎的暴乱与事变虽然能将路易十六押上断头台，但这种忠诚最终也未能摧毁。在外省，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得他们对古老的君主制仍然保持着长期的虔敬。在整个大革命期间，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着对国王的忠诚，因此保王党人的阴谋和起义可以凭借这一点让国民公会头疼不已。只有在巴黎，这种忠诚很明显已经消失了，因为国王的虚弱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了，但在外省，王权仍然被视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享有无上的权威。

    人民对王室的情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经得起断头台的考验。保皇主义的运动事实上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从未间断过，并在督政府执政期间一度气焰嚣张，分别来自四十九个地区的保王党代表到巴黎请愿，最终引起了果月政变。

    对君主制的这种情感是大革命所无法压制的，它促成了波拿巴的成功，当他开始占据古代国王的宝座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建旧制度。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与哲学家的影响

    一、革命思想的起源与传播

    在任何时代，人的外在生活都是由其内在精神所模铸的，内在精神是这样一套框架，它包括传统、情感、道德影响力等，这些要素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并维持着某些他们无须检讨就加以接受的基本观念。

    如果削弱了这套社会架构的抵制力，那么，以前没有多步力量的新思想、新观念就会萌芽滋长。在大革命期间取得巨大成就的某些理论，在两个世纪之前曾遇到过顽强的抵抗，结果铩羽而归。

    指出这些因素，是想提醒读者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革命的表层事件通常是人们的心理发生转变的一个结果。对革命的所有深刻研究必然是对孕育它的指导思想之精神土壤的研究。

    一般来讲，思想上的演变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如果仅仅是一代人，我们通常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的。只有通过同一个社会阶级在心灵演化曲线的两个极端上的精神状态进行对比，思想演进的程度才可以得到明确的显示。为了方便理解路易十四时期到路易十六时期，有教养的人对王室的不同观念，比较一下博絮埃与杜尔哥的政治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博絮埃将政府的权威凌驾于上帝的意志之上时，他所表达的观点，也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绝对君主制的普遍观念：“凡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评价国王的行为，只有神才可对此裁判。”那时候，对宗教的虔诚与对君主的忠诚是一样的，二者密不可分，这是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以撼动的。

    路易十六的改革大臣，比如杜尔哥的著作则焕发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君权神授似乎只是一句口号而已，而人民的权利开始得到明确界定。

    诸多的事件，比如不幸的战争、饥荒、关税以及路易十五统治末期的普遍贫困等，促成了这一事件的演变，对君主权威的崇敬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场精神上的反叛，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走上历史舞台。

    原本的精神架构一旦开始解体，这就意味着末日即将迅速来临，这就是为什么大革命期间，那些一点也不新奇的思想观念在一夜之间急速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真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然而，此时如此富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思想观念其实早就存在了，英国的政治生活受它们的鼓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远在2000年前的古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就曾著书立说，捍卫个人尊严，毫不留情面地抨击暴君，宣扬人民主权。

    尽管发动了大革命的中产阶级的父辈和他们一样，肯定在教科书里都已经知道了这一切，但他们丝毫得不到什么触动，因为这些思想还未来得及对他们发生作用。那些老一辈的人把一切等级制都视为自然，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对这些言论有深刻印象呢？

    哲学家在大革命起源中的实际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他们并没有向人们揭示什么新的东西，但他们却做出了一项贡献，即发展了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是任何教条都无法抵制的。

    正由于受这种批判精神发展的影响，不再被尊崇的事物越发失去威严。当传统和威信消失的时候，社会的大厦轰然坍塌，那就再自然不过了。这一连锁的崩溃最终传递到人民那里，当然它并不是由人民启动的。人民向来只追随榜样，但自己不会身先士卒，起到表率。

    尽管哲学家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却对民族中已经开化的那一部分人起到极大的影响。那些贵族整日无所事事，由于被社会职能褫夺了传统，所以他们倾向于追随其领袖，对社会百般挑剔。由于缺乏远见，他们第一个跳出来与自己唯一赖以为根基的传统决裂。如同今天的资产阶级一样，他们也沉溺于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中，他们以批评的方式不断地挖着自己特权的墙脚，就像今天最热心的改革者往往是命运的宠儿一样。贵族阶级鼓励各种关于社会契约、人权和公民平等；在剧院里，他们为抨击特权，揭露上层人物的飞扬跋扈、专横无能以及滥用各种职权的演出大声地鼓掌喝彩。

    当引导人们行为的精神架构在其心中失去信心时，他们一开始会感到不安，随后就会感到不满。所有的阶级都感到自己以前的行为动机正在渐渐消失。若干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神圣的事物现在不再神圣了。

    那时，贵族与作家的批判精神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颠覆传统，但是，这一举动增加了其他更为强大的势力的力量。我们在征引博絮埃时已经说过，今天的宗教机构与世俗政府已经大大地隔离开来，可是在旧制度下，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实，即使在君主制观念发生动摇之前，宗教传统的力量在有教养的人当中就已经大大收缩了。人们用观察获得的真理替代神学的真理，从而推动了知识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从神学转向科学。

    虽然至今我们仍不能清晰地抓住精神上的这一演化，但足以表明若干个世纪以来一直引导着人们的传统已经失去了它们应有的价值。人们都同意赋予理性以传统和神祇似乎已经失去的力量，但人们为什么对理性的力量就深信不疑呢？理性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认定如果把理性运用到社会的建构上来，就可以全盘地改造社会，这样有合理性的依据吗？在那些思想开明的人当中，理性可能具有的作用急速地增加，所以相比之下，人们对传统渐渐地不信任了。

    我们必须把赋予理性的至上权威看作是终极观念（the culminating idea），因为大革命不但由它而产生，而且它的主导地位贯穿于大革命的始终。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人们想要与过去决裂，做出了最为艰巨的努力，他们力图根据一项按逻辑制定的全新蓝图来重建社会。

    当哲学家的唯理论逐渐渗透到底层时，人民就觉得：过去被尊重的一切事物现在不再值得尊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从前的老爷和主人都不必服从了。

    群众轻而易举地就终止了对上流阶级自身已经不再尊崇的事物的崇敬，当崇敬的藩篱被拆除时，革命就大功告成了。

    这种新的精神状态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普遍的不服从，维热·勒布伦夫人向我们讲述，在隆上普斯漫步的人群跳过马车的底板，叫嚷着：“下一年你们将被甩在后面，而我们则坐在里面。”

    表现出这种不顺从与不满的不仅仅只是平民，在大革命的前夜，这样的情绪是很常见的。泰纳指出：“下层教士对高级教士，外省贵族对宫廷贵族，封臣对领满了敌意。”

    在三级会议召开的时候，不但贵族与教士存有这种心态，奈克尔的军官们也开始变得人道主义化，士兵虽然没有哲学化，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驯服了。在他们简单的头脑和逻辑中，对上级和主人，乃至一切命令的反抗就是所谓的平等观念。在1790年，有二十多个团的士兵向他们的军官发起威胁，甚至在有些地方如南锡，他们竟然将其军官投入监狱。

    旧制度消亡的首要原因，就是无政府状态散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并且最后蔓延到军队中去。里伐罗尔写道：“正是由于军队受到了第三等级思想的影响才导致了王权的最终毁灭。”

    二、18世纪哲学家对大革命起源之假想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厌恶

    哲学家通常都被人们视为法国大革命的鼓吹者，他们无情地抨击了那些特权及其滥用，但我们如果由此把他们看作是大众政府的同党，那就大错特错了。一般来说，民主政治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对破坏以及暴力之类民主的必然伴生物，并没有忽视，并且都知道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民主就被定义为“一切事物，甚至包括法律，在这样的国家里都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可以像僭主一样恣意行事，而且往往为一些巧言令色的煽动家所控制”。

    伏尔泰的真正先驱——皮埃尔·贝尔对雅典大众政府的后果作了如下评述：

    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所展示的是群众的骚乱，造成城邦分裂的内讧，困扰城邦的煽风点火；最出众的人物遭到迫害、放逐乃至在一个罪恶的饶舌者的怂恿下被惨遭处死。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断定，对自己的自由如此自负，这样一个民族，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小撮阴谋家的奴隶罢了。那些被称为煽动政治家的人，一会儿指示他们向东，一会儿引领他们向西，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即使是在马其顿实行的君主制，也不会出现像雅典这样频繁的暴政。

    对民主政体的看法，孟德斯鸠也没有表示出更多的敬意，在描述了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三种政体之后，他明确地指出了大众政府可能导致的后果：

    过去的人们通过法律手段获取自由，如今追求自由的目的，却是反抗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好像是从主人家里逃跑出来的奴隶；过去的准则被现在的人们说成严厉，过去的规矩被说成是拘束，过去的谨慎则被叫作畏惧。在那里，节俭反而被看作贪婪，然而占有欲却不是贪婪。从前，私人的财产是公共财产，但是现在，公共的财产却变成了私人的家业，共和国成了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就只不过是几个公民的权利和全体的放肆而已。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形成了许多小暴君，这些小暴君具有单一的暴君本身带有的一切邪恶。人民残存的一点自由，不久也沦为了不可容忍的东西；这时就产生了单一的暴君；人民便将丧失他们的一切，连腐化的好处也丧失了。

    所有这些被认为是激发了大革命的人所持的观点远不是颠覆性的，他们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中，卢梭是为数极少的几个民主主义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社会契约论》成了大恐怖时期人们所追捧的对象。要宽宥那些产生于无意识之神秘情感冲动的行为，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必需的恰当理由，但是，哲学不可能鼓动这些冲决。

    实事求是地说，卢梭的民主主义直觉也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他自己就曾承认过，立基于人民主权的社会重建方案，仅仅适用于一个非常狭小的邦国，而像法国这样的大国则适用不了；所以当后来波兰人邀请他为他们起草一份民主宪法方案时，他建议波兰人选择一个世袭君主。

    在卢梭理论中关于原始状态完美至善的理论获得了巨大成功，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卢梭断言，原始人是至善至美的；导致他们堕落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通过良好法律的规范，一个社会可以重新获得早期世界的幸福。可是由于他对心理学缺乏足够的认识，卢梭相信不管何时何地，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受同样的法律与制度的约束和统治。这种信仰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爱尔维修写道：“人民的恶行和美德通常是立法的一个必然结果……对一切民族而言，美德都是智慧，这种智慧或多或少是完美的，对此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吗？”再没有比这种论断更为荒谬的了。

    三、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

    大革命期间，一个法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到底是什么？若是要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或许可以把它们简单理解为平等、博爱以及大众政府，这几条集中体现在《人权宣言》中的公式中，我们从那里可以征引一些段落。

    现代科学根据古代残存的遗迹对我们祖先的生活状况所作的推断，早就证明这一学说是错误的。原始人本就是无知的、残忍的，他们同现代的野蛮人一样，对善良、道德以及同情没有任何感觉。他们只受自己本能冲动的支配，当他们饥饿时，他们就会走出洞穴，攫取捕杀猎物；当仇恨涌入他们的内心时，他们就会将敌人吊死。理性只要尚未产生，他们的本能是不可能被遏制的。

    文明的目标与一切革命信仰截然相反，它是要逃离自然状态，而不是要返回自然状态。正是由于雅各宾党人将文明赖以为基础的一切社会限制都破坏了，所以他们使人类又回到了原始状态，使政治社会蜕化为野蛮的游牧部落。

    这些理论家关于人之本性的理论所具有的价值，与一个普通罗马人关于预兆之力量的想法没什么不同。然而，我们不能小觑这些理论作为行为动机的力量，国民公会总是被这样的思想所鼓动。

    在对我们原始祖先的看法上犯下了错误，这当然是值得原谅的，因为那是我们的科学尚不发达，在当代的发现向我们揭示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清晰的了解。但是，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人类心理所表现出的绝对无知，远不是那么易于理解。

    看上去确是如此，18世纪的哲学家与作家似乎并不擅长进行最细微的观察，虽然他们置身于同时代的人之中，却既没有看透他们，也没有理解他们。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对大众心智的本性从未产生过怀疑，他们总以为自己梦想所塑造的理想模型就是人民所追求的。他们对心理学的无知就像是对历史教训的无知，他们认为平民大众在本质上是善良的、博爱的、知恩图报的，并且随时服从理性的指导。

    国会议员所发表的言论足以表明这些，他们的幻觉是多么深刻，当农民疯狂地焚烧城堡时，他们在吃惊之余，竟忙不迭地以最动情的长篇大论对他们发表演讲，企图阻止他们的暴行，劝诫农民不要“惹恼了他们好心的国王”，并请求他们“以美德来打动国王”。

    四、决裂与法律改造人性力量的幻想

    有一个原则可以被视为革命机制的一块基石，即人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与其过去一刀两断，而通过制度可以对社会实现全盘重建。理性说服人们相信，除了原始时代之外，过去代表着谬误与迷信的一项遗产，当代的立法者可以与过去彻底决裂。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意图，他们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纪元，变换了历法，更改了月份和季节的名称。

    我们设想一下，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所以他们的立法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当孔多塞说“一项良好的法律必定对所有人都是良好的，犹如一个几何命题对所有人都是正确的”时，他一定对自己这个论断深信不疑。

    大革命的理论家对事物的表象从来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不可能洞察到隐匿在它们背后的原动力。生物学上的进步要想使人们认识到这些理论家所犯的错误是如何地让人痛心，还得需要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而这种进步同时也会告诉我们，不论哪一个民族，它的进化，离不开传统的根基。

    大革命中的改革者不断地与过去的影响发生冲突，尽管并不理解它，却总是妄图消灭它，结果反而被它所消灭。

    立法者对法律和制度之绝对力量的信仰，虽然到革命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革命之初他们却是坚信不疑的。格雷古瓦教士在制宪议会的讲台上发表这样的演说时，一点也没有引起惊讶：“我们也可以做到改变宗教信仰，只不过目前我们不想这样做罢了。”在后来的历史中，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而且他们失败得相当惨烈。

    然而，雅各宾党人还是掌握了所有成功的要素，他们依靠暴政扫除了一切障碍，他们强制推行的法律非常顺利地就被通过。经历了十年的破坏、焚烧、掠夺、屠杀、暴力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将自己的虚弱暴露无遗，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然后，整个法兰西都在企盼，独裁者不得不对已经遭到毁灭的大部分事物加以重建。

    雅各宾党人企图以完美理性的名义重新塑造社会，这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实验，这样的实验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

    尽管这个教训是很可怕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重要之阶级的头脑里，它似乎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即使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里，仍然可以常常听到社会主义者要求根据他们的空想计划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建议。

    三、大革命原则理论价值的幻想

    建立一种新的分配关系就是大革命基本原则的目的，它包含在一系列的权利宣言之中，这些宣言相继公布于1789年、1793年和1795年。这三个宣言都同意这一声明：“人民享受主权。”

    至于其他方面，这三个宣言的有些说法不尽相同，尤其是在平等问题上。1789年的宣言规定相当简单（第一条）：“人生来就始终是平等的。”1793年的宣言走得更远，它向我们断言（第三条）：“所有人按其本性一律平等。”1795年的宣言则较为适度，它说（第三条）：“平等意味着法律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对待的。”除此之外，说到权利时，第三个宣言认为首先应该提及义务，它的道德完全就是福音书的道德，宣言第二条说：“一个人与一个公民的所有义务都来自于天然地铭刻在所有人心中的这样两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这些宣言的实质性内容，也是真正保留下来的内容，就是关于平等和人民主权的那些部分。

    虽然存在推理意义上的缺陷，但是平等、自由、博爱这一共和主义图景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

    不但在许多墙壁上至今仍装饰着这一充满魔力的公式，而且我们也时刻铭记于心，它确实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得归功于那些古老的巫师所使用的蛊惑性字眼。

    它的许诺所唤起的新希望给它带来了相当惊人的扩张力，甚至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惜为它舍弃了生命，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爆发革命的地方，都会援引同样的公式。

    选择这一公式实在是幸运，因为它属于那种模糊不定的能够激起人们对未来憧憬和向往的词句，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爱憎与希望来解释。而这些词汇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倒反而显得无关紧要，它附带的意义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在革命宏图的三个原则当中，平等是最富有成效的，本书的另一部分我们将会指出，唯有这一原则至今还存活，并且成绩斐然。

    当然不能说只有大革命才把平等思想介绍到世界上来。不必追溯到古希腊的共和国，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在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包含着许多很明显的平等理论。作为同一个上帝的臣民，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他们的美德就是对他们唯一的评判标准。上帝面前的所有灵魂一律平等的教义在伊斯兰教教徒那里和基督教教徒那里是同等重要的。

    但是，一项原则的声明并不足以保证它的实现。基督教会很快就不再遵从理论上的平等办事了，而大革命中的人们也仅仅是在演说中才想起它来。

    “平等”一词因使用它的人不同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它常常隐含着与其真正意义截然不同的情绪，从而表现出不让任何人胜于他人的这样一个专横的要求，同时也不乏自觉高于他人的念头。

    对于大革命时期以及今天的雅各宾党人而言，“平等”这一字眼只是意味着对一切优越的一种嫉恨，为了消灭这些优越，这些人便佯称要统一礼仪、习俗和地位。除了他们自己施行的专制，一切专制似乎都是可憎的。

    因为自然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对它们拒绝认可。1793年的第二个权利宣言对事实不屑一顾，公然断言“所有人按照自然一律平等”。如此看来，大革命中的许多人对平等的炽热激情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对不平等的强烈要求，正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拿破仑才不得不重新启用贵族头衔和装饰。泰纳指出，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从最桀骜不驯的革命者中选拔出最驯服的臣僚，其秘密就在于此。他接着说道：

    “忽然之间，通过他们有关自由与平等的布道，他们对权力以及支配他人的本能欲望暴露无遗；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就连下属也对金钱和享乐充满了渴望。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与帝国的大臣、长官或次长之间并无多大分别。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装束而已，先前穿的是短套，而后穿的是编织外套。”

    平等教义的第一个产物就是资产阶级对人民主权的声明，然而，人民主权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却一直停留在理论上，只是一种空谈。

    第四卷 制宪会议

    第一章 制宪议会的心理

    一、神秘主义成分

    大革命一旦在普通群众那里得到深入，理性的影响立即就会遭受情感力量和集体力量的排挤，并且很快消失。至于其中的神秘主义要素，作为革命信仰的根基，它使得军队如痴如狂，把新的信仰散播到全世界。

    我们将看到，这些错综复杂的要素不但体现在事件中，而且也反映在个人的心理上。神秘主义成分或许就是大革命最为重要的要素，因此，我们若想清晰地理解大革命，就必须将大革命视为一种宗教信仰的构成，这一点是很显然的。我在其他地方对一切宗教信仰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大革命，譬如，在涉及宗教改革的章节中，读者会看到它与大革命的相似之处不在少数。

    关于在研究宗教信仰的理性价值的这个问题上，哲学家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因此，他们现在能够更恰当地理解理性的作用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信仰的要素对文明中诸种要素的转变才是最为重要的。

    信仰可以使人们与理性相分离，并且能够将人的思想和情感推向一个极端。纯粹的理性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的，因为理性在人们心中不会产生太大的热情。

    宗教的形式很快被大革命所采用，这就是它之所以会有惊人的扩张力，并且至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威望的原因。

    这座伟大的纪念碑应该被视为一种新宗教的奠基，然而，却有很多历史学家能看出这一点。我认为，托克维尔是最早洞悉这一点的人。

    他在书中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形式、披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从其常规和典型的特征来看，它确实有许多与宗教革命的相似之处：像宗教革命一样，它不仅传播甚远，而且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的方式在人们心中牢固树立。这是一场激发人们改变信仰的政治革命，人们欢欣鼓舞地在国内完成革命，又以同样的热情向国外传播。试想这样的景象是何等的新奇啊！”

    假如我们承认了大革命的宗教因素，那么就很容易解释接踵而来的狂热与破坏了，因为我们从历史中得知，这是宗教的伴生物。所以说大革命必然要带来暴力和不宽容，这是取得胜利的神灵对其信徒发出的指令。大革命在整个欧洲倒行逆施了长达二十年，它也导致了法兰西成了一片废墟，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国家也屡遭侵犯，但是不付出灾难性的代价就不足以改变人们的信仰，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铁律。

    尽管信仰的基础通常是神秘主义的因素，但有时候某些情感的因素和理性的因素很快也会掺杂进来。这样一种信仰可以服务于情感领域，也就是群体的情感、激情和利益；至于理性，它可以掩饰这一切，为事件的合理性寻求辩护，当然，它实际上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

    当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依据自己的愿望为新的信仰披上各式各样理性的外衣。人们看到在大革命中，曾经使他们饱受欺凌的一切专制，无论是政治上的、宗教上的，还是等级上的，统统受到镇压；像歌德这样的作家和康德这样的思想家梦想着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理性的胜利；更有甚者，像洪堡这样的外国人士还特意来到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观摩专制的葬礼”。

    但是，这些幻想在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持续太长时间，整个事件的戏剧性变化很快就暴露了梦想的真实基础。

    二、旧制度的瓦解与三级会议的召开

    在大革命来临之前，革命思想就已经在人们的心中酝酿。在经过我们已经研究过那些因素的准备之后，路易十六的登基伴随着法国大革命成为现实。中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他们对此百般挑剔，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改革在当时的环境中成为人们最响亮的呼声。

