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国内战争爆发。
朝鲜半岛的战争，本来是朝鲜劳动党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反对南朝鲜李承晚统治集团的国内革命战争。但美国却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方为“侵略者”，令其驻远东的海空部队全力支持南朝鲜一方的军事行动，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以“联合国军”名义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借口中国领土台湾的地位“未定”，于6月27日发表声明，宣称他已命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进驻台湾。这一侵略行动，旨在制造所谓台湾“中立化”，以此作为美国威胁亚洲、进窥中国的战略基地。
美国纠集“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是新中国外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一个危险讯号。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将不可避免。
对于美国参战后朝鲜战局发展的严重性，毛泽东、中共中央作了充分的估计，并把如何对付美国的侵略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加以审慎考虑。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就是迅速组建东北边防军，以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据此，中央军委7月7日决定将驻屯河南的第13兵团3个军调往东北，与东北1个军合编为东北边防军。这时，朝鲜人民军解放祖国的战斗正在胜利推进，已占领南方首府汉城，并将敌军压缩至洛东江东南只占朝鲜总面积8%的地域内。毛泽东、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清醒认识到朝鲜问题已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强调必须从应付最坏的情况出发加紧各项城争准备，以作“绸缪之计”。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我们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的基本设想。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又可以不使中美两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有利于继续保持国内的和平环境，同时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8月下旬，毛泽东、中央军委根据各种战况分析，准确地估计到美军下一步行动最大可能是从朝鲜人民军侧后的仁川港登陆，即将此估计通报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建议预作防范。同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拟电，要求东北边防军务于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为此，中央军委又从中南军区增调1个军开赴东北，使东北边防军的兵力配备达到5个军26万余人。这样，就赶在朝鲜战局发生恶化之前，做好了最重要的战前准备，从而对取得入朝作战的先机和主动权起了关键性作用。
果然不出毛泽东、中央军委所料，9月15日，美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在洛东江地区后方空虚之机，以优势兵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仁川大规模登陆，于28日占领汉城，将朝鲜人民军大部切断在朝鲜南部。接着，大批美军和南朝鲜军迅速进抵南北分界的三八线附近，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美国空军频繁出动飞机侵袭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东北境内的城镇乡村，严重危及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此战局逆转的紧急关头，金日成首相和朴永宪外相于10月1日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发来急电称：“……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封紧急求援的电报，迅速送至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
10月1日夜晚，首都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节日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便在中南海住处菊香书屋的东厢房召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开会，讨论金日成的电报和朝鲜的严重局势。在兄弟邻邦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在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时，要不要出兵？敢不敢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直接较量？这个严峻问题，刻不容缓地亟待决断。可是，仅仅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正致力于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才刚刚开始；军队的复员工作也正在按计划进行。面对一场具有复杂国际背景的新的战争考验，担负着领导5亿人口大国重任的执政党领导核心，不能不慎之又慎，反复权衡。为此，中央核心会议一直持续到天亮才休会，接着于2日下午继续在颐年堂会议室举行，与会者逐渐扩大到中央政治局成员及有关方面的领导人。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都有过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历史命运。从本世纪初起，就有许多朝鲜革命者辗转来到中国，同中国共产党人并肩奋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数万朝鲜人参加了东北抗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也给予东北解放区以多方面帮助。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中央应金日成的要求，已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同志连同武器一起送回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也给予朝鲜以各种支持。在应该支持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是一致的，并共同成立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委员会（后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为后来抗美援朝运动的掀起作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现在，朝鲜方面已正式向中国提出了直接出兵的请求，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所要慎重研究的，主要是新中国有没有力量出兵朝鲜，能不能直接与美军作战并战而胜之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党内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一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20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国内恢复工作头绪很多，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核心的同志何尝不是这样想，但他们坚定地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现在是我们的朝鲜邻居家里着了火，我们还能安之若素吗？如果金日成危急了，我们要是不管，那我们将来危急了，斯大林也不管，都这样的话，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就成了一句空话。何况帮助朝鲜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中国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北，决不能让敌人推进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大工业基地的安全。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还认为，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者的一场较量不可避免的观点来看，迟早要打，则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还可以再建设。
