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所中学的附近，住着我家的一门远亲。正因如此，父亲给我选了这所有大海、有樱花树的中学。父亲让我寄住在那位远亲家，反正学校就在那附近，一个像我这样懒散的中学生，会在听到早会的钟声之后才跑着去学校。尽管如此，通过自己一直都很擅长的搞笑，我在班里的人气与日俱增。
理应是出生以来第一次到所谓的他乡，我却不由得觉得这里是比故乡轻松愉快得多的地方。一方面的原因大概是我的搞笑表演越来越得心应手，欺骗人也不需要像以前那么痛苦了。更为重要的是，亲人和外人，故乡和他乡，我觉得无论对于什么样的天才，哪怕是圣子耶稣，也会不可回避地存在演技的难易度之差。对于演员来说，最难演的地方是自己家乡的剧场，尤其是在亲朋好友汇聚一堂的房间里，无论多有名的演员都根本谈不上什么演技。但是，由于我一直在做这样表演，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这样的老手到了他乡应该不会有演砸的时候。
我对于人的恐惧仍然在心里翻滚，与以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演技真的一直在提高——在教室里总能把班里的人逗笑，老师也是一边捂着嘴笑，一边慨叹“这个班如果没有大庭同学的话绝对是特别好的班级啊”。就连那个总是咆哮如雷的驻校军官，我都能轻易地让他笑出声来。
就在我认为已经能把自己的真面目完全隐藏起来，正要松口气的时候，却始料不及地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个人和其他从背后捅刀子的男人没什么不同，在班里算身体最瘦弱的，是个面色苍白、五官有些水肿的家伙，穿的上衣可能是他父亲或者哥哥的，袖子像圣德太子的袖子那么长。上课时什么都不会，功课烂得一塌糊涂，军事训练和上体操课的时候也总在一旁见习，像个白痴一样。我始终没觉得需要提防他。
那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同学（他姓什么我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名叫竹一）跟以往一样在一旁见习，我们则被老师要求做单杠练习。我故意一脸严肃，嗨地大叫了一声，像跳远一样朝着单杠扑去，却扑了个空，扑通一声，一屁股跌坐在沙地上。这种失手完全是我算计好的，果然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我自己一边苦笑着一边爬起来，掸着裤子上的沙子。就在这时，竹一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捅了捅我的后背，小声嘀咕着：“故意的，故意的。”
我无比震惊。明明有那么多人在看，却偏偏让竹一看出来我是故意失手的。我当时如同看到世界在一瞬间被地狱之火吞噬一样，拼命地抑制住自己想要啊啊大叫的冲动，感到自己已经无限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
那之后的每一天，我都会感到不安和恐惧。
表面上还依旧会以可悲的插科打诨者的形象逗大家开心，但是经常会不由得长叹一声。一想到无论做什么都会被竹一完全看破，而且还会马上碰到谁告诉谁，我就满头是汗，用疯子般的怪异眼神惶恐地东张西望。要是可能的话，我想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守在竹一的身边，监视他，不让他说出我的秘密。在与他寸步不离的这段时间，我会千方百计让他相信我自己的表演不是“故意的”，而是自然真实的。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和他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甚至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些如果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能盼望着他早逝。但是，我始终都没有杀掉他的念头。在我此前的人生中，希望被人杀掉的愿望虽然有好几次，但是杀人的念头却一次都未曾有过。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反而会给可怕的“敌人”带来幸福。
为了能够控制竹一，我首先屡次三番地在脸上堆满了伪基督教徒式的、“温柔”的媚笑，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搂住他瘦小的肩膀，不止一次地用肉麻的、甜美的声音邀请他来我寄宿的家里玩儿。可是，他每次都是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不过，某一天放学后，我记得那是个初夏，当时突然下起了雷阵雨，同学们好像都在发愁怎么回家。因为我家就在附近，于是满不在乎地想要冲出去跑回家，突然发现鞋柜后面竹一一个人孤零零地、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我跟他说“一起走吧，我借给你伞”，我拉着有些害怕的竹一的手，一起在雨中跑回了家。我让婶婶把我俩的上衣晾好，成功地把竹一带到了二楼我的房间。
我寄宿的亲戚家只有母女三人，有年过五十的婶婶，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大女儿，戴眼镜、高个子，有些病恹恹（这个女孩曾经嫁过人，又回了娘家。我跟这家里的人一样叫她姐姐），还有一个二女儿，好像刚从女校毕业，跟姐姐长得很像，个子有点儿矮，圆脸，妹妹叫雪子。房子的一层是店铺，摆着一些文具和运动器械，家里的主要收入好像就是已经去世的男主人留下的这几间屋子的房租。
“我耳朵特别疼。”竹一说。他一直也没坐下，就那么站着。“耳朵湿了就会疼。”说完，我看了一下，发现他双耳的耳膜已经穿孔，而且情况非常严重，眼看就要流出脓来了。
“这样哪行啊，很疼吧？”我做出大为吃惊的样子。
“拉你冒雨跑回来，对不起。”我用女生般“温柔”的语气跟他道歉，然后下楼取了棉花和酒精，让竹一枕在我的膝盖上，之后悉心地帮他清除耳朵里的脓。竹一始终也没有发现我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伪善。
“将来，你一定会被女人迷恋。”竹一躺在我的膝盖上，傻乎乎地恭维我。
日后我才领悟到竹一的这句话原来是一句可怕的恶魔般的预言，它在我身上应验了，可能竹一本人也没有想到。迷恋也好，被迷恋也罢，这个词给人的感觉总是俗不可耐、嘲弄挖苦、猥琐不堪。无论多么“严肃”的场合，只要这个词一出现，忧郁的伽蓝[1]顷刻间便土崩瓦解，马上就会觉得平淡无奇。但是如果不使用“被迷恋的痛苦”这样俗的语言，而使用“被爱的不安”这样的文学表达就不至于使忧郁的伽蓝土崩瓦解，想想也确实很奇妙。
竹一因为我给他处理了耳漏流出的脓水，便傻傻地恭维我“你一定会被女人迷恋”。我当时只是红着脸笑了笑，什么都没说，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对于“被迷恋”这种粗俗的说法，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猥琐不堪的氛围，我竟然愚蠢地感慨他说得不无道理，可见自己的愚蠢程度已经超越落语里说着愚蠢台词的傻少爷了。因此，尽管我还不至于出现一种得意扬扬、猥琐不堪的心情，但心里已经有些暗暗认同了。
我觉得人世间女人要比男人难懂好多倍。我家女人比男人多，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多，加上之前对我“犯下罪行”的女仆等，说我从小就在女人堆儿里长大也不是言过其实。尽管如此，我一直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在跟她们相处。她们让人完全摸不着头绪，如同坠入五里雾[2]中一般，有时也会让人有如误蹈虎尾，受到重创。这与受到男人的鞭打不一样，而是伤口像内出血一样在内部造成伤害，很难治愈。
