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在晋西北黑茶山飞机失事遇难。“四八”惨案发生后的某一天，任弼时同志通知说：中央决定要李维汉即赴重庆，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我于4月18日到了重庆，参加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直至同年11月19日返回延安，历时7个月。国共谈判虽因蒋介石决意召开非法国大而破裂，但这样便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人民意志、妄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反动面目；同时，共产党坚持和平、坚持民主的正义立场也更加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争取了朋友，争取了人心，取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时隔37年，重温这一段历史，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和我党的方针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矛盾得以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即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人民大众的矛盾，突出为主要矛盾。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立场，丧失了大片国土，龟缩在西南、西北。在其统治下的大后方，政治腐败，民生凋敝。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坚持抗战，建立了许多敌后解放区和根据地。日本投降时，解放区共有1亿人口，100万八路军、新四军，200万民兵。
抗战结束，蒋介石为了抢夺应该属于人民的胜利果实，“下山摘桃”。他一面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和武器装备，急于抢占东北、华北；一面勾结敌伪，命其继续抗拒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经历了八年抗战流离困苦的广大人民，强烈反对内战，迫切希望和平建设，重整家园。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国际舆论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当时的美国，虽然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反对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一致立场，但鉴于国民党的腐败和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怕打下去国民党会垮台，失去美国在华利益，并使美国在国际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便以调解为幌子，插手中国内政。它企图以政治手法，即促使蒋介石实行。吸收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政府的政策，来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力量如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德全、柳亚子、谭平山、王昆仑以及主和人士如于右任、张治中、邵力子等，赞成同我党实行和平谈判。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运兵部署需要时间，这些因素使得蒋介石采取了假和谈、真备战的两面手法。
至于我党的方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即指出：在打败日本以后，中国仍有两个命运、两个前途，“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力争第一个前途，反对后一个前途。”抗战胜利后，我党又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手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是早有高度警惕的。毛泽东同志曾及时指出：“虽然我党坚持反对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想通过谈判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欺骗人民：二是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三是签定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文，套住我们。他还开动宣传机器，造谣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民主，澄清蒋介石对我党的谣言诽谤，揭露他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息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同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中估计：国民党“在国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争取好的，准备坏的，这是毛泽东历来的思想。我们的谈判方针是：“在谈判中准备作出某些不损害人民利益为前提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及和平局面。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陷入被动，我们就有理由反击。”通知中并告诫全党，绝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去重庆，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才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开始，大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去重庆，消息传开后都很紧张，许多解放区负责同志为他的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者打电报来，认为不去为好。我当时也是担心他安全的。但是周恩来对当时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主张毛泽东去，因为这样可以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争取有利于人民的谈判成果，并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宣传我党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打破蒋介石的谰言。关于安全问题，周恩来估计了在我们有强大的力量作后盾和美方作为“调解人”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不敢随便动手，同时也作了必要的部署。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他一直伴随在毛泽东身边，亲自掌握保卫工作。
1945年8月28日，在张治中、赫尔利（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毛泽东到了重庆。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然而，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即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于1933年编纂的《剿匪手册》。9月17日，蒋介石又亲自密令送发《手册》，要他的部下“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其迟滞贻误者必当执法以罪。”谈判期间，双方军事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九月间，国民党阎锡山部纠集了13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进攻晋东南解放区，但在10月间被我英勇的军民击退了。
