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普鲁士的历史
如果要获得对一个国家哪怕是最粗浅的了解，必须首先研究其个体及社会心态的起源，以及其感受、信仰和思想，因为政治生活只是其历史的一个要素。
决定国家演进的因素各有不同，当今人们似乎对经济因素太过偏重。而实际上，受种族、环境、建制、个体或集体行为及诸多其他条件影响，经济因素的作用也各有不同。
因此，国家历史极端复杂，并且其重要性难以确定，除非这个国家是一个新兴国家，并且仅受少量根本因素的影响——普鲁士正是绝佳的例子。
要了解普鲁士统一之后的现代德国，首先需要管窥必然导致当下这场战争的心态之源。
尽管普鲁士实际统一德国尚不足50年，但有很多人主张，德意志的融合自公元时代之初就已经开始：法兰克人、撒克逊人、斯瓦比亚人以及奥地利人都曾经轮流将德国若干地区整合到其治下，霍恩施陶芬家族更是在12世纪建立了持续甚久的帝国。
然而这些统一的努力最终都殊途同归，流于败绩。至于如今普鲁士建立起来的统一能持续多久，只有未来才能给出答案。不过，普鲁士的统治似乎能持续得更久一些，因为普鲁士对德国的影响较之任何先前者都更为深远。整个德国只用了不到50年时间便完全对普鲁士产生认同，以至于人们不禁要质疑冯·比洛（von Bülow）（前任德国首相）在其一本著作中担忧“德国会反抗普鲁士统治”的论调是否合情合理。
关于普鲁士统治下的德国人的心态，我会在另一章节中予以探讨。在本章节中，我只想简单概述现代德国的领主是如何形成的。
古代普鲁士的心态与一些民族类似，这些民族的生存条件导致他们数百年来为了争夺土地而与邻邦战火不断，而且其作风、习俗、道德及法律均源自对征服的专横欲望。
普鲁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其边界因不断地吞并而缓慢扩张，也吸纳了源自不同背景的族群。数百年来她孜孜不倦地试图扩张，而这些尝试不止一次地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倒退。1640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个国家被摧毁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有些地区只剩下了不到一半的常住人口，而像普伦茨劳这样的城市，人口更是从6000锐减到了600。在这一时期，普鲁士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常住人口，并因此成为邻邦随意出入的驿站。幸运的是，南特敕令的废除将成千上万的异见人士驱逐出法国，这些都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普鲁士国王更是英明地从中吸引了两万多人到其治下，这一移民潮的涌入成就了普鲁士史无前例的繁荣。
这些新移民给勃兰登堡带来了诸多崭新的工业及农业技术，他们在勃兰登堡开设了玻璃厂和钟表厂，并兴建了农场。柏林曾经只是一个肮脏的小镇，大街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人口也仅仅有6000人。在这些新移民的影响下，柏林成为一个繁荣城市。法移民在普鲁士迅速繁衍，到1740年时，法国裔人口在普鲁士250万常住人口中已经达到60万之多。时至今日，仍有大量法裔普鲁士人，虽然他们其中很多人都已将自己的姓名改为德语了。
普鲁士国王是其疆域上拥有至高地位的统治者。在现代德国哲学家所处时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家都被视作至高无上的存在，理应建立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而人民对此唯一的职责便是服从。弗莱德里希一世曾经明确下令，禁止臣民做出任何论争与反驳，这根本毫无必要——普鲁士的臣民做梦都未想过这件事。
普鲁士统治的根本原则是无休止地扩张其疆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常常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也是通过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来为侵略正名的，而且并未遭遇当今政府所面临的种种阻碍。这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在那个年代中，普鲁士君主的意志完全取代了民族优越性理论。
为了实现其征服的梦想，普鲁士的历代君主将其主要资源倾注在军队上。全民兵役制于1733年成为法定义务。在弗莱德里希·威廉一世继位当年，普鲁士军队的编制为38000人，而在他去世的1739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83000人。而同一时期，法国军队有16000人，奥地利军队只有10000人。在这支庞大军队的支持下，威廉一世的继任者弗莱德里希大帝得以建立了一个大国，并通过吞并西里西亚和波兰的部分地区将普鲁士的疆域扩大了一倍。直到拿破仑时代，普鲁士如此呕心沥血建立而成的王国才被摧毁。但是，这种分裂仅仅是暂时的：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普鲁士一雪耶拿会战失利之耻；1815年更是将莱茵河流域各州收入囊中，其中不乏诸如科隆、美因茨、特里尔这样的著名城市；此后的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最终奠定了普鲁士的伟业。至此，所有德国城邦都臣服于普鲁士的统治，小王国蜕变成了强大帝国。
随着实力上升，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也与日俱增，以至于最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以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口中的“特权种族”，他们还相信自己被上帝赋予了重塑世界的使命。
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普鲁士民族血管里流淌着征服的血液，也正是靠着征服，其才能铸就自身的伟大。因此，欧洲各国居然长期没能看出普鲁士的本来面目，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当然，法国国王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普鲁士的警惕，甚至在黎塞留时期阻挠过德国统一的企图。然而从伏尔泰时代至今，普鲁士在法国极受欢迎——哲学家和作家将普鲁士称为“自由的力量”，丹东将普鲁士看作“天然的盟友”，因为普鲁士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一样，同样遭受了许多误解。米什莱也十分支持普鲁士并且希望德国的统一，他说：“由于上天的恩赐，我们将可能见证一个强大辉煌的德国。”
法国对普鲁士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甚至持续到了萨多瓦战役。法国某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写道，“从逻辑上，法兰西是跟普鲁士站在一起的”，另有一份大报甚至宣称：“德国的统一是大革命的胜利，支持普鲁士是对终极正义的追求。”这是何等的谬论！
2 帝国战略和平开端——好战情绪死灰复燃
在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帝国首相俾斯麦构建出自己的一套战略。他一心想通过维持和平来实现德国国内的整合，而他战略的核心则是确保德国盟友的支持，以防法国开展任何报复活动。他一直相信法国可能实施报复，并且经常在国会演讲中提到这一点。以下演讲片段便清晰地说明了他的本质意图：
法国一旦占领了梅斯、图勒以及凡尔登这三座城市，德国的边境便会面临严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对此遗忘了，而我今日旧事重提只是因为历史的关联。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梅斯了，也无意夺回图勒或凡尔登。但是，由于边界问题，每一代德国人都被迫将战争的利刃指向法兰西。那么，现在这场与法国的边界之争已经尘埃落定了吗，抑或是没有？这个问题恐怕在场的诸君都无法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根本上转变两国关系的定位，并改变我们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因此我只能与诸君分享个人的意见，那就是，这场边界之争并未结束。
在掌权时，俾斯麦不断致力于维持和平，这与当今德国皇帝起初的政策一致。德意志帝国团结如一、经济极其繁荣。德国的商船船队日渐扩大，航程覆盖了世界每一个角落，除了英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匹敌。而英国作为竞争对手，日益成为德国恐惧和厌恶的对象。
曾经令俾斯麦夜不能寐的法国终于不再使德国焦虑，这主要是因为法国的国力已被宗教和政治的纷争大大削弱了，使得复仇的旧观念不复存在。但是，德国仍然存在与法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那就是在法国与英国结成盟友的情况下，因为德国早晚要与死敌英国决一雌雄。
在俾斯麦统领国家时，战争被视为德国必须尽力避免的危险，而当德国国内贸易和制造业开始发展壮大时，战争又成为德国夺取世界霸权的有效途径，从而变成了德国人民期望的对象。当时，德国各军队派系、爱国团体、媒体以及大学联合发起了一场运动，意在激起公众舆论并为战争做准备。政府倾尽全力支持这场运动，以便引起国会对于早期敌对行为的忧虑，从而得以通过增加税收的法案，以此进一步强化军力。
3 德国作家制定的征服策略
当前欧陆战争的舆论制造很大程度上是冯·伯恩哈迪将军的杰作。但事实上这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伯恩哈迪表述的只是大多数德国人的观点，特别是诸多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所谓爱国团体的观点。尽管其作品只是罗列了德国舆论的共识，但若在此引述其中若干片段，可能仍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以下是伯恩哈迪著作第十章中主要观点的摘录（由于德语原版在这本书付梓时尚无处获得，故我在此使用英文版）：
国家运行时所需考虑的唯一因素只有武力，除此之外国家可以无视一切规则，除非可以从中获利。
