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论

    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上溯100年，为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3）五口通商之明岁。此百年中，为中国历史变动极剧烈之时代。

    推原其故，盖因西欧各国于此时期内兴起，其影响及于全世界。物之静者，非加之外力则不动，社会亦然。而能影响他社会，使之大起变动者，又惟文明之国为然。中国前此，与欧西各国关系较疏。而于葱岭以西承受希腊文化之诸国及印度、大食，关系实密。但其关系止于精神的及零碎之技术的，无甚深之物质基础，故社会不受大影响，不能起大变动。在此情势之下，其交通自亦时断时续。至近世，则西洋人因得罗盘针故，而能为远洋航行。遂能越好望角而来，绕西半球而至。加以科学发达，引起产业革命及交通状况之改变，而世界之联结，遂不可复断。于斯时也，因（一）彼辈距封建之时代近，习于列国纷争，有尚武好斗之性质。（二）又欧洲自古注重商业，习于航海，故其人富有冒险远游之性质。（三）自产业革命以后，既有种种利器，加以组织精严，而经济又迫其向外寻求市场及原料产地，浸假而输出资本，遂发展为帝国主义，成为侵略者。而我国则犹是闭关独立之旧，人民不好与闻外事，亦无力关心政治。加以政府腐败，近代之文明，亦非旦夕所能输入，种种近代之利器，遂多欠缺。富力亦相去悬殊，遂至成为支离破碎之局。

    然体段大者，其变化难，而其成就亦大。我国有高度之文化。民族人口之众多，甲于世界。幅员大而地形复杂，其位置则西北负陆，东南面海。交通之发达，必自远洋进入大陆之中心。亚洲之中部，实为世界上最闭塞之地。而我国今日西南西北之开发，适当其冲。热带及副热带无限物资之利用，我国所踞之形势，亦甚利便。前途之大有希望，实无疑义。然欲达此希望，则又必先完成目前之一大事，凡我国民，不可不勉。

    二、中西交涉之初期

    旧世界文明联络之通路：（一）自中国缘海，出麻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经波斯湾、红海，以入地中海。（二）自中国越葱岭，经西亚以至欧洲。若夫浩渺之大洋，则在前此罕能通航。其自蒙古、新疆经里海、黑海以入欧洲，则为野蛮民族侵略之路。自西伯利亚入欧俄，则寂寞荒凉，经由之者更鲜，而其影响亦愈微矣。乃至近世而形势一变。此宋仁、英、神三代间（11世纪后半期），塞尔柱突厥兴，欧亚两洲间之航路，为其所中断（自欧入亚之道路，本有三条：（一）自叙利亚经阿付腊底斯河。（二）自黑海至亚美尼亚上陆，出底格利斯河，皆入波斯湾。（三）自亚力山大里亚溯尼罗河，绝沙漠出红海。（一）（二）皆为突厥所断。（三）则绝漠不便，故须别觅新航路）。于是欧人不得不别觅新航路以通东方。适会是时，罗盘针输入西方，欧人遂能为远洋之航行（此事亦在十字军时。十字军起于公元1097至1270年，当北宋哲宗绍圣四年至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也。前此西人实亦仅能为缘岸之航行，地中海航业特盛，北海、大西洋能涉之者颇鲜），而海道之形势一变。俄人渐次兴起，转能侵略亚洲，而自古无足轻重之西伯利亚，遂成为亚洲东北的一大威胁，从此陆路之形势亦一变。

    欧人自海道东来，初占势力者为西、葡。葡人以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越好望角，孝宗弘治二年（1489）至印度，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广东，穆宗隆庆元年（1567）得澳门为根据地。是为欧人来中国通商，得有陆上根据地之始。西人以弘治六年（1493）至美洲。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而麦哲伦始作环球航行。西人之至中国者，为葡人所阻碍。其所经营之马尼剌，则颇为繁华。中国人之前往者颇多，盖西人之经营南洋也，以政治之力，中国人则以民间之力。南洋在政治上为西人所占，虽在是时，而中国人向南洋之拓殖，亦即在是时也，西、葡之势力，其后渐为英、荷所夺，然英人之至中国者，仍为葡人所阻碍，惟在印度，则逐渐得势。鸦片之输入，遂代天方（泛指阿拉伯）而转盛，伏下中英冲突之机。荷人以初据台湾，后为郑成功所夺，清人尝约其夹攻郑氏，许其每八年一至广东，然其贸易，亦无甚足观。惟在南洋，亦次第得势，而爪哇一岛，尤为繁盛扼要而已。

    欧人之自海路来此，其与中国之旧关系，为通商、传教两问题。以通商问题言，则（一）历代对外收税之官吏，夙极黑暗（设市舶司时较清明，及归地方管理时，黑暗乃甚，此亦见中央集权之效），而商人之欺诈剥削亦甚，此时犹一仍其旧。（二）近代西人东来，又多冒险之野心家及水手，行为皆极恶劣，足以引起华人之畏恶。（三）中国人虽发明火药，而近代之枪炮，则西人实创为之，其制较中国为精，其船舶亦较中国高大而坚固（以欧人是时航行远洋，而中国止为缘岸之航行故也），更是遭中国人之疑忌。（四）于是在政治上在民情上与贸易无关系之人，皆不欲与欧人贸易，至少欲加以限制，而与贸易有关系之官吏商人及其他人等，则因顾其私利而不肯，然又畏政治上及舆论上之监督，不得不设为相当的限制。于是（1）贸易为公行所专。（2）而官吏即委以监督保护外人之责，使不与人民发生冲突。以是时之官吏，固不通外情，不能自负此责也。于是（A）商人得有剥削外人之机会。（B）而管理外人之苛例繁兴，西人不知中国情形，乃欲诉诸中央政府，殊不知是时之中央政府，其欲限制外人，乃较地方官吏更甚。此所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人舍粤趋浙，而浙海关旋遭封闭。其后，五十七年（1792）及嘉庆十五年（1810）两次遣使赴京，要求改良通商章程，而卒无效也。至于传教问题，其足引起中国人之畏恶，殆较通商为尤甚。以通商仅在一隅，传教则遍及全国也。近世基督教之东来，乃由其所谓耶稣会者为先锋，此会颇能提高基督教之教育程度，故科学亦随之输入。惟（一）宗教本有排外之性质。（二）中国人对宗教之迷信不深，政府亦向不重视宗教，对于西人传教之热心，及其教会之出巨款补助，不能了解，遂生疑忌。其科学之输入，虽为一部分人所欢迎，而大多数人，则因此而疑忌更甚（读杨光先《不得已书》可见。此书见解，在今日读之，似觉其僻，然在当日，实大多数人之见解，此书特其代表耳。清圣祖颇为科学，任用西教士极多，然亦言西洋各国，中国千百年后，必受其害，实亦是此等见解也）。故教禁屡施屡解，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仍遭受禁止（近代基督教之入中国，始于利玛窦至澳门，时在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二十八年即1600年，利玛窦入朝，神宗许其建立教堂。利玛窦死而教禁起，后因与满洲战争，召其人制造大炮而解。时中国历法舛误，徐光启荐汤若望修历，历成，未及颁行而明亡。清人入关，汤若望上书自陈，清人即用其历，名时宪历。康熙初，为杨光先所攻，得罪，郁郁而死。光先代为钦天监监正，后以推步舛误见绌，仍用南怀仁。康熙一朝，任用教士极多，然至末年，卒仍布教禁，其人除在京当差者外，皆勒归澳门。各地天主堂，悉改为公廨。自此至《北京条约》立时，教禁迄未尝弛，然其秘密传教如故。则以西人传教，多有款项周恤教徒，而中国行政无力故也）。