基于上述考虑，中央领导核心经过两天反复研究讨论，基本确定派军队入朝作战。10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电致斯大林，向苏联方面通报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毛泽东在电报中分析说：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者；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营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
在电报中，毛泽东还对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所需苏联提供援助的问题作了提示：第一，须待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到达并将志愿军装备起来之后，才能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第二，由于没有制空权，志愿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希望苏联作好给予空中支援的准备；同时，志愿军需要二三千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对付美军的强大火力。这些武器装备及空中支援，应该说是这场以弱胜强的军事较量所必需的。
在基本确定入朝参战的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仍试图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尽量避免中美双方直接交战，决定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连夜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他报告印度总理并转告美国和美国政府：中国希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救，我们要管。但美国政府根本不相信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敢于出兵与它交战，对中国政府的最后警告置若罔闻，下令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将战火烧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畔。这样，在世界舆论面前，中国出兵援朝就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在政治上更加立于主动地位。
10月3日、4日，中共中央继续开会讨论出兵问题。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让大家尽量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在前一天写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对此也作了分析，他说：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这表明，毛泽东在决策出兵时，已经对最坏的可能性作了适当的估计和考虑。尽管如此，在继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于出兵问题仍有意见分歧。概括地说，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理由是：一、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三、国内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四、军队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五、部分军民有厌战情绪等。在这些不同意见中，林彪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我们1个军才只有36门；且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故不赞成出兵，以免“引火烧身”。
在会上，主张出兵的同志也发表意见，谈到美帝国主义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即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后方太远，同盟者不强，资源和优势受到限制和抵消，原子武器已非美国独有，且不能决定胜负。周恩来还根据外电分析说，美国在最近和将来主要是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向对中国实行进攻，与其让美国迫使我们在台湾、越南同它较量，不如选择在朝鲜为好。朝鲜北方多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苏接壤，也便于获得苏联的援助。与其坐等美国打进来，不如主动打出去，等等。
毛泽东认真倾听了各种意见，认为我们确有困难，出兵确要冒很大风险，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他很动感情地在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这里包含的辩证法则是：尽管有许多理由强调困难，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正处于危急存亡时刻的形势及其严重后果联系起来考虑，就不免陷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小天地，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里，毛泽东提示大家只有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出不出兵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不为相对于整个国际战略而言是局部的、狭隘的不同意见所左右，定下了出兵援朝的决心。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讨论，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内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加深对这一重大决策的认识和理解。
事实上，党内认识不统一，对实施出兵决策已经产生了不利影响。就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核心酝酿志愿军司令员的人选时，曾首先考虑由林彪出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现在集结待命的东北边防军都是原属第四野战军的部队，东北的地形气候和民情风俗又与朝鲜北部大体相似，由他率军援朝是适宜的。但林彪对于出兵决定思想上搞不通，一再强调身体不好要去苏联治疗而予以推辞。这样就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核心在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上受到很大困扰。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量，毛泽东考虑到南征北战共同战斗了20多年的彭德怀，深知他在出兵援朝万分火急的时刻，一定会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为此，毛泽东让周恩来立即安排专机，一分钟也不要耽搁，到西安接回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请他来中央参加会议。
10月4日下午，对会议讨论的内容毫无所知的彭德怀，急如星火地飞抵北京，一下飞机便径直赶到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这才知道政治局正在讨论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并且会议发言中还有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不同意见。彭德怀由于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不便轻易发言。会后他回到北京饭店，在沙发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后来索兴把被褥搬到地毯上，仍然夜不能寐。
