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情逼人，中央决策大剿匪
土匪，在中国数百年的历史上，它的显赫，它的猖獗，源远流长。这不仅在整个东方，而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极其罕见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呈现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极为严重的匪患，实际上是这块土地上历经数千年来未绝匪患的再起，而已经失败了的国民党反动派，为颠覆和破坏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趁机加入其中，组织、指挥、发动，使匪乱较之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相比拟。早在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即将被歼灭之时，国民党当局一面策划“政府”和军队撤逃台湾，一面准备在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部署，企图潜留大批国民党特务、军、政的骨干分子，到大陆各地收编土匪、收容国民党军残余部队，推行所谓“游击计划”，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与解放军进行持久的游击战，等待时机配合台湾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为此，在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解放南京后，国民党开始制订“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计划”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和各界同胞立即拿起武器。一切忠实的国民党员及我各地政府机关人员，立即转入地下，积极组织开发全国性的游击武装。”“计划”在大陆共设5个“勘乱区”，建立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并委任了勘乱区和各游击根据地的总指挥和总司令。“计划”和“游击武装”的任务是“一要保存，二要扩大，三要进击”，要求“游击武装”制造事端，与解放军作战。同时，国民党开始实施培养“游击骨干”的计划。先后在武汉、成都、贵阳等地创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招收下列人员：国民党军中下级退役军官，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乡长保长，地方上势力较大的恶霸、地方，各地有名的会道门、青红帮头子，流落在四处江湖的鸦片烟贩子，以及专营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惯匪等，进行“政治训练”。其中华中军政在武汉培训近4000人蒋介石直接关照在成都培养3000人，在贵阳培训1700人。这些人潜往各地区，成为有组织的潜伏武装力量。中南地区，在白崇禧的亲自策划下，普遍成立了“绥靖总司令部”，广泛收罗地方团队、反动派地方武装、帮会骨干和惯匪，拼凑所谓“反共自卫军”。西北地区，在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的部署下，组织了以陕西王凌云和甘肃马良为首的土匪武装。国民党当局还将原来的军管区、师管区、团管区及保安旅取消，分别编为潜伏的“游击纵队”或“支队”直归国民党当局的国防部指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的大批残兵散勇相继聚集为匪，与惯匪一道，占山为王。这些新旧土匪，互相勾结，形成一股股猖獗的反动势力，少则几十、多则成千上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各省的偏僻山区和沿海岛屿。这些土匪在偏居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动和遥控指挥下，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恢复“中华民国”为目的，提出“反共”、“救国”，“打倒解放军”，“饿死不如战死”，“保枪、保命”等反动口号，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暴乱、颠覆活动。
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历史上曾两度为人民革命的根据地，而1949年5月以后，却基本上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汪宪组织的“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所控制。新解放的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一度煽动全面性暴乱；西北的青海省、甘肃、陕西、宁夏、新疆省，土匪利用民族隔阂及反动会道门，煽动和组织大规模的地区性暴乱。1949年底，溃散在青海的马步芳部骑兵旅长马英等国民党反动军官，纠集散兵游勇，在大通、门源一带近10个县内，几乎同时发起暴动，妄图将解放军驻青海的部队一举消灭。据不完全统计，福建的东山、明溪、泰宁、水泽、建宁、永安、清流和屏南，安徽的立煌，云南的新平、易门、和定，贵州的正定、道真、沿河和雷山等37个县城，曾一度被土匪占领。西南的西康是解放最晚的地区之一，1950年1月下旬曾掀起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农村几乎完全成了土匪天下。各地土匪大肆破坏运输和通信设施，拦截军用、民用物资，尤其是拦截保障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物资，企图卡断解放军的军事补给线。华东地区上海至南京和浙江至江西的铁路经常遭到土匪的破坏。西南地区的成都至重庆，重庆至贵阳的两条公路上自车辆和泸州至重庆的江船屡遭抢劫，造成交通阻断，至使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度出现困难。中南地区的湘桂黔铁路宜山到柳州间，一度被土匪连占3个车站，破坏桥梁两座，使运输中断过半月之久。各地土匪以极野蛮的方式，大搞暗杀恐怖活动，袭击基层人民政府机关。以剖腹、挖心、抽筋、喝血等极残酷手段，杀害被其捕住的军队、地方干部和进步群众，强奸妇女，扰乱社会治安。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100多次，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同年头5个月内，广东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机关遭土匪近百次袭击，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围攻，86个乡政权被摧毁。是年2月，四川内江县的土匪袭击了该县的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10多人，抓走工作人员38人，轮奸女干部10人。1950年2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60军第179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奉命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在返回驻地途经成都东北9公里的龙潭寺地区时，遭土匪袭击。朱向璃被挖眼、割舌、掏心，惨死在匪徒的屠刀下，18名护送朱向璃的解放军战士，也无一幸免，均被肢解，埋在一个不足3米见方2米多深的泥塘里。2月份以来，四川各地土匪围攻并占领了温江、崇庆、郫县等多座县城。平塘县我方工作人员一次被土匪杀害达80多人，土匪还掳走赶场妇女21人，剥光衣服，强奸7人。贵州土匪曾绍华带数万土匪，3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并掳走男女学生90余名。在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县、区、乡级新政权已几乎全部被捣毁，农村的减租减息、春耕春播、征集军粮、救济灾民等工作，一度全部陷于瘫痪。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2月6日至23日，全国被土匪包围并受到冲击的城市有20多个，农村区、乡级政权被土匪洗劫和捣毁的几乎占全国总数的l，3，被土匪杀害的我地方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征粮工作队成员等达1万余人。