    俄人之与中国，则自始所发生者，即为政治关系。俄人之脱离蒙古羁轭而自立，事在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其后可萨克族附俄，为之东略，而西伯利亚尽入其手。至明清之间，侵略遂及黑龙江滨，于是两国构兵，而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尼布楚之约，规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以外兴安岭为界。是岁，准噶尔袭击喀尔喀，圣祖为出兵攘斥，而外蒙古驯服于清，于是蒙俄之疆界问题生。至世宗雍正五年（1727），乃有恰克图之约。规定沙宾达巴哈以东之蒙俄疆界。至高宗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1755至1759）平定准噶尔及回部，葱岭以西诸国，多来朝贡，而中国西北，与俄分界及藩封谁属之问题又生。俄人与中国之交涉，虽以政治问题为重，然通商方面亦非无关系，《尼布楚条约》定后，清圣祖尝许俄人三年一至北京贸易，人数以200，居留以80日为限，皆免税。此实后来中俄边界贸易百里内皆免税，及陆路通商减税之根源也。《恰克图条约》以恰克图及尼布楚为互市之地。乾隆二年（1737）高宗命停北京贸易，专在恰克图。盖欲加以封锁，然其源既开，其流即不可塞。故至五口通商之后，而此封锁卒又被突破焉。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西冲突之情势，酝酿复酝酿，而卒爆发中英鸦片战争之役，此役看似烧烟而起，实则通商上种种的症结，郁而必发，烧烟特其导火线耳。其结果，中国因兵力不敌，定海、宁波先陷，上海继之；英人复入长江，封锁镇江，逼迫江宁；清人不得已，于江宁议和，订立条约。（一）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二）英人得任意与华人交易，无庸拘定额、设行商。（三）进出口税，则秉公议定。（四）中外官员来往体制平等。所以破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口岸任意开闭，税则繁苛，商人剥削，及官吏妄自尊大之习。又（五）割香港。（六）索偿烟价及商欠。因英人本有在中国缘海占一据点之议，而此二事，又为后此割地赔款之先河焉。

    中英条约既立，法、美、瑞典继之。俄人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中国许伊、塔两处，于道光三十年（1850）立约，而海口通商，则遭拒绝。《尼布楚条约》定时，俄人在东方之实力，不逮中国，此时则适得其反。俄王任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锐意经略，黑龙江外之地，殆悉为所占，并自由航行黑龙江（时俄外交大臣尼塞劳尝致书中国理藩院，请遣使勘定恰克图约中未定之界，中国数度遣使，卒未与俄外交部所派之使相遇，此亦外交上之失机也）。中国无如之何也。时英人在广东，锐意欲入省城，耆英以钦差大臣，在粤办理通商事宜，业已许之（时耆英与英人立约，许舟山群岛不割让他国，且许英人入城，而英人交还虎门炮台）。而粤民执乾隆时西洋商人不许入省城之谕以拒，且自办团练，以御英人，耆英知交涉难办谋内召。徐广缙、叶名琛为督抚，皆有虚骄之气，英人闯入省河，团练列两岸以拒，英人虑激成事端，遽退，广缙乘机与英人立《广东通商专约》，以不入城列入约中。事闻，朝旨大奖之，然此等不省外情，又无实力之交涉，卒不可持久。广缙去，名琛代为总督，以亚罗船事件与英人龃龉。时广西亦发生杀法教士事，俄美二国又欲改订商约。于是俄美遣使，英法派兵至广东。英法兵遂改陷省城，执名琛而去，时文宗咸丰七年（1857）。四使北上，至江苏。时清人务避中央政府与外人直接交涉，命英、美、法使回广东，听候查办。而以俄事委黑龙江将军。四使不听，仍北上，朝廷不得已，遣使至天津，与之立约，是为咸丰八年（1858）之《天津条约》。明年，英法使臣来换约，清人方在大沽设防，命其改走北塘，不听，闯入大沽，为炮台守兵击退，狼狈走上海（美使后至，道走北塘，换约而去。然各约皆有最惠国条款，故英法约后，所有权利，美人仍得享之也）。朝命废约重议。又明年，英法兵遂陷北京，文宗先已走热河，其弟恭亲王奕欣留守，以俄使居间，与英法别立《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又有增加，凡（一）领事裁判。（二）关税协定。（三）内地（A）游历，（B）通商。（四）传教。（五）各国遣使及（六）最惠国条款。均于此两约中确定。此两约为前此诸条约之整理，而又有增加，后此中国与西洋各国所订之条约，悉以此为蓝本，故中国与西洋初期之交涉，实至此而告一段落也。

    俄国《津约》亦许（一）海口通商。（二）传教。（三）又许自北京至恰克图之公文，有台站行走，于是北方之藩篱突破矣。（四）又许查勘边界，因此乃有（A）是年之《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而以乌苏里江之东为两国共管之地。（B）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则（甲）并割乌苏里江以东，（乙）又许（1）于库伦设领，（2）自恰克图至京，经过库伦张家口，零星贷物，亦许销售。（3）又开喀什噶尔。（4）自沙宾达巴哈以西之界，规定大概，以俟测勘。其后同治三年（1864）乃本此而立界约，（子）科布多，（丑）乌里雅苏台，（寅）塔尔巴哈台所属，均会勘完竣，立有界牌。（卯）惟伊犁所属，因回变未克完竣，遂酿成俄人占据伊犁后之交涉。

    三、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

    中国既遭遇旷古未有之变局，是时之情形如何，自应加以检讨，今分社会及政治两方面述之。

    社会方面：（一）中国人对外之观念，本属宽大。《尚书大传》述越裳氏来朝，周公谓政教不加，君子不受其贡贽，此为古代之见解。降及汉代，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萧望之不欲其受臣礼，犹沿此等见解之旧。自五胡乱华，中国人颇受其压迫，对外之观念稍变。辽金侵入，汉人之受压迫弥深，见解之变亦弥甚，遂有所谓尊王攘夷之说（尊王攘夷之观念，发生于北宋之世，实晚唐时裂冠毁冕之反响，亦沙陀、契丹等侵入，有以激之使然也，至南宋而此观念益形发达。胡安国之《春秋传》，可以为其代表）。对外之观念，浸流于偏狭。（二）且民族主义，须有智识以行之（民族主义，推至极端，实有弊害，惟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而宋学末流入于空疏，加以科举之流毒，空疏更甚，遂至于外情茫无所知，而一味盲目排斥，几与愚民无异。（A）且如古代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风俗亦不同，以君主一人之野心，劳民伤财，妄事开拓，实无益而有损，故以勤远略为戒。然后世（甲）防御，（乙）防御性质之攻战及要点之据守，则迥非其伦矣。乃至清代，西人东来后，有以讲究边防，研求外情之说进者，迂儒犹以为勤远略而反对之。（B）又如古代工业，墨守成规，而其时社会，严禁奢侈，故有作奇技淫巧以疑众者杀之说。欧西机械，或益民用，或资国防，迥非其伦，乃亦以为奇技淫巧而妄加反对。此等锢蔽之见解，深入其心，加以（子）外力之压迫，（丑）宗教之畏恶，动于感情，劫于群众，其见解之牢不可破也遂弥甚。士人如此，愚民受其诱导，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遂至新机之启辟甚难，仇外之风潮屡起。

