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战还是和平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当民族矛盾得到缓和之时，国内阶级矛盾却日趋尖锐。中国共产党力主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蒋介石政权却坚持独裁“统一”，妄图把中国共产党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着近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一亿以上人口的解放区，有着100万以上的正规军和220多万民兵的人民军队一口吞掉。虽然毛泽东主席以大智大勇的态度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签订了关于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可是，一心要发动内战的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执行这个协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就开始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一系列进攻被粉碎之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内战，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杜鲁门决定派二战名将、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华进行调处。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战协定，并由中共代表周恩来、蒋方代表张群和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了三人委员会。

    为了调处在各地已经多次出现的冲突，在三人委员会之下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办事机构。军调部设立在北京协和医院，三方参加工作的主要人员是：

    美国方面：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罗伯逊为委员，海斯凯为参谋长，史劳斯为秘书。

    中共方面：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委员，罗瑞卿为参谋长，耿飙为副参谋长，黄华为秘书。

    国民党方面：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军统局局长郑介民为委员，蔡文治为副委员兼参谋长，唐保黄为秘书。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也为了有效认真地与对方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确保我方的利益不受损失，中共中央还派出了一大批精兵强将参加军调处的工作，如伍修权、张爱萍、宋时轮、章文晋、韩叙、龚澎、王光美等。

    也就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时，根据《双十协定》达成的协议，由中国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七位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在中共代表的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热盼和平的压力下，政协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是有利于和平建国，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

    停战协定的签署，军调部的成立，特别是政协会的召开，在当时很多人都感到和平有可能实现，内战有可能避免。历史进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是不愿意再打内战的。中国共产党在时刻准备着击退敌人进犯的同时，也在认真对待和履行政协决议，争取走和平建国之路，甚至在为可能出现的联合政府做准备。为此，中共中央曾经拟定了参加联合政府的成员名单（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八人），考虑了将中共中央机关由延安迁往江苏清江浦（淮阴）。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说：“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

    可是，一心要实行独裁式“统一”的蒋介石，是不愿意履行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他所以要做出上面的种种姿态，是为了争取时间，为了实行全面内战。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到会者中有87％签名反对政协决议，所以这个会议的闭幕宣言对政协决议做了全面否定。在国民党的这种方针之下，蒋介石政权一方面公开镇压要求和平民主的国统区人民群众，制造了著名的昆明“一二·一惨案”、重庆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血案，进而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教授。另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制造摩擦，进行局部内战。从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之日到5月20日止，国民党军队共向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使用兵力达258万，强占解放区县城26座，村镇2077个。军调部派出的执行小组由３个增加到36个，仍然无济于事。

    美国政府表面上在中国调停内战，背地里却在帮助蒋介石准备内战。就在杜鲁门表态支持和谈、马歇尔来华进行调处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帮助蒋介石准备内战，从海上和空中运送了国民党军队54万多人到内战前线，用美国武器装备了45个师的军队，训练了各级军官15万人，派来了高达两千人以上的军事顾问团；仅1946年上半年，就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13.5亿美元的援助，6月14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为美国总统全面援助蒋介石赋予了更广泛的权力。

    在中国的天空下，和平气氛为之一扫，内战乌云处处密布。只出现了几天的晴空之后，又出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准备，认为眼前的内战很难避免，就是要争取和平，也只能是“以战争的胜利取得和平”，而绝不可能以妥协退让来取得和平，更不能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的同时，于1946年7月20日向全党下达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准备全面迎击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这年8月，毛泽东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将最后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

    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这番话，在当时完全相信的人并不多。但是，历史很快就证实了这位历史巨人的天才的预言。

    二、全面内战从宣化店打响

    就在我党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下达之前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在精心部署之后，以30万大军向我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发动全面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率领下成功突围。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不愿发生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中国的近代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时候，蒋介石是气势汹汹的，因为这个时候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利的：在军队人数上，蒋军是430万人（这是当时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数量最多的军队），我方是120万人；在地域面积上，蒋方约730万平方公里，我方约230万平方公里；在占有城市数量上，蒋方是1545座，我方是464座；在人口数量上，蒋方是33892万人，我方是13606万人。所以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公然宣布，要在“五个月内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单是这次用于进攻我中原解放区的兵力就是30万人。