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新解放区可能出现的严重匪情，早有预见。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南方解放后的各级组织和人民解放军要在乡村中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后，毛泽东又指出：“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1949年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发布人民解放军总命令时，再次告诫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虽然如此，土匪的疯狂暴动暴行，仍然大大超出了中央的预料。1950年初，土匪问题引起了中央军委、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提出：“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我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与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地人民革命政权就无法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将根本无法进行。”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长达3年多的大规模剿匪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
在解放全国过程中对土匪的第一次清剿打击土匪的军事行动，最早开始在解放全国的过程中。当时，解放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正规军。在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建立地方人民政权的过程中，解放军对阻碍全国解放，破坏人民政权的土匪武装，就进行了坚决的军事清剿。1949年5月，中央军委指示，各野战军解放一地后，立即开展剿匪作战，稳定地方。之后，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地区相继开始剿匪作战，剿匪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打击了一些主要匪股，并同时展开政治攻势，促使土匪投降自新。由于灵活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到1950年5月第一阶段剿匪作战结束，共歼匪37万多人，其中自动投诚者26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新解放区的社会局势，全面剿匪初战告捷。
华东地区。1949年7月，华东地区除闽及闽浙沿海岛屿外，基本获解放。当时包括山东、浙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和上海，活动着数以万计的土匪，加之国民党军队在撤逃台湾时留下的残兵败将就地转化为匪，因而不论是陆地还是沿海岛屿，匪患已十分严重，土匪总数已达ll-3万多人。7月2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华东地区各级党政机关，紧急行动起来，认真开展剿匪肃特工作。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随即决定，在进军福建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同时，抽调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发动以浙、皖为重点的全面剿匪作战。其部署：以第8兵团之第25军主力和浙江的建德、临安军区分别与皖南的宣城、徽州军分区相结合，负责剿灭杭州至徽州公路两侧地区的土匪，尔后向浙赣边区发展；以第24军之第71师、第三野战军骑兵团和皖北军一个团相结合，由皖北军区指挥，协同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所属部队，进剿以金寨为中心的土匪；苏南军区和华东军区海军炮艇队，负责剿灭太湖地区的匪特；第9兵团之第20军酌情协助苏州军分区，剿灭苏州至上海铁路沿线地区的土匪；苏北和鲁中南军区，剿灭陇海铁路东段（今徐州至连云港）两侧地区的土匪特务；以第7兵团之第35军为主，由浙江军区统一部署，剿灭钱塘江以南浙闽赣边区及浙江沿海地区之土匪；其他各地土匪，则由各地方部队负责清剿。8月初，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剿匪作战方案。8月9日，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向所属军区和部队下达了剿匪作战的命令。
从8月27日起，剿匪部队陆续奔赴作战地区，对大股土匪实施重点进剿，至次年1月底结束。期间，配合鄂豫皖剿匪作战的第24军歼匪3269人，其中71%的土匪是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之下投降自新的。匪首汪宪、袁成英的妻子被说服后，带领剿匪部队捕捉汪、袁两人。第25军在浙西山区，全歼主要股匪“皖南边区游击队”，击毙纵队司令徐振东，生俘副司令徐建中，基本平息了浙江全省的匪患。与此同时，山东、苏南、苏北的剿匪作战也取得显着的成绩。其中苏南歼匪7000多人，山东歼匪1400多人，整个华东地区共歼灭土匪5.4万多人。
1950年初，福建刚刚解放，境内有土匪200多股，共3.5万多人。加上华东其他地区还存在的中、小股匪500多股，2.3万多人。且当时华东军区主力正协助解放舟山群岛和准备再次攻打金门岛，一时抽不出更多的兵力进行剿匪，地方武装又不能独立担负剿匪作战任务，使华东地区的土匪势力又一度抬头。上半年整个华东地区新增加土匪1.8万多人。此时，退居台、澎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开始派遣特务头子和特务武装，潜人大陆充当土匪骨干，他们一方面将已被歼灭或击溃的散匪重新聚集起来，一方面伪装进步，混入刚建立的乡政府、民兵队伍中，充当土匪暴乱的内应力量。因此，在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操纵下，从1月至5月间，华东地区土匪又发起了全面的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生暴乱210起，杀害和抓走的干部多达2200多人。鉴于土匪活动的新特点，1950年1月，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决定抽出8个主力团全面展开对所辖区中、小股匪的清剿，并强调全区党政军民实行统一的部署和行动，从主力部队抽调干部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抽调主力部队的部分连队编入地方武装作为骨干力量，并清除混人地方武装中的坏分子。此外，在各省交界的边界地区，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以统一边界地区的剿匪作战指挥。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再次掀起剿匪的高潮。从3月到6月，华东地区歼灭土匪2.7万多人。其中，在浙江、苏南、皖等地的剿匪部队共剿匪“国防部第3纵队”、“苏皖军区第3纵队”，活捉土匪司令许均友、刘子贻等。
