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争的经济与政治原因

    1 战争的真实原因与想象原因

    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在本卷部分，我将带领读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一探究竟。

    当前战争的远因既有真实存在的，也有想象的，但是想象并不意味着无法有效激励人的行为。我常常主张，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审视人类动机的理性价值，而是研究其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因为，人类历史充斥着各种想象，如果将所有关于理性与幻想的较量抹去，历史便将所剩无几。

    在“一战”的种种起因中，既有已酝酿半个世纪的，也有在一周之内迅速发酵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战前半个世纪内，究竟有哪些起因正在酝酿过程中？二、在外交谈判进行的那一周之中，究竟是谁希望战争爆发？

    这两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交战双方给出的答案完全不同。德国人坚信，法国人和英国人长期以来都在酝酿发动战争；法国人也同样认为，德国人渴望战争，并在第一时间抓住机会挑起战争。现在，让我们暂时抛开战争的近因问题，首先开始研究使欧洲深陷战火的种种远因。

    2 对德国人口过剩的假设

    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德国人口过剩是导致德法开战的原因，但这种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这是将自然法则生硬地套用到人类社会中——这是普鲁士学者的常用方法。伯恩哈迪尤其喜欢将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础，却常常得出一些远远与预期不尽相同的结论。自然法则无法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因为尽管动物世界可能完全臣服于自然的统治，人类却有能力通过自身活动对抗自然、挑战自然。

    众所周知，马尔萨斯的理论主张：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天然倾向于过度自我繁殖，但由于物种数量与生存资料的密切联系，这种过度繁殖将会受到限制。例如，战争和流行病会把种群数量减少并控制在合适范围内。

    随着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某一特定地区必将逐渐有能力容纳大量居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均衡最终会被打破。当一部分人口发觉其生存遭遇困难时，就必须向外迁移，或是对另一个人口不太稠密的国家开战。在历史上，许多民族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包括先前的德国，也包括今天的日本。

    尽管一些德国学者声称，德国也是由于人口即将过剩，所以必须参战。但是，无须复杂的证明便可知悉，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当今的德国并不符合上述情况。我从伯恩哈迪的著作《现代战争论》第一卷中节选出以下内容：

    基于当今世界形势，我们必须将战争作为保障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必要手段。

    德国与法国的领土面积相当，德国目前供养着6700万人口，而法国人口总数却只有4000万。此外，德国庞大人口数量还在以每年100万的增幅攀升。同时从长远看来，德国的工农业却难以安置这些持续增加的过剩劳动力。因此，除非我们继续寄希望于邻国国力日益昌盛，有利于我国国民像从前一样移居国外。否则，我们就必须扩张殖民地，为过剩的人口提供劳动岗位和物质保障。

    鉴于当今世界的政治势力划分，我国若要取得更多领土，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地或是结盟。但是，唯有我国在欧洲立足更稳、地位更高，以上方法才具有可行性。这是因为我国外交政策目前再无前进空间，要想向那些比我国更强大的国家做出政策宣示，只有通过战争手段。对我们而言，这种负担与压力简直难以忍受。

    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德国学者的认可。伯恩哈迪还指出：

    与激增的人口相比，我国国土面积太小。我们需要更多领土，而且只能从那些人口正在缩减的国家手中获得，因为其很快将没有能力充分利用大部分土地。法国便处于这一趋势中，所以请敞开国门，迎接德国人的占领吧。

    如果上述观点正确，那么德国向国外移民的数量理应持续增长。但在事实上，德国移民的人数反而减少了，甚至低于英国海外移民的数量。德国不仅没有出现人口过剩的状况，反而由于转型为制造大国而出现劳动力缺口，在特定季节中不得不从意大利、克罗地亚和其他国家引入数以千计的劳动力，参与德国国内的收割与采矿。

    德国人口数量以每年80万的增幅上升，到如今已接近7000万，但还不算过剩。在全球范围内，德国甚至根本排不进人口最密集国家的前列，参见以下各国每平方公里居民人口数的列表：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从德国学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尽管统计数字显示的事实与他们所描述的完全不一致，但是我们姑且承认，德国确实需要在其他国家为自己的过剩人口寻找出口。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理解，德国参战可以就此带来任何好处。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德国的势力范围已经覆盖许多国家，又已凭借低价商品占领了全球市场，从而得以在许多地区获得很大的行动自由度。即使德国赢得这场战争，那些被它战胜的国家也不可能以比过去更加友好的姿态欢迎它。因此，假设德国是由于人口过剩而发动战争，这绝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判断。

    我同样认为，国家随人口增长而强大的理论也是错误的。尽管这种理论在法国盛行，尽管贝蒂荣博士（Dr.Bertillon）已经对我表示过愤怒，我还是不得不坚决予以反对：如果一个国家人口众多，便能拥有强大国力，那么中国和俄国早就应该排在世界强国前列了。但是事实表明，俄国不仅在日俄战争中一败涂地，也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接连遭遇失败。

    决定国家实力的最主要因素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交通、军火和财富。我们可以断定，一支5000人的军队若配备无限数量的武器弹药，并能通过铁路运输调遣至任意地点，必将战胜一支人数更多但交通不便、缺少弹药的军队——这里体现出的正是俄国军队的弱势。