10月5日上午，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到中南海，同他个别交换意见。在了解到彭德怀拥护出兵决策的态度后，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能否率军入朝作战。彭德怀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深为感动，拉着彭德怀的手说：还是你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有你去，我们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当天下午，彭德怀在继续举行的会议上旗帜鲜明地表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们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毛泽东接着讲话，称赞彭德怀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他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现在是美国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都必须立刻出兵朝鲜。随后，毛泽东宣布中央提议由彭德怀率军出征。
当天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高岗及周恩来共进晚餐，并一起研究入朝的作战方案。鉴于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毛泽东着彭、高二人8日先到沈阳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作好人朝准备。关于入朝时间，预定在10月15日。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及空军支援问题，则由周恩来随即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尽快解决。随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将来全国人民都要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了使你到朝鲜后工作上的方便，你先把毛岸英带去，他既会俄文，又懂点英文。我让他去的目的，为的是在你身边有个可靠的翻译，将来与苏联方面联系比较保密，让他担任翻译工作；另一方面也让他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在战争中去锻炼，这也叫作送子从军吧！彭德怀深知毛泽东此举是想在全党带个头，但考虑到毛岸英从小受苦，到处流浪，后来又被送到苏联学习很长时间，长期不在毛泽东身边生活，父子难得团聚等情况，极力劝说毛泽东留下长子在身边照料。但毛泽东仍坚持让毛岸英随彭德怀一起入朝参战。
志愿军挂帅人选和入朝时间既定，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出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国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宣布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毛泽东将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通过驻朝使馆转达金日成，请他派员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具体事宜。当天，彭德怀即和高岗飞到沈阳，着手运筹大军出动。同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飞往莫斯科，9日，他和已在苏联治病疗养的林彪一道，飞抵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同在那里休假的斯大林商谈志愿军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等问题。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作战时刻，10月10日，毛泽东收到了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急电，内称：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陡然加重了志愿军向朝鲜出动的困难。应该说，朝鲜战争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必然引发国际冲突的特殊敏感问题。在美苏对峙的世界格局中，斯大林最担心的是苏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直接援助，会给美国造成借口而将战争扩大到朝鲜境外，乃至欧洲、世界各地。为此，斯大林的希望是由中国出动地面部队，力争把冲突限制在朝鲜境内，而苏联则出动空军予以支援。
按照双方约定，中国方面毛泽东已发布命令要志愿军即行出动，苏联方面却临战暂缓出动空军。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看到10月2日以后，美军竞不顾苏联可能作出反应而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中苏边境进攻，因而担心苏联空军如在中、朝、苏边境与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导致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特别是考虑到飞机一旦到了空中，就很难划定界限，如果由此而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战争就没有边缘了。所以，斯大林提出暂缓出动空军，实际上为的是竭力避免苏联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并未考虑到中国军队单独入朝同拥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作战，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和付出多么大的牺牲。斯大林态度的突然变化，使周恩来感到事关重大，他立即于10月10日飞回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将这一牵动全局的情况紧急电告毛泽东。
收到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就在前一天，彭德怀和高岗还来电询问志愿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现在，这一希望已经落空。当天夜里，又收到彭德怀准备于11日晨入朝与金日成面商各项具体问题的电报。一边是军情如火，出兵在即；一边是迟疑犹豫，暂不出动。这种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使毛泽东思虑再三，难作定断。经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商议，决定即刻通知彭德怀先不要入朝，并和高岗迅速来京，中央有要事讨论。随后，毛泽东又电告彭、高等暂不实行出动命令，部队仍就原地进行训练。
苏方的临战退缩，使中共中央、毛泽东直接面对着在没有空军支援的不利条件下还能否向朝鲜出动的难题。毛泽东深知：苏联空军若不出动，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能依靠劣质装备的步兵，来同美国的海陆空联合兵种作战。这不仅会给部队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且战争结果也难以预料。一旦战争扩大，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敌人和台湾蒋介石集团遥相呼应，民族资产阶级发生恐惧动摇，就难免引起国内政局的动荡，出现曾经估计的最不利的情况。可是，如果因此而暂不出兵，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会说找们见死不救，中国仍不能摆脱美国的战争威胁。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重新定下决心：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要迅即出兵。
在10月13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这个新的决断经过认真讨论，获得一致赞同。当天，毛泽东将此决定电告周恩来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出兵援朝问题最后作出的正式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方面不可移易的参战决心。作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对出兵援朝问题认识上不断升华的产物，这个决定同时向东西方两大阵营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履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上是责无旁贷的；维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即使在困难重重的不利条件下，新中国仍然敢于并能够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