在解放区和大后方人民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下，10月10日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终于签定了。在协定中，国民党不得不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承认中共及一切党派平等合法地位的主张。我党也主动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协定中还规定了“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按：我党原来提出的是召开各党派政治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是根据国民党王世杰的拟议商定的。）
没有达成协议的有：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旧代表重选问题，双方军队整编问题。前二者留待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第三个问题，双方同意组织包括美方代表在内的三人小组解决。
《双十协定》，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它在政治上使我党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为遵守协定，我驻江南新四军，包括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的部队，开始撤往长江以北。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和平诚意，仍然加紧内战部署，向我进攻。战火日烈，我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人士频频呼吁，反对内战的呼声弥漫全国。国际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15日发表声明，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处”。12月27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也发表声明，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战。”12月18日，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指出：“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战问题”，“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停止内战是第一件事”。
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再次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声明。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定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要求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保持双方在1月12日以前的军事位置。同时成立了国共及美方代表参加的3人军事小组，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在毛泽东签署的停战令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中，我党明确提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经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这是党中央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提出的一种估计。我党当时同国民党的斗争，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条件下，确是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上策，同时对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妄图用武力消灭我们，我们也是有准备的。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结果，是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崩溃。我认为，这不能反证说上述估计是错误的，更不能说这是刘少奇的个人杜撰。
旧政治协商会议
旧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旧政协），于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的同一天开幕。参加会议的，共有五个方面的代表：
一、中国国民党（名为政府代表）：
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
二、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三、中国民主同盟：
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
四、中国青年党：
曾畸、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惪。
五、社会贤达：
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会议分设五个小组：（一）改组政府组；（二）施政纲领组；（三）军事组；（四）国民大会组；（五）宪法草案组。
旧政协会议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斗争的焦点主要是两个：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一是军队国家化问题。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我党的主张是：（1）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但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2）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3）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制定宪法草案，重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4）实行地方自治；（5）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扩大政府”、“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等几个方案。他们对和平建国纲领实际上持反对态度，主张用他们原来的抗成建国方案。“扩大政府”的意图是吸收几个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来装点门面，并非改组为联合政府；“五五宪草”是国民党于1936年5月5日公布的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旧宪草；国民大会的代表则是10年前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极不自由的情况下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其中不少人已经投敌当了汉奸。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化”掉，从而消灭共产党。我党的主张是：实行军队国家化，首先必须实行国家民主化，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且必须实行军队民主化，即军队一致、官兵一致。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解放区军队就应交给它，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这一主张无疑是公正的，合理的。