    再来说说法国，法国的人口近年来并未增加。既然我们不能增加人口数量，就应当尽全力改进人口质量。从个人角度出发，我更希望自己属于希腊之类的小国而不是波斯等所谓的大国，因为前者人口虽少，却能用自身的文明照亮世界。我认为，人类的理想自然是成为上帝选中的一小部分人——虽不能成群，却是少数精英。当然，少数精英无法阻止普通人群不断扩张，也无法阻止普通人群给世界带来威胁。但是，如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小国家也会联合一致反抗侵略者的入侵，当前的战争便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我还很遗憾地发现，有一些学者竟然唯数字至上，这其中包括法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的科尔森（Colson）。这种唯数字论会使人产生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人类的唯一目标便应当是在一家工厂中制造商品，在另一家工厂中制造大炮，然后用大炮保障商品的流通销售。但是，如果人类除了以上两件事外再无别的期盼，那么将会很快丧失生存的动力。

    3 领土扩张与商业扩张的欲望

    对于那些军事实力持续增强的国家，拥有扩张与征服的欲望是非常正常的心理。如果一个国家国力增强，那么原先仅仅将其视作贸易对象的国家便会转变态度，将其奉为宗主。但是，这些国家如果不愿承认这种扩张欲望仅仅源自其野心与骄傲，便会自然而然地为此寻找基于物质的借口。就德国而言，德国学者们就此找出的借口，即拓展贸易市场的需要。但是这一借口同此前提出的人口过剩假说同样荒谬，因为我已在上文中指出过，德国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对外扩张中建立了广阔的贸易市场。尽管如此，多数法国学者却和德国学者持相同看法，同样认为德国对外拓展商品市场的需求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托的下述言论即代表了法国学者的观点：

    众所周知，德国发起当前战争有一关键原因——要为本国劳动力和产品占据更多世界市场，从而为全体国民的生活与福利提供保障。我给德国这一政策取了个名字，叫“饱腹政策”。正是这个政策让德国人像一群饿狼般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索邦大学的莱维·布吕尔教授也在其探讨战争的经济起因的作品中发表了类似观点：

    如果德国能够拥有广大富饶的殖民地，便将必然占有安全、长期的市场，像英国、法国、荷兰一样与这些市场进行定期商贸往来。但是，德国缺乏殖民地，这使得它感到愤愤不平，正是这种愤恨间接推动它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德国还会自问，如果强大的军事实力不能为自己确保商贸往来的必需市场，那么拥有这种实力又有何意义？

    以上引述言论所蕴含的观点，即德国对建立贸易市场的渴望是当前战争的一大诱因。这真是当今最大的谬误之一，我甚至奇怪居然还会有人持这种观点。这是因为，实际上只要粗略扫一眼贸易往来的统计数字，便足以否定这种观点：法国与英国的最大贸易对象绝对不是其海外殖民地，而是它们从未想要征服的那些大国；此外，即使德国将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全部收归己有，获取的商业利润也永远赶不上其与法国、英国与俄国之间的贸易收益。在这些事实证据面前，又怎能声称德国确实需要开拓更多海外商品市场？战前，德国的商品能够流通进入所有国家，不曾受到任何阻碍。既然德国已经不用一枪一弹、不费任何代价地占领了市场，到现在又何必再动用武力呢？在我的另一本《政治心理学》中，我已在其中题为“殖民的新形式”一章中说明，迄今为止，德国是如何将本国政府的问题与损失转嫁到别处，又是如何剥削其他国家的——以德国在蓝色海岸长达125英里的殖民地为例。此处，让我们回答这一假设：如果德国战胜了英、法两国，德国与这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会增加吗？答案是否定的。德国与这两国的商贸往来不但不会增加，反而还会减少，因为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另外两国的战败与贫弱。

    因此，我必须再三强调，德国参战的真实动机并不是为了开拓市场，因为其早已占据了这些市场。若不是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以上谬误观点，并任其广为流传，我原先根本不会在本章中提及这一问题。

    4 殖民竞赛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意欲通过战争争夺殖民地，不仅是为开拓贸易市场，更是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在海外建立海军基地，为德国舰队提供补给。

    通过摩洛哥危机，德国向世界展现了野心，也发现欧洲各国其实并不担忧他国入侵其殖民地。目前，世界的主要殖民地势力范围早已划定，德国若想获取新殖民地，就必须通过武力手段。这对德国而言轻而易举，因为其早已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实力超群的海军。

    在阿加迪尔事件中，德国的殖民野心遭到法国与英国的阻挠，这使其大为恼火。英、法两国认为，德国只是在寻找借口和时机，因为其野心必然无法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俾斯麦所犯下的错误为数不多，但其中之一便是令德国在殖民竞争中失去先机。俾斯麦的原本计划是推动法国采取殖民政策，从而将战火引入英、法两国之间，德国坐收渔利。此法却未能实现，反而致使德国未能获得殖民优势。由于俾斯麦的错误，英、法并未反目成仇。恰恰相反，法国与德国之间却爆发了利益冲突。但是，俾斯麦的主张受到了他所处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想到，法国的殖民政策实际上与德国的利益背道而驰，因为当时德国海军还未获得发展壮大。

    但是，我并不认为德国参战是为了摩洛哥。因为德国的野心不仅更大，而且着眼于更近目标。在另一本书中，我曾经指出，德国迟早都会发动战争，因为德国需要夺占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将其作为海军军港。

    尽管我们不能断然将“一战”的最初原因确定为安特卫普的归属问题，但这一问题确实是德国的首要目标之一。如果读者对此仍存疑虑，不妨读一读下面这封德国于1915年4月17日写给美国的公开信（当时，德国的前殖民政策部长登伯格受政府委派前往美国，向美国公众阐述德国参战的原因，力图以此扭转美国公众对德国政府的印象）：

