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战后形势的估计
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战局进展得非常迅速。在七大开会过程中，1945年5月8日，希特勒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估计，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才会投降。但七大闭幕后一个半月，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这就大大加速了对日作战最后胜利的到来。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终结束了。尽管我党在七大时已作了迎接最后胜利的部署，但胜利这样快就到来了，还是使我们感到很突然。
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会谈，共商国是。16日，毛主席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总司令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20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主席赴渝。22日，毛主席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恩来同志赴渝。23日，蒋介石第三次来电相邀。24日，毛主席回电表示，准备随即赴渝，与蒋介石会面，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从这几封往来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几天之内，我们党对与国民党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就是从准备观察一时到决定毛主席立即亲赴重庆。
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是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呢？不是的。事实上，党中央、毛主席对两党领袖的会谈早就有所考虑。这样讲有两个理由：第一，正如本书前面提过的，早在1942年下半年，毛主席就认真考虑过与蒋介石会面，以解决战后的国共关系；1944年冬季，赫尔利来延安会谈时也提出了毛主席与蒋介石见面的问题，毛主席再次表示他愿意在适当的时机与蒋介石会面。但由于蒋介石一心拖延，无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抗战期间，两党领袖会谈的事情始终未能提上日程。第二，战后初期，我们党执行的方针政策是经“七大”确定下来的，而七大方针主要是为着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前途而制订的。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主席对战后形势的基本估计是：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仍然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我党取得妥协；中国因此可能在战后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既然要建立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就得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两党领袖举行会谈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当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出，我党即开始考虑恢复国共谈判的问题。
8月11日，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其中提到：“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现在，人们不大了解毛主席对战后形势的最初估计，原因是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后编辑《毛选》时，把七大期间有关与英美苏三大国团结的内容全部删掉了。
既然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此早有考虑，那么我们党在蒋介石来电相邀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同意呢？这是因为抗战结束阶段的形势很复杂，与我们党在七大时预想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中央需要一段时间判明情况，以做出正确的抉择。特别是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很可能在抗战结束后立即发动反共内战；对此，我们不能不严阵以待。
抗战结束前后，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有一个变化过程。6月上旬，我党七大即将闭幕时，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根据这种新动向，毛主席告诫说：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抗战中国民党依靠美国，战后中国可能变为以美为主，英国插一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他提出，战后可能发生类似英国武装干涉希腊革命那样的美国干涉中国的事件，全党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以便应付最坏的局面。毛主席当时估计，抗战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他希望我党在这段时间内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战后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并迫使美国改变政策。但是，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我党的力量没有来得及得到预期的发展。抗战进入尾声时，国共关系更紧张了。7月下旬，国民党胡宗南部对我陕甘宁边区爷台山发动进攻。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的敌伪向我军投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说这是“非法之行动”。
11日，蒋介石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国民党政府军“积极推进，勿稍懈怠”；二是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三是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些都是蒋介石决心争夺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和积极准备内战的迹象。因此，毛主席一度认为，内战危机十分严重。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同日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这就是人们很熟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和《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两篇文章。毛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他不仅严厉抨击蒋介石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而且斥责美帝国主义老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然而，日本投降后，经过一周时间的观察分析，形势的发展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美国也还不愿中国发生内战，我党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于是，毛主席和政治局书记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很快决定以审慎而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重庆谈判。
谈判前夕的决策
8月23日下午，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几乎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大约五十人左右。由胡乔木和石磊同志做记录。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首先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到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接着，毛主席全面分析了抗战结束后的形势和我党准备采取的对策。
