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境内存在着两条战线。国民党反动军队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与这条主要的战线相配合，还有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这个第二条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而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点燃的第一堆烈火。
“一二·一”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反对内战，争取自由”。它首先由昆明的爱国学生发动，随即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这个运动反映着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热切愿望，表现了他们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激烈抗议。
在8年抗战中经受了深重的苦难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广大人民，理所当然地希望战后的中国能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要求，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此，毛泽东并偕周恩来等直接赴重庆谈判，经过艰苦的努力，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了这个方针，并与中共签订了相应的协定。但是，国民党当局谈论和平与团结是虚伪的，它的主要企图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还在九十月间，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和谈判刚刚结束不久，它就出动数十万大军大举进犯华北解放区；11月初，它又出兵关外，以“接收主权”的名义，大举向东北的解放区进犯。11月间，它的高级将领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拟定对解放区的通盘作战计划，企图在6个月内就全国范围击溃人民军队主力，而后按42个军区的划分进行分区“清剿”。至12月初，国民党用来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包括它动用的伪军及日军在内，总兵力已达195万人以上。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内战的阴影重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这种情况，不能不激起广大人民的忧虑以至愤怒。
国民党当局要发动内战，必需安定后方。所谓后方，当时主要就是云、贵、川等省。云南的省会昆明是国民党国际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并驻有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作战心理部，国民党的陆军总部也设在这里，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云南长期处于地方实力派龙云的统治之下，龙云当年是民盟的秘密盟员，中共曾派人与他进行过联系，并通过民盟的代表人物对他做过工作。对于云南，国民党中央政权是无力全面加以控制的。因此，“在‘内战第一’的目标下，云南被认为是‘自由太多’的地方”。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国民党政府遂于1945年10月2日下令免去云南省主席、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本兼各职，并着所属部队一律改隶。3日，云南省政府被国民党中央武装改组，蒋介石集团的嫡系，C.C.分子李宗黄代理了云南省主席的职务。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云南的地方部队曾发生枪战，“使无辜的市民饱受惊扰，而且遭遇到并不比一次敌机的空袭更少的死伤”。李宗黄等人在云南主政之后，大力推行特务统治，公开进行反共活动。他们并以清查散兵游勇为名，到处捕人；报纸期刊也受到严格的统制。在他们的纵容下，官吏们大肆贪污勒索（李宗黄本人在2个月中就搜刮了烟土40万两、公馆2座、小汽车8辆、现金23亿元）；军队则公然进行抢劫绑架（仅10月下旬，昆明发生10多起武装抢劫案。“这些劫案的盗匪都是身穿军装，手持冲锋枪、轻机枪或手枪者，有几起劫案里，盗匪还用吉普车作交通工具”）。他们用行动逐步打破了人们对于蒋介石集团所抱的幻想。在“一二·一”运动之前，云南农村中已有小规模的零星斗争，昆明的学生则在酝酿着开展新的反抗活动。
当时的昆明，有“民主运动的堡垒”之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设在这里。北大等校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在这些学校中，聚集着一批富于爱国思想和民主精神的青年学生，而党曾经在他们中间进行过长期的工作。1938年秋，在党的领导下，联大进步学生就重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支部，并通过进步社团群社等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联大党的总支部成员曾发展到40余人，约占云南全省地下党员总数的1/4。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力量的迫害。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联大