    比利时占据了德国西面的贸易要道，但是德国必然会向西扩张，因为那是保障德国贸易的唯一海上通道。比利时的政治地位是由英国一手树立并维护的，原本便旨在剥夺德国的天然优势。因此，我们不能对比利时坐视不顾。

    除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之外，德国还在觊觎着法国的阿尔萨斯。因此，自从比利时沦陷后，我便一直主张——这将会是一场异常漫长的战争。

    5 政治错误

    当前战争的起因或多或少源自一些遥远的政治事件，至少回溯至普鲁士对丹麦的占领。当时，欧洲各国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场军事征服，随后，各国又任由普鲁士占领了奥地利。这算是当时欧洲政治家们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若将此全部归咎于这些人的政治盲目性，恐怕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理由。

    此处我不能花费太多篇幅细说这段历史，只能谈谈英、俄外交官在1870年犯下的一些错误，这也属于当前战争的诸多远因。在这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即出自英国内阁的无知——他们拒绝了一项提议，而这项提议原本是能够阻止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在很多年前我已经发表作品并在其中指出过这一错误的后果，此处仅做简要复述：

    如果英国现在艰难挣扎着增加税收，指望以此扩大舰队并应对德国的挑战，那都是因为英国的统治者们在40年前未能预见到一切。出于私心，英政府在普法战争之后拒绝成立欧洲代表会议、联合遏制德国的提议，这大大地改写了历史。事实上，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经日夜担心这样一个会议真正召集起来。

    英国和俄国的政治家如今肯定都在为前任们的错误悔恨不已，俄国显然不会忘记阿诺托某天说的话：俄国在1870年通过对奥地利施压并阻止奥参战，从而帮助德国战胜了法国。

    柏林会议也为过去的错误添上重重一笔，因为其导致了巴尔干的复杂局势，从而最终引起了战争。

    但是，我要重申，在此我并无意探讨这些问题，因为当我们研究政治心理学错误导致的后果时，还有机会探讨这些问题。

    第二章 种族仇恨

    1 源自心理差异的种族仇恨

    巴尔干各国由来已久的种族仇恨也是当前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在进一步深究其影响之前，我们需要细述这类种族仇恨的起因。

    正如我们随后所见，种族仇恨可能随着利益冲突而进一步深化，但其根本原因却埋藏得非常之深。不同种族具有的心理渊源不同，对同一现象的印象不同，对同一刺激的反应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与行为也都截然不同，因此无法达成共鸣，并且最终导致彼此无法理解。

    当然，对于知识领域内的科学或技术问题，各国国民尚容易达成一致；但是对于政治、宗教、社会等其他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他们则容易受到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冲动所摆布，无论智力水平多高，他们都无法理解彼此。这种相互理解的缺乏，主要由于他们的多数观念都源于周围环境对潜意识的暗示，而这种潜意识正是种族性格的基本组成部分。不同种族不仅无法相互理解，更是难以接受他人观点居然不同于己方观点。但是，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不同种族之间还存在语言障碍问题——我们若是希望彻底理解他人，必须先能听懂对方观点。

    即使处于同一语言环境中，各种族的情感差异在长期过程中仍然无法掩饰。这是因为，尽管人们可能说着同一种语言，但同样的话语却不能在不同头脑中形成同样的意象。话语的内涵基于说话者的心理变化而变化，只有具体词汇——即含义清楚、指向明确的词汇才拥有客观、普遍、恒定的意思。而诸如灵魂、自由、自然等所有抽象词汇的含义，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些词汇是主观的，任由每个人根据自身好恶加以解释。

    在国际交往中，即便缺乏相互理解，各国也可能形成友好关系，或为维护共同利益制订条约。但是，如果国家之间希望长久维系友好关系，则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国民情感产生冲突。因为不同国家可能拥有相同理性，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情感。

    2 源自宗教与物质利益冲突的种族仇恨

    宗教与物质利益冲突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能够在一个国家内挑起极端仇恨。因此，其自然更可能加剧各国国民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天然仇恨。

    我根本不必赘述关于宗教分歧引发仇恨的事例，因为宗教战争与宗教迫害所引发的暴力事件几乎充斥着人类的整个历史。因此，我将跳过这一话题，仅仅在此处探讨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种族仇恨。

    德国人对英国人的仇恨就是一例。这两个民族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但却因为在世界许多地区中的贸易竞争成为死敌。因此，德国投入大量金钱建成并装备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以在军事上与英国人抗衡；德国的许多报纸也将英国描绘成不惜任何代价都必须摧毁的敌人。这种仇恨不仅在德国平民中普遍滋生，也在德国学者圈中蔓延——可参见柏林大学教授爱德华·迈尔的以下言论：

    下个世纪的一大特征便是英、德两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与仇恨。我们都确切地知道，英国是德国的死敌，英国想要摧毁德国的文明与存在。我们两国尽管暂时对外表现和平，但却根本无法逾越彼此之间的鸿沟。或许需要在许多代人之后，两国才会出现和解方案。（Scientia，《科学》，1915年3月1日）

    德国对英国的憎恨并不仅仅是竞争对手间的仇恨，也是种族感情的完全对立。德国人坚信自身是至高无上的民族，对英国的全球霸权感到恼火，并认为英国国力与财富增长是不公平、不能容忍的。德国哲学家和作家们持续不断地将英国批判为全人类的敌人，声称英国现在不过是在炫耀自身实力，未来必将被德国打败。

