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战争的心理学研究

    在本文中，我并不打算研究“一战”中的具体事件，只打算分析有关“一战”起源与发展的心理学现象。由于太多的情绪煽动，当前很少有人能够就此给出可信解释。几代人虽然创造了一段历史，却并没有记录和书写历史。只有历经了一段时期，待尘埃落定之后，历史的重大闹剧才能从人们的激情中沉淀下来，渐渐成形并为人们所理解。对于生者，历史从无公正可言。只有在面对逝者时，历史才是公正的。今天我们面对种种事件，其背后都隐藏着众多无形的推动力量，因为有形的世间万象其实都源自一个无形的世界。在这个无形世界中，所有统治我们的感情与信仰都在被不断加工、不断完善。因此，我打算深入这个无形的领域中一探究竟。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一声惊雷，打破欧洲的和平，并将如此之多的国家拖入战火。当时欧洲诸多国家都已做好战争准备，同时希望通过外交谈判与斡旋在政府层面缓和冲突、维护和平稳定。但是，和平并未到来，经历了一周的外交谈判之后，欧洲便燃起熊熊战火。

    战争是非常重大、令人生畏的事件，其爆发并不基于任何人的独立意志，而是来自各种深刻、长远的原因。这些原因一直在缓慢并持续地累积发酵，直至有一天突然爆发。就此存在一个规律：在历史事件的发展中，事件起因似乎总呈代数式演进，而事件效果却呈几何倍数扩大化并加速发展。

    如果想要了解欧洲战争的起源，必须回溯至战前的历史事实，尤其需要深入研究现代德国人的心理变化。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行为其实是民族心理的产物。

    战争是心理力量的斗争。在这个战场上，种种势力都在相互较量——理念对理念，个人自由对集体制约，个人主导权对国家社会主义专政，国际道义、条约对武力霸权……德国努力践行武力至上的理念，这种理念事实上毫无新意，其一直在历史上占据绝对地位。为了替换这一理念，欧洲已经挣扎了两千年，但依旧未能成功。日耳曼武力至上理论一朝取得胜利，将会把各国带回历史上最黑暗、最暴力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弱肉强食是正义的唯一基石，弱者被无情地碾碎，无用者被残忍地抛弃，国家被征服、被掠夺，平民被屠杀。但是，人们渐已开始遗忘那段黑暗的年代，甚至有人相信，文明的进步将一劳永逸地摧毁原始年代的野蛮习俗。但是，这种想法不过是危险的幻觉，因为即使在几个世纪之后，现代人类仍旧与其祖先同样野蛮残忍，甚至还未放弃奴役世界的野心。

    这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为德国人理解并推崇，是因为其以一种宗教形式呈现。与穆罕默德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一样，日耳曼民族也产生了集体幻觉，他们认为自身是更高等的种族，命中注定将要先征服世界、再改造世界。

    一个民族膜拜的神明不仅是其幻想与物质需求的体现，也是其嫉妒与仇恨等情感的体现，德意志新时代的诸神也不例外。这些全部属于在历史上占据突出地位的神秘主义势力，为确保这一势力获得胜利，数百万人不幸献出生命，众多繁荣的城市纷纷衰落，在其废墟之上，最终出现了强盛帝国。

    现代战争与古代宗教战争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引起的幻觉相同，表现出的矛盾、狂暴和残忍也相同。战争完全受非理性所操控。如果国家和君主的欲望全部受到理性制约，今天就不会再有战争了。

    如果试图调动理性与逻辑来解释历史事件的连锁反应，无疑将徒劳无功。因为，如果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其起源和发展似乎都混沌一片、充斥着完全不可能的因素，即便最有远见、最睿智的人都无法予以预见。

    既然如此，战争究竟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研究数据呢？

    首先，它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国家的君主（此处指德皇威廉二世）25年来都在为帝国繁荣而极力维护和平，某一天却突然放任自流，不情愿地卷入一场浩大的战争；其次，一个国家甘愿放弃商贸与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不仅对一场将带来长远损害的血腥冲突不予反对，反而还神智错乱般地欣然参战；最后，我们还看到，在这场战争中，正是来自文明国度的人们焚毁了在先前战争中都能幸免于难的城市、百年图书馆和艺术名作。——这么多的前后矛盾，有哪个预言家能够提前预知？