中南地区。中南各省解放的时间不同，历史情况和地理条件也有差异，因此各地匪患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1949年7月，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决定首先在解放较早的河南及湖北、江西大部地区和湖南部分地区，对大股土匪实施军事进剿，重点是豫西、大别山区、湖南和赣西南等地区。7月中旬，解放军第42军和第58军各两个师、河南警备二旅及7个独立团等部队，共3.5万余人，由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第42军副军长赵东寰和第58军军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平分别指挥，进剿豫西地区胡宗南指挥的所谓“豫西剿共总指挥所”，以及大别山区白崇禧培植下的“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剿匪部队经过近3个月的围追堵剿，基本肃清伏牛山区中的土匪，与此同时，解放军第48军在江西的剿匪作战中也取得了胜利。从7月到12月，剿匪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接连肃清了赣东北之鄱阳湖、赣西北之云山、赣西之武功山、赣南之翠微峰、井冈山等地区的主要股匪，歼匪7万之众。期间，剿灭翠微峰、井冈山之土匪作战，人民解放军打得十分漂亮。
翠微峰匪首黄镇中，原系国民党江西省第八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后又任豫章山区绥靖司令，统治宁都、云都、兴国等8县达10年之久。渡江战役之前，黄匪即在山区开始了“苦心经营”，强拉群众数百名，费时4个多月，改造地形，修建工事。同时，搜刮民粮万余担，抢劫大批财物，连同修造所、发电厂、碾米厂等一起搬进了翠微峰各大小山洞，企图顽抗。黄匪吹嘘“翠微峰乃上帝为我设计的天然险地”，要坚守3年。人民解放军发起赣南战役后，黄匪乃聚集其所属宁都常备团、独立团、兴国保安大队、戡乱大队、特务营等将近2000名匪徒，携带种种炮10余门、轻重机枪20余挺、长短枪1000余支，退踞翠微峰。解放军第48军之第144师奉命剿灭该匪，经过多次侦察，摸清了翠微峰的地形和黄匪的兵力部署，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并在部队中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8月31日，部队开始外围扫荡式作战，至9月19日，攻占土匪的大部分外围据点，并将土匪分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山洞内，迫使部分土匪缴械投降。接着，剿匪部队采取夜攻昼停的办法，使土匪白天疏于戒备。9月23日上午，突然发起总攻，经7个小时战斗，俘获匪首黄镇中，全歼土匪1800多人，首创中南军区剿匪攻坚战的成功范例。
盘踞井冈山地区的肖家壁股匪，为国民党“井冈山绥靖区反共自卫军第一纵队”。肖匪有嫡系武装“民防指挥部”，共600余人。解放军第48军之142师奉命剿灭井冈山地区匪患，解放革命老区。9月22日，剿匪部队开始行动，按照“擒贼先擒王”的原则，采取奔袭战术，先捕肖匪。28日，在群众的协助下，将肖匪捕获。“司令”落网，残匪“树倒猢狲散”，大部土匪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解放军乘势由永新向井冈山区前进，又连续剿灭陈振华、王子华股匪，接着又在遂宁歼灭陈树勋匪部。彻底平息了井冈山区土匪，使失陷达15年之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湖南地区的剿匪作战。1949年8月，湖南军区开始先以收编方式在湖南解决了4.3万多人的游击武装。11月中旬，第46军在湖南，相继展开对土匪清剿。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共歼灭匪众2.1万多人，匪首王春晖所率的交警“湘南纵队”，保一师和“湘赣反共救国军”陈光中部等主要股匪基本被歼灭。接着各部队乘胜追歼，扩大战果，至12月底，又收编游击武装8万之众，歼匪4.6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湘东北、湘南的社会秩序，为湘西地区剿匪工作的全面展开打下了基础。
湘西地区和常德、邹阳的边沿地区，古往今来就是土匪的老巢，早在300多年前，这里土匪已开始成灾，尤其是近百年来的各色反动统治者又奉行养匪害民政策，对土匪头子封官加爵，使土匪成为难割的毒瘤。白崇禧、宋希濂在逃离湖南之前就曾数度前往湘西地区，召集各路匪首开会，把土匪武装编为国民党的“暂编军”和“反共游击队”。国民党的地方团队和散兵游勇成了土匪的骨干，土匪头子皆是国民党军官和地方官员，因此，湘西便成了解放后全国少有的匪患重灾区之一。
1950年初，湖南军区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集中第46军、第47军和第二野战军驻湖南的第144师及地方部队共20万人，全面进剿匪患重灾区的土匪。头3个月，解放军先后经过在八面山、长田弯、湛（江）怀（化）黔f阳）边界、麻阳、兴隆场、古丈、江垭地区和牙冈地区的8次较大合围，共歼灭土匪2.2万多人，解放了湘西8座县城及广大农村地区，初步打开了湘西地区的局面。其中，攻打八面山“湘川黔反共根据地”是这个时期湘西剿匪的重要一仗。
大土匪头子、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于1949年12月底在台湾国民党指示下，与湘西着名的匪首翟渡平、师兴周等在龙山县之岩科洛，召开会议。最后商定要统一军政组织，建立以八面山为中心的“湘鄂川黔反共游击根据地”，与解放军长期对抗。八面山东西长90华里、南北宽40华里，四面均是悬崖陡壁，仅有大小岩石、鹅公头、望乡台、新门峡和其他几个岩梯可以上山，地势非常险要。陈子贤纠集4000多人，盘踞山中，他们在通往山上的路口和岩梯上均设有闸门、碉堡和堆积大量的滚木雷石。岩间有4个洞，陈子贤的司令部即在洞里，洞里屯粮数万斤。为此陈匪给蒋介石打电报大吹，要把八面山建成大陆的“小台湾”，“解放军是不可能打下八面山”。蒋介石即刻回电打气，“在八面山空投支援”。解放军第46军141师为了消灭八面山上的土匪，准备了许多绳索、梯和长杆挠钩，并积极研究和反复演习爬岩攻洞的方法。1950年1月19日，攻山战斗打响。解放军似神兵天降，并未从土匪已把守好的大小岩门攻击，巧妙地从大小岩间的悬崖壁上攀援而上，占领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土匪，匪首师兴周见势不妙，率主力向四川境内逃去。攻击部队接着攻进土匪司令部所在地营子洞，攻下了八面山，歼匪800多人。土匪主力3000余人在逃跑中，被解放军全歼。仅有匪首陈子贤漏网。