难道我们可以容忍一个人口只有区区4000万的手下败将（此处指法国）对德国的扩张计划指手画脚吗？
我们要粉碎三国协约、羞辱法国并树立德国应有的威信，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
现在正处于独立状态的中欧国家必须被并入德国……直到我们与英国交战，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不算是失败。
宣战的时机必须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独立意志，同时必须要让我们的敌人措手不及。
不仅是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要随时做好战争准备，我们的外交政策也要随时做好准备。
在有关国际仲裁的一章中，伯恩哈迪则试图说明向仲裁员提出法律问题的困难性：
大国之间解决争端只应该靠实力，而不是靠正义……对正义的理解见仁见智，而正义的概念本身也会随着不同个体和国家而产生不同变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正义标准、愿景和野心，而这些都是由其历史和民族个性形成的……没有人可以说清，究竟哪一种正义才是正当的。
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可以规制国家之间差异的成文法……每个行业、每个国家对荣誉感都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普遍仲裁条约必然对富有雄心的新兴国家产生特别大的危害，德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她尚未达到政治和国家发展的最高峰……由于普遍仲裁条约，所有需要改变疆界的国家行为都会受到阻止，强国也会受到限制而不能发展，只有衰退中的国家才会因为这样的仲裁条约受益。
人们不能把个人道德的概念套用于国家之上，国家的道德是基于其本身的，必须符合国家特点且取决于其国家性质与国家目的，正如个人道德必须建立于个人的性格及其对社会的责任之上。
强权是国家的本质，软弱是国家的罪过。
如果一个国家不断膨胀的人口要求其不断扩张权力，那么不寻求这种扩张是不道德的……国家绝不能允许自己受到条约义务的约束，那会危及或者至少不利于国家的存续。
显而易见，以上理念与欧洲文明数世纪来的理念大相径庭，并且把我们带回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君主们所遵从的原则（伯恩哈迪的理论招致了许多国家的不满，他对此相当惊讶——那些国家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复述了在德国普遍存在的观念。他感到有义务接受采访并辩白他受到的误解和妖魔化。但是他的论调是如此明确，很难再让人们做出任何其他角度的解读。）
伯恩哈迪并不属于那种超然古怪、无人附和的人，他的观点不断被各种学者反复阐述。以下是从一本书名为《假如我是君王》的作品中摘录出来的片段，这些片段被1914年9月的《记者》杂志转载：
既然德国的地位最高，自然就有权享有一切。德国应该以铁血手腕摧毁阻挡本国扩张的一切事物。我们必须摧毁英国，也必须摧毁法国，这样才能夺取他们的殖民地，以及在必要时夺取他们的领土，以换取我们的安全；至于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必须受到德国高高在上的监护；更不用提俄国，其将会被轻易征服，而德俄的边界地区将统统成为德国的殖民地。
海尔·舍尔是俾斯麦的拥趸之一，他的以下言论清楚地表明了德国的政策：
有思想、有见识的人应该把“坦诚是最好的政策”这样的陈词滥调扔到儿童启蒙读物中去。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诚实，将来也不会有。政治家必须毫不在乎自己对敌手是否不坦诚或不公平，而应当毫不迟疑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一直以来，普鲁士政治理念的本质特征之一便是对弱国发自内心的蔑视，普鲁士甚至拒绝承认弱国应当有权存在。前任比利时驻柏林公使巴郎·贝恩斯讲述了他与德国外交大臣的部分对话：
他（德国外交大臣）认为只有大国才有殖民的权利以及权力。他向我吐露了内心真实的想法：如果欧洲发生变化，只会对最强大的国家有利，那些小国将不可能获得先前许诺给它们的独立，必将最终灭亡或为大国所吞并。
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作家的大肆鼓吹下，德国统治世界的美梦也使其人民日渐开始出现幻想，认为自己是无可匹敌的优秀种族。最终，以上所有鼓吹带来了相应后果，好战派在德国国内的势力日渐强大。
4 德国政治演进概要
自从普鲁士统一德国以来，对于德国的历史和愿望，可做如下总结。我们已经看到，是普鲁士创立了现代德国，这个国家由征服塑造而成，又由征服获得兴旺繁荣。在1870年战争之后，普鲁士统一了各个邦国，自然将自身的完善组织结构加诸联邦之上。
政治心理学的主要原则之一，即制造并传播特定感情，并使其集体化。这是因为，如果能够操纵情感，便能巧妙地控制一国国民的意志。如能使这些情感稳定持久，便能重塑国民心理。
利用自己的大学教育、历史学家、哲学家、爱国社团以及军事制度，普鲁士在不到50年时间内改造了德国人的价值观。历史学家们说服德国人民相信，他们优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哲学家们鼓吹，在强权面前，公理不过是无力的幻想；政治学家们宣扬，德国将统治世界；军事教育尤甚，渐渐奴役了德国人民的意志。
面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德国愈发需要足够强大的陆军与海军，这不仅是为在各个地区宣示德国的政策，更是为了为发动战争做好准备。德国政府大肆宣扬，来自其他国家的嫉妒和敌视已经严重威胁到德国的生存。
在其他所有国家中，英国是德国最为畏惧的敌人。为激起民众对英国的愤怒与敌视，德国学者们一直宣称英国是德国扩张道路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德国甚至匆忙组建了一支舰队，旨在摧毁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
当激起公众热情已经变得相对容易之后，公众的这股热情很快便成为难以制服的强大力量，对其加以约束变得异常困难。因此德国政府很快发现，公众热情再也不受约束，各个激进党派已经形成，并开始着手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到了这个时候，公众如此热切渴望战争，战争一触即发。
第二章 德国哲学家对国家的定义以及对历史的阐释
1 德国国家概念的起源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向来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仅有少数大国能够在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建立令人满意的平衡状态。在古代，尤其是古代东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出于统治众多种族的需要以及吞并邻国领土的野心，普鲁士不得不采取绝对专制的统治。普鲁士的历任君主都相信，国家权力高于一切，国家意志应当凌驾于道德与法律之上，国家义务即通过征服不断扩大统治，而国家遵守条约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普鲁士君主一贯完全认同：战争无所谓正义与否，只看胜败，胜利的战争便是正义的战争。
尽管多数普鲁士君主从未明确宣扬过以上信条，但却全然依此行事，并由此塑造了德国的历史。德国哲学家们的任务，便是为这些信条构建理论基础。因此，黑格尔和费希特等知名思想家首先提出了“国家”概念的哲学原理，然后由特赖奇克、尼采、拉森、伯恩哈迪发展并予以推广。
黑格尔是首先提出国家绝对权利理论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强权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居于国家地位之上，应被当作上帝来崇拜。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理念都仅在德国各所大学之内流通，直到很久以后才在更大范围内被普及，并在广大读者之中引起强烈反响。
德国哲学的部分理论宣称：普鲁士代表上帝意志，高于其他一切国家，不受道德法规的约束，绝对有权征服弱国。因此，这些理论受到普鲁士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由于德国哲学家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暗含着很强的侵略性，其支持者试图将这些理论与罗马时期的理论加以联系，以证明无论在共和国还是帝国体制下，国家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并拥有绝对权力。之后，他们还曾力图证明德意志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延续。然而在事实上，德国关于国家的观念与罗马毫无相似之处，反而与亚洲国家更为类似。
以上有关国家的哲学理论是普鲁士全部体制和历史的渊源，这不仅因为其框架与内涵都已完全形成，更因为它们由于实践而深入人心，成为德国人民行动的激励因素。
2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上述国家观念既已在德国形成，则必然将导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事实上，这已在现实中发生——首先在普鲁士，然后在整个帝国之内。国家供应着一切，同时也管理着一切。国家的官僚体制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令人无法忍受，在德国却受到普遍容忍。这是由于德国人民本身具有内在的服从性，并且早已习惯了过分严苛的军事体制。根据黑格尔的理论，国家具有神性，人人都应自愿对其服从。诺瓦利斯甚至说过：“打个比方，国家是一个神明的化身，法庭、戏院、政府等公共场所便是其身体器官。”
根据哲学家的理论，国家的这种神性仅仅需要受到人民的服从，而不是来自理性的赞同。因为国家地位如此至高无上，已远远超越了一切赞美和批评。不过，在德国很少有人想到要批评国家，因为普鲁士的统治制度已使得臣民无比热爱国家，如今他们更是渴望令德国全体人民都产生同样的情感。