    在战争所有不可预知的事物中，人们必然注意到德国国民迸发出的不知从何而来的狂暴情绪，甚至德国最权威的学者们也未能例外。因为这种心理感染力已远远超越了理性，完全化作一场疯狂的风暴席卷了全国。

    同时，法国方面也发生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变化。在连续数月面临着戕害与死亡的潜在威胁后，法国这样一个随性、不稳定、无序的国家突然变得果敢与顽强。此外，除了以上这些惊人变化之外，历史也必将铭记比利时这个英勇小国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在战火中，比利时的城市被焚烧，妇女和儿童被杀戮，但这个国家却毫不迟疑地挺身捍卫荣誉。所有大国——尤其是德国都没预料到，这样一个弱国面对强敌时竟能如此顽强与无畏。

    以上这一系列悲剧事件中，并没有一件事能为理性所预见，因为理性并不是事件中任何一方的动机。那么，我们该从何处探究事件的起因呢？

    学者们若仅仅在理性逻辑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就会认为世间万事都由理性主导，当事物表象超越了理性认知范围时，他们就会感到愤怒。但是他们忘记了，引领科学家开展研究、哲学家进行思考的不仅仅只有理性与智力，还包括那些与智力全然无关的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作用力。这些作用力分别拥有自己的逻辑，与理性逻辑大相径庭。前者或许是科学的基石，但却绝对不是历史的基石。后者长期不为人知，因为它们与智力无关，它们与万事的关联都被埋藏在无意识的模糊地带，并且刚被学者们纳入研究领域。只要这些作用力所扮演的角色尚未引起重视，学者们就将继续生搬硬套理性逻辑来探究事件起源，以至于无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反倒加入了太多虚构成分。

    当前，这些思想尽管非常重要，却还是全新的课题。因此，当我在一些著述中提到它们时，我还是倾向于结合具体事实来说明其作用，比如将之适用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在那场悲剧中，主要革命人物们向来推崇甚至膜拜理性。但是，在革命年代中，理性发挥的作用却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微小，因为诸多革命人物的言行都与其自身想法格格不入。在这场闹剧中，主导演员行为的神秘力量绝不是来自他们向来推崇的理性，而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源头。如需查明这些力量的本质，就要借助现代科学来加以分析。

    当前这场战争中体现的心理学问题与大革命时期同样复杂。如果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原理与规律，那么这些原理就不仅能够解释目前所有国家错误观念的来源，也能解释许多看来显然无法为人理解的事物——关于战争起源的不同观点、引起举世震怒的烧杀掠夺暴行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开启了新的时代，促使我们的生活习惯、情感、思想都开始发生剧变。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我们或许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思想与准则都在发生变化，新的贵族政治正在出现，各国正在匆忙奔向看不到一丝光明的黑暗未来。从前被认为不可撼动的政治与道德理念也似乎在迈向消亡，所有理论学说都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再也没有确定的未来，心理力量正在开始发挥作用。在事实面前，演说家和作家们的幻想都已黯然失色，在枪炮声中，一切论争都已归于沉默。

    尽管如此，法国必然能够从当前的悲剧中获得重生，并变得更加强大。这是由于法国人民在保卫祖国期间所显示的英雄品质已向我们证明，我们以往对法国人的印象过于肤浅，法国绝不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对我们这些观察者而言，法国年轻一代的无畏与勇气是极大的安慰。这些年轻人将会历经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开拓年代，这个年代的宏伟壮丽将超越过去所有的传奇。全世界都在惊奇地注视着这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与此相比，荷马、查理曼时期那些武士、术士的功绩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人能够预见，在法国这样一个阶级分化异常严重的社会中，来自完全不同阶级的人们能够体现出完全一致的品性。他们从各自安逸宁静的生活中响应号召，从农田、作坊、政府、学校甚至王宫中走来，迅速投身这场重大与非凡的冒险之中，这在从前似乎只会存在于梦中。这些人事实上曾被法国政府视为威胁，但在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这个国家——这是先辈精神的复兴，这种精神或许一度进入蛰伏，但从未消亡。在托尔比亚克、布汶等地，在听到祖国第一声召唤时，英雄的后裔立即感到先辈的精神在他们体内复活了。置身于战争这样一个可怕的人间地狱之中，他们却常常能够说出一些充满英雄气概的豪言壮语，并载入史册，传流千古。“站起来再死！”在一条被敌军围困的壕沟中，一个士兵对被敌军机关枪火力压制得匍匐不起的负伤战友们喊出了这句话。若是在古希腊，这个士兵必将被授予桂冠，他的事迹也将被广泛传唱。