    政治方面，则以概沿闭关时代之旧，于竞争极不适宜。其最甚者，（一）行政机关组织之不善，盖自贵族阶级崩溃以后，官僚代之而居治者之位置，凡阶级之性质，恒欲剥削他阶级以自利，君主之责任，则在调和两者之间，而求其平衡，故为治最要之义，在能监督官吏，不使虐民太甚，政治遂偏向此路发达。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夫无治民之官，则无治事之官，而百事皆废矣。况于真正办事者，尚非官吏，而实为人民自己。近代亲民之官，必称州县（州指散州言），实即古代之国君，仅能指挥监督，而不能真办事，何者，势有不及，力亦不给也。真办事者，实惟县以下之自治职，而（a）官吏每向此等人压迫，以图自利。（b）又平民生活极为痛苦，其狡猾者，乃与官僚阶级相结托，以鱼肉平民。于是地方自治之职，本古士大夫之流，日受压迫，沦于厮养，自治之权，渐入土豪劣绅之手，凡有兴作，无不诒害于民，言治者遂以清静不扰为惟一方术，浸至百事皆废，其或迫于时势，必须有所举办，亦皆有名无实，所谓纸面上有，实际则无也。（A）政治组织机关之坏，至清代而达于极点，因（1）督抚，（2）藩臬，（3）自藩臬分出之道，（4）府直隶州厅，（5）县及散州厅，实际乃有五级，抑压甚而展布难，亲民之官，即使按法奉事上司，已觉不给，况乎非法之伺应而婪索多耶？（B）又清代政治偏于安静，不肯擢用奇才异能及年少有为之士，而专以例督责其下（此由鉴于明代之弊而然）。例非吏不能悉，遂至大权操于胥吏之手，而欲有所兴作益难。（二）至于为官吏之人，则以正途为尚。（甲）明清两代，所谓正途者，率由科举出身，科举本属良法，惟在唐宋时代，已不能尽切于实用，至明清又将前此之分科，悉并为一，事实上科举已非普通人所能应，乃不得不放弃一切，而只看几篇四书文，而其所谓四书文者，又别成为一种奇异而不合理之体制。即四书亦不必真通，而其体制，却颇足消磨精力，士人遂至一物不知。（乙）清代又因筹款屡次开捐，末年更裁减其价，以广招徕，于是仕途之流品益杂。其知识及道德水准，较之正途出身者，更形低下，末年官方之大坏，职出之由。（三）以兵力论，则（A）中国承平时代，只可谓之无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会神以赴之。若其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时，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浸至于腐败者也。此为心理作用，受时势之支配，无可如何之事。历代注重军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虽云腐败，兵额尚能勉强维持。清代则文恬武嬉，兵额多缺，而为武员侵蚀其饷。存者亦不操练，一以武员之怠荒，一以兵饷太薄，为兵者不得不兼营他业以自治，更无操练之余暇也。（B）近代火器发明，实非人力所能敌，亦为兵事上一大变。（四）兵事如此，（甲）边防自更废弛，（乙）对于藩属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五）又中国近代，富力与西洋各国相差太远，社会经济落伍，赋税之瘠薄随之。清代经常收入，恒不过四千数百万，即其末年，亦不过七八千万，尚安能有所举措耶？

    在此情势之下，不能不遭一时之困难也决矣。

    四、外力侵入时代中国之情形

    凡民族之文化，发展至一定程度者，虽因（一）社会内部之矛盾，随文明之进步而深刻。（二）旧时国民与国家关系之疏松，一时为外力所侵入，然其光复旧物之力，终潜伏而不至消亡。（A）其在上层社会，则从事教育及文学为精神上之留诒。（B）在下层社会，则从事于秘密结社，为实际的行动。前者如宋明的遗民故老，其着述事迹，有传于后者皆是。后者如元末之革命，首先北伐者，实为白莲教徒刘福通，可知是时之白莲教，业已渗入民族主义之成分矣。书缺有间，其详已不可考。要明清之际，则为时较近，其事之传者亦较详。其大略见日人所着之《中国秘密社会史》。以旧时国民与国家关系之疏松，而种种为虎作怅之恶势方盛，不得不潜伏以待时机。乾隆时表面虽称全盛，实则政治黑暗，社会风俗亦日益奢侈腐败，渐入于民穷财尽之境，于是川楚教民之起事（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七年，1895至1802年），继以天理教徒之密谋（嘉庆十八年，即1813年），略与川楚教民同时者，东南又有艇盗（大略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十年，1789至1805年），人心动摇，治安岌岌不可保矣。然此尚限于局部，至道光三十年（1850），乃有太平天国起。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出湖南，下武汉，抵南京，定都焉。复分兵西上，北出之兵，战斗力甚锐，以孤军无援，卒为清人所灭。西上者连下安庆、九江，复取武汉，然天国诸豪都是下层社会中人，天王（洪秀全）盖长于宗教，而短于政治及军事，非如历代开国之主，能驾驭英雄，收率贤才也。大权乃落于杨秀清之手。杨则器小易盈，骄暴淫佚，遂至天京内讧始起，诸王互相残杀，石达开较有雄略，别为一军，远出不复归。下游仅余一李秀成，竭力支柱，而资浅望轻，卒难挽救。清朝则胡林翼先占定武汉，曾国藩又办团练于长沙，出境征伐。林翼死后，国藩总揽全局，负发纵指示之责。李秀成虽破苏松，下浙赣，卒为李鸿章率淮军所厄。而太平天国遂亡（清穆宗同治三年，1864年）。其起事于苏皖鲁豫之间，至天国亡，余众与之相合，而声势骤盛者，为捻党。捻党多马队，本易流动，而曾国藩创圈制之法，其所筑运河、贾鲁河间之长墙，虽为捻党所突破，分为东西，然卒为李鸿章及左宗棠所扑灭（东捻亡于同治六年，1867年，西捻亦回窜东方，亡于其明年）。回事起于云南（清文宗咸丰五年，至穆宗同治十一年，1855至1872年），云南回事为岑毓英所平。西北则马化龙、白彦虎起事于甘肃。妥得璘乱于新疆，敖罕复乘机入犯，其将阿古柏，废所奉回教教主之裔而代之，灭妥得璘，几尽据新疆之地。英、俄、土耳其皆与通使，英人复为之请封。朝议欲弃其地，左宗棠持不可，于捻党平定后，出兵先肃清陕西、甘肃，继平天山北路，进平南路，阿古柏不能抗，其本国敖罕，复于是时为俄所灭，乃自杀。马化龙前死，白彦虎与阿古柏子伯克胡里均奔俄，而新疆平（清德宗四年，1878年)，仅伊犁一隅尚为俄人所据。