广西是桂系军阀的老巢，是中南地区匪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中旬，广西军区集中10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14万余人，开始进剿广西境内的土匪。剿匪部队巧妙地应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两种手段，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运用和平改编和劝降的方式，就收降改编桂西北滇桂边区国民党残余武装20股，计1.4万多人。中期有国民党桂西军政长官莫树杰、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桂北纵队司令莫致、滇桂边区司令张光伟等人及所部。由于解放军声势浩大，动作迅速，土匪的骨干力量迅速被歼，各种反动措施未及开展即被打乱，使土匪来不及组织抵抗，全省获得暂时稳定局面。与此同时，广东省军区也集中第41军2个师、第48军1个师和包括两广纵队在内的地方部队，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底，重点进剿了北口地区的阳山、连山、连县和西江地区去浮县西山一带的股匪，全歼“广东反共救国军”第九军李楚瀛等主要股匪3.8万多人，使广东的匪情得到了暂时缓解。有力保障了解放军渡海作战。
西南地区，是解放最晚的地区。由于蒋介石亲自在该地区精心策划，使得西南地区刚解放时，土匪就开始掀起了大规模暴乱，匪情极为严重。1950年1月下旬，解放军驻四川的部队，根据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示，推迟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开始全面进剿四川各地的大股土匪。其部署为：以王近山、谢富治指挥第1l、第12军的6个师进剿川东地区的土匪；由第10军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钢指挥第10、第18军各3个师和第15军2个师共计8个师，进剿川南地区的土匪；由张祖谅、李井泉指挥第60军3个师、第62军和第6军各2个师，共7个师，进剿川西地区的土匪。2月9日，西南局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要求各级党组织、人民政府、解放军指战员必须坚决完成好剿匪作战任务。各剿匪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在川东、川西3个地区共计歼匪4.5万多人，初步打击了土匪的气焰。
西北地区的初期剿匪是从1949年11月开始的。西北军区部队对境内股匪进行了全面清剿。1949年10月中旬，盘踞甘肃临夏地区的阿里马兔和马匪残部马金山、马保等股匪约3000人，与“大陆忠义救国军西北回民支队”钱勇戈、马积福匪部近千人，围攻临夏、定西的新生政权。驻青海西宁的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于28日赶赴临夏、定西，在1个月内共进行大小战斗6次，全歼阿里马兔股匪1000余人。临夏、定西解围后，解放军第4军第11、第12师和该军骑兵团相继开赴这个地区，分区驻剿残匪。12月，钱勇戈被俘，马积福被迫投降。
1949年11月，青海境内马步芳、马鸿逵残部近万人，在甘肃临夏、定西散匪配合下，先后在大通、门源、湟中等地及西宁附近，有计划发动一系列的武装暴乱。西北军区急令驻青海的第一军进行清剿，迅速平息匪乱。第一军第二、三师立即投入战斗。在强大的军事打击下，解放军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分化瓦解土匪，使土匪纷纷就歼、投降，至月底，彻底平息了西宁周围地区的土匪暴乱。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19军第55师的两个团，展开对陕南王凌云指挥的“鄂陕边自卫总队”、“川陕边人民自卫军”等股匪的清剿。全歼该地区土匪，共计300多人。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四军第11、第12师及陕西榆林军分区第五团、伊克昭盟骑兵第五师等部，分别清剿陕北高怀雄、张延芝，甘肃马英贵、马镇中，青海马成贤、马老五和宁夏马绍武等股匪，取得重大胜利，并歼匪2600多人。至此，西北除新疆省外，主要股匪大部被歼，残部被迫分散隐蔽起来。
整个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个暂时平静的时期。
重点清剿大股土匪
1950年春，新解放地区的全面剿匪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些地区基本上平息了匪患。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使得匪患再度抬头。其一，人民解放军在继续向沿海岛屿、陆地边缘地区进军，继续完成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力量，守卫边、海防的任务，一时无法抽调足够力量对付土匪。并且第一阶段的剿匪作战，对土匪的歼灭性打击不多，大多是被击溃、打散。其二，台湾当局稍稍稳定后，便开始成批派遣特务头子和特务武装，潜人大陆充当土匪骨干。加之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介入，台湾当局又聒噪一时，大肆吹嘘“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国民党军即将反攻大陆”，无疑又使各地的土匪有恃无恐。据不完全统计：仅华东地区，从3月到6月，内窜的匪特就达155股，共3700多人。其三，人民解放军在剿匪作战中，不仅对匪患的实质、严重性认识不足，造成军事上分散用兵，未能给土匪歼灭性打击，并且在剿匪过程中又普遍出了“宽大无边”的政策性失误，许多土匪尤其是那些罪大恶极的匪首被轻易宽大处理，该杀的不杀，轻而易举地登记后又放走。
对这些反动分子实行宽大，实际上是放虎归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一失误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剿匪剿之不灭，造成军事上被动，另一方面助长了匪焰，使广大已解放地区又陷入土匪的控制之下，广大人民和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受到了更加野蛮的摧残。如在广西桂北地区匪首李基率匪4000余人到处抢劫，单烧民房即达数千间，被解放军捕获后不久释放了，后来该匪重组党羽，杀群众数百人，烧民房若干间。博白县一农会主席捉一匪首，被人民解放军宽大释放了，该匪将农会主席全家42口全部杀掉。这样的血债太多了。大别山区的群众曾一度怀疑解放军是否和土匪是一伙的。广西的群众更喊出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毛主席讲宽大”、“入农会被土匪杀头，当土匪共产党宽大”等。
从1950年3月开始，新解放军的土匪在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操纵指挥下，重新整顿队伍，公开以“反共求国”为旗帜，并利用春旱造成的灾荒，蛊惑群众，扩大其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全面地破坏活动。早有匪患的地区又重起，中南、西南、华东、西北各地区土匪又开始成倍增加，土匪暴乱的规模也更大，组织也更严密，手段也更为残忍。广西就是当时中南地区乃至全解放区匪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自4月下旬至5月下旬30多天中，全省发生暴乱达80余次，其中52个区被匪攻陷，烧毁桥10多座，抢粮60万斤。不仅如此，广西全境的土匪的组织指挥日渐统一。据中南军区1950年9月份的匪情综合记载：广西省除部分无一定组织之股散匪以外，大部股匪统由“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广西“总指挥”李品仙指挥，下辖第一方面军姚槐部，“第十兵团”夏威部，“桂中军政区”向天雷部，“桂东军政区”部，“桂南区反共救国军”罗治郭部，“反共救国军西南指挥部”庞清部，“黔桂连军政区”陈兴参部，“湘桂黔边人民自卫军”等共约17个军、33个师、28个纵队、11个独立支队、19个独立团。以上土匪均为白崇禧、李品仙、张发奎、夏威共同指挥。在行政组织方面，统由广东“省长”方一引及“广西军政区长官公署主任”夏威指挥，除积极建立县、区、乡等政权外，已划定12个专区均由各“师长”兼任“专员”。