    对于一个认为自己将命归虚无——除了一个空洞与无谓的存在的人而言，为一项崇高事业英勇牺牲是值得艳羡的事情，因为衡量生命价值并不是基于存活的天数，而是基于成就的事业。我们祖国神圣土地的捍卫者，我们未来的创造者，正是他们在命运的铁砧上锻造了一个新的法兰西。他们虽已牺牲，却将永生。他们已经进入万神殿接受全国人民的供奉与膜拜，并且经受住历史的检验。他们将永垂不朽。

    第一章 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及其在国家生命中的作用

    1 生命的周期

    如果仅仅肤浅地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看到各国军队及各种武器展现的科学技术，有些人可能会轻易认为，理性逻辑仍旧能够安全、可靠地解释所有现象。若仅限于战争的技术层面，以上结论倒也没错，但是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便会迅速发现一个事实：参战方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还受到了更高级作用力的影响。

    当然，战争运用的是实实在在的武器，但真正操控它们的却是心理力量。在堆叠着无数尸体的战场上，心理力量才占据着最高统治地位，战士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它温顺与不自知的臣服者。如果仔细观察，在每一门大炮、每一柄刺刀之后，都存在着无形的操纵者，这一无形的力量才是战争的真正主导者。

    为了说明这些力量的实质，我必须简要地重述一些在先前著述中提出的心理学原理。（作者写过《人类进化心理学法则》《群体心理学》《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真理的生命》《政治心理学》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合集被命名为“时代格言”，涵盖了作者提出的所有心理学原理。）

    一些至关重要的现象尚被包裹在迷雾中，目前还难以予其解释。我们只能说，事件在整体持续推进，但是一切生理、心理和其他种种组成因素都独立存在，并遵循一种特殊逻辑形式——即所有现象确切的连续性。

    生理逻辑主导有机生命的周期以及维持生命的必要欲望，心理逻辑控制人类的感情和直觉，集体逻辑影响社会生活与道德生活，神秘主义逻辑创造神明和教义，智力逻辑则促成能够改变人类存在的科学探索。因此，每一个不同的生命周期都有独特的自身法则，以上每一种逻辑形式都无法单独解释生命的独立现象，因此我们的解释方法必须随着现象层面的改变而改变。

    所有生命的根源都有一个有机的周期，这种纯粹的同一性使得人类、老鼠或鸟类的细胞在生命法则下拥有相似的活动方式，尤其是在苦与乐——所有存在的两大极端感情之下。

    在包括情感、激情等元素的心理周期中，以上同一性稍有弱化。但是，所有生物都依然非常相似。例如，爱、憎、嫉妒、勇气、奉献等情感在某些家畜身上体现得与人类并无二样。

    只有在理性生活中，我们才能看到人与低等动物之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各类人群之间的知识差异。但是，尽管理性逻辑排他地主导了科学家的实验室，其对于个人与各民族行为的影响却甚为微弱，因为这些对象的存在主要受情感的、神秘主义的与集体的因素所制约。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生命，必须了解这些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因为国家的思维与行为根本不受理性指导。

    2 心理与智力的力量

    性格源于感情与心理因素的遗传与发展，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对万事的理解需要通过智力，我们的行为却受到性格的控制。智力让我们思考，性格让我们行动，并切切实实地在行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相应的，性格是个人与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其形成与发展与智力并无丝毫关联。玛蒙将军曾经说过：“当理智统治性格时，人总是在改变观点、方案和行动路线，因为大智慧总是时刻从不同视角审视问题。”