在法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我们更多是将国家视作与我们本身完全分离的实体。我们或许偶尔会利用国家来获得某些好处或庇护我们的软弱，在更多时候却将其视为敌人。但是，德国人却将国家视作全种族的集体化身，他们认为，如要反对国家抗争，便是反对自己。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国家的地位在德国至高无上，对国家的崇拜深深根植于德国人的灵魂之中，统治者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够确保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法国和英国人民热切渴望自由，而德国人却热爱服从。德国对专制具有一种热情，一旦获取任何权力，便将抓住机会实施专制统治。
普通士兵更是完全被视为国家的奴隶，这明确反映在1891年德皇在波茨坦的征兵演讲中：“你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我。如果我命令你们向你们的父母开枪……你们必须一言不发地遵照我的命令。”除了德国之外，试想还有哪一个文明国家的统治者胆敢说出这种话？
由于德国人的服从性，统治他们成为一件易事。因为在法国常被违反的制度规则，在德国却总是得到严格遵守。例如，巴黎的阿斯托利亚酒店事件若是换作在德国，就绝不可能发生：这座酒店的建筑商非常清楚，在法国违反法规是家常便饭，因此该酒店的建筑高度远远超过了有关规定的允许范围。尽管塞纳辖区、巴黎市政委员会和国务院从1907年起不断下发禁令，该酒店却依旧在持续加高。
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法国政府不仅毫无威信，而且没有能力确保其规章制度受到尊重与遵守。如果此事发生在德国，结果将大为不同——超出建筑标准的楼层在24小时之内便会被拆去，甚至根本不可能事先被许可建造。
一些德国学者在战争期间发表了若干作品，这些作品当然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公共舆论，但是依然具有一定代表性，并值得受到关注。因此，我摘录了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以下言论：
由于强大的组织能力，德国达到了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文明水平。在我们的敌人中，俄国还处于游牧阶段，法国和英国刚刚到达我们所谓“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比我们落后了五十多年。除此之外，德国高度发达的制度和组织性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至高地位。你或许会问我德国想要什么。好吧，德国想要接管欧洲，因为欧洲向来缺乏组织与管理。德国想要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想要实现集体力量的理念。这一宣言必然迎合了某些主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但却很难说服更多学者——他们认为重大发现与进步都是少数优秀者而非集体的工作成果。
在需要群策群力的情况之下，集体的优越性便体现出来了。这对德国人尤其有利，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和群体性使得集体合作非常容易，而个人单打独斗则非常困难。但是，集体却完全剥夺了德国人的个性。在战争期间，审问德军战俘是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德军军官和士兵的思想似乎都是由同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这也给审讯人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神秘主义形式出现，几乎化身为一种宗教信仰。柏林大学的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教授曾对德国人和英国人关于国家的理念做出过如下比较：
事实上，我们在此探讨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理念，它们也在经历着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英国与德国不仅在关于国家的理念上存在分歧，更因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有关自由的思想。对于英国人而言，自由意味着个人享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无限权利，不受国家、多数人意志或公共舆论等任何干涉。对于德国人而言，自由则意味着对集体利益和国家目标的服从。
“英国人将国家视为施加强制力的工具，主张国家的权利和需求应当尽可能有限地影响个人。而德国人则将国家视为民族宏伟目标的体现形式，主张国家权力应当覆盖全民生活，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员，都应将国家禁令视为自身意志的体现。个人只有无条件履行义务与服从国家，才能称得上是高贵和有尊严的。因此，德国人将全民兵役制视为自由国家的基石和最高体现，而英国人则将之视为最令人憎恶的事物，称其是一种有悖自由理念的专制强迫手段。”（1915年3月，《科学评论》）
以上言论已经明白无误地向我们展示，德国计划在胜利之后将强加给欧洲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正如它已经强加给阿尔萨斯的一样。
一个人可能消极被动地服从，也可以认为这种服从是“其自身自由意志的体现”。这种心理幻觉甚至会使古代的奴隶相信，他在某个黑暗的作坊里拉磨也是出于自由意志。
一个国家要确立其国民的服从性，必须先实施历经数代的军事化管理。没有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能够容忍德国的制度，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个人，而不是个人的存在是为了国家，而且他们认为自由与独立比被动服从重要得多。
曾有人客观指出，德国哲学家构想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区别，前者极端强调实用性，并充满了征服欲；后者则以理论为主，尽管充斥着极端的威权主义倾向，却宣扬和平主义和博爱精神——当然，那些曾经受到无情迫害的阶级显然不是他们和平与博爱的对象。
3 对武力的崇拜
经由上文对德国国家观的阐述，读者必然已经感受到了德国对武力的极端重视。普鲁士无须借助任何理论指导来认识武力的好处，因为这个国家本身便是由武力创建，也正是在武力支撑下持续发展壮大的。
为了使武力的成果正当化，德国学者们自然需要抛出一种理论，将武力标榜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并将胜利定位为国家价值和谁为强者的唯一体现。
这样一来，武力便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无须表现任何同情与怜悯——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不断重申，武力有权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写道：“征服者的权力即法律。”尼采也说过：“道德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义务。至于那些低等或外来的对象，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任何方式予以对待。对强者而言，怜悯是最大的危险。”
当我在另一章中提及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战指令时，将有机会向读者说明：以上宗旨是如何分毫不差地得到适用，又是如何残酷地摒弃一切人道的。
显而易见，这些宗旨和基督教教义以及文明进步都已相去甚远。德国名义上还是基督教国家，但其《圣经》里的耶稣已经变得和欧丁神一样野蛮，唯一目标便是征服和杀戮。这种新型的基督教具有很强的邪教性质，全盘否定了《圣经》道德。根据尼采的学说，《圣经》主张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温顺、仁爱、慈悲都是软弱的表现。武力创设权利，因此最强的国家才有权利统治他国，并没有义务表示任何友好和善意。德国整个知识界都对威廉二世的这句话推崇备至：“我们不需要慈悲为怀。”因此，这样的宗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德军在本场战争中犯下的种种冷酷暴行。
当德国人民看到武力确实带来的一些好处并令德国变得强大时，自然开始涌现对武力的崇拜。此后，德国还出现了新的理论学派，不断鼓吹德国人是优秀种族，肩负征服世界的使命。由此，战争在德国人眼中变成了新时期的十字军东征，要席卷一切可能反抗德国的国家。德国征服者们不仅煞费苦心地剥夺其他国家的财富，还提倡用自己的思想主宰其他所有劣等民族。
如果不能控制人的天性，最好就顺应它们并激发它们。基于这一原则，德国哲学家们巧妙地激发了人民对于征服、屠杀、掠夺的天然渴望。
4 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即使在最绝对的君主政体中，国家与宗教往往都是两大独立势力，尽管有时意见不合，却极少出现一方完全受制于另一方的局面。但是，由于国家绝对权力理念的树立，普鲁士王国的创建者们难以容忍任何宗教势力与国家抗衡。事实上，新教信仰在德国向来都被世俗势力所淡化，宗教和政治根本没有必要产生冲突，也不会产生冲突。但在1870年战争之后，当普鲁士将统治范围拓展至德国全境，却发现全国有2500万天主教徒和4000万新教教徒。尽管俾斯麦如此神通广大，却也无法解决从中产生的难题。他起初坚持了一段时间，最终仍然不得不予以妥协。尽管如此，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虽然“一战”使得这些矛盾暂时消失，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由于教派之间的分歧，德国在长时间内必然难以实现完全统一。
在德意志政治中，2500万天主教徒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是帝国的基石，却依然受到国会制约，国会还可能在税收等问题上否决政府决策。天主教会在国会建立了中央党，并与一些反对派团体结盟而占据多数席位。不仅如此，他们还控制了多数报纸与评论渠道，并且不太听从政府引导。1909年，他们的投票甚至导致当时的德国总理冯·比洛的辞职。