毛主席说，我们曾经估计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一种是我们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但没有成功。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缺乏外援。我们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没有机械化，不能制敌。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另一条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向他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此外，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没有作好。由于这几点，我们力争的那批果实就没有得到。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没有得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关于国共两党所处的地位。毛主席说，蒋介石的地位：有利方面是，他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中国的民族独立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了，由于英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是否还是半殖民地值得考虑，这就使民主民生的问题突出出来。我们的情况：有利的方面是，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与内战时期所没有，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使蒋介石无法封锁，我们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关于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及影响。毛主席说，美国不公开来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限制，我们如果占领了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中苏条约是日本投降后签字的，内容还未发表，大概是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冀察是临时性质。战争这样快就结束，使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同志失望。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主席说，和平能否争取？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团结、抗战、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国民党的中央军、杂牌军再加上伪军共280万，无论如何弱于日本人加伪军，胡宗南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国民党本身的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我们提出“和平、团结、民主”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能够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的。毛主席还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故只好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伤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我们要利用这个暂时的和平。
关于我党在谈判中所提的条件。毛主席拿出恩来同志草拟的《目前的紧急要求》，请大家讨论通过。这些要求最初是十二条，毛主席补充了两条，成为十四条，后经博古同志提议，又将十四条归纳为六项，于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发表。这六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刻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五）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国民大会。毛主席说，最现实的要力争的是第一条，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关于这一条，双方的争论一定非常激烈，可能要打打停停。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十二个师，就是为了等到得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拖不下去了。
关于谈判期间的宣传、军事和解放区工作。毛主席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要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最近两星期的进军是需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今后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条件，士气松下来就谈不好。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毛主席还说，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作与军队工作是和平时期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后要认真的下全力做，过去没有做好，而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关于我党今后的斗争道路，毛主席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
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不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从外国得不到帮助，军队可能由谈判缩小，内部出现不一致等等。决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最后，毛主席说：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去了请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毛主席讲完后，有十来位同志发言。恩来同志说，我很拥护毛主席的报告。关于谈判问题，他说，求得妥协是双方让步，可以估计蒋介石还价很低。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蒋介石今天要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有准备就不怕。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是我们的依靠。苏联今天不直接援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实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我们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但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做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情况如何再决定。对蒋介石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发言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一致同意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赞同我党在战后必须实行力争和平的方针，认为美军不在中国登陆、苏军不进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许多同志表示，对于在新形势下发展我党力量具有信心。闻天同志说，毛主席给了我们新的方针，我们在这个时期是赚了钱还是折了本呢？我说是赚了很多钱。这样大的胜利就是由于毛主席领导得正确。有些同志所以失望，是由于希望高于实际，而事实上是我们得到很大胜利。这一点应该在同志们中间解释，应该更高兴。新阶段的战略的巩固我们已得到的胜利，并且还得从国民党处要点民主。这不是革命低潮，而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就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巩固与发展力量。