100多名党员和群社社员撤退到了云南边境各县，在那里从事民众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撒播革命种子；一些尚未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则继续留在联大，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在反动势力猖獗、斗争暂时趋向沉寂的条件下，进行着团结同学、准备力量的艰苦工作。在这期间，还有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从外地转来昆明，进入联大，从而使这里的民主力量的核心得到了加强。经过3年时间的积蓄力量；1944年夏，以纪念“五四”的盛大活动为标志，联大的民主运动又重新走向高涨。在这一年秋天举行的选举中，当选的学生代表绝大多数是党员和进步学生；他们并从三青团分子手中夺回了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1945年1月，先进青年的地下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第一支部在昆明正式宣告成立；5月，成立了第二支部。“民青”的章程明确规定“接受中国最先进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盟及一切民主力量合作”、“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并“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党的外围组织，是党领导青年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民青”下属的两个支部是平行支部，不发生横的关系。一支部由袁永熙、洪季凯（德铭），王汉斌、谭正儒（严振），萧松等负责，二支部由马千禾（识途）、何志远（功楷）、李明、许素谔（师谦）、李晓（曦沐）等负责。中共云南省工委则由书记郑伯克分别与袁永熙、马千禾（后为李明）等联系，对“民青”的活动进行指导。在党的领导下，“民青”一、二支部分别在各大中学生、工人和职业青年中发展组织，建立分支部。到1945年11月底，即“一二·一”运动爆发时，“民青”一、二支部在昆明的盟员已发展到300人左右，他们掌握了昆明学生联合会学联主席，（在1945年“五四”以后，由联大学生自治会事务理事、党员齐亮担任）和29所大中学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建立了一个工人分支部和几个专县的学校分支部。与此同时，党还在民主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闻一多、吴晗、张奚若等一批知名教授也在党的影响下逐步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这就是说，“一二·一”运动之前，昆明的民主运动已经具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上述种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爆发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以及这个运动首先发生在昆明，都不是偶然的。
二
“一二·一”运动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从1945年11月25日联大时事晚会事件到12月1日昆明惨案发生前夕，这是“一二·一”运动的始发阶段。
当时，国民党正调集大批军队进攻或准备进攻解放区。11月5日，中共发言人揭露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真相。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以行动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为了响应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11月24日，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学生自治会商定在云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当晚，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军首长联席会议议决“一切集会或游行”非经核准“一律严予禁止”。李宗黄并亲往云大命令校方不得出借校地供作会场。于是，四校自治会决定将会场移至联大，名义改为联大自治会主办之校内集会。25日，时事晚会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举行，到会4大学及部分中学学生6000人。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文逵等4位赞成和平民主的教授先后在会上作了反内战讲演。晚会开始后，国民党第五军邱清泉部即武装包围联大校舍，鸣枪恫吓到会群众，并割断电线，熄灭灯光，以破坏会议的进行。而群众则在弹雨之下，用煤油灯照明，继续开会。在晚会进行中，一国民党特务头子又冒充“王姓老百姓”上台大放厥词，声称“目前有人称兵作乱，此系内乱而不是内战，自当设法予以平息”等等，也被群众哄下台去。晚会终于坚持到底，并在通过反内战宣言和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之后宣告结束。散会时，反动军警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企图禁阻到会群众人城返家。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竟发布“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对与会师生竭尽诬蔑之能事。
时事晚会事件暴露了反动当局坚持内战政策的立场，深深激怒了广大群众。26日，昆明30余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举行了罢课。他们组织了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并发表了罢课宣言。宣言主张：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同时要求云南当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