女人有时会把人拉到身边，有时又会被她一把推开。或者在有人的时候鄙视、冷落你，在没人的时候又紧紧地抱着你。女人会如同死亡一般熟睡着，也许她们就是为了睡觉而活着。此外，我从小就得到各种观察女人的机会，好像是与男人相同，都是人类，但感觉好像又跟男人截然不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匪夷所思、不可掉以轻心的生物竟然在照顾着我。“被迷恋”和“被喜欢”这两种说法我觉得完全不适合我，“被照顾”之类的说法也许还算符合现状。
女人在对待搞笑表演上比男人更放得开。我进行搞笑表演的时候，男人毕竟不能一直哈哈大笑。而且我还知道面对男人表演时如果兴致过高，表演得过头了就会失败，所以一定要注意适可而止。而女人不懂得适可而止，总是一直要求我表演，她们会无限次地要求我“再来一个”。为了满足她们，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她们真的太能笑了，女人果真会比男人吞噬更多的快乐。
中学时关照我的那对亲戚家的表姐妹都是一有时间，就会来二楼的房间找我。我每次几乎都要吓得跳起来，一直在哆嗦。
“在学习？”
我仍不忘挂着微笑，合上书说：“没有。”
接着，条件反射似的开口说出言不由衷的搞笑故事：“今天啊，在学校，那个叫棒子的地理老师……”
“小叶，戴上眼镜看看。”某一天晚上，妹妹雪子和姐姐一起来我房间玩儿，一次又一次地让我表演之后又提出这个要求。
“为什么？”
“别问这么多，你戴上看看，你借一下姐姐的眼镜。”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这种粗鲁的命令式的语气。搞笑艺人老老实实地戴上了姐姐的眼镜。刚一戴上，两个大小姐就开始捧腹大笑。
“太像啦。跟劳埃德一模一样！”
当时，一个叫作哈罗德·劳埃德的外国喜剧演员在日本很有人气。
我站起来举起一只手说：“诸位，这次为日本的各位粉丝们……”我试着做了一个现场致辞，她们笑得更欢了。那之后，劳埃德的电影每次一在镇上的剧场放映我就会去看，还会偷偷地研究他的表情。
某个秋天的晚上，我正躺着看书，表姐像鸟儿一样飞奔到我的房间，突然趴到我的被子上哭了起来。“小叶，帮帮我。这样的家我们一起离开好不好？帮帮我，帮帮我……”
一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胡言乱语之后，表姐又哭了起来。因为我不是第一次看到女人进行这样的表演，所以对表姐的过激的行为、夸张的表达并没有感到震惊，反而对表姐这种既老套又夸张的表演觉得有些扫兴，轻轻地从被子里起身，拿起桌上的一个柿子削好，切了一块儿递给表姐。表姐边抽泣边吃柿子，然后问道：“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书？借给我一本。”
我从书架上选了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给她。
“多谢你的柿子。”
表姐不好意思地笑着走出我的房间。其实不只是表姐，女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活着，对我来说是比揣摩蚯蚓的心思还要麻烦、复杂的事，也是让人心里发毛的事。只是我从小就知道当女人突然开始哭泣的时候，只要给她点儿甜食，吃完情绪就平复了。
表姐这么做并不算什么，表妹雪子连朋友都会带到我的房间来。而我呢，则一如既往、一视同仁地逗大家开心。朋友走了之后，雪子一定会说那个朋友的坏话。她会这样说：“那个女生是不良少女哦，你要当心！”可是既然如此，何必特地把她带过来呢？托雪子的福，来我房间的全部都是女生。
但是，竹一恭维我的话“将来，你一定会被女人迷恋”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成为现实。也就是说，我只不过是日本东北的哈罗德·劳埃德而已。竹一无意间说出的恭维话作为可恶的预言显出不吉利的征兆是在这之后许多年的事。
竹一还另外送给我一份贵重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
不记得什么时候，竹一来我二楼的房间玩时，得意地给我看他带来的一张做封面的原色版画。
我心中有些惊讶。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在那一瞬间，我的落魄在那一瞬间就已经注定了。这张画我是知道的，那只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在我的少年时期，法国所谓的印象派风格在日本特别流行。人们大抵都是从这些印象派的画开始迈出鉴赏西方画作的第一步。凡·高、保罗·高更、保罗·塞尚、皮耶尔·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使是乡下的中学生也大都看过原作的照片，有所了解。我看过很多凡·高的原色版画，对其独特的笔触、鲜艳的色彩颇有兴趣，但是从没有想过他的自画像是妖怪画像。
“那你看看这张怎么样，还是妖怪画像吗？”
我从书架上拿出莫蒂里安尼的画集，给竹一看了一幅皮肤晒成古铜色的裸体女人画像。
“这个太厉害了。”竹一瞪圆了双眼感慨道。
“好像地狱里的马。”
“这也是妖怪吗？”
“我也想画这样的妖怪。”
越是惧怕妖怪的人反而越渴望亲眼看到可怕的妖怪，越是神经质的、胆怯的人反而越祈盼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啊，这样的一群画家受到人类这种妖怪的伤害和恐吓，最终相信了幻影，竟然在白日，在大自然中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妖怪。他们没有用滑稽的画法去遮掩什么，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所看到的东西如实再现出来。就像竹一所说的那样，他们勇敢地画出了“妖怪画像”。我未来的同伴竟然在这里！我兴奋得热泪盈眶。
“我也要画，要画妖怪画，要画地狱里的马。”不知为什么，我用非常小的声音对竹一说道。
我从小学开始就喜欢画画，也喜欢看画。但是，我画的画不像我写的作文那样受到周围大人的夸赞。我大概一向都不相信人们的话，所以我的作文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像搞笑的寒暄那样的东西。尽管我的作文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让老师们非常开心，但自己却一点儿都不觉得有意思，只有画画（漫画之类的另当别论）是特别的，尽管当时我还年幼，却费了一番苦心去表达。学校的图画书上的画很无聊，老师的画也非常之拙劣，所以我必须自己下功夫去尝试各种表现手法。上了中学，我有一套画油画的画具，虽然我在印象派画中寻求笔触的范本，但我自己画的东西简直就像彩色印花纸的工艺一样单调呆板，完全不能看。但是因为竹一的这句话，我受到了启发，我发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想法完全是错的——把自己觉得很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表现出来，这种想法是幼稚和愚蠢的。我从竹一那里获得了画法的秘传，绘画大师们通过主观想象把平淡无奇的东西描绘得或美丽无比，或丑恶得令人呕吐，但毫不掩饰对自己的兴趣，完全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中。换言之，就是完全不在乎他人眼光的原始的创作方法。于是我瞒着上面提到的那些女人，一点点地开始了自画像的创作。
