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与伯克希尔公司的联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他还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有意思的是，直到1962年为止，巴菲特仍然只是一个目睹它经营惨状的旁观者。当时伯克希尔的营运资金价值为16.50美元/股，而它在市场上的股价已经跌到了8美元/股。不过，在巴菲特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时机，于是他通过自己的合伙人公司买进了伯克希尔公司的一些股票。但那时候他还没有想过，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将这家经营惨淡的公司整体接管下来。他只是像以前买进的其他股票一样，对它用相似的操作方法，并相信自己会持有它多年。
如果事情一直保持在1962年这个状态，或许伯克希尔公司的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公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他在纽约的经纪人朋友丹尼尔·考因为他找了许多这家公司的股票。到1963年的时候，巴菲特合伙人公司竟然成了伯克希尔公司最大的股东。但是，当时的巴菲特并没有将自己股东的身份公布于众，而是让考因当自己的代言人，使考因在伯克希尔董事会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当伯克希尔的总监听说考因的客户是巴菲特的消息后，便打电话问巴菲特有没有购进更多股票的意向。接到电话后，巴菲特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有可能，也没有可能。”谁也不知道这个聪明的投资人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不久之后，巴菲特就对伯克希尔公司进行参观。听说杰克·斯坦顿保留了自20年代以来这个公司所有的财务报表的复印件之后，巴菲特表现出难以形容的兴奋，赶紧去复印了一份。然后他提出去看看厂房的要求。当时杰克很忙，于是派察思陪他一起去。但是，令这个冷峻的年轻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件小小的事情，使他远离了对伯克希尔公司的控制。
事实上，奥蒂斯早就有意向让察思取代斯坦顿的位置了。在他看来，这个平易近人的化学工程师是以后总裁职位的最合适的人选。察思已经快50岁了。在进入伯克希尔公司工作之前，他曾在新贝德福德纺织学校念书。1947年进入伯克希尔公司的合成纤维部门工作，后来通过自己优秀的表现升到了生产副总裁的职位。
察思陪同巴菲特在纺纱厂的四周转了两天，“您对公司的产品营销有什么看法？”“您觉得公司以后该怎样发展？”“目前贵公司在销售什么产品？”“贵公司的销售对象是谁？”巴菲特不停地向察思提问，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态度对每一个问题都刨根问底。
虽然察思不明白巴菲特的真正意图，但是他仍然很坦率地对公司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巴菲特觉得，这个人正是未来的伯克希尔公司需要的。于是，巴菲特对他说：“我会再联系你的。”聪明的人都能看出，这是巴菲特对察思的一个暗示。
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坦顿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妙。1964年，这个被称做“象牙塔”的老人开始多次要求收回伯克希尔的股票，使自己手中所持股票的比例有所增加。事实上，当时巴菲特并未认为伯克希尔作为一个公司机构还有哪些值得推崇的地方，甚至还考虑是不是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股票卖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巴菲特认为斯坦顿无法在价格上耍花招，因为双方都没有在收购价格上作出让步。所以，最终巴菲特还是没有把股票卖出去。也就是说，伯克希尔变为巴菲特的财产，纯属一种偶然。
因为自己和斯坦顿之间还有账目上的联系，所以巴菲特不想对伯克希尔的困境袖手旁观，很想发挥自己的能力使伯克希尔公司进入正常运转。而一意孤行的斯坦顿对巴菲特的良苦用心却并不怎么买账，并且和巴菲特在一个问题上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他在自己的“象牙塔”中对丹尼尔·考因大喊大叫，用气愤的口吻表示他不需要任何人对他指手画脚。但是当伯克希尔的执行副总裁听说考因代表的是巴菲特的时候，便飞奔到斯坦顿的“象牙塔”，对斯坦顿说道：“用这样的口吻和我们的主要股东说话真的很不合适！”
后来事情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在1965年年初，巴菲特约察思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会面。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巴菲特买了冰激凌和奶油棒同察思一起吃。他们坐在一家小公司里，巴菲特直截了当地问：“我想让你做伯克希尔的总裁，你觉得怎么样？”
当48岁的察思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的时候，巴菲特又接着告诉他自己已经控制了足够多的股票，在下次董事会上可以任命察思为总裁了。“以后，伯克希尔就是你的孩子了，想想为他做些什么吧？”说完这些话后，巴菲特面带微笑地起身告辞。这次谈话总共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而察思好像自始至终都没有回过神来。他坐在那里望着这个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人的背影，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表情。