从1月10日到31日，经过激烈的斗争，参加会议的各方共同签署了五项决议，即（一）政府组织案；（二）国民大会案；（三）和平建国纲领；（四）军事问题案；（五）宪法草案案，统称为政协决议。
在达成这五项决议的过程中，我方是作了很大的让步的。比如在改组政府问题上，我方同意国民党在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中占一半即20个名额，只要求中共加民盟有1/3的名额以保证在必要时的否决权，这是国民党口头上同意了的。我党并说服民盟，承认旧国大代表有效，另增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台湾省和东北几省代表150名，要求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占总名额数的1/4，这也是国民党同意了的。特别是整编军队问题，我方同意了三人小组拟定的整军方案，即国民党与我方按五比一的比例整编，这将使人民武装力量受到限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军在政治上得到美蒋的承认，同时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规定了地方自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则可保有人民的地方武装，如果国民党不按政协决议办事，我们仍然可以保存实力和他们抗争。
一个停战协定，一个政协决议，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总的看来对人民是有利的。两个协议的墨迹未干，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撕毁，这当然是件坏事，但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在政治上输了理，广大群众就看清了它蓄意发动内战的面目，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败其进攻。因此，以后的斗争就是破坏协议与反破坏协议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我们则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第三方面的表现
旧政协会议，在国共两大力量外，还有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统称为“第三方面”。他们当中少数人是左派，多数人代表着中国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中间派，他们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反独裁，反内战，在这个重要方面同我们是一致的，是主流。至于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一部分和民社党（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则是倾向或依附于国民党的，是右派。
政协会议期间，我方对第三方面，特别是民盟，做了许多工作，双方合作得很好。民盟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是我党提出来的。政协会前，国民党唆使青年党（原为民盟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无理要求在民盟的九个代表名额中占5名，给民盟制造困难，也是我党提出方案即让青年党单独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占5个名额，民盟占九个名额不变，而由我党减少两名，国民党减少一名，在总名额中增加两名，使问题得以解决。以后在国府委员、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们也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会议期间，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罗隆基在他关于旧政协的回忆文章中就专门谈到他同王若飞在政治小组中的合作情况，他对此是很感动的。后来在王若飞的追悼会上，他又表示了为争取一部民主的宪法决不让步的决心。虽然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斗争中对美国一直抱有幻想，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壮大第三方面的力量，但总的说表现是好的。对其他第三方面的人士，我方也做了许多工作，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民盟发起人之一鲜英的公馆，民主人士常在这里聚会。
1941年起成为我党对外召开会议、与民主人士会见的场所之一。）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即使对青年党，我党也不采取排斥的态度，仍把它作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与之交往，一方面对其亲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心中有数，一方面又采取积极争取的方针，直到它最后宣布参加伪国大，公开暴露其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为止。这是我们对青年党以及同青年党具有相同立场的人们十分灵活的政治斗争策略。
还有几个代表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等，当时未能参加政协会议。他们都很关心会议的召开，在会外积极提出他们的主张和建议，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上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国民党内部的民主进步力量也以个人或组织（如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积极配合，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中央派我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在飞返延安途中不幸遇难，即“四八惨案”。同时遇难的还有叶挺、邓发、黄齐生等。邓发是出席国际工会会议刚回国，准备回延安的。黄齐生是党外人士，他原先在延安，因为认识一些国民党人，想到重庆做点工作，一看没什么可干的事又回来了。叶挺是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接到毛泽东贺电，带着夫人和孩子到延安来的。4月8日那天，阴云密布，边区参议会正在开会，休息时，我和一些同志在会场外散步，听到上空有飞机盘旋的声音，不见下来。次日，中央办公厅向各县查问飞机下落，不得。过两天，知道飞机因不能降落，飞往北平，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失事。“四八”烈士遇难，延安、重庆都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我写了一幅挽联“惨剧何来，把血债记在反动派身上；民主必胜，愿英灵安息人民大众中”。
当时旧政协谈判正紧张，中央决定我去补代若飞、邦宪的工作。4月18日，烈士遗骸运至延安机场，我去一一致敬，19日即乘送李培之等回延的飞机去重庆了。到重庆后，环境、工作、生活都是突变。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都有丰富的同国民党谈判的经验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严肃的任务，又是一个很好的向他们学习的机会。我到重庆时，正值宪草“起草小组”开会期间。其实并非起草，只是将国民党1936年订的“五五宪草”与张君劢在政协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草案比照研究，提出问题与意见而已。这之前，是由秦邦宪和齐燕铭参加这项工作的。我参加了“起草小组”的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云五、邵力子、张君劢等人。我方对宪草修改问题，原先有一个草稿，是秦邦宪起草的，因为他牺牲了，我也刚去，未暇多加研究，因此，我即代表中共代表团声明：凡对于宪草修改小组会上的一切意见，我方均予保留。
