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战的头几个月内，法国的学者与作家们纷纷加入笔者谓之为“知识动员”的宣传活动，在国内外出版刊物并进行公共演讲。在国际舆论战场上，他们与德国人展开激烈交锋，驳斥德国人对战争不负有责任的主张；在对国内及中立国的宣传中，他们也详尽论述了法国为何必须战斗并将继续战斗，直至获取最终胜利。
在以上活动中，法国人发现了两个问题，并纷纷给予了极大关注。第一个问题有关德国学者们在开战头几周内的奇怪表现：为什么93名最杰出的德国学者公然违抗众所周知的事实，抛出一份颠倒黑白的宣言？这分明与他们客观、公正的学术作风大相径庭。在这份臭名昭著的《93宣言》中，德国学者们全盘否认了德国的一切罪行：蓄意挑起战争、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残害无辜平民、违反国际法、故意无视既定公约。这彻头彻尾的谎言激怒了法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决心列出所有罪证，让一切针对德国的指控都变得不容辩驳。
《93宣言》引起法国知识界思考：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世界知名的德国学者背弃学术声名，抛弃真理，转而捍卫谎言。与此同时，法国人还发现了第二个问题：在香槟攻势失败后，法军处于空前的不利地位，却体现出坚忍不拔的意志与非凡的决心，这又该如何解释？第一个问题使人警觉，第二个问题则令人敬畏。德国学者在战争动员下发表《93宣言》的行径为人不齿，法军面对战争的表现出人意料，二者却同样发人深省。
对于以上问题，古斯塔夫·勒庞在《战争心理学》中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都基于一些他在已有著作中充分阐述的原则。他写这本书的目的看来并非为加入本来就已是众说纷纭的公共讨论，而是要改变这种讨论的性质，利用心理学规律更充分有力地解释德国学术界何以如此癫狂、法国人何以如此充满斗志。勒庞坚信只有心理学才能揭开集体行为的谜团，因此否定了所有现存解释，认为它们不准确、没有说服力，没能认识到“那种感性、神秘、共同的力量”在政治家、知名学者和普通士兵的集体行为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战争心理学》一书引入了心理学原则，以弥补以上提及的不足，同时也捍卫了勒庞本身的学术地位——当时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直至1914年，占据学界主导地位的都是笛卡尔主义与新康德理性主义学派。
勒庞一直力图在作品中宣介，集体行为是非理性（但是真实的）力量的产物，这对当时统领法国学术与教育界并限制勒庞学术成就的理性主义思维构成了挑战。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一名学者若要成就学术名誉，就要在巴黎大学获取一席教职，或是获准加入法兰西学院的五个学院之一。在这两条前进道路上，勒庞都持续地、反复地受到阻遏。他不仅不能在巴黎大学或是巴黎任何一所与之相当的教育机构获得教职，也没能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他逐渐开始厌恶这种被学界放逐与边缘化的处境，被迫加入法国知识界的大讨论中。因此，《战争心理学》不仅针对国外敌对势力，也是对国内知识界主导思想与个别人士的反驳。
乍一看来，与“一战”期间法国学者们写作并出版的许多文章和书籍相比，《战争心理学》并无特殊之处。在此书中，勒庞每每不留情面地将德国人称作禽兽，这或许比同类作品更加露骨地流露出反德倾向，但也不算太突出。说到底，反德在当时是法国学术界的流行趋势，勒庞只是在书中采取了更多形式，并用更多论据抨击德国人。与许多其他同处“一战”时期的作家一样，勒庞肯定了德国应对战争爆发负有责任，谴责了德国的战争暴行，批评德国学者软弱且毫无原则，并刻画了德国人在服从政府权威时体现的奴性和在欺凌弱小时暴露的残暴。勒庞指出，普鲁士利用自己的大学、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爱国社团，加速了德国军事化进程。法国人的著作普遍指出，“一战”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普鲁士王国寻求在德国全境和欧洲大陆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勒庞在书中还提出一些观点：德国的科学在1914年之前备受全世界尊崇，实际上却多为派生与模仿；德国的教育无论如何严谨苛刻，都缺少反思。勒庞坚称，这是由于德国更加注重小节而缺乏全局观念。帮助德国在全球工业和技术制造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不是智力，而是“组织性”——这在现代世界非常有用，也促成了现代德国的大量成功，但并不值得赞扬。
因此，尽管《战争心理学》一书中某些论点似乎与法国其他学者一致，分析过程却大为不同。该书就一些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提出质疑，而不是一味赞同。如果认真研读，读者便会发现勒庞并不认为德国在1914年是有意识地发起战争，并不认同战争是理性计算的产物，也不认为是德国哲学催生了泛德主义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他与许多法国评论家一样，认为德国确实对比利时和法国平民犯下暴行，并从中立信息来源搜寻了许多证据来佐证这一观点。解释德国知识分子们的集体谎言时，勒庞敦促读者考虑到“心理传染”在此种情境中的恶性影响。