天主教党派在政府圈子内自然不受欢迎。事实上，某一国务大臣甚至曾在一次国会演说中将其称为“帝国有机体中的脓疮”。但是，天主教势力如此庞大，并不需要任何外部支援，便足以对抗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和新教教会都认为普鲁士国王是德意志帝国唯一的首脑；天主教会则承认两个首脑——皇帝和教皇，后者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言人，因此地位高于前者。新教不愿向天主教妥协，因为新教认为德国的强大正是来自新教精神，许多历史学家也支持这一观点。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我将引用特赖奇克的著述就此予以说明。
综上所述，宗教的二元对立将迟早成为德国的短板。
5 德国理论学者对国家和法律的阐释
不熟悉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实际上夸张了他们的观点——从黑格尔到特赖奇克，再到伯恩哈迪，这些人的观点似乎来回重复、大同小异。在本书另外部分，我还将引用上述学者们的一些学说加以说明。此处我仅仅选取柏林大学教授拉森（Lasson）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摘要——这本书在战争爆发之前便已出版，其中一些内容也已被《泰晤士报》所刊载：
在国家之间，仅仅存在战争，因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规则与本质，友谊不过是意外和特例。
只要人们还具有自由意志，仅靠强制便能确保法律的实施……
国家之间没有法律。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认可法律，便意味着承认自身的软弱，并降格至经允许才能存在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根本没有能力行使国家的基本职能。
国家的存在与其国力有关，一个小国根本无权存在。国家之间的唯一法律便是强者的法律。
不管存在任何条约，弱国都是强国的猎物，强国可凭借自身能力和愿望对弱国为所欲为。只要这种情况合理，便可以称之为道德的。
如果我们把国家看作有智力的人，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爆发的冲突只能由武力解决……为了避免战争，必须首先压制国家本身。
……未对战争做好准备标志着一个国家在物质和道德上的双重衰落。
……无论一个国家在学术、道德或物质领域取得何种进步，终究都将是徒劳的，它将成为其他国家文明的肥料，除非能够捍卫自身和取得的成果。
征服的战争和防御的战争同样具有正义性。反对为征服而战是愚蠢的行为，征服这一目标本身便是唯一有趣之处。
战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却绝不可能出于某种理念，因为这将意味着对国家生命所有健全基础的颠覆。
民族国家能在最高形式上实现了种族文明，这只能通过摧毁其他国家得以实施。
独立并不是所有国家固有的权利，必须经过艰辛与劳苦获得……
对于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若其文明并不利于国家的集中化和军事化，就必须服从于另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政治军事体制的野蛮国家……
在不同文明之间，只存在冲突与仇恨。
对于他国事务的干涉是一个国家的权利，其唯一限制便是他国的国力。
弱国往往习惯自我欺骗，认为那些保证他们可怜存在的条约不可侵犯，但是只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唯一保证。
有人谈论所谓的民族权利。但是，允许一个民族或其部分自己决定某些国际问题。例如，该民族应当属于哪个国家——便如同任由一家之中的孩子投票选择谁是他们的父亲。所谓民族权利，不过是法国人最无聊的幻想。
在公开宣称以上信条的国家面前，没有武力支持的权利主张是虚弱无力的。关于抽象权利的美好之处、权力与权利的比较，还是留给学者们去探讨吧。普通人更应当掌握自我防卫的方法，毕竟这比理论要可靠多了。
在武力面前，仅仅主张权利是毫无用处的。在历史上，许多传教士确实曾经违背君主意志而成功主张过权利。但是，尽管他们手下没有士兵，却绝非没有权力。与之相反，他们手握重权，因为他们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言人。
德国的理论无疑是一种历史倒退，并将我们带回过去的某一历史阶段：君主们蔑视条约，认为条约能够任意违反，自己手中的宝剑才是最可靠的。当前，德国的军事制度已经和工商业发展完全脱节了，二者处于截然不同的文明阶段。一个深信强者之权利的德国记者说，德国如果胜利，不需要对其他国家履行任何义务。德国当然不需要，但是人们会禁不住思考：哪一个国家会愿意和持有这种信条的国家相互往来呢？
如果说正是德国的上述理论导致其最终对比利时的野蛮入侵，应该算是客观公正的结论。正如莫姆森所说：
请注意，这个国家（德国）曾经兼具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如今文化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
由于德国的错误理论，欧洲被迫陷入了长达45年的紧张备战状态，最终只能以全面战争的形式收尾。
第三章 德国的经济演进
1 德国的工商业繁荣
历史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个贫穷的国家为了自身富足而向邻国开战，普鲁士王国也是典型例子之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过拓展海外贸易而早已变得富强，又拥有一支强大军队来抵御任何外来侵略，还会贸然发起一场无论胜负都毫无收益的战争吗？——显然，多数国家都不会。尽管如此，今天的德国还是这样做了。
德国进入繁荣阶段不过25年，但在这短短期间内，其人口显著增长，贸易、商业都得到大幅度发展。正当其经济成就正在超越英国花费100年所达到的水平之际，德国却参战了。
从以下数字和资料中，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德国在“一战”初期的工商业扩张。
从1888年～1914年，德国人口自4800万上升至近7000万；同一期间内，其国家财富从100亿英镑增至1488亿英镑。
（以下是1915年4月的Reveil National刊登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国家财富的统计结果。在此我只提供数字，不确保其准确性：
1.私人资产，包括不动产与个人财产——88亿英镑
2.城市资产——20亿英镑
3.农村资产——20亿英镑
4.私有采矿企业资产——24亿英镑
5.海外投资与所持外国抵押价值总额——10亿英镑
6.国有矿产、国家机构、公共建筑、港口、运河——6亿英镑
7.流通账单、银圆、货币——24亿英镑
以上便得出了1488亿英镑的总额。另据估计，德国的年度税收为16亿英镑。）
德国的商业覆盖了全球所有角落，尽管德国自己的殖民地不多，但是整个世界都在逐渐为其提供贸易市场。在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军事化德国崛起的同时，一个工业化的德国也在数年之内发展壮大，并逐渐赶上了原本领先一步的英国和美国。
在推动德国工业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煤矿的发现。德国的煤矿产量从1870年的2600万吨上升至1913年的10900万吨。而在1913年，法国的煤矿产量尚不足4100万吨。（其中，2700万吨都产自目前被德国占领的地区，法国四分之三的钢铁也产自这些地区。）
英国曾经便是因为煤炭的开采而变得富强，有此先例，德国必然也将因为煤矿业而繁荣兴旺，德国有能力将部分煤炭资源供应于对外出口。与此相反，法国则不得不进口部分煤炭用于消耗。
如要正确理解上文中数字的含义，则必须思考它们所代表的财富。在全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工业发展阶段中，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产力。直到最近，这种生产力的唯一来源都是人类的手工劳动力，直至煤炭出现后，煤炭的燃烧便取代了人类的手工劳动力，成为这种生产力的重要来源。
经由许多实验证明，一个劳动者在8小时的工作日内每秒劳动做功432尺磅。如果同样的工作由蒸汽机烧煤完成，只需耗费15磅煤炭，如果按一年工作300天来计算，一年需要消耗0.2吨煤炭。因此，1吨煤的工作效能相当于5个人的劳动力，100万吨的煤炭效能就等于500万人的工作效能。当我们说德国每年生产19亿吨煤时，意思是这些煤炭提供的机械劳动力相当于95亿工人。
此外，煤炭能源非常经济，100万吨煤炭通常费用为60万英镑。如果我们按每天4便士计算每个工人的工资，500万工人的工资总额将高达3亿英镑。（我的计算结果或许乍一看来令人震惊，但却是经一位矿产监督与科学委员会的朋友核实过的。）因此，一个国家煤炭产量的增加实际上等同于国民人口数的增加。煤矿多人口少要远远好于煤矿少人口多，5000名矿工一年能开采出100万吨煤，这100万吨煤又能够完成500万名工人的劳动任务。
现代工业的所有产品，从巨大的军舰到榴弹炮，都是煤炭转化为能量的体现。一个国家煤炭越多，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工厂、铁路、军舰、火药和大炮。
德国巨大的煤炭产量无疑是其近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对其国内经济和国际活动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这些影响之一，即德国开始重视工业、轻视农业。德国过剩的煤炭产量与人口使得其能够制造极具竞争力的廉价产品，因此大大带动了出口，并促进了更多企业的建立与扩张。例如，克虏伯旗下有10万工人，曼内斯曼有15万人，巴登钢铁有8000人，拜耳也差不多有8000人。多数企业都在不同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从而得以避税减税。他们参照的是美国默克公司达姆斯达特分公司的事例，该公司基地在德国，在伦敦有附属机构，所用配方多为法国提供，生产场所则坐落于巴黎附近的蒙特涅。
这些企业的机构设置非常巧妙。以拜耳为例，拜耳有14名经理，手下管理着304名药剂师、67名工程师、8名医师、4名律师、650多名技术工人（包括机械工、电工等）。工厂车间有3万盏照明电灯，每天产出30车产品。
德国人在各个工业领域都非常出色，例如制造实验室设备、摄影镜头等，法国制造商只能望尘莫及。