关于毛主席是否必须亲赴重庆谈判的问题，大家意见不同。多数同志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担心，认为毛主席不应轻易出去，还要看一看再作决定。朱德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两位老总支持毛主席出去；不过，他们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朱德同志说，毛主席是否去？现在是要解决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保险不保险？比过去总要好些。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他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同志说，毛主席是否出去的问题，我想出去危险性不大。毛主席出去，我党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不过，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因此，我主张毛主席暂时不去，等老蒋和我打一下，把他气焰打下一点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会议最后由毛主席做总结。他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也就是抗日时期方针的继续。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的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必须的。进攻还是退却？当然，主要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进攻，在合法工作中进攻，但会有部分退却。1亿人民，100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迎接新形势。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发生的。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占了又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与北伐、内战、抗日时期均不同。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学会做这许多工作才有能力搞大城市、搞全国。毛主席还说，谈判未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最后，毛主席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故回赫尔利电为先派恩来出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和他们出去这个姿态好些。
23日下午的会议把毛主席将亲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决定下来，只是出去的时机还没有确定。实际上，在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已经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下了要去的决心。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一方面是因为事关重大，需要党中央集体作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先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吹风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做好准备。
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有关的一个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后的来电。电报的底稿现在没有了，收到的具体时间也搞不太清楚。关于这件事，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恩来同志回忆说：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又要毁灭。少奇同志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当时负责翻译电报的师哲同志在他最近撰写的回忆录中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据他说，斯大林的来电有两封。第一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份电报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主席当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过了两三天，斯在林又打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已再三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安全由美苏共同负责等等。
有一种看法认为，毛主席到重庆去变判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来了电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切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主席从来是根据我们党的利益、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做出决断的。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主席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实际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在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
就在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当天，蒋介石发出第三封邀请电，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通过美军观察组转来一封邀请电。当天，毛主席便起草了复魏德迈电，表示：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先派周恩来赴渝接洽。24日，毛主席又发出致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25日，魏德迈再次致电毛主席。在当天的回电中，毛主席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鉴于局势的迅速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的七位同志与从重庆回到延安的王若飞同志一起，经过一夜讨论，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作出了同意毛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一起动身，立即前往重庆的决定。
26日，在枣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向中央高级干部宣布这一决定。毛主席说，我去重庆的问题，现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一一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城下不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资本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资本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就需要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有些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我们做了这些让步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之盟，准备坐班房。针对党内许多同志的担心，毛主席说，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将来，中外的注意力集中于上海、南京，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情。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工作，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才能保住。为了巩固我们党的地位，毛主席还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安排，决定把党的力量集中在华北、山东和陇海路以北至内蒙古一带，并力争东北。最后，毛主席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主席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这个文件概括了毛主席在两次政治局会议讲话的主要精神。《通知》说：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预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还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并说明“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飞抵延安。28日清晨，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由他们陪同乘机前往重庆。随行人员在飞行途中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主席说：“不管他，很可能是不了之局。”毛主席所谓的“不了之局”就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毛主席一开始就下了两个决心：达成协议，照协定办就停战，就和平；不要和平，要打，我也奉陪到底。