    路易十六虽然完全能够懂得改革的效用，但由于他自身的软弱性，使得他根本无法驾驭教士和贵族，他甚至对自己的改革大臣马勒谢尔伯和杜尔哥都保不住。饥荒频繁出现、赋税逐年加重、各个阶层面临贫困的窘境，尽管如此，法国宫廷依然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与这种普遍的贫困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法国的贵族们试图挽救财政危机，他们被召集起来，但拒绝接受一个平等的税收体系，而只是批准了一些意义不大的改革措施。高等法院拒绝登记这些改革法令，最后不得不解散，各省的高等法院仿效巴黎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也被解散。但是他们主导着舆论，法国各地都要求召开已经近两百年没有召开的三级会议。

    决议是这样的：在五百万名法国人中，有十万名教士，十五万名贵族，派出各自的代表。总共有一千两百名代表，其中五百七十八名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他们主要由地方官员、律师和医生组成；而三百名教士代表中有两百个人是平民出身，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第三等级连在一起，共同反对贵族和教士。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不同精神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代表之间就在心理上发生了冲突。特权阶级代表的华丽高贵装束与第三等级代表的寒酸落魄形成了一种让人感到羞辱的对比。

    在第一次会议上，贵族和教士成员分别依照他们的阶级特权，在国王面前没有免冠，第三等级的代表想要模仿贵族和教士阶级，结果引来了特权阶级代表们的一致抗议。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更多自尊受到打击的抗议不绝于耳，第三等级的代表邀请那些坐在单独大厅里议事的贵族和教士代表为他们的权力作见证，结果遭到他们的断然拒绝。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最后，根据西哀耶斯教士的倡议，第三等级的代表认为他们代表了国家95%的人口，宣布由自己组建一个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于是从那一刻起，大革命的序幕就由此拉开了。

    三、制宪议会

    对手的强弱，是一个政治议会力量的衡量标准。制宪议会（The Constituent Assembly）为它遇到的微弱抵制感到惊讶，并且在一小撮煽动家的操纵下失去了理智和自制能力。从最初的会议开始，制宪议会的一言一行就像是一个主权实体，特别是它佯称自己拥有征收赋税的权力，这在国王看来，不啻是对自己权威的蔑视和挑衅。

    路易十六作了软弱无力的抵抗，他仅是将三级会议的议事大厅关闭了。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代表们，他们开始在网球场的大厅里集会，并且宣誓：如果不能通过一部宪法，他们就决不解散。大部分的教士代表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国王宣布议会的决议无效，并命令代表们解散。当大司仪官布勒泽侯爵想要劝说他们服从国王的命令时，议会主席巴伊答复说：“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代表了全体国民，任何命令我们都是拒绝的！”而米拉波则向国王的特使扬言：“议会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召集起来的，除非诉诸武力，否则我们不会撤退。”因此，国王不得不再次做出让步。

    在6月9日的会议上，代表们采用的是制宪议会的名称。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岁月里，这是国王第一次被迫认可了一个新权力的存在，而在此之前，不管是人民的权利，还是由人民的代表所行使的权利，国王都一概置之不理。这个事件可以向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君主专制政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路易十六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威胁，于是便从凡尔赛召集了一些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兵团。制宪议会要求这些军队撤离，国王拒绝了，并将奈克尔解职，代之以布洛利元帅这样一个以独断专行著称的人。

    但是，议会有许多坚定的支持者，卡米尔·德穆兰和其他一些人向群众发表长篇演说，大声疾呼，要他们保卫自由。他们敲响了警钟，组成了一支一万两千人的民兵，从残废军人院取来了步枪和大炮。7月14日，武装的民众向巴士底狱进发，这座要塞几乎没有设防，法国军队的抵抗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里面找到了七名囚犯，其中一人还是个疯子，另有四人是被指控做伪证的刑事犯。

    巴士底狱曾让许多人成为在专制权力下的牺牲品，而在许多人心目中，它有着王权的象征，但攻占它的人并没有吃过它的苦头，因为巴士底狱的犯人一般都是贵族阶级。

    巴士底狱因为被攻占而所产生的影响相当巨大，甚至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像朗博德这样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向我们断言：“攻占巴士底狱不但是法国，而且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如此的轻信稍许有些过分，事件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那就是人民第一次得到了一项明确的证据，它表明不久前还是令人敬畏的权威竟然如此软弱无能，不堪一击。

    权威的原则一旦在公众心目中受到损害，就会在顷刻之间坍塌。对一个无力保卫自己的重要堡垒、抵挡群众进攻的国王，还有什么要求不可以提出呢？同样，主人的权力也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了。

    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历史上比比皆是的精神腐化现象的开始。外国雇佣兵尽管对革命不存有太浓厚的兴趣，但也已经开始显示哗变的前兆，于是，路易十六被迫将他们解散。他召回了奈克尔，回到了巴黎市政厅，他的出现表明了已经认可了既成的事实；他从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夷特手里接过了三色帽徽，它由代表巴黎的红、蓝两色加上代表国王的白色构成。

    随着巴士底狱的攻破，骚乱虽然暂时中止了，但决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历史上的一个终极性事件”，不过它的攻破确实是大众政府的开端。

    在整个制宪议会统治期间，保王派中有绝大多数的法国人和议会成员，所以如果国王接受一种开明君主制的话，那么他还是可以掌权的。但是，路易十六似乎不愿意向议会妥协，因而也就没有做出多少承诺。

    或许，他认为，稍许的妥协也都是绝无可能，如果他同意变革历代传承世袭的君主制，那么，他会觉得自己给列祖列宗丢了脸面，甚至即使他有变革的想法，他的家族也绝不会容忍他这样做。那个时候，君主制所依赖的古代世袭等级，贵族和教士的权势几乎可以与国王本人比肩。在他看来好像每次都向议会的命令屈服了，其实那也是迫不得已，并且是企图赢得时间，卷土重来。在看到所有的天然防卫都起不了作用后，孤注一掷的国王只好向外国势力求助了。

    国王，尤其是王后对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就是法国的竞争对手——可能给予的援助抱有非常荒诞的幻想。即使奥地利不冷不热地表示同意出手相助，但这种承诺也只是想得到巨大的回报罢了。

    当俱乐部的民众领袖发现议会中保王派有着不小的势力时，他们再次发动群众来反对它。于是他们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选举机构来审判路易十六。

    不管怎么说，制宪议会对国王敬意是依然存在的，它感到革命的煽动性越来越强烈，所以决定对人民的行动进行反击。在拉法夷特的指挥下，国民自卫队的一个营开进马尔斯广场，驱散聚集在那里的群众，结果造成了五十个人死亡。

    议会虽然势单力薄，但并没有坚持它的微弱抵抗，由于对人民的畏惧之心很强烈，因此对国王日渐傲慢，不断对他的特权与权力进行剥夺。现在国王可怜得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

    议会指望自己能够行使从国王那里僭夺的权力，但是它的能力还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使命。权力的分散也必然导致它的虚弱，米拉波说：“没有什么比由六百个人来行使主权更可怕了。”

    议会曾经宣称它可以集中国家的所有权力，并像路易十六那样行使这些权力。然而不久，议会就变得寸步难行了。

    议会的威信日渐削弱，无政府的混乱却在骤然增长着。被民众领袖不断地煽动起来的暴民所引起的骚乱和起义终于成了唯一的权力。议会每天都要受到喧嚣和专横代表的冲击，他们时而提出要求，时而发出威胁。

    议会出于对群众运动的恐惧，无计可施，只得俯首帖耳。事实上所谓的群众运动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运动，它们仅仅标志着一股新势力正粉墨登场，即与议会并行存在的俱乐部和巴黎公社。

    在这些俱乐部中，最有势力的自然要数雅各宾俱乐部，它在法国已经迅速地建立了超过五百个直接听命于总部的支部。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它一直占据着优势。议会听从于它，因而它也是法国的主人。它唯一的对手就是巴黎公社，但公社的权力仅限于巴黎。

    制宪议会在遭受失败的情势下变得异常虚弱，失败更使它名誉扫地，它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感到自己的势力正在逐渐消亡，所以决定加紧制定出新的宪法以便自行解散。它的最后一项措施规定制宪议会的成员不得被选进立法议会，真是幼稚至极。也就是说，立法议会的议员将失去了他们前辈的经验。

    1791年9月3日，它制定并完成了宪法，并于13日得到了国王的批准，此前，议会已经恢复了国王的权力。

    制宪议会创建了一个代议制政府，由人民选举的代表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归国王所有，并且对议会的法令享有否决权。旧的行省制被新的部门分工所取代，关税业已被废除，至今仍在实行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取而代之。

    在结束了领土分裂，推翻了旧的社会组织之后，制宪议会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改造这个国家的宗教组织，它特别提到，神职人员应该由人民选举生成，并且不受教皇的任何影响。

    对教士的民事规定是一直持续到执政府统治时期的宗教斗争和宗教迫害的起因，这引起了2/3的牧师对新宪法的不赞同，他们拒绝对新宪法宣誓效忠。

    在以制宪议会为象征的三年里，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可观的。首要的成果，应该就是特权等级的财富开始向第三等级的转移。正是由于这一点，引起大革命的热情追随者为新制度辩护的兴趣，如果一场革命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支持，那么它所产生的力量必然是强大的。无论是第三等级，还是购买了国有土地的农民，他们自然很清楚，旧制度的复辟必然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其实从本质上讲，对大革命的积极辩护仅仅是为他们自己的财富辩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大革命的某些阶段会有接近一半的地区揭竿而起，反抗压迫他们的专制。共和党人战胜了一切反对派，他们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在捍卫一种新的理想，同时也在捍卫新的物质利益。我们将看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贯穿于整个大革命，并且极大地促成了帝国的建立。

    第二章 立法议会的心理

    一、立法议会期间的政治事件

    在考察立法议会（The Legislative Assenlbly）的精神特征之前，先让我们简要地总结一下，在它短暂的执政岁月中所发生的值得回顾的政治事件。这些政治事件在立法议会的心理表现中自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立法议会同样对君主制十分留恋，国王在它看来只是有些不可信任，但它仍然希望保留国王的权力。

    路易十六整日郁郁寡欢，他不断地向外国发起求助。这位胆怯的国王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在他的身旁，只有守护着他的瑞士侍卫，他在一片反对声中显得无依无靠。他大肆收买杂志企图扭转公共舆论，但是编辑杂志的愚昧文人们对群众的心理根本不了解。他们只能用绞刑架来恫吓大革命中的参与者，以及对外宣称一支解救国王的军队即将入侵法兰西。

    王室此时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外国宫廷，贵族们络绎不绝地移居国外。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都在向法国发出了战争的威胁，路易十六在背地里也支持它们的行动。面对三家国王的联合反法，雅各宾俱乐部提议反击各国的联盟。于是，吉伦特党人连同雅各宾党人就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们鼓动群众来武装自己，于是六百万名志愿者整装待发。宫廷接受了一位吉伦特派的大臣，在他的操纵下，路易十六被迫向议会提出建议，与奥地利作战，并很快得到同意。

    在宣战时，国王是言不由衷的，王后向奥地利透露了法国的作战计划以及委员会的秘密决议。

    战争之初的法国损失相当惨重，好几个纵队遭到突袭，溃不成军。在俱乐部的煽动与说服下，巴黎近郊的人们相信国王与外敌相互勾结，于是最终发动起义。他们的领导者雅各宾党人，主要是丹东在6月20日向杜伊勒里宫递交请愿书，提出废黜国王的要求，然后冲进杜伊勒里宫，百般辱骂国王。

    路易十六在命运的驱使下，一步一步走向悲惨的结局，当雅各宾党人对国王的威胁引起许多地方的义愤时，人们获悉一支普鲁士军队已经到达洛林前线。

    国王与王后对外国支援的希望抱有极大的幻想，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奥地利与法国人的心理持有一种相当严重的错觉。看到法国人为一些狂热者所慑服，她就认为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恐吓巴黎人，通过威胁使他们重新对国王的权威产生敬畏。于是在她的授意下，费逊公布了布伦瑞克公爵的宣言，该宣言威胁说：“如果王室受到什么侵扰，巴黎将遭受到极大的威胁。”

    但是，这项声明导致了与其料想的完全相反的结局，它更加引发人们对国王的极大愤慨，国王被视为外国入侵者的勾结者，更加声名狼藉，人民怨声载道，他注定要被拉上绞刑架。

    在丹东的操纵下，一些地区的代表在巴黎市政府建立了一个起义者社团，他们逮捕了效忠于国王的国民自卫军司令，敲响了警钟，装备国民自卫队，并且同平民一道开进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召来的卫队一哄而散，很快就没有人守护他了。国王身边仅有的瑞士侍卫以及几个绅士几乎无一幸免，只剩他孤身一人在议会中避难。群众要求应该对国王进行审判，立法议会宣布剥夺他的权力，并等待未来的议会，即国民公会来决定他的命运。

    二、立法议会的精神特征

    立法议会是由新人组成的，从心理学角度看，它表现了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很少有议会能像它这样深刻地反映政治集体的特征。

    立法议会由七百五十名代表组成，可以分为顽固立宪保王派、共和派、吉伦特派、保王派以及山岳派。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律师和文人，此外还包括为数不多的高级官员、牧师和几位科学家。

    这个议会成员的哲学思想似乎尚未成熟，许多人对卢梭回归自然状态的幻想如痴如醉。但和他们的前任一样，所有的人都热衷于对希腊和罗马遗风逸事的回忆，他们的言论中充斥着和装饰着加图、布鲁图斯、格拉古、普鲁塔克、马可·奥勒留以及柏拉图；当演说者想凌辱路易十六时，就直接叫他卡利古拉。

    这些议员在希望破坏传统方面，是很具革命性的，但在主张回到遥远的过去时，他们又显得极端反动。

    立法议会的心理特征也是制宪议会的特征，但前者更为突出，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动摇、敏感、虚弱和胆怯。

    这种动摇与敏感使他们的行为反复无常：前一天还在相互攻讦争吵，第二天我们就看到他们“相互拥抱，热泪盈眶”；他们为一场要求对那些请愿废黜国王的人进行惩罚的演说热烈鼓掌，然而，就在同一天，他们又将议会的荣誉授予一个要求国王下台的代表团。

    在面对威胁时，议会成员的胆怯与虚弱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虽然他们带有保王色彩，但还是投票同意废除国王的权力，并顺从了巴黎公社的要求，将国王及其家室监禁在丹普尔堡。

    由于同制宪议会一样，立法议会的软弱性，使它没有能力行使任何权力，只得任由民众社团和俱乐部的摆布，这些社团和俱乐部的领袖人物包括塔里安、罗西涅尔、马拉、埃贝尔、罗伯斯庇尔等人。

    直到1794年热月为止，起义者社团一直构成国家主要权力的中心，它的举动与它曾经指控过的巴黎市政府有着惊人的相似。

    当议会打算把路易十六囚禁到卢森堡宫时，正是这个社团提出要求将他关押到丹普尔堡的塔楼；也正是这个社团将大量嫌疑犯投入监狱，然后下令处死。

    我们知道，最骇人听闻的是，一伙大约一百五十人的匪徒，领着每天24里弗的津贴，在几个社团成员的指挥下，四天之内消灭了一千两百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九月屠杀”。巴黎市市长佩蒂昂满怀敬意地迎接了这帮凶手，并且以美酒款待他们。几个吉伦特党人发出了抗议，而雅各宾党人对此则默不作声。

    起初，吓破了胆的议会对大屠杀不闻不问，噤若寒蝉，“九月屠杀”还受到议会中几个较为有影响的代表尤其是库通和比约·瓦伦的纵容；议会最后决定谴责他们，但对他们施暴的行为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意识到自己的虚弱之后，立法议会在两星期后自行解散，让位给国民公会。

    虽然立法议会的意图是好的，但其工作显然是灾难性的，最终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作为保王党人，他们抛弃了君主制；作为人道主义者，他们纵容了“九月屠杀”；作为和平主义者，他们将法国推到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中去。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一个软弱的政府注定要毁灭自己的国家。

    早期两个革命议会的历史再次向我们证明，其间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因果有着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这些因果关系构成了一连串的必然性之链，当我们选择其中的第一环，我们往往控制不住后面的环节。当我们自由地做出一个决定时，也往往预料不到它的结局。

    制宪议会最初的措施是自发的、理性的，但事情发展的后果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志、理性或预见。

    无论是路易十六之死、大恐怖、旺代战争、旷日持久的断头台，还是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以及继之发生的一个军人铁腕统治之下传统与秩序的恢复，如果回到1789年，有谁敢期望或预测这样的事呢？

    在革命议会早期行为之后的事态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大众政府、暴民统治的兴起与发展。

    从我们已经考察过的这些事实——攻占巴士底狱、进军凡尔赛、“九月屠杀”、袭击杜伊勒里宫、残杀瑞士侍卫以及国王的垮台与入狱——的背后，我们很容易察觉到影响群众及其领袖心理的规律。

    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群众的力量是如何逐渐加强，又是如何战胜其他所有的力量，并最终取代它们的。

    第三章 国民公会的心理

    一、国民公会的传奇

    国民公会（The Convention）的历史不仅为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它还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即使是紧随其后的继承者，都几乎无法对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和他们周围的人形成准确的看法。

    自从大革命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但人们也只是直到现在才开始对这一时期作出判断，尽管这些判断仍然存在许多疑惑和争议，但至少已经比上一代人的看法要稍微正确些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文献材料供人们加以研究，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围绕暴政时期的种种神话般的传说已经逐渐洗尽铅华，露出庐山真面目。

    在所有的神话传说当中，最为持久的应该就是关于“国民公会之伟人”这样显赫称号的大人物的传奇。

    国民公会不仅要镇压国内的王党叛乱，而且还要抵抗欧洲君主的入侵。这使人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的英雄似乎是超人或是提坦巨人式的人物。

    只要对这一时期的事件仍然没有完全清晰的概念，“伟人”称号看来还是正当的。仅仅因为同时发生的缘故，军队的成就被盲目地混淆为国民公会的成就。前者的光芒掩盖了后者的阴霾，并沦为辩护恐怖时期大屠杀、国内战争的暴行以及法兰西毁灭的借口。

    在现代批判敏锐而细致的洞察下，事件的种种异质性谜团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共和国的军队依旧保持着它们素有的威望，但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公会的成员完全消耗于内部的派系斗争，对军队的胜利几乎没什么贡献，至多也不过只有两三个议会的委员会成员关注着军队；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军队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原因，除了归功于它们人数的优势以及年轻将领的天才之外，还来源于一种新的信仰所激发的热情。

    在后面专门讲述革命军队的一章里，我们将看到它们是如何在欧洲战场上大显身手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成了它们战斗的动力，在这些思想的鼓舞之下，它们身赴前线，并在前线滞留了很久，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政府的精神状态。它们对政府的精神状态最初没任何了解，然而到后来却变得极为鄙视。

    国民公会成员与军队的胜利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的行动只限于依照领袖的指令，仓促地制定法律，这些领袖声称法兰西可以通过断头台获得新生。

    但是，正是凭借这些勇敢的军人，国民公会的历史被塑造成一部神话，使得几代人都对它产生宗教般的崇拜和敬畏，时至今日仍余音不绝。

    如果我们今天仔细研究一下国民公会那些“伟人”的心理，就会发现他们的声誉将会被贬得一文不值。一般说，他们没有任何值得夸耀之处，即便是他们最热心的辩护者，比如奥拉尔也承认了这一点。

    奥拉尔在他的《法国大革命史》中对此做出如下评述：

    人们都认为从1789年到1799年的那一代人，完成了伟大而可怕的事业，他们是一代天才，或者说，他们就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伟人。事实上，这是人们产生的错觉，对大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那些人，成立市政公社的市民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等全国性团体的成员，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时代或路易·菲利普时代的法国人更出色，无论是在所受的教育上，还是才智上。那些才华出众的人士至今仍然流芳万世，那是因为他们出现在巴黎的舞台的缘故，还是因为他们是各种革命议会中最雄辩的演说家呢？米拉波某种程度上可以配得上天才之称，至于其他人像丹东、罗伯斯庇尔、维尼奥是否比我们今天的演说家更具才干呢？在1793年这个被称作巨人的时代里，罗兰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法兰西的经营仿佛都已耗尽了：他们在这场革命中的消逝确实令人惊讶，除了侏儒之外几乎看不见几个出色的人物。”

    在对国民公会单个成员进行考查之后，再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可以说无论从智力、德行还是从勇气上讲，他们都显得那么平庸无奇。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表现得如此胆怯，除了在演讲中，或是危险远还没有来临之前，他们没有任何勇气可言。这个议会在谈到国王时是如此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其实是有史以来最软弱、最驯良的政治集体了。我们看到它对于俱乐部和社团的指令言听计从，在天天冲击议会的民众代表面前，它瑟瑟发抖；对暴动者的命令，它是如此驯服以致可以向他们交出自己最优秀的成员。国民公会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幅可悲的场景：它在民众指令下，所投票通过的法令竟然荒谬到一等他们离开大厅就不得不废止的程度。