在战争初年，多数法国学者都认为，德国宣战是由于其坚信自己有权利统治欧洲。领土扩张主义和自负情绪持续发酵，最终驱使德国不断推进前线并压迫邻国。在解释德国为何将1914年的巴尔干冲突转化为世界大战时，诸如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evy-Bruhl）和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等法国学者都强调了泛德主义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
其他学者认为，德国的侵略性并非来自近期的历史，而来自至少一个世纪前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传统。如果将战争归罪于泛德主义及其政治盟友的投机主义，显然存在问题，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没有深究泛德主义的渊源。拉维斯（Ernest Lavisse）、布特鲁（Emile Boutroux）和许多其他法国学者认为，费希特和黑格尔可被视作泛德主义的创始人，而泛德主义应为德国的侵略负责。因此，费希特和黑格尔应对1914年战争的爆发负责，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来自其哲学传统。
勒庞认为以上观点既没有充分理由，也不具有说服力。尽管他认同德国应对战争负责，却否认德国在1914年8月确实希望发动战争。他承认曾由于爱国主义冲动“和法国多数人一样认为德国在找借口向我们开战”，但是出于对现有证据的尊重，他对此予以重新检视。当他更认真地研究这些资料时，“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得出这一结论：尽管德国导致战争最终不可避免，在战争真正爆发时德国却并不希望如此。”勒庞尽管知道在就这一点的看法上自己是少数，却毫不犹豫地指正索邦大学的教授们关于德国有意挑起战争的说法。对此他自己也观察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法国唯一持此观点的，直到最近我看了巴希（Victor Basch）的作品，才得知他也持同样观点。”
若要相信德国利用了1914年危机并故意挑起世界大战，就必须相信德国的行为完全出于理性计算。勒庞将这种看法斥为“现代最具灾难性的错误之一”。事实上，如果德国真是理性的，就将与邻国和睦共处。因为如果理性权衡，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方式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因此，参战的决定违背理性，因为德国不仅失去了之前的市场，还驱使先前习惯其存在的民族转而起身反抗。勒庞认为德国或许可能出于理性而停止战争，因此得出结论：德国的动机完全未经深思，而且相当不理性，完全不是索邦的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
此外，勒庞还对认为德国的侵略根本源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提出质疑。如已浏览过《战争心理学》一书，读者便会发现勒庞在其中提出这一观点：他确实也在从黑格尔开始的德国传统哲学中找到了能够证明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主义正当性的内容，但经过一番分析，他最终并不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应该归咎于哲学（无论是黑格尔的还是他人的）。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德国侵略精神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在对军事力量的推崇中，德国哲学家们仅仅是在学术上为德国已经确立的军国主义倾向寻求正当性。勒庞写道：“哲学家们承担起为这些理论构建理性基础的任务，因为历史早已显示这些理论是非常有用的。”他在提及黑格尔和尼采时，承认他们确实“激起了国人最不切实际的期许，尤其是那些征服、屠杀和掠夺的天性”，但是他们这样做仅仅因为“如果不能支配这些天性，就只好予以赞美”。在勒庞的分析中，思想并不产生行为，与此相反，行为来自“天性”，然后促进思想的发展。哲学或许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出现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却不是优先的和主要的原因。
如果理性计算和狂妄哲学都不足以导致德国在1914年的侵略行为，那么合理的解释在哪里呢？勒庞认为，战争并不是“任何一国刻意计算的结果——甚至不是德国，而是人类激情与情感超越理性计算的力量体现”，只有心理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已在其先前著作中提及的理论——足以解释战争的起因和特征。他尤其援用了集体行为的三大基本准则：人的行为更受情绪推动，而不是理性计算；非理性和集体冲动强于理性和个人冲动；神秘主义信仰比理性思想更为强大。确实，“神秘主义和理性……各属完全无关的领域，因为神秘主义信仰是由于暗示或心理传染，却从来不是来自推理”。因此，要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国家在战争时期的行为，如果仅仅依靠理性，便会误解人们动机的本质。勒庞更倾向于在“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中寻求将欧洲拖入战争的解释。