    综观清代咸同之间，几于无一片干净土，而卒能次第平定，无怪当时之人，志得意满，颂为中兴也。推原其故，盖由：（一）诸起事者，仅太平天国，少有宗旨，然其始起诸人程度本属不足，其所设施，均不足以成大事（太平天国初起时，曾发布讨胡之檄，使专以此为宗旨，自较易得士大夫之赞成，顾其所谓上帝教者，带西教之色彩甚重，是时西教为大多数人所厌恶，其易引起反感者势也。无可如此径直推行之理，此固中外平民革命之通蔽，不能专为太平天国咎，然其不能成事则无疑矣。以军事论，抵武汉后，宜悉众北上，此时清朝尚无预备，其力亦薄弱不堪，使能直抵北京，则全国震动，而清朝亦失其发号施令之中枢，局面与后来大异矣。乃缘江而下，先据东南富庶之区，遂流于骄奢淫佚，使北上之孤军，战斗虽烈，卒遭歼灭，此实其失策之大者。观其既据金陵后，北上之军，犹能纵横驰骤，直薄畿甸，则知其初苟能全军北上，其形势必大非后来之比矣。逮湘淮军两路攻逼，形势已危，仍有劝其悉众向西北者，谓其地为清长江水师势力之所不及，且难得外人援助也。而太平天国又不能用，此亦为其最后之失策）。而出江以后，胁从日众，初起时之农民革命性质渐变（太平天国亦有类乎社会政策者，然其见解浮浅，手段太径直，决无可成之理。后来变质耽于享受，流于淫奢，亦为其失败之原因。且其定都天京以后，自广西来的诚朴壮健之农民日少，而湘淮军却专用此等人，亦其成败所由异也），遂至一败涂地。（2）而清朝是时之政事，确比历代灭亡时为清明。（3）湘淮诸将帅中，又颇多人杰，固无怪其能后延数十年之命运也。然是时清室之君臣，以之应付旧局面则有余，以之应付新局面则不足，故对内虽能削平变乱，对外则着着失败，终至不可收拾焉。

    清文宗盖一多血质之人，即位之初，颇有意于振作，后睹时局之艰难，遂亦心灰气短，恣情安乐。载垣、端华、肃慎因而蛊之，以窃其权。三人中肃慎颇有才能，能赞文宗任用汉人，实为削平变乱之本，然骄横亦最甚。文宗死于热河（咸丰十一年，1861年），子穆宗立，年幼，肃慎等自称受顾命。穆宗生母叶赫那拉氏与恭亲王奕欣密谋，定回銮之计，至京，猝诛杀三人，那拉氏遂与文宗后钮钴禄氏同垂廉听政，实权皆在那拉氏手。那拉氏颇聪明，能听断，守文宗任用汉人之策不变，用克削平内乱，然（一）自此流于骄淫，政事日形腐败。（二）又其新智识不足，对于世界情势，茫无所知。（三）且性好专权，以纳后事，与穆宗不协，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以死（同治十三年，1874年）。醇亲王奕譞之妻，那拉氏之妹也，实生德宗，那拉氏违众立之。然德宗既长，复与那拉氏不和，遂为晚清朝局变乱之本。

    中国初与外人交接时，于外情茫无所知，只知一味排斥。至湘淮军诸人物，则经验较富，其时上海方面，曾藉洋兵之力，以却太平军，后因用外人教练中国人，谓之常胜军，收复东南，颇得其力。因知外人军事之长，亦知交涉不当一味深闭固拒，又知欲敌外人，不能不学其长技，然其所知者，亦但在军事方面，因此而及于制造，又因制造而涉及科学而已。陆军改练新操，谋建设海军，设制造局，派幼童出洋留学，及于国内设广方言馆等，均在此时。此等改革，其于大局影响不大。外交上革新之机，起于同治六年（1867）派志刚、孙家榖出使各国，实则主持其事者，为美人蒲安臣，对欧美诸国，申明以后交涉，当本于公道，不可倚恃强力（与美人曾立约八条，于欧洲各国，则未及立约，此次使事未终而蒲安臣死，亦其进行停顿之一原因也），惜后来未能本此进行。此时主持交涉者，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中人物，智识大都锢蔽，且多溺于敷衍之习，罕肯留意讲求外情，对于外人仍存深闭固拒之见。外国遣使来求立约者，多拒绝其登岸。外人乃诈称为已立约国公使之亲戚，由其迎入使馆，然后由该公使代为请求，谓之介绍，中国又不能不允。其所立约稿，则即由介绍国之公使，为之代拟，多即以该国之约为蓝本，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因之愈积愈深（至光绪元年，1875年，与秘鲁立约，乃思有所挽回，条文稍异于旧。然与此等小国所立之约，不能有何影响也）。

    此时交涉之惊心动魄者，第一为中俄之伊犁交涉。同治十年（1871）俄人乘回族起事，占据伊犁，清人与之交涉，俄人漫言乱定即还，意谓中国必不能平新疆也。及新疆既平，中国复求交还，俄人无词以拒，乃欺使臣崇厚之无识，仅与我一空城，尽夺其四周险要，且索广大之权利以去。中国下崇厚于狱，派曾纪泽使俄求改约，虽亦有所争回，然所丧失者，固已多矣（约成于光绪七年，1881），此为西北之侵略（俄人先于同治元年，即1862年与中国订立《陆路通商章程》，同治四年、同治八年又两次修改，许俄人于两国边界百里内无税通商，中国设官之蒙古地方亦然。未设官者，则须有俄边界官之执照，乃许前往。由陆路赴天津者，限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张家口不设行栈，而许酌留货物销售，税则三分减一。崇厚之约，肃州、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均许设领。纪泽之约，限于肃州、吐鲁番，其余五处，订明俟商务兴旺再议，而将蒙古贸易扩充至不论设官未设官处，均许前往。凡设领之处及张家口，均放造铺房行栈，天山南北路通商，亦许暂不纳税。案中国是时所急者，不在索回伊犁，而在续行勘界，界线定，则伊犁不索而自回矣。急于收回一城，反致受人要挟，实一失策也）。

    其西南之侵略，则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许英人自印度入云南。光绪元年（1875）英员行至蛮允被杀，交涉几致决裂，卒于其明年立《芝罘条约)，许英人（A）自北京经甘肃或四川入西藏，自藏入印度。（B）又或自藏印边界上前往，后印度半岛诸国，安南、暹罗、缅甸为大。安南在近世，有新旧阮之争，旧阮为新阮所覆，中国弗能正（明成祖永乐六年，即1408年，平安南，宣宗宣德二年，即1427年，复弃之，其时王安南者为黎氏。世宗嘉靖七年，即1527年，为其臣莫氏所篡，走保西京，神宗万历三十年，即1592年，复灭莫氏。明以莫氏受都统使之职，为内臣，来讨，且立其后于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削国号，受明都统使之职，事乃已。自是黎莫并立。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黎氏复灭莫氏。黎氏之复国，多得其臣阮氏之力，而任用外戚郑氏，阮氏遂南据顺化，形成独立，惟对黎氏尚称臣而已。高宗乾隆五十二年，西贡豪族阮文惠兄弟灭顺化之阮氏，是为新阮。顺化之阮，则称为旧阮，新阮遂入东京，灭郑氏，篡黎氏。明年清高宗出兵征之，为所败。又明年，遂因其请降而封之），其王乃走海岛，介法教士乞援于法。法人亦仅使军官之具有志愿者援之而已。事成（旧阮恢复之主名福映，其灭新阮，在嘉庆七年即1802年，仍请封于中国，并请改号为越南，许之），顾依原约求割地，越南弗与，且以传教事屡与法人龃龉，终至启衅，越南屡败，割地乞和。同治十三年（1874）法与越南立约，认为自主之国。光绪九年（1883）又以为保护之国，中国弗认，出兵援越（时越南政府不能控制全国，其东北境仍有战争）。兵之出云南、广西者皆不利，李鸿章与法使定约天津，承认法越前后条约，旋以撤兵期误会，复起冲突，法军袭福州，败我海军，然攻台湾，不克，我冯子材复有谅山之捷，而李鸿章仍与法言和，认越南归法保护。是役也，论者多为中国惜，然是时之外交，非对一国一事之问题，即专就此役论，一胜亦未必可恃，亦不得以是为鸿章咎也。然光绪十三年（1887）所订条约，开龙州、蒙自、蛮耗通商，二十一年（1895）之专约，以河口代蛮耗，复开思茅，且许越南铁路得接至中国，则窥伺及于滇桂矣。缅甸在明代，尚为中国之土司，故明初西南疆域，实包举伊洛瓦谛江全流域，而兼有萨尔温、湄公两江上游，其后平缅、麓川之思氏亡，而缅甸遂强，而中国实力，西仅至腾冲，南不越普洱，遂渐成今日之境界。自英据印度，缅与之邻，兵衅时启，缅人累败，割地孔多，光绪十一年（1885）英人乘中法相持，遂灭之，中国无如何，亦于其明年立约承认。暹罗以英法相持幸存，然亦非复我之藩属矣。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缅条约附款》，复许缅甸铁路通至云南，此西南剥妆及肤之大概也。