    我们感情的发展独立于我们的意志。没人能确定自己的爱憎，并能维持爱憎永久不变。有关战争起源的不同观点也在此提供突出例证表明：与情感因素相比，理性因素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重要。这或许有时令人感到意外，但确实是基于一个事实——理性与情感并不遵循同一逻辑形式，因此无法相互影响，一种感情可能影响另一种感情，却不可能影响理性。

    至今为止，最知名的哲学家似乎都未就感性与理性各自扮演的角色得出确切结论。根据布特鲁的观点，法国人受感性主导，而德国人受理性主导。但是，我认为这种大而化之的结论并不准确，因为尽管德国人可能十分理性，但他们依然和其他国家国民一模一样，受自身感情、好恶的主导。残忍与善良同样有权被列为一种感情，同样是感性世界庞大疆界内的一小块领土，任何人都无法从其上逃离。

    情感是对历史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事物之一。它们从不同层面赋予我们思想，并引导我们从不同视角看待事物。所有国家都继承了一种自有的集体情感，并在心理上受到这种情感的指引。因此，不同国家、不同祖先的人看待同一问题时采取了不同视角，从而引起绵延不绝的种族仇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如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重大国际冲突中，这些仇恨主要是情感上而不是理性的——表现得极为强烈，并完全冲击了其他感情。这非常好地印证了希波克拉底的名言：当两种痛苦同时产生时，其中相对更加剧烈的痛苦会令人忘却另一种痛苦（Duobus doloribus simul obortis vehementior obscurat alterum）。

    战争爆发时，法国国内还存在着政治仇恨与宗教仇恨，的确已经足够令人痛苦，但是当我们面对侵略者时，对外敌的仇恨便使得我们忘却了国内矛盾。“一战”爆发前，英格兰正处于与爱尔兰发生内战的前夕，但是一旦对德宣战，英国所有政治党派却为捍卫同一面国旗而紧紧团结在一起。同样如此，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也在面对外敌时共同转变为俄皇的忠实拥护者。这种现象如此多见，说明其背后存在着普遍的心理学规律，如果德国能够观察到这种心理学规律的存在，就不会指望英、法两国的国内问题能够为德国取得胜利助上一臂之力。

    以上我所指出的较弱情感能为较强情感所抑制，明显只适用于同一类别的情感。一种强烈的仇恨或许能够抑制较弱的仇恨，但却可能允许另一性质的情感存在，甚至因此变得更为强烈。例如，我们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不仅会出于对其暴行的愤怒而有所增强，也会出于对比利时英勇抵抗侵略的同情而受到更大激发。

    3 集体的力量

    当个人身处群体中时，其心理与孤立状态时是绝不相同的。这是因为，群体不可能等同于组成群体的个人，正如生物不等同于组成生物的细胞。

    集体心理几乎完全不受理性的影响，而由集体逻辑主导，这是一种仅仅为集体独有的逻辑形式。群体在智力水平上总表现得稍逊于个人，但在情感上却可能优于个人。这是由于群体尽管可能并不通晓感恩之类的特定情感，但却拥有利他主义、奉献为公、英雄主义等更难付诸实践的情感。加入集体之后，普通个体的力量一般能够得以增强，但是优秀个体的力量则可能受到剥夺削弱。

    群体的情感不仅更加强烈，而且变化无常，能够急速从崇拜转为仇恨。群体情感由于往往欠缺实践性，因此常常将希望当作主要的养分。它还受到神秘主义浸润，因此需要领袖并往往将其神化。此外，对个人发挥作用的心理感染也对集体有作用，但是由于群体不运用理性，因此心理传染对其仅仅发挥了引导作用。

    同样，群体非常乐于接受幻觉。幻觉一旦变为集体所有，便立即上升至真理般的权威地位。在当前的战争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原理在很多事例中得到体现。