勒庞意识到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导致“一战”的爆发，因此沉痛地指出情感因素对每一个参战国都构成了影响。某些国家是由于荣誉、职责或骄傲，另一些是由于种族仇恨、自负和野心膨胀。例如，英国奋起保卫比利时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道德义务；法国则是认为有必要捍卫国际条约并捍卫受到侵害的东欧盟国。与此相反，德、奥两国却并不是出于如此高尚的情感因素：奥地利是出于对塞尔维亚的深刻仇恨，德国则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非理性信仰。无论如何，理性在任何国家的权衡中都不占据任何地位。
导致七月冲突转化为欧洲战争的并不是理性，而是各国在心理上的短视。在一系列外交交锋中，各国都暴露出心理洞察力的不足。例如，德国和奥地利没能看到将驱使俄国保卫塞尔维亚的心理因素，即便参战完全有悖于俄国的根本利益。德、奥两国还误判英国将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破坏袖手旁观，但是英国做出的反应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荣誉。勒庞认为，德国最糟糕的误判便是没能预见英国全民对荣誉和尊严的重视。
尽管情感力量和心理误判使得各国的行为完全脱离，甚至违背了理性。但是勒庞认为，最终将欧洲拖入战争的却是德国对自身“上帝赋予的优越性”的神秘主义信仰——他将其特征定义为“热爱神秘、热爱超自然力、蔑视经验、相信上天的力量作用于世俗现象”。他认为：“神秘主义是导致德国最终发起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的神秘主义有一些已经确立的内容：德国人经上帝挑选，注定将要统治欧洲。这一套信仰在19世纪时受到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和兰普莱希特（Lamprecht）的推崇，似乎也在德国工业的惊人发展和军事扩张中得到证实。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鼓励人民相信上帝选派了德国统治欧洲，因此德国人如同受到催眠，愿意忽视所有理性的个人利益，并全力寻求履行天赋使命的机会。
神秘主义在当时德国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政治家还是学术领袖都不能免受影响。在勒庞看来，这明显体现在起草《93宣言》的那些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的行为之中。与许多法国学者一样，勒庞十分愤怒这些德国学者狂热地、一致地、不顾事实地为德国的错误和暴行找借口的行径。那些在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理论中找到德国侵略原因的法国学者还认为，德国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也解释了德国学者为何能够快速集结起来捍卫祖国。这种文化传统更强调服从而不是学术独立，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需要之上，并把一切不合法、不道德、不名誉的事物正当化，因此最终导致《93宣言》的出台。勒庞却直接否认了上述观点，并基于心理原则给出解释。他承认宣言的签署者“在某些情况下深负名望”，但也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些人“展现出最奇怪的推理缺陷与对他国心理的全然无知”。勒庞如此解释《93宣言》现象：“德国人（关于战争起因）的看法反映出，基于暗示和心理传染的信仰丝毫不受论证的影响……即使是最高智力都不能阻止一个人成为这种信仰的奴隶。”勒庞在《93宣言》中证实了他很早以前即在书中指出的事实——“当置身于集体影响中，即使是最睿智的人都会失去一切判断力。”若不是这样，又该如何理解那么多颇有成就的学者为何能够抛弃一切独立判断力，全然不顾事实，辩解德军并未犯下任何暴行呢？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关于德军暴行的争论也在激烈进行。在英国，布莱斯委员会用耸人听闻的细节报告了德军的罪行，这些故事情节如此可怕，甚至导致某些读者认为其真实可信。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重新研究了这些事实，找出一切证据和原因，来探寻德国评论家们为何承认针对平民的行为并非“暴行”。约翰·霍恩等人证明，针对德军的许多指控都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但是同时德国对此的否认也并非毫无理由。德军的官兵们一致认为对平民的行为正当，因为他们真心相信平民大多不是无辜的旁观者：普法战争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平民往往是游击队或士兵伪装而成的。因此，在1914年8月行军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德军杀死了许多村民和乡村牧师，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残暴的野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平民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