    俄人之侵略东北及西北，其声势之浩大，实为可惊，顾犹未能全力进行，至英法之于西南，则其进行更缓，且西南地势闭塞，其足影响大局，又非北方比也。至风云起于东亚，而形势乃一变。东方大国，沐浴我国文化者有二：一朝鲜，一日本是也。顾两国之国情不同，朝鲜右文，日本尚武。力有所蕴者，必罄泄之而后已。故日本而盛强，其影响终必及于朝鲜，而且必不能止于朝鲜：而日本之发展，以东洋为其主要地带，一展拓，即与我最繁荣发达之地相触，其形势自又与西洋诸国不同。日本之与我立约，始于同治十年（1871），彼此皆限定口岸通商，领事裁判权彼此俱有，关税亦皆为协定。此时日人颇有与我相提携以御西方各国之意，顾诚欲与我相提携，则应开诚布公，商订一平等之条约，以为模范，不应思以泰西各国与我所订不平等条约为蓝本：不得所求，则怏怏不乐。而中国于是时亦应与日本开诚布公，商订一平等之条约，不应沾沾然，以失之于泰西者，不复失之于日本自憙，两国之外交家皆无远大之眼光而仅计较枝节之利益，此实使中日交涉走入葛藤之途之第一步也。然欲求东亚的安定，端在中国之富强，中国一时不能兴盛，而日本顾发展甚速，则两国间之葛藤，迟早必起。故此次交涉，虽不善，然即有眼光远大之外交家，能规永久之利益，而以后此两国发展之参差，亦终必至于引起葛藤，亦不足为此一事咎也。日本之外交喜恃强，于是有同治十三年（1874）因台湾生番杀害其漂流人，派兵入台之举。光绪五年（1879）又县两属之琉球，我争之无效。前此三年（光绪二年，1876）日已与朝鲜立约，认为自主之国。李鸿章乃劝朝鲜与美英法德次第立约，以图牵制。约中均订明朝鲜为中国属国，国际法上之解释，遂生两歧。然是时，亦非复法律能解释之问题矣。光绪八年（1882）朝鲜内乱，中国派兵前往镇定，日本亦派兵而后至，无所及，中国兵遂留驻朝鲜。十一年（1885）日使来，与李鸿章定约天津，约定彼此皆撤兵，嗣后如欲派兵，必互相知会。中日在朝鲜，遂立于同等地位。据李鸿章言，此约因将士远戍苦累，又外交事件应付非易，军人驻扎于外，或恐转致纠纷而然。中国是时，欲经营朝鲜，兵力人才，固均苦不足也。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复内乱，求救于中国，中国兵至，乱已平，日人亦多派兵，中国要日俱撤兵，日本不可，而要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不许。兵衅遂启。先袭败我海军，其陆军渡鸭绿江，陷辽东缘海城邑，别军攻辽西，又陷旅顺，犯山东，熸我海军于威海卫，又南窥台湾、澎湖。明年（1895），李鸿章如日本，定和约于马关，（一）中国认朝鲜自主；（二）偿款二万万两；（三）割辽东半岛及台澎；（四）改订商约，悉照泰西各国之例；（五）开沙市、重庆、苏、杭为商埠；（六）许日人在通商口岸，从事制造。第四项乃日人求之多年，而中国未肯允许者也。旋以俄、德、法三国干涉，乃许我以3000万赎还辽东，自此战后东方之形势大变，而中国之积弱，更暴露于天下矣。

    时李鸿章主联俄，俄人乘机以诱之，于是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之中俄密约，许俄人建造东省铁路（此系条约上之旧称，近时书籍多称为东清铁路，乃日本人所用之名词也）。其明年，德占胶州湾，立租借99年之约，且许其建造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沿线30里内之煤矿。于是俄人租借旅顺，并得展筑东省铁路支线；英人租借威海卫，法人租借广州湾，皆在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遂以分割非洲时所用势力范围之名词，移而用之于中国。要求我国宣言某某地方不割让，各国即认为其势力范围，而各于其中，攘夺权利焉。瓜分之论大炽。明年，美国务卿海约翰以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之旨，照会英俄法德意日六国，六国覆文皆赞成之。其办法，则（1）各国对于他国之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及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2）在其范围内之各港，遵守中国海关税率，并由中国征收。（3）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为昂，铁路运费亦然，所谓均势之论也。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之外交，则均势瓜分两力之消长而已。

    五、变动中之中国

    从五口通商至甲午之战，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自甲午之战以后，可谓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变革之时代。革新之原动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前者恒侧重于政治之改革，后者则较易注重于社会方面，亦易倾向民族主义。前者，康有为等之主张变法维新代表之。后者，孙文之革命代表之。革命之事体较大，久静之社会，骤难大动，故跃登舞台者，以前者为先。

    中国学术，本重经世，宋学者尤饶有此种精神，惜其末流，学问失之空疏，又因附和者多，浸成叫嚣之习。空疏者昧于事势，叫嚣者惟便私图，遂至酿成党争，既为明主所不容，亦为舆论所厌恶，学术界之风气，遂一变而为清代之考据，饶有为学问而学问之精神。然与世务，则几无关系矣。物极必变，而清中叶以后，时势之艰难，又有以驱迫之，于是龚自珍、魏源等之学，乃浸浸复重经世，至康有为乃大发扬其光辉。士大夫结合莫便于讲学，清代久悬为厉禁，至其末叶，政治之力既弛，讲学之风复起。康有为讲学于广东，门下颇多达者。甲午战后，有为立强学会于北京，为言官所劾，被禁。其弟子梁启超办《时务报》（一种旬刊之名）于上海，风行海内，变法维新之论遂为开通之士大夫所共赞。清德宗颇聪明，而亦懦弱，为太后所制，不能有为。中俄密约既立，德宗感时事之亟，决意变法图强，不次擢用康有为等，乃有戊戌之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旧党惎之太后，太后再垂帘，幽帝，杀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有为、梁启超走海外，太后欲捕之不得，欲废德宗，又为舆论及外国公使所尼，遂至激成义和团之变。