完成了一幅让我自己都大为震惊的凄惨的画，而这恰好展示了一直隐匿在内心深处的我的本来面目。虽然我表面上很阳光，总是谈笑风生，爱逗别人笑，但实际上我的内心却如此阴郁。我暗自确认道：“这是没有办法的。”那幅画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意被人看穿自己搞笑面目背后的阴郁之心，否则他们会突然之间很小心眼儿地提防起我来。另外，我也担心他们没有发现这就是我的真面目，而只是以为这是我新想出来的搞笑方式、一个新的搞笑段子——那是比什么都痛苦的事情。因此，我立刻把那幅画收到了壁橱的最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也没有显露出那种妖怪式的画法，而是回到了那种平庸的画法，跟以前一样把美的东西漂漂亮亮地描绘出来。
我一向只在竹一面前才坦然展示出自己容易受伤的神经，所以这次画的自画像也安心地拿给竹一看，被竹一大赞了一番。于是，我又接着画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我一个预言：“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我的额头上被傻乎乎的竹一刻上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会被女人迷恋，一个是会成为了不起的画家。不久之后，我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就打算上美术学校，但是父亲一直以来就希望我读普通高中，将来从政为官。既然父亲已经跟我这样说了，我毫无反驳的余地，只能木讷地听从。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报考高中，我也有些厌倦了那所有樱花和大海的学校，没有升入五年级。四年学上满之后便考上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寄宿生活。我受不了宿舍那些人的脏乱和粗暴，连搞笑表演都顾不上做了。我请医生给我开具了轻度肺结核的诊断书，搬出宿舍，到父亲在上野樱木町的别墅去住了。我无论如何也过不了那种所谓的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啦，年轻人的豪言壮语啦，只会让我浑身发冷。我跟不上那种所谓的“高中生精神”（highschool spirit），甚至觉得教室也好，宿舍也好，简直就像一个可以排放扭曲性欲的痰盂一样，我近乎完美的搞笑本领在这里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父亲不需要出席议会的时候每个月只在那个别墅住一两周的时间，父亲不在的时候，偌大的房子只有我和看别墅的老夫妇三个人。我动不动就请假不去学校，而且也提不起游览东京的兴致（明治神宫、楠木正成[3]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壮士墓我好像到最后都没看过），只是在家整天地看书、画画。父亲一来东京，我就会每天早上急匆匆地去学校，然而有时也会去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绘画学校学素描，每次总要练习三四个小时。从高中的宿舍搬出来之后，即使去上课，也总觉得自己像旁听生一样。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偏执的想法，总觉得自己提不起兴致，愈发不想来上学，觉得很烦。我在小学、初中、高中时候都没能理解热爱学校之心，也从没想记住校歌。
不久，我从绘画学校的某个学生那里知道了烟酒、妓女、当铺和左翼思想。这些放在一起确实有些不伦不类，但事实的确如此。
那个学画画的学生叫堀木正雄，东京下町[4]人，比我大六岁，私立美术学校毕业之后，因为家里没有画室，就来这个绘画学校接着学习西洋画。
“借我五日元好吗？”到那时为止，我们仅有数面之缘，却未曾说过一句话，我慌慌张张递给他五日元。
“好，我们喝酒去，我请客。怎么样？”
我没能拒绝，接着被他拽到一家绘画学校附近的蓬莱町的咖啡厅。就是在这里，我开始和他成为朋友。
“我之前就注意到你了。你有腼腆的微笑，还有那种前途无量的艺术家才有的表情。来，庆祝我们成为朋友，干杯！阿娟，这家伙是帅哥吧？不要迷上哦！因为这家伙来到我们学校，我就遗憾地沦为第二帅的人了。”
堀木肤色微黑，长得很端正，穿着绘画学校很少会穿的西装，领带也喜欢不花哨的，中分的头发打着发蜡。
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只是有些惶恐不安，时而双手抱臂，时而又放下，一直腼腆地笑着。两三杯啤酒下肚之后就有一种莫名的轻松，好像自己得到了解脱一样。
“我想读美术学校……”
“别上，那种地方很无聊，没意思。学校简直乏味透顶！我们的老师都在大自然中——面对大自然的激情！”
然而，我对堀木说的内容没产生丝毫的敬意。他就是个傻瓜，画画一定很烂，但作为玩伴也许是个不错的人选。也就是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城市见到真正的无赖。即使他的外表和我不太一样，但论起过着这种完全游离于人世间的生活，以及迷失自己这件事上他的确跟我是同类。不过，他的搞笑是无意识的，并且对于搞笑的悲惨完全没有察觉，这一点他跟我在本质上是有极大区别的。
“只是为了消遣时间，只是作为一个玩伴跟他交往。”我这样跟自己说。我经常看不起他，有时甚至觉得跟他做朋友很丢脸，可最后我却在跟他相伴而行的过程中被这个男人彻底打败了。
但是，我最初一直误认为这个男人是个好人，是个少有的好人，以至于让始终对人有所畏惧的我已经彻底放松警惕，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好的东京向导。其实，我一个人坐电车的时候都会觉得售票员很可怕；去看歌舞伎表演，会觉得站在正门铺着红地毯的楼梯两侧接待客人的姑娘们很可怕；进了餐厅，会觉得站在我身后随时帮我撤盘子的男服务生很可怕；特别是在结账的时候，天啊，我在买东西付款时那笨拙的手势，那不是因为吝啬，而是极度的紧张、极度的羞赧、极度的不安和极度的恐惧，令我头晕目眩，觉得世界一片漆黑，整个人近乎半疯的状态，别说砍价了，就连找回的零钱都会忘记拿，甚至连买的东西都忘记拿的事情也经常会发生。这就是我无法一个人走在东京的大街上，迫于无奈只有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的真正原因。
但是，要是把钱包让堀木拿着，跟他一起逛街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堀木特别能砍价，而且或许他精通玩乐之道吧，他总是会让最少的钱发挥最大的效益。另外，堀木对昂贵的出租车敬而远之，而是能够充分利用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艇等交通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他在这方面真是太厉害了。比如，清晨从妓女那里回来的路上，他会顺路进入某个酒店泡个澡，吃个豆腐锅，喝杯小酒。虽然并没有花多少钱，但会让人觉得很滋润。他如此这般对我进行了各种实用生活指导和培训。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街边的牛肉盖饭和烤鸡肉串很便宜，而且很有营养；说能让人最快产生醉意的绝对是“电气白兰地”……总之关于花钱结账，他一点儿也没让我感到恐惧和不安。
跟堀木交往还有一大好处，是他完全无视对方的感受，只是听凭所谓的“激情”（或许这种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感受）一天从早到晚喋喋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因此我完全不用担心两个人因为逛累了而陷入尴尬的沉默。和人接触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担心会出现那种可怕的沉默，原本不善言辞的我一直都在拼命地说笑话来应付，而现在堀木这个傻瓜却无形中主动承担了那个滑稽的角色，所以我也不用正经地回复什么，只要听着就行，时不时地笑着说句“不会吧”就可以了。