    还有哪个议会能表现得如此虚弱呢？我们只消看看国民公会，就知道一个大众政府可能堕落到的程度。

    二、雅各宾宗教胜利之后果

    在赋予国民公会特殊面貌的诸种事业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一种革命宗教的牢固确立。革命教义起初尚在酝酿之中，但毕竟还是建立起来了。

    这一教义由一些显得并不协调的要素糅合而成，人权、自由、平等、自然、社会契约、对暴君的憎恨以及人民主权等，这些在它的信徒看来，是不证自明的福音书。新的真理使得这样一些使徒被俘获了：他们拥有某种权力，并最终和世界上所有的信徒一样，试图通过以武力的方式强制推行这些真理；将异教徒的观点和意见置之不理，他们被消灭乃是罪有应得。

    就像我们在宗教改革时期看到的那样，所有伟大的宗教都不可避免地对异教徒产生仇恨，由此我们对雅各宾宗教的不宽容就很容易理解了。

    宗教改革的历史同时表明，同种信仰的两个分支之间的矛盾是异常尖锐的。所以，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惊讶：在国民公会里，雅各宾党人猛烈地攻击另一派与自己的信仰几乎完全相同的共和党人。

    新的使徒对布道充满热情。为了使外省的民众皈依新教，在武力的拥簇下，他们往那里派遣了虔诚的信徒。新信仰的检察官对谬误丝毫不含糊，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共和国绝不容忍一切反对它的事物。”如果国家拒绝获得新生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它愿意与否，它必须再生，卡里埃说：“如果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法兰西，我们就要毁灭它。”

    由新的信仰所产生的雅各宾主义政策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一种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的专政指导下，实现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于经济规律以及人的真实本性之类的实用性思想，统治法国的理论家根本一无所知，他们完全醉心于演讲和断头台。他们的演说幼稚至极，泰纳说：“他们除了抽象的事物之外，从不提及事实，一长串的句子都是关于自然、人民、暴君、自由、理性等，如同许多被鼓得大大的气球，一升到高空就彻底破裂。我们如果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在实践中都以可怕的灾难而告终的话，可能还以为他们是在做逻辑游戏、学校作业、学术证明或是思想实验呢！”

    雅各宾党人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专制，在他们看来毋庸置疑的是，拥有最高主权的国家必须得到服从，与在地位和财产上大致平等的公民进行讨论是毫无必要的。

    他们赋予自己的权力并不比他们之前的历代君主所行使的特权少多少，反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商品的价格完全由他们限定，并僭称自己有权任意处置公民的生命和财产。

    他们对革命信仰的再生功效有着坚信不疑的信念，以至于在对君主宣战之后又开始了对上帝的宣战。他们启用新的历法，抹去了历代圣人的名字。他们又建立了一个新的上帝，理性之神，并在巴黎圣母院的“圣处女”祭坛上举行崇拜庆典，其仪式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毫无二致。这一祭祀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用一种私人宗教取而代之为止，罗伯斯庇尔任命他自己为这一宗教的大主教。

    作为法国唯一的主人，雅各宾党人及其信徒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全国抢劫，虽然他们无论在哪个地方都不是多数派。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人数，只知道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泰纳估计在巴黎七十万名居民中有五千位党徒；在贝桑松三十万名居民中有三百位党徒；在整个法国约有三十万位雅各宾党徒。“一种小型的强盗封建制度接管着一个臣服的法国”，用泰纳的话说，他们的人数虽然很少，却足以支配整个国家，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他们的信仰赋予了他们一种相当强大的力量；其次，由于他们充当着政府的代表，而多少个世纪以来，法国人又一直都温顺地臣服于这些发号施令的人；最后，由于人们无知地认为，如果他们被推翻了，将要导致的后果就是旧制度的复辟，许多国有土地的购买者对此自然是深怀恐惧。他们的暴政只有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时，才会有那么多的地方起来反抗他们。

    他们权力中的第一个要素至关重要，在强势信仰与弱势信仰的冲突和对抗中，胜利总是倾向于前者。由一种强势信仰所产生的坚强意志，压倒微弱的意志，是很自然的。雅各宾党人自己最终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的暴力激起了成千上万微弱意志的聚合，一旦当这些意志凝聚起来，就会超过雅各宾党人的坚强意志。

    被雅各宾党人残酷迫害的吉伦特党人，确实也有其坚定的信仰，但在随后的斗争中，他们所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克制这些信仰，并学会尊重某些传统和他人的权利，而这些犹豫在他们的对手那里丝毫不成问题。

    “吉伦特党人的情感，”埃米尔·奥利维尔写道，“多半是细腻而宽宏的；而雅各宾暴徒的情感则是粗俗、低劣而残忍的。‘超人’马拉的声誉与维尼奥不可同日而语。”

    起初，凭借过人的才能和雄辩口才的吉伦特党人在国民公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很快他们就拜倒在山岳党人手里。那帮不值一提的狂热分子，善于活动，并深知该如何煽动平民大众的激情。国民公会给人的印象是暴力，而不是理智。

    三、国民公会的精神特征

    除了一般议会普遍具有的特征之外，每一种议会还会因受环境与时事的影响，从而形成一些特征，它们构成了任何一个具体议会的独特面貌。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大部分引人注目的特征，以一种集合的形式在国民公会身上再次得到体现。

    国民公会大约由七百五十名代表组成，其中有超过1/3的人曾在制宪议会或立法议会中任职。雅各宾党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党派在选举中获胜，对选民进行恐吓，结果，七百万名的选民中有六百万名的选民选择了弃权。

    从职业上看，国民公会成员包括大量律师、公证人、法官、法警、退职官员以及几个文人。国民公会成员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同质的，这样一个由特征迥然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议会很快就会分裂为几个小群体。于是国民公会很早就形成了三派：吉伦特派、山岳派以及平原派。原来的立宪君主派已经不复存在。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是典型的两个极端，它们各自拥有大约一百名成员，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领袖人物。山岳派包括了最激进的成员：库通、埃贝尔、艾罗·德·塞舍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马拉、科洛·德布瓦、比约·瓦伦、巴拉斯、圣茹斯特、富歇、塔里安、卡里埃、罗伯斯庇尔等；吉伦特派则包括布里索、佩蒂昂、孔多塞、维尼奥等人。国民公会中另外的五百名议员，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形成了所谓的平原派。

    平原派是一个随波逐流的群体：它没有一定的主见，胆小怕事，优柔寡断；它随时听命于自己的冲动，并且因为片刻的激情而失去控制；它对前两个派别中较为有力的一派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在追随了吉伦特派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听命于战胜了对手的山岳派的领导。我们前面已经表述过的规律之自然结果，便在这里得到了证明，按照这一规律，弱者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较强意志的支配。

    伟大的操纵者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在国民公会统治时期更是表现得尤为明显。国民公会通常受到暴戾而狭隘的少数人的制约，这些人强烈的信念赋予他们巨大的力量。

    胆小怕事、动摇不定的多数人总要受残忍而大胆的少数人的支配，这可以解释我们在一切革命议会中所观察到的一个永恒趋势，那就是它们必然会走向极端。国民公会的历史再次验证了我们在另一章里所研究的加速度规律（the law of acceleration）。

    因此，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从温和一步一步地滑向暴虐，最终走向自相残杀，这似乎是注定好了的：在最初领导国民公会的一百八十名吉伦特党人中，就有一百四十个人被处死或流放；最后，最狂热的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出现，他仅以一人之力，独自控制了这群吓破了胆的奴仆般温顺的代表。

    当然，大多数人在这五百名代表中虽然没有自己的主见，喜欢随波逐流，但其中不乏富有才智和经验之士，国民公会中承担实际工作的技术性委员会都得从平原派中征募委员：

    平原派的成员或多或少都对政治表现出漠不关心的状态，他们很不希望有人会对自己表示出特殊的关注。他们自我封闭在委员会中，几乎很少在议会中抛头露面，也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国民公会中常常只有不足1/3的代表参加出席会议。

    不幸的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能干而诚实的人在性格上显得异常软弱，他们受着恐惧的支配，对于他们暴虐的主人所提出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措施，通常投的是赞成票。

    平原派的议员们对强制他们接受的一切措施，例如设立革命法庭、实施恐怖政策等，都投了赞成票，正是由于他们的协助，山岳派最终镇压了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清除了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和所有孱弱的人一样，平原派总是追随着强者。平原派的这些温文尔雅的慈善家，虽然国民公会由他们构成了大多数，但由于他们的胆怯，反而促成了国民公会可怕的暴行。

    可怕的恐惧，是盛行于国民公会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正是由于这种异常特殊的恐惧，使得相互猜忌，人人自危：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先砍掉他人的脑袋。

    我们当然非常容易解释这样一种恐惧心理：不幸的议员们在民众领袖的叫嚣与喧哗中在议会议事，而且时刻都会有手持长矛、粗横无礼的家伙破门而入，所以大多数议员不敢再出席会议。他们偶尔也会参加会议，但那也仅仅是在山岳派的威胁下默默地投票，尽管这些人只占议员总人数的1/3。

    事实上，山岳党人自身也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只不过他们很少显露出来罢了。他们清除异己，不仅是由于他们狭隘而狂热的党派之争，大多数情况下，还在于他们确信自己的生存已然受到了威胁。革命法庭的法官们同样也在颤抖，他们其实并不想宣判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的遗孀以及其他许多人有罪，但他们已经身不由己了。

    不过，悬于国民公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是罗伯斯庇尔成为唯一主宰所造成的阴影。领袖的一瞥使得他的同僚们瑟瑟发抖，面无血色，在他们的脸上只会看到“惊惧的苍白和绝望的呆滞”。

    所有的人都惧怕罗伯斯庇尔，而罗伯斯庇尔又惧怕所有的人。正是因为他害怕人们会反对自己的阴谋，所以他砍掉了人们的头颅；也正是因为恐惧，其他人默许了他的暴行。

    国民公会的议员的回忆录非常明显地显示了他们对这段黑暗时期所保留的记忆。泰纳说，巴雷尔在沉默了二十年之后，对救国委员会的真正目的和隐秘想法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自我保护；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得以保全；我们处在当时的环境中，生命随时随刻都在受到威胁。当你砍掉邻人的脑袋之后，就不用害怕他会把你拉上断头台了。

    国民公会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它告诉我们领袖对议会所施加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

    第四章 国民公会时期的法国政府

    一、国民公会时期俱乐部与巴黎公社的活动

    在整个国民公会存在期间，它一直为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领袖们所支配。

    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对前两届议会的影响，在国民公会期间它们的势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民公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俱乐部和巴黎公社控制国民公会的历史，它们不但操纵议会，而且控制整个法国。众多外省的小型俱乐部在首都俱乐部的指示下监督地方官员，惩治嫌疑犯，执行一切革命命令。

    当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决定采取某些措施时，议会就会在它们的施压之下，被迫当场投票通过。如果议会胆敢加以抵制，它们就向议会派出武装代表，这些所谓的武装代表，实际上就是那些由平民中的渣滓充任的武装团伙。它们传达的指令总能使议员们无条件地服从。巴黎公社对它们的势力非常有自信，只要是不喜欢的议员，它们可以直接要求国民公会将其驱逐出去。

    国民公会的成员一般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巴黎公社的成员则大半由小店主、佣工以及手艺人组成，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的领袖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操纵下，他们总是游离于俱乐部和起义者公社这两股势力中，后者在巴黎所行使的权力更大，因为它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国民自卫队只接受了四十八个委员的命令，这些委员要它所做的无非是杀人、洗劫，并且抢劫是第一位。

    巴黎公社在巴黎所实施的暴政异常可怕。譬如，公社任命了一个名叫夏拉朗东的皮匠对首都的部分地区进行监控，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被视为嫌疑人而送上革命法庭，并由此送上断头台。就这样，巴黎某些街区的人口几乎就这样被他给逐一杀光了。

    起初，国民公会试图与巴黎公社作微弱的斗争，但仍然无济于事。冲突的顶点是国民公会想逮捕巴黎公社的朋友埃贝尔，而巴黎公社立即派出武装代表威胁议会，并要求将提出该项动议的吉伦特党人驱逐。但是被国民公会拒绝了，巴黎公社在1793年6月2日按照昂里约的命令，派它的革命武装将议会包围了。议会在恐惧之下，不得不开除了二十七名议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黎公社随即派了一个代表团，对议会的屈服表示祝贺。

    在吉伦特党人垮台之后，国民公会已经完全沦为了巴黎公社的传声筒了。巴黎公社下令招募一支革命军队，以配合革命法庭和断头台；为了惩治嫌疑犯，这道法令贯彻到全法国。

    直到罗伯斯庇尔倒台以后，国民公会才力图挣脱雅各宾党人和巴黎公社的束缚：它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并将其首要分子处以死刑，但此时国民公会自身也即将不复存在。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民众领袖仍然没有停止煽动平民对国民公会发起进攻。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国民公会再次受到围攻，武装代表团甚至成功地迫使国民公会通过法令重建巴黎公社，并召集新一届的议会，在起义者撤离后，国民公会惧于压力赶忙废除那项措施。国民公会耻于自己的恐惧和屈服，它召集了军队解除了巴黎近郊的武装，并拘押了近一万人，起义的二十六个头目被处死，与暴动有关的六名山岳派议员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国民公会的反抗是不会起到大作用的，当它摆脱了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控制之后，它又不得不对救国委员会唯命是从，对救国委员会拟定的法令无须讨论便可全票通过。

    “完全可以这么说，”威廉斯写道，“国民公会将欧洲一切的君主和国王都推翻了，但它自己却沦为一小撮唯利是图者的奴隶。”

    二、国民公会时期的政府：大恐怖

    1792年国民公会刚刚召开，就颁布法令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体，尽管当时有很多议员尚存疑虑，因为他们知道外省都属于保王派的。

    它相信这样的宣言可以把法国改造成为一个文明的世界，它制定了一种新的纪元方式和历法，这种纪元的第一年，标志着一个只受理性统治之世界的黎明。在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中，国民公会拉开了序幕，这一举动来自于巴黎公社的指令，但国民公会的大多数议员并不希望这样做。

    事实上，在一开始，国民公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它相对温和的部分，即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的主席和秘书都是从这个派别中选举出来的，这时候罗伯斯庇尔的影响还非常小，他在主席选举中只获得了六票，而佩蒂昂则获得了二百三十五张选票。

    山岳派最初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它们的权力在后来经过了逐渐的增长。在它们掌权时，温和派议员在国民公会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

    山岳党人虽然是少数派，但还是找到了一个办法逼迫议会将路易十六交付审判。对国王的审判是山岳派对吉伦特派的一大胜利，也是对所有国王的谴责，它标志着新旧秩序之间的彻底决裂。

    山岳派圆熟地耍弄政治手腕以实现其目的：从外省发出的要求审判国王的请愿书雪花般地涌向国民公会，巴黎的起义者公社派出的一个代表团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按照大革命时期所有议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国民公会只能向威胁屈服，做出与自己的愿望完全相反的事情。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不敢抵制这些要求，只得决定审判国王。

    从个人来说，吉伦特党人是不希望国王被处死的，可是一旦集合到一起，就出于害怕而投赞成票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甚至连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都和他们一起投了赞成票。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他若是死后有灵，那么他会看到，这些由于软弱的吉伦特派议员，其大部分成员将跟在他的后面走向死亡之渊。

    即使从纯粹功利的角度看，处死国王也是大革命的一大败笔，因为它导致了国内战争和欧洲的武装干涉；即使在国民公会内部，它也引起了派系的相互攻伐，并最终由此造成山岳党人的获胜和吉伦特党人的被清洗。

    在山岳党人影响下通过的措施最后变得暴虐无比，以致有六十个地区都爆发了叛乱。若非由于保王党人参与其中，从而使人们对旧制度的复辟产生恐惧，这场由被放逐的国民议员们所领导的起义或许就成功了。事实上，在土伦，起义者就高呼路易十七的名字。

    从此，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国内战争一直都在持续。战争进行得极其残酷，甚至殃及老人、妇女、儿童；村庄、谷物被焚毁一空。仅在旺代，估计就有大约五十万人到一百万人被杀。

    国内战争接踵而至的是对外战争。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之下，雅各宾党人希望通过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来缓解这种矛盾。所有的革命议会都保持着这样一个传统，即相信法律的神奇法力。在法国，这个信念从未由于实践的失败而破灭。

    大革命的一位伟大的仰慕者朗博德先生这样写道：“一个坚定的信仰在支撑着国民公会的事业，它深信一旦当大革命的原则被制定为法律，它的敌人就将束手无策，抑或改变信念；正义的降临将会平息一切叛乱。”

    在国民公会存在期间，它曾前后起草过两部宪法，1793年宪法或共和元年宪法和1795年宪法或共和三年宪法。但前者从未付诸实施，它很快就被一种绝对专政所取代；第二部宪法则是在督政府时期制定的。

    国民公会里有一大批律师和行政官员出身的议员，他们马上意识到政府的职能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庞大的议会来行使的。于是，国民公会不久就被划分为一些小的委员会，它们各自独立存在，比如财政委员会、商业委员会、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以及艺术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提交的法案，议会通常闭着眼睛就投票通过了。

    幸亏有了它们，才使得国民公会的工作不至于完全是破坏性的。它们制定了许多非常有效的议案，比如建立一些重要的大学、确立度量衡公制等。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议会的大多数成员试图在这些委员会中寻求庇护，以躲避对他们构成性命之虞的政治冲突。

    居于这些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务委员会之上的是救国委员会，它成立于1793年4月，有九名成员。救国委员会最初由丹东领导，同年7月改由罗伯斯庇尔领导，它逐步把持了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发号施令的权力。

    尽管委员会所通过的法案很明智，并构成了国民公会的不朽事业，但是全体议员在代表团之威胁下通过的那些法案则显得相当荒谬。

    这些法案与公众的利益或者国民公会自身的利益都没有多大关系，其中包括1793年9月通过的最高限价法令，它打算固定日用品的价格，其结果却导致了持续的短缺；此外，还有毁坏圣丹尼的王家墓地、审判王后、大规模焚毁旺代、建立革命法庭等。

    国民公会时期政府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恐怖政策，它开始于1793年9月，共持续了六个月，直到罗伯斯庇尔之死为止。虽然某些雅各宾党人曾经徒劳地建议在审判时尽量温和，但这项建议的唯一结果就是提议者被处死。最终导致这一可耻阶段终结的恰恰是公众的厌倦。

    派系斗争持续不断，以及趋于极端的倾向，把曾经在国民公会里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都吞噬了，最后，它却被罗伯斯庇尔支配了。就在国民公会把法国搞得动荡不安，饱受蹂躏之际，法国军队取得了胜利，它们攻占了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荷兰，《巴塞尔条约》认可了这些征服。

    我们已经明确地指出，并且我们后面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即必须把军队的工作与国民公会的工作完全区分开来。那个时代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然而今天它却常常被忽视。

    当1795年国民公会被解散时，它已经引起了普遍的不信任。由于长期充当民众奇思怪想的牺牲品，它不但没有使法国恢复安定，反而把它推进了无政府状态的深渊。瑞典驻法国临时代办德林克曼男爵在1799年7月的一封书信中极好地概括了人们对于国民公会的一般看法：“我希望不要有哪个民族，再像法国那样，从它自由开始以来，一直被它统治的那些人统治了，他们简直就是残酷低能的无赖。”

    三、国民公会的终结与督政府统治的开始

    在它行将解散的时候，国民公会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以替代1793年宪法。立法权由元老院和众议院分享；行政权被委托给督政府，执政官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的提名任命，每年通过选举更换其中的一人。它特别规定新的议会中2/3的成员应当从国民公会的议员中选出，这项措施成效不大，只剩下十个部门仍然对雅各宾党人效忠。

    为了避免保王派当选，国民公会决定将所有的流亡者永远驱逐出境。

    这部宪法的公布并没有对公众产生预期的效果，它没能制止平民的暴动，最重要的一次是1795年10月5日威胁国民公会的暴动，起义领导人对议会动用了一支正规武装。面对挑衅，国民公会最后决定反击，它召集了军队，并将指挥权委托给巴拉斯。

    波拿巴受命承担了这次的镇压任务，由此他开始脱颖而出。有这样一个指挥官，行动自然是迅捷有力的。圣卢克教堂附近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最后起义者被击退，几百人当场被击毙。

    这次行动暴露出一种国民公会还很不习惯的果断，但它完全得归功于军事上的神速，因为就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议会还准备俯首帖耳地听命于起义者派出的代表。

    第五章 革命暴行的实例

    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动机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革命理论构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

    作为人道主义者，革命者常常感情用事，他们鼓吹自由和博爱，但是同许多宗教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学说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实际上，没有什么自由被容忍，博爱也很快被狂热的屠杀所替代。

    原则与行为之背离源于一切信仰的不宽容，一种宗教或许充满了人道主义和自制精神，但它的信徒总是想通过武力强加于人，于是，暴力就产生了。

    所以，大革命的暴行是一种新教义在传播过程中与生俱来的结果。宗教裁判所、法国宗教战争、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南特赦令》的废止、龙骑兵对新教教徒的迫害以及对詹森教派教徒的迫害等，和大恐怖都同属于一个家族，其心理根源是一样的。