等待巴菲特的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果对伯克希尔公司怀有深厚感情的奥蒂斯紧握自己所持的股票，那么巴菲特控股伯克希尔的梦想就无法实现。后来，巴菲特约奥蒂斯在新贝德福德的沃姆休拉俱乐部共进午餐。令他欣慰的是，奥蒂斯并不是不会将自己手中持有的股票卖出。他告诉巴菲特，只要巴菲特以同等的价格将斯坦顿的股票买下来，他随时可以将自己的股票出卖给巴菲特。幸运的是，这个时候的斯坦顿对伯克希尔的控制地位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在买了斯坦顿兄弟的股票之后，巴菲特合伙人公司便占到了整个股票份额的49％，平均成本为15美元/股。
1965年5月10日是巴菲特正式接管伯克希尔公司的日子。巴菲特清早就从家里出发飞到新贝德福德去了。他穿着一件满是褶皱的上衣，将扣子扣得紧紧的，并携带着一个公文包和一个巨大的旅行袋。当梳着小平头的巴菲特全副武装地走向机场的时候，活像一个不修边幅却充满了无限热情的推销员去外地出差。
斯坦顿终于从他的“象牙塔”中走了出来。等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准备就绪之后，斯坦顿面无表情地将相关的议程安排细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沉默着在上面签了字，迈着愤懑的步子走出了优雅的会议室。从此察思成为公司的总裁，而巴菲特则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原来的董事长马尔科夫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头衔，但是巴菲特却成为了伯克希尔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当天，伯克希尔的股票就涨到了18美元/股。
事实上，这个时候伯克希尔公司只剩下两个工厂了，它的资本净产值只有22万美元。在别人看来，当时的伯克希尔几乎成了废墟上的一堆瓦砾，但是巴菲特经过自己的调查，却看到了这个公司的潜在前景。在给合作者的信中，巴菲特这样写道：“当我们在1965年春天获得伯克希尔的控股权的时候，它只剩下两家纺织厂，员工的总数大约为2300名。但是令我感到惊喜的是，这两家工厂的管理人员都非常优秀，这使我们省去了从外面聘请管理人员的麻烦……因此能够拥有伯克希尔公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衡量企业赚钱能力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纺织业的经营状况。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让察思以他最优秀的手段管理这个纺织厂，同时我们还会派最优秀的销售人员分头负责有关产品的销售。”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巴菲特收购伯克希尔公司，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不是它的经济价值，而是它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董事会结束后，察思和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附近散步，察思本想好好听一下这位伯克希尔的新股东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有什么计划，但是巴菲特却告诉他，生产或者机器改良的事情由察思全权负责，而他本人只负责看管资金。而且，他还很直接地告诉察思，他不想让包括察思在内的任何人对股票期权有什么想法。
在关于察思的自治权方面，巴菲特一直恪守自己当初的诺言。他对察思说，察思只需要把每月的财务报表送过来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将精力浪费在每季度的项目和其他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上。
事实证明，巴菲特把伯克希尔公司交给察思打理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察思发挥了他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伯克希尔公司的经营状况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业绩也有了稳步的回升。在这种情况下，伯克希尔的股价出现大幅度的上涨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1969年，伯克希尔公司的资产攀升到了1.5亿美元。巴菲特也把自己个人拥有的25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这个公司当中。然而伯克希尔公司所创收的利润却没有被用在业务本身的发展上。不仅如此，巴菲特还将公司下属的一些规模较小的纺纱厂关闭了，最终伯克希尔公司只剩下一家新贝德福德纺纱厂。但巴菲特依然保持着对每一笔资金都要亲自过问的习惯，任何一笔费用的支出都无法逃脱他的眼睛。他极力地保证每一笔费用都被合理地运用，即使买一只办公用的削笔刀也不例外。
伯克希尔积累的资金很大一部分都被巴菲特尽可能地投入到其他行业。这个时候的伯克希尔公司与斯坦顿经营时期的伯克希尔公司在性质上已经大不相同了：它已经由一家经营纺纱业务的公司逐步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投资实体。1969年，伯克希尔公司对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联合企业和伊利诺伊州国家银行进行了收购，由此，其实力更加壮大。巴菲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喜欢简单的企业。”因此，在对伯克希尔经营的过程中，巴菲特从来没有想过将伯克希尔旗下的哪一家公司发展成从事开发或研究工作的机构。