广西的匪患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华北地区，50年上半年新增加土匪万余人，土匪策动的暴乱达40起。1月至8月全区被土匪杀害和抓走的干部就有2200多人。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1950年3月以来发生大规模的土匪暴乱。陕西、宁夏的残匪也蠢蠢欲动。西南地区虽然是第一阶段剿匪较为彻底的地区，但因西南地区的封建势力、宗教迷信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根深蒂固，自1950年2月以来也发生大规模土匪暴乱。四川境内被剿灭的残匪也慢慢开始重新作猖。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匪情发展极为严重。自1950年2月土匪开始大规模暴乱以来，贵州省全境，土匪已发展到百万余人、3700余股，遍布全省所有的县、区、乡。80%以上的各级地方政权被捣毁、夺占，各地工作陷于瘫痪。解放军剿匪部队的作战行动也处于被动甚至挨打的局面，有的小部队竟然被土匪包围消灭。3月23日，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召开剿匪作战会议，被迫作出了“为集中兵力剿匪、摆脱被动，主动放弃已解放的23座县城”的决定。可见匪患已成为威胁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乃至共和国安全的重大政治性问题。如果不彻底剿灭土匪，将会演成难以预料的局面，轻则国无宁日，重则会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遭到颠覆。
1950年春的匪患，引起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从3月开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的指示。3月16日，在《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方针指导下及党政军各界、人民解放军又在新解放的地区展开了剿灭匪患的第二阶段大规模作战。
中南地区在经过全面进剿股匪后，虽然在一些地区基本平息了匪患，但在大别山区、鄂西及广东一部分地区，仍有小股土匪及散匪活动，而在广西全省、广东一部、湖南西部及湖北西南部地区，土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且有发展蔓延之势。为了迅速扭转中南地区剿匪作战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中旬，中南军区召开了高干会议，会上全面总结了前期剿匪作战的经验教训，严厉批评了某些地区存在的平分兵力，缺乏重点，党、政、军工作配合不够，执行政策上“宽大无边”的偏差，以及急于求成、轻敌麻痹的思想。指出：今后剿匪作战须采取有重点地进剿清剿，有阵地地向前推进，占一块清一块，然后再搞另一块或几块地区，方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力量不足时，某些次要地区可暂时空白起来，将土匪有意识、有步骤在往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压缩，尔后集中力量一鼓而歼灭之。同时重申了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基本政策，反对“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于是，从4月开始，中南地区各剿匪部队又先后投入重点清剿土匪的作战中。
4月下旬，湖南省军区以湘西为中心区，常德分区之太浮山区、邹杨分区之武岗和龙、扳山地区为进剿重点，集中第46军和地方武装4万多人，实行党政军民总体战，对以沅陵为中心的湘西14个县境内的股匪，展开清剿。至6月中旬，解放军在湘西中心区共歼灭1.5万多人，其中南昌击毙湖南中统特务头子陈通焕以及1000多人，生俘曾在八面山漏网的匪首暂编第二军军长陈子贤以及5000多人，迫使包括匪师长罗文、司令翟润生、旅长曾庆明等匪首和匪众8000余人，向解放军投降。与此同时，解放军对常德、邹阳等地区股匪的重点清剿也取得了胜利。先后剿灭了太浮山区“湘鄂反共救国军第4路纵队”侯宗汉部，“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湖南游击队”尹立言、匡国军、李吉生、张云卿等部7000余人，以及其他股匪。随后，各剿匪部队按照“捉尽匪首，收尽匪枪，组织好民兵和地方武装”三条标准，对所有控制区进行深入的驻剿。驻剿部队与当地人民政府一道，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父劝子、子劝父、妻劝夫、弟劝兄、亲劝亲、友劝友、匪劝匪”的“七劝”运动。很多土匪在军事清剿的压力和群众性的政治规劝下，纷纷自首。一些漏网的散匪也在觅食、借宿和走路时被群众捕获。古丈县农民张高升父子在田里拔草，匪首张平从山林里偷偷地钻出来，求他们给两套衣服和一餐饱饭，张高升以回家取衣为名，报告了剿匪部队。剿匪部队即刻出动，将张平击毙。保靖县青坪乡青年妇女王善明，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妇女儿童上山贴标语、散传单，深入匪穴喊话，曾先后劝降土匪30多名。辰溪县一位姓王的老太太，也招降了100多名土匪。曾在湖南率国民党军起义的程潜、陈明仁两将军，也争取和劝降20余股土匪。经过7月、8月、9月三个月的驻剿，基本肃清了湘西中心区和常德、邹阳地区的散匪。
湘西边缘区的残余土匪，乘解放军集中力量在中心区清剿时，获得了喘息机会，又由分散走上集中，并在台湾当局指使下，大肆作乱。台湾当局指使湘西边缘区土匪“迅速扩充实力，积极扩大游击区，待机配合反攻大陆”，并且委任大特务头子蒋琴为“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湘西边缘残匪。1950年6月蒋琴从台到湘西的靖县，并从国民党那里带来了一大包盖好“国防部关防”的空白委任令，对大批匪首封官加委和许愿，企图以高官厚禄唆使匪徒加紧破坏革命，挽转其残局。
湖南军区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决定集中第46军主力、第136师和地方武装共4万多人，与湖北、四川等省的友邻部队协同，会剿湘西边沿地区的股匪，并以湘西军区（兼第47军）为主，组成南北两个进剿指挥部，分别由湘西军区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刘贤权提任指挥。
1950年10月15日开始，南北两个方面的剿匪部队分头行动。围剿以龙山为中心的湘西北部地区股匪的部队，经过10多天的连续拉网式合击，将几股主要土匪全部击溃，并使散匪陷入包围圈中。紧接着部队又实行严重的重点搜剿。在搜剿“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翟波平匪部时，翟匪在包围圈中同解放军兜圈子，总也捉不住他。后来剿匪部队以排为单位铺开搜剿，经过半个月的梳篾搜剿，至10月底，翟波平匪部参谋长和几个支队长被活捉，但就是不见翟匪本人。部队在加紧搜剿的同时，又开始争取攻势。一天翟匪贴身警卫被解放军击毙。勤务兵也被活捉，深藏在石洞中的翟波平在走投无路情况下，自己出洞投降。匪首投降，匪众也都纷纷交枪自首。如此动作，北线剿匪部队先后又剿灭了历史性贯匪师兴周、杨树才和贾奇才等股匪4000多人。担任南线会剿的部队，采取长距离奔袭包围，而后再进行拉网式清剿的办法，也消灭土匪5500多人。奉蒋介石亲令到湘西组织指挥土匪暴乱的特务头子蒋琴，到大陆还不到3个月就被擒。被擒之时还念念有词称：“我是自投罗网的”。