    路易十四其实并不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但是，他在信仰的驱使下，先是射杀了一大批新教教徒，又放逐了一些人，最后将几十万名新教教徒驱逐出法国。

    一切信徒所采取的迫害手段不是源于他们对异教徒的恐惧，路易十四时代的新教教徒和詹森派教徒毫无危险可言。不宽容首先源于心灵上的义愤，它深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对于那些否认这些真理，因而必定不会根据良善的信仰行事的人，怎么能保持宽容呢？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剪除谬误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容忍谬误呢？

    这种心态体现在各个时代的信徒身上，后者当然也一样，坚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这些真理在他们看来是很明显的，并且它们的胜利必然会使人类实现再生。这样，他们对待自己的对手会比法国的教会与国王对待异教徒更宽容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恐怖是所有信徒都视为必然的一种手段，因为宗教法典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之上，为了强迫人们遵守、遵行，信徒们试图以威胁恫吓他们。

    雅各宾信仰的使徒们的行为与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我们将看到同样的行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如果一种新的信仰明天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将会采用类似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的布道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看作是一种宗教运动结果，我们就无法全面地理解它。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取得了胜利的宗教信仰，聚集着许多人的利益，这些个人利益附着于这一信仰。大恐怖是由几个狂热的使徒指挥的，但是除了这少数几个热诚皈依者之外，还有一大帮只想从中牟利的人，他们欣然地追随那些领导人，因为这些领导人允诺他们可以享受掠夺的成果。

    “大革命时期的暴徒，”索列尔写道，“之所以求助于恐怖政策，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权力，而这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做到的。他们使用恐怖政策是为了拯救自己，但在事后他们却声称自己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国家：在恐怖成为一种制度之前，它仅仅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制度只不过是使手段合法化而已。”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埃米尔·奥利维尔在其关于大革命的著作中对大恐怖做出的如下结论：“大恐怖首先是一场暴动，一场合法化的抢劫，一场纠合了各种罪行的规模浩大的盗窃。”

    二、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s）是大恐怖行动的主要机构，除了巴黎外，革命法庭还遍及整个法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建立者丹东最终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泰纳指出：“当时法国一共有一百七十八个法庭，其中有四十个巡回法庭，它们可以在法国任何一个地方宣判死刑，而且往往是就地执行。在1793年4月16日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巴黎的革命法庭共处死了两千六百二十五人；而外省的法官们在奥林奇小镇一地，有三百三十一人被送上断头台；在阿拉斯市，二百九十九名男子和九十三名妇女被处死……在里昂，革命专员们批准了1684宗死刑……所有这些数字加起来大约是一万七千人，其中有一千两百名妇女和一些八十多岁的老人。”

    尽管法国的革命法庭仅仅宣判了二千六百二十五个死刑者，但应该注意的是，所有的嫌疑犯在9月就已经被草率地处决了。

    巴黎革命法庭事实上只是救国委员会的一件工具，起初，革命法庭还循规蹈矩地遵循一些法律形式，但很快就被取消了；质询、答辩、证据最后统统不需要了，道德证据，也就是纯粹的猜疑就足以定罪了，法庭庭长通常只需要对被告提一个问题即可。尽管如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富基埃·丹维尔还提议就在法庭内设立断头台。

    巴黎革命法庭把因党派之争而被捕的人一律送上断头台，并很快落入罗伯斯庇尔的掌握之中，沦为血腥暴政的工具。它的始作俑者之一丹东，在走向断头台之前，曾公正地请求上帝和人类宽恕自己帮助建立了这样一个法庭。

    无论是以拉瓦锡之天才，卢茜娅·德穆兰之温厚，还是以马尔泽布之美德，在它这里没有任何怜悯可言，在劫难逃。“这些天才，”邦雅曼·贡斯当说，“就这样被一帮最胆怯、最野蛮的人给杀害了。”

    如果要为革命法庭找出理由，我们就需要回到雅各宾党人的宗教心理上，这项工作在精神上，抑或是在目标上，都可以与宗教裁判相提并论。那些为之供奉牺牲的人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是人类的救星，因为他们是在镇压异教徒，那些新信仰的敌人，而这些信仰将使地球获得新生。

    在大恐怖时期，受到惩罚的不只是特权阶级。有大约四千名农民和三千名工人也成了刀下亡魂：

    今天我们在目睹执行一桩死刑时，往往会产生恻隐之情。有人由此设想，一次对那么多人处以死刑，将使人们产生一种怎样的强烈情感呢？但是，实际上人们的思想是如此迟钝，以致最后都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那时候，母亲们经常带着她们的孩子去看刽子手行刑，就像今天她们带孩子去看木偶戏一样。

    日常的杀人场景使得人们对于死亡无动于衷。吉伦特党人在登上断头台时都异常平静，他们高唱着《马赛曲》，仿佛自己是在攀登楼梯。

    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源于习惯的法则，它可以使人的情感迅速钝化。面对保王党人起义，人们已经对断头台不感到畏惧了。大恐怖在进行，却不再使人感到恐惧；只有在它尚未实施时，恐怖才是一种有效的心理策略，真正的恐怖与其说来自它的实现，毋宁说来自它的威慑。

    三、大恐怖时期的外省

    外省革命法庭的死刑只能反映屠杀事件之一部分。革命军队在法国境内烧杀劫掠，肆意横行。泰纳如下指出：

    在贝多因，一个只有两千居民的小镇，有人砍倒了那里的自由树，于是，四百三十三座住宅被毁坏或焚烧，十六个人被推上断头台，四十七个人被射杀；其他人则被驱逐，他们的生活，就像沦落到山林里的流浪汉，并且只得在地上挖出洞穴来遮风避雨。

    被送到革命法庭的那些人，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对革命审判的谴责很快被压制。在南特，卡里埃根据他的猜疑，将近五百万人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淹死或射杀。

    这些屠杀的细节在热月反动之后的《政府通报》（Moni-teilLr）上记录了下来，我这里征引几则：

    托马斯说：“在攻占努瓦木提埃后，我看到有许多男人、妇女和老人被活活地烧死……妇女，一个十四五岁的幼女遭强暴后被残杀；刺刀上挑着稚弱的婴儿；他们把幼儿从母亲身边拉开，并当场绞死。”

    同一期《政府通报》上，我们还可以读到一个名叫朱利安的人提供的证词，他说卡里埃强迫受害者自掘坟墓，然后把他们活埋。1794年10月15日的《政府通报》上，刊载了蒂翁维尔的梅兰的报告，证实“勒德斯尼号”舰长接到指令，将四十一名受害者沉溺到海里，“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七十八岁的盲翁，十二名妇女，十二个女孩和十五名儿童，这些儿童有十个人在十岁到六岁之间，其余五个还在吃奶”。

    在对卡里埃的审判中（见《政府通报》，1794年12月30日），他还被证实曾“下令溺死、射杀妇女和儿童，并且命令哈克索将军将旺代所有的居民都杀死，将他们的住所也付之一炬”。

    卡里埃从目睹受害者的痛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在革命法庭捕杀牧师的过程中，”他说，“每当看到他们垂死之前的痛苦表情，我就会开怀大笑，生平快事，无甚于此。”（见《政府通报》，1794年12月22日）

    为了配合热月反动，卡里埃成了被审判的对象，但是，在其他许多城镇，都发生了类似于南特屠杀的事件，富歇在里昂杀害了两千多人；在土伦遇害的人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以至于几个月里该地人口从两万九千人锐减为七千人。

    公正地讲，这帮邪恶的家伙，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是他们得到救国委员会的不断鼓励，卡里埃在对他的审判中给出了这一证据：

    “我承认，”他说（见《政府通报》，1794年12月24日），“每天有一百五十名或两百名囚犯被枪毙，但那都是委员会发给我的指令，我只不过充当一个执行者。我告诉国民公会，数以百计的匪徒已经被击毙，他们对这一数字很是赞赏，并命令把它载入公告。为什么当初这样做的代表们现在却对我如此愤慨激昂呢？他们当时会拍手叫好，并继续让我执行任务这是为什么？难道因为那时我是国家的救世主，而现在却成了一个嗜血的人？”

    不幸的是，卡里埃不知道就在他做出这样的论述时，国民公会还掌握在七八个人手里，所以他们无法反驳卡里埃的辩白。卡里埃被送上断头台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整个国民公会成员也逃避不了任何干系，他们应该一起被处死，因为屠杀的命令经过了他们的批准。

    后来救国委员会的一些信件证实了卡里埃的辩白，信件中的内容始终督促那些“执行任务”的代表采取行动，这就表明大恐怖时期的暴行并不是由少数几个人自发地冲动而为，而是源于一种机制。

    大恐怖时期的这种破坏欲望并不只是对人的毁灭，对无生命事物的破坏更为严重。真正的信徒总是喜欢打破偶像，他们一旦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他们在消灭一切能够让人回忆起旧信仰的偶像、庙宇以及象征方面，所表现出的热情就像是在消灭自己信仰上的敌人。

    我们知道提奥多西皇帝在改信基督教以后，首先将屹立在尼罗河畔的6000多座庙宇摧毁。因此，当我们看到领导人攻击纪念碑和艺术作品的那个时代之遗迹时，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塑像、手稿、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以及金银餐具统统被砸烂，当富歇作为国民公会的代表被派到涅夫勒时，他下令摧毁一切城堡的塔楼和教堂的钟楼，“因为它们同样是有害的”。

    对艺术品的革命破坏行为甚至殃及坟墓，在巴雷尔向国民公会宣读了一份报告之后，位于圣丹尼的宏伟壮观的皇家墓室被砸成碎片，棺材也被撬开；蒂雷纳的尸体在被一个看守拔出牙齿当古董卖掉以后，被送到了博物馆；亨利四世的上髭下须也被一拔而光。

    这些看来还是比较有文化修养的人，竟然会同意毁坏那些艺术珍品时，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呢？因此，我们应当铭记：强烈的信仰导致的后果必然是最恶劣的暴行，国民公会也不例外。面对暴徒的冲击，这些议员不得不屈从于大众的意志。

    一方面，这一记录所显示的是狂热盲信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它还在告诉我们：人们一旦摆脱了一切社会的约束，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当他们手里掌握了权力的时候，又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一、革命议会与军队

    如果我们对议会，尤其是国民公会的情况一无所知，不了解它的内部纠纷、它的弱点、它的暴行，那么对它的回忆必然是很模糊的。

    但是，即使在敌人的心目中，也仍然保持着一项毋庸置疑的光荣，那就是它在军事上的成功。就在国民公会解散的时候，法国的版图已经拓展到了比利时，并且一直延伸到莱茵河左岸。

    若把国民公会看作是一个整体，说它推动了法国军队的胜利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分析这个整体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它们各自的因素，那么它们之间的分离与独立立刻就会显示出来。我们会看到，国民公会在这时候对军事行动的贡献是相当微弱的。前线的军队与巴黎的革命议会俨然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二者之间几乎不存在相互的影响；它们看问题的视角亦截然不同。

    国民公会是一个软弱的政府，它在大众的要挟下，自己毫无主见；它的确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深刻典型。它控制不了任何东西，相反倒在不断地受人支配，所以，它又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军队呢？

    议会完全消耗在内部的争吵上，军事问题无暇顾及，而交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几乎由卡尔诺一人指挥，而卡尔诺的真正作用就是为军队提供后勤和弹药。卡尔诺的功绩在于他除了要将七十五万两千名军人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之外，还要督促军队的将领们采取进攻，并保持严格的纪律。

    国民公会在国家防务上唯一的贡献就是颁布了普遍征兵的法令，不过，面对大批强敌压境，任何政府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曾有过一段极短的时间，国民公会曾经派代表下令处决某些将领，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取消了。

    议会在军事活动上无足轻重，这是千真万确的。凭借人数、热情以及年轻将领所采取的灵活战术，军队才取得了这些胜利。它们南征北战，东突西进，完全独立于国民公会。

    二、反对大革命的欧洲战争

    在列举那些促成了革命军队获得成功的各种心理因素之前，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欧洲战争的起源与进展。

    在法国最初爆发大革命的时候，外国的君主们正幸灾乐祸，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把法国的国王视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普鲁士的国王相信法国将由此受到严重削弱，自己可以从中渔利，所以，他建议奥地利的皇帝以割让佛兰德斯和阿尔萨斯为条件帮助路易十六，这两个君主在1792年2月签订条约建立了反法联盟。在吉伦特党人的影响下，法国先发制人对奥宣战。起初，法国军队受到了几次挫折，反法联军突进到香槟省，并且离巴黎只有一百三十里之距。杜穆里埃在瓦尔米取得胜利后，奥普联军被迫撤离法国。

    尽管在这次战斗中，只战死了三百名法国士兵和两百名普鲁士士兵，但它产生的意义却极为重大，号称无敌之师的普鲁士军队英勇不及年轻的革命军队，被迫撤退；而法国军队则四面出击，几周之内，瓦尔米的士兵就将奥地利人逐出了比利时，在那里他们被当作解放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但正是在国民公会的统治时期战争才显得如此重要，1793年年初，议会宣布比利时并入法国，由此产生了与英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一直持续了二十年。

    1793年4月，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集会，他们决定将法国肢解，普鲁士人打算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奥地利人想得到佛兰德尔和阿图瓦；而英国则觊觎敦刻尔克。奥地利的大使主张通过恐怖粉碎大革命，“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统治这个国家的派别”，面对这样的处境，法国必然是要么打垮敌人，要么坐以待毙。

    在1793年到1797年第一次反法联盟期间，法国不得不在从比利牛斯山到北部的所有边境拉开战线。

    在战争初期，法国先前的战果不仅丧失，而且受到几次重创：西班牙人占领了佩皮尼昂和巴约纳；土伦被英国人占领；奥地利人占领了瓦朗谢讷。这时候，1793年年末，国民公会命令对所有年龄在十八岁到四十岁的法国人，实行普遍征兵制，并且大约七十五万人被成功送到前线。旧的王室军队各兵团合并到志愿者与新兵的队伍中。

    于是，反法联军又一次被击退了，在茹尔丹取得瓦提尼大捷后，莫伯日的围困被解救；奥什收复了洛林；法国采取攻势，再次占领比利时和莱茵河西岸；茹尔丹在弗勒留斯击败了奥地利人，将他们赶回莱茵河，并占领了科隆和科布伦茨；荷兰也受到侵犯。反法联盟的君主们被迫求和，不得不面对法国的军事战果。

    法国的胜利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敌人从未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场战争，它们那时正忙于瓜分波兰，从1793年开始直到1795年才如愿以偿，每一方对此都心无旁骛以期待得到更多的领土。这一想法已经导致普鲁士国王在1792年瓦尔米战役后就撤军了。

    另外，反法联盟各国的迟疑和相互猜忌，对法国人来说也是极为有利的，蒂埃博将军说，奥地利人如果在1793年夏就坚持向巴黎长驱直入，那么，“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但他们却贻误了战机，结果拯救了我们，为我们赢得了时间”。

    《巴塞尔条约》签订以后，法国在欧洲大陆除了奥地利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对手了。在督政府时期，法国在意大利向奥地利人发起了进攻，波拿巴负责这次战役，经过1796年4月到1797年4月一年的战斗，法国再次得到胜利，最后一个敌人也被迫求和。

    三、决定革命军队胜利的心理因素与军事因素

    革命军队之所以节节胜利，是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热情、忍耐与克制，它们对革命的原则坚定不移，它们相信自己是一种新宗教的传播者，这种宗教将使世界获得新生。

    我们回想一下阿拉伯的游牧部落，它们受到穆罕默德理想的热情鼓舞，变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可怕军队，迅速征服了古代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和国战士那种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精神，就来源于类似的信仰。他们始终保持着这种精神，而且从未动摇过。当国民公会让位于督政府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他们开始把战争推进到敌国境内，在这一时期，只有士兵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信仰是会传染的，法国大革命被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所以几个受到君主专制压迫的国家都把入侵者当成了解放者，对他们崇拜不已。萨瓦的居民跑出来迎接法国军队；在美因茨，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种植自由树，以此欢迎他们，并效仿巴黎成立了一个国民议会。

    所以，只要军队所面对的民族仍然处在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轭之下，那么它们是很容易就取得胜利的，但是，如果与它们发生冲突的民族拥有和它们同样强烈的理想，它们将会遇到重重阻碍。

    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对于那些没有明确信仰、并苦于它们的主人专制压迫的民族充满了诱惑，但是对于那些有着自己根深蒂固之理想的民族，它自然无计可施。也正因为这样，共和国的军队与布里多尼人和旺代人抗争了若干年。

    1793年3月，旺代与布列塔尼的起义已经蔓延到十个地区，旺代人在普瓦图，舒安分子在布列塔尼共投入了八万人作战。

    两种对立的理想之间的冲突总是无情的，在旺代的战争立即变得极为残酷野蛮，其惨烈只有在宗教战争中才能见到。这场战争持续到1795年，奥什将军使国家获得了最后的“安定”，这种“和解”的实现仅仅是其捍卫者在肉体上被消灭的结果。

    “两年的国内战争以后，”莫雷纳写道，“旺代地区无异于一片废墟，大约有九十万人在兵燹中死于非命，幸免于难的少数人也躲不过冻馁之灾，因为田地被毁坏，篱笆和墙舍被推倒，房子也被付之一炬。”

    使他们能够无往不胜的除了他们的信仰之外，大革命的士兵还得益于那些杰出将领的指挥，这些将领往往热情饱满，身先士卒。

    军队大部分先前的将领，因为贵族出身都被撤换了，于是不得不组织一个全新的军官集体，因此一些军事天才便得以大显身手，脱颖而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被提拔，越过所有军衔。比如奥什，1789年还是一个下士，可是他到二十五岁时就成了一个师的将军，并成为一支部队的司令。这些军事领袖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他们的敌手所不习惯的。他们完全靠军功升迁，在战斗中果断勇敢、灵活机变，可以迅捷地制定出能够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的战术、战略。

    军队中的士兵虽然缺乏与职业军队作战的经验，但他们的训练和操练方法与七年战争以来普遍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面对这种复杂的战略，老式的方法根本应付不了。

    他们在进攻时采取大批军队同时行动的方式，由于配置的人数很多，相当数量的缺口可以通过这种野蛮但不失有效的方式得以迅速补充。

    人数众多的军队可以用刺刀袭击敌人，并且迅速地击溃那些作战保守的传统军队。那个时代烽火传递信息的速度很慢，所以法国人的策略比较容易有效，但是，它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士兵的大批伤亡，据统计，从1792年到1800年，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超过1/3的有生力量（两百万人中的七十万人）。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中继续推演出一些结论。对巴黎的革命群众和军队中的革命群众进行的一项对比研究，展示了两幅截然不同却易于理解的画面。

    我们已经指出，群众根本没有能力驾驭和运用理性，他们仅仅受自己的感情冲动支配，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对英雄主义也乐于接受，甚至经常产生高度的利他主义，所以很容易发现很多人准备献身于一种信仰。

    他们的心理特征复杂多变，根据环境的不同可以产生相去甚远，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行为。国民公会和军队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向我们展示了由相似要素所构成的群众，在巴黎和前线的行为方式是如此不同，以致几乎无法让人相信我们所谈论的是同一个民族。

    在巴黎，群众是暴虐的、混乱的、凶残的，他们反复无常，一切政府管理由此陷于瘫痪。

    而在军队的景象却完全不一样，同样是一群不寻常的人：他们恪守勤劳农民所具有的那种本分与克制，严格遵守纪律；他们在富有感染力的热情的激励下，帮助穷人，视死如归；他们的应变能力令人难以置信，并打垮了欧洲最为可怕的军队。

    纪律可以改造人，一旦摆脱了它的约束，任何民族和军队都可能蜕化为野蛮的游牧部落，这一真理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被遗忘，我们日渐忽视了人类集体逻辑的基本规律，总是喜欢追随大众的意志，而不是学会如何引导它；群众必须被指引上路，他们不适合自己选择。

    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一、大革命时代人的精神状况：暴力与虚弱的影响

    人们往往依据自己的智力作出判断，而其行动却受自己性格的支配。为了充分地理解一个人，必须把这两个因素区分开来考虑。

    在重大的变革时期，最重要的因素，通常是性格。

    我们在好几章里都曾描述过盛行于动乱时代的各种精神状态，所以我们不必马上就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些精神状态属于一般的类型，此外它们还要受到每一个人的遗传性和获得性精神状态的修正。

    我们已经看到，神秘主义因素对雅各宾党人的心理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新信仰的皈依者那里导致了残忍的狂热。

    同时，我们也看到，并非所有的国民公会成员都是狂热的盲信者，发展到后来，只有少数人是盲信者，因为，即使在革命议会最为暴虐的时候，绝大多数议员也都是温顺软弱的中间派。在热月政变之前，议员们因为害怕而投票赞成暴力，热月之后他们又附和温和派。

    在革命时代，这些适中性格的人在人数上占大多数，然而他们对最极端的冲动屈服。事实上，他们和那些暴力性格的人同样危险，后者的力量因为前者的软弱而更加嚣张。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到，一小部分心胸狭隘，但意志坚定的人，总是支配着绝大多数通常富有才能，但缺乏性格的人。