下午3时，飞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毛主席在机场只发表了极为简短的谈话。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宴会。从8月29日开始，毛主席和代表团就投入了紧张的谈判工作。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毛主席决定亲自与蒋介石举行谈判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成为众望所归。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毛主席不去，人民群众不了解情况，国民党就会把不要和平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们不仅去了，而且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就振奋了国统区民主力量的精神，争取了人心。重庆谈判是战后国共两党斗争的关键一着，毛主席下了非常高明的一着棋。
艰难的谈判
这次谈判从开始至最后达成协议历时43天，经过三个阶段：从8月29日至9月3日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从9月4日至9月21日为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的阶段；以后，谈判停顿5天，从9月27日至10月10日为最后达成协议阶段。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磋商。在渝期间，毛主席与蒋介石共会面11次，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
对于这次谈判，我们党做了充分准备。8月30日，毛主席电告延安，恩来同志将向国方提出我党对谈判的十一点意见，内容是：
（1）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2）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3）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
（4）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6）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部队参加受降工作。
（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8）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9）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事，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以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10）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军逐步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11）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取消特务等。
这十一点意见，既包括我党主张的原则立场和我党向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也包括我党为力争和平、民主向国民党所作的重要政治让步和我党为解决实质性问题而提出的具体办法。这些意见对整个谈判过程具有重要影响。从这十一点中可以看出，我党对国民党所作的让步首先是在政治方面。我党承认了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同时，未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上，我们的开价是比较高的。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人民在抗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也是为了有利于以后的谈判斗争，因为双方总还要讨价还价。事实上，我党提出的这个较高条件也并没有脱离现实，它是依据抗战结束时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所处的态势提出的。
9月2日上午，毛主席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就谈判将涉及的八个问题表示了原则意见，实际是把我党提案的关键之处，预先向国方作了通报和强调。这八个问题是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受降问题。9月3日，恩来同志将稍作修改后的十一点意见作为我党提案正式向国方代表提出。
蒋介石再三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国是，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准备认真谈判。在毛主席抵渝当天，蒋介石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谈判方针。他确定的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
9月2日晚，蒋介石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宴会后，蒋介石与毛主席单独谈话。在毛主席抵渝后，蒋介石曾说：“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既不打算承认我党的平等地位，也不打算以两党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开出了他的价码。关于军队问题，蒋介石说，中共部队整编为12个师是中央政府所能允许的最高限度；至于改编后的驻地，可由中共提出建议，经讨论后决定。关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说，要求承认所谓的“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可酌予留任，省行政人员甚至省主席中央也可能邀中共人士参加。关于政治问题，蒋介石说：他拟改组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其成员由各党选举其人员参加组成，但中央政府的组织与人事暂不变动；国民大会旧代表仍应有效，等到国大召开，新政府产生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可参加政府。作为一种姿态，蒋介石表示，如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中央政府，可予以考虑；如中共要求增加在国民大会的代表，也可以酌量增加名额。简而言之，蒋介石的算盘是，按照他的条件，一次解决“共产党问题”，实现他所谓的“政令军令统一”。
蒋介石开价之低并非出人意料，我党领导同志早就做出这样的估计。由于南方局出色的情报工作，我党还很快摸到了国民党的底牌。毛主席和恩来同志不仅了解蒋介石确定的谈判方针，而且获悉国民党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至16个师，所谓允许中共参加政府是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名副院长，省主席之说是如果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大会则要保证国民党代表占70%以上。对于我们党的方针和目的，国民党也有相当了解。从台湾方面现在公布的一些材料来看，他们那时知道我党希望通过谈到避免内战，也知道我们的要求首先是要让他们承认现状。重庆谈判对国共双方都可以说是一场知己知彼的政治较量；正因为如此，斗争格外艰巨。
经过几天的一般性交换意见，从9月4日起，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两党代表开始就实质问题进行商谈；至22日，共举行了八轮会谈。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准备，双方所持立场又距离很大，谈判时断时续，形势复杂微妙。