没过多久，我也渐渐懂了，烟酒、妓女是让我能够暂时忘记对人的惧怕的最好手段。为了追求这一目标，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把所有的家当都卖了也不会后悔。
在我看来，妓女不是人，更不是女性，看起来有些像白痴，又有些像疯子，但是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而能够特别安心地进入梦乡。因为她们没有丝毫的欲望，以至于让人觉得可悲。也许是因为这一点，我从她们身上找到了身为同类的亲近感吧。她们总是向我表达自然的、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好意——没有任何心机的好意，绝不强加于人的好意，对于或许都不会再来第二次的人的好意。这些好意让我在深夜中，从这些不是白痴就是疯子的妓女身上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圣洁光环。
然而，在我为了逃避对人的恐惧，求得一夜的安息，而去妓女那里和她们玩乐的时候，不知不觉有种无意识的、奇妙的氛围开始在身边弥漫，尽管这是意料之外的“附赠”。那个“附赠”渐渐鲜明起来，被堀木点破后，我不禁愕然，并深感厌恶。从旁观者来看，说得通俗一些，我是在利用妓女来进行猎艳的“培训”，最近进步得很快。据说通过嫖妓来了解女人是最难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鉴于我的身上已经有了情场高手的感觉，女人（不只是妓女）凭着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就会纷纷前来投入我的怀抱。得到这一“附赠”的我有了下流粗俗且不体面的气场，而且这种气场比我寻求的休养好像还要引人注目。
堀木大概是半恭维地说了那番话吧，可我自己确实因此而有了痛苦的回忆。比如，我会收到咖啡店女服务生的幼稚来信；在我每天上学的时候，樱木町别墅邻居家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都会化着淡妆在家门口进进出出，可她明明好像并没有什么事情；去吃牛肉饭的时候，即使我默不作声，那里的女服务生……还有，我总去买烟的那家商店的姑娘亲手递过的烟盒里竟然也有……去看歌舞伎时坐在我旁边的女人……在深夜的市营电车里，我醉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老家亲戚家的女人也出人意料地寄来一封一往情深的信……不知道是哪个姑娘在我不在家的时候给我送来了一个手工制作的玩偶……我极度消极被动，所以无论哪段情缘都是到此为止，都只有一个片段，再也没有下文。我身上有某种让女人着迷的气场是不容否定的，绝非自作多情、自我炫耀，或随意说笑。当被堀木那样的人点破时，我感到几乎是屈辱的痛苦，对嫖妓也突然没了兴致。
堀木出于爱慕虚荣、赶时髦的心理（除此之外我至今也想不出其他什么理由了），某一天带我去参加了一个叫作共产主义读书会（好像叫作R. S什么的，我记不清了）的秘密研究会。对堀木这种人来说，带我去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也许就是之前导览东京的一环吧。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小册子，还听了坐在上首的一位长相丑陋的年轻男子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在我看来他讲的都是我早已清楚的内容，他讲的东西确实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人的内心深处有更加无法捉摸、更加可怕的东西。我们把那个东西称为欲望吧，好像没有充分表达其含义；称为虚荣心，好像也不够确切；称为色情和欲望，好像仍然没有充分表达其内涵。尽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总觉得人世间的底层不仅有经济，还有类似于怪谈一类的东西。我这个极端害怕怪谈的人，尽管会不假思索地肯定唯物论，就像会不假思索地肯定水往低处流一样，但我不能靠这些信仰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不能放眼自然，从绿叶中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但是我一定都没有投入过R. S（好像是这个名字，也可能有误）活动，看到“同志们”郑重其事、表情严肃地专注于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初等算数似的理论研究，我就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开始发挥自己的那套搞笑本领来活跃研究会的气氛。也许是因为我的搞笑表演，渐渐地，研究会中拘谨的气氛得以缓解，我成了研究会不可或缺的宠儿。那些看起来很单纯的，或许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并且可能已经把我当成乐观幽默的“同志”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彻彻底底地欺骗了他们，因为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只是我从不缺席研究会，每次都是来为他们表演搞笑的段子活跃气氛罢了。
我喜欢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他们这些人，而并不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这个词，让我得到了一丝快乐，更准确地说是让我觉得特别舒服。这世界上那些称为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会让人有一种预感，其中有深不可测的、强大的东西），其构造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我无法呆坐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冰冷房间里，哪怕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海洋，我也会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游泳，直到死去。对我而言，这样做反而会觉得更舒服些。
有一种“见不得光的人”，指的是那些世间悲惨的失败者、背德者。我觉得自己从一出生就是这种见不得阳光的人，而且一遇到人世间这种见不得阳光的人就一定会变得温柔体贴，而且我的温柔体贴是让自己都会陶醉的温柔体贴。