    除了狂热的使徒和性格软弱者之外，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只考虑如何牟取一己私利的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利用环境从中渔利，比如巴拉斯、塔里安、富歇、巴雷尔等，迎合强者，欺压弱者成为他们唯一的政治信条。

    从大革命一开始，这些“暴发户”就为数不少，卡米尔·德穆兰在1792年写道：“我们的革命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利己主义和自爱，它们集合起来就构成了普遍利益。”

    如果我们在另一章里加入观察到的这些细节，即关于政治巨变时代人们所体现出的各种精神状态的那一章中，我们将得出关于大革命时代人们性格的一个一般性观念。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已经得到详细说明的原则运用到革命时期最为显赫的那些人身上。

    二、委员会委员或特派员的心理

    在巴黎，国民公会议员的行动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支配、限制或鼓动。

    为了对他们做出恰当的评价，我们应该在他们行动自由、不受外部控制的时候观察他们，当国民公会派遣特派员到各个部门或地方“执行公务”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

    这些特派员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们。

    一个“执行公务”的特派员可以视其需要，对个人财产实行“征用”、扣押或充公；如果他认为合适，可以任意抽税，可以把任何一个人监禁、放逐或斩首，在他的辖区内他就是一个“帕夏”。

    他们把自己视为“帕夏”，在地方吃喝玩乐：“乘坐着六匹马的马车，前后卫兵环绕；坐在铺了三十张罩子的华贵餐桌旁，一边用餐，一边听音乐，周围簇拥着一群演员、交际花和阿谀奉承者……”在里昂，“科洛·德布瓦的庄严威仪活脱脱一个土耳其显贵。不经过三番五次的请求，没有人能见到他一面；在进入他的接待室之前得先通过好几个房间，并且必须和他保持至少十五步的距离”。

    我们能够想象这些擅权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市镇时所表现的傲慢和神气，在前簇后拥的卫队面前，稍有不轨举动就要脑袋搬家。

    此前，他们都是些找不到顾客的律师、没有病人来就诊的医生、被革去圣职的牧师、落魄的代理律师，生活窘迫而乏味；忽然之间可以和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暴君平起平坐。他们毫无怜悯地斩首、溺亡、射杀，于是，他们由先前卑微的地位青云直上到最显赫的当权者。

    无论是尼禄还是赫利奥加巴勒的暴政都没有超过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限制，而这些特派员根本毫无任何限制和阻碍。

    泰纳写道：“富歇拿着望远镜从他的窗户里观看对里昂两百一十名居民的屠杀；科洛、拉波尔特和富歇在执行死刑（对犯人排射连发）的日子里大宴宾客，每一次发射，都要发出欢乐的叫喊和欢呼，舞动他们的帽子。”

    在那些“执行公务”的特派员中，我们可以以前牧师勒蓬为例，来观察一下他嗜血好杀的精神状态，这家伙凭借无上的权威蹂躏了阿拉斯和坎布雷。他以及卡里埃的例子有助于显示一旦人类摆脱了法律和传统的约束，会堕落成什么样子。这个凶残的议员所表现的残忍，因虐待狂而加重，他在自家的窗户下架起断头台，这样他、他的妻子以及助手就可以从屠杀中获得即时的乐趣！在断头台的底下，设立了一个小酒馆，无套裤汉们可以进来喝酒，为了娱乐他们，刽子手们在人行道上把被斩首者的裸尸摆成各种荒谬的姿势。

    阅读1795年在亚眠印刷的对他进行审判的两本卷宗，就宛如是一场梦魇。在二十次的开庭过程中，阿拉斯和坎布雷大屠杀的幸存者每次都经过亚眠古老的市政大厅，那里，前国民公会的议员在接受审判。我们已经听不到那些哀恸的亡灵在述说着什么，整条街的人被处死；九十多岁的老人和十六岁的女孩就因为谴责了一次审判而被杀害；一边是被殴打致死，遭受凌辱，一边是张灯结彩，眉飞色舞；伴着音乐执行死刑；童子军被征募来守卫断头台；这样一个精神变态的总督道德败坏，玩世不恭；萨德的传奇故事竟然变成了英雄的史诗。当我们看到这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事件被揭露时，仿佛整个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恐怖统治之后，在最终吐净它的暴戾，向那些怯懦的人复仇，可是它覆灭的都是些不幸的人，他们成了一个令人憎恶的已经消失的制度的代罪羔羊。

    唯一可以为这个前牧师辩护的就是他只是在负责执行命令，他受到指控的那些事实早就众所周知，但国民公会从未因此而谴责过他。

    我已经指出，这些“公务在身”的特派员一下子就拥有了一种超过以前最有权势之暴君的权力，自然会嚣张至极，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他们何以如此凶残。

    这源于其他的因素。作为一种严格宗教信仰的使徒，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就像宗教法庭的检察官，绝不会怜悯为他们牺牲的人。而且，一旦摆脱了所有传统和法律的束缚，最残忍的本能就失去了羁绊，留在他们身上的就只有原始的兽性了。

    文明抑制了这些本能，但它们从根本上没有断绝。猎人的搏杀欲望就是一个永久的证据，居尼塞一卡尔诺在下面的这段文字里向我们展示，这种遗传性倾向在最没有危险的游戏中是如何表现其力量的，它唤醒了每一个猎人身上残留的野性：

    可以说，为杀戮而杀戮的乐趣是非常普遍的，它是狩猎本能的根基，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文明国家中，狩猎本身就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事实上，我们继续从事的这种活动，在我们未开化的祖先那里是生存所强加的：他们如果不去捕获猎物，那么就得饿死，而今天它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合法理由了。但是，它还继续存在着，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或许我们永远也挣脱不了这一加在我们身上如此之久的枷锁：我们无法消除自己在看到动物流血时产生的那种强烈的、经常是充满激情的快感；当我们为一种追祷的欲望所控制时，我们的怜悯之心就全部丧失了：最优雅、最机灵的造物，歌唱的小鸟，春天里的宁馨儿，栽倒在我们的枪口下，或者卡死在我们的陷阱中；我们看到它们受惊吓、流血，在可怕的痛楚中扑腾，用它们可怜的断爪寻求逃生之路或者拼命地抖动根本无法支撑它们的翅膀，这一切本都是你我的罪过，可是我们却从中发现了乐趣，丝毫没有同情的战栗……唯一的借口是这种返祖现象是如此强烈而冲动，即使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无法抗拒。

    在正常的年代里，这种异常的返祖现象是受到法律的限制的，它只能在动物身上得以发泄，但是，当法律规范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它立即就向人身上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恐怖分子可以从杀戮中获得强烈的乐趣的原因了。卡里埃说他在看到那些受害者承受痛苦的面部表情时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就是一个典型。在许多文明人中，残忍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本能，但它绝没有根除。

    三、丹东与罗伯斯庇尔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大革命中的两个中心人物，对于前者我不打算对他描写过多：他的心理状态并不复杂，而且我们是很熟悉的。起初他是俱乐部里的雄辩家，冲动而激烈，似乎总是热衷于煽动人民，但他的残酷仅仅体现在言辞中，他甚至常常为这些言辞所导致的结果感到后悔。从一开始，丹东就在上流社会中光彩照人，而他未来的对手罗伯斯庇尔，相比之下要暗淡得多。

    丹东曾经一度是大革命的灵魂，但他缺乏韧性和行为的坚定，并且他生活窘困，而罗伯斯庇尔则不是。罗伯斯庇尔持续不断的狂热最终击败了丹东间歇性的努力，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罗伯斯庇尔这样一个强大的民众领袖最后竟然被他软弱而平庸的对手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作为大革命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已经被人反复加以研究，但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要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巨大力量赋予了他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很不容易的，无论对大革命的敌人，还是对那些根本不可能敌视现存政府的同僚，都是这样。

    我们当然不应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泰纳评价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沉溺于抽象观念的“冬烘先生”；米什莱认为他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原则；他同时代的人威廉斯说：“他统治的一大秘密武器是通过诽谤或栽赃陷害而将对手搞得臭名昭著，以此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垫脚石。”

    有人认为罗伯斯庇尔雄辩的口才是他成功的原因，这是不得要领的：他总是把眼睛掩藏在风镜背后，痛苦地宣读他的演说，通常是一堆艰奥晦涩的抽象文字。国民公会里才华出众的雄辩家有太多了，比如丹东和吉伦特党人，可是最后，他们都被罗伯斯庇尔给击败了。

    这样的主流观点我们确实无法接受，即最后获得胜利的总是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里没有一点影响力，就逐渐地成了议会和雅各宾党人的主人。比约·瓦伦说：“当他进入救国委员会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了。”

    “他的历史叫人不可思议，”米什莱写道，“远比波拿巴的历史更了不起，他的崛起不露痕迹，看不到手腕，看不到势力的增长。这是一个正直的人，操行一丝不苟而尽忠职守，天赋中等，却能在一夜之间崛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大变革，就是在《天方夜谭》里也见不到这样的事。他随即拥有了比君主还要高的权威，并猛烈地抨击教权，真是一段惊人的历史！”

    当然，他也得益于他所处的环境，人们把他当作主人来寻求安慰，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一个偶像，但是，当时他已经声名鹊起，而且我们力图寻找的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我愿意相信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个人魅力，只不过逃过了我们的眼睛，这一点可以从他与妇女的良好关系中得到验证。那些日子里，“他的演讲可以让妇女哭泣……七八百人坐在看台上发出轰鸣般的掌声。在雅各宾俱乐部，他的讲话引来女人们动情的呜咽和叫喊，男人们的跺脚声则似乎要震翻大厅”。一个每年拥有1.6万英镑收入的年轻寡妇夏拉布尔夫人，给他写了封炽热洋溢的情书，并急切地盼望嫁给他。

    我们不可能在他的性格中寻找他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原因：他是一个性情急躁的抑郁症患者，他资质平平，抓不住现实，总是沉醉于幻想之中，狡猾而造作；他的突出特征是极端的自负，而且这种自负日胜一日，并在他末日来临时达到顶点。作为一个新宗教的大主教，他相信自己是被上帝派到人间来建立美德之统治的，他甚至声称自己就是永恒之主应允派来改造尘世的弥赛亚。

    为了文字上的虚荣，他殚精竭虑地修饰自己的演讲稿。他对诸如卡米尔·德穆兰这样的雄辩家或文学之士，怀有深深的妒忌，这也正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之一。

    “暴君怒火发泄的特殊对象是那些饱学之士，”我们上面征引过的那位作者写道，“对于他们，一种对同僚的嫉妒混杂着被压抑者的愤怒，因为他在迫害他们时所表现的憎恨与其说源于他们对其专制的反抗，毋宁说源于他们使之黯然失色的天才。”

    独裁者对他的同僚极为蔑视，他也直认不讳：他在盥洗的时候接见巴拉斯，修完胡须后对着他的同僚漱口，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更是傲慢至极。他对待资产阶级和议员们几乎是同样的鄙视，只有群众才能在他的眼里发现善意。“当至高无上的人民在行使他的权力时，”他说，“我们在他面前只有低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德和真理，不存在任何过激、错误和罪恶。”

    罗伯斯庇尔患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他砍掉别人的头颅不仅仅是因为他肩负着信徒的使命，还因为他相信自己处在敌人和阴谋者的包围之中。索列尔写道：“尽管他所顾虑的那些同僚是如此懦弱、胆怯，但他对他们的恐惧还是与日俱增。”

    罗伯斯庇尔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所实行的绝对专制，是某种领袖权力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暴君，在得到军队的支持下，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任何一个他想剪除的人，但是，仅凭一人之力竟然成功地将一大批与他平起平坐的人送上断头台，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罗伯斯庇尔的权力是如此专横，以至于他可以把最显赫的国民公会议员送上革命法庭，因而也就等于送上断头台。曾经煊赫一时的吉伦特党人在他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他甚至对可怕的巴黎公社发起了进攻，处死了它的领袖，并代之以一个听命于他的新公社。

    为了加快除掉他所不喜欢的那些人，他诱使国民公会颁布了《牧月法令》，该法令允许处死仅仅有嫌疑的人，正是借助这一法令罗伯斯庇尔四十九天内在巴黎处死了一千三百七十三人。他的同僚，成了疯狂恐怖的牺牲品，再也不敢睡在自己的家里；每次开会不到一百名代表出席；大卫说：“我相信我们山岳党人将不会剩下二十个成员。”

    让罗伯斯庇尔丢掉性命的正是他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力和国民公会的懦弱。他打算让它们投票通过一项措施，该措施将允许不经过议会授权，而秩序救国委员会的命令就足以把国民公会的代表送上革命法庭，也就意味着送上断头台。几名山岳党人和平原派的一些成员合谋起来推翻他。因为他自己知道已经被列入死刑黑名单，因而也就不必害怕失去什么的塔里安，在国民公会会议上大声地控诉罗伯斯庇尔的暴政。罗伯斯庇尔希望通过宣读在手里放了很久的一份演讲稿来为自己辩护，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无济于事的：以逻辑的名义摧毁对手是可行的；以逻辑的手段来领导议会却是痴心妄想。合谋者的叫喊淹没了他的声音；由于精神传染的作用，在场的许多议员都跟着重复“打倒暴君！”的口号，这就足以导致罗伯斯庇尔的垮台。议会当机立断，逮捕了罗伯斯庇尔等人，并宣判了对他的指控。

    巴黎公社打算营救他，但议会宣布被捕者“不受法律保护”，在这一充满魔力的口号之作用下，罗伯斯庇尔彻底倒台。

    “在这一时期，被宣判不受法律保护，”威廉斯写道，“对一个法国人所产生的效应无异于被宣判患上瘟疫；宣判不受法律保护就等于对民事权的褫夺，这就好比说人们相信自己会因患者所呼吸过的空气而受到感染一样。这对那些曾经把大炮对准过议会的炮手同样有效，无须进一步的命令，只消听到公社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他们立即就掉转炮口。”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所有同伙在热月10日到21日全部被送上断头台；次日，新的一批七十名雅各宾党人紧随他们的脚步；再后一天，又有十三个人被处决。于是，持续了十个月之久的大恐怖终于结束了。

    雅各宾大厦在热月的垮台是大革命期间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心理事件之一，那些促成了罗伯斯庇尔倒台的山岳党人从未料到它竟然意味着大恐怖的结束。

    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罗伯斯庇尔是因为他曾经镇压了埃贝尔、丹东、吉伦特党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当群众的欢呼告诉他们罗伯斯庇尔之死被当作是大恐怖的终结时，他们赶忙装得好像这是早已预料到一样。他们更多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平原派——也就是议会中的大多数人——曾经完全屈从于罗伯斯庇尔的控制，现在他们要猛烈地攻击这种政策，长期以来，哪怕是在他们对之憎恨至极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装作赞同它。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一群人曾经恐惧过，但现在已毫无恐惧可言了：平原派要为自己在山岳党人当政期间所经历的恐怖复仇，它们反过来要对山岳党人实施恐怖。

    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中的同僚对他的卑躬屈膝，绝不是心悦诚服地顺从于他的。独裁者让他们感到一种恐惧的心理，因此，他们对他竭尽吹捧之能事，但在这些钦佩和热情的掩饰下，内心一股强烈的仇恨在滋长着。当我们在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政府通报》上读到各个代表所撰写的报告，尤其是关于“罗伯斯庇尔、库通和圣茹斯特这三驾马车的阴谋”之报告时，同样会感到不可思议，就连奴隶也不会对一个倒台的主人如此恶言相加！

    我们读到，“这些恶魔一度重新起用了最恐怖的马略和苏拉的伎俩”，罗伯斯庇尔被视为一个极可怕的恶棍；我们被告知“同卡利古拉一样，他不久就会要求法国人民对他的坐骑也要顶礼膜拜……他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就把所有哪怕引起他一丝怀疑的人都处死”。

    这些报告遗漏了一点，即它们所影射的马略和苏拉之权势都得到了强大军队的支持，而罗伯斯庇尔的权力则除了多次得到国民公会议员的纵容之外，没有得到过任何支持。要不是他们的极端胆怯，独裁者的权力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诚然，罗伯斯庇尔是历史上最可憎的暴君之一，可是他与其他所有暴君所不同的是，在他所实行的暴政下，并没有士兵的支持。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罗伯斯庇尔的信条：或许除了圣斯特之外，他是雅各宾信仰最完美的化身，在他的身上，这种信仰之狭隘的逻辑、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以及不折不挠的严峻无一不体现得淋漓尽致。至今仍有许多仰慕者对他崇拜不已，昂墨就称他为“热月的殉道者”。已经有人提议为他树立一块纪念碑，我对此欣然同意，因为它有助于保存这样的证据：只要领袖们知道如何去操纵运作，群众将是何等盲目，议会将是何其温顺；他的塑像将让我们回想起，就是在国民公会打算推翻他的前一天晚上，它们还在为独裁者最具威胁的措施发出赞许和欢呼。

    四、富基埃·丹维尔、马拉、比约·瓦伦等人

    我将用上一节文字来谈一谈某些以其残忍本性著称的革命者，他们的暴行由于掺杂了其他的一些情感、恐惧和憎恨而变本加厉。

    富基埃·丹维尔是革命法庭的检察官，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险恶。此人从前颇有慈善仁义的美名，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残忍的嗜血者，以致对他的回忆只能激起人们的无限厌恶，这恰恰可以证实我在其他著作中得出的一个观点，即人的某些本性在革命时期会发生质变。

    在君主制被颠覆的时候，他还相当贫困，在这场社会巨变中他渴望得到一切，却不怕失去任何东西。他属于那种在动乱时期总是乐于把无政府状态维持下去的人。

    国民公会把权力移交给他，他不得不对近两千名被告的命运做出判决，在这些被告中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党人、丹东、埃贝尔等。他当面处决了所有的嫌疑犯，并毫不犹豫地背叛他先前的保护人，一旦他们中的哪一个落入他的手中，他都会做出指控。大革命为富基埃·丹维尔非常低劣的灵魂提供了一个让其发挥到极致的机会。在正常的年代里，由于职业规则的限制，他一生也就是一个平静而黯淡的公务员，这正是他在革命法庭的副手或者说代理人吉贝尔一利当东的命运。迪勒尔写道：“他应该和他的同僚一样为恐怖政策感到惊骇，然而，他却在帝国长官的高位上完成了使命。”

    一个有序社会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它确实能遏制那些危险分子，对于这些人，只有通过社会的约束才能控制住他们。

    富基埃·丹维尔至死都没有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判有罪，从革命的立场来看，对他进行审判是没有理由的。他难道不是仅仅在无条件地服从、执行他上级的命令吗？把他与派往各省的、无法控制的特派员等量齐观是不合理的，国民公会的议员审查了所有他经手的判决并最终得到了批准。他的暴行以及他审判囚犯的简便程序如果没有得到他的上司的鼓励，他们怎么可能保留自己的职位？在宣判富基埃·丹维尔有罪的同时，国民公会也等于在宣判自己那套骇人听闻的统治体制有罪。它当然理解这一事实，它把一些恐怖分子送上了断头台，而富基埃·丹维尔只是其中的一个忠实代表。

    除了富基埃·丹维尔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到主持革命法庭的迪马，他也表观出了一种极度的残酷，这种残酷随着强烈的恐惧心理而与日俱增。他在外出时总要带上两把装满子弹的手枪，他为自己的住宅设置了种种障碍，来访者只能通过一个小窗口和他说话。他对任何人都完全地不信任，即便连自己的妻子都不例外，他甚至把她投进了监狱，并打算在热月前把她处决。

    在国民公会所揭露的人当中，比约·瓦伦是最为疯狂，也是最为残忍的一个，他或许可以被视为野兽般凶残的一个完美典型。

    哪怕是在极为愤怒与痛苦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平静，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并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一项可怕的任务：在阿培监狱大屠杀时，他代表官方向刽子手表示祝贺，并许诺给他们金钱，然后就若无其事地回家了，就好像他只是在散步一样。他身兼数职：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国民公会的议长、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他先是把吉伦特党人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是王后；他以前的资助人丹东在提到他时说“比约是口蜜腹剑的家伙”；他先后批准了里昂的炮击、南特的溺杀、阿拉斯的屠杀；他组织了残酷无情的奥伦治委员会；他参与了《牧月法令》的炮制；他曾竭力怂恿富基埃·丹维尔；在所有的死刑判决书上都有他的签名，而且通常是第一个，并往往当着同僚的面率先签字；他毫无同情心、感情和热情可言；当其他人畏惧、犹豫、退缩时，他夸口要“揪住狮子的鬃毛”自行其是；为了使他那张阴沉冷漠的面孔与他周围的热烈气氛更协调，他现在给自己套上一副黄色假发，除了比约·瓦伦那阴险的脑袋之外，任何人带了这副假发都会使人发笑；当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反过来遭难时，他又弃之而去投向敌人，并把他们推到屠刀之下……为什么？他居心何在？没有人知道：他一点野心都没有，既不爱权，也不贪财。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们已经说过，在某些罪犯那里非常普遍的对血的渴望可以很好地解释比约·瓦伦等人的行为。这一类罪犯为了杀戮而杀戮，犹如运动员的射击游戏，他们仅仅为了体验破坏的快乐。在正常时期，具有此类嗜血倾向的人，一般出于对警察和绞刑架的害怕而克制了这些冲动，一旦他们可以自由地发泄它们，任何东西都制止不住。比约·瓦伦以及其他许多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马拉的心理状态更为复杂，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杀戮的渴望结合了其他因素——受到伤害的自尊、野心、神秘主义信仰等，而且我们还必须把他当作一个半精神错乱者来看，他一直都经受着自大症和各种顽固思想的折磨。