    《93宣言》的签署者之一，海德堡大学的勒纳（Lenard）博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在其中引用了M.Hovelaque的以下言论：

    泰晤士河岸边集中了全世界所有的虚伪，我们必须摧毁它们。不要再向莎士比亚、牛顿、法拉第的坟墓致敬了……要想与英国这样一个光天化日下的强盗真正地和平共处，除非是它消亡或被摧毁了。我们要与这样一个恶棍斗争，不再仅仅是为捍卫祖国的存亡与荣誉，而是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为了保障诚实与正直仍然存在于世界上。（Revue de Paris，《巴黎评论》，1915年3月4日）

    从以上两位学者——至少其中一位非常著名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推想德国普通学者们的愤怒。这种愤怒并不止步于英国，还蔓延至其他国家，甚至让人联想到宗教信徒对邪教徒的仇恨。关于此类宣传的论调，从以下在美国发行的德国报纸选摘中可见一斑：

    当我们征服敌人并占领其土地时，无论是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还是其他任何劣等民族，若有人胆敢发出一声声响，我们便会将其碾碎。

    总有一天，我们会摧毁这些国家虫蛀的教堂和其他丑陋建筑，然后建造更大更美的教堂与神庙，供奉德国皇帝和我们其他的伟大祖先，正是他们帮我们清理了这世上的劣等民族。

    哦！我们要感谢上帝选择了无与伦比的德国皇帝来履行这个崇高使命，达尔文不也说过吗（他肯定是向我们伟大的德国学者借鉴了这一思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从任何角度来说，德国人不正是适者吗？因此，让所有德国人高呼吧：消灭一切腐朽！只有德国人才是最高贵的民族！（转载于《泰晤士报》，1915年6月29日）

    以上便是德国人对其他种族的印象。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中，无论是大众还是学者们都对邻国人如此无知。德国的世界观完全处于学者们的理论主导下，这种狭隘无疑导致了其在“一战”之前外交政策的短视。

    3 源自不同政治理念的种族仇恨

    一个种族的心理决定了其政治制度，或至少决定其更倾向于接受何种政治制度。我们已经看见，德国人是何等迅速地接纳了普鲁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德国人是如此习惯这种制度，以至于再想不到任何其他可能实行的制度。不仅如此，德国人还想将之推广至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而言，德国人的意识是受国家领导的集体意识，而英美人的意识则为个体意识，只有非常小的部分从属于集体。

    如果德国取得胜利，将意味着自由在欧洲的终结，随着军事独裁占据最高地位，自由将最终消亡。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这句话恰恰道出我的心声：“如果德国获得胜利并主宰欧洲，我宁愿死去或离开，也不愿在这种状态下生存。”

    由此可见，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仅此一条便足以激发彼此不可调和的仇恨。

    4 种族仇恨在政治冲突中扮演的角色

    种族问题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将长期持续如此；但是，我们或许应当用“民族”一词替换“种族”，尽管前者并不具备任何有关人种的含义。对于由于种族、宗教、风俗、语言等凝聚而成的群体，政治家们一般采用“民族”一词为其命名。

    尽管“民族”的概念根基还不牢固，却还是逐渐成为现代政治团体的主要纲领，并取代了有关均势的旧学说（尽管后者也并不可靠，但却相对没那么危险）。

    欧洲未来的政治基础或许很难稳定。这是因为当前在同一君主国辖下的各民族间具有极端差异，一旦其各自为政，必将彼此争斗。这些国家中以奥匈帝国尤甚，该国内部划分了许多民族，一会儿按照人种划分，一会儿按照宗教或语言划分，一会儿又按照风俗习惯划分，从未实现过民族融合。该国有1200万德国人，1000万马扎尔人，650万捷克人，500万波兰人，350万乌克兰人，400万拉丁裔（罗马尼亚与意大利）混血人，等等。多年以来，德裔和匈牙利裔一直矛盾重重，现在双方却暂时达成谅解，联手压制国内其他民族。

    如果奥地利战败，这些民族必然会分裂。特兰西瓦尼亚、达尔马提亚、加利西亚、黑塞哥维那、匈牙利和其余地区将从帝国分裂出去，各自建立小国。这些小国仍将完全缺乏同质性，因为他们本身是自成一体的种族集合，彼此毫无关联。

    巴尔干诸国都存在类似的民族混杂现象，这些国家里的民族依其宗教、语言、愿望等被独立划分。根据《巴黎评论》刊载的统计数据，罗马尼亚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地区包括以下民族：

    特兰西瓦尼亚有154万罗马尼亚人、38万匈牙利人、56万捷克人、234万日耳曼人与54万其他族裔；而布科维纳的人口统计显示，该地区有208万罗马尼亚人、268万乌克兰人、91万俄罗斯人、5万日耳曼人、25万波兰人和大约8000名匈牙利人。

    这种混杂的人口构成之所以危险，在于我之前提过的事实：各民族彼此痛恨，如果不受严格约束，将会大肆开展屠杀。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便是鲜明例证。

    巴尔干诸国只要处在土耳其统治之下，就不得不和平共处。但是，一旦他们组成临时联盟、成功脱离穆斯林统治，尽管胜利尚存余热，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向彼此开战。塞尔维亚与希腊在一天之内就与盟友反目成仇，保加利亚也只是在等待复仇的合适时机而已。