    义和团者，代表中国极旧之思想者也，其意以为（一）外人之可畏者惟枪炮；（二）外人可拒绝之使勿来；（三）欲拒绝外人，端赖中国人民之团结，因少数客籍，必不能敌多数土着也；（四）会党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此等人对于史事，本不明晰，加以是时外力之压迫綦重，对清人之仇恨遂稍淡忘，反清复明之团体乃一变而为扶清灭洋。在朝延上，（A）顽固大臣之见解，亦有与此种极旧之见解无殊者，即太后亦不能免；（B）太后因图废立，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载漪欲其子亟登大位，宗戚中，亦有欲立拥戴之功者，既为舆论所不与，又受公使之警告，乃冀于乱中取事；（C）疆臣又或不敢有所主张，惟朝命是听，遂至纵容拳民，毁铁路，拆电线，仇视外人，并及华人之习新事物者，后遂攻击使馆，并与各国同时开战；其结果，京城为英美德法奥意俄日联军所陷，太后及帝走西安，仍起李鸿章与各国议和。赔款至4.5亿两；划定北京公使馆界址，专归外人保护；毁大沽及自北京至海口之炮台，许各国在一定地点驻兵，保护自北京至海口之通路，是为庚子事变及《辛丑和约》。其流毒，盖至今未已也。方难作时，东南督抚，相约不奉伪命，与各国领事立互保之约。而黑龙江出兵攻俄，三省要地，多为俄所攻陷，挟奉天将军以号令所属。和议起，俄人谓东三省情形特殊，当别议，暗胁中国订立条约，英美日等又向中国警告阻止，清廷左右为难，俄人迫于国际舆论，乃与清廷订立《东三省交收条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约分三期出兵，而仍不践约，遂至激成日俄之战（光绪三十年，1904年），俄师败绩，与日议和于美之朴茨茅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一）俄认日在朝鲜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二）将旅大转租于日，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割归于日，即日人所称为南满洲铁道者也。约中关涉中国之条款，由中日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承认之，并另开商埠多处，日人所设安奉军用铁路，许其改为商用，又许其采伐鸭绿江材木，东北之情形一变矣，而直隶北与西南，亦于此时多事。

    中国历代之征服外国，看似出于君主之野心，实则思患预防之意多，开疆拓土之意少，所谓守在四夷也。历代管理外国，不外（一）就其通路，加以保护，如汉于西域设都护，以护南北两道是也。（二）择其要点，设官驻兵，以诸属部加以管理，如唐于属地设都护府是也。此皆所以防此等外藩侵犯中国，而非防更有强敌侵犯此等藩属，至近代，则情势迥异矣。然中国之对待藩属，仍系遵循旧法。当是时，欲图改革，亦有难焉者，何也？中国之实力不足，则不能御敌，欲求实力充足，必有所经营布置，而欲有所经营布置，则或非属部所乐，转易引起内讧矣。为中国计，当是时，惟有采用联邦之法，于军事、财政、经济、交通、外交荦荦大端，操诸中央之手，而其余则一听其自由，（一）所求者简，则中央易于为力。（二）变动不大，则藩属不至反对。（三）告以我之措置，又凡事与之和衷协商，则藩属必欣然从我矣。无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国秉政者所知。非放任不问，即欲径置诸我管理之下，于是有蒙藏改建行省之议。而不知蒙藏之情形，与新疆及东三省不同也。先是俄人颇欲勾引达赖喇嘛，英人惎之，乃于光绪三十年（1904）乘日俄战争，派兵入藏，达赖出奔，英人与班禅立约，（一）西藏不许外国人驻兵殖民。（二）土地、道路、矿产等不得抵押与外国或外国人，清廷再三与之交涉，卒于三十二年（1906）立约，承认英藏所订条约为附约，但于约中声明，（1）所谓外国及外国人者，中国与中国人不在其内。（2）英国不干藏政，占藏地。中国亦不许他国干藏政，占藏地而已。先一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为藏番所戕，中国因将川边之地改县，及其末年，用联豫为驻藏大臣，与达赖不协，调兵1500人入藏，达赖出奔印度（宣统二年，1910年），清人革其封号。前此达赖对英深闭固拒，藏英交涉，累烦中国之维持调护者，至此，达赖反昵就英以拒中国，而交涉弥棘手矣。对于蒙古，则清末用三多为驻库伦办事大臣，妄用严厉手段，俄人遂诱活佛独立，并攻陷呼伦贝尔（宣统三年，1911年），分崩离析之象益亟。

    然为中国之最艰危者，毕竟仍在东北，当日俄战前，侵略东方者为俄人，与俄利害最不相容者，自为英日，而德美次之，以德在东方，亦自有野心，而美亦不欲此大好之市场为他国所垄断也。因此而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之英日同盟，日本恃是，乃敢与俄开战，而战时，亦颇得此同盟之力。至战后，则日俄创南北满之名，隐然划定其势力范围，东北之逐鹿，遂不在此两国之间。《东三省交收条约》既立，中国拟借英款造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路之平行线，尼之。中国不得已，如其意，而要求他日若造锦齐铁路，日不反对；后又欲延长之至瑷珲，俄人出而阻挠，美人乃有满铁中立之议，欲合若干国，共同借款与中国，俾中国将东北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时，铁路暂由借款诸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之使用，又因日俄两国共起反对而罢。至革命之年，中国乃有向英美德法银行团订立币制借款及东三省兴业借款之议，以各省新课盐税及东三省之烟酒生产消费税为抵，此盖有深意存焉，惜乎未及成而清亡，而此项借款，后遂递嬗为善后大借款，而四国银行团，亦递变而为六国五国也（见后）。

    《辛丑和约》既成，那拉后及德宗复还北京，政权仍在那拉后之手，至此亦觉无以自解，乃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国民此时对清朝业已绝望，于是立宪革命之论大炽。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下诏预备立宪，视预备之成绩，以定实行之期。三十四年（1908）定预备之期为9年。是年，德宗死，那拉后立溥仪，以载沣摄政，后亦旋死。宣统二年（1910）因人民要求，定于3年之后，开设国会，然是时之民意，又非复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矣。

    中国地分南北中三带，北带本为政治之重心，然遭异族之蹂躏，又水利不修，生业憔悴，在近代，文化反较落后。中带是五胡乱华以来，即为中国文化之保存者，又为全国产业之重心，然其发展，偏重产业，文化方面，政治上、军事上之力量不足。惟南带地势崎岖，交通不便，发达较迟，故社会之矛盾不深，其民气最为朴实强毅。近代对外之交通，而南最早，故其渐染新文化亦较早。清末两大派之改革者，（一）士夫派之康有为，（二）平民派之孙文，（三）及前此虽不成而究为空谷足音之民族革命者太平天国，皆起于南方，非偶然也。