    在大革命爆发之前，他提出了一些伟大的科学构想，但没有人对他的唠叨感兴趣；他梦想着地位和荣誉，结果只在一个大贵族家里谋得一个极低微的差事。大革命为他打开了前途无量的未来之门，他带着对没有能够认可他才能的旧制度的满腔仇恨，成了最暴虐的那伙人的首领。在公开进行了“九月屠杀”之后，他创办了一份杂志，公然抨击每一个人，并不断叫嚣要求更多的死刑。

    马拉言必称人民的利益，一时成了群众的偶像，但他的大多数同僚对他却极为鄙视。就算他能逃过夏洛特·科黛的匕首，也必然躲不了断头台的铡刀。

    五、大革命后幸存的国民公会成员的命运

    国民公会中除了那些心理状态表现出特殊个性的成员之外，还有一些人如巴拉斯、富歇、塔里安、蒂翁维尔的梅兰等，完全没有原则和信仰可言，他们只知道牟取一己私利而已。

    他们竭力从公众的不幸中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在正常的年代，他们只会被视为十足的无赖，但在革命时期，一切善恶准则似乎都消失了。

    尽管还有几个雅各宾党人仍然执迷不悟，但大部分人在得到财富以后就和他们的信仰断绝了关系，并成了拿破仑的狂热追随者。康巴塞雷斯在与沦为阶下囚的路易十六的谈话中称呼他路易·卡佩，等到帝国时，他却要他的朋友们在公开场合叫他“殿下”，而在私人场合叫他“阁下”，这就充分暴露了许多雅各宾党人在对平等的渴求中所暗藏的嫉妒之心。

    “大多数雅各宾党人，”马德林写道，“都非常富有，而像沙博、巴齐尔、梅兰、巴拉斯、布尔索、塔里安、巴雷尔等人都拥有城堡和地产，那些至今还不富裕的人不久也会腰缠万贯……在共和三年的委员会中，仅热月党成员中，就有一个未来的公爵，十三个未来的伯爵，五个未来的男爵，七个未来帝国的参议员，六个未来的地方议员；除了他们之外在国民公会里，还有未来的奥特朗托公爵和未来的勒戈尔特伯爵，不下于五十个共和派在十五年后都拥有了头衔、纹章外套、羽饰、马车、养老金、必要的不动产、旅馆以及城堡；富歇在死的时候资产竟达六十万英镑。”

    于是曾经被严厉谴责的旧制度之特权很快又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重新恢复。为了实现这一结果，毁灭法兰西、焚烧整个外省、扩大苦难、使无数家庭陷入绝望、颠覆欧洲乃至在战场上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都是必要的！

    在这一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人们可能做出的评价。

    伦理学家不得不对某些个人的道德品行作严格的区分，是非善恶，泾渭分明，因为他所依据的评判标准是社会如果要成功地维持下去就必须得遵从的标准，但心理学家不能这样：他的目标首先是理解，知道其所以然，批评将在完全的理解面前退隐消失。

    人类的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在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木偶很少能摆脱那些驱动它们运转的专横力量，这些力量包括遗传、环境与现状。我们现在正试图对那些人的行为做出解释，但没有人敢肯定假如自己就是那些人，我们的行为会是什么样子。

    第五卷 古代传统与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

    第一章 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挣扎：督政府

    一、督政府的心理

    由于各种革命议会的部分成员是同一些人，所以，有人可能就认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非常相似的。

    在正常情况下，这或许是事实，因为一种不变的环境往往意味着性格的稳定。但是，一旦当环境发生如大革命时期那样的迅速变化，人的性格必然会发生改变以适应它，督政府的情况就是如此。

    督政府包括几个迥然不同的议会：两个大议会，由各自不同类别的代表组成；一个非常小的议会，有五位督政官构成。

    两个较大的议会因其软弱而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国民公会：它们不再受民众暴动的胁迫，督政官已经有效地防止了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但是，它们得无条件地服从督政官的专断指令。

    由选举产生的第一类代表大多数都是温和派，他们已经厌倦了雅各宾党人的暴政。新的议会梦想在法兰西的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并建立一个没有暴力的自由政府。

    但是，由于受到命运的捉弄，这些代表跟他们的前任一样，或许可以说他们所做的事情总是与他们所希望的恰恰相反，这是大革命的一条规律，同时它也表明事件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意志之外。他们希望适可而止，结果却仍然不加节制；他们打算清除雅各宾党人的影响，结果却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力图挽救国家的败落，结果却带来了新的祸患；他们立志实现宗教和平，最终却用大恐怖时期更为严厉的方式迫害、屠杀牧师。

    由五位督政官所组成的小议会之心理状态完全不同于下议院。每天面对新出现的困难，督政官不得不解决它们，而大议会却全然不顾现实，一心想着实现自己的抱负。

    督政官中盛行的想法非常简单，他们对原则不感兴趣，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住自己法兰西主人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不明智的措施，为了扫除障碍，他们甚至取消许多地区的选举。

    督政官感到自己没有能力统治法国，索性就让它放任自流。他们竭力通过专制手段支配法国，却从未治理法国，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法国最需要的就是治理。

    人们往往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国民公会在历史上是一个强硬的政府，而督政府则是一个软弱的政府。事实恰恰相反：称得上强大政府的恰恰是督政府，而不是国民公会。

    从心理学角度看，我们或许很容易就可以解释督政府时期的政府与此前国民公会时期的政府之间的差异，只要我们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一个由六百或七百人构成的集体非常容易受到感染性狂热情绪的影响，就如8月4日之夜贵族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那样，甚至容易受到个别意志坚强者之一时冲动的支配，就如他们向欧洲诸君主发起挑衅那样。但是，这样的热情或冲动实在太短暂不足以拥有持久而强大的力量。而一个五人委员会则很容易为一个人的意志所左右，因而更容易受到持续的决心之影响，也就更容易遵循一个固定的行为模式。

    督政府时期的政府被证明是缺乏治理能力的，但它从不缺乏坚强的意志：没有什么可以制约它的行动，无论是对法律的崇敬，对公民的顾虑，还是对公众福利的热爱；它把一种专制强加给法国，这种专制之程度不亚于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任何一个政府，包括大恐怖时期的政府。

    尽管它所使用的方法与国民公会的方法非常相类，并且它以一种最为残暴的方式统治着法国，但是，督政府和国民公会一样，它从来就不是法国的真正主人。

    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我前面已经指出的：物质的强制不足以支配道德的力量。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是：人类的真正指导原则乃是其历代祖先建立起来的道德架构。

    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被庇护于法律和值得尊敬的传统之中，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一基础已被抽空了的国家里，生活状态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周围的环境，我们只看到这一伟大事物令人厌恶的一方面，而很容易忘记社会只有在强加了某些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存在。法律、礼仪和习俗对人类那些野蛮的自然本能构成了一种制约，这些本能在我们身上从未根绝。

    国民公会以及随后的督政府的历史向我们证明：一个摧毁了自己传统结构的民族，妄图依靠并不充分之理性来充当人为的社会黏合剂，将会导致何等程度上的混乱。

    二、督政府的专制统治：大恐怖的复发

    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使军队忙于军务而无暇他顾，并掠夺以获取财富，督政官决定再次发动征服战争，这一伎俩在国民公会时期曾颇为灵验。

    督政府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军队赢得了骄人的胜利，尤其是在意大利。

    —些被入侵的民族是如此天真，以致指望这些入侵者能够保护它们的利益，但它们不久就发现所有的军事行动都伴随着压迫性的税收、对教堂和国库的掠夺等。

    这一扩张政策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一个新的反法联盟形成，该联盟一直维持到1801年。

    督政官对国家的状况以及自己在重建国家方面的无能漠不关心，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与一系列的阴谋做斗争以保住自己的权位。

    这项任务足以使他们自顾不暇，因为各个政治派别的武装尚未解除。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在企盼一个强有力的手腕来恢复秩序。每个人都感觉到，督政府以及共和政体将不复存在。

    一些人梦想复辟王政，一些人妄图重建恐怖体制，而其他人则在期待一位将军主政，唯有那些国有财产的购买者害怕政府发生任何变动。

    督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1797年5月，议会中有1/3成员改选，新当选的大多数议员都对督政府体制充满敌意。

    督政官当然不会因为这样的小事被牵制，他们宣布四十九个地区的选举无效；取消了一百五十四名新议员的资格，其中还流放了五十三人，在后一批人当中有大革命时期最杰出的人物：卡尔诺、特隆松·杜·库德雷、波塔利斯等。

    为了胁迫选民，军事委员会支持督政府，胡乱地处死了一百六十人；将三百三十人放逐到亚那，其中有一半的人流放不久就死了；驱逐了大批回到法国的流亡者和牧师，这就是所谓的果月政变。

    这场政变主要打击对象是温和派，但也并不止于温和派；随之而来的是对激进派的迫害，督政官发现雅各宾派的议员太多了，因此宣布取消其中六十人的选举结果。

    督政官的专横本性在上述事实中被一览无余，在那些措施的详细细节中明显地暴露出这一点。我们所看到的是，法国的新主人同大恐怖时期最残忍的代表们一样嗜血好杀，残酷无情。

    虽然没有再架起断头台来当作家常便饭，但是他们却以流放的形式取代断头台，受害者的生存机会少得可怜。比如，将他们装在铁笼里送到罗什福尔，让他们在各种恶劣的天气中生存，然后，把他们塞到小艇上运走。

    “在代卡德到贝翁内瑟之间的甲板上，”泰纳说，“那些可怜的囚犯，他们处在热带的高温下，空气的缺乏使得他们将要窒息，他们在受尽欺辱压榨之后，最终死于饥饿或窒闷；等到主亚那航程结束时，被押送的一百九十三名犯人在二十二个月后才到达代卡德，那时存活下来的只剩下三十九个人；而送抵贝翁内瑟的一百二十个人中，仅有一人幸存。”

    当督政官看到每个地方都有天主教在复兴，因而他们认为这些牧师正在图谋不轨，暗地里反对他们，因此仅在一年之内，就有一千四百四十八名牧师被驱逐或送上船艇，毋庸置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草率地处死了。大恐怖事实上完全死灰复燃。

    督政府的独裁专制已经渗透到各个行政部门，其中以财政部门为甚。它打算收取六亿法郎的税收，所以就强迫那些议员通过一项增税法案，但最终的结果却不甚理想，只收到了一千两百万法郎；迫不得已，它决定强制借贷一亿法郎，导致的后果就是大批工厂关闭、商业停顿和家庭失业，以这一毁灭性代价换取了四千万法郎的收入！

    为了确保更加有效地控制外省，督政府通过了所谓的质押法（the Law of Hostages），这项法律使每个地区都因为各种过失上缴了一大批抵押财产。

    我们很容易能够想象得到，像这样一个体制，自然太容易激起人们的憎恨了，到1799年年底，先后有十四个地区发生叛乱，四十六个地区的起义一触即发。如果让督政府继续执政的话，社会的彻底解体将是无可避免的。

    单以财政方面而言，当时的社会解体已经相当严重了：无论是金融，还是工商，所有的一切都在崩溃；随着指券贬值到原来价值的百分之一，财政部的借贷收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对政府债券的持有人和政府公务员来说，他们是不可能拿到报酬的。

    在外国旅行者的印象中，这个时候的法国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并被其居民遗弃的国家。毁坏的桥梁、堤坝和荒废的建筑物使得在交通上极为不方便；土匪常常出没于废弃已久的道路上，进行烧杀抢掠，有些地段甚至只有从这些帮伙的头目那里购买通行证以后才得以通过；工厂和商业基本歇业，在里昂，一万五千家工厂和作坊中有一万三千家被迫关闭，勒阿弗尔、波尔多、里尔、马赛、里昂等地都变成了一座座死城；当时的普遍现象就是贫穷与饥荒。

    同样骇人听闻的，是道德上的混乱与失序：奢侈与享乐的欲望、豪华的宴会、珠宝以及富丽堂皇的豪宅被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独自享有，他们包括股票经纪人、军队承包商以及那些实际上靠掠夺发家的掩人耳目的金融家，他们使巴黎在表面上呈现出一幅繁华祥和的虚假景象，同时它也迷惑了许多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学家，惊人的奢侈挥霍的背后，很少有人看见被它掩盖下普遍的穷困。

    书本里的督政府编年史对于我们理解谎言所编制的历史极有帮助。近来，这一时期为题材常常出现在戏剧当中，并且这种风尚仍然有人在着，一种大恐怖后的歌舞升平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事实上，督政府上演的戏剧比起大恐怖来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其残忍暴虐毫无不同。督政府最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憎恨，以致它自己都感觉到已经无法维持统治，于是它们就为自己物色了一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不但能够替代自己，而且还能够保护它们的利益。

    三、拿破仑的崛起

    在督政府统治的后期，无政府状态及社会解体在法国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每一个人都在企盼一个精力充沛，并且可以恢复社会秩序的人。早在1795年，一些议员就曾经考虑过王朝复辟，但是路易十八却宣称，他要彻底恢复旧秩序，将所有财产都物归原主，并对那些参加革命的人加以严惩，因此他很快就被人抛弃了。基贝隆毫无意义的冒险最终使那些未来王权的支持者与之疏远。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保王党人所表现出的平庸无能和心胸狭窄证明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大部分都是合理的。

    既然不可能恢复君主制，那么，当务之急就应该寻找出一位将军，当时唯一可以承担此重任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波拿巴。意大利战争使他声名鹊起，在穿越了阿尔卑斯山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胜利，先后攻破米兰和威尼斯，几乎无往不利。然后，他挺向维也纳，当奥地利皇帝决定战败求和的时候，他的军队仅差二十五里路就已抵达维也纳的城门。

    虽然他的声望逐渐升高，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为了使自己的名望得到进一步抬高，他说服督政府入侵埃及，以此削弱英国的势力，于是，1798年5月，他从土伦誓师出发。

    这种对威望的不断需求源于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学观念，这一点拿破仑本人在流放圣赫勒拿岛时说得很清楚：

    那些最有势力、最开明的将军，长期以来一直力劝这位出生于意大利的将军采取措施，登上共和国元首的宝座，但他断然拒绝了；他还没有把握仅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稳操胜券。他深谙统治的艺术以及这个伟大民族所需要的东西；大革命时代的人以及议会的想法与他的想法分歧太大，他知道自己尚不可任意而为，他不愿意拿自己的声誉冒险。他决定向埃及出发，但是一旦环境许可，他就会再度崛起。

    拿破仑在埃及并没有待多久，他很快就被他的朋友召回了，他在弗雷儒斯登陆，人们对拿破仑的归来饱含热情，处处张灯结彩：两位督政官和一些主要的部长早已事先做好了准备。计划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得到了实施，雾月18日的政变易如反掌地取得了成功。

    在摆脱了那伙压迫、剥削这个国家如此之久的邪恶小人之后，所有的派别都精神振奋。毫无疑问，法国将出现一个专制政体，但它不可能像之前的那个政体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雾月政变充分证明我们已经说过的一点是正确的，即那些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极为容易理解与确认的历史事件，不管有多少人亲身经历过，仍然不可能形成准确的判断。

    三十年前，人们对雾月政变是怎么评价的呢？它被视为一个野心家所犯下的政治罪行。但事实上，军队在整个事件中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将少数几个顽抗的议员驱逐出议会的甚至并不是士兵，而是议会自己的卫队。政变的真正发动者是政府本身，而整个法兰西都是同谋。

    四、大革命持续的原因

    一系列的后果都由大革命的基本原则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放公职，人民享有主权，控制国库开支等。如果我们以此来限定大革命持续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说大革命仅持续了短短几个月。到1789年年中时，所有这些目标都已基本实现，接下来的岁月里没有增加什么新花样。然而，大革命实际上所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

    依据官方历史学家所给我们的期限，我们将看到，大革命只延续到拿破仑的崛起，其跨度在十年左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即在新的原则确立之后，竟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混乱不堪、充满暴力的阶段？我们在对外战争中是不可能找到原因的，对外战争曾因反法联盟内部的钩心斗角以及法国的节节胜利而多次中断；我们更不可能将它归咎于法国人对革命政府的同情，因为大革命时期历届议会的统治更加令人痛恨和鄙视。无论是造反还是麻木地投票，大多数法国国民都对这种体制深恶痛绝。

    法国人对革命制度的憎恶，长期以来都被人所误解，近来的历史学家对此深有揭露。作者马德林最新出版的一部关于大革命的著作，对他们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总结：

    从1793年开始，一部分人就一直操纵着法国大革命和共和国；现在，有3/4的法国人希望大革命可以适可而止，或者宁愿把它从那些可憎的剥夺者手中解放出来，但这些人殚精竭虑地支配着这个不幸的国家……只要他们仍然掌握着权力，大恐怖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在他们的打击下，不管是谁敢反对其恐怖政策，都必然会遭到他们的迫害。

    直到督政府结束统治的时候，政府还把持在雅各宾党人手里，他们努力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希望通过谋杀与掠夺获取不义之财，因此只要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他们继续享有这些东西，他们情愿将法国交给他。他们同拿破仑议定雾月政变，就是因为路易十八满足不了他们的愿望。

    但是，这样一个暴虐而软弱的政府竟然能够苟延残喘这么多年，我们到底又该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不难解释，那就是：有很大一群人可以从大革命的延续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这一点是根本性的原因，假如大革命只是一种理论信仰，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很可能极为短暂，但是这种刚刚确立的信仰随即就脱离了纯理论的范畴。

    大革命确实没有仅仅只是褫夺君主、贵族和教士的政治权力，它在将旧的特权阶级的财富和特权转移到大多数农民和资产阶级手里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革命体制顽固的支持者。那些人从贵族和教士那里掠夺来财产，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土地和城堡，他们对君主制的复辟很有警觉意识，生怕一旦旧制度卷土重来，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一个政府才能得以存活，直至一个铁腕人物出现，重新构建社会秩序。这个铁腕人物所许诺的除了大革命的道德成果之外，还包括其物质成果，波拿巴自然很清楚人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很快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革命尚存争议的物质成果以及仍很脆弱的理论原则都被他的制度和法律所吸引。所以，说大革命是随拿破仑的崛起而告终的，这是很错误的观点，然而恰恰相反：拿破仑完成并巩固了大革命，而并非破坏了大革命。

    第二章 秩序的恢复：执政共和

    一、大革命的成果如何为执政官所认可

    我们从执政府的历史中寻求到的心理学材料，就像先前阶段那样丰富。首先，它向我们揭示，一个强有力之个人的工作效率要比一个强有力之集体的效率高出许多。波拿巴很快就结束了困扰共和国十年之久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秩序暂时得到了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四届议会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哪怕是采用最严厉的镇压手段，然而，他只凭一人之力，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实现了。

    波拿巴的权威立即镇压了巴黎的各种叛乱和冀望着王朝复辟的反抗，并重新确立了法兰西在精神上的统一，它曾经由于强烈的敌视和仇恨而分崩离析。波拿巴用一种个人专制代替了集体专制，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利益，毕竟他的专制远比当时的暴政要宽松。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很少有人厌恶他的统治，不久人们就怀着无限的敬畏和虔诚接受了他的统治。

    过去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共和政体被波拿巴颠覆了，今天看来，明显是迂腐的，事实恰恰相反：他保留了一切可以保留的共和遗产，如果没有波拿巴，共和主义的遗产将几乎全部毁灭。正是波拿巴通过制度和法典，巩固了大革命一切可行的工作——特权的废除，法律面前的平等，等等。此外，执政府还继续称自己为共和政府。

    如果没有执政府，那么复辟的君主制很可能会取代督政府，而大革命的绝大多数成果将毁于一旦。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波拿巴，那么督政府不可能在人们的普遍厌恶中幸存下来，它必然要被推翻，路易十八很可能将重登帝位。当然，十六年以后，他还是如愿以偿了，不过在这十六年中，波拿巴通过法律和习俗赋予了大革命强大的力量，以致复辟的君主根本不敢动摇它们，财产权也没有恢复到旧制度的状况。

    如果督政府当时就被路易十八所取代，那么事态的结局将截然不同：他可能会将所有的旧制度都恢复，而新一轮革命势必要爆发，我们知道使查理一世垮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企图恢复原来的统治。

    抱怨波拿巴的专制多少有些天真：法国人在旧制度下受着多种多样专制的压迫，而共和政体建立的是一种比君主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专制。专制那时候是一种正常情况，它如果没有带来了秩序的混乱，人们是不会反抗它的。

    大众心理的一条永恒规则是：在他们制造出无政府的混乱之后，就会寻求一个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的主人。因此，波拿巴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对象。