会剿第一阶段结束后，湖南军区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下令剿匪部队除留下部分兵力仂：同地方进行清剿外，主力部队即刻转向九龙山、凤凰、麻阳边沿和晃县边境及通道地区进行会剿，又消灭股匪8000多人。至1950年12月底，剿匪部队基本上肃清了湖南历史性的匪患，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湖南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的企图，打破了“湘西土匪永剿不灭”的迷信传说。正如湘西人民给剿匪部队写信说的一样“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广西剿匪。1950年1月底，瑶山外围的大股土匪大部被歼，只有小部窜入瑶山内部。2月初，剿匪部队乘胜向瑶山中心地区股匪展开进剿。山内残存的土匪，都是最反动的匪首和骨干分子，并有战斗经验。当剿匪部队在外围作战时，主要匪首甘兖生、林秀山、韩蒙轩、杨创奇、白浪涛等妄图顽抗。他们一面采取了极残暴的手段，威胁群众上山，空室清野，控制群众接受解放军，不从者杀全家。匪首李开鉴部即在务本、十锦、王锦等地杀群众180余人，匪首刘才南部一次竟杀群众70余人。另一方面又将通往瑶山的主要道路阻塞，在险要隘口、山头构筑工事，大量搜刮瑶民粮食，准备长期固守。
2月2日，剿匪部队以13个营兵力，对金秀、老山、圣堂山等进行奔袭式合围。经过10多天清剿，全歼土匪骨干8000多人，匪首杨创奇被活捉。
这一胜利对残存瑶山的土匪是一个惨重的打击，瑶山已无大股土匪，匪组织系统也已全部被打烂。只有小股土匪，到处流窜，其主要匪首也只能带其歼余藏匿深山，不敢出外活动。于是，剿匪部队即实行分片包干，在瑶山外围和腹地进行搜剿和驻剿。在搜剿土匪的同时，党、政、军机关组织4200多人的工作队，深入到大小瑶山78个乡，发动群众。工作队的工作很快产生的威力，瑶民广大群众很快被动员起来，投入到剿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随后解放军在发动起来的瑶民协助下，无山不上、无洞不入、无地不搜；同时又加强对土匪政治攻势，对罪大恶极者坚决地杀掉，而对自新匪首和匪众进行宽大处理。人民解放军先后镇压了一批匪首和顽固分子，引起了土匪的震动。特别是在镇压匪首、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副司令甘兖生、国民党第126军军长林秀山等人以后，土匪内部分崩离析，纷纷投降自首。在清剿瑶山土匪期间，解放军还配合地方政府，通过报枪、献枪、缴枪等方式，总计收缴土匪、恶霸地主的枪支6万余支，这不仅武装了民兵，而且消除了散匪聚集再起的条件。瑶山作战2个月，共歼匪3.8万多人，主要匪首无一漏网。在这段时间里，广西军区集中17个团兵力，对桂南地区和灵山、永淳、钦州等重点地区的股匪，给予了沉重打击，歼匪5万余人。到1951年5月，广西全省共计歼灭土匪33万多人，如期完成了毛泽东规定的剿灭广西股匪任务。1950年3月以后，中南其他地区重点清剿股匪的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在鄂湘的边尚区和湖北恩施地区歼匪1.1万余人。在广东地区，重点清剿了英德、清远、阳山、江之角州和海南岛等地区的股匪，歼灭6.8万多人。至1951年5月，中南全区取得了歼灭土匪47.8万多人的重大胜利，使中南匪情得以控制，并接近彻底平息匪患。
刘、邓、贺决胜“新淮海”。西南地区是解放最晚的地区。到1950年3月，许多地区的剿匪作战部队犯了“对匪患的认识不足，战术上又分散使用兵力”的错误，所以西南地区的土匪实际上还没有遭到严重打击，土匪的气焰仍然十分嚣张。以刘、邓、贺为首的西南局、西南军区，决心把西南的剿匪作战，看作新形势下的一场“淮海战役”，发誓要打赢这一战役。为此，从1950年3月15日刘、邓、贺发出《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建立专署、县、区剿匪委员会或剿匪生产委员会，组织了广泛的剿匪统一战线，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党委书记担任。对土匪的有力打击使社会治安逐渐恢复正常，经济恢复工作顺利进行。为此，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西南军区的剿匪工作，指出：“西南军区对于剿匪工作极为认真，剿匪中执行的各项政策亦是正确的，故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取得剿匪斗争的更大胜利，西南局把剿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称为西南反封建斗争的“淮海战役”，是军队的中心任务，务必在1950年之内全部肃清土匪，为土改创造条件。
解放军驻四川、云南、西康、贵州部队，遵照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指示，于1950年3月、4月间，在举行西昌战役的同时，先采取分片包干办法对成股匪组织会剿。驻川东的解放军，先后集中33个营的兵力和地方武装相配合，由川东军区副司令员曾银山指挥，从1950年4月6日开始，对川东地区的股匪进行清剿。到1950年底，解放军剿匪部队共歼灭匪特19-3万多人，剿灭“黔东北人民自卫军”史肇周部、“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陈全、陈长捷部、“西南剿共总指挥”周共光部及盘踞在长江、乌江和川湘、川黔公路的股匪，肃清了川东地区的股匪，解除了土匪对解放军入川供给线的威胁。与此同时川南军区也于1950年3月开始，先后集中第15军及毕节、西昌、乐山等6个军分区部队4万多人，由秦基伟将军统一指挥，对川南地区股匪进行清剿。至1950年底，共歼匪29.3万多人。川西军区，先后出动4个师5万多人的兵力，3月18日平息起义后又叛变的原国民党军第302师；4月中旬，扑灭龙潭寺地区的土匪暴乱；7月底，与歼灭川西邛安、康定等4个军分区部队一道，经过3次会剿，歼灭川西汶川、彭县交界地、川康地区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数股土匪2.6万余人。至1950年底，川西军区歼匪8.3万多人。川北地区军区也在1950年全年中，取得了歼匪8万多人的胜利，基本上消除了匪患。1950年驻川解放军共歼匪60余万人，基本消除了川境匪患。
云南省的剿匪作战，自陈赓将军率第四兵团进驻后，即行开始。1950年2月陈赓先后以2个军部、7个师暂时转为地方武装，并分别充实滇南、滇西等军分区的领导机关，加强剿匪力量。但由于当时云南还尚未完全解放，主力在滇南作战，因此对土匪打击不力。4月间土匪乘机作战，至5月中旬发展到4.5万多人，且烧、杀、掠、抢无恶不做，气焰异常嚣张。鉴于这一严峻的势态，云南军区果断决定：自5月中旬起，各剿匪部队采取分片包干之办法，分赴各地区清剿大股土匪。驻滇南第13军、驻滇北的第15军第43师和驻滇西的第14军第42师等部队，先后对盘踞楚雄、玉溪、新平、昭通、华坪、永胜等地的股匪展开围剿。至9月底歼匪8000多人。随后剿匪部队转向边境地区。10月，云南军区由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副司令员郭天民等组成剿匪委员会，指挥边沿地区的剿匪作战，并组织对腹心地区的清剿。至1950年底，云南省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歼匪6.2万余人，收复了一度为匪占领的10多座县城。
贵州匪乱在整个西南地区可谓重灾区。1950年3月间，土匪曾迫使解放军撤出不能控制的23座县城，并在交通沿线修筑碉堡。为扭转贵州剿匪被动局面，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决定：除以一部主力加强交通沿线防务外，集中大部主力部队，组成东西两个机动作战集团，对全省大股土匪展开清剿。东集团由第46师之第138团和第46师第140团f营）组成，西集团由第46师所属第139团、第140团、第14l团各一个营和第45师第135团三营组成。至5，）q.底，共歼匪3.9万多人。6月、7月间，东西集团对股匪王福堂展开再次围歼，歼匪9500多人，并活捉匪首王福堂。7月，贵州军区成立由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尹先炳副司令员、潘焱参谋长等组成的剿匪委员会，加强了全省剿匪工作的统一领导，连续组织3次较大规模的围剿股匪的战斗。至9月初，共歼匪4万多人，剿灭“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川黔湘反共自救军”、“黔东南绥靖司令部”等重大股匪，活捉并惩处了吴登仁、关河清和谢世钦诸匪首。