    集体观念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极少是自发产生的，因为群体实际上是无定形的有机体，不能自发行动——除非出现一位领袖，用断言、重复、威望、感染等蛊惑方法对群体施加影响。这里提到的所有方法，都归情感逻辑所特有。但是，这个领袖不一定非要向群体高谈阔论、慷慨陈词，在一些经过预热的情境中，这一角色也可能由信仰或既有感情所扮演。无论如何，公共舆论的真正起始点始终是领袖或其替代物，自始至终，群体都需要一位领袖来创建与引导公共舆论，即便在民族冲突中也同样如此。

    尽管如此，这一原理却被很多学者所忽视。莱维-布留尔（Levy-Bruhl）却在其关于战争起源的著作中做出以下总结：

    在危机与冲突的历史剧中，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演员正是爱默生所称的“代表人”——这些人是集体意志的独立体现，其言行代表了无名大众的意愿和激情所在。

    这一观点受到了德国所有历史学家的支持，目前在法国学术圈里也广受推崇。该观点基于一项事实：在某一特定时刻，群体地位会变得至高无上，群体领袖可能被其自身的创造赶下台，并转变为群体的追随者。如果再继续深入跟进事件发展，还会发现：群体观念通常都源自个人观念。

    显然，这条原理不仅适用于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同样适用于重大政治危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统治艺术的一大基石，即：能够创造集体情感与普遍观念，并予以维持。在今日，再没有任何一位独裁者强大到能够对抗公共舆论。但是所幸公共舆论是容易被创造的。德国在战争中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外笼络人心，也证明了其认识到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和威力。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德国都能调动国民感情、引导公众舆论，以实现自身目标。德国的媒体、作家与教授们纷纷响应国家意志，将寻常的冲突升级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如今，整个德国都已参战，战争已经绝不再是某一位君主或某一个军事团体的事了。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只有当国民的群体好战情绪完全凌驾于公民意志之上时，政府的任务才最为轻松。

    大型议会也具有群体的主要特征，诸如智力水平中庸、容易激动、容易动怒、不宽容、盲从领袖等等。但正是在这些议会之上，文明大国的国家命运才最终得以确定。经验表明，此类议会的集体专制比个人独裁或某一团体专制具有较大优势，因为议会通常需要商讨提交的议题，并由于不愿受到太多批评而避免了许多不当行为。俄国人就此为我们提供了例证，在再三遭遇战争失败之后，他们创设了国家杜马，将之作为国家决策的最终机构。

    在平常时期，一国最优秀的学术势力能够轻易主导国内各个群体。但在战争、革命和其他重大的危机中，情况便不再如此。这是由于群体力量来自个体的影响力，并可能变得非常强大，足以不可抗拒地将整个国家推向混乱之中，并导致国民心理出现新的表征。

    4 国民心理

    个人心理仅仅是短暂存在的，但是种族心理却永恒存在，并且不会分崩离析。种族心理——或者说国民心理并非一朝形成，而是漫长历史的产物。文明国家的历史其实是国民心理塑造形成的历史，正是国民心理帮助国家离开蛮荒、走向文明。

    当国民心理日臻稳定时，便与个人和群体的不稳定心理形成对抗之势，限制其波动变化，并由此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实力。

    在当前的战争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种世代相传形成的国民心理能够让同一国家的人在重大场合保持思想与行为的一致。如果所有生逢战争年代的法国人都能够毫无怨言地抛弃个人利益与自身优越处境，甘愿为祖国献出生命，那是因为种族心理突然战胜并支配了他们的自私与个人冲动。事实上，若要说战场上最激烈的厮杀其实并不存在于生者之间，而存在于死者——即由祖先世代遗留的国民心理之间，这也丝毫不是夸张的。

    在这里，我无须再花费篇幅深入探究种族心理的形成过程。这是因为，尽管德国历史学家做出过很多荒谬论断，但在当今的文明国家中已再无完全纯粹的种族。国家是历史事故的产物，当出身完全不同的种群——例如现代普鲁士人长期置身于同一生活环境中并由共同利益联合起来时，国家往往就诞生了。此外，国家的内部凝聚力还包含一个经久不衰的要素：语言和宗教共同体。