    二、执政官时代法国秩序的重建

    一旦掌握了权力，波拿巴就得承担起重建法兰西的艰巨任务：国家现在是伤痕累累，百废待兴。在雾月政变的第二天，拿破仑就着手起草一部宪法——几乎是他独自一人操刀，这部宪法注定要赋予他绝对的权威，以使他有足够的能力统御各个派别，重整国家。只花了一个月时间，这部宪法就制定出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共和八年宪法》，直到拿破仑的统治结束后，这部宪法才终止使用，这中间只有少许修改。三位执政官行使行政权，其中两位执政官只拥有建议权，因此第一执政官也就是波拿巴自己，他成了法国的唯一主宰。大臣、国务委员、大使、地方行政长官以及其他官员都受他任命，并拥有宣战或媾和的权力；他同时也拥有立法权，因为只有他可以创立法律，这些法律然后交给三个议院：参政院（the Council of State）、保民院（the Tribunate）和立法院（the Legislative Corps）讨论和投票，第四院也就是元老院（the Senate）事实上充当了宪法的护卫者。

    尽管拿破仑是独裁的，但即使是在议定最琐碎的事务之前，他也要召集其他的执政官来商议；立法院在他统治期间的影响无足轻重，但若没有得到参政院的咨询，他从不签署任何法令：参政院由全法国最知名、学识最渊博的人士组成，他们将法律准备好之后，交送立法院讨论通过。由于是秘密的投票，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对法案提出批评。在波拿巴的主持下，参政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最高法庭，它甚至可以对大臣们的行为进行审查。

    拿破仑对参政院非常信赖，因为它的成员都是杰出的法学家，他们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专长。波拿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理学家，他从不信任那些平民出身、纸上谈兵的大多数议员，整个大革命期间，这些人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波拿巴希望实现为人民的统治，但并不求助于他们；人民在他的政府中无足轻重，他们只享有对新宪法投票的权利；偶尔他也会诉诸普遍的投票，但这种情况是相当少的。立法议会成员的填补更替由各议院相互推举产生，而不是由选举产生。

    在筹划一部旨在巩固自己权力的宪法过程中，第一执政从未指望它能在重建国家方面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在他草拟宪法的同时，也为重新建设法兰西承担了大量司法、财政和行政方面的工作。巴黎集中了各种权力，每个省（department）设省长，由一名秘书长协助工作；每个大区（arron dissement）设区长，配备一个委员会；市镇（commune）设一名市长，连同一个市政委员会工作。所有的官员均由部长任命，而不是像共和国时期那样由选举产生。

    这套行政体系使一个全能的国家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得以确立，后来的政府继承了这套行政体系，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在一个自身陷于深刻分裂的国家里，为了避免地方专制，中央集权始终被沿袭。

    正是由于对法国人国民性的深刻认识，这套行政组织的基础才得以建立。它很快就恢复了法国被中断了如此之久的平静与秩序。为了完成国家的精神和解，政治放逐犯被赦免，教堂重新向教徒开放。

    在社会大厦的重建过程中，波拿巴还亲自操刀起草了一部法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旧制度习俗的借用，正如有人指出的，它是新法律对旧法律的一种过渡或妥协。

    第一执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么繁重的任务，他首先就不得不使一部宪法赋予他绝对的权力。如果他把一切措施都提交给议会，那么他绝不可能将国家从无政府状态中解救出来。

    《共和八年宪法》显然已经将共和政体转变成了一个君主政体，这个政体起码和路易十四“君权神授”的君主政体同样专制。作为适合于当时形势需要的唯一可供选择的宪法，它反映了一种心理上的必然性。

    三、执政府事业成功的心理因素

    所有能够对人发生作用的外部力量，最后都有可能转化为心理的力量。一个深谙谋略的统治者必须理解这些心理力量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历届的革命议会对这些力量视而不见，而波拿巴却深谙如何运用它们。

    历届革命议会都是由相互对立的派别组成。拿破仑意识到，要想驾驭这些派别，自己就必须要独立于任何派别之外。他深深地懂得，一个国家的精华乃是那些散布于各个政治派别之中的优秀分子，于是他对他们推崇备至，一律加以擢用。他在政府中的代理人都是从保王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雅各宾党人等多种政治势力中分别挑选的，尽可能做到唯才是举。

    波拿巴一方面接受旧制度支持者的帮助，但另一方面还是谨慎地让他们知道他打算维持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许多保王党人还是团结在了新政府的周围。

    从心理学角度看，执政府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它实现了宗教和平。造成法国分裂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还不如说是宗教意见的纷争。旺代一部分地区的彻底性破坏因为军事斗争的结束而终止，但它并未平息人们的心灵。既然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教会的首领可以促成和平，于是波拿巴就毫不犹豫地同他进行妥协。他与教皇签订《教务专约》乃是一个真正心理学家的明智之举，他知道道德的力量无须使用暴力来征服，武力迫害只能导致更大的危险。尽管他与教士实现了和解，但仍然竭力将他们置于自己革命心理学的控制之下，主教由国家任命并发放薪资，这样他依旧是主人。

    拿破仑的宗教政策是高瞻远瞩的，然而现代雅各宾党人往往会忽视它的意义，他们一味地沉溺于自己狭隘的盲信，他们无法看清这一点：将教会从政府中分离出去就意味着又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所以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将遇到一个阶层的反对，一个在法国境外对法国怀有敌意的主人——教皇，将会蛊惑这些人反对本国政府，给敌人一种他们本不该拥有的自由是极端危险的，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让教士独立，而我们今天的做法却与之恰恰相反。

    波拿巴此时所面临的困难要远远大于他在加冕称帝以后所遇到的困难，只有对人的深刻理解才能帮助他战胜这些困难。

    未来的主人目前为止还远不是真正的主人：许多地方仍有叛乱爆发，土匪还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米迪地区正在经受各派党徒的兵燹之灾。

    作为执政，波拿巴还不得不与一些将军进行周旋与抚慰，甚至连他的兄弟也合谋反对他。拿破仑是皇帝的时候，他没有敌对的党派要对付，但在他还是执政官的时候，他就得和所有的派别斗争，并在它们中间保持平衡。这一项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自20世纪以来，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的政府还不多。

    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策略、意志以及交际手腕的一种非常巧妙的混合。作为执政官，波拿巴感到自己此时尚未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于是他就为自己建立了一条准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按照大多数所希望的那样统治”。作为皇帝，他通常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只要根据自己的理想来统治即可。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历史学家和诗人，都对雾月政变存在很多的争议，这样的时代已经销声匿迹了。断言“法兰西在穑月的阳光普照中获得解放”实际上是多么虚幻！维克多·雨果等人对这一时期所作的判断同样地荒谬。我们已经看到“雾月罪行”的积极同谋不仅包括政府本身，而且还包括所有的法国人，事实上，把法兰西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就是雾月革命。

    有人或许要问，那些聪明饱学之士为何做出如此错误的论断呢？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在根据自己的信仰看待历史事件，我们知道，真理在那些挣脱不掉信仰之束缚的人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最明显的事实也会被遮蔽，事件的历史沦为梦想的历史。

    希望理解我们刚才简略勾画出的这段历史的心理学家，如果他独立于任何一个党派之外，并对一切党派所具有的激情了如指掌的话，他所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他决不会奢望对过去横加指责，那是一个不可克服之必然性的时代。当然，拿破仑也使得法兰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壮丽史诗因两次远征的失败而落下帷幕；即使在他去世以后，他所遗留的威望还能将继承他姓氏的子嗣推上帝位，但拿破仑三世所发动的第三次远征同样功亏一篑，其影响我们至今挥之不去。

    所有的这些事件都和它们的起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其理想演变中，为一种重要现象所付出的必要代价，那就是人们不可能试图一下子就与他们的祖先割断联系，除非他们自己的历史过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三章 最近一个世纪的传统与革命原则相冲突的政治后果

    一、法国革命运动不断的心理原因

    在后面检讨最近一个世纪里革命思想之演进的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在半个多世纪里革命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播速度相当缓慢。

    在这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民和资产阶级对革命思想并不感兴趣，只有非常有限的几个信徒受其蛊惑，但他们的影响足以激发几次革命，这主要是政府的过失。在我们考察了引发革命的心理因素之后，我们将对这些革命作检讨。

    我们最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动乱史足以证明：人们更多的是受自己心理意识的支配，而不是受他们的统治者竭力强加给他们的制度之支配。

    法国连续不断的革命是这个国家中心理意识迥然不同的两部分人相互斗争的结果：一部分人信仰宗教，主张实行君主制，并长期以来一直受传统的影响；而另一部分人实际上也受传统的影响，但赋予传统以一种革命的形式。

    从大革命一开始，两种对立的心理意识之间的斗争就已经存在得很明显了。我们看到，尽管进行着最可怕的镇压，叛乱和阴谋却一直在进行着，直到督政府的统治结束。这就证明，过去的传统深深植根于大众的心灵之中。有那么一段时期，六十个地区都发生叛乱反对新政府，直到几次大规模屠杀之后才被镇压。

    波拿巴所要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在旧制度与新理想之间建立某种妥协，他必须得找到一些制度来调和造成法国分裂的这两种对立的心理意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主要是采取了一些折中的措施，此外就是为非常古老的事物冠以新的名称。

    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兰西实现了精神上的完全统一，这在法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但这种统一依赖拿破仑的权威而存在，在他垮台之后，原来的各个派别迅速死灰复燃，并一直延续到当代。一些派别依赖着传统势力，而另一些派别则对传统势力剧烈地排斥。

    如果在信徒与冷漠者之间发生这种冲突，那么它就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冷漠总是宽容的，但不幸的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之间产生了斗争。世俗的派别很快就采取了一种宗教的外表，它伪称的理性主义几乎成为最狭隘的教士精神的替代形式，近年来，尤为明显。现在，我们已经指出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是不可能和解的，因此，一旦教士掌权，他们对自由思想家不可能比今天后者对前者更宽容。

    在法国，大多数政治信仰的起源，甚至在老练的政治家身上都能激发强烈的仇恨，这常常让外国人大为惊讶。

    在法国，不同的信仰者之间的相互憎恨、攻讦常常加速政府及内阁的倒台，少数派之间从不拒绝联合起来反对得势的党派。我们知道一大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被选进当今的议会，靠的就是保王党人的支持，这些人和他们在大革命时期一样，还是愚蠢至极。

    导致法国分裂的诸原则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而且它肯定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谁可以预见它将来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巨变。纪元之前的雅典人如果能够推知他们的社会纷争将导致整个希腊的倾覆，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内讧了，但是他们如何才能预见这一点呢？

    二、百年法国革命回顾

    在考察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法国所经历的革命运动的心理原因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对这些接连不断的革命作一下大致的概括了。

    反法联盟的君主在击败了拿破仑之后，将法国的疆土缩减到它原来的边界，并把唯一的君主候选人路易十八拥上了王位。

    通过一个特别宪法，新国王接受了代议制政府下立宪君主的地位，他认可了大革命的一切成果：法律面前的平等、信仰自由、民事法典以及对国有财产的售出不予追究等，但投票权受到了限制，它仅限于确定税收的数目。

    这部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遭到了极端保王党人的反对，他们企图复辟旧制度，归还国有财产，并重新享受原来的旧特权。

    路易十八害怕这样一种反动会导致一场新的革命，于是解散了议会，温和派议员再次当选。路易十八清醒地认识到，在法国任何复辟旧制度的企图都将激起一场普遍的叛乱，因此，他能够按照既定原则继续他的统治。

    不幸的是，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后继承王位的是前阿图瓦伯爵查理十世，此人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他吹嘘说自己从1789年以来从未改变过想法，他准备了一系列法律：给予流亡贵族四千万先令的赔偿、渎神法、恢复长子继承权以及授予教士的特权等等。

    大多数议员对他的反对就愈加严重，1830年，查理十世签署法令解散议会，镇压舆论自由，并开始复辟旧制度。

    运动的领袖梯也尔、卡齐米尔·佩里埃、拉法夷特等人，传唤路易·菲利普——此前人们很少注意过他的存在——到巴黎，并宣布他为法国的新国王。

    面对人民的冷漠以及仍然效忠于正统王期的贵族的敌意，新国王向资产阶级请求援助。一项新的选举法把选举人减少到二十万人，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绝对支配地位。

    一方面，共和主义者通过他们的秘密社团——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民众社团，在1830年到1840年发动了数次间歇性的暴动，但很快就被镇压了。

    另一方面，教士和正统主义者也没有停止他们的阴谋：亨利五世的母亲德贝里公爵夫人在旺代试图起义；至于教士，他们的要求最后使他们变得如此不宽容，竟然发动了一场叛乱，巴黎的大主教官就是在这次叛乱中被毁坏的。

    一场支持选举改革的运动在1848年演化成一场新的暴动，结果出人意料地将路易·菲利普推翻了。

    一个临时政府在巴黎市政厅宣告成立，以代替倒台的君主。它宣布建立共和国，确定普选，并颁布法令要求人民对一个九百人的国民议会进行选举。

    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出现的心理现象如今再度重演，新成立的民众社团的领袖不时地鼓动群众胁迫议会，而其理由通常严重缺乏常识，比如要求政府去镇压波兰的一次起义等。

    在拿破仑三世统治的初期，它是一个专制政府；在其后期，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他的统治维持了十八年，1870年9月4日的起义推翻了帝国，那是色当投降之后发生的事情。

    自此以后，革命运动就很少发生了，唯一的一次重要的革命就是1871年3月的革命，这次革命致使巴黎的许多纪念物被焚毁，处死了两万多名起义者。

    1870年战争以后，选民们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后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他们把大批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保王党代表送进了议会。由于无法在建立君主制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任命梯也尔为共和国总统，后来又代之以马歇尔·迈克马洪。1876年的选举，同后来的所有选举一样，大多数共和主义者再次被选进了议会。在此之后的各种各样的议会通常都分裂为数个派别，并由此导致内阁多次更替。

    然而，多亏这种党派分裂所形成的平衡，换来了四十多年的相对平静。共和国的四任总统都不是因为革命而倒台的，即使有零星的暴动，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88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布朗热将军的民众运动差一点颠覆了共和国，但它最终还是安然无恙地幸存了下来，并成功击败了各个派别的进攻。

    目前的这个共和国能够得以维持，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在相互对立的派别中还没有一个强大到可以压倒其他所有派别的程度；其次，国家首脑只具有象征性，有名无实，所以国家所遭受的不幸无法归咎于他，即使把他推翻了，那也于事无补；最后，由于最高权力分布在数千人手里，责任同时也就分散了，因此很难确定谁是始作俑者。一个暴君很容易就可以被推翻，但是对于一群匿名的小暴君，你怎么来反对他们呢？

    因此，国家的暴政不断地得到延伸，这是我们历次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我们所知道的法国一切政府体制的共同特征。这种形式的暴政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民族观念，因为法国持续动荡的唯一结果就是这一暴政的强化。国家主义（Statism）是拉丁民族真正的政治制度，其他的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帝国制——都不过只是空洞的标签、毫无意义的影子。

    第四章 革命原则的新近发展

    一、大革命后民主思想的逐步传播

    如果一种理论一旦在人们的思想中稳固地扎下根来，并有坚硬的外壳，那么它就会经历多少代的风风雨雨而不衰，持续地发挥作用。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那些理论也遵循这一法则。

    尽管作为一种政府形式而言，大革命的历史是相当短暂的，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大革命的原则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这些原则以一种宗教信仰的形式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情感和思想方向。

    虽然几度中断，但大革命却薪火相传，直到今天依然可见其影响：拿破仑的作用不仅在于他颠覆了旧世界，改变了欧洲的版图，再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当年开疆拓土的奇迹，更重要的是，由大革命及其制度所树立的新的人民权利观念已经通过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征服者军事上的丰功伟绩早已烟消云散，但是他致力传播的革命原则却得以传之后世。

    继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出现的五花八门的复辟，使人们对大革命的原则多少有些遗忘了。在其后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大革命原则的传播极为缓慢，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已经完全把这些原则抛之于脑后。只有那么几个理论家还接受革命原则的影响，作为雅各宾派简单主义精神的继承人，他们相信通过法律可以实现社会从头到脚的彻底改造；他们试图说服人们，让人们相信，第一帝国只是中断了大革命的任务，他们希望能够把这项任务继续下去。

    他们期待着卷土重来，重整河山，同时，他们致力于以著述的形式传播大革命的原则。作为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的忠实追随者，这些理论家从来就没有停下来问一问自己：他们的改革计划是否同人类的本性相一致。他们实际上正在为一种理想的人建立一个空想的社会（chimerical society），并且相信，一旦他们的梦想得以实现，人类将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

    任何时代的理论家都缺乏建设性的设计，他们总是倾向于破坏。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曾断言：“即使专制的存在坚如磐石，那些理想主义者和那些理论家也会想方设法地将它碾为粉末。”一大群空想家如星河灿烂，如圣西门、傅立叶、皮埃尔·勒鲁、路易·布朗、基内等，在他们当中，我们发现只有奥古斯特·孔德才懂得态度和思想的转变必须先基于政治的重建。

    理论家的改革蓝图绝不是支持了民主思想的传播，恰恰相反地阻碍了它们的传播。有几位理论家声称，社会共产主义（Communistic Socialism）将使大革命的雄风得以重建，结果，这使得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感到恐慌。我们已经看到，对这些念头的恐惧正是导致帝国复辟的主要原因之一。

    19世纪上半期，那些作者苦心经营出来的空想主义著作都无足深论，今天，我们对这些观念本身已经不屑一顾了，尽管如此，仔细比较一下宗教观念和道德观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是非常有趣的。改革家深信，新社会的建立，没有宗教信仰和道德信仰将会一事无成。为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建立这样的信仰。

    但是，这样的信仰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答案很明显，当然是理性。既然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创造出复杂的机器，那么，为什么理性就不能创造出宗教和道德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东西呢？那些改革家都深信宗教或是道德的信仰是以理性逻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奥古斯特·孔德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他曾创立过一个所谓的实证宗教，而且至今还有一些追随者。在这个宗教里，科学家将在一个新教皇的指导下构成新的教士阶级，这个新教皇将取代天主教教皇。

    所有这些观念，从长远来看，只能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使群众越来越远离民主原则。

    如果那些民主原则最后确实被普遍接受了，那么，它也不能归功于这些理论家，而只能归功于在新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推动了大型工场的建立。经济的扩张逐渐开始支配政府和人民的意志，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尤其是工团主义的扩张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成了民主思想的当代形式。

    二、大革命三个基本原则的不均衡发展

    我们可以用一个警句完整地概括法国大革命的遗产，那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其中，平等原则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是其他两个原则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虽然这些字眼的含义看起来十分清楚，但是，对于它们的理解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而发生改变。我们知道，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会对同一字眼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是历史上引发各种冲突的常见原因之一。

    譬如，对国民公会的代表来说，“自由”仅仅意味着拥有无限专制的权力；对一个年轻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同样的一个字眼就意味着摆脱了那些让人厌恶的东西：传统、法律、高傲等；而对现代的雅各宾主义者来说，自由的意义则主要在于迫害对手的权力。

    尽管政治演说家在他们的演讲中，还经常提及自由，但他们已经很少提到博爱了。他们今天要教导我们的不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联合，而是它们之间的冲突。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以及领导它们的政党之间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自由已经变得疑窦重重，博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平等的原则却在肆无忌惮地疯长。在20世纪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政治变革中，平等原则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我们的法律、行为模式以及风俗习惯都必须以平等为基础，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平等原则构成了大革命的真正遗产。对平等的渴求——不仅是法律面前的平等，还包括地位和财产的平等——正是民主的最新产物，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枢轴。这种渴求尽管与一切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法则相背离，但它仍然非常强烈，以致在社会各个方面散布开来。一度中断的情感与理性之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过，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是情感而非理性。

    三、知识分子的民主与大众民主

    到现在为止，一切发生巨变的思想观念都遵循两条规律：一条是，这些思想的演变非常缓慢；另一条是，它们的意义将随着接受其精神状态的不同而发生彻底的变化。

    一种学说就好像是一个生物体，它只有进化以适应环境，才能得以存活：对那些瞬息万变的事物，著作是不可能做出及时回应的，所以，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发展的阶段只能属于过去。著作无法反映活生生的现实，而只能反映那些死寂的东西：一种学说的书面陈述常常代表了该学说中最没有生气的部分。

    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已经作过探讨，制度、艺术以及语言这些要素在由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我还探讨了这些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与书本中所描述的真理是如何不同。我现在提起这个问题仅仅是为了说明，在讨论民主思想时，为什么我们很少会把注意力放在反映这一学说的文本上，以及为什么我们只关注隐藏在民主思想背后的心理因素和这些心理因素在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各式人中激起的反应。

    首先，我们来对大众的民主考察一下。我们得知，书本或期刊上的民主思想仅仅是来源于文人的抽象理论，民众对它们完全不了解，而且，这种理论的实现不会给民众带来任何东西。尽管从理论上说，工人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竞争，冲破他们与上层阶级之间的网罗，从而进入上流社会，但是，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建立一种选择机制，就是知识分子民主的唯一目标，以便从他们当中挑选精英，充当领导阶级。如果选择是真实的，那么，这种民主本无可争议，它恰好证明了拿破仑的那句格言：“统治的真正方法就是雇用精英，但必须在民主的形式下进行。”