还在政协会议期间，政协各方代表就达成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决议》，同意保持原“五五宪草”中的“五院制”，并一致决议：（一）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其职权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二）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有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立法院可以否决行政院的措施；（三）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与监察机；（四）省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得制定省宪。政协会后，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竟整个地推翻了以上决议。国民党反动派胡说上述协议违反了孙中山的遗教，提出：（一）必须坚持以“五五宪草”为宪草修改蓝本；（二）立法院不应对行政院有同意和不信任权；（三）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与弹劾权；（四）省不能制定省宪。这就是说仍然要原封不动地保留“五五宪草”。“五五宪草”的实质是：中央集权、总统独裁，人民自由权利被剥夺，民族自治权利被取消，是一部保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御用宪法。
综观宪草一案的斗争，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这个问题由于国民党一方反对“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一项，坚持不让，一开始即成僵局。二是地方有无自治权问题，国民党要中央集权，我们要地方分权。中央集权实际上是要否定我们的解放区，这是关系到保护我们根据地的大问题，是不能让步的。到了4月21日，孙科又召集了一次宪草小组会，我被邀参加，争执一场仍无结果。我在重庆27天，有10天工夫花在研究宪草问题上，到南京后，也用了不少时间研究宪法，但是，由于国民党整个地破坏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宪草修改一事终成泡影。
我在重庆期间，董必武陪我到各处进行礼节性的走访，因为我刚从边区来，需要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圣地、民主堡垒，许多人很向往，很关心，很想知道边区的情况。当时陶行知等办了一所社会大学，对象有中小学教员，小公务人员，文化工作者，工商从业人员，失业青年，在校学生。邓发、张友渔、章汉夫、潘梓年、华岗、许涤新、孙起孟、于刚等许多同志都在那里讲过课。这所学校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西南地区的干部。社会大学要我去讲讲边区的情况，我去讲了两次，内容是介绍边区抗战、土改、“三三制”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听了很感兴趣。此外，我还参观了育才学校（陶行知1939～1940年创办的一所学校，曾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革命战士）。
1946年4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于5月3日先行到了南京，我和董必武后走，包了一架飞机，机上有我们一批干部刘宁一、张晓梅、陈家康等二三十人，民盟派往南京打前站的叶笃义也搭机同行。飞机起落两次都没有飞成，一检查，发现飞机有严重故障。我们曾登报声明，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抗议，后来分乘班机到达南京。这次飞机事故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只有邵力子一个人来看我们。邵力子先生对我们的态度较好，每当谈判遇到危机的时候，他都要来和我们谈一谈。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住在梅园新村，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分别负责外事、军事、新闻、统战、妇女运动等工作。齐燕铭是代表团的秘书长，钱之光是代表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是副主任。梅园新村30号楼上，是代表团的机要科。这是三间低矮、狭窄的小阁楼，平时就气闷难受，到了盛夏，简直象个大蒸笼。机要人员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平时，在我住的办公室，经常有许多客人，每当一来人，对面3l号楼住的国民党特务就出来监视，我们不管，照样谈我们的。
到南京，我们就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第一件事是与国民党交涉给我们出版报纸的合法权利。我们找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彭学沛，彭便推给内务部长张厉生，找到张厉生，他又推给彭，他们互相推诿，表面上恭恭敬敬，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实际上就是要扼杀我们报纸的出版。我们连印刷机器都已买好放在上海了，可就是不让出版。这样，新闻组的同志便根据谈判斗争情况，每天抄收新华社电讯稿，以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名义编写和油印出版《新华社通讯稿》，分送到各党派、各报社和文化新闻机构。我在代表团，起初主要研究宪法，以备国民党倘能停战，则可将宪草一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陆定一于六月初随恩来回延安后（恩来三天后就回来了，定一留在延安），我又代管宣传工作。廖承志也是搞宣传工作的，还有范长江、梅益等同志。这时期我曾主编《群众》杂志，杂志的稿子是我们在南京编好，送到上海由章汉夫、潘梓年、乔冠华等同志负责印刷和出版的。
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破坏政协决议
蒋介石本无实行和平民主的诚意，政协决议刚刚签定，国民党反动派就着手破坏。在重庆，他们指使特务制造了捣乱会场、殴打民主人士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纠集暴徒和诱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举行反共示威；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及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在北平，他们唆使一伙流亡地主和地痞流氓，组织“还乡请愿团”，捣毁军事调处执行部。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表示要“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意在政治上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及至3月20日，国民党又召开了它一手包办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公然说：“政协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果政协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是决不会承认的。”这充分暴露蒋介石出尔反尔，毫无信义可言。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从政治上，主要的还是从军事上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首先是东北，这是美蒋急于占领的地区。早在1月10日国共双方发布停战令时，我方就主张停战应是包括东北在内的全面停战，但是国民党不同意，以“恢复主权”为名，坚持将东北除外。我方让步，协定中保留了“国民党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这一项，这是为了达成停战协定。但是，在美帝的大力支持下，蒋军连续向东北增兵达七个军之多，不断向我发动进攻，3月中悍然攻占沈阳。