    这些国家的所谓愿望不过是侵占邻国土地、杀戮邻国国民，越多越好。保加利亚觊觎着马其顿全境和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塞尔维亚希望获得保加利亚部分领土和波斯尼亚全境，罗马尼亚想要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和比萨拉比亚，希腊则盼望统治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小亚细亚沿岸国家。一家瑞士报纸说过：

    这些国家的不幸在于：这么多民族不得不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存——尽管他们无法消除由来已久的积怨，更不能容忍比肩生活。每一个民族都说自己的语言，按照自己的方式养育后代，并遵从自己的风俗习惯生活。强者压迫弱者总是不可避免，在布加勒斯特条约划拨至希腊与塞尔维亚的马其顿地区中，这显露无遗。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匈牙利人在奥地利境内辖区的300万罗马尼亚人身上：

    他们被视为民族威胁，并受到最严酷的暴力与专制统治。对他们而言，基于宪法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平等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不受法律保护，没有集会与结社自由，报纸因遭到审查而被禁言，报纸编辑们动辄被处以罚款和数月监禁。

    巴尔干诸国为夺取地区主导权而争斗，却一无所获。因为无论哪个国家成为统治者，当其对地区各国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涉，并通过行政制度具体付诸实施时，必然采取最残酷的手段。因此，许多巴尔干人民已经开始后悔脱离土耳其的统治了。

    种族问题正变得日益严峻。以往的外交尽量避免触及这一问题，并尽量不去改变近东地区既有的种族格局，这是明智之举。但是随着“一战”的爆发，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之前被时间、传统等种种因素所缓和所管控的种族问题都再次爆发。

    在所有仇恨与对立最终平息之前，还将有很多可怕的冲突。因为，这些相互憎恨的种族一旦获得过多自由，便会撕碎对方，而一旦受到限制，便将不停反抗。

    第三章 德国的侵略姿态与复仇思想

    1 德国的侵略姿态

    我在上文中已经阐述，德国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战胜所有对手，如何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全球多个地区。这种物质的持续发展对德国国民的性格与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们一旦意识到本国的贸易霸权与军力增长，便容易自视为至高无上的优等种族。

    集体虚荣是一种飞速增长的激情，在德国作家学者的煽动之下，德国人的虚荣心最终冲破了一切界限。全体国民不久便确信，德国是被上帝选中来统治世界的。

    对这类思想，柏林大学教授拉森已做过如下总结，此前我也引用过：

    陌生人就是敌人，除非有反例证明……我们在道德和智力上都优于他人，我们是无与伦比的……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种全球霸权的思想不受任何阻碍，日渐发展，直到当今一位德国作家张伯伦（Chamberlain）说出了以下言论：

    当前最为紧要的任务便是将德语推广至全世界，无论是现在或在将来，都没有关系。但是，无论在何时何处，每个德国人都有职责驱使外国人说德语，直至德语也像德国的军事力量一样获得全面胜利！……人们必须受到这样的训诫：不懂德语的人都是贱民！德语必须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

    在战前数年中，德国的集体虚荣虽然并未达到这种程度，但却一直逐渐滋生；随着野心的膨胀，其在外交上也呈现出更加跋扈、好斗的姿态，以至于在法国，即便连和平主义者都清楚知道，必须下定决心自我捍卫了，否则法国的国家地位将一落千丈。当所有人都认为事态再也不可忍受时，法国最终对德宣战。

    实际上，德国的傲慢举止并未超过外交上的所谓“忍耐限度”。但是，每个法国人都知道德国人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并强烈地感到耻辱。德国的政治家们持续发出了一系列威胁，德皇的演说愈发具有挑衅性，不断建议本国“保持火药干燥”“磨利刺刀”。法国处处让步，却没能使德国的态度稍有缓和——在摩洛哥、巴尔干局势，在奥地利吞并黑塞哥维那的事件中都有体现。但是，我身为法国人，这么说自然会令人怀疑，因此我宁愿引用以下来自中立国人士的观点：

    德国的行为越来越具威胁性，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在各方面夺取发言权的姿态也越来越强硬。与此同时，法国却表现得越来越审慎，倾向于做出最大让步，尽量避免与对手发生冲突。事实上，在不持偏见的旁观者眼中，法国为了避免让人怀疑其有野心或侵略意图，甚至牺牲了许多合法利益。

    法国的过分忍耐引发了各方的不同反应。盟国们对此感到困扰，并为法国影响力的日渐下降感到悲哀；和平爱好者对此警觉，因为他们了解这种妥协不会让德国罢休，只会促使德国提出更多无理要求，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诸多小国因此感到恐惧并担忧自身独立，因为现在再没有任何制衡德国的力量了，德国很有可能进一步侵占它们。

    我们没有忘记德国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和好战倾向，这一切都令法国人感到憎恶，以至于旁观者们不禁发问：莫非这是德国惯用手段，一方面是为了“考验”法国，一方面意在挑起战争或蓄意羞辱法国人。1913年，德国肆意践踏阿尔萨斯，法国尽管愤怒，却沉默着坐视不管。最终，法国经受住了德国的这次“考验”。国内媒体非常冷静，在事态最激烈之际，法国总统还与德国大使共进晚餐。（瑞士《洛桑报》，1915年3月24日）

    上文中每一处细节都绝对真实。法德关系在过去几年的历史清楚地向世人表明：法国不得不战，除非愿意附身屈就，把自己在文明国家之中的地位降到最低。此外，即使战争爆发能够推迟，也只能推迟很短一段时间，因为无论德国皇帝多么热爱和平，他都不得不对外宣战。只有这样，他才能顶住国内压力，确保自己对德国军队的领导权——这支军队已经足够壮大，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意志。