11月中旬，贵州军区剿匪委员会又调动4个团的兵力，对盘踞黔南长顺、紫云、惠山的“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曹绍华匪部和“黔桂连人民反共救国军”屠占庭匪部，实施包围。第138团一营会同兄弟部队奔袭会击屠匪部。在6天中连续追击280公里，作战25次，歼匪3000多人，活捉匪首屠占庭。本月11日，第140团侦悉曹绍华匪部4000多人在长顺地区活动，即往奔袭。一营二连于13日在斗篷追上曹匪后，便分兵抢占制高点。曹匪见势组织400多人向二连猛扑，并以两挺机枪猛烈扫射。情况十分严重，二连副班长肖国宝等人冲入匪群，夺下机枪，但匪部另一火力点仍在疯狂吼叫，3处受伤、满身是血的肖国宝，奋力冲向火力点，用身体堵住机枪口，阵地攻下了，肖国宝英勇献身。随后部队赶到并全歼了曹匪4000多人，匪首也被活捉。战后，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发布命令：追授肖国宝“一等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命名第140团二连为“肖国宝英雄连”。至1950年底，贵州军区部队进行大小战斗4000多次，歼灭股匪19万多人。基本上控制了贵州匪情况，摆脱了被动局面。
东南沿海地区，面对台湾，情况复杂。国民党不断鼓动反攻大陆，派遣经过训练的特务潜人大陆，组织土匪，疯狂屠杀干部群众，破坏新政权的基础，匪患十分严重。同时，剿匪部队有轻敌思想，并存在着政策上“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为了彻底肃清土匪，华东军区要求各剿匪部队采取“以集中对集中”的办法，按照“先腹心地区，后边沿地区，先匪患严重及交通要道两侧地区，后其他地区，先对付最大最凶残的股匪，后对付较小股匪”的原则，集中兵力，有重点地对土匪开民军事进剿。这项剿匪战略很有成效，极大地打击了华东地区的土匪，稳定了社会。
华东剿匪有两大特点，一是必须遏制国民党的武装特务骚扰，二是必须坚决打击流动的海上土匪。据1950年底的统计，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l万余人，盘踞在靠近大陆的40多个岛屿上。海匪依托岛屿，不断袭扰大陆。所以，必须全部剿灭武装特务的海匪，才能真正稳定社会。为此，1950年6月华东军区命令各海防部队全面对沿海岛屿上的股匪进剿，同时又令在陆上担任剿匪作战的部队对登陆海匪予以就地歼灭。6月6日至8日，淞沪警备区第98师以4个步兵营的兵力，在华东军区海军6艘炮艇的配合下，联合进剿长江口外的泗列岛和崎岖群岛的海匪，激战两天，歼海匪近1000人。11日和12日，第21军第186团两个营，在海军炮艇大队配合下进剿披山，歼灭“浙东人民反共救国军瓯江指挥部”及“瓯江部队”480人，其中俘虏匪首林卓等410人，毙国民党迟环县县长林森等70人。6月、7月两个月中，华东海防部队共剿灭岛上海匪2200多人，解放10多个岛屿。1950年10月，国民党台湾当局又组织海匪与解放军重新争夺海岛，至11月底，浙江、福建沿海10多个岛屿又为匪夺占。12月初，解放军第22军两个团，在海军配合下，发起进剿南匪山、檀头山岛的股匪，一举夺占两岛，歼匪316人。浙江军区的部队也从1950年10月7日开始，连续4次打击袭占洞头岛的国民党残匪，共歼“浙江保安纵队”少将副司令兼“浙南行署”主任王云沛等75人，最后解放了该岛。至此，华东沿海岛屿及在近海活动的土匪已全被歼灭，堵死了土匪外逃内窜、内外勾结的通路，为根除华东陆上匪患，提供了可靠保障。
在华东军民清剿海匪的同时，陆上的剿匪也在紧张进行。1950年8月，为加速剿灭陆上股匪，华东军区召开了剿匪作战会议。会议总结了华东地区一年剿匪作战的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认真研究了剿匪的作战特点和应采取的战术。8月30日，华东局和华东军区联合发出《集中必要力量，于1951年上半年前肃清华东地区内陆股匪》的通知，并决定抽调3个师的兵力，加强福建剿匪力量，进行先沿海后内陆式的有重点的清剿。
1950年10月，华东军区又一次大规模重点清剿在福建全省展开。各剿匪部队依据股匪时散时集、流窜不定的特点，采取以主要兵力对付主要股匪，以少量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对付小土匪，点面结合进行清剿的办法。一旦发现，便昼夜兼程奔袭，包抄合击，打散后即行转入连续搜剿。10月5日，第32军第95师获悉，有两股土匪出没于福建瓯县梨山和莲花山地区，即以7个连兵力奔袭，后经反复搜剿，全歼该匪90多人，击毙匪首少将师长郑长吉。11月，第29军第85师之第235团和福建龙岩军分区警卫团，又剿灭“中国人民自动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匪众400多人，活捉匪首中将司令唐宗。
11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对华东军区在福建的剿匪进展仍不满意。17日电示陈毅：“福建匪患必须使用5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限6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巨兵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将福建剿匪主力增至5个师，组织党政军民，再次发动剿灭股匪的大规模攻势，同时抽调干部下乡，开展土改，配合剿匪作战。从此，华东地区剿匪进入了决胜阶段。自1951年1月开始，福建军区会同浙江、江西有关地区，组织了对闽、浙、赣三省边界地区股匪的联防会剿。2月，又全面展开搜剿，围歼匪首，挖除匪根。1月至3月的联防会剿，先后歼匪3000多人，其中匪首173人，剿灭“闽浙赣边区自卫总队”等30多股主要土匪，福建匪患被根除。同时浙江省内剿匪也取得歼灭3.6万人的重大胜利。至此，华东军区剿匪部队提前完成剿股匪任务，毛泽东在1951年2月和4月，两次致电嘉勉，尤其高度赞扬了福建剿匪部队。
军政并举，穷追猛打，西北剿灭乌斯满。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区，解放前早已存在的民族间的冲突，对立情绪，加上国民党反动残余分子的煽动，使这种情绪更加扩大化。土匪利用了这一矛盾，乘机掀起匪乱。为此，1950年5月23日，西北军区针对土匪活动的新情况，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各剿匪部队在对反革命武装郑叛乱进行坚决镇压的同时，丝毫也不放松政治瓦解工作，使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密切配合起来。随后，西北军区所属各级军区均召开了剿匪会议，成立了剿匪作战指挥部。从5月底开始对土匪展开清剿。
1950年春，乌斯满、尧乐博斯匪部的暴乱引起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中央军委曾于1950年3月13日电示彭德怀：“乌斯满匪首与美特有关系，应坚决消灭之”。随即西北军区电示新疆军区司令王震：“应迅速全力剿灭乌斯满股匪。”4月11日，新疆军区集中第2军、第5军、第6军各一部和战车团等部队，共1.1万多人，附装甲车4l辆，汽车20辆开始进剿乌匪巢穴大、小红排峡。乌匪遭歼一部后，率部逃窜纸房、黑山头地区，尧匪率残部数十人逃人甘肃境内。5月16日，解放军又以7个营及装甲汽车队，分3路再剿乌匪。并于23日攻陷匪穴黑山头地区，歼匪众近千人。乌匪见势不妙，又率残部逃窜。解放军连续追击、堵截，打得乌匪狼狈不堪，随后解放军又展开政治瓦解攻势。至7月下旬，乌、尧匪部绝大部分被歼，其中毙435人，俘1368人，政治争取而自新者达2769人，乌斯满率亲信200多人向甘肃安西、敦煌逃窜。
与此同时，驻甘肃解放军平息平凉地区的暴动。驻宁夏解放军平息了西吉、海原、固原地区的暴乱，歼匪900多人，并迫使匪首马保元及一部匪众被迫投降。截至1950年7月底，西北全区共歼灭土匪7万多人。