德国的成功导致其不断扩大产出，这种速度使得其不断需要开拓新市场。这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德国作为工业世界的新来客，发现自己处处受到以英国为首的竞争对手的制约。因此，德国不久便意欲对其开战。
但是，这种工业过度扩张有其非常危险的一面。德国著名金融家海尔法里耶估计，德国的年度税收为20亿英镑，国民财富总值为160亿英镑。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我们还是能够接受。但是它们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它们意味着德国制造业过于庞大的产出已远远超过国内消费能力，因此必须寻求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一旦关闭，将会导致数百万德国工人陷入困顿。因为在7000万德国人口中，仅有1500万人依靠农业生存。因此，德国制造业的繁荣和分配利润完全取决于产品的销售能力，否则将断绝收入来源。所以，德国不得不持续累积财富，否则将失去所有。
制造业被成功冲昏头脑，不停地进行扩张。德国电气公司成立于1883年，初始资产500万马克，现在已有24000万。显然，如果想在如此庞大的资本总额基础上获得分红，便一刻也不能停止生产。
综上所述，便可以理解德国为何如此警惕竞争对手，又为何如此痛恨其中最危险的敌人——英国。
2 德国走向繁荣的各种原因
正如我们所见，德国近年来的繁荣主要由于发掘了国内丰富的煤矿资源。但是，这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原因——若干是真实的，若干则是假想的。假想的原因包括：德国的经济成就是1870年军事胜利的结果——这一错误观点常常出现，也常常受到否认。最近，阿弗内尔的一篇文章又对此观点提出反驳，他轻松地证明了国家财富与统治地位各自独立，军事实力从不能促进一个国家的商业发展。有些非常富裕的国家——诸如美国、荷兰、瑞士等根本不具备军事实力。如果说德国由于法国在1871年的2亿英镑赔款而变得富强，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以军备维持的45年武装和平期间，德国的花费已经超过24亿英镑。此外，在1870年战争之后的前8年至10年间，德国实力并不突出，因为那场战争在事实上使全欧洲的工商业发展放缓而不是加速。
在德国工业繁荣的真正原因中，首先必须提及的便是其杰出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树立纪律、秩序的军事化教育。这两者其实有共通之处，因为工厂和军营非常相似，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是非常轻松的事。
德国人自己也承认军营生活的影响。一位经济学家如是说：“正是由于德国军队的纪律精神，我们才得以实现经济发展，由此引发英国对我们无比嫉恨。……军事制度是我国劳动阶级的学校。”
我认为，至于那些僵化严苛的军事制度所要求的纪律和规则，只有德国人才能容忍。但是，他们究竟是如何对此加以利用的？他们到底利用了何种手段发展工商业呢？
在我的前几部作品中（《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我已解释了后一个问题，并说明了卡特尔的功能以及德国是如何在商业上入侵其他国家的。一位博学的经济学家——M.米利奥德（M.Millioud）也在1915年4月刊出的《日内瓦学报》上发表了同一主题的调查文章。他的结论与我相似，但是由于他是中立国学者，因此我将主要选摘一些他的观点。
米利奥德首先指出德国日渐明显的扩张趋势，尤其是在比利时等国——德国在这些国家之内设立了众多商行和代理处，以便进行各种直接与间接贸易。
强大的卡特尔制度不仅通过制造商进行人员的组织管理，更是通过设立办公室来调控价格、获取收益并分配收益，从而使得德国制造商得以低于成本价销售货物，击垮竞争者。米利奥德举例说明，德国冶金产业在本国国内的钢筋销售价格为130马克1吨，在瑞士为120马克1吨，到了意大利则仅为75马克，这甚至比成本价低了20马克。
通过此类削价销售，再加之长达12至18个月的信贷周期，德国企业在各个国家都锁定了庞大的客户群，并消灭了竞争对手。最终，他们便可以基于这种垄断地位而随意制定市场价格。德国政府则同时作为客户和后盾，为制造业全力提供支持，同时政府还制定了有差别关税制度，从而进一步促进出口贸易。
以上方法需要大量的资金，若要追溯这些资金的来源，则是很有趣的事。德国工商业的主要资金来自银行业。德国银行首先吸取国内存款和法国的存款（通过从法国金融机构取得贷款），随后向国内各种工业生产企业注入资金。如果这些资金仍然不够，就加入股票，这意味着将银行的现金储备转化成难以转让的商业票据。
此处存在一些缺陷和风险，导致一些金融机构的崩溃。此外，基于巨额资本之上的分红要求不断提高产量，这使得德国的工业产能远远高于国内市场需求，因此不得不开拓更多海外市场以调控价格、管理产品供给。但是，德国在此遭遇了很多竞争对手，尤以英国为首，后者的贸易增长几乎已与德国保持同样速度。
因此，米利奥德得出以下结论：
德国人感觉在各方面都受到威胁，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想要威胁他们。德国人宣称为了捍卫自身存在而斗争，这完全没错，因为德国的制造业、金融业和政治早已将其推上经济征服的征程之上，再无回头路可走了。但是他们的所为却给自身带来麻烦，虽然还没遭遇失败，他们却早早地清楚看到胜利正在离他们远去。随后，德国人便面临这一问题：是否应该坐等失败——坐等贸易停滞、贷款蒸发、经济萧条、民众暴怒？德国人一定自问过，目前局势的演变是否会迟早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如果德国能够先发制人取得胜利，该不该抓住时机？无论如何，正如马克西米兰·哈登所说：胜利者才有资格谈权利。
我确信，上述经济原因终有一天将促使德国发动战争，因为德国学者已对此做了再三强调，以至于这点根本不容置疑。但是，由于战争尚未体现出其必要性，开战时刻并未到来，而是正在不断接近。有报道称：
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汉堡-美国蒸汽轮船公司的主席、德皇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巴林（Herr Ballin）发出了极具预见性的警告，值得引起法国所有媒体的关注。巴林沉痛地指出，德国的海外市场正在全面萎缩，甚至可能完全消失——那将意味着德国市场的全面崩溃和几百万工人失业。开战之前，柏林已有10万名失业工人，制造商想以8%的利息进行贷款都已变得非常困难。一言以蔽之，德国再怎么努力奋斗，都难以承受海外市场萎缩的严重后果。
因此，德国确实已经足够繁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繁荣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3 德国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业扩张
尽管面临上述风险，德国却依然能够保持繁荣发展，并且在全球各处与他国展开了激烈竞争。
商业竞争并不仅仅旨在带来金钱利益。毫不夸张地说，工商业入侵与军事占领一样，迟早能够帮助一个国家完成对另一个国家的征服。对于德国而言，这一现象正在许多国家中渐渐成为现实，尤其是比利时、俄国和法国。德国的工商业已经占领了许多地区，甚至达到了全面入侵的程度。例如，蓝色海岸地区从圣哈法尔到意大利边境的所有大酒店都已经是德国酒店。法国大量的制造企业，如药剂、光学设备、化学品、洗染用品等，都已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德国还在利用其企业组织、商业手段、技术教育和劳动力等优势不断地蚕食法国主要制造商。根据统计，在法国已有12000家德国企业，如果再保持这种速率扩张20年，德国人根本无须开战便早已成为法国的真正所有者了。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意大利和俄国，那里多数银行和制造企业都为德国人所有。此外，德国人也对英国开始商业入侵，但相较于其他国家，程度要小得多。
综上所述，德国正在迅速进行对全世界的商业入侵，若不是由于战争爆发，这一任务不久便能圆满完成。事实上，俄国正在逐渐被德国同化，俄国国家杜马开会时的一些讲话其实已经警觉地指出了这一点。1915年9月12日的《日内瓦日报》就此刊载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德国在俄国的经济扩张与渗透的程度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深，当战争爆发时，德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俄国政府向来懒散，代表们根本不介意是按马克还是按卢布领取津贴，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渗透，更别提德国在俄国设立的各种公立或私立的代理机构。俄国的银行大多数都为德国所有，商行也是，采矿业也是，许多大型制造企业更是如此。至于那些叶卡捷琳娜二世150年前在俄国乡村地区设立的德国殖民地，更是完全没有失去德国民族特色，那里的人完全不说俄语，呈独立族群存在，而且这些殖民地恰恰分布在俄国的战略要冲和通信主干道沿线。在过去几年间，这些德国殖民地与泛德主义组织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目前其行为尤其引人怀疑。德国对俄国统治者的影响也越来越令人警觉。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和奥地利甚至对俄国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如果将殖民地定义为一个国家为谋取利益而对另一个国家的剥削，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法国、比利时、俄国都是德国的殖民地。
为了获取新的市场，德国人不仅满足于对欧洲的商业侵略，更开始逐渐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这种扩张非常迅速，甚至促进了德国语言与文明的传播。
当战争爆发时，身处日本的法国教授贝勒索特（Bellesort）写道：
在离开15年之后，我又回到日本，抵达后注意到的第一个变化便使我感到恶心——德国在日本几乎完全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尽管英国在该国的影响力基本不变，但是我们丧失的，全都让德国人得到了。