以上这些分析基于战争期间备受关注的一些材料——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处收集的日记和战地手记。受到《93宣言》的刺激，法国学者们成立了一个战争资料研究委员会，以质疑德国人对种种事实的否认，并极力证明——无论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流传的那些关于德军暴行的故事多么可怕，它都是真实的。关于这一问题，有两本宣传册。第一本发表于1915年，题为《德国的战争理论与实践》，其中关于德军暴行的资料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或许清楚这些证据不够中立，因此在之后又发表了《德国人之暴行》宣传册，该手册中的事实证据来自德国方面，主要是1914年9月间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日记。这些自证其罪的材料反映，德军确实焚烧了村落、屠杀了平民、处决了战俘并残酷对待妇女儿童。面对这些证据，德国学者坚称德军未实施任何暴行显然非常荒谬。
勒庞承认自己关于德军暴行的材料很多都来自以上手册。他也从德军士兵的日记中引用了一些事例，以直接反驳德方对此的否认，因为“德方很难否认自己士兵所述事实”。就此而言，勒庞的研究方法与许多其他法国评论家一样，希望基于来源非本土的资料建立论据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在整本书中，勒庞将很多论述重点都放在与法国毫无关联也不具偏袒性的资料来源上，以便彰显法国学术态度的客观和公正。此外，他也希望基于以往作品中提出的心理学规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畸变，关于德军行为是否为暴行的争论正好给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为解释德军为何如此轻视关于士兵行为准则的既有规定，勒庞转而引用其有关民族性格是内在与不变的理论。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他提出国民性格是“构成种族天赋的无意识因素”的产物。与许多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在同一国家中成长的所有个人，由于负载了同样的历史，受到同样理念的激励，因此在某些方面基本相似。尽管任何国家中，个人可能由于教育与成长方式不同、家庭影响不同而彼此大不相同，但“种族天性”却不能被完全忽视：“即便在智力和学识上大不相同的人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天性、激情和感觉。”
勒庞关于“种族特征”的概念与20世纪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种族“纯洁性”不过是荒谬的虚构概念。尽管如此，他坚称人的个性是由若干遗传而来的核心因素组成，具有“相当固定的心理内核”。以德国人为例，虐待、残忍、蔑视文明行为都深深根植于其集体心理之中。勒庞认为，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在各个方面都与公元头几个世纪中的事件相似”，这仅仅是因为德国人未能完全驯服自身原始的、残忍的天性。他总结道：“如果认为文明的进步能够通过开发我们的智力来转变我们的情感，那便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此类事情从未发生过。社会约束会隐藏起一些民族的部分野蛮本性，但这仅仅是伪装。约束一旦消失，这些本性便会重现。”勒庞坚信德国人永远都是“法兰西民族与法国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否定了多数学者的乐观倡议——德法将在战后出于对国际准则的共同尊重而建立持久、和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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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以上德军暴行与德国学者的谬论感到震惊之外，法国学者们还同样——尽管更加喜悦——惊讶于法国士兵们所表现出的刚毅与勇气。法国知识界经历过1871年惨败之后的阴影，嘲笑过法军反对共和的倾向，害怕法国会因为自负而堕落，如今却为全民面对战争爆发所显现的决心而震惊。怎样才能解释法国士兵们为何下定决心离开安逸的家庭生活、投身于战争的无边苦难之中呢？倾向于从宗教角度寻找原因的评论家们认为，自1914年8月起，一场“奇迹”已经改变了法国。但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在面对战争挑战时，法国士兵们展现出一种在和平年代从未出现的精神活力。
在“一战”之前的最后几个好年头中，法国的社会评论家们哀叹现代社会的道德腐败，并常常用出生率下降或离婚率上升等事例证明法国确实正在走向衰落。鼓励生育者们纷纷哀叹：已婚夫妇为了舒适生活而选择不要孩子，以便在蓬勃发展的消费社会中满足种种私欲。他们忽视了国家需要，因为国家只有当人口持续增长时，才能承担自我防卫的职能。还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公民也对彼此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漠不关心。爱德华·贝伦森（Edward Berenson）指出，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中，不断攀升的离婚率成为引起全国警觉的话题，因为这被视为当代法国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社会腐朽的一大症状。