废止
24日非法禁令；保障人权；中央社更正道歉。联大、云大等校教授也站在学生一边，向云南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提出抗议，并专函教育部派人到昆彻查此事。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发言人并发表声明，表示“完全同情”和“声援”学生的运动。
为了压制学生的正义行动，反动当局决定“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11月27日，李宗黄召集各校负责人及警宪方面举行紧急会商，决定采取一系列迫害办法。29日，关麟征（云南警备司令）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对学生进行恫吓，声称“他们（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就有放枪的自由”。他们不仅直接命令各校交出所谓“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限定各校于28日复课；而且亲手策划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制造罢课“是CP的圈套”、“反内战的便是共产党”的舆论，以扣“红帽子”来威吓群众；他们还指使或纵容武装暴徒到学校撕毁壁报，在街头行凶殴打学生。
面对反动派的镇压措施，罢委会决定：巩固阵营，团结同学，争取中间派，争取师生合作，扩大宣传，揭破阴谋，并准备在最低条件下复课。各校学生采取各种办法抵制了反动当局关于限期复课的命令；罢委会出版了《罢委会通讯》，及时向群众分析时局，报导运动真相，揭破欺骗宣传；29日、30日，学生并组织了宣传队，在纠察队的保护下，到街头里巷向市民宣传反内战、争民主的必要。宣传队员们在街头遭到了暴徒的殴打和非法拘捕。仅29日，就发生特务殴打学生事件25起，捕人事件15起。但是，在受伤学生被抬救扶掖回校之后，又有更多的学生参加了宣传队、纠察队。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使学生们受到了实际的锻炼和教育，为迎接下一阶段更严重的斗争作了准备。
（二）从12月1日昆明惨案发生到12月18日罢委会决定定期复课，这是“一二·一”运动的高潮时期。
由于各种压迫措施一一宣告破产，李宗黄、关麟征在11月29日、30日先后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对学生进一步采取暴力手段。12月1日，从上午9点至下午4点，大批的特务和身着制服、佩带符号的军人，携带武器，分批闯入云大、中法、联大工学院、联大师范学院和联大附中等五处，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进攻联大新校舍的暴徒并投掷手榴弹一枚，联大校友、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受重伤身亡；进攻联大师院的暴徒则投掷手榴弹三枚，联大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死难。总计当日死亡4人，受重伤者11人，轻伤者14人，教授马大猷、袁复礼等也遭殴打。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广大学生群情愤激，社会各界的同情也在学生方面。据此，罢委会决定将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进一步推向深入。在斗争中，注意从昆明惨案联系到揭露反动派全国性的内战政策，从四烈士的牺牲联系到要求自由的保障。罢委会发表了新的罢课宣言。宣言在要求条件方面增加了有关昆明惨案的部分，即：严惩祸首李、关、邱；抚恤死者，举行公祭公葬，医治伤者，并赔偿一切公私损失；解散行凶之特务机关等。在罢委会的领导下，学生们深入工农市民群众，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并在联大设置灵堂，举行四烈士的公祭。
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同情学生的正义斗争。联大教授会议决罢教一周以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同时组织法律委员会，并与罢委会的控诉委员会合作，捌具了告诉状，向国民党的最高法院和军事委员会控告李宗黄、关麟征等人；他们还向报界发表声明，说明“一二·一”的经过，揭露此次惨案实为李宗黄等“明目张胆所共同指使”。昆明各大中学校教师250余人联名发表罢教宣言，决定“一致罢教，至学生复课日止”。昆明的工厂、商店的职工和广大的市民群众以及某些上层人士，也纷纷以捐款、签名、慰问、吊唁等方式声援学生。在云南的外县，如昭通、宣威、沾益、弥勒、建水、石屏、泸西等地，也先后爆发了援昆运动。
昆明学生的斗争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延安各界举行集会；声援昆明学生，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并发表了社论、评论及有关报导。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和函电，抗议反动兰局制造惨案，支持学生反内战争自由的运动。重庆举行了“一二·一”死难烈士追悼会及两天公祭；成都在追悼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一些外籍教授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的行列；上海在于再烈士追悼会后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达2万人。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并举行了象征性的罢课。“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在学生的正义斗争面前，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陷于极端的孤立。为了软化学生并推卸责任，关麟征亲往联大向学生道歉，并派人致送花圈、现金及棺木。随后，云南当局又举行了“公审”及枪毙“凶犯”的戏剧，并诬称手榴弹为学生方面扔出，杀人系受异党分子指使等等。但是这些把戏都一一为群众所揭穿。关麟征终于被迫“自请处分”，李宗黄也只好去见云南省主席卢汉办理移交。学生的斗争显示了自己的威力，并取得了部分的胜利。