在我方及其他各方的不断呼吁下，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曾经达成一个东北停战协定。国民党一手签订协定，一手又加以撕毁，继续扩大东北内战，开始向长春进攻。5月22日民盟代表发表了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电文，吁请即刻停战，并提出三点建议：（1）中共军队撤出长春；（2）中央不再进兵长春；（3）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所有委员人选由各方协商而中央简命之。毛泽东于同日电复民盟，表示“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5月23日我方主动撤离长春。蒋介石在占领长春后，气焰更加嚣张，于我军撤出长春之日飞到沈阳，经马歇尔向我方提出有关谈判的三个先决条件：（1）必须竭尽全力促成交通的恢复；（2）必须规定在一定日期之内实行军队复员和整编方案；（3）当意见不一致时，应由美方作出最后决定。一句话，要我们屈服。至于赋予美方最后决定权，则完全是丧权辱国的行径，对此，我们当然进行坚决的抗争。在关内，5月间，蒋介石调集了30余万兵力，将我中原军区六万多人层层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部队。据当时统计，自1月10日至5月20日，国民党向我之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先后用兵258万人，强占我解放区村镇2077座，县城36座。
六月停战谈判
国民党占领沈阳、长春以后，为了进行新的军事部署，再次玩弄假和平花招，于6月6日下了一道期限为15天的停战令，要求我方在15天内提出“完全停止东北冲突的详细办法”、“完全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度”，并迅即实施“有关全国军队复员统编整编”。说这是给中共“一个最后反省机会”，并一再强调“中共必须接受美方最后的决定权”。
15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方为不放弃任何机会争取和平，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内战的真面目，除“美方最后决定权”一项决不承认外，仍同意与国民党商谈。
在10余天的休战与谈判期间，围绕着“美方最后决定权”、“恢复交通办法”、“东北整军”等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坚持要我方撤出察哈尔、热河两省，威海卫，烟台两市和苏北，想把我们赶出铁路线和大城市，形成对我方的包围圈。他们昼夜运兵运粮械，部署对鲁南、苏北大进攻；发动舆论工具，妄图将谈判破裂的罪名强加于我。他们还封闭了北平《解放》
3日刊。对我方的宣传工作施加压力。在谈判中，我方提出逐案解决问题的办法，即达成一个协议就签订一个协议，而国民党却要求一起解决才肯签字，这就暴露了他们本无丝毫和平诚意，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军事部署和欺骗人民罢了。6月21日，蒋介石又下令将休战有效时间延长8天，接着又提出新的条件，要我方退出苏北、皖南、胶东半岛、张家口、承德、哈尔滨、安东及一切铁路线，而所有撤出的地区均由国民党进驻。他们想用军事上的优势压我方屈服的狂妄企图，使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本着凡有一线和平希望我们都努力争取，同时用事实来教育人民的精神，我方以极大的容忍承认了《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所提出的关于整军方案修正及其执行之初步协定》，同意在军队的驻地与数量上予以考虑。但为保证人民已经取得的民主权利、自由权利和土地改革的成果，决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我方退出的驻地。停战谈判未得结果，关内大战迅速展开。当时的主要战场在中原、山东、苏北、晋南四个地区。国民党用于内战的正规军达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的80%。蒋介石、陈诚吹嘘说：2个月消灭苏北中共军队，5个月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
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的一片叫嚣下，于7月3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上通过了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这种片面宣布国大召开日期的行径，是他们彻底破坏政协决议的又一次大暴露。此时，中共中央发布了着名的《七七宣言》，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坚持和平的决心，并提出四点紧急呼吁：（1）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停战令；（2）重开治协商会议，以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3）迅速复员裁兵，彻底废止军队只属于少数人的军阀制度；（4）美国必须重申忠实执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议，取消对华租借法案，立即撤走一切在华海陆空军及军事顾问团。
到了8月，在美国的默许和援助下，蒋介石为进一步大打作准备，通过司徒雷登向我方提出了更加苛刻的五项条件，要我方退出苏北、胶济线、承德以东，东北退至兴安、龙江两省及嫩江之北部及延吉，山东及山西退出6月7日以后的占地。
在这种形势下，谈判已不可能，为了表示抗议，周恩来于9月16日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美帝国主义者
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蒋介石所以敢一意孤行，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主要是仗恃着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撑。如果说马歇尔从1到3月份的调解还多少保持了一点“公正”的外貌（如促成了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恢复交通的决议，并促使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决议），到4月他由美国返回中国后，就狰狞面目毕露，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压迫我方。4月间美国驻华海军增运国民党两个军到东北，6月又运3个军到青岛及秦皇岛。在马歇尔来华五个月内，经美国国务院及海军系统供给国民党的物资，据杜鲁门声明，即达13亿美元之多。美国还将对华租借法案延长10年，将8.25亿美元的美军剩余物资转让给国民党政府。除了在物质上大量援助国民党外，美国海军公然以避暑为名，将舰队开到秦皇岛、青岛，其陆战队则多次向我军挑畔。7月29日还侵入香河安平镇，制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配合国民党进攻我驻当地八路军的“安平事件”。待到蒋介石关内大打的战略部署已经就绪，司徒雷登、马歇尔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妄图推脱美方的责任，放手让蒋介石大打。由此可见，美国的对华政策，总的目的是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上独占中国，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庸，并以中国作为反苏堡垒和跳板。它的策略手法，前后则是有变化的。我党对美国的策略方针，是利用其客观上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国民党的一面，而对其支持国民党的实质及其种种行为则严肃地加以揭露和反对，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这一斗争方针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反内战运动风起云涌