此前，我们的军事院校、教材、教学方法和语言都受到高度推崇，但是如今无处不在的却是德国的教授、教材、军队、语言和科学。在东京的法律院校中，只有100名学生选修法国教授的课，其余1000名都在德国教授的课堂里。在24名赴欧洲留学的学生中，19名去了柏林，其余5名虽然赴巴黎就学，却最终还是居住在德国。在大学中，如果俄国人获得一席教职，那便意味着法国人而不可能是德国人减少了一席教职。此外，当日本谈论欧洲医学和欧洲音乐时，他们所指的完全都是德国的医学和音乐。
贝勒索特认为，德国的成功是由于在日本大量发行报纸、评论并设立各种机构。同时，他也批评了当时统治法国的狂热民主党人所犯的严重错误，正是民主党人的宗教迫害使得法国在日本的传教机构被德国人完全取代，后者不仅在东京成立了一所大学，更使得日本媒体做出如是评论：“自此以后，远东的天主教徒将全部受到德国皇帝的庇护。”
法国在日本的天主教会学校中有800个就学名额，并将法语设置为学校的必修课程。但是，由于民主党人在法国本土对天主教会的镇压，这些学校不能再录取任何学生，也招募不到新的教员。
德国领先而法国落后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日本，也出现在很多其他地区。贝勒索特指出：
在过去20年中，无论我去到任何地方——美国也好、远东也好、欧洲也好，我总是能遇见无礼、可恶、虚伪的德国人。德国人不仅并不满足于利用我们的失误，当然它有权利这样做，而且熟练地篡改我们的历史，伪造我们的产品。所到各处，我都能听见德国人公开宣扬或刻意暗示法国正在衰落。德国的教授、商人、外交官和海外移民全都一样，不仅无视事实，还为自己的不公正和不诚实寻找借口。我个人只有资格就日本的情况发言：我们在该国曾经享有如此的荣耀与威信，我们甚至占据了道德权威，但在15年后重返日本之际，我却发现这一切都遭到了德国人的窃取与剥夺。我从未发现，竟有一个国家会如此孜孜不倦地采取各种手段针对我们，并一项接着一项地剥夺我们的权利。
我刚一离开法国，便意识到1870年的战争其实还在世界各个角落持续进行着。我们还在不断地让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无论发生什么，都比这种缓慢地分崩离析要好。
类似现象随处可见。1915年3月1日的《巴黎评论》刊文提醒读者注意，德国正在对波斯的内政进行政治干涉，正在利用外交与商业手段不断地在该国炮制混乱和分裂主义阴谋。
尽管德国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进行商业扩张，却仍然认为自己并未达到“太阳般的中心地位”，德国还宣布已经做好准备打击任何试图扩大殖民地的国家——例如法国在摩洛哥。但是，德国在非洲的经历显示，尽管其做出大量牺牲，甚至曾经血流成河，却从未能够建立任何繁荣兴旺的殖民地。这是因为德国作为商人，或许能在全世界获得认可，但若作为主宰者，受到的则只有厌恶与反抗。
第四章 现代德国的心理
1 现代德国心理起源
现代德国的心理是历时不超过50年的人为产物，因为其最早只应该从普鲁士统一德国起算。普鲁士兴起时，该国家并不是仅由一个种族构成，而存在许多拥有共同特征的不同种族。事实上，现代德国是许多不同人种的混合——斯拉夫人，凯尔特人，蒙古人，巴登、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和撒克逊人等都在此贡献了不同特质。（人类学家很早以前就已经确定了德国现有居民的起源，并说明了其复杂构成。普鲁士人具有斯拉夫起源——梅克伦堡人、勃兰登堡人、波美拉尼亚人都是种族融合的结果，具有或多或少的俄罗斯血统，前者金发长头型，后者发色则较暗。古代日耳曼人的真正后裔散布在荷兰、巴拉丁领地、阿尔萨斯、德属瑞士等地。）但是，政治的统一性却迅速使得德国形成一种奇怪的心理，这种心理虽然未能使得现代德国形成民族融合，但却赋予他们同样的期盼。由于德国人向来都对征服者怀有深深的景仰，因此能够迅速认同新的统治者，并非常轻易地完成同化过程。拿破仑当年进入柏林时，普鲁士诸位王公贵族甚至卑躬屈膝地向法军索要佣金，这种可耻行为曾令拿破仑感到厌恶，他于是给达乌元帅写信道：“这些人在稍有得意时便傲慢自大，在失意时却又是如此可鄙。”
正是由于其本身历史，德国人渐渐发展出一种对至高权力的宗教式崇拜。数个世纪中，他们都生活在不同统治者的主宰之下，受到了系统性的严苛对待。只需浏览一眼他们的历史，便能明白德国人为何长久以来都缺少鲜明个性。德国学者们需要召唤起国民的所有爱国热情，才能够向其灌输些许同质化的历史观念。他们要想获得成功，只能编造历史，就像为某个爬上贵族阶层的暴发户编造一套全新的家谱一样。
德国学者提出过一个最匪夷所思的理论：通过对欧洲的侵略与对罗马文明的破坏，古代德国游牧部落切切实实地改造了世界。事实上，这些部落毫无文明传统，也难以受到教化，还得再过几百年才可能建立一个合格的文明。M.迪律伊（M.Duruy）在《罗马史》中写道：“400年来，这个掠夺成性的民族都是世界的灾祸之源……”图尔斯的宗教领袖也指出：“德国人对誓言毫无敬畏，对征服对象毫无同情，对妇女、儿童和弱者也毫无信义。”
德国历史学家们还指出，中世纪的德国向世界贡献了许多艺术与文学瑰宝。但是，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清楚地证明，代表中世纪最美形象体现的哥特式建筑实际起源于法国，它是中世纪的一种抒情艺术形式，出自有关帕西法尔、特里斯坦、伊索尔特等人的神话传说。此外，封建制度和骑士制度也都并非源自德国，德国总是试图予以模仿，却从未有过任何创新。直到今天，德国的各处建筑模仿的主要还是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宫廷的建筑风格。
我们必须明白，德国人秉性中的服从是其哲学的基础，也是其模仿精神的基础。如果明白了德国人的这一性格特征，便能理解德国为何得以成功改造其国民心理。
2 德国人心理的一般特征
要探讨国民心理，只有着眼于一般性，而不是细究特例。因为尽管所有国家无疑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是依然存在很多区别。不仅国家如此，一国之内的各个省份也可能存在极端差异，弗莱芒人、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马赛人便具有全然不同的心理。除此之外，不同职业也会给人们打下特有烙印——工人、牧师、法官、公务员都各有差别。但是，与动物学中的现象一样，这些差别完全没有排除普遍特征的存在。例如，不同品种的狗可能非常不相像，但却仍然能被归为同一物种，这是因为其相似性远远高于差异性。
在当今德国人心理的一般共性之中，不仅有团结意识、对官方权威的服从，还有对集体优越性的自信——后者或许部分是由于德国人无法从其他角度看待问题，因此对其他国家国民的心理一无所知。我们都已看到，德国外交家们在战争爆发之前体现了多少这样的无知。
不仅德国普通国民具有这种虚荣心，德国的知识阶层之中也充斥着这种观念。学者们甚至开始对德国所谓的民族优越性开展起专业化研究。
由于德国人的奴性与服从，弗雷德里克大帝甚至声称，他已经厌倦了统治一群奴隶。但是，统治者其实并无理由作此抱怨，因为正是其统治的权威使得德国人成为愿意相信一切的奴隶。例如，德国人民被告知，德国入侵比利时是因为比利时背弃了自身的中立地位，因此需要受到惩罚，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样，他们也相信，德国对法国宣战，是因为法国的军用飞机炸毁了德国的一条铁路。关于这些说法的真实性，竟然没有一个德国人给予质疑。
德国人不仅信任统治者，也信任专家学者。德国人被反复告知，其祖先是蓝眼睛、长头型的日耳曼人，但是，这主要源自学者们持续不断地大力鼓吹——普鲁士的祖先更多是斯拉夫人，而不是日耳曼人。
若要列举德国人最普遍的心理特征，可能是野蛮、缺乏教养、缺乏骑士精神——无论普通民众还是知识阶层全都一样。在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资料中，再也没什么比战争期间从德国战俘处缴获的笔记更能清楚地揭示这些基本特征了。一位负责翻译其中部分材料的法军上校就此表示：
我希望，我们缴获的这一大批德国信函有一天能被发表。这些信函的作者范围甚广，有中产阶级、商人、教授，还有艺术家。他们充分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环境和各个阶级的思想。
从这些信函中，我们看到，德国人是如何冷血，如何在不断地破坏中满足其艺术天性，又是如何赤裸裸地暴露其愚蠢与残暴的。我们看到了掠夺者的贪婪、虐待狂的病态残忍。我们还看到，这些人竟然在战争哲学中寻求杀戮的借口，煽动军队洗劫村庄、戕害妇孺。这就是德国人，我们的官兵亲眼看见了一切。
泰晤士曾经刊登过题为《一个德国中尉的思考》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大力鼓励屠杀、掠夺、纵火、强奸等暴行，并希望战争应该在“堆积如山的尸体和血泪成海中”继续进行。他说：
文明应该从堆积如山的尸体、血泪成海和垂死之人的痛苦中树立起自身的神殿吗？是的，当然应该。如果一个国家有权征服他国，那么其威力便是至高道德法则，所有被征服者都必须对其低头。对于那些被征服者，只有表示同情了！
上述作者后来在伊普尔被俘获，因此我们能够了解其本人具体情况。他曾经是一所大学里的历史老师，是黑泽勒（Haeseler）元帅的追随者，他甚至声称自己和海瑟勒的观点完全一致。总之，正是从这些人的言论中，人们得以准确了解德国军人和许多学者的心理与思想。
凡是有中立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到访德国，都对德国知识阶层的残忍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西班牙人伊贝罗（M.Ibanez de Ibero）作为见证者，在一篇评论中做出如下描述：
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之中，我发现了有关战争最激进、最顽固的想法。在我看来，相比之下，政治家和金融家们的观点要温和得多。大学教授们却常常顽固不化，完全误解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中，他们的思想似乎受到严重误导……他们的思想一点也不复杂，他们有时可能怨恨、有时可能狡诈，但却缺乏心理学知识。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拉丁国家高度重视的文雅与礼节受到德国人的完全鄙视，德国人将温和与仁慈视为软弱无能的同义词。为了给其残忍正名，德国人声称德国不欠其他国家任何善意或怜悯，因为德国是由上帝选中来将自身意志施加于其他国家的。因此，才有了威廉二世的那句话：“在我看来，人道与慈悲到了孚曰山脉这一侧便该消失了。”
德国人不仅野蛮残忍，还缺少教养和圆滑性，这也令外国人印象深刻。众所周知，在法国大使离开柏林时，德国皇帝令其受到了何种对待。康邦（即法国大使）本人亲口告诉我，他被关进一列由警察看守的火车，整个旅程长达26小时，其间没有任何食物供应，还被迫支付了5000金法郎的过路费。俄国的皇太后当时也在德国，也遭遇了类似对待。而与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驻法大使回国坐的却是豪华列车。