还有一种说法叫作“罪犯意识”。在这个人世上，虽然我一辈子被某种意识折磨着，但是它如我的糟糠之妻一般，两个“人”相濡以沫，两个“人”孤寂地耳鬓厮磨，这也就是我活着的一种姿态吧！好像有一种说法比喻那些心中有鬼或有隐疚的人是“胫骨有伤之人”，我从很小的时候一条腿上就出现了这个伤口，不仅长时间没有治愈，反而越来越深，深入骨髓，每到夜晚痛苦得就如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但奇怪的是，那个伤口跟我越来越亲了，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也许这是个奇特的说法）。我觉得那道伤口的疼痛仿佛让我感到那条伤痕拥有鲜活的情感或爱情的低吟似的。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那种地下运动小组的氛围让我觉得格外安心、舒服。也就是说，比起地下运动本身追求的目的，地下运动所带来的那种气氛让我感觉与自己非常契合。堀木只是出于傻乎乎凑热闹的心理带我去参加了那个聚会，把我介绍给他们，后来他自己再也没去过。他胡编了这么一句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必须关注消费的问题。”他不喜欢参加活动，却热衷于拉着我到处去考察消费的状况。想来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像堀木那样因为追求虚荣、时髦而自诩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我这样的只是一味喜欢非法的氛围而坐到那里的人。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识破的话，那么堀木和我都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会被当作叛徒赶出组织。但是，我俩一直都没有被除名，尤其是我，在这个不合法的世界里，反而能够活得比在那些合法的绅士们的世界里更舒服、更健康。以至于被他们当作很有培养前途的“同志”，让我去办理各种机密事件。对此，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但从来没有拒绝交给我的每一项工作，而是平静地接受每一个任务，从来没有因为表情的异常或不自然而受到狗（同志们都称警察为“狗”）的怀疑和讯问。我总是笑着，还能逗这些同志们笑，毫无差错地完成他们口中的危险任务（这些人总是无比紧张，就连模仿侦探小说那些拙劣的情节一类的事情都要极度警惕，交给我的工作总是无聊透顶，但他们会一再强调工作的危险性）。我当时想的是倘若作为共产党人而被捕，即使终身都要在牢狱里度过也无所谓。我甚至觉得与其恐惧人世间的“现实生活”，每天晚上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还不如在牢房里更能让我有解脱后的轻松感。
在樱木町的别墅里，父亲不是忙着招待客人，就是忙着外出之类的事情，即使住在同一屋檐下，常常三四天都不会跟我见上一面。尽管我实在无法和父亲亲近，一直在害怕父亲，琢磨着离开这个家，搬出去在其他某个地方租个房子什么的，但还不知道如何开口说出这些话之前，就听别墅的管家老爷爷说起父亲好像要卖掉这个别墅的消息。
父亲的议员任期也快到了，一定出于各种理由吧，这次他无意继续参选，而且父亲在故乡建了一处养老的房子，对东京好像也没有什么留恋的，再加上父亲觉得为了高中生的我，留下这栋别墅和管家也是种浪费吧（父亲的想法和社会上其他人的想法一样，都是我不太懂的东西）。总之，这栋房子没过多久就卖给别人了，于是我搬到本乡森川町的一个名为仙游馆的又旧又昏暗的公寓里。不久，我就出现了经济上的困扰。
那之前，父亲每个月会给我一些零花钱，即使钱在两三天之内就花光了，但是烟、酒、奶酪、水果这些东西家里什么时候都有，书、文具、衣服以及其他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在附近的店以所谓“赊账”的方式拿到，哪怕是我请堀木吃个荞麦面或者天妇罗盖饭，只要是父亲光顾过的这条街上的店，我都可以不付钱，吃完就走。
可是现在变成一个人租房子，一切的花销都必须从每个月固定的汇款中支出，弄得我一下子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汇款仍旧是两三天转眼间就花光了，生活没有着落，我胆战心惊的，几乎要崩溃了。我开始轮番给父亲、哥哥、姐姐发电报，让他们赶快给我汇钱，发完电报后我还会写信说明（信里说的事情全部都是编出来的搞笑故事，因为我觉得跟人索要什么东西，首先就是让这个人开心。没错，这是最好的办法）。与此同时，我在堀木的教唆下，开始频繁地出入当铺。尽管如此，生活还是捉襟见肘。
总之一句话，我不具备那种在出租公寓里独自生活的能力。我一个人安静地待在那个房间里，总是特别害怕，感觉会突然被人袭击，遭到暗算。因此，我常常跑到大街上，或者去给那个运动帮忙，或者跟堀木一起去酒馆喝那种廉价酒，把学业和画画都荒废了。上高中后第二年的十一月份，我和比我年龄大的有夫之妇相约一起跳海殉情。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尽管我经常逃学，对功课也完全没上心，但是对于考试我似乎总是深得要领，成绩好像还不错，到那时为止总算能糊弄家乡的父母。但是最终因为旷课太多，学校私下通知了家乡的父亲，父亲让大哥代他给我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但比起这件事情，更让我痛苦的是没有钱，还有之前那个运动的事情——地下组织给我的任务越来越重，使我已经无法以半游戏的心态对待了。我成了什么中央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队的队长，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学生运动都由我来负责。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是一把连铅笔都削不了的华而不实的小刀），把它塞到雨衣口袋里，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我想大喝一顿，然后倒头呼呼大睡，但是我没有钱。而且P（我记得当时是用这个字母来隐喻党的，也有可能我记得不准确）接连不断地给我派任务，我忙得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了。我这病弱的身子，实在无法继续担任这个职务。原本只是对不合法感兴趣，才到这个地下组织参加活动帮忙做事的，结果弄假成真，忙得不可开交。我没能按捺住这种愤恨的心情，私底下跟P的人抱怨，说“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那些任务交给你们这些正式的成员好不好”，然后就逃开了。虽然逃走了，但心情始终没有因此而变好，甚至想去死。
那时有三个女人对我特别有好感。其中一个是我所住的仙游馆的房东的女儿。当我为那个地下组织四处奔走累得精疲力竭地回到房间，饭也不想吃就躺下的时候，这个姑娘一定会拿着几页信纸和钢笔来到我的房间，说道：
“不好意思啊，下面我的弟弟妹妹太吵了，我无法静心写信。”说罢，就会坐在我的桌前写上一个多小时。
我本来可以佯装什么也不知道，就那么躺着，但总觉得那个姑娘想跟我说些什么。于是，我继续发扬了自己一贯的被动服务精神，尽管已经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但我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翻身趴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跟她聊天。
“听说有个男人用女人寄给他的情书烧了洗澡水。”
“哎呀，真讨厌，是你吧？”
“我只用情书煮过牛奶。”
“心里特美是吧，喝你的牛奶吧！”
我暗想，她怎么还不快点儿回去，明明没看到她在写什么信，一定就是在那儿装模作样地画小人儿。
“给我看看你写的信。”
其实我是宁死也不想看的，但还是违心地说了一句。她有些欣喜若狂，一个劲儿地说：“啊呀，不要嘛！啊呀，你不要看嘛！”那副样子实在让人看不下去，我只觉得特别扫兴，于是就想打发她去给自己做点儿事情。
“不好意思，能麻烦你去电车轨道旁边的药店帮我买点儿安眠药吗？药名是溴戊酰脲。我太累了，脸上有点儿发烫，但睡不着。不好意思，钱嘛……”
“行啦，不用给我钱啦。”
她开心地站起身走了。我深知打发女人去办事是绝对不会让她厌烦的，甚至可以说，女人有时候非常愿意男人拜托她们做点儿什么事。