（三）从12月18日决定定期复课到12月27日正式停灵复课，这是为结束群众运动，转入长期斗争作准备的时期。
1945年年底，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解放区军民自卫还击战斗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蒋介石感到内战部署尚未就绪，于是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学生运动，则由高压政策改为公开让步、暗里分化的政策。国民党当局先后派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教育部次长朱经农、暂代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等来昆“调停学潮”，并下令“将关（麟征）停职，听候议处”。反动当局一方面答应赔偿公私损失，抚恤、公祭及公葬死者等；一方面命令联大，云大两校必须“负责使学生停止一切校外活动，并限校长于12月17日（即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之日）复课；并决定，以上措施“如果无效”，将按蒋介石的旨意，对学生运动“为最后之处置”。当时联大的一些教授尽管同情学生，对国民党践踏民主深为不满；但他们又为傅斯年所携蒋介石“手谕”和反动教授散布的“共产党操纵学运”等论调所吓住，希望运动及早结束。这样，联大教授会就通过了要求学生于17日无条件复课的决议。
而一些激于一时义愤而参加运动的学生，则看到当局已作一定让步、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因而认为运动目的已经达到，可以复课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云南省工委遂决定，为了粉碎反动派的阴谋，争取中间群众，以巩固胜利、扩大战果，必须改变斗争的方式，即准备在适当的条件下组织群众有秩序地复课，以便转入长期斗争。18日，在联大召开了自治会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复课条件，决定定期复课。修改后的复课条件是：保障人身自由；取消非法禁令；抚恤、公祭及公葬死者；赔偿公私损失；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之新闻；教授与学生一致继续控诉罪犯。
国民党当局由于无法实现其破坏学运的阴谋，遂于12月24日全部接受学生所提复课条件。25日，包括《中央日报》在内的昆明各报都刊登了罢委会所写的“一二·一”惨案经过和复课启事以及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关于“一二·一”真相的谈话。联大、云大教授并签名声明与学生一道继续对罪犯提出控诉。由于斗争取得了相当的胜利，12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复课宣言；27日，昆明3万余学生有秩序地正式宣告复课。
（四）从1945年12月27日停灵复课到1946年3月17日举行四烈士殡仪，为巩固胜利、扩大战果的时期，这是“一二·一”运动的尾声。
停灵复课之后，斗争的方式改变了，斗争本身并没有终结。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调整内部，健全组织，检讨过去，巩固力量”，以便把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继续坚持地进行下去。党组织和民青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注意在反内战、争民主的目标下把广大青年进一步组织起来，同时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和民青，充实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注意引导青年认清目标，坚持韧性的战斗，防止运动高潮过后陷入消沉。
在这期间，学生们举办了各种晚会及讲演会，积极做好“一二·一”运动的各项善后工作。为了庆祝政协闭幕、抗议反动派制造重庆校场口事件、抗议李宗黄调升要职，由昆明学联等10个团体发起，各界青年及市民4000余人在联大召开大会；会后举行了有15000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呼“立即改组政府”、“立即实施四项诺言”、“反对任用杀人犯李宗黄”等口号。由于李宗黄被撤销在云南省的职务后又被任命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昆明学生并于3月4日罢课一天，以示抗议。3月8日，昆明妇女界千余人集体赴联大公祭潘琰烈士，沿途并高呼口号。这是昆明历史上第一次的妇女大游行。
3月17日，“一二·一”四烈士的殡仪在昆明举行。在“自由钟”的钟声引导下，3万余人参加了送殡的行列。队伍前面，人们高举着“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的大字木牌；沿途设有路祭。市民们不顾反动当局的禁令，齐集街头，向烈士告别。烈士的遗体被安葬在联大新校舍的东北角。在墓地，举行了公葬仪式。几万人在墓前庄严宣誓：“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向反动的法西斯余孽痛击，我们今天再次喊出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进军方向：民主！”
至此，“一二·一”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沙健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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