如果进行过海外游历，德国人自己便会意识到自己缺乏教养。根据1914年10月31日的《日内瓦日报》，哥廷根大学的W.沃伊特教授（W.Voight）在一次演讲中称：“有教养的法国人和英国人通常比普通德国人更为优秀，因为他们是更加古老文明的产物。”
德国人极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因此报纸和书籍才能对其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德国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轻信臭名昭著，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荒谬的宣传。但是，早在很久以前，德国人心理的这种易受暗示性便已有所体现。在歌德和席勒的时代，《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致了许多人的自杀，《强盗》也激励了许多德国学生到森林里生活。到了现代，德皇威廉二世也常常幻想穿着锃亮铠甲的中世纪骑士，并受到深刻影响。
易受暗示的特质使得德国人希望与他人保持一致，而英国人却恰恰相反，更加倾向于独立思考，与他人保持不同。
不诚实也是德国人最普遍的缺陷之一，或许还是最古老的一大问题。早在公元纪元开端，彼得克特（Velleius Paterculus）便写下：“非常可怕的是，日耳曼人的性格混杂了残忍和狡诈，他们是天生谎话连篇的民族。”
在上文中，我仅仅研究了德国人心理的若干层面，尚未提及帮助德国人获得成功的要素。在以下章节中，我将予以说明。
3 普鲁士军事制度对现代德国人心理造成的影响
莱布尼兹曾经说过，通过教育，能够在100年之内改变一个民族的心理。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因为能发挥作用影响的，除了教育之外，还有军事制度。
事实上，德国人自己也承认，是军事制度从本质上改变了德国人的心理。当其所有健全男子都必须经历军营生活时——先是两年，然后将有固定时间间隔，这个民族自然便会终身养成精确、纪律和服从等习惯。德国的军事教育完全基于恐惧这一心理因素，弗雷德里克大帝的下列言论便清楚予以指出：
你看到的所有这些人，若每一个人单独存在，都会怨恨我。但是他们一旦形成行伍，并意识到长官正手持棍棒站在他们身后，便会开始在我面前颤抖。他们不仅畏惧我，还将奋力保护我。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只要我一声号令，他们便会积极地投身战斗，毫不犹豫地为我献出生命。因为他们尽管甚至不知战争究竟为何，却坚定地相信自己必须为我而死。如要问我是如何获得这一成果的，棍棒的力量是第一位的。
棍棒和皮鞭的使用向来都是德国军队中的一项传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一位德国骑士在参加拉施塔特会议时便指出：“每天早晨，我都会被巴登军团的长官们体罚士兵的叫骂声吵醒。”
尽管德国报纸批评过不下数百次，这种军事制度的严酷性丝毫没有放松。在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其更是影响到境内所有士兵，甚至采取了更高强度。正是在这种军事制度的鞭策之下，年轻的德国士兵才认识到秩序、纪律、规则、服从的必要性。即便触犯最小的规矩，他们也会受到无情的责罚，因此，他们很快便对长官产生了绝对服从的心理。
在战争期间，德国士兵同样受到了这种严苛军事制度的折磨。据1915年4月23日的《每周时报》报道，一位目击者声称，他看到士兵们由于犯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绑在树上狠狠抽打长达数小时。
1915年6月11日的《泰晤士报》详细报道了德国国会长达5小时的关于前线军官虐待士兵的辩论。各方代表都声称，他们就此问题收到了数百份抗议。《泰晤士报》就此评论：
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手段似乎很对德国人的脾气……
必须指出，他们存在、生活、行动都遵循着军事制度，而欺凌和暴力是这种军事制度中不可避免的部分，摧毁了个性并统一塑造了人的身心。实际上，德国战争机器的力量正是在于这种军事制度已获默许并已存在多年。
很久以前，人类对动物的驯服便已经展示，对于鞭子的系统运用将能带来多少成果。同样，现代德国的许多成就也都是基于此。终其一生，许多德国人都不时回头看看身后的鞭子，正是这条鞭子促使他们在职责、义务这条既直且窄的道路上行进，也正是这条鞭子促使德国发展出令文明国家无比震惊的关于权利与权力的理念。一个士兵若遭受了长官肆意的鞭打，便会发现单靠权力便可剥夺并占有权利。从那之后，二者在他眼中将毫无区别。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在经历这种训练之后可能获得某些成就，德国人也在几个世纪的服从之后渐渐适应了这种制度。但是，倘若换作别的民族，则必然无法忍受这种军事制度——除了黑人奴隶和一些亚洲部落。
德国军官因其在军队中的权力受到极大尊重，而且还幻想自身天然优越于其他人，所以不用遵守除了军纪之外的任何法律。此处有一典型事例：一位上校将30多名平民和一位法官投入地窖并监禁了24小时，仅仅是因为认为他们没有给予自己足够的尊重。他被带上军事法庭之后，不仅被一致同意无罪释放，而且还因此受到皇储的祝贺。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发生在英国，他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甚至被送上绞刑架。
德国军官除了自身职业之外对任何事物都非常无知，除了赌博和酗酒之外也无其他业余爱好。因此，其心理同中世纪那些酗酒、粗野、四处掠夺的骑兵非常相似。
4 教育对现代德国人心理的影响
除了军事制度外，影响现代德国人心理的还有德国的教育——尽管重要性不如前者。从基础教育直至高等教育，德国都做出调整以满足现代工业社会的需求。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尤其发达，设有包括烹饪在内的所有职业学校。无论是技术教育还是其他高等科学教育，其中都有一条成规：劳动的细化分工。高度关注局部细节、忽视整体的准则不仅被适用于学术研究，也被适用于各类实验操作中。
M.克鲁瓦塞（M.Croiset）如此评价德国学者：“他们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花在校对手稿、编目、整理参考文献等所有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这使得那些更加智慧、灵活的人对此深恶痛绝。”
但是，上述言论不应被视为批评。因为，以上方法能够为最不聪明的人提供为研究奉献力量的途径，从而对一个民族整体而言弥足珍贵。
在科学和工业实验室中，都存在这种劳动分工，因此也为技术领域贡献了许多实际成果。即使是最优秀的化学家也都将其研究的分工划分成非常精细的领域，例如细菌学家欧利希（Ehrlich）赫赫有名的操作方法：
在确定最终配方之前，他首先需要许多药剂师为其准备许多类用砒处理过的化合物。这项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因为任务非常繁重且非常麻烦，对每一种化合物都需要先做化学分析。
这种细化分工的制度对于现代工业非常有必要。奥斯特瓦尔德认为只有德国人才掌握这一方法，真是大错特错，英国和美国对德国的挑战恰恰证明了其他方法也能奏效。有分工便是有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进步，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罗马的繁荣正是基于此，而土耳其等国因为从来没有组织性，未能获得任何长久的成果，始终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事实上，若不是欧洲人的帮助，这些国家甚至没有能力修建公路与铁路。
但是，德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只有国家才能发挥组织作用。德国成功地实行了僵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其已经实现高度军事化，国民能够迅速适应最严格细致的规范与管理。但是，如果说这种制度是最好的，显然不对。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述，英国和美国也非常成功，但他们却采取了与之完全不同的制度，将政府干涉降至最低限度，并且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主动性。
国家社会主义与个人主动性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两个概念，根本无法实现相互转换。在个人自由和国家至上之中要选择哪一种，完全取决于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状态。
5 宗教对德国人心理形成的影响
与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相比，宗教对现代德国人心理产生的影响非常微弱，我甚至本来都无须提及。但是，为了佐证我在之前作品中提出的观点，在此我还是决定探讨宗教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如果持有同一宗教信仰，各国便都可以保持一致，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因为所有国家在适用某一宗教之前，都已经事先依照自身心理将宗教进行了转化。
基于各民族的不同心理构成，同一宗教——或具体说是同一本宗教经典可能发挥不同的影响，这很有趣。例如，新教信仰在英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却处于弱势。新教信仰在英国通过解读《圣经》传播，而《圣经》对于新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宗教经典，事实上，对其教义的绝对服从正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础。解读《圣经》对英国人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种自由解释非常吻合英国人的独立精神，也注定将带来英国宗教的崛起，让英国人在其中找到真正的情感表达渠道。不久，《圣经》中的耶和华便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上帝。