    孙文之革命思想，萌芽于中法战后，光绪十八年（1892）始立兴中会。中国之社会本较散漫，惟会党略有组织，故初图革命时，所思利用者为会党。然会党虽含有革命种子，究之江湖豪杰之意味多，不甚足用也。日俄战后，文以赴日留学者多，乃如日本，改兴中会为同盟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士人之加入者始多，此等士夫，虽云在野，而于中国政治上，实饶有声势，后来入新军中运动者亦此曹。于是政治军事上之重心，稍暗移于革命党之手。辛亥之岁（1911）武昌起义，其势力非复前此偏隅起事之比矣。顾新军之力，虽较会党为强，然欲藉武昌之义师，以推翻清朝，则实力究嫌不足。各省虽云次第光复，其力亦未足以会师中原也。其时清朝早已徒有其名，而怀挟野心之袁世凯遂乘机顿兵，与南方议和，而迫清室于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孙文先已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职南京，实力既未足勘定北方，乃不得不为调停之计，让位于袁世凯。民党中人，欲使世凯就职南京，免在北京为旧势力所包围，不克。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公开之政党，称国民党。孙文知政治一时无清明之望，欲退居在野之地位，专办实业，而国民党不能听其指挥，在国会中，政府与国民党之议员，遂立于对立地位。袁世凯专务排除异已，政治既不清明，对外交涉，尤多失败。清末之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恐排除日俄之不妥，劝其加入，变为六国银行团，承借中国政府之政治借款。美国总统以其要挟太甚，命其国之银行团解散，又变为五国团。民国二年四月，中国以关盐余之全数为担保，成立善后大借款2500万镑。是举也，于北京盐务署设稽核所，产盐地方设分所，审计处设稽核外债室，实启财政部分监督之端。

    然（一）北方兵力本较强，（二）财力亦较充足，（三）人民是时尚未能尽了解新说，国民党不能宣传政见，反以叫嚣取厌于人，是时之新势力，遂不为民情所与。起于上海、南京及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广东五省之二次革命，遂告失败。袁世凯乃无所顾忌，迫胁国会，选为总统，旋解散国民党，国会因之不足法定人数，遂于明年加以解散，改《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国会既已解散，无人能监督外交，而蒙藏之交涉，遂均于屈辱中解决，先是革命消息，传至西藏，藏人起而驱逐驻兵，达赖返藏，藏人进兵川边，川滇出兵剿办，已获胜利，而英人提出抗议，不得已改剿为抚。三年四月，与英人定约于西摩拉，英人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而中国承认外藏之自治权。内外藏本无此名词，徒以红线画于地图上而已，而此所画界线，又为我所不能承认，其事遂成为悬案。俄人亦与外蒙立约，允代其保守自治，不许中国派官、驻兵、殖民，而别订《商务专约》，攫广大之权利以去。四年六月立约，俄承认中国在外蒙之宗主权，中国承认其自治权，十一月，并认呼伦贝尔为特别之区域。三年六月欧战起，日与英攻陷青岛，日人并占胶济铁路及青岛海关。明年，我国要求撤兵，英兵即撤退，而日人提出五号二十一条之要求，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我于九日承认，后于五月二十五日立约，外交之失败如此，人民自难心服。袁世凯顾图帝制自为，嗾其党羽，设立筹安会，妄云从学理上研究国体问题，电各省军民长官及商会，派代表入京，在京又有所谓公民团者，请愿于参政院，要求变更国体，参政院主开国民会议解决。及开，全体赞成君主立宪，于是委托参政院，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世凯遂加以接受。于是蔡锷起护国军于云南，北方兵力虽强，顾无为世凯效力。贵州、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先后独立，陕西、山东亦有民军起事，英俄法意日又提出警告，世凯不得已，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而护国军要求世凯退位，彼此相持不下，六月六日，世凯死，此问题乃告解决。

    清室至道咸时，实已不能自立，所以能复延数十年之命运者，实皆湘淮军诸将帅为之效力也。故自号中兴以还，浸成外重之势。湘淮军诸将帅至光绪朝稍凋落，惟李鸿章最老寿，隐然为政治重心，继起无人。袁世凯乃以诡谲之姿，强承其乏，其才本不足为首领，况复见解陈腐，妄思帝制自为，终以自贼邪？然袁世凯在，究尚有一形式上的首领，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不能公然叛变。及世凯死，则形式上之首领也失之，而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争思割据地盘，篡窃政权焉。此盖历史上数千年来军阀割据之局之复演，社会之情状不能骤变，政局之形势自亦不能骤变也，顾国家则深受其害矣，自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均思变法自强，中国之能讲求外情，且在日本之先，顾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遭顿挫者，日本是时正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是时，则适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强弱不同之大原因。其原因全在政治上。昧者或谓其民族性有优劣，则大误矣。社会全为环境所铸造，人之性质程度，不论其为何种何族，均相等。世岂有环境变而处于环境中之人能久而不变者邪？袁世凯既死，黎元洪以副总统入京代理，恢复《临时约法》，召集袁世凯所解散之国会。以政治论，以法律论，全国本可相安，顾元洪非北洋系中人物，所谓北洋系军人者，遂群思排挤之。六年，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梁启超说国务总理段祺瑞参加欧战，冀可提高国际地位，于是始而抗议，继而绝交，更进而谋对德宣战。而国会中人，加以反对，总统府中人，亦有与国会相结者。段祺瑞一方面，乃又有收买所谓公民团者，迫胁国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激起国会方面之反对。时北洋系中之人物，以安徽省长倪嗣冲最为狂悖，而其督军张勋，则自谓能效忠于清室。段祺瑞召集各省区督军、都统在京开会，各督军、都统乃攻击国会所定宪法草案，分呈总统、总理，要求不能改正，即加解散。旋同赴徐州开会。未几，黎元洪免段祺瑞职，安徽遂离中央而独立，各省区纷纷继之，元洪无可如何，令张勋入京，共商国事。勋至天津，胁元洪解散国会，然后入。七月一日，勋奉溥仪在京复辟，黎元洪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理，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厂，十二日复京师。元洪辞职，由冯国璋代理。复辟之役，盖非张勋一人所为，道路传言，皆谓在徐州开会时，张勋提出此问题，多数省区皆签字赞成，故张勋敢于以少数军队入京，冒天下之大不韪。段祺瑞持正之功，为不可没矣。然祺瑞与南方积不相下，复激成护法之役。

    国会之解散也，广东、广西宣言，不受非法内阁干涉，重要政务，运行秉承元首。云贵及海军第一舰队继之。民国既复，南北本可从事调和，而南方谓民国业中断，可仿元年之例，召集参议院，于是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大纲，选举孙文为大元帅，后又改举政务总裁七人，以诸部长为政务员，赞襄政务会议，以行军政府之职权。北方则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及选举法，由之产生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南方乃由旧国会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以摄行总统职务。先是南北颇有战事，徐世昌就职后，下令停战议和，八年二月，开和会于上海，至五月，卒决裂。

    是时之外交，亦更形败坏，冯国璋入京后，即对德宣战，段祺瑞之政策，目的已达，本可一意进行，乃又急于内争，欲以武力征服异己，于是名为参战，实仅招募华工赴欧而已。是时北洋系又分裂为皖直两系，段祺瑞大借日款，以练参战军，而未曾用诸参战。七年，俄国革命后，单独对德议和，协约各国，有出兵西伯利亚之举，我国亦派海军随之，又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海陆军协定》，日兵之入吉、黑者遂多。八年一月，欧洲各国开和会于巴黎。先是日本与英法俄意秘密交涉，须于战后保证其接收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彼乃承认我参战，四国皆惧而从之。而章宗祥与日人订立《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附以照会，许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由中日两国合办，复文中有欣然同意字样。至是，中国要求青岛由德交还我国，日本则主张由彼接收，英法因有约在前，不得不袒日，美总统威尔逊虽赞成我之主张，而以章宗祥之复文，事在七年九月，其时欧战已停，日本不能再迫胁中国，遂至无能为力。事闻于中国，舆情大愤，学校罢课，商店罢市，要求惩办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三人，所谓五四运动也。而山东问题，卒如日意解决，我国遂未签字于对德和约，仅有总统以命令宣布对德战争已止。惟对奥和约，我仍签字，故仍为国际联盟之一员焉。自欧战起，俄国无暇东顾，蒙古遂于八年吁请取消自治，呼伦贝尔亦随之，是时本为我收复外蒙之好机会，而段祺瑞以其心腹徐树铮为筹边使，仍用高压手段，遂再引起蒙人之离心。俄人当民国八九年时曾两次宣言，放弃旧俄帝国，用侵略手段在中国取得之土地及特权，我亦未能与之交涉，此皆段祺瑞当国时外交之失败也。