简要地说，在第二阶段会谈开始时，双方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四个问题上。第一，关于总的原则，也就是和平、民主与统一的关系。我党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国民党则提出“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其实质就是蒋介石所说的“统一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第二，军队问题，我党要求中共部队整编为四十八个师，分期实施；国民党只允许中共部队编为十二个师，而且要立即缩编至此数。第三，我党要求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第四，国民大会问题。我党提出，国大代表为抗战前选出，任期仅六年，现已失去代表资格，应当重选；国民党则坚持认为旧代表资格仍旧有效。在这四个问题中，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事实上，对我方提出的十一点意见，国方在答复中仅对“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一点表示满意，说了些“承明白表示，不胜赞佩”之类的客套话；其余十项，国方代表或提出附加条件或认为根本无从讨论。
经过五轮会谈，双方除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立场比较接近外，其他问题几乎一无进展。国方代表翻来覆去地强调，必须在国家现有体制内实现政令军令统一，要我党放弃所谓“必有军队、有地盘……始有保障”的观念。我方代表则据理驳斥，恩来和若飞同志一再向国方代表指出：（一）中共已做出重大让步，国民党的前途已获保障；（二）国民党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共，观念是自大的，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的军队、解放区及其经普选产生的人民政权；（三）解决问题必须从现实出发，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过程。
9月15日，双方举行第六轮会谈。从这一轮开始，谈判气氛明显地恶化了。由于国民党拿不出任何办法，只是一味拒绝我党建议，张群不得不尴尬地承认：中共提出的办法事先经过党内决议并经公布，而国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亦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甚至连蒋介石的主张也未经党与政府讨论。尽管如此，张群强词夺理地说，中共所提军队数目与中央规定相去太远，无法再谈；而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9月17日，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和赫尔利大使午餐，并一起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谈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反复考虑，决定根据我党预先拟定的方案率先作出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9月19日，在第七轮会谈上，恩来同志通知国方代表：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1/5，我方依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7，同时，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渐江、苏南、皖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21日，双方举行第八轮会谈时，国方代表对恩来同志前日所提让步方案作出反应，表示可允许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同时，国方代表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提出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并规定由中共推荐各级官员。这项建议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免我党干部，而且有驻随意调遣，我方当然不能同意。在这两轮谈判中，尽管我方和国方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做了让步，但这些让步都不足以打破僵局。
21日，在国共谈判的关键时刻，赫尔利从上海、南京视察后返回重庆。由于他第二天将返回美国述职，所以急于见到国共谈判达成某种结果。为此，他先与蒋介石会谈；随后，又约见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在会谈中，赫尔利向我方施加了很大压力。他对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说，中共军队的数目蒋委员长可同意增至20个师，但中共必须同意立即缩编至此数，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缩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共必须放弃请求任命北方五省主席和两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这实际是想以再增加四个师的数额来换取我党交出解放区政权。在赫尔利回渝之前，国共双方已考虑在军队数目达成协议之后就发表会议公报；但这时赫尔利却提出，如果解放区问题谈不出结果就不能发公报。他还说，无论谈判是否成功和无论发不发公报，毛主席随时可以回延安。赫尔利说完就要周恩来、王若飞同志马上请示毛主席，做最后决定。这时，张群就坐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我方答复。情况十分紧张。接到恩来同志的报告后，毛主席当即表示，因赫尔利明日要回美国，他将亲自面见大使，说明情况。在随后的会面中，毛主席告诉赫尔利：我党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事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毛主席还说，我党不拒绝蒋介石关于中共部队编为20个师的提议，但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虑。此后，谈判停顿了五天。对赫尔利的卑劣作法，毛主席是很愤怒的。回到延安后，他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不过，在当时各种场核，毛主席坚持以大局为重，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另一方面又以委婉忍耐的态度尽量解释，不使谈判破裂。
21日前后的几天，是谈判期间最紧张的几天，因为当时看起来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很成问题。我方的担心不仅由于谈判出现紧张局面，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抗战结束后，美国就以接收为名帮助蒋介石大规模地向华中、华北运兵，并派美军驻守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陈诚的部下当时扬言：“谈什么判，布置好了就动手。”另一个是我党情报机构获悉，国民党中统局某要员私下透露，不宜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表面是因蒋总统常有国事咨询，实际是因为毛、周在中共位居头两席，把他们扣留在重庆可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中共军心，有利于国军总攻。根据这些动向分析，蒋介石等待华北受降结束，军队调遣完毕，即发动“剿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党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25日，恩来同志向延安电告了谈判中出现的紧张局面。少奇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第二天，延安的电报来了。政治局的同志们认为，必须加紧执行我党原订计划，再无谈判必要，建议毛主席回来。由于前一段谈判不顺利，毛主席也曾考虑过返回延安的问题，但这时他主张继续留在重庆。毛主席认为，目前的斗争既不能作原则退让，也不能使谈判破裂，而是要利用蒋介石的高压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的同情。为向国民党的高压发起反击，我党代表团积极活动，恩来同志几天内接见了文化、产业、新闻、妇女等各团体和各党派人士，揭穿了国民党宣传部门制造的谈判十分融洽的谎言。当各方人士了解到真象后，纷纷指责国民党，为我党鸣不平，认为我方已仁至义尽：有些民主人士还提议，立即召开政治会议，结束党治，让各党派参加谈判，组织联合政府等。与此同时，重庆代表团还要求延安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消灭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进攻解放区的部队，以支援谈判，让蒋介石知难而退。