在另一方面，德国人则认为基督教的神明过于温和仁慈，便将其赋予了更多野蛮、粗暴的特点——鄙视弱者，仅仅保佑强者。这种篡改并不令德国哲学家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哲学家认为，神明并不会改变国家民族的内在灵魂，相反，神明产生于信仰者看待他们的具体方式。
基督教在现代德国的演进过程中，以上观念随处可见。德国将福音派关于慈善、温和、保护受压迫者的理念（这被尼采斥作“奴隶道德观”）与武力、野蛮、征服等完全不属于基督教教义的精神融合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看来，这确实是一件非凡的事。由于神秘主义的逻辑不受任何限制，因此德国的政治理念与宗教理念虽然完全相悖，却依旧能够形成彼此融合。
以上两类理念的融合在德国得到了神学家的支持，在法国却遭到反对。由于政治和宗教的融合，德国政府受到了宗教势力的支持，这种情况在法国却恰恰相反，也给法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内相互敌对的势力总是准备好彼此发难，将在极大程度上削弱国家实力。
德国的新教教会绝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团体。平时，新教势力无法损害天主教会，因为后者人数众多，足以自我保卫。但是在战争中，新教却找到机会发泄宗教仇恨。因此，他们毫无理由地处决了大量天主教教士，还尽其所能毁坏了大量天主教堂。
6 现代德国人心理的统一性：强调集体而缺乏个性
在以上章节中，我们看到的所有影响都在普鲁士的铁腕统治下改变了德国人的心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磨灭了德国人的个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集体心理。
在德国人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在心理上达到如此的高度统一性。我之前提到，任何人若有机会审问来自任一社会阶级的德国战俘，都会因其思想言行的一致而印象深刻，都会认同《洛桑报》一位记者的以下评论：
我绝对不曾相信，德国民众竟然能在心理上达到完全统一——有人可能会说，这几千个人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大脑思考。达到这种程度，到底是可喜还是可悲？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心理感染的现象，还是战争宣传教育的产物？尽管这些德国人感情不同、智力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其个性似乎都完全消失了。在德国，没有任何个人，只有民族、社会组织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当前，勇气、主动性、决断力都是德国人的集体品质。德国人要想有所行动，只能融入工会、企业或社团等集体组织。即便一个德国人独立存在，其依然是集体的。在科学的最高研究领域，德国人的工作更是完全集体化的，越是精细学科的论文，越是由许多作者共同撰写完成，例如关于眼科的研究文章。
我们必须记住德国人心理的集体性，才能理解为何能有93名德国学者联合签署了那份臭名昭著的宣言。这份宣言包含了许多值得用心理学深究的内容，并清楚地体现出集体心理在智力上的欠缺，一定会在未来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此外，这份文件还证实了我很久以前便在作品中指出的事实：当受到集体影响时，即便是最睿智的人也会丧失一切判断力。当集体进行观察时，一切不容置疑、清楚无误的事实证据都似乎为集体视而不见，失去力量，不复存在。
《93宣言》的主要宗旨，便是为德国的杀戮、劫掠和四处破坏进行辩护。以下是这份宣言的片段：
我们并没有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事实证明，是法国和英国决定破坏其中立地位。比利时是与英、法签订协议的，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将会带来自杀性的损失。
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伤害任何比利时公民，也没有毁坏他们的财产，除了某些迫不得已的情况。
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向鲁汶发泄怒火，他们不得不轰炸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只是为了向这些地区的部分敌军和暴乱分子复仇。
关于上述种种否认的真实性，已经毫无必要再作探讨，因为官方文件早已证明了确凿事实。到了现在，这份宣言的起草者们可能也已明白事实真相了，多数人无疑将为此非常后悔。但是我敢说，很少人能有勇气写下马克西米连·哈登（Maximilian Harden）的以下言论：
我们不要再费力为德国所做的一切找借口了，停止对敌人的侮辱与攻击吧！战争并没有违背我们的意志，也不是突然被强加给我们的。我们想要战争，我们不得不发动战争。我们不接受欧洲的审判，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其管辖权与合法性，我们将用自身武力在欧洲建立新的法律。德国参与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世界上争取更多生存空间与更大的产品市场。
7 德国人为何能在心理上迅速适应现代世界工业发展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没有国家能够持续保持发展和进步。在经历一定时期的发展和繁荣之后，国家便会陷入衰落甚至灭亡。有些国家已被彻底摧毁，以至于其首都的遗址都无处可寻，只有在现代人们进行考古时才被发现。直到昨天，特洛伊、尼尼微和巴比伦的遗址才被发掘出来。
这些兴衰周期发展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其中我必须指出，动物世界的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中同样是主导法则，当环境发生变化，所有生物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环境。能够做到这点的物种便能进化发展，不能做到这点的则会逐渐灭亡。
正如每一个气候变化都会引起动植物发生进化转变，每一个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变化都将注定促使国家与民族心理发生特定改变。但是，对于不同环境的变化，各国适应能力也有所不同。在某一环境中最有优势的素质到了另一环境中，便可能失去作用。
今天，科技与工业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存环境，使得德国人某些在原先毫不起眼的品质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现代生活要求高效实际的成就，这使得细化劳动分工变得尤为重要。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一个民族必须具备耐心、规范、专注等品质，这对于那些过于机灵或过于充满幻想的民族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德国却非常容易，这些都归功于德国人的天性和无情的军事制度。
以上这些品质直至20世纪初还未体现作用，在现代社会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0世纪初，工业发展尚处早期阶段，科学发展较为缓慢，急需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大师来奠定基础。然而，当今世界却不再需要这样的科学巨匠，他们的地位已被数百万蚂蚁般的劳动者所取代，这些劳动者通过细化分工将物理世界划分成无数的小块。德国的实验室现在已经如同巨大的蚁丘，有数千名专家在其中进行最精细、最具实用性、最具营销价值的研究。冯·比洛对此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自从1870年起，德国已遍地是商人了。
所有这些专家都对工业发展做出无价的贡献，却对许多一般性法则知之甚少。在德国的科学家之中，从未出现过诸如达尔文、巴斯德、贝尔纳等天生具有哲学精神的学者。在德国的实验室里，也从未产出电话、飞机、汽车、无线电等现代发明。但是，尽管自身还存在这些不足，德国的虚荣心却冲破一切界限，驱使一些学者对历史做出最最怪异的解读——张伯伦宣称，但丁、伦勃朗、帕斯卡尔、莱辛等人都是德国人；其他知名学者在撰写有关化学和细菌学的书籍时，居然只字未提拉瓦锡或巴斯德。
尽管德国实验室很少产生新思想，却总能将世界先进思想理念系统化适用于自身，从而获得进步。不仅在科学领域如此，在哲学领域也是一样。德国所有的大哲学家和大思想家都生活在德国统一之前，生活在未被普鲁士军事化的小国宗法制度之中。自德国统一之后，却没有出现一个可谓发挥过什么重要作用的大家：例如尼采，其作品虽然最为流行，却只是在宣扬武力崇拜，而这不过是在重复早期德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而已。
无论如何，我必须重申，德国人已经成功地适应了现代技术进步。因此，昨天他们或许还微不足道，今天便突然向全世界昭示野心。
既然取得成功，德国人自然便要总结并列出为其带来成功的要素。由于德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制造业、贸易和军事，因此德国宣称自己在这些领域中具有许多国家无法超越的优越性。
在德国提出种种优越性的表现中，有三个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作为价值标准所接受的。首先是其军事奴役；其次是其动物本能——正是这点令德国人毫不节制地生育繁衍；第三便是群体精神，正是出于这种精神，德国人奴性地服从国家强加给他们的一切思想。
未来各国是否会遵循德国人的标准，这一点十分值得怀疑。人类的理想难道便是大量生产酸菜、香肠、铁器、啤酒和各种中看不中用的杂物，将这些东西倾销至世界各国，同时又用大炮确保没有国家同其竞争吗？
我们无从获知各国的未来命运。但是一旦普鲁士军事制度获胜并传播各处，自由将被遗忘，人道主义将被再次长久地束缚，人类将再也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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