2.开拓新的投资方向，向保险业和糖果业进军
在20世纪70年代初，巴菲特就收购了国内多家保险公司。当时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美国经济进入“滞涨”时期，保险业的前景也不乐观，因此很多小型的保险公司濒临破产。而巴菲特刚刚转向投资保险业，本来想在这一领域大显身手，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巴菲特并没有因此而消沉，相反，他认为这个时期正是他投资的好机会，因为他从没有一丝生气的股市中找到了很多很便宜的股票，他决定购买这些股票。
巴菲特发现，市场上能够满足他的购买条件的企业很多，但是资金匮乏却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于是，巴菲特想到了融资，他想通过融资的方法来筹措资金。在他的观念中，小额融资可以控制多数资产。
接下来，巴菲特开始了他的融资计划。不过，70年代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还没有被授予进行期货交易的权力，虽然国会已经将其列入计划之中，但是却久久没有得到实施。为此，巴菲特曾经特意给主管这个计划的国会监督与调查小组主席丁格尔写了一封信：“我们的国家既不需要更多的人在股市进行赌博，也不需要更多的交易经纪人，我们需要的是重视公司前景、善于作长期投资的投资者与投资顾问；我们需要具备投资智能的投资基金，而非杠杆交易的市场赌资。在资本市场上，疯狂的赌博行为使市场失去理性，因此资金的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出来。”
巴菲特的这封信向国会阐明了开设自由平等交易市场的重要性。因为投资市场不是投机市场，如果想要规范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必须培养能够作好长期投资的顾问和经纪人。
1971年，正在积极筹资的巴菲特，发现了蓝筹印花公司并对其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决定尽快利用有限的资金把这家公司买下。
蓝筹印花公司主要经营管理超市和加油站的赠券兑现业务，它为超市和加油站提供相关赠券，超市和加油站则付给公司与赠券金额相等的现金。另外，蓝筹印花公司还可以从那些收到赠券的客户的手中收取一定的费用，而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这些超市和加油站的商品的方式获得赠券，并且换取相应的商品。
蓝筹印花公司是一家不太规范的保险公司，每年的利润也不是十分的丰厚。当时它出售给零售商的赠券的赢利只有1.2亿美元。当时，巴菲特看中这家公司的原因并不是它的规模和赢利能力，真正吸引他的是这家公司能够立即兑换现金的特点。因为，不是每一个消费者在拿到赠券后都能够来兑换商品，这使这家公司未兑现的赠券金额达6000万美元，而巴菲特恰好需要这笔现金作其他的投资，于是他陆续购进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并与朋友查理·芒格一起接管了投资委员会，控制了这家公司。
在收购这家公司之前，巴菲特找查理·芒格一起商量具体的事宜。查理·芒格是一位律师，在许多收购活动中，巴菲特都让芒格做自己的律师。同时，在巴菲特的帮助下，芒格也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合伙公司——韦勒门格公司。1971年他与巴菲特一起购买了蓝筹印花的股票，日后他成为继巴菲特之后蓝筹印花的最大拥有者。
第二年，巴菲特利用这笔资金购买了希斯糖果公司。原本这家公司只拥有1000万美元的资产，而巴菲特却以2500万美元的高价将它买下，因为他看到了这家位于西海岸的糖果公司令人称赞的品牌效应：在全国的糖果供应以及每年圣诞节的巧克力糖果中，大部分都是来自这家公司。
1920年，希斯在加利福尼亚州投资创立了希斯糖果公司。当时，这家公司在加州、洛杉矶等地有几家分店。平时希斯只靠一辆小汽车为顾客送货；如果客户需要的货较多，他就在车身旁边加挂一节车厢。在希斯的勤奋经营下，希斯糖果公司不断地发展壮大，拥有了位于洛杉矶和旧金山的两大中央厨房。此时的希斯糖果公司除了生产巧克力、核桃串、花生串、牛奶块、焦糖片和牛奶樱桃等甜点外，还有了自己的名牌产品——白色糖果，这是他招牌式的糖果。
希斯糖果公司每年的销售旺季主要是冬天，尤其是圣诞节和感恩节前后，希斯公司都会开展疯狂的促销活动，大约三分之二的巧克力都是在这些节日前夕卖出的，而且公司的收入高峰也集中在这个时候，约90％的利润来自欢庆节日的人们手中。
3.巴菲特的报业投资情缘
巴菲特与报纸的缘分颇深，童年的巴菲特就为《华盛顿邮报》做报童，并且在送报的过程中发现了《时代先驱报》。而《时代先驱报》的发行线路和《华盛顿邮报》的发行路线几乎一致。所以他同时做这两家报社的报童，每天为客户送出的报纸达500多份。
当巴菲特成为一个真正的投资家的时候，仍然十分关心报业的经营和发展。早在1969年的时候，巴菲特就投资了第一家报社——他从利普席手中买下了奥马哈的《太阳报》。当时投资这家报社虽然没有为巴菲特赚到很大的利润，但是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巴菲特一直把报业作为自己的投资对象并一直关注着一些报社的经营状况。不过，直到1971年，巴菲特才真正决定进军美国报业。
在奥马哈，有一家很有名望的出版机构“青年之家”。它是由一位名叫爱德华·弗拉纳根的爱尔兰传教士在1871年创立的。当时，这位传教士花了90美元在奥马哈租了一栋维多利亚式房子，在这栋房子里，弗拉纳根收容了五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后来他不断地扩大规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收容了近700名孩子。1939年，奥斯卡获奖明星斯宾塞·特蕾西的到来使得这家收容所声名鹊起。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家不引人注意的收容所，实际上却是一家强势的金融中心。巴菲特听说，青年之家的成员全部躺在成堆的金钱上，而这与创始人弗拉纳根的梦想相距甚远。