蒋介石残酷镇压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有很大的发展。6月初，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联合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吴耀宗、罗叔章、包达三、许广平、周建人、闵刚侯、阎宝航、胡子婴、雷洁琼、沙千里、盛丕华、胡绳、林汉达、郑振铎、巴金、徐伯听、宦乡、秦怡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中共代表团和各党派，吁请和平。6月14日杭州市18所院校数千名师生集会，提出反对内战的口号，马寅初先生等在游行队伍中领头前进。6月23日在我地下党的推动下，上海各界人士又组织了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他们是：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胡厥文（因事中途在镇江下车）、包达三、篑延芳、张纲伯、雷洁琼、吴耀宗、陈振中、陈立复。代表团秘书是罗叔章、胡子婴。请愿前，先在上海火车站广场集会，然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有10万多群众参加。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分裂，要求统一”、“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万岁”等口号。代表团到了南京下关车站，竟遭国民党特务、暴徒凶蛮的殴打，造成了震惊中国、轰动世界的“下关惨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和我.都先后到医院去慰问受伤的代表。我们还在梅园新村宴请了请愿代表，恩来同志向他们介绍了形势，指出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反动面目，并听取了他们对和平的要求和愿望。代表中盛丕华、包达三都曾是蒋介石当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朋友。还有一位篑延芳，是资本家，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大生纱厂董事、丰盛实业公司董事，是蒋介石的知交。他到南京后就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没有挨打，蒋介石还单独召见了他。篑并不倾向共产党，我们同样地同他交朋友，对他进行工作。我曾邀他来开过座谈会，让他提问题，我们回答，谈了两个半天。此后他的政治态度有了改变，1949年还参加了新政协。
这次上海和平请愿运动和“下关惨案”，是大革命以来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影响极大，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因为在沦陷八年以后，人们渴望和平，有些人对蒋介石假和平的手法认识不清，仍有幻想，通过这次事件，由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自己教育了人民，打破了人们对他的幻想，特别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人们，有着重大的教育作用。
“下关惨案”后，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更加疯狂了。7月中旬，在昆明采用了卑鄙的暗杀手段，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但人民群众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正义呼声是镇压不住的。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周恩来于7月17日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民盟代表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郭沫若、茅盾等13人也致电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吁请调查。7月22日宋庆龄以她的高风亮节，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主张》，要求制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停止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
在上海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8月21日，我同董必武、齐燕铭到了上海。董老是去参加黄河堵口复堤会议。我和燕铭主要是向各党派人士征求对宪法草案和对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意见。邓颖超也在上海，那时世界妇女民主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要在巴黎举行，来函请她参加，国民党拒不发放护照，所以她没有走成。我到上海住在郭沫若家里，郭沫若同我是在大革命时期认识的，久别重逢，十分高兴。他写了一幅对联送我：“路遥知马力，岁寒见后凋。”
上海的马斯南路107号周公馆，原来是筹办新华日报的办公地点，后中共代表团拟在上海建立办事处，遂将107号改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中共代表团是严加限制的，不让成立上海办事处，董老知道后就说：“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因此办事处便称周公馆。周公馆有代表团派去的华岗、章汉夫、许涤新、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同志，主要是搞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也作疏散、转移我党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此外还筹集经费等等。我曾在办事处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讲了一次话。内容是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假公正、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反动面目。我在上海的活动是同齐燕铭、许涤新一起进行的，主要是对第三方面人士作些调查、访问和交换意见，了解他们的看法和动向。
关于宪法问题。在南京时，我曾同燕铭拟了一个对“五五宪草”修正案的未定稿，作为同各方面交换意见的准备。当时我们假定有两种可能：一是如果按照政协决议，召开各派力量合作的国大，即提出我们的未定稿作为修改研讨的根据；二是如果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分裂的国大，则在我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以此作为人民自己的宪草。从当时战火纷飞的实际看，这些当然仅仅是一种设想。而在宪法问题上主要的是设法多听第三方面人士的意见。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比较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和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人士，均赞成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一部分中间乃至偏右、带有封建性的人士，则不满于对地主的清算，甚至不赞成耕者有其田。经过我们的解释，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同意土改的。比如黄炎培，在土改问题上与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我和燕铭、涤新找他谈，整整谈了两天，他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也调查了上海中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据了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逐渐不满意美国，其原因主要是美货在我国大量倾销。但他们又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好，且又需要美国的技术帮助，因此，寄希望于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对马歇尔存有幻想。对国内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国民党深怀不满，认为理在中共方面，但又存在苟安心理及怀疑中共的力量，希望中共在军事方面让些步，国民党在政治方面让些步，以求取和平。另外，他们对解放区的情况不了解，有疑惧心理。有些人则企图形成“中间派”，要“在国共之外造第三条船”（章乃器、施复亮语）。这些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了解和分析第三方面人士的政治态度，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确定党的有关政策，更好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我和燕铭原计划做完以上调查分析工作，便返回南京，后恩来为抗议国民党拖延和破坏谈判到了上海，我们便留了下来，一直到10月21日才返回南一尿。