在莫斯科焦急等待的周恩来，一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即要求与斯大林紧急约谈。和前一次商谈时的拘谨、不动声色截然不同，斯大林听到毛泽东这个最后决定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一再表示：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曾几何时，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是“狭隘民族主义者”，是“中国的铁托”。现在，面对不容置辩的事实，斯大林终于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袖毛泽东，不愧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愧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斯大林这一认识上的转变，使苏联原来对新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一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尽管其中大部分是有偿提供的，但毕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起了重要保障作用。后来，苏联方面还比较积极地为中国提供了重点工程建设方面的援助，对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
从10月1日以来的半个月内，毛泽东为最后定下出兵援朝的决心日夜焦虑，寝食不安，经常是服用安眠药也无法人睡。显然，派遣志愿军人朝参战，是他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这个决策的制定，体现了毛泽东临机决断关涉国家民族大计的复杂事务的魄力和胆识，以及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敏锐洞察力。《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此评价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由于安全得到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因此，毛在政治上英明的声望更高了。”
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最后决定一经作出，从1950年10月19日傍晚起，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出国作战部队，以6个军18个师的强大阵容，陆续秘密渡过鸭绿江，向着朝鲜境内隐蔽挺进。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即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转向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运筹和军事指挥上来。
对于入朝后的首次战役部署，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我们能否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2至4个伪军师；能否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能否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举行了入朝之后的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迫敌主力从鸭绿江边退至清川江以南地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美方的评论承认：“美军与中共军队第一次灾难性的遭遇，导致了第8集团军的全面撤退。”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志愿军在入朝作战的头8个月内，相继举行了5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其中美军8万人），收复了朝鲜北部原有的领土，把战线稳定在战争发动时的三八线附近，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解决朝鲜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转变和深化的过程。最初，毛泽东设想入朝参战的政治目标是“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为此，提出要“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的作战目标。1950年12月第二次战役后，美国由于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考虑将其战略意图由占领全朝鲜改为保全南朝鲜，曾要求在朝鲜立即停火，然后进行谈判。毛泽东当时估计美国可能要求停战，但认为美方必须承认撤出朝鲜，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我方才能同意谈判停战。同时，他认为如果能更多地消灭敌人，首先全歼伪军，会对促使美国撤兵更为有利。为此，他于12月13日致电彭德怀等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在这里，毛泽东主要考虑到如果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事实上等于我们在政治上承认了以三八线为界，将影响以后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目标。
根据这个意图，中朝人民军队在第三次战役中曾乘胜越过三八线以南，占领了汉城等地，甚至一度前进到三七线，在世界上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当时国内对收复汉城曾举行盛大庆祝，并提出要“把敌人赶下大海”等不切实际的口号。种种迹象表明，各方面已经滋长了盲目乐观、轻敌速胜的思想。对此。毛泽东及时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尽管发出了防止速胜思想的警告，但出于国际战略形势的需要和尽早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毛泽东仍要求部队经短暂休整后再向南发动1951年春季攻势，在某些作战部署上也有超出战场实际的地方。
这时，志愿军经连续作战，部队减员甚大且极度疲劳。美军抓住志愿军运输线延长、补给困难、不利有效作战的弱点，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迫使我军转入机动防御作战。在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中，敌人以伤亡7.8万余人的代价，夺回了丧失的阵地；我军也付出了较大伤亡，主动撤离汉城，渐次移至三八线以北地区。及至第五次战役，我军经过艰苦奋战，达到了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的目的，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由于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使我军的损失大于敌军，未能达到成建制歼敌的计划。这表明，过去在国内采用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打大歼灭战的作战方法，已不适应朝鲜战场与高度机械化的美军作战的情况了。特别是在没解决空中支援和后勤保障困难的条件下，想要一气呵成，“将敌人赶下海”，是根本办不到的。
在此期间，彭德怀以坚忍的毅力指挥部队克服难以想见的困难，全力以赴争取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但从战场实际出发，他认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回国一趟.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1951年2月底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彭德怀从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一回到北京，就驱车赶到毛泽东在西郊的住地玉泉山，不巧却因毛泽东通宵办公刚刚入睡，而受到工作人员的阻拦。彭德怀以军情如火的紧迫感，推开再三拦阻，大步闯入毛泽东的卧室。已被惊起的毛泽东立即披着睡衣与他相携入座。彭德怀详细汇报了朝鲜战场双方反复激烈争夺的战况，陈述了前线日以复加的严重困难，说明了战争不可能速胜的理由。毛泽东认真倾听后当即表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可强求。这样就给前线指挥员指出了机动而明确的方针。