    不计其数的资料都已表明，德国人已变得多么自负。当德国的战争准备迫使法国人恢复了三年制兵役时，德国国会的一名议员说道：“这是法国对我们的挑衅，我们绝不允许！”许多德国军人和平民都宣称，法国只有4000万人口，无权与德国竞争。事实上，自摩洛哥危机初始阶段，德国就认为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待法国——但是法国经受住了一切。

    2 复仇思想

    当前战争的间接原因还包括：德国认为法国一直希望报1870年战争的一箭之仇——这种恐惧一直存在于德国人心中。

    我们所被告知的是，俾斯麦起初反对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最终却迫于国内军方压力，不得不下令侵占这一地区。他几乎像是能够预知未来，因为这一行动的军备耗费大大超出了其带来的实际利益。如果德国的治理方式少些严苛、多些仁和，最终一定会赢得阿尔萨斯的民心，法国也再不会想要收回该省，毕竟其已经高度德国化了。但是，德国显然不可能这么做，向来喜好独立的阿尔萨斯人也觉得德国的军事制度不可容忍，尽管德国人自己毫不反对这种制度。

    尽管如此，当今这代法国人早已不再想要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箭之仇。德国媒体虽然屡屡暗示此事，却只是为政府不断扩大军备力量寻找借口而已。通过不断地重复，德国的领导者们最终成功说服人民：法国只是在为宣战寻找理由，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法国发现任何可用的理由，都会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利用其对徳开战。

    尽管法国的政治家们几乎完全放弃复仇思想了，但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依旧对法德关系存有很多影响。法国驻德大使告诉我，德皇常常表示希望能与法国发展友好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位皇帝领导下的德国外交风格向来都是粗野、好斗的，无论是在摩洛哥，还是在其他地区和任何问题上。

    当然，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是战争的重要远因之一，尽管仅仅发挥了间接影响。在所有事件中，这一问题都被不断地用来挑起德国人民对法国的仇恨，从而促使德国大大增强军力。如果没有这一背景，德国的战备速度不会如此迅速，以至于不久便把法国逼到不得不战的地步。

    第四章 神秘主义影响在战争起源中扮演的角色/霸权理想

    1 “一战”之中的神秘主义作用力

    所有国家，无论是野蛮还是文明，都受到了神秘主义的摆布。这是因为神秘主义比理性拥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

    在古代，神秘主义冲动曾经诱使迦太基人将其子女献祭给摩洛神，也诱使美国的印第安人因部落迷信剥下战俘头皮以示光荣。正是出于这种冲动，穆斯林为了传播真主安拉的荣光而出兵征讨另一个庞大帝国。正是出于这种冲动，德国人如今摧毁了众多繁华都市，只是为了确立其种族的至高地位。

    这种神秘主义冲动之所以威力无穷，实际是由于其不具备任何理性基础。人们的理想若一旦变得理性，便不会轻易为其献身。理性或许能够主宰一个身处实验室中的学者，但却不具有激发大众的威力。

    一个理想必须经历数个阶段，才能逐渐以神秘主义的形状出现。当我们试图探索“世界霸权”的神秘主义理想是如何在德国形成的，我们便会对此有一些了解。我们的调查将会显示，有哪些因素是从一开始便围绕这一理想的。历史并没有单一的原因，每一个原因都伴随着一系列的次级影响，这些影响起初是该原因造成的后果，随后又转变为原因本身，如此循环往复。

    神秘主义作为德国最终宣战的决定性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德国毫无地位，仅仅在一些小圈子里具有些许影响力。只有到了宣战时刻，神秘主义才将其影响扩大到德国社会各阶层，从少数人的梦想变为全国的共同理想。

    2 霸权理想的种族主义渊源

    很少有民族不是自认为优于其他民族，因为这的确是一种集体的虚荣心。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刺激，但也有不幸之处：那些自认为优秀的民族有时会受到引诱，并试图通过武力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在过去30年中德国出版的许多著作中，读者都能看到，德国人比历来的任何民族都自视甚高，也许只有《圣经》里的犹太人和穆罕默德时期的阿拉伯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这主要由于德国全民一致认为，自己是被上帝特别选派的种族，身负征服世界并最终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

    大力鼓吹以上思想的主要有两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和兰普莱希特，其后还涌现了不可胜数的诸如张伯伦之流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充斥着此类观点，最好地反映了集体心理均衡状态的崩溃，在20世纪一系列集体疯狂事件中堪称之最。

    在特赖奇克眼中，历史的发展不过由众神操纵，旨在捍卫新教教义。他认为，世界必将为德国人所征服、主宰，因为这个民族是由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变得强大，而这场改革本身便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开端。

    特赖奇克的某些观点并不这般幼稚、自大，多半甚至还有些道理，如下列这段：

    决定国家命运的是行动，不是思想。但是，没有指导思想的行动同没有行动一样，终将毫无建树。特定宗教和政治思想一旦出现，必将随之改变国家的命运。

    特赖奇克获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他表达了德国精神的最高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并不如他所想的是源于新教教义，而是基于普鲁士军事制度。

    特赖奇克基于神学理论论证了德国的优越性，而兰普莱希特的观点更为唯物主义。不管怎样，后者与前者的主要目标一样，都是为了证明德国民族命中注定将改造世界。兰普莱希特并不认同神的旨意一说，他认为人类是自我的主宰，天主教与新教不过是落后的信仰，终将被某种信仰所取代。