事实上，谈判停顿三天后形势即出现转机。25日，在国民参政会举行的宴会上，张群主动向我方表示要继续谈判。他说，军队问题基本有了结论，现在商量政治问题与解放区问题。从现已公布的各方材料分析，当时的情况恐怕是我们紧张，国方也紧张。一方面，他们冷谈我们，向我方施加最后压力，想要我党再让一步；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谈判结果只能大体如此，继续施压有可能迫使我们关闭谈判之门而适得其反。我方担心达不成协议，国方也提心，因为如果达不成协议，国民党方面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9月27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将我方在谈判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情况电告延安。
“双十协定”
从9月27日至10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又举行了四次会谈，重点讨论了军队整编问题、解放区问题和政治会议问题。最后一段谈判，我们理直气壮，他们完全被动。鉴于谈判已取得进展，恩来同志于10月2日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就其中的重要问题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方代表表示同意。10月5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谈判时，恩来同志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交给国方。在谈判告一段落之后，10月8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邵力子和张治中一起商讨了即将签署的《会谈纪要》文本。
这份《会谈纪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两党谈判的结果，内容共十二条；其显着特点是既记载了双方的一致之处，又记载了双方的不一致之处。十二条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有必要作些分析和补充说明。
《会谈纪要》中，双方明确达成一致的有三条：第一条，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其内容是“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共两党就建国基本方针达成一致很重要，它是双方作了较大妥协的结果。这一条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条文回避了先前关于“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谁先谁后的争论，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将四点并列作为两党合作的共同基础；二是条文比较具体，这是国方的要求，而我方原希望简练笼统一些。
第二条，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主要是确定了“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决定首先“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国民党一党统治的重大突破，这一条对此后政局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四条，关于人民自由问题。内容是“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这一条在会谈一开始时即由张群提出，毛主席表示赞同，谈判其间未发生争论。
双方意见十分接近的是第五条，关于党派合法问题。其内容为：“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在党派平等合法问题上双方的不同表述，实际反映出谈判期间的一个争论，即：我党代表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给予各抗日党派合法与平等地位；而国民党代表则强调“平等非均等”，以确保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此外，国方的表述中还含有党派合法为“宪政常轨”，而非“训政”时所必须的意思。
双方还就两个问题表示了相同意见：第六条，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第八条，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不过，这两条并未指明何时开始执行，因此很难被看作是明确的协议。
从整体上看，国共双方达成一致、意向相同或十分接近的共有六条。这六条实际在第二阶段谈判结束时就已基本达成协议。双方分歧甚大但仍有部分协议或完全有协议的也有六条。这六条的情况如下：
第三条，关于国民大会问题。我方原提出三项主张，即：重选国大代表，延缓国大召开日期，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大已选出的代表应为有效，但名额可增加。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我方声明：“中共不愿因此项问题之争论破裂团结。”最后，双方表示：“均同意将此问题提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第九条，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表示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并可将江南8个地区的抗日军队逐步撤退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正在进行，此次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同意，组织3人小组，具体计划有关军队整编的各项问题。这一条是要害问题。从条款中可看出，双方虽基本接受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额，但各自提出了履行的前提条件，实际都作出了极大保留。
第十条，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我党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这一条虽然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详细记载了我方先后提出的四个解决办法，即：（一）依照现有18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二）在现存有解放区的各省区内，按实际控制情况，分别任命中共推选的人员担任省府主席、副主席、特别市副市长及委员等职；（三）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之省区县三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对此，国民党方面表示，省区加委方式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四）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或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最后，双方表示愿就此继续商谈。需补充的一个情况是，在最后一轮会谈中，张治中提过一个“折衷方案”，即：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联成一片的可设立“行政专员区”。周恩来同志答复说，在苏北、皖北等地可以用此办法解决问题，至于冀、鲁、热、察四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我方治理之下则不可用此方法。这表明经过谈判，国方立场稍有松动，双方关于解放区问题的斗争最后集中在省一级权力机构上。需说明的一点是，解放区问题始终是谈判的症结所在，谈判最后无结果，其实也是一种结果，它使蒋介石想一次解决共产党问题，特别是想取消解放区，实现其所谓“军令政令统一”的意图完全破产了。
此外，第七条，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我方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国方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第十一条，关于奸伪问题，我方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国方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第十二条，关于受降问题，我方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国方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这三条双方各自陈述己方意见，表面看来分歧不很尖锐，但要达成协议仍十分困难。
在谈判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发表公报比较积极。两党代表讨论通过《会谈纪要》之后，张治中对毛主席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不过，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据说国民党中常会当日进行讨论，多数人反对，经邵力子说是总裁倡导的才得到通过。《会谈纪要》全称原拟方“政府和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至”最后把“国民党代表”几个字删掉了。