经过入朝后五次战役的实践，毛泽东、中共中央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志愿军虽然能够取得很大的胜利，但要像在国内解放战争中歼灭国民党军主力集团那样，消灭在朝鲜境内的美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是不现实的，而能将敌人赶到三八线，就已基本上达到了保卫祖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目的。为此，毛泽东于1951年3月1日致电斯大林分析了前线战况，提出：朝解战争有长期fl二的可能。为了粉碎敌人对我进行消耗战的企图，央定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即将先后入朝拘部队分为三番轮流作战，以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鉴于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毛泽东变更了入朝之初的战略意图，明确提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问题。”这表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同美国进行的这场现代化战争，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不久，美国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由于公开叫嚣要把战争扩展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而被杜鲁门总统撤职。这一情况表明，美国不愿长期陷于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之中；同时也证明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决策出兵时关于把战争控制在朝鲜境内的预想，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为此，中共中央在第五次战役后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大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即恢复战前状态，以使各方面都好接受，然后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即“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这一新方针的确定，标志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开始了从过去务求全歼敌人赢得全面胜利的国内阶级战争，向只须达到有限目的的国际局部战争的思想转变。
在实现了向国际局部战争的思想转变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适时地选择了采取和谈的政治手段争取结束战争的正确方针。从1951年7月起，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毛泽东在谈判之初，即充分估计到美方在谈判期间，可能对我发起大的攻击，并在我后方举行大规模的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为此，要求在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方一面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斗争，一面坚决粉碎敌人连续发起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迫使美方在无理中止谈判之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对于这种特殊的斗争，毛泽东在停战谈判之初写给民主人土黄炎培的信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后来.他在1952年8月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进一步分析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二要用钱；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受制于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这个分析鞭辟入里，一语中的，把美国不愿陷于朝鲜战争泥淖，终将接受和谈结束战争的必然性，揭示得非常透彻。
基于这种富于深刻洞察力的分析，毛泽东在整个谈判期间，与我方领导谈判的核心成员李克农等电报频为往还，对各个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逐一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针对美方一再以扣留中朝战俘及采取军事行动来拖延、破坏停战谈判的行径，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这一宣告，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
美国虽然自恃其军事、经济实力“世界无敌”，却终究不能逃脱现代局部战争的规律。经过两年边打边谈的复杂斗争，双方终于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1953年7月27日，中朝一方和美国一方在三八线以南的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帝国主义企图霸占朝鲜全境的野心遭到破产而告结束。
战争赢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民族牺牲。在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里，有一位就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当中央刚刚决定出兵援朝时，毛岸英即主动向父亲提出参加志愿军，到最危险的朝鲜前线去的请求。毛泽东作为首倡出兵援朝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同意并支持儿子的要求，让他随同彭德怀司令员首批入朝参战。当时毛泽东身边许多人都劝说道：岸英在单位担负的责任很重，不好离开，就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回答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嘱托，瞒着新婚的妻子，毅然奔赴朝鲜前线，不幸入朝后刚刚一个月，便在美国飞机对大榆洞志愿军总部的一次猛烈轰炸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两个月后，彭德怀回国汇报朝鲜战况时，向毛泽东表示了没有照顾好毛岸英的负疚之情，并谈到岸英牺牲时和安葬的情况。毛泽东沉吟了好一会儿，缓缓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为了国际主义、反击侵略者献出了生命，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国土上，体现我们与朝鲜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
由毛泽东创议决策出兵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是新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国力悬殊的较量。战争的结果，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军事上看，中国人民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完全达到了抗击美国的侵略威胁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既定目的。这场战争比现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在世界上留下的软弱可欺的形象，使新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事务中，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为国内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庞松林蕴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