    在其各个生存阶段，每一个种族都必然会出现特定的制度、道德准则、信仰、艺术，也必然不会出现一些其他事物。比如，一国绝不可能直接适用另一种文明，而首先必须将其归化。

    这正好补充说明了我在上文中提出的观点：每个人都同时具有个体心理与遗传心理，前者主导了我们的日常行为，后者则在重大事件中——尤其是涉及国家存亡的事件占据主导地位。个体心理应该是自私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个人首要考虑的必然是其本身。但是，遗传心理则专门关注民族与国家利益，所以当其指引个人为种族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时，也是同样自然而然的事。

    5 神秘的力量

    “神秘主义”这一术语在宗教与哲学中的意义完全不同。这个词的内涵随时代与使用者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说来，神秘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包含神秘因素、热衷超自然现象、轻视经验、相信世俗现象受到更高作用力的干涉。

    几个世纪来，神秘主义为人类提供了许多便利的解释。在古代，即使当各国已经达到历史的鼎盛时期时，人们依旧没能认识到，自然界遵循一些不变法则。在他们眼中，所有现象都由众神主宰：海神统治海洋，谷神掌管丰收。

    神秘主义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形式出现，但其信徒对神明的狂热信仰、对封建迷信的追随却同政治领域中不可思议的现象有类似表现，这是因为宗教、政治、社会领域的神秘主义都是同宗同源。

    神秘主义具有其自身法则，其逻辑联系与情感逻辑或理性逻辑大为不同。情感逻辑与神秘主义逻辑为数不多的共性之一，即不经任何理性论证的断言。在任意情况下，神秘主义与理性都属于完全无关的领域，因为神秘主义信仰源于建议或心理感染，从不是经由推理论证得来。这些信仰只能为理性所摧毁，而不能为其所创造。因为它们总是伪装成绝对真理出现在信众面前，它们的证据总是表现得明白无误，若予以反驳似乎都有失公正。要理解这种假定的威力，自然不难。

    在神秘主义思想里，既无理性论证，也无物质需求。在其影响下，痛苦、私利甚至母爱都不复存在，这一点我已在其他作品中用著名的事例做出说明。一个神秘主义者能够以信仰为名，毫不犹豫地消灭至亲。因此，正是由于神秘主义，我们才能在宗教、政治与社会领域看到各式各样的殉道者。

    神秘主义通过心理感染和信仰强化，极易以一种集体形式体现。古时的犹太人、中世纪的阿拉伯人与今天的德国人都已证明，神秘主义能为一国提供最好的理由，促使其自认为被上帝赋予了改造世界的天职。

    没有人能够言之凿凿地自称能够完全摆脱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当骚动与混乱颠覆了社会的精神生活时，即使神智最清醒的人都不能确信自己不受干扰，因为到了那时，人们完全改变，所有现实概念都丧失殆尽，人们心中的理性逻辑也纷纷瓦解。我们在“一战”的萌芽和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神秘主义发挥了重大作用。

    神秘主义的力量尽管长期受到科学的反对与轻视，却在主导人类行为的动机中占据了首要地位。若我们能逐一列出人类世界出现以来所有冲突的根本原因，便会清楚看到神秘主义的突出角色。

    人类世界中重大冲突的主要原因可分为三类：生理的、心理的、神秘主义的。

    在生理因素中，有古代日耳曼游牧部落一度经历的饥饿与匮乏——部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以至于原有森林已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生存资源；心理因素包括仇恨、贪婪等各种各样的感情，正是这些感情将许多国家带入交战状态，并摧毁了多个文明；神秘主义因素的表现则有：阿拉伯人为传播宗教而进军罗马帝国，欧洲国家同在宗教驱使下的十字军东征，等等。正是由于神秘主义，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在欧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并造成许多人的殉难。

    神秘主义一直是人类各种动机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正是它创造了一系列加速历史进程的幻觉，正是它影响了庞大帝国的建立与毁灭，正是它奠定了文明的产生。现代世界认为自己已经摆脱神秘主义的作用力，但是当今人类其实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地受到了它的奴役。在政治、宗教、社会领域，神秘主义依旧在发挥着同样作用、施以同样的法则，而未能被理性所征服。