另一个女人是我所谓的“同志”，某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生。因为之前的组织工作，不管我愿意与否每天都会和这个女人见面。即使是开完会之后，无论我去哪里，这个女人都会跟着我，然后一个劲儿地给我买东西。
“你把我当成你的姐姐就好。”听了她这句装腔作势的话，我浑身直发抖，于是做出一副忧郁的表情，微笑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激怒女人是可怕的，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敷衍过去。因此，我越来越尽力地去取悦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她每每买东西给我（她给我买的东西都是没什么品位的，十有八九我都转手送给了烤鸡肉串店里的老头），我都是一副开心的样子，还会说笑话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老是缠着我不肯离开。我为了尽快把她打发走，就在接头处的阴暗角落里亲了她，她竟欣喜若狂，毫无羞耻感。接着，她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带到一座大楼的狭小西式房间里。这个房间好像是他们为了搞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结果，我和她在那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上，我只好暗自苦笑，真是个无法招架的姐姐。
房东家的女儿也好，这个“同志”也罢，不管怎样每天都会见到，所以不可能像对付以前纠缠自己的女人那样避开。由于自己根深蒂固的不安心理作祟，我不得不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纠缠得越来越紧，毫无动弹的余地。
在同一时期，我还从银座某个大型酒吧的女招待那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恩惠。虽然当时只见过一次，因为感激其恩惠，我依旧会有因被紧紧束缚而产生的担忧和恐惧。那时候的我已经无须堀木带领，可以一个人坐电车，一个人去看歌舞伎表演，甚至能够一个人穿着碎白点花布和服出入酒馆，比之前老到多了。虽然我内心依旧会对人的自信和暴力持有怀疑、恐惧和苦恼，但是至少在表面上能够一点点开始和人像模像样地打招呼了。不，不对，其实没有失魂落魄的戏谑性苦笑，我这个人是没法跟人打招呼的。总之，好歹是练就了能够勉勉强强跟人胡扯一通的伎俩。这个“伎俩”是应该归功于我为地下组织四处奔波，还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抑或主要归功于经济上的拮据？无论待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相比之下，若去了大型酒吧，混迹在那些醉鬼、女招待、服务生当中，我可以暂时地忘记那种令人恐惧的生活，我那总是不断被追逐的心灵也能获得片刻的安宁。我这样想着，一个人带了十日元便走进了那家银座的大型酒吧。我笑着对招呼我的女招待说：“我只有十元，就来十元的吧。”
“您不必担心。”
女招待说话时略带关西口音。她的这句话竟然安抚了我这颗因胆怯而发抖的心。我觉得不仅是不需要担心钱不够，甚至可以安心地待在她身边。
我喝起了酒。因为对她很放心，反而不想做搞笑表演了，也无须掩饰自己天生少言寡语和阴郁的性格，默默地喝着酒。
“这样的菜，你喜欢吃吗？”
女招待把各种菜品摆在我面前问我。
我摇了摇头。
“你只喝酒吗？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我按照恒子（我记得她叫恒子，但有些记不清楚了。我就是一个连跟自己相约殉情的人的名字都会忘记的人）说的，在银座后街的一个寿司摊上，一边吃着一点儿也不好吃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但是不知为何，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至今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得酷似青蛇的秃头老板一边摇头晃脑，一边熟练地捏着寿司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在电车上，我觉得某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人与那个寿司店的老板颇为相似，只好独自苦笑。之所以现在连那个女人的名字和相貌都完全不记得了，但那个寿司摊老板的长相却清晰得可以画出一幅肖像画，可见当时的寿司有多么难吃，甚至让我感到寒冷和痛苦。虽说我原本从未觉得寿司是什么美味，哪怕是被别人带到口碑极好的寿司店里去吃也是一样的感觉。那次吃的寿司个头太大，我常常想难道就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租住在本所一位木匠家的二楼。在那里，我一点儿也不用掩饰一贯阴郁的性格，一边用手托住脸颊，就像在忍受剧烈的牙痛一样，一边喝茶。我这种姿态反而让她着迷。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孤独无助的女人，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四周都是被吹落的枯叶。
我们躺在床上，她对我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的身世：“我比你大两岁，广岛人。我有丈夫，在广岛开理发店，去年春天我们全家一起逃到东京，我丈夫在东京没有什么正经工作，还因为诈骗罪进了监狱。我每天都要给他送各种东西，但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向来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不是因为女人的讲述方式太差，或是她们说话总是抓不住重点，反正她们说的这些听起来都是让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事情。
好寂寞啊。
比起女人絮絮叨叨地说自己的身世，“好寂寞啊”这句短短的感叹更能引起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这么期盼着，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从这个世上的女人嘴里听过这样的感叹。真是奇怪，让我无法理解。不过，这个女人虽然没有说过好寂寞，但是她的身体却仿佛缭绕着一寸宽的气流，充斥着无言的寂寞。我的身体一贴近她，也会被那股气流包裹住，恰好和我身上那种有些阴郁的气流完美地交融在一起，犹如“落于水底岩石上的枯叶”一般，使我暂时摆脱了恐惧和不安。
和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抱里安然入睡的感觉完全不同，跟这个诈骗犯的妻子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摆脱束缚的、幸福的（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么夸张的词语，我觉得在我的整个手记里没有第二次）一夜。
但这种感觉仅仅维持了一夜，当早上睁开眼爬起来时，我又变回那个轻薄的、总在逢场作戏的人。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棉花都会让他们受伤。我说不定就会被幸福所伤。我想趁着还没有受伤赶快分手，于是又开始释放那些拿手的搞笑表演来武装自己。