    不幸的是，知识分子民主只能导致一小撮专制寡头的神圣权力代替国王的神圣权力，它的狭隘与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之花并不会因此而绽放。

    大众民主决不会以选举统治者为目标，平等精神和改变工人命运的渴望已经完全支配了它，因此，大众民主不接受博爱的观念，也没有太多的热情显示在自由方面。除非是在独裁制度下，否则政府是不可能实现大众民主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大革命以来的所有专制，政府都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而在今天，工人阶级的公会也是按照独裁的方式运作的。

    情况一直如此，而且这也正是从柏拉图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思想家从来就没有谁拥护过大众民主的原因。埃米尔·法盖对这一事实极为震惊，他指出：“几乎所有的19世纪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什么人曾经是民主主义者，尽管我挖空心思想要找到这么一位，以便我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

    当然，他也可以找到大量的民主主义的职业政治家，但是，这些职业政治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的凤毛麟角。

    四、天赋不平等与民主平等

    当今时代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便是民主平等与天赋不平等之间的调和问题。我们知道民主渴望的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自然（Nature）是如何回应这些要求的。

    从古代希腊英雄时代一直到当代，民主思想曾多次激荡全球，但它却总是与天赋不平等发生冲突。一些观察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由教育造成的。

    事实上，自然并不知道什么是平等，它从不均匀地赋予人们以天才、美貌、健康、活力、智力以及所有那些使一部分人比其他人优越的能力。

    这些差异并不是理论所能改变的，因此，民主学说将只能停留在字面上，除非遗传的法则可以让人类在能力上实现整齐划一。

    自然不但不知道如何促进平等，而且，自创世以来，它始终借助连续的差异，也就是说，借助逐渐的不平等，从而实现进步。恰恰是这些不平等才使得早期地质时代那些低微的细胞进化为高等生物，这些高等生物的出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同一种现象也发生在社会当中。那种从平民阶级（popularclasses）中挑选优秀分子的民主形式，最终将导致知识贵族的产生，这一结果与那些抽象的理论家的梦想是相矛盾的，他们的梦想在于将社会中的精英分子贬低到一般人的水平。

    自然的法则虽然与平等理论矛盾，却为现代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机会。科学和工业要求越来越多地考虑知识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必然会进一步扩大。

    因此这样一个显著的现象摆在我们眼前：法律与制度试图拉近个人之间的差距，而文明的进步则倾向于进一步扩大个人之间的差距。封建制度下的农民与男爵在知识上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但工人与工程师之间的差异却太过明显了，并且，这种差异正在与日俱增。

    当能力成为促成进步的主要因素之后，每一个阶级中那些精明强干之士的地位就会直线上升，而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则只能维持原状，或者每况愈下。必然性之所属，势不可当，法律又能做些什么呢？

    那些无能之人声称自己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因而也就在力量上占据了优势，这无异于掩耳盗铃。优秀的大脑所做的工作将使所有的工人受益，一旦没有了这些大脑，他们将很快坠入贫穷与无政府的深渊。

    在现代的文明社会当中，精英的重要角色似乎太过显而易见了，以至于无须过多强调。一个民族，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其一般民众皆为平庸之辈，在这一点上，各民族之间相差无几，而前者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它所拥有的那些优秀的大脑。美国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禁止中国工人移民入境，因为这些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在能力上是接近的，但他们要求的工资较低，这将对美国本土工人构成强大的竞争。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看到，群众与精英之间的对抗性越来越强。精英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但也没有哪个时代的精英像今天这样难以为继。

    科学、艺术以及工业的进步使一个国家的实力得到增强，促进了成千上万名工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这还是得益于一小部分优秀的大脑。

    设想一下，如果发生什么奇迹使得社会主义早在一百年前就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了，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风险、投机、首创精神都将受到压制，进步将是不可能的。那些劳工还将一如既往地贫困下去；人们所获得的将只是一种一群平庸的心灵出于嫉妒而渴望实现的贫穷中的平等。人类永远都不会为了满足如此低劣的理想而终止文明的进程。

    第五章 民主演进的结果

    一、非理性价值对社会进化的影响

    自然的法则与民主的热望并不协调；这一事实从来就没有使人们心目中的教条发生过动摇，被信仰所支配的人是不会为民主的真正价值所困扰的。

    研究一种信仰的哲学家就不得不探讨它的合理性内容，但他更关心的是这种信仰对普通人的影响。

    如果用理性来解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伟大信仰，那么，这一对比的重要性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诸如名目繁多的神祇，如果以理性观点来看，它们仅仅是一些幻想而已，然而，它们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容小觑的。

    这一对比同样也适用于中世纪流行的诸多信仰。虽然都是些幻想，但它们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好像它们与现实完全吻合。

    若有人怀疑，就请比较一下罗马帝国的统治和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吧。前者的统治是相当务实的、脚踏实地而丝毫没有掺杂任何幻想的东西，而后者虽然纯粹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之上，但它却是完整而强大的。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正是由于教会的统治，那些半野蛮的民族才接受了社会的约束和规范，并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没有这种民族精神，文明自然也不会有。

    教会所拥有的力量再次向我们证明，某些幻想的力量相当之强大，它甚至足以使人们产生一些与个人利益甚至是社会利益截然对立的情感。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民主的演进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到，民主正在加速其演进的过程。对于中世纪的教会，它拥有一种能够深刻地影响人们心理状态的力量。在考量民主学说所导致的某些后果时，它们的力量丝毫不逊色于教会的力量。

    二、雅各宾精神与民主信仰的心理

    当今一代的雅各宾主义者不但继承了雅各宾派的革命原则，而且也继承了促使他成功的特殊心理状态。

    在我们考察雅各宾精神（Jacobin spirit）时，我们曾经描述过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看到，它总是试图通过暴力推行其自以为真实的幻想：在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拉丁国家，雅各宾精神最终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所有的政党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甚至包括那些保守的政党：不但资产阶级深受它的影响，而且，普通大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雅各宾式的不宽容（Jacobin intolerance）流毒甚广，以致统治者常常肆无忌惮地采取最革命的手段来对待他们的敌人：任何一个政党只要稍加反抗，就会遭到残酷的迫害，甚至会被剥夺财产。直到今天，我们的那些统治者，其一举一动还同古代那些征服者如出一辙，被征服的人别指望从胜利者那里得到任何宽宥。

    不宽容绝不是只存在于社会下层阶级，在统治阶级之间，同样盛行不宽容。米什莱早就指出，有教养的阶级实施的暴力常常甚于普通大众。当然，这些人并不会去砸毁街灯，但是，他们却足以使人人头落地。在革命的过程中，最激烈的暴力莫过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所实施的暴力，比如教授、律师等。人们常常以为接受过古典教育的大学教授一定是温文尔雅的，但是，从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你去读一些高水平的期刊，你就会对我刚才所说的确信无疑了。

    这些人的著作同他们的文章一样，对暴力的溢美之词充斥其中，人们不禁感到奇怪，这些命运的宠儿内心隐藏的仇恨怎么会如此之多呢？

    他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说，他们是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利他主义（altruism）热情的驱使，但这一点非常引人困惑。我们更愿意相信，抛开狭隘的宗教心理（religious mentality）不说，希望受到当权者的注意或希望得到一种有利可图的声望，才是他们在作品中竭力鼓吹暴力的唯一可能的解释。

    在我以前的一部作品当中，我曾经从法兰西学院一位教授的著作中摘录了几段文字。在那里，作者对资产阶级加以抨击，并竭力煽动人民剥夺他们的财产，我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诸如此类著作的作者当中，一场新的革命很容易就会找到它所需要的马拉、罗伯斯庇尔和卡里埃等人。

    雅各宾主义的信仰（Jacobin religion）同古代的信仰一样，对那些低能的心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些人被信仰蒙蔽了眼睛，他们相信理性是自己的指南，然而事实上，真正让他们心驰神往的只是他们的激情和冲动。

    因此，民主思想的演进不仅产生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种政治后果，而且它还对现代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任何人在社会财富或智力上只要一超出了中等人的水平，就会招来嫉恨。这种对优越性的仇恨心理今天仍盛行于社会的所有阶级当中，从下层的工人阶级到上层的资产阶级无一例外。导致的结果就是嫉妒、诽谤、好斗、嘲讽、迫害、愤世嫉俗以及对正直、无私和知识的不信任。

    在法国，从最普通的公民到那种有深厚涵养的名流，他们之间的交谈无不充满了对一切事物、一切人的诋毁和辱骂之词，甚至连那些最伟大的死者都在劫难逃。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贬低著名人物丰功伟绩的书籍，哪怕这些人曾经被视为我们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嫉妒和仇恨似乎在任何时候都与民主理论牵扯不清，但是这些感情从未像今天这样肆意蔓延，它让任何观察者都感到触目惊心。

    其他的一些后果虽然带有间接性，但其意义之深刻毫不逊色。所有的这些影响均以一种普遍的不服从和无政府状态的形式表现出来。

    社会运动继之而来，它就像一台加速运转的机器，因此，这种感情的结果将变得更加重要。这种感情在那些后果日趋严重的罢工事件当中一次又一次地暴露。

    这里所引征的言论只是叙述了众所皆知的一些事实，它向我们表明：共和政体最坚定的支持者自己都认识到了社会的无序化发展。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一事实，但人们也都意识到，既然到了这种地步，谁都无可挽回。实际上，这一局面完全是由心理影响造成的，它的力量远远超越了我们意志的力量。

    第六章 民主信仰的新形式

    一、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工团主义运动

    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民主问题或许源自工人阶级近来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正是由工团主义运动或公会运动造成的。

    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组合在一起的集体，我们就称它为工团主义，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工团主义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全球性的运动，某些工团组织的财政预算甚至与一些小国比肩而立。

    劳工运动（labour movement）在每一个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表明，它并非乌托邦理论家的幻想，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它的目标、手段及其发展趋势来看，工团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亲缘联系。在《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一书中，我对此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因此，这里我只想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两种教义之间的区别。

    如果说工团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是以社会主义的萎缩为前提的话，那么，我再重复一遍，这仅仅是因为这种合作运动综合了现代工业专业分工所带来的某些需要。

    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可以看到工团主义的诸多表现形式。在法国，它取得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工团主义在法国采取了革命形式——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所以，它落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掌控之中，至少暂时还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对工团主义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本身都不太感兴趣，他们仅仅是想利用新的学说来达到破坏现代社会的目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他们在指导思想上看起来有很大不同，但是，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对他们财产的掠夺使他们有了共同的最终目标，他们因此而走到了一起。

    工团主义者的学说与大革命的原则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可以说它在许多方面与大革命是完全对立的。更确切地说，工团主义代表了向集体组织形式的一种回归，它类似于大革命期间被禁止的那些行业协会或社团。因此，工团主义所构成的这种联合正是大革命所谴责的，工团主义坚决反对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国家中央集权。

    工团主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原则没有任何兴趣，工团主义者要求其成员绝对服从纪律，这就等于取消了一切自由。

    由于这些辛迪加组织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相互之间施加暴虐，所以，它们目前还表现出相互尊重的情感，勉强还可称得上博爱。但是，一旦它们强大起来，它们之间的利益对立必然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就像古意大利共和国时期的行会组织那样，到那个时候，目前的博爱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平等转瞬之间被最强有力的一方施加的专制所取代。

    这样一种黯淡的前景看来已经为时不远了。新的力量在迅速增长，政府在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只能通过不断的让步和屈服聊以自保：让步这一可耻的策略一时半会儿或许派得上用场，但从长远考虑这样的危害甚大。

    然而，最近，当矿工协会（MineIB'Uruon）威胁要举行罢工使英国的工业生产陷于停顿的时候，英国政府不得不在无奈之中被迫采取这种妥协退让的办法。协会为其成员要求最低的薪资保障，却不受最低工时的限制。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奇怪而危险的景象：区区一个俸禄居然威胁要让一个地区赖以生存的商业和制造业陷于瘫痪，并且，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矿工所拥有的力量几乎是无穷的，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与之相匹敌的力量。封建制度下的男爵能实施这样一种暴政吗？有哪个美国的托拉斯组织在行使其合法的权利时能够如此蔑视普遍利益呢？我们的法律、社会组织以及各行各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达到了一种相当完美的程度，但是，同它还在比较粗陋的时候相比，它使我们的先辈更加容易受到重大的威胁，就像我们目前这样……当前，我们正目睹这一势力的首次示威，如果我们对此稍有疏忽，它将吞噬整个社会……政府对矿工的无理要求表示屈服，这一态度解释了某些事实，那些反抗社会的人正在取得胜利。

    二、当代的一些民主政府何以会逐渐演变成官僚政府

    今天，由民主思想所带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冲突正在把一些政府推向一个难以预料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将使政府最后只能保留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对于这一发展过程，我将简要地指出它的影响。专横的必然性依旧是控制事件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它的压力下，政府权力被褫夺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它的影响。

    现在，民主国家的政府是由那些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投票，通过法律，从他们当中任命和撤换部长，并且临时行使行政权。这些部长自然是经常变动的，这是投票的要求；由于他们的继任者属于一个不同的政党，所以他们将根据不同的原则进行统治。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很简单的，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表面上进行统治的部长，实际上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治理国家；他们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制约和支配，仅限于发表一些几乎没人关注的演说，并处理少数无关紧要的事务。

    内阁部长这一表面的职权，既没有权威，也不可能持久，不过是政治家的傀儡罢了，但在其背后，却有一种隐藏的力量在暗地里发挥着作用，它的权力正在持续增长。这种神秘的力量来自惯例、特权阶层和连续性，那些部长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是根本无法同这一力量相抗衡的。在行政机器中，职责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以至于一位部长根本就不会发现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在反对他。他一时的冲动将受到一个由规章、惯例以及法令构成的网络的钳制，因为他随时需要利用这一网络，并且，他自己对它所知甚少，因而根本就不敢对它稍有违背。

    政府的公务员阶层为这一法则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证据：他们得势以后，就开始变得不可一世，不时发出威胁，甚至举行罢工。因此，行政部门的权力在国家中形成了一个小的“国中之国”，并且，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它很快就会成为国家中唯一的权力。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中，将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力。因此，我们所有的革命都将导致国王的地位和权力的剥夺，以便将权力和地位赋予那些不负责任的、无名而专制的政府雇员阶层。

    我们不可能预见到所有那些可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阴影的冲突，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只能说，这是一种需要，它最终会为各种冲突的事物带来平衡。世界平和地按照它自己的旨意运行，而不管我们那些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或早或晚，我们都得设法使自己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困难是如何能尽量地避免更多的摩擦，尤其是要摆脱那些空想家的白日梦。他们即使没有力量重新建设世界，却总是竭力想颠覆世界。

    雅典、罗马、佛罗伦萨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都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但它们最后都成了这些可怕的理论家的牺牲品，无论在何时何地，它们都导致了同一种后果，那就是：无政府状态、独裁和衰落。

    但是，这些沉痛的教训并没有警醒当代为数众多的革命家，由他们的野心所激发的运动将会把他们自己吞没，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所有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唤醒了群众心目中依然泯灭的希望，刺激了他们的欲望，并且侵蚀了多少个世纪以来慢慢建立起来的对群众构成约束的堤坝。

    盲目的群众与少数精英之间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连绵不绝的事实之一，历史多次证明，失去平衡的人民主权的胜利是一种文明行将结束的显著特征。精英从事创造，而平民则倾向于破坏；前者一旦失势，后者紧跟着就开始了其钟爱的工作。

    伟大的文明要想繁荣昌盛，首先就必须控制住它们所包含的低劣成分。一种民主的暴政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独裁、扩张以及最终独立的丧失，不只是在古希腊才会发生；个人的暴政常常产生于集体的暴政。在伟大的罗马，它完成了第一轮循环，在野蛮人的统治下，它完成了第二轮的循环。

    我们在本书中研究了历史上重大的革命，但我们特别关注所有的这些革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即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达20年之久，其影响至今余音未绝。

    法国大革命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源，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如此丰富的经验。

    我在各种不同的著作中所详细论述的那些原则，无一不可在这场伟大的戏剧中找到无数的例证，这些原则包括大众心理的短暂性、民族精神的持久性，信仰的作用，神秘主义因素、情感因素和集体因素的影响以及各种形式的逻辑之间的冲突等。

    在国民公会当政期间，类似的悖论更是随处可见。国民公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痛恨暴力；作为多愁善感的哲学家，他们热烈地呼唤自由、平等和博爱，但结果却是以最可怕的专制而告终。

    在督政府统治时期也出现过同样的悖论。一开始，议会的意图是极为温和的，但它们却不断地通过血腥的政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希望重建宗教和平，但最终却把成千上万的牧师送进了监狱；它们打算在法兰西的废墟上重整河山，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徒然地增加了废墟的数量。

    因此，在革命时期，人们的个人意志与他们所组成的议会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真实的情况是：投身革命的人常常会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支配，使他们身不由己。尽管他们相信自己是按照纯粹理性来行动的，但实际上，他们接受的是神秘主义、情感以及集体要素的影响。他们自己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我们也不过是直到今天才开始理解的。

    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不甘心接受人类本性的事实，在人类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试图以理性的名义来改造人和社会。

    任何一项以此为使命的事业，从一开始就要注定失败。那些声称能够改变人性的理论家，必然要动用一种超过以往任何一位暴君的权力。

    然而，纵使他们拥有这种权力，即使革命军队取得了胜利，他们用尽了严刑酷法和接连不断的镇压，大革命留给人们的却只是一堆又一堆的废墟，并且最后不得不以独裁统治而告终。

    既然经验对教育人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样一种尝试变得毫无意义，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如果没有大革命，对这一点我们恐怕很难证明，即完美的理性并不能改变人性，因而，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根据立法者的意志进行重建，哪怕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

    民主权的原则，改革者才试图将他们的教条强加于人。在领袖的引导下，人民不断地干涉议会的决议，并犯下了最残忍的暴行。

    大革命时期的大众史具有不同寻常的教育意义，一方面，它让我们看清了那些赋予大众精神以一切美德的政治家的谬误所在；另一方面，大革命的历史也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旦从作为文明之根基的社会制约中解脱出来，放任其本能的冲动，它很快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再现其祖先的野性。每一场取得胜利的大众革命都是向野蛮主义的一次暂时回归。如果1871年的巴黎公社持续下去的话，它就可能再次上演恐怖的一幕。由于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杀那么多的人，所以它只好将首都的珍奇无比的纪念物付之一炬。

    各种心理力量一旦从那些用以约束它们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就会发生冲突，大革命正好体现了这样一种冲突。大众的本能、雅各宾主义的信仰、古代的影响、欲望、爆发的热情，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人们陷入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激烈冲突当中，在这10年的时间里，法兰西血流成河，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座废墟城市。

    从长远来看，这似乎就是大革命的全部结果。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件，因此，只有借助于分析，才能理解和领会这一伟大戏剧的实质，为我们展现不断激励着其主角的动机。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受到各种形式的逻辑的支配，这些逻辑包括理性逻辑、情感逻辑、集体逻辑以及神秘主义逻辑，它们之间或多或少能够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但在大变革时期，这些逻辑发生了冲突，于是，人们也就变得不是自己了。

    在本书中，我们绝没有低估大革命在争取人民权利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果的重要性。然而，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成果所付出的代价，是废墟和流血；它们本来可以在稍晚的时日里通过文明的自发进程毫不费力地获得。为了赢得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物质灾难和道德瓦解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承受道德瓦解的后果。载入史册的那些残忍暴行将很难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至少今天尚存。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更愿意采取行动，而不只停留于思考上。对于哲学家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他们不屑一顾：那种连物质的本质特征还没有弄明白的空洞思考，怎么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呢？

    敏于行动自然是一件好事，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行动的结果，但只有受到恰当指引的行动才是有益的。大革命时代的人都是对行动的重要性确信无疑的人，然而，他们却把幻想作为行动的指南，结果最终犯下了灾难性的大错。

    对事实不以为然的行动常常不会是有利的，它声称要剧烈地改变事件的进程，但人们不能把社会当作实验室中的仪器用来做实验。我们所经历的政治剧变向我们表明，为这样的社会错误所付出的代价之惨重。

    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实验几乎毫无好处。空想家在追求他们自己的梦想时，也激发了群众的欲望和热情，各个民族每天都在扩军备战。所有的人都感到在目前世界范围的竞争当中，弱小的民族几乎无立锥之地。

    在欧洲的腹地，一个可怕的军事大国正在崛起：其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它渴望支配世界，以输出商品。它不久将无力养育本国逐渐增长的人口，它要为这些人口寻求生存的空间。

    如果我们继续为政党纠纷、国内的明争暗斗、无聊的宗教迫害以及束缚工业发展的法律所困扰，内耗使我们的凝聚力减弱，那么，我们不久将要失去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我们将不得不让位给那些更加团结的民族，它们能够使自己适应自然的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ies），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现在不是过去的重复：虽然在历史发展的细节中充满了不可预见的因素，但其发展的主线却遵循着永恒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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