    如果说欧洲今天陷入战火，如果说各个国家的年轻人牺牲在血腥的战场上，如果说无数家庭都已家破人亡，那不过是因为有些国家自认为担负改造世界的天职，有些国家妄想通过参与战争取得世界的主导地位——这正是神秘主义的体现。

    第二章 人格的多种形态

    1 人格的稳定性与多变性

    以前的心理学将人的灵魂视作同类又有区别的元素，叠加在肉体上却又有别于肉体独立存在，人格则被认为是严格固定并难以改变的。但是，如今这种观点再也站不住脚了。早期理论中具有固定人格的人在当今看来，不过是虚构而已。真实的人其实与之大不相同。无论他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人，还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都代表了一系列元素的集合，在这一集合的作用下，便产生了通常所谓的“自我”。自我一旦以此方式形成与确立，只要环境不变，就将持续不变。

    因此，人格的稳定全然依赖环境的持久不变。一旦环境产生变化，构成个人心理的元素集合也会遭到颠覆，从而导致新集合的建立与新人格的出现。

    在革命时期，这种人格转变时有发生，我已在以前的著述中指出。在当前的战争中，我们也能毫不费力地观察到这种现象。但是若要试图预见人格的本质及其在仓促间的构成过程，显然不可能。战争的恐怖阴影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事例，证明了即使是最温和的个人也可能变得热衷杀戮。而且我们根本无须更多探究，便可以断言：没有人能事先预见德国知识分子们在战争中的无耻行径，也没有人能预见法国人在战争中体现的优秀品质。

    在战争中，人格转变每日可见，我也将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提及其中几个非常突出的事例。但在此处，我将仅仅引用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在探访战争前线后所说的一席话：

    我们有时自认为了解某个老朋友，当这个老朋友面对至高挑战时，我们会发现在他身上有一些能够超越所有知识与信仰的转变。他能够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甚至轻松地到达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高度。他仍旧是我们圈子中的这个老朋友，但他的的确确又已经在各个方面变得伟大。对英国来说，这个老朋友正是今天的法国，法国已经发掘出自己灵魂的力量。

    人格永恒不变的旧学说仍然盛行。尽管如此，我们常常惊讶地发现，人们在转变地位或进入新环境后，也随之改变了行为与观念。然而，既然他们已经变得与以往大为不同，又将如何修正自身行为呢？

    即使没有任何足以改变人格的重要事件发生时，“自我”依然脆弱，依然容易受到重大波动的影响——疾病会使它受损，悲伤会使它沮丧，幸福会使它膨胀。日复一日，我们的人格可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些波动。如果没有文明对自我施加各种制约并不断限制其偏差，这种波动可能会更加剧烈。如果没有诸多不容侵犯的规矩、法律、风俗施加制约，那么人类便很难保持人格稳定，社会生活也很难实现，没有一个文明能够无拘无束地存在。

    战争与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事例，充分显示了在法律——文明的保护伞缺失的情况下，人性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全世界都在震惊地注视着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所犯下的野蛮暴行——它们出自文明与智力水平高度发达的民族，这个民族的野蛮天性原先一直受到社会秩序的制约，但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天性便不再受到压制，统统释放出来。当然，并非所有参战国都是如此，因为有些国家的国民长久受到社会约束与规制，情感状态已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

    国民情感越在传统作用下趋于稳定，社会约束就越无必要对原始的野蛮秉性加以抑制，因为届时内在的自我约束已替代了法律的外在约束。很少有国家达到了这种稳定的程度，即便如此，社会约束仍旧必不可少。因为对一些反复无常、优柔寡断的人而言，其心理状态是不稳定的，也难以受到任何作用力的调整。这类群体如尘埃般没有固定形状，屈从于全部内在冲动，又如哈姆雷特一般永远犹豫不决，永远不能下定决心。

    2 自觉意志与不自觉意志

    由意识所感知的现象仅仅是我们未知的内在精神投影，但这些现象却阐释了一些最重要的行为诱因。在对这些诱因的阐释中，便引出了意志。意志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自觉意志——唯一经过心理学家验证的意志；另一种是不自觉意志，尽管尚未受到承认，影响却相对更为广泛。