“‘钱财散尽，立即缘尽’，其实人们把这句话解释反了，并不是钱一用完，女人就会把男人甩掉，而应该解释为男人一没有钱，意志自然而然就会消沉，打不起精神，连笑声都是无力的，于是变得分外乖戾，最终自暴自弃，半疯似的想把女人甩了，甩啊甩啊，直到甩掉。《金泽大词典》上就是这么写的，真是可怜，我现在也明白了那种心情。”
我记得当时自己说了这些蠢话，把恒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自己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脸也没洗就离开了。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随口编造的蠢话“钱财散尽，立即缘尽”，后来竟然给我带来了麻烦。
那之后，我一个月都没有去见那天晚上的“恩人”。与她分开后，随着时光的流逝，喜悦之情日益淡薄，但她给我的点滴恩惠，反倒让我隐隐有些不安，越来越感觉那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甚至对于前些日子在酒吧里消费，由恒子埋单这样的俗事也开始耿耿于怀起来，觉得恒子仿佛跟房东的女儿、某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一样，也是一个纠缠我的女人。即使离得远远的，我也因恒子而感到恐惧。我十分害怕再次见到那些跟自己睡过觉的女人，总觉得她们会对我大发雷霆，因此对银座越来越敬而远之。不过，这种胆怯的性格并不是因为狡诈，而是我对于女人这种生物感到不解——她们竟能把晚上一起睡觉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严格地分开，就像彻底忘了一样，干脆地将它们斩成两个世界。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路边摊上喝了顿廉价的小酒。离开那个小摊后，这个损友提出再去另一个地方喝酒，我们的口袋里已经没有钱了，可他还是醉醺醺地不停地嚷嚷道：“喝吧，一起喝吧！”那时我也借着酒意对他说：
“那好，我带你去一个梦幻之国。你可别大惊小怪，那里叫酒池肉林……”
“是酒吧吗？”
“对。”
“那我们走吧。”
于是，我们两个人坐上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手舞足蹈。
“今晚我好想要个女人啊，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我一向不喜欢堀木那样撒酒疯，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地问了我一句，“可以吗？我要亲女招待，我一定要亲坐在我身边的女招待给你看看，行不行啊？”
“随便你。”
“谢谢！我真的太想要个女人了。”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之后，我们仗着认识恒子，几乎身无分文地进了那家类似于酒池肉林的大型酒吧。我和堀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刚刚面对面坐下，恒子就和另外一个女招待跑了过来。那个女招待坐到我旁边，而恒子则一屁股坐到了堀木的身旁。我心里一惊，因为恒子将要被堀木亲。
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惜，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占有欲，即使觉得可惜，也绝没有那种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与人抗争的欲望。这也是为什么，在“结婚”后我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被人强暴而保持沉默。
因为我一向竭力回避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害怕被卷入这样那样的旋涡之中。恒子与我不过是一夜之交，她并不属于我，我绝不可能会有怜惜之类的感觉。可尽管如此，我还是吃了一惊。
我觉得将在我面前被堀木疯狂亲吻的恒子很可怜。被堀木玷污了的恒子必然要跟我分手了吧，而我也没有挽留恒子的热情。啊，一切就会这样结束。尽管我对恒子的不幸感到瞬间的愕然，但这种愕然又如同流水一般瞬间消失了。我看了看堀木和恒子，竟然嘿嘿地笑了起来。
然而，事情却出乎我的意料，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了。
“算了吧，”堀木撇着嘴说，“我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这么寒酸的女人也要……”他极其为难似的抱着双臂打量着恒子，同时还在苦笑着。
“给我拿酒来，我身上可没有钱。”我小声跟恒子说。我想喝到烂醉，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恒子确实是连醉汉的亲吻都配不上的丑陋、寒酸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遭到了突如其来的雷击一样。我一反常态，一杯接一杯地喝，一直喝到烂醉如泥。之后，我看向恒子，与她凄然相视而笑。堀木说得没错，她真的是一个满脸倦容、寒酸不堪的女人，但与此同时，一种同是贫贱之人的亲近感又油然而生，我发现恒子可爱极了，以至于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萌生了尽管很微弱，却是自发且积极主动的恋爱之心。我吐了，完全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喝酒喝到不省人事还是第一次。
酒醒时，我发现恒子坐在枕边，我睡在本乡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钱财散尽，立即缘尽’，我以为是玩笑话，没想到竟是真的。你真的没有来找我。我不明白，难道我赚钱给你花也不行吗？”
“不行。”
然后这个女人也躺下睡了，天亮时，从女人嘴里第一次说出了“死”这个字，她似乎早已对生活感到疲惫不堪，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烦恼，以及金钱、不合法的地下组织、女人、学业等，就觉得可能无法再忍受这些，无法再活下去了，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提议。
不过，当时我还没有真正做好“死”的心理准备，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游戏的心态。
那天上午，我和她两个人在浅草六区徘徊，进了一家咖啡厅，喝了杯牛奶。
“你结账吧。”她跟我说。
我站起身从袖口取出钱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三枚铜币，比羞耻更惨的感觉涌上心头，马上浮现在我脑海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那里只剩下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了，除此之外我就只剩下此时穿在身上的这身和服跟斗篷了。这就是我现在面对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现在无路可走了。
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女人也站起来看了看我的钱包，随口说了句：“哟，就这些？”
尽管她是随口说的，但这句话也让我感到了刻骨铭心的痛。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爱上的人所说的话，真是令人格外痛苦。不是这么点儿钱的问题，因为三枚铜币根本算不上钱，而是这句话令我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屈辱，无法活下去的屈辱。归根结底，那时我还没有彻底摆脱自己是有钱人家少爷的想法吧！此时，我才发自内心地决意去死。
