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时代其实无缸可砸

    我们用两集的量，讲一下“都嘟”节目的广告词：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一般的学者都自称会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也老说历史有真相或者趋于真相。我倒认为，历史老师应该更多地告诉学生一个道理而不是真相，因为历史的真相我们已经很难知道。

    这么多的历史学家和教授教育你，还不如《三国演义》开头的十二个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个道理，十二个字就把道理说得很清楚了。

    史学老师却拼命地想告诉学生历史的真相，所谓的真相是怎么来的呢？那就是读书。他认为我读的书比你多，我就能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不管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一定都有记载不真实的地方。就说“司马光砸缸”这事。这个故事妇孺皆知，说司马光太聪明了，在紧急情况下能砸缸救人。赵冬梅老师说她研究司马光很多年了，在《百家讲坛》里也讲过司马光，我就问她司马光砸缸是不是真事。她说是真事，因为史籍上有记载。《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之，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救。”这记载就有好多问题。首先，它记载的是瓮不是缸。我问赵老师，司马光时期有缸吗？那时候能烧造缸吗？她一愣，说她不是搞器物学的，不清楚。我就说，宋代还烧不了这么大的缸。缸不是瓮，瓮比缸好烧，所以从战国到汉代的大瓮比比皆是。为什么缸不好烧，瓮却好烧呢？这跟陶瓷的应力有直接关系。因为瓮是收口的，烧造的时候应力不得释放，所以能保持造型。缸是敞口的，用陶土烧造的时候，应力一释放，就会开裂或者变形，就烧不成了。这是器物学上的道理。因此，常见的水缸既不是陶器也不是瓷器，而是一种叫做石器的特殊瓷器。烧造这种瓷器需要极高的温度，宋代那会儿是做不到的。瓷缸是明以后才开始有的。

    到了明朝中期，比如正统、景泰、天顺年间，烧造的龙缸全都打碎了。今天在景德镇出土的大缸全是拼接的，但容量也不足以淹死一个七岁的孩子。今天，七岁的孩子大概在一米二左右，古代营养不好的话，可以减十厘米，也有一米一。但现在能看到的早期的缸，深度超过九十厘米的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只能想象“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当时的缸有没有可能淹死一个孩子？瓮肯定是有可能的，比如倒栽葱进去，“一儿登瓮”，肯定是脚踩在这瓮的边缘，脚一滑掉进去了。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倒栽葱进去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残存的这个道理。

    史书都是后修的，尤其是唐以后都是官修。《宋史》就是元朝修的。一开始修史，元朝皇帝老不满意，所以就拖拖拉拉的，一直到元末，《宋史》才算问世。这时候已是至正年间，公元1345年。司马光出生于北宋，他七岁时，距1345年已过去三百多年了。三百多年前的事如果都是真实的，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清代所有的事情也都是真实的。实际上，这个时间距离是非常长的。史书上的记载不一定是准确的，这个事情也不一定真的发生过；或者确实有这么个事情，但也不一定是发生在司马光身上的。因为司马光在历史上的正面评价非常高，史书对他多有溢美之词，“七岁凛然如成人”就是溢美之词。今天看到七岁的孩子，说这孩子跟小大人似的，说话净说大人话。但那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感觉，如果跟这孩子按照成年人那样的方式聊天，他肯定就不能应付了。古代也应该是这样。

    司马光还有很多故事。我很早以前就写过文，说司马光由于编《资治通鉴》，极为珍惜时间，睡警枕。警枕就是截一截圆木，两头坠铃铛，头枕在上面，如果沉睡过去，稍一动弹铃铛就响了，人就醒了，于是又赶紧看书、编书。这故事到底有没有？我们也不清楚，但它说明司马光珍惜时间。

    那么，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什么道理呢？说明司马光从小就有着逆向思维。一般人都是顺向思维，人掉到缸里就要想办法把他捞出来，但司马光一看捞不出来，立马就把缸打破。他用逆向思维，在生命和财产之间选择了生命。

    中国人把历史上的人物都归了类，这种归类一定要脸谱化。史籍上的司马光都是正传，就是好人，就要把优良品质堆上去。还有奸臣传，被归为奸臣的，就不是好人，就要把坏事堆上去，证明这个人是坏的。