勒庞本人也非常关心法国的道德败坏问题。尽管他并不认同鼓励生育者们关于“国家实力完全基于人口出生率”的主张，却与许多保守派评论家一样认为法国国力即将衰落。他在1895年写道：“当今这代人受到的教育让我们无望地看到——学校里培养出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已为法国未来的衰落铺好道路。”那么，他该如何解释“成千上万的人抛弃奢华与安逸的生活，投身危险和贫困之中，像古代最威武的勇士一般奋勇战斗”呢？
就以上问题，勒庞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给予了关注。为何受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个人主义教育的一代人能够抛弃自我放纵和物质享受，积极地响应参战？勒庞就此援用了在《乌合之众》中阐述过的三大概念：环境决定论、心理感染和集体的遗传（或种族）特性。
在写作此书20年前，勒庞说过：“所有心理构成都包括各种潜在性格，这些性格可能会由于环境的突然变化而得到显现。”随着情境的变化，人也会发生变化。这条规律在战时变得尤为明显——国民所处的新环境让所有先前潜伏的性格特点全部浮现上来。勒庞认为“一场漫长的战争有能力改变我们精神生活的平衡”，因此得出结论：一个个体的性格会在战争中发生巨大变化，以至于“其可能做出使身边人甚至本人都感到震惊的举动”。如果个人会受到环境因素的改变，国家也一样。1914年的法国显然就是这种情况：抛弃了反教权政治，抛弃了国际主义的倾向，抛弃了自我放纵的习惯，转而去拥抱政治信仰、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一战”虽然可怕，却似乎证实了勒庞的理论：稳定不变的人格仅仅源于稳定不变的环境……每个人都具有各种不同的潜在性格特征，会在环境的压力下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
单凭环境因素不足以解释法国在“一战”中的心理转型。“心理感染”也是重要因素。勒庞将心理感染定义为“个人依照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并认为其在士兵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单凭心理感染便能产生集体凝聚力，这是军事行动的必备要素。无论是在兵营中、训练场，还是前线战壕中，士兵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集体精神”的驱使，从而“根据集体而不是个人的意志去感觉、思考和形成观点”。
从该说法本身可以看出，“心理感染”并不总是积极的力量。其也曾使得德国的知识分子误入歧途，并严重误导了德国的士兵们。法国军队也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其负面影响。勒庞从前线的信息来源中找到证据，证明了法国士兵们的勇气会受到心理感染的消极影响。尽管如此，勒庞还是认为：当心理感染与天赋秉性结合时，士兵们便能够发扬出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精神。
尽管出于保守与审慎，勒庞为群体可能“极易过度反应”而感到不安，却还是承认，尽管群体可能拥有黑暗、危险的力量，但是也可能拥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和最崇高的美德。事实上，他们“甚至可能比孤立的个人更倾向于展现这些美德”。如果得到恰当的引导和足够的激励，群体中的人将能展现出“克制、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等精神。因此，关于群体的分析使得勒庞相信，在群体的影响下，个人的性格能够被改造——而且并不总是负面的改造。对光荣、名誉和爱国主义等情感的追求，尤其可能影响集体中的个人，而且经常足以驱使他为之奉献生命……集体主义本身便能够激发强大的无私和奉献精神。1914年，当数百万人离开家庭和日常生活，成为法国军队这庞大集体的成员之后，便充分地证实了以上理论。
勒庞认为，“战争和革命”是不稳定的历史作用力，会取消那些在世界和平和国家稳定时期约束个人的“禁令”。德军从这些禁令中解放出来后，便开始肆意放任最原始的野蛮天性。如果战争使得德军士兵从社会禁令中解放，为什么法国和英国士兵没有发生同样情况呢？为了解释法国士兵为何没有成为一个危险的群体，而变成一个英雄的群体，勒庞再一次引用了关于民族性格的理论。因为每国的公民都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套不同的核心信仰，因此会在同一刺激下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所以，德国士兵可能倾向于恐吓平民，而法国与英国士兵则不太可能采取这种行为。与德国士兵不同，英法士兵“受到了社会约束的长期影响，以至于他们的感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稳定”。根据勒庞估计，自我约束需要经过社会长达几个世纪的培育，才能够成功地遏制野蛮天性。
或许这一解释能够让英国读者们满意，但是对法国又适用多少呢？法国具有革命与起义的狂暴历史，自然不可能在公民中培育出所谓的“社会稳定性”——勒庞将之视为文明行为的必要前提。最近的历史显示，法国既不具备内部稳定性，也不具备自律性。事实上，在1914年，很难想象还有国家比法国的历史更为动荡和缺少约束。勒庞研究过1789年的大革命，了解本民族倾向于绕开社会约束并放纵追求“原始的野蛮”。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他用环境决定论解释了国民议会（1792—1795）的野蛮属性：革命带来的“环境突变”解释了为何在国民议会最野蛮的成员中竟有原本非常温和的人——他们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平和、高尚的公证员或法官。在《战争心理学》一书中，他还指出了革命主义的其他方式：由非理性、神秘主义和暴力激发的泛德主义激进表现。革命精神不是由理性产生的，而是由那些“与智力毫无关系的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力量”所塑造。勒庞认为，尽管“这场悲剧（法国大革命）的主角总在试图寻求理性”，但是“操纵着演员的秘密力量却来自理性主义之外的其他源头”。