十月谈判，争取教育第三方面
9月20日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周恩来在上海以备忘录致马歇尔转国民党政府代表，称“如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周围一切军事行动，我方则认为政府公然宣告全面破裂。”但国民党竟悍然置我方声明于不顾，于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当晚国民党政府又下令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
10月16日蒋介石发表文告，提出要中共接受八项条件。其第八条为：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条后，即下停止冲突令，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代表名单。这是八条的中心内容，即逼迫我方交名单；我方交了，国大便合法化了。按政协决议，应当首先改组政府，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来召开国民大会。对于这种破坏政协决议的做法，我们当然予以拒绝。
这时第三方面的大多数人也在上海。作为中间势力的第三方面，是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代表着一大批人，谁争取了他们，谁就扩大了自己的同盟军。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怕国共分裂，对美蒋有幻想，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因而想避重就轻，甚至要我方作出不能容忍的让步。这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第三方面人士中有一部分人对参加国大问题又有动摇，蒋介石就利用这一部分人士的矛盾心理，向他们施以恐吓、利诱等手段，企图达到拉拢、分化第三方面人士的目的。
蒋介石提出八条的第二天，国民党代表吴铁城、邵力子、雷震3人到上海同第三方面与我方正式接触。一见面吴铁城就说：“我们是肉请帖。”周恩来当即指斥道：你们是拿哀的美敦书来请的。他们假惺惺地反复解释说八条里没有新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恢复谈判的两个条件：（1）军事方面应恢复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驻守的位置；（2）政治方面按政协决议办。他们申辩说恢复1月13日位置已不可能，至于政协决议，可能的话当然照办。由于“八条”和“两条”争执不下；第三方面乃建议先不谈实质，而谈谈判程序问题，即所谓先停战后谈判或是先谈判后停战的问题。
对于继续谈判，我方已清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鉴于第三方面某些人士仍有幻想，十分积极，为了争取教育他们，并向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谈真打的阴谋，我们决定把谈判斗争进行下去。对于我们同意继续谈判，第三方面是欢迎的。
10月21日我们和第三方面人士到达南京，孙科等人到飞机场迎接，说委员长在等候大家见面。于是就从飞机场直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接见后，就马上飞往台湾，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们要求谈判是虚伪的。当天下午，政府代表约我们与第三方面代表在国际联欢社举行餐会。会上梁漱溟说：中共代表此来是抱着不妥协方针的，回京可能是回延安的第一步，现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周恩来接着说：不可讳言，由于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未能实施，反被破坏，情形已非常严重和恶化。现在政协同人又聚首一堂，只有按政协决议办，才有希望。
25日晚间，梁漱溟、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来我方住处，谈他们分头与政府各代表谈话的情况。黄炎培说，陈诚催促快些谈好停战问题。周恩来即问：安东如何？章伯钧答，陈诚说安东已于昨天拿到手了。听他一说，我们一致表示愤慨。周恩来放下手中的茶杯，厉声说：还有什么可谈的！并立即要人去把梅益和记者找来，告诉他们安东被攻占的消息。黄炎培当时竭力请求我们暂时不要发表声明，并说这几天如有什么行动，彼此先打个招呼，请我们转告延安加以考虑。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下，第三方面的某些人却背着我们搞了一个所谓的折衷方案，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国共）双方下令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由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依3人小组已有协议处理，双方军队依整编方案整编，驻军地点之分配由3人小组商定（东北军队驻地须在停战前获得谅解，中共军队拟驻（1）齐齐哈尔，（2）北安，（3）佳木斯）；（二）全国地方政权应依照政协决议及和平建国纲领，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发生争议地区应尽先依照军民分治原则解决。长春铁路沿线各县政权除中共已经接收者外，应由中央派县长和警察一律接收之；（三）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召开综合小组商定改组政府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商定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尽速召集宪草审议委员会，商定宪草修正案。梁漱溟、莫德惠等人还商定：这个方案，如果一方接受，一方不接受，他们就站到接受方面去。
以上三条中，诸如一律就地停战，片面规定我军驻地，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等，均无视我方提出的恢复谈判的两个条件，明显地是迎合蒋介石八项无理条件的，即要使我方在军事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方案是第三方面集会后，推黄炎培、梁漱溟、莫德惠起草的，他们签了字以后，派代表分途送往国民党政府、美方代表及我方。我方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个人送来的，由梁漱溟读给我们听，旋又加以解释。对于这个方案和第三方面的这种表现，我们感到十分气愤。周恩来以非常沉重的语气痛斥梁漱溟等不守信义，落井下石。并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块地方，少一块地方的问题，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董必武说这是政府凭以摧残人民的根据，问他们何以交待国人。我对梁说，这个方案是关系千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在我方的严正指斥下，他们都觉得错了，便赶快找来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黄等来后，周恩来、董必武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他们自己选择。他们经过商最后，由黄炎培、莫德惠、罗隆基、李璜跑到国民党政府代表孙科那里，佯称方案里还漏抄了一条，要拿回去补上，收回了这一方案。随后又到马歇尔处收回了这一方案。事后，恩来对我说，对中间分子，平日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