    时北方皖直两系矛盾日深，而奉天张作霖亦思入关发展。九年，直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方，时参战军已改为边防军，冲突于近畿，边防军败，段祺瑞乃辞去职权，于是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副之，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并节制热察绥三区。边防军驻外蒙者，为蒙人所攻，内地置诸不问，库伦遂为俄白党所陷。南方之军政府内部亦多问题，孙文等皆离广州，陈炯明初以粤军驻扎福建之漳、泉，是年十月还粤。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宣言，撤销军政府，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文等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四月，国会选文为总统。五月五日就职，乃将军政府撤销。吴佩孚资格虽浅，而以实际论，则为是时直系之中心人物，佩孚亦抱武力统一之见解。湖南军队攻入湖北，王占元战败去职，佩孚击湖南军，却之，进占岳州，遂继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十一年四月，直奉战起，奉兵败退出关，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总司令，吉、黑两督军副之，与中央脱离关系。于是段祺瑞蛰居天津，而皖系人物，到处活动者仍不少，卢永祥尚据浙江，遂成为皖奉两系与南方结合，以倾直系之局面。

    先是十年十一月，美国召开太平洋会议于华盛顿，内分限制军备、远东问题两组。限制军备问题，英美法日成立《海军协定》、《英日协约》因此作废。后来英美法日意又成立《海军协定》（1923年），又立《海军公约》（1930年），规定英美日三国之海军比例为5﹕5﹕3，其期限均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为止。故论者均称是年为世界之危机也。远东问题，中美英法意日荷葡比九国订立公约，又立《九国中国关税条约》。《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一）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二）与中国以完全而无障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稳固之政府。（三）确立并维持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利用现状，攫取特殊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巴黎和会以后，山东问题，日本求与我国直接交涉，我国主张提交国际联盟，及是，亦即在华府会议外解决，于十一年一月订立条约，青岛由日人交还，胶济路限期15年，由我赎还。其本于二十一条之要求所立之条约，中国要求作废，日本不可，但声明将第五号要求撤回，以租税担保之借款，及南满、东蒙借款，开放于国际银团，共同经营。其后乃由参众两院通过，咨请政府，于十二年照会日本，声明作废焉。库伦之白党，于十一年七月，为远东共和国所诛灭，外蒙古先已在恰克图立有政府，至是遂移于库伦，以活佛为皇帝。十三年活佛死，乃改为共和国焉。是岁，中国与苏俄订立解决悬案及暂行管理中东路两协定大纲，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尊重中国之主权，中东路许我出资赎回，订于一个月后开会，决定办法。其后延至十四年八月始开，而是时东三省对中央独立，会议遂无结果。苏俄与奉天别立《奉俄协定》。要之，自第一次欧战停后，外交上颇有可乘之机，而我国忙于内争，未之能乘也。

    直奉战后，十一年六月初二，徐世昌辞职。是岁六月，十五省督军请黎元洪入京复职，补足任期。元洪既入京，取消六年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亦无甚成绩。是时直系内部复生分裂，曹锟左右，谋举锟为总统，与奉系言和，因是与吴佩孚不睦。十二年六月，北京军警包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出走，国会遂举曹锟为总统，于十月十日就职，并制定宪法，于是日公布之，然人皆视为沐猴而冠也。吴佩孚勾结陈炯明，谋倾南方政府。孙文初在桂林筹备北伐，十一年四月，将大本营移于韶关，陈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六月，粤军叛，文走上海。岁杪，在广西之滇军及桂军讨陈炯明，炯明再走惠州，文回粤，以大元帅名义主持军务。

    六、国民政府之北伐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走日本，立中华革命党于东京，袁世凯死后，移于上海，改称国民党。孙文历年以护法为号召，然终鲜成功，盖议员多政客之流，绝无特操，欲利用军阀，军阀又多跋扈，只便私图，鲜明大义。逮苏俄革命告成，文知其所能成功者，实在党军两端之改革，乃于十二年十一月，将国民党改组，十三年一月，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六月，设黄埔军官学校，军队中皆设党代表，以宣传主义，于是南之壁垒一新矣。

    十三年九月，江浙战起，直奉继之，吴佩孚统大军与奉军相持于九门口，而冯玉祥与胡景翼自前线回军，与驻守南苑之孙岳，改称国民第一、二、三军，入北京，佩孚自海道入江，走汉口，直系之势力瓦解。奉军踵之入关，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祺瑞要孙文北上，共谋解决时局。文主开国民会议，祺瑞亦有所谓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者，顾人民团体，无一得与，文戒国民党员不得参加。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文卒于北京。初文与陈炯明相持于广东颇久，及文卒，国民政府肃清东江，又平滇桂军之反侧者，广西先来联合，湖南之唐生智亦输诚，于是改组政府，废元帅，代以委员制，南方之势力转强。北方以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改督军之称曰督理某省军务善后事宜，以胡景翼督理河南，景翼卒，岳维峻继之。其时西北河南皆凋敝，实力惟关外为强。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李景林督直，张宗昌督鲁，又皆奉系也。初直系之齐燮元督苏，皖系之卢永祥督浙，先第二次奉直之战而战，所谓江浙战争也。初相持，旋直系之孙传芳自闽入浙，卢永祥败走，未几而吴佩孚败，奉军南下，齐燮元亦走。孙传芳仍据浙江，奉系未能除。十四年十月，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北师奉系之在苏皖者皆走，传芳北取徐州，吴佩孚亦起汉口。奉军在关内者，郭松龄叛，出关攻张作霖，以兵行遭阻，败死，作霖乃得幸免。时吴佩孚无复实力，藉靳云鹗招集杂军，以攻山东，未克。冯玉祥攻李景霖，景霖力拒，久之，乃弃天津，走山东，依张宗昌。是时奉系几成众矢之的，而吴佩孚忽联奉以攻冯。十五年一月，玉祥宣言下野，佩孚合奉军下南口，又遭兵攻西安，未克，而国民军北伐矣。

    十五年六月，国民军北伐，入湖南，克长沙，吴佩孚来援，败绩，国民军遂下武汉，入江西，败孙传芳之兵，分军为左右，夹江东下。其留守东江之军克福建，入浙江。十六年二月，遂入南京。冯玉祥自西北回师，解西安之围，入河南。三月，国民军有清党之举，军事稍停顿。孙传芳之败也，走北方见张作霖，与之合，及是乘机南下，渡江之龙潭，国民军击却之。九月，山西军攻奉军，奉军退河北。十七年一月国民政府再起蒋中正为总司令北伐，五月一日入济南，三日而惨案作，我军乃绕道德州北伐。六月三日，张作霖退出关，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东三省因此归心国民政府，至十二月而统一之业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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