于是，巴菲特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记者说了这件事情。巴菲特的目的很简单：他想搞清楚这个青年之家为什么有能力义务照顾这么多孩童。巴菲特在协助记者了解情况的过程当中，发现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十分贫穷。
后来，巴菲特等人通过努力，终于搜集到了足够的资料，于是一篇报道初步形成，但是还没有达到发表的标准。巴菲特在了解到国会刚刚通过一项关于“所有基金会必须公开资产的法案”后，马上告诉了记者。当记者从这家机构出来时，一份长达一百多页的报告完成：这个慈善组织持股总值竟然高达21900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诺特尔·戴姆大学捐赠金额的两倍，然而它却很少为孩子们服务。显然，他们是在贫穷的伪装下进行攻心的直销宣传。
这个机构的阴谋因为这篇报道被戳穿了：1972年3月，“青年之家”事件首次被刊登，其中一份独立的税收申报单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不久这篇报道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可以说，没有巴菲特，就没有这篇报道，更没有后来的普利策新闻奖。
最初，巴菲特参与新闻报道只是源于他对于报纸行业的一份感情：他不想看到一些报纸只发表一些没有社会价值和实际意义的报道。正是他对报纸行业的这份感情，才使得他日后决定投资报纸。
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邮报》在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经济收益不菲，而且它的报道也频频获得普利策奖，这在新闻界地位相当高。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华盛顿邮报》的掌门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是分不开的。
巴菲特在与助手展开对《华盛顿邮报》的上市信息的调查并准备购买其股票的时候，还不知道凯瑟琳当时正在华尔街努力推销自己公司的股票。其实，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这家报社非常熟悉：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接触这家报社的报纸，近年来也一直在关注着报社的发展。巴菲特之所以决定大量购买《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股市敏感的把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华盛顿邮报》的感情。在1973年春夏之际，巴菲特先后20次买进总价值1060万美元的《华盛顿邮报》报社的股票。这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投资，令巴菲特周围的人非常吃惊。
事实证明，他的这项投资是非常值得的，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刚上市不久的《华盛顿邮报》报社的股票的升值空间。在巴菲特于1984年写给凯瑟琳女士的一封信中证明了这点。信中写道：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自从在1973年的春季和夏季分批购买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以后，这些股票的价格已经从当时的1060万美元上升到了1.4亿美元。如果我当时没有选择购买《华盛顿邮报》而是选择购买其他传媒公司的股票，这1060万美元也许只能拥有价值6000万美元的《纽约时报》股票，或者价值4000万美元的《时代镜报》股票，或者是价值3000万美元的加奈特股票，或者价值7500万美元的骑士债券（Knight-Ridder），而不会拥有1.4亿美元。”
后来，巴菲特的这笔投资成为他最自豪的投资案例之一，而且这笔投资还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主要赢利来源。当时国内很多投资者对媒体股的关注很少，而巴菲特却花费巨额资金来投资媒体股。在1974年以后，《华盛顿邮报》在华盛顿特区成为垄断性的媒体，巴菲特购买的该公司的B级股票的价格也从上市的发行价6.5美元飙升为480美元；凯瑟琳·格雷厄姆家族持有的A级股年增长也超过了20％。掌握了股权就是掌握了公司，巴菲特这项投资使他成为《华盛顿邮报》中除凯瑟琳之外的最大的股东。
1974年秋天，在凯瑟琳的邀请之下，巴菲特成了《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此时，在《华盛顿邮报》的其他董事中，无论是格雷厄姆家族成员还是公司的高管，都对巴菲特持谨慎的态度。但是，因为凯瑟琳是巴菲特的坚决拥护者，所以巴菲特还是顺利成为了一名董事，并且在公司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巴菲特在投资《华盛顿邮报》之后，又于1977年收购了布法罗市的《新闻晚报》。本来巴菲特想让凯瑟琳收购这家报社，使它成为邮报的子公司。但因为当时邮报正在经受着“水门事件”和工人罢工的折磨，凯瑟琳不愿冒险经营；而且《新闻晚报》4000万美元的价格也比凯瑟琳的想象高得多，所以巴菲特只好选择自己收购这家报社。当《新闻晚报》刚刚宣布投标出售的时候，巴菲特毫不犹豫地出资将其买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