10月28日蒋介石飞返南京，在听取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报告后，派孙科和邵力子去通知民盟，说交出参加国大代表名单是最重要的事，交了就停战。在这种情势下，第三方面的某些人又在交名单以换取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幻想。
10月30号那天，我方参加了第三方面的会议，周恩来再次阐明了我方的态度：对于政府要我方交名单才停战，这种哀的美敦书的方式，我们坚决不接受，但可以把三人小组会议和综合小组会议先开起来。董必武说，军事与政治不可分割，政协五项决议也不能分割。我补充说，如政府答应开这两个会，其程序不能片面规定，须经我方同意。
10月的最后一天，李璜、胡政之、章伯钧来谈第三方面人士昨夜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谈话经过。告知，孙科表示长春路各县仍须如第三方面的方案（即那个收回的方案）接收，八项条件主要的还是交名单，行政院改组应在国大召开之后。黄炎培和罗隆基当即向孙科声明那个方案已经收回，拒绝他引用。他们还说，第三方面人士一致向孙科表示，中共不交名单则他们也不能交。周恩来再次向他们指出，蒋介石是拿停战作为交换名单的诱饵，是假停战，我们要的是真和平、美停战。希望第三方面人士要团结，这次谈不成，将来还会有机会，要他们保持自己的立场和信誉。
到了11月上旬，情况已经很明白了。蒋介石拒绝任何方式的商谈，要谈就要我们接受八条。他知道我们是不会屈服的，为了欺骗和诱惑第三方面人士，故意让第三方面人士两头跑，疲于奔命。同时蒋介石又耍了一个花招，
单方面宣布停战。我方的态度也很明确：宣布停战系片面行动，对此我方持保留态度；国大不能开，如12日照样开，则一切无从谈起。而第三方面仍在积极寻求实际上不可能的调解办法。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是认识不清，某些人的用心则在于“名正言顺”地参加国大。同时，蒋介石也加紧了对第三方面人士的逼迫。如莫德惠、朝政之说，蒋介石曾对他们说，中共不出席国大，现在看你们社会贤达，是为国家还是为中共？他们都不吱声。当胡政之劝蒋介石找个办法延期开国大，并说这于政府威信也不妨碍时，当场遭到蒋的训斥。胡政之还向我们谈了他的难处，说他有一个事业团体要照顾，意即要参加国大。
11月11日，第三方面人士又背着我们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建议国大延至12月1日开，还以“弟等先交名单”为建议之第一条。这封信原先多数人不同意，经过张君劢和李璜分别活动，结果都在上面签了字。事后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把信的原稿给我们看，经过我方向其指出这种自投火坑的错误作法之后，他们三人才去交通银行（这是当时第三方面人士的聚会地）把他们三人的签名涂掉了。12号中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我又出席了一次第三方面人士的会议。张申府说出内情，左舜生火了，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陈启天也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表面上说的是张申府等人，矛头实则指向中共。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和我都在场，恩来立刻驳斥道：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至此，第三方面的分化已经渐趋明朗，青年党、民社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的一部分人要参加国大，以民盟为主的中间派尚在动摇。
于是恩来又对他们讲了一番很恳切的话，他说20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政协召开决定于双十会谈，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昨天有人答应交名单，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事情牵涉全体，变成中间人避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曾再三向诸位恳切说明，只有一切问题商量好，才能说到交名单。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共事了多年，现在临别了，我们对将继续挨打无所畏惧，我们党就是在围剿压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会后，我对罗隆基说：你们的建设（即11日给蒋介石信中的建议），我们是反对的，你明知我们反对，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们？政治家做事应该光明磊落，我们决不强求别人和我们一致，但应该讲信誉。饭后，恩来又向第三方面人士表示：蒋介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与共同决议，对这个独裁者，我们是要同他斗争到底的。
谈判破裂，胜利返回延安
11月15日，国民党片面召集的非法国大匆匆开幕。青年党、民社党和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伪国大。民盟总部秘书处则于11月14日发出紧急通告，民盟主席张澜于同日向记者发表谈话，公开表明不参加国大的立场。这样，民盟便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政治声誉。李烛尘先生参加国大，是我们同意的，是为了照顾他的困难。于是，历时1年多的谈判斗争就此结束了。
11月16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首先发表声明，指出“国大”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坚决不承认。他历数了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罪行，庄严宣告：“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我于1月19日随周恩来等返回延安，董必武暂留南京，继续领导中共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在这一天的日记上我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又进一步逼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工作人员全部撤走。3月7日董必武率领驻南京、上海的全体工作人员撤离南京。董必武在告别南京人民时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从重庆到南京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卓越地进行了对美蒋的政治斗争，卓越地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还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他不搞一言堂，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到他的房里去开会，大家先汇报情况，议一下，再由他作结论。会议完了，他还要拟电文，向中央报告，每天都工作得很晚。这场斗争是十分艰巨复杂的，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色地进行了这场斗争，
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政治上孤立了美蒋反动派，争取了朋友，争取了人心，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周恩来回到延安后，除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外，还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蒋管区的斗争，仍由他继续领导。
（李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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