    中原解放区位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以桐柏地区为中心，纵横几百里，控制了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广大地区，有如一把尖刀插在蒋家王朝的心腹之中。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就得拔掉这一把心腹之刃。

    我中原军区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的三五九旅，再加上若干地方部队组成的，共5万余人。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下辖两个纵队和三个军区。一纵司令员王树声，二纵司令员文建武，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河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在日本投降时，控制和活动区域有近60个县。在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刘峙、顾祝同、薛岳等部的不断攻击之下，为了不造成全面冲突，已经放弃了桐柏、枣阳地区，逐渐压缩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大约60公里的狭小地带。蒋介石决定以消灭我中原军区作为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的突破口，调集了共11个军26个师约30万人的兵力，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宣称要“剿灭豫鄂边区共军”，要“一举分区包围而歼灭之”。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中央命令我中原军区立即突围。6月26日夜，中原军区除了由一纵一旅皮定钧部向东行动，在河南“牵牛”，造成我军要向东转移的假象之外，全部主力分为两路向西突围。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堵截，砸烂了蒋介石用30万人构成的“铁桶”，完成了转移任务，保存了实力，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在进攻中原军区的同时，蒋介石军队在其他地区也开始了不同规模的进攻。在华东解放区的苏中和淮北地区，由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和由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全面击退了敌人的进犯。粟裕指挥部队在7月13日到8月27日的45天之内在苏中地区连续打了7仗，歼敌5万余人，这就是我军战史上有名的“七战七捷”。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企图打通平汉线和同蒲路南段。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则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主动出击陇海线，并在山东定陶地区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的两个旅，生俘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在山西南部，我军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四纵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同蒲路一线与之多次展开激战。在从7月到10月的四个多月战斗中，晋冀鲁豫解放军共歼敌12个旅7.5万余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一旅。

    在华北地区的晋察冀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蒋介石的打算是要占领承德和张家口以及所属地区，分割晋察冀、晋绥和东北三个解放区。我军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的率领下先后组织了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共消灭敌人两万余人。由于受到敌军几大集团（即晋北的阎锡山集团、晋南的胡宗南集团、平津的傅作义集团、东北的杜聿明集团）的强大压力，我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9月18日的指示：“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放弃了承德和张家口。

    在东北地区，战争的规模也不小。东北地区的情况，我们将在下面另做介绍。

    1946年10月11日，担任张家口保卫战任务的我晋察冀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在司令员萧克和政委罗瑞卿的指挥下，撤出了张家口。蒋介石被一城之得冲昏了头脑，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全面撕毁政协决议。4天以后，所谓的“国民大会”就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企图在这个由他圈定的代表举行的“国民大会”上制定宪法，确立他在中国的法统。故而在开会的当天，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竟然发表号外，宣称“天下大事定矣”！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13个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一致反对、抵制蒋记“国民大会”，不承认会上通过的蒋记宪法。

    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诚意，蒋介石在召开蒋记“国大”的前三天，还发布了一个所谓的“停战令”，而原来的军调部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尽管各地的内战打得热火朝天，但所谓的和平谈判仍然还在进行。

    当时全国的情况实际上是处在边打边谈之中。从1946年6月蒋军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以来，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马歇尔等人进行过多次会谈，均无结果。我党则把这种会谈和在国统区中的各种活动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揭露敌人阴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战场。这种边打边谈的局面能较长期地维持，其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党对于蒋军的进攻进行了有效抵御。另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这就是此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的力量还不可能消灭中共军民，还需要使用高唱和平的一手。但是，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连美方的劝告也听不进去。1947年1月19日，美国政府决定退出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撤走在华参与调处的全部人员。于是蒋介石也决心彻底撕去和平的伪装。