    自觉意志意味着自由投射和客观讨论，而在不自觉意志中，无意识投射给我们的便是其自身。当触及我们的自觉意识时，所有结论都已成形，除却少数遭到否认，多数都被人接受。

    不自觉意志源自围绕我们人格的种族、群体与环境，反映了我们的种种需求、欲望与期待——其扩大为各种暗示与冲动，一直引领着我们的潜意识，偶尔还完全成为主宰。多数人的行为完全受到不自觉意志的操控，只有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言行完全不一致时，他们才能意识到这点。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心理一般已趋于稳定，能最大限度地促使人们的行为有益于社会整体福祉，在此处既有自觉意志，也有不自觉意志。尽管每个个体心理都是环境影响的产物，可能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但其行为都大同小异。

    要证明这一命题，有许多充分的事例，此处我仅仅引用《泰晤士报》政论编辑H.W.司迪德（H.W.Steed）关于英国人心理的观察结论——他与我使用的术语或有不同，但理论其实一致：

    英国人尤其受到直觉主导，他们不信任思想、排斥逻辑……一种比理性根植更深的直觉告诉他们，生命本身就不符合逻辑，生命由能量组成——这些能量向来都是盲目的，并源自心理学家所谓“意识门槛”之下……认真观察英国人，就会发现他们的行为与其表达的思想形成鲜明矛盾。英国人生活在完全矛盾的状态中，而且并不自知……英国人的心理分为两大区域，一个区域主管思想，另一区域主管基本冲动，二者被严格分隔，毫无任何关联。从一个英国人在日常安宁生活中的言行中，丝毫无法预知其在个人或国家危亡之际的表现，只有那时，他才能真正展示自我，发现自己真正的脾气，讷于言，敏于行。

    因此，无意识在所谓“自发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一般难以被人察觉。不自觉意志常常具有长久渊源，但也可能出自习俗、风尚、瞬间感情或我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等等。它无须麻烦我们思考，便每每能告诉我们该如何行事。

    3 意志的变化

    无论意志是自觉抑或不自觉的，其范围也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意志常常经历意想不到的波动变化，会受到特定因素的刺激，也会受到奢华、享乐等因素的抑制。

    当一个国家中人人意志消沉、畏惧承担责任时，该国就注定将要衰落。例如罗马，当丧失国家意志时，它也从历史上消逝了。

    意志也在国际冲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因为战争本身便是意志的斗争，正如我们在马恩战役中所见。

    在许多战役中，胜负关键都完全取决于哪一方的意志更顽强。在马恩战役中，正当法军打算撤退时，敌军右翼提前撤退了；在伊瑟战役中，敌军在阵亡15万人后便决定撤退，但若其再多支撑一小段时间，便能获得胜利。有法军将领说：“如果德军再多坚守阵地一刻钟，他们就可能全面突破我们的战线。”类似情况在决定南锡命运的考伦战役中也有发生。据马勒泰尔将军报告，1914年9月7日，314军指挥官接到撤退命令，尽管他本人并不同意，但不得不服从军令。正当他准备撤军时，敌人撤退了。这一系列显著事实都表明，意志在战争的最后关头总是发挥重要作用。

    为群体赋予不自觉意志是领袖们的任务——诸如那些伟大的将领、国家元首或宗教创始人。这种不自觉意志越能协调于国民的传统情感取向，就越能取得成功。所有的著名将领都具备强化士兵意志的本领，正是由于激发了群体意志，他们才能率领士兵在诸多战役中取得胜利。他们和拿破仑一样，了解怎样能在无形之中通过话语、行为和手势唤起他人的力量。

    强大意志所激发的个人能力向来都令人惊讶。无须提及当前事例，我只用举出黎塞留的事例——克莱孟梭已将此做如下总结：

    当黎塞留攻占马翁港时，他震惊地看到，士兵们在面临枪林弹雨时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勇气。他对这一切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为了找到答案，他下令在次日再次进攻同一防御工事——当然，这次已没有守卫工事的抵抗力量。但是，这一次实验徒劳无果。法军士兵发现没有抵抗，便不能发挥此前的勇气和意志。他们需要最难以克服的障碍，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示他们的英勇。

    能够移山的，不是信仰，而是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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