这时，西北地区漏网的中、小股匪尚有212股，计l万多人。且窜入各省边沿山区，躲避解放军的进剿。西北军区决定各剿匪部队实施突追猛打，采取会剿方式，剿灭匪患。按照西北军区的统一部署，西北军区第一军、第二、第三、第四军的骑兵团，骆驼兵团和步兵第26团，由第三军军长黄新延指挥，大举追剿逃入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乌斯满、胡因等股匪。1951年1月28日正式发起，至3月初完成，匪首乌斯满被活捉，歼匪一部。
西北军区另以骑兵第六师、骑兵第四团、回民骑兵团、步兵第八师，和甘肃平凉、庆阳军分区等部队1.5万多人，从1950年8月开始，在宁夏的贺兰山、西吉、海源、固原、隆德等地和甘肃以西地区，反复清剿郭栓子、马彦彪、马国援等十多股土匪。至1952年4月，歼灭2000多匪众，平息了这些地方的匪患。青海境内的股匪，经过连续半年多的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后，基本上被消灭。只有项谦等少数匪首仍公开与人民为敌。人民政府多次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喜饶加措副主席在内的代表前往谈判。项谦仍执迷不悟，继续袭扰工作队，包围青海驻军，并暗地准备更大规模地叛乱。为此，中共中央4月13日发出指示：项谦匪部经17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
5月1日，西北军区集中8个团兵力，坚决平息了该匪，项谦向解放军投降。
西北军区经过两年多的重点清剿，共歼匪5856人，受降土匪近万人，基本消灭了股匪，为最后根绝匪患创造了条件。
除恶务尽，坚决消灭一切残存土匪
经过全面清剿和重点清剿两个阶段的剿匪作战，新解放区的股匪已基本上被歼灭，匪乱已基本平息。但仍然有极少数的股匪逃至边远山区躲藏，以及被击溃的散匪、残匪流窜于腹心地区，偶尔出动袭扰，进行破坏活动，危害社会。因此，彻底肃清残匪，仍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为此，1951年2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剿，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专门发布命令，指出：“清剿残匪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极端复杂的、群众性的斗争，必须统一指挥领导，通盘周密计划，要求各级党、政、军、民十分重视和密切协同，在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以公安部队为主，以民兵为辅，协同公安机关实行清剿。大股土匪由军区负责统一调集部队同公安机关认真搜捕与清剿。”总之，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各新解放区相继展开了大规模清剿残匪的作战。华东军区在肃清残匪的斗争中，采取分区包剿和区间联防的办法，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网，配合公安部门，利用一切线索侦破和捕捉残匪。还组织化装“飞行组”和“武工队”，在残匪活动区进行追踪、缉捕。由于有严密的联防组织，因此，无论残匪窜到哪里，都逃脱不了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到1953年底，全区肃清了残匪，根除了匪患。
中南军区在肃清歼匪中，除抽调大批部队干部和老战士，组成专职工作队外，各剿匪部队又组织大量精干的“飞行捕捉小组”和便衣队，在广大群众协助下，四处捕捉匪首和散匪，这一招使残匪闻风丧胆。如湖南剿匪部队沅陵军分区第416团第8连的捕捉队，在1个月内穿越湖南、贵阳、四川、湖北4省边界，追击1500多公里，毙捕逃匪100多人，被誉为“长追千里”的飞行捕捉队。至1952年上半年，中南军区胜利完成了肃清匪患的历史任务，共歼灭匪特115万人。
西南地区清剿残匪的任务进行极为激烈。1950年底，西南全进尚有大量残匪，其主要残存在云南西南部边境地区、西南诸省结合部山区，尤以川西地区之匪特最为穷凶极恶。同时，台湾特务机关仍在不断操纵指挥西南地区土匪，派遣特务武装，用飞机空投物资，致使某些地区匪情仍然很严重。1951年1月，西南军区根据这种情况，发出了剿匪指示，强调必须紧密依靠各民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残匪的斗争，保卫胜利果实。
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地区的匪特，是蒋介石、毛人凤等撤离大陆亲自拟定、部署的：“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的守护神。匪首刘野樵、周迅予1949年12月发动暴乱赶走解放军后，即开始苦心经营，匪首自立法规，自收捐税，封锁交通，恢复原国民党县、区、方、保等各级政权，公开组织训练“部队”，声言共产党的军队用五年时间也休想再夺回这一地区。1950年9月和1951年1月，川西军区派部队两次夺占该地区，两次均为土匪打退，被迫撤出这一地区。1951年4月，川西军区又集中5个团的兵力，经过血战，最后终于平息了这一地区的暴乱，歼灭了“反共联盟军”副总司令刘野樵以下土匪3000多人，周迅予逃跑。
随后，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又在川西北进行了再次会剿股匪作战。两次战斗均由西南公安部队副政委郭林祥和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张行中负责指挥。再次作战，共动用3万余人，历时两个月，将川西北地区的土匪全歼，彻底根除了川西地区之匪患。与此同时，川康两省共歼灭“川东北游击第10纵队”司令黄天祥等土匪7.7万多人。云贵地区共歼灭匪特13万多人。被土匪盘踞一年多的贵州册享、望漠、罗甸、荔波4座县城也全部收复。至1953年川、康、云、贵4省共歼灭残匪24万多人，西南军区部队也彻底完成剿灭匪患的任务。
西北军区清剿残匪的作战主要在川、甘、青边界地区和新疆境内展开。1952年12月西北军区专门召开剿匪会议，部署全歼川、甘、青边界马良、马元祥股匪的作战。会议决定成立甘青、青南两指挥部，调骑兵一师、骑兵一团、甘肃军区独立团、青海军区独立团和西南军区空军第39团之一部（有伊尔一Ⅱ型运输机5架）等部队，共126个连1.9万人，在西南军区5个团又1个营的配合下，于次年3月下旬开始围剿。1953年3月下旬，剿匪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对马匪达成合围。
27日，全线发起攻击，一举歼灭马匪主力，然后分区进行驻剿，至7月底全歼该匪1600多人。
新疆军区部队也于同时期，对流窜于天山地区的胡赛因股匪2000多人和乌斯满残匪1800多人进行了围剿，并全歼了股匪。随之，西北地区大股土匪被彻底歼灭。
此外，西北军区各剿匪部队，在军事追剿的同时，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坚决执行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很快感化了少数民族的头人，争取了群众，孤立了匪特。许多头人断绝与匪特的联系，许多群众主动向解放军报告匪情，为解放军带路和提供军马粮草，大大加速了剿匪的进程。至1953年4月，西北地区的剿匪部队也顺利完成了肃清土匪的任务。
历时4年的剿匪作战，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剿之不灭的匪患。这一切只能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成为可能，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竭尽全力剿灭匪患。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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