那天晚上，我们在镰仓一起跳了海。女人说腰带是跟店里的朋友借来的，于是取下腰带叠起来放到了岩石上。我自己也脱下斗篷，跟那个腰带放到一起，然后一起跳进了海里。
女人死了，我却被人救了。
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加上父亲的名字有些所谓的新闻效应，所以被视为大事，连报纸都报道了。
我被送到海边的医院里，一个亲戚从老家赶来，帮我处理各种事情，并告诉我以父亲为首，一家人都勃然大怒，所以也许会与我断绝关系，然后就回去了。与这件事相比，我更加想念死去的恒子，终日以泪洗面。毕竟，在迄今为止与自己交往过的女人中，我只喜欢这个寒酸的恒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写有短歌的长信。短歌差不多都是以“为我而活”这句奇怪的话开头的，一共五十首。护士们开心地笑着来到我的病房找我玩儿，有的护士每次都是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回去。
这所医院检查出我的左肺出了问题，这对我来说是大好事。因为不久之后警察就因协助自杀罪的嫌疑把我从医院带到警察局，但在警察局他们不得不把我当成病人对待，破例让我住在拘留室里。
深夜，拘留室旁边的值班室里走出一个老警察，他悄悄地拉开两个屋子之间的门招呼我说：“唉，你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意垂头丧气地走进值班室，坐到椅子上对着火盆烤起火来。
“你还在想那个死去的女人？”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这就是人的感情啊。”
然后，他渐渐摆起了法官的架势，装腔作势地盘问我：“最开始跟那个女人发生关系是在哪里啊？”为了打发秋天漫长的夜晚，他俨然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架势，把我当成小孩，企图从我这里套出些香艳意味的东西。我当即就觉察到他的动机，好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来。尽管我也知道对于警察的这种非正式审讯可以概不回答，但是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加点儿兴致，我一直表现得就像丝毫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判刑的轻重取决于这个警察一般，胡乱做了些稍微能满足他好奇心的“陈述”。
“嗯，我基本上都清楚了。什么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话，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
“谢谢您！请多多关照！”
这堪称出神入化的演技啊！然而，这种出色的表演并不会给我带来半点儿好处。
天亮以后，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次才是正式的问讯。
当我打开门，刚走进署长室时，署长就说道：
“真是个美男子啊！这不是你的错。要说有错的话，也是把你生成美男子的你妈妈的错。”
这个署长很年轻，皮肤略黑，好像刚从大学毕业。突然听他说了这番话，我不禁感到悲哀，好像自己是个半边脸长了红斑的丑陋的残障人士一样。
这位如同柔道或剑道运动员一样的署长的审讯非常有效率，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偷偷摸摸、刨根问底的好色询问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填写送检的材料，一边说道：“你可要注意身体啊，好像吐血了。”
那天早上我不知为什么咳嗽得厉害，每次咳嗽我都用手绢捂住嘴。那块手绢确实有血迹，就像红色的雪粒一样，但这并不是我从喉咙咯出的血，而是昨天晚上我挤破耳朵下面的小脓包流出的血。但我突然意识到，隐瞒真实的情况会对我更有利，所以我垂下眼睛，认认真真地回答：“好的。”
署长写完文件说：“要不要起诉你需要检察官来判断，不过你最好发个电报或打个电话给你的担保人，让他今天来横滨检察院一趟。监护人或担保人什么的，你应该有吧？”
我想起有个姓浅田的书画古董商人，以前经常来我父亲在东京的别墅，和我们是同乡，也是我在学校的担保人。浅田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男人，长得胖墩墩的，以前总是拍我父亲的马屁。这个男人长得特别像比目鱼，尤其是眼神特别像，所以我父亲总叫他比目鱼，我也跟着叫习惯了。
我跟警察借了电话黄页，找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给比目鱼打了个电话，让他到横滨检察院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口气特别傲慢，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答应了。
“喂，话筒最好马上消毒！刚才他咯血了。”我回到拘留室坐下之后，听到署长命令警察给电话听筒消毒。
午后，我跟一个年轻的警察一起出发去横滨。我身上被细麻绳绑着，虽然允许我穿上斗篷遮掩一下，但麻绳的另一头需要由那个年轻的警察紧紧攥着。
但是我没有丝毫不安，反而对那个警察局的拘留室及那个老警察有些不舍，甚至有些怀念。啊，我怎么会这样？被人作为犯人捆起来，反而会觉得轻松、镇定自若，即使现在来写这段回忆，我都有一种轻松自若的心情。
但是，在那段令人怀念的美好回忆中，唯有一次惨痛遭遇让我冷汗直流、终生难忘。当时，我在检察院的一个昏暗房间里，正接受检察官简单的讯问。检察官四十岁左右，看上去好像是个温和、稳重、大方的人（如果说我长得帅，说的是带点儿风流的帅，但这个检察官可以说是一脸正气的帅，给人一种智慧、静谧的感觉），因此我完全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陈述着。突然咳嗽起来，我赶紧从袖口掏出手绢。看到手绢上的血，又开始自作聪明地想这次咳嗽也许还会给我帮上什么忙。紧接着，我又夸张地假咳了两声，用手绢捂住了嘴，瞥了一眼检察官。就在这时，检察官微微一笑说：“你真的是在咳嗽吗？”
我一身冷汗，不，现在想起来，觉得用头晕目眩、手足无措来形容才恰当。中学时，被竹一那个傻瓜说我“故意的，故意的”，我感到像被人一脚从后面踢进地狱里一样。如果说这一次所体会到的羞耻远远超过那一次，也并非言过其实。那一次和这一次是我人生中演技遭遇滑铁卢的两次记录。我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样不温不火的侮辱，宁愿被判十年徒刑。
虽然最后被免于起诉，但是我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以无比悲痛、凄然的心情坐在检察院等候室的长椅上等着担保人比目鱼来接我。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我看到被晚霞映红的天空，还看到许多海鸥排成女字形在天上飞。
注释：
[1]伽蓝：僧众共住的园林，也指寺院。
[2]五里雾：形容烟雾弥漫的仙境，也泛指雾。
[3]楠木正成（1294？-1336）：日本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
[4]下町：商业、手工业从业者居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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