    兰普莱希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历史的最重要因素，他还大力颂扬了德国的工业进步。他同时声称，在国家间的和平竞争中，一旦竞争一方有足够能力对另一方强加自身意志，就将必然引发战争。（此处需指出，这是德国最流行的思想之一。）

    毋庸赘言，兰普莱希特和其许多同僚一样，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他们不仅呼吁政府的全面干涉，而且指望政府担负起一切行动，包括战争。他的伦理体系与纳粹的非常相似，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当作无用与过剩的事物全然抛弃。

    兰普莱希特提出的征服方案也明确昭示，德国学者们是如何在国民之中煽动野心的。他认为，德国应该吞并瑞士、荷兰、比利时；对于智利、巴西等不易征服的国家，应在该国建立学校、银行、工厂来加速其德国化；至于俄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尽管暂时还无法使其臣服，但今后会采取同上手段将其德国化——总而言之，德国将最终统治欧洲乃至全世界。

    以上类似内容其实还有许多，因为许多学者们都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想法还有一丝天真，例如吉泽布雷希特（Giesebrecht）的以下言论：

    主宰世界是德国的特权，因为德国是一个高贵的国家，德国人民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德国应当像每一个能力、智慧超群的人对待身边的庸人一样，行使好对邻国的权利与义务。

    更有甚者，德国知名学者布伦奇里（Bluntschli）进一步指出：

    德国对涉足的任何活动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德国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条约。

    为了迎合公众，其他学者们只能进一步发扬这一观点，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休斯敦·张伯伦，他据此编纂了长篇巨著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十九世纪的基础》）。据说德皇个人支付给他一大笔创作资金。这部作品的观点虽然事实上并不都是原创，但是尽其所能满足了德国人的骄傲与虚荣心，因此大获成功。作者以一种阿谀奉承的口气重申德国是各国之最，并为先前的侵略而感到愤恨不平：

    德国人在征服各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做到斩草除根。这种宽容导致的后果就是种族混杂……

    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像这位作者一样，那我们就会认为，罗马人先前没有把所有日耳曼部落淹死在沼泽中或烧死在树林里，而只是杀死了几十万人，真是太可惜了。如果罗马人根除了日耳曼人，世界文明将大大不同于今天，历史上也根本不会有中世纪存在。

    我在上文中引用的段落已充分展示，随着这种心理发展，德国最终宣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上文也充分证明，追究到底是哪位君主发动战争毫无用处，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这场战争或许可能被推迟，但却无法受到阻止。

    3 霸权理想的经济与军事渊源

    如果仅仅是在理论上设想其种族优越性，德国人还不足以想要实施全球统治，因为这种设想最初什么也不是，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美梦罢了。但是，德国军力增长与工业发展成了两大重要支柱，共同促进了这个梦的实现。

    德国军队在1871年时共有401万人，随后逐渐增至815万人，海军舰队也不断地改善装备，如今足以匹敌英国海军。

    德国的霸权理想由军力的巨幅增长奠定了基础，随后便迅速席卷全国，在全民心中形成野心，这种野心自开战以来便可见于德国外交家和宣传家的各种言论中。

    1914年11月16日，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构想：分割比利时、占领英国在刚果的殖民地、占领法国边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等。（他没提到吞并意大利和西班牙，应该只是忘记了这两个国家。）而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则并没有前者如此强烈的野心，他仅仅提议摧毁英国舰队、消灭欧洲其他国家的全部陆军力量。

    德国学者尽管设想各不相同，但却一致认为，德国应该接管那些“无权继续存在”的小国。

    由于筹备战争的传统方法可能缓慢，因此一个名叫菲罗特（Vierordt）的教授在为《巴登报》撰写的文章中颇具独创性地指出，当务之急是成百万地屠杀德国的敌人，将征服的土地变成净土，专供富有美德的德国人繁衍生息。

    这些文章更有趣之处在于其充分反映了作者们的心理——渴望完全摧毁欧洲。毫无疑问，奥斯特瓦尔德的追随者们主张把欧洲未受战火摧毁的地区开发成大型工厂，用普鲁士无情的鞭子驱使百万奴仆辛苦劳作，以供养全体德国人，尤其是它的诸多学者们。

    4 德国神秘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

    我们已经说明，是何种作用力引起了德国的霸权思想，这种作用力源于什么样的物质基础。许多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德国野心中神秘主义的一面，因为这种虚妄的梦想确实具有现实基础。例如，科斯特列夫（Kostyleff）在一篇重要评论中表示，他看不到神秘主义对现代德国心理有任何影响。他甚至进一步质疑，在当今的时代中，神秘主义信仰是否还能普遍适用。

    我非常担心他与许多持同样意见的人一样，并不清楚我们所说的神秘主义的概念。在上文中，我已经解释了神秘主义的含义，我的读者们也应该已经了解神秘主义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虽然神秘主义的重要性至今仍未获得足够认可，但是在当前战争中，许多作家都清楚地指出了它的影响，例如法国的谢弗里荣（Chevrillon）。下文是他关于德国神秘主义研究作品的部分节选：

    上帝的选民？这个表述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自大、神秘主义的集体思想，与历史上其他推动力一样对全世界构成巨大威胁，甚至更加危险。因为伴随着这种思想发展的不仅有相关学说，更适合德国的实力与胃口。