    比如唐朝酷吏来俊臣，他的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载应该是在笔记小说《朝野佥载》里。“朝野佥载”的意思，就是把朝廷和民间的事全都记录下来。这本小说绝大部分都是鬼狐故事，但这本书并没有留存下来。第一次把它记录下来的是宋初的《太平广记》。今天也看不到宋代的版本，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是明嘉靖版本。这时候距离来俊臣生活的时代，已经有八百多年以上历史了。古代版本在增补修订的时候，每个执笔者都可以任意添加、删改，也没人管着你。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在出版社的时候，一本书也经常改，不好或者错误的地方，再版的时候也有加有减。如果时局有所改变，就可能还要修改某些内容。所以，八百多年前的一个版本到底经过了多少次增补修订，根本弄不清楚，里头记载的事情可能是真实的吗？更何况那是当朝的一个笔记小说，这就有点像今天的电视剧，怎么能用它来证史？

    历史只有大真实可言

    所以，我们在读史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纠结于这事是不是真的。比如成语“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这些故事都出自古籍。究竟有没有这些事呢？“凿壁偷光”我觉得有点悬，因为古代的灯火本来就很暗，再隔墙凿一个窟窿来看书，估计是比较累的。但最不成立的还是“囊萤映雪”。在雪地里看书是可能的，我早年在东北的时候，月光好的时候雪地里确实能看见字。“囊萤”就是把萤火虫装在一个包里，透着光看书，这绝不可能。萤火虫我见过，我小时候特爱逮那玩意儿，它就隐隐约约一点光，用它来看书是不可能的。但“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说的都是古人的苦读，要说的是这个道理，我们没必要去纠结这事是否真实。

    喜欢读历史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个好现象。正史二十四史，现在也有二十五史，加上清史就是二十六史，再加上民国史，通过正史了解历史是很不错的。但如果要真正了解历史，野史也要看，其他的如笔记小说也要看。我们从中捕捉的就是它存在的一个道理。过去的学者都是考据派，都是靠书和书之间的关系来证明某个历史的存在。钱嘉学派以后，西方观念逐渐引入中国，那就是考古。宋代就有“考古”这个词了。当然，宋代的考古更多的仍是考据。而今天的考古则是西方考古学的观念，就是要以物证史，就是说某事就必须得有某物存在，要不然就没法证实。证物不言，但它不可改变。

    历史会重复，前人走过的路，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就可能在古人摔跟头的地方继续摔跟头，所以，具有史观的人眼界是宽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应该具有史观。历史就是使你看得更远，你回过头去能看多远，你正面的路就能看多远。

    每个人对历史的看法与认知都是不一样的。有人穷其一生的精力就想知道历史的真相。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歧途。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历史，无论他多么用功。这是由历史和文化存在的现象决定的，而不是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决定的。有人认为我多读一点书，多找一些旁证，就有从各个角度去证明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历史的大真实是有的，小真实却很难存在。因为历代写史书的人一定都有自己的观念，官方修史书还一定要得到官方的认可。比如《辽史》，宋人想修，但修了两回都没修好，就是觉得我们被辽国欺负得太厉害了，不能把它说得太好了，最后就没修成。最后《辽史》还是被元人修的，是跟《宋史》一块儿修出来的。从元朝到辽朝中间隔了好几百年，再加上还有偏见，《辽史》是公认讹误最多的正史。

    今天对中古史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一个总体的把握应该是，中国历史的总体走向是真实的，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就不一定了。比如对武则天的判断，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每个历史时期对她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史观的不同。我们在对社会学分层时，把文学和史学归为一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都有大量的文学描写，所以说文史不分家。作为一般人，如果你具备了史观，即便是看历史小说等文学作品或者电视剧，也会有新的感受。

    今天看到的描述司马光砸缸的大量绘画，画的都是一个大青花缸。但这青花缸在宋代是绝对烧造不了这么大的。甭说青花，就是瓷缸也都烧造不了这么大。即使到了今天，烧造一个直径超过一米的瓷缸也非常困难。这缸是个敞口造型，是明崇祯年间的缸，用的是反青花方法，青花做地画了海八怪。从晚明到清初都流行画这种海八怪题材。瓷器拉胚，这种小的可以一次成形。但是今天即便这么小都需要两接，就是要消除它的应力。陶器可以烧造得很大，秦兵马俑都一米八几甚至一米九。但不见得说历史上有大的，就每个朝代都有大的。比如兵马俑这样的陶人，汉代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烧不出来了。从汉开始，后面唐宋元明清，没有一个朝代能烧这么大的釉陶。所以不能说秦朝人能烧，后面人就全都能烧。瓮也是这样。战国到汉的瓮烧得非常大，但到目前我也没有看到有直径超过一米的，一般都是七八十厘米。瓮是圆形的，它的应力就是朝里的，释放不出来，就能保证它不变形。陶器在烧造之前拉胚的时候是软的，阴干以后则貌似是个硬的，实际上一碰它就碎，只有烧结以后才变得非常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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