8日晚上，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主席。晚会的气氛还不错，张治中发表了一篇热情友好的讲话，毛主席也作了即席讲演。毛主席说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正在继续商量解决，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外，其他的打算者是错的！毛主席的这番讲话不仅是一个姿态，实际也是我党当时的愿望。晚会中间，传来八路军办事处李少石同志乘恩来同志轿车外出办事，不幸遇难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的人当时都非常紧张，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幸好很快查明这不是一起政治事件，而是如事后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因而没有影响到《会谈纪要》的签署。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说：“保护是很周到的。李少石案发生，他们一晚睡不着，动员军警宪连夜破案。群众愤怒，外国人要发电报，可见他们的威信是很低的。”
谈判期问的统战、外交与军事工作
在渝期间，除参加和指导谈判之外，毛主席还做了大量其他工作，特别是在统战方面和军事方面。在我党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斗争中，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来到国统区的心脏，使我党的统战工作有了一个新发展。在重庆，毛主席广泛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包括各党派、各界、各阶层。短短四十几天，与毛主席会面谈话的仅知名人士就不下几十个，政治上左、中、右都有。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来到重庆之后，毛主席首先拜访的是我们党的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那些以前没有机会见面的着名民主人士，像宋庆龄女士、张澜先生和冯玉祥将军等。与我们党的这些老朋友在一起，毛主席开诚布公，谈得很深，许多问题都与他们共同切磋，一起寻找解决办法。例如，当张澜先生听说，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国共谈判的症结时，就征得毛主席同意，由他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共谈判。毛主席曾为此当面赞愈张澜是“老成谋国”。有了毛主席和各民主党派领袖们的交往，我们党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密切了，特别是我们党与民主同盟之间的合作一直是非常默契的。
对另外一些中间派人士，毛主席也十分注意做他们的工作，如青年党的左舜生、《大公报》的王芸生等，在谈判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他们的态度、反应和意见。这些人士对我们党并不很了解。国共谈判之初，他们有不少疑虑和担心。通过与毛主席交谈，特别是在看到我党为争取和平所做的重大努力之后，他们的态度和观点起了变化。这里以毛主席提到的两件事为例。回到延安后，在向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毛主席说，我党提出48个师的要求之后，国民党在各地散布了不少我们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谣言，引起中间人士对我们的不满。左舜生甚至指责国共谈判是“分赃会议”。但是，我党在军队数量上让至1/7，43个师；中间派民主人士即表示赞成，但蒋介石还不赞成。最后，达成20个师的协议，许多中间派就开始为我们着急。左舜生说：“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再例如，《大公报》的王芸生在宴请中共代表团时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主席告诉他：“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后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为此，他主动向蒋介石做工作，推动尽早召开政治会议。在这次谈判中，我们党没有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军队问题让步大，同意谈判过程不公开，有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出于好意，批评我们“调子低，失立场”，说我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背信弃义，绝不可靠”。但是，毛主席的做法是要争取大多数。由于我们党的让步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心，这就使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党可以有力地从政治上反击国民党的高压，掌握谈判斗争乃至整个政治斗争全局的主动权。
毛主席还利用在重庆的机会尽可能地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会面、谈话，这种接触，一方面带有统战意义，是为了使国民党各派系都对我党政策有所了解，争取他们有所改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通过这些接触，毛主席把国方的动向、困难看得更清楚了。在向政治局汇报时，王若飞同志说，与我们谈话的人都不是死硬派，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其中，最肯想问题的是王世杰；邵力子愿意解决问题，但怕负责任；张治中坦白直爽，连C.C.派指责张群“联共坍党”的事情也讲了出来。毛主席谈到，宋子文的态度尚好，对谈判有兴趣，但蒋介石不要他参加；派反对和谈，但看来很多，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陈立夫与毛主席谈话，一方面企图劝说我党放弃“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又要表明他首先主张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当时，毛主席对前途的估计比较乐观，他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还拜访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宴请了一些外国人，并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除美国大使赫尔利之外，毛主席接触较多的是苏联大使彼德罗夫。毛主席说，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开始蒋介石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一感觉并不如此。不过，毛主席也流露出一些不满，说苏联使馆胆子小，请我们吃饭要走后门。此外，毛主席还会晤了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这些基本是礼节性的访问。当时，在外国人之中，毛主席十分注意做美国人的工作。例如，在八路军办事处，他曾请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吃饭，还抽空接见三个年轻的美国士兵。毛主席认为：美国政府对我们很坏，但是“美国广大人民对我们好”。
谈判期间，我们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两手对两手，一手和谈，一手武力，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毛主席身在重庆，仍肩负着指挥我军的重大责任。凡重要战略决策，延安都报请毛主席批准，各地军情也及时向他通报。谈判最后能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果，一方面，是我党领导人在谈判桌上斗争艺术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我军在战场上有力配合的结果。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册》，这说明蒋介石一直未放弃发动内战的打算。
不过，国共军事冲突首先还是围绕接收问题爆发出来的。双方都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占领更大的地盘，用自己的力量填补日本失败后出现的真空。由于我党抗战时期坚持敌后斗争，抗战一结束，我军捷足先登，率先收复了许多战略要点，而国民党军队即使靠着美军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帮助也还是姗姗来迟。国民党要进占大城市，要控制交通线；我党则要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阻止国民党向已被我解放的地区进攻。这就在全国广大地区造成了我方处于防御，而国方处于进攻的基本态势。这种军事斗争有两重意义：一个是为了在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另一个是谈判一旦失败，为打内战作准备。