    德国人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上帝永恒力量的最高体现；德国人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化身，上帝的精神打破了一系列旧形式，旨在赋予其新生命……这些思想牢牢占据了德国人的头脑并滋长了他们的骄傲自大，它决定了德国人的天然倾向，使他们认为基督教传统伦理是束缚他们脚步的障碍，使他们认为德国的贪婪实际是前进动力，使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完美是德国人的本能。

    在德国人眼中，只有一条法则：生命的职能不是追求善良与真理，而是获取力量完成生长、发展甚至自我超越。鉴于这一目的，憎恨、对抗、消灭、侵吞其他外来或弱势种族都是公正合理、势在必行的。

    神秘主义思想对人的引导正是如此。尽管文明的整个进程都是在遏制人类的原始本能，德国哲学却使得人们重新对这种原始本能产生兴趣并加以推崇。在德国人眼中，武力就是一切，宽容与怜悯没有任何地位。一个优越民族并不会像其他民族一样，甘心接受普遍原则的约束。与一个上帝选定的种族斗争，便是与上天的旨意斗争，这项罪孽如此深重，什么严酷惩罚都无法弥补。

    长期以来，这些学说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但是学者群体们缓慢地将其灌输进德国人心中，将其变为屠杀和破坏的真正根源，为文明世界带来了恐怖。意大利学者西格诺尔·帕雷蒂（Signor Pareti）如是说道：

    德国人信仰其文化和使命，信仰自己是上帝选定来统治世界的，信仰自己优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种族——这才是战争的真正根源。这尤其从神学与形而上学意义上赋予这场冲突以宗教战争的特征。对手并不仅仅是敌人，也是异端、是德国神圣文明的亵渎者、是违背万神旨意的罪人。对于这样的敌人，仅仅征服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摧毁。比利时胆敢拒绝德国的神圣大军跨过其领土，简直就是逆天的罪行。因此他们是背叛众神的罪人，必须受到正义的惩罚。

    5 心理因素在战争爆发中的作用概述

    浏览过本书中有关战争远因章节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些章节中仅仅提及生理、心理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却丝毫未提及理性因素。这是因为理性与当前的战争以及历史上的多数战争都毫无关系。当然，作战过程中或许需要理性一定程度的参与，但是理性并不是战争的成因。因为理性仅仅屈从于神秘主义和心理冲动的必要产物，理性是奴隶，而不是主人。

    如果我的读者受到理性主义学派的过多渗透，从而无法立即理解我所陈述的事实时，我建议他们回忆一下战争的起因。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或许能够得出与我类似的结论。此处我将不再探讨经济因素，而是探讨那些激发各国军队士气的心理因素，包括那些情感的、集体的和神秘主义的动机，但却不涉及任何理性因素：

    ①奥地利。促使奥地利参战的情感力量主要是对塞尔维亚人的强烈种族仇恨。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人利用欧洲的和平努力在其强大邻国中进行煽动挑唆，将矛头引入奥地利境内，导致奥地利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Francis Ferdinand）遇刺。因此，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这个小国的仇恨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国内公共舆论最终演化为一种渴望战争的强大集体作用力。

    ②俄国。情感力量在此处以一种自尊心受伤、仇恨积聚的形式发挥作用，因为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此外，俄国还怀有一种恐惧，害怕塞尔维亚若受到攻击，俄国将在斯拉夫人中失去一切威望。

    ③法国。法国的主要情感力量是荣誉感，尽管法国对盟国的处境毫不关心，却出于荣誉感而不得不与其联手。此外，法国还受到了席卷全国的集体情感影响——法国人民再也不愿忍受德国人的傲慢自大。

    ④英国。英国保卫比利时起初是出于情感动机，之后是出于道德义务，因为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是英国经由条约所保证的。除了这种正义感之外，英国也担忧德国这一劲敌将占领安特卫普、切断英国贸易通道。

    ⑤德国。德国自始至终的动机都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总体说来：德国希望再次羞辱俄国、让其束手就擒，从而向欧洲昭示自身的霸权威力，正如奥地利数年前吞并波斯尼亚一样。战争一经宣布，那些为酝酿战争而积累的神秘主义因素便统统爆发了，这些因素全部源自德国统治世界的理想。

    在之前的总结中，我已经说明了理性因素在战争初始的微小影响。对德国而言，这一事实尤为明显。因为如果理性逻辑能在人们的意志中发挥作用，就会指引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冲突。实际上，德国工商业发展、国民向世界各国流动渗透，很快便能带给本国很多靠武力无法获得的利益。这一事实非常明确，已经无须反复强调。从理性观点看，德国曾经有意阻止战争，但最终还是受到神秘主义作用力的完全操纵。（在另一本书中，我已经说明神秘主义能在各种层面完全凌驾于理性之上，此处也可以再加入德国的事例。）在神秘主义面前，任何事物都不得不屈服。

    我们对战争远因的研究至此告一段落，结论已经很清楚，以至以下再要在其他章节中探讨战争的近因，对读者而言都已经显得有些多余。

    尽管再追问这场战争——德国人已经长期宣扬其不可避免，为何要在某一时间而不是另一时间点爆发，实际上都毫无用益。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看来，最有趣的莫过于研究情感的结合、升华及其在特定时刻对战争的催化作用；最令人触动的，则莫过于目睹那些爱好和平的外交家是如何奋力对抗将他们拖入可怕战争的强大力量。在时代变迁中，要见证无意识作用力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或许再没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好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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