在“一战”中，法、德两国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德军总参谋部在1914年发动战争时，首先下令军队调离近期攻占的地区，这一战术早在一百多年前便为拿破仑在1796年进军意大利时运用过。两国的相似之处远不只以上这些，勒庞不仅承认它们，而且还予以强调。他认为，德国的暴行并不是士兵个人对平民的行为，而是“之前便确定的作战手段的结果……是基于恐怖”。对一个法国人提及“恐怖”一词，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其联想到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主义和1793年～1794年的种种惨剧。勒庞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将“恐怖”做了这番定义：既为君主也为革命者使用的技术手段——旨在震慑敌人并迫使其迅速投降。
因此，当勒庞运用国民性格理论解释法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时，便不知不觉地产生内部逻辑矛盾。其论证的核心存在一个站不住脚的简单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德国人和法国人同样容易受到心理感染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却对战争爆发做出不同反应，那是因为他们继承了截然不同的集体性格——德国人嗜血、残忍、放纵，而法国人爱国、自制、稳定。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法国在1793年～1794年间同样出现了1914年德军犯下的恐怖行径。
此外，尽管勒庞一贯强调德国和法国截然不同——德国总是毫不理智地渴望占据统治地位，法国却是文明与秩序的代表。尽管如此，他还是举出事例，证明了法国军队的先辈们曾和德军一样暴力、嗜血并缺乏理智。
鉴于以上矛盾，勒庞的集体行为理论仍然无法解释法国人在1914年为何能够表现出荣誉感、勇气和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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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读者在《战争心理学》中会发现，勒庞将1914年的德国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法国做了隐晦的比较。在这点上，勒庞并不是唯一，在战争期间许多学者都采用了类似手法。这样东拉西扯究竟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勒庞尽管对保皇派的反革命倾向保持中立，却发现共和派的政治理念留下了许多恶果。他担心如果“民主社会主义”在战后流行，法国必将灭亡：“所有大而化之的广义概念，例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海牙公约和其他一切可能改变国际关系的理念，从未发挥过任何影响。”尽管他自信地宣称这些理念都已“永久破产”，却无疑了解共和派知名学者们希望在战后将其恢复。1915年，阿尔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和维克多·巴希（Victor Basch）基于康德哲学指出，法、德两国在战后能够达成和解并建立持久和平。勒庞则认为康德基于国际合作的永久和平论不过是危险的妄想，便将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与德方划为同一阵营。因此，当他说到雅各宾派和德国知识分子同为一丘之貉时，他是在隐晦地诋毁所有将自己视作革命后代的法国学者。
尽管这本书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却依然对我们理解勒庞非常重要。初步浏览，这本书似乎只是重新概括了其他学者早已论述过的主题，事实上，它却是试图颠覆而不是附和当时的学术“正统”观点。勒庞不仅向法国众多权威学者提出质疑，还指出他们的政治原则与德国的某些讨厌做法极为类似。对于那些更为保守的人，他更是批评：“正是这些人的爱国主义导致他们失去了学术上的进取心。”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勒庞的朋友们拒绝帮助其入选法兰西学院的任何委员会，这不足为奇。《战争心理学》一书中的观点无疑为勒庞赢得了一些追随者，但是其中含蓄的指责却未能为其减少对手。在与20世纪初统领法国学术文化的理性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潮之战中，勒庞并未收获战果。
玛莎·汉娜（Martha H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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