谈判期间，我党在军事方面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个决策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前已指出，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是毛主席和我党其他领导同志反复考虑的问题。在七大，毛主席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不过，那时还很难预料将会出现怎样的具体情况。苏联出兵之后，在东北发展我党力量就成了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毛主席赴渝前夕，中央已决定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去东北，并尽快建立东北局；我军则进至察哈尔和热河两省，东北可去则去，如苏方一时不允许，就在热河发展，伺机进入。当时，党中央的估计是，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同情，加上国民党接收东北尚有很多困难，我党有很好的机会争取热、察和东北各省。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由于美苏矛盾的增加，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变得比较强硬，不允许由美舰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在大连、营口等地登陆，这就为我党向东北发展提供了便利。毛主席在渝期间，党中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积极调兵遣将，赶赴东北开辟工作。9月17日，中央致电赴渝谈判代表团，明确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两天后，毛主席回电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就最后确定下来。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并没有就东北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不过，周恩来同志曾明确向国方提出，我党应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尽管国方置之不理，但几个月后，蒋介石就再也无法回避我党在东北已形成强大力量的这个现实。
谈判期间，我军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是上党战役。上党是指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属于我晋冀鲁豫解放区。8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犯。毛主席赴渝前夕，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我太行军区集结主力部队，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军和向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顽军。在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从9月初开始，经过40多天的战斗，共歼敌35000余人，俘获一批敌伪高级军官，大体消灭了阎锡山部主力。这一仗加强了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完全贯彻了毛主席在有把握道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以支援谈判的精神。在重庆，毛主席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候，重庆谈判也恰好进入尾声。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历史性文件也常被称作“双十协定”。
返回延安
毛主席原来准备在会谈纪要签署前夕返回延安，因蒋介石请人挽留过他过双十节，所以又住了两天才离开重庆。返延前，毛主席与蒋介石又见了几面，并作了两次长谈。据毛主席说，蒋介石总要找我长谈，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指蒋和毛）都是五六十岁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主席向他谈起土地革命。蒋说，很好，将来这些事情都给你们来办。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肺腑之言”：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主席回答，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毛主席还告诉蒋介石，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最后，蒋介石面带悲观的神气说，这次没有解决好。毛主席回答，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通过在重庆的一段接触，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那时，毛主席确实有一种乐观情绪。
前些年，台湾方面公布了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所写的几篇日记，其中包括他与毛主席谈话的一些情况。据蒋介石说，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召开的日期和解放区问题。毛主席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蒋则表示，如政协会议能在本月底召开，则国民大会可考虑改期召开。关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在这些日记中，蒋介石照旧使用“共匪”之类的字眼以及一些恶毒的词句来称呼、咒骂我们党，并“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可见，蒋介石当时对毛主席说的一些话是非常虚伪的，他两面派搞得很厉害，气量也狭小得很。
10月11日，上午9时45分，毛主席偕若飞同志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下午抵达延安时，受到党政军民两万多人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在机场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已得到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当晚，毛主席和王若飞同志向政治局作了全面汇报。毛主席说：重庆会谈发表公报十二条，这个会议纪要是蒋介石的提议，恩来同志起草，根据国方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蒋介石主张不给省，省以下可以；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毛主席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然后，毛主席和若飞同志介绍了谈判经过、国方动向以及各方人士对谈判的态度反应。最后，毛主席请政治局作出决议，追认会谈纪要。
第二天，毛主席草拟并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在这份指示中，毛主席向全党说明了《双十协定》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强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解放区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全面的和平建国局面还不能出现；为此，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我党在东北地区一切照既定计划执行。毛主席还解释了我方答应退出江南八个解放区，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当时，中国人民对国共两党的谈判是寄予无限希望的，希望中国能由此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毛主席返回延安之后，国共谈判仍在继续。经过一个边谈边打的阶段，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召开了，中国的大地又一次露出和平的曙光；但几个月以后，大规模的内战还是爆发了。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安留下的印迹似乎只有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会面。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一方面，毛主席和我们党当时确曾为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作出了重大努力，重庆谈判确曾为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提供了一次可贵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谈判，我们党不仅保卫了八年抗战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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