    1947年2月21日，蒋介石公开宣布，要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等人撤回延安。27日，又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国统区各地的所有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必须在3月5日以前全部撤离。声称“以后如发现中共党员，即作为匪徒间谍治罪”。紧接着，我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被查封。1947年3月9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人员撤回延安。就这样，蒋介石完全关闭了和谈的大门，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现的和平曙光完全消失，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在3月15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正式宣布“政治解决已经绝望”。在3月2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更为明确地说：“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的最高法院在6月25日发布“平字第1906号训令”，宣布“通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还不到一年半，中国又进入了全面的战争时期。

    这不是一般的战争，而是决定中国人民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战争。一种前途，是继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统治；一种前途，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独立、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是革命与反动的大搏斗，是改变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地位，让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大搏斗。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关闭和谈大门的前夕，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康生、林伯渠等8人，其他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28人，共36人。会议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全国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是完全必需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会议决定了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文件。会议认为，为了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必须继续贯彻以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同时要进行炮兵和工兵建设；在解放区内要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在全国则要发展全民族的反蒋统一战线。“二月会议”使全党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信心，为战争形势的转折，即我军的战略反攻做了思想准备。

    三、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在解放战争全面拉开的1947年，蒋介石不再进行战线太长而处处失败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把他的主要兵力摆成一个哑铃形状，即在东西两端集中兵力，进行东西两翼的重点进攻。东边用了60个旅45万人，目标是我山东解放区；西边用了34个旅23万人，目标是我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在东西两翼之间，则以从风陵渡到济南的两千里黄河防线来阻截我军。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当时全国人民的革命中心，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早欲除之而后快。1947年3月，以蒋家最亲信的嫡系胡宗南部20个旅，加上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集团12个旅，还有榆林的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两个旅，向陕甘宁边区合围齐进。主力是胡宗南所指挥的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进攻，共有15个旅，14万多人。

    这时，我党所指挥的部队共有168万人，但分布在各个解放区。陕北地区的部队只有一个纵队、四个野战旅，共有1.7万余人；此外还有三个地方旅。为了对付胡宗南，中央从晋绥抽调了晋绥二纵赶赴陕北，但无论是从军队人数还是武器装备的对比上看，我军仍远远处于劣势，兵力只有敌方的十分之一。但是陕北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加之地形复杂，地区辽阔，周旋余地大，我军也有自身的优势。这时，毛泽东的对敌方针是大胆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在陕北山区与敌周旋，直到把胡宗南拖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之时，再寻机而歼之。毛泽东还认为，无论有多大困难，党中央和他本人必须留在陕北，因为这样既可以牵制胡宗南的主力，又可以鼓舞其他各战场的士气。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部队合组成西北解放军，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委，统一指挥西北战场。

    3月13日，胡宗南向延安展开进攻，并派出飞机轰炸延安各地。在经过节节抵抗，并完成了有序的转移和群众的疏散之后，我军于3月19日撤出延安，诱敌北上。3月24日，我军在青化砭拉上口袋，全歼敌第三十一旅，近3000人无一漏网，旅长李纪云被我活捉。特别是缴获的30万发子弹为解决我军的弹药问题起了不小的作用。4月14日，敌军第一三五旅又中了我军在羊马河的埋伏，4700人被我全歼，旅长麦宗禹当了俘虏。5月2日，我军又主动攻克蟠龙，全歼守敌第一六七旅等部6700余人，生俘旅长李昆岗。我军的三战三捷共消灭敌军1.4万余人，而我军仅伤亡2200余人。与此同时，从西北方面进攻我陕甘宁边区的马鸿逵、马步芳部也被我击退，被歼2400余人。三战三捷的胜利，大大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也使我陕北形势转危为安。

    就在毛泽东牵着胡宗南鼻子在陕北山沟里打转的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还在指挥着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就在中央机关撤出延安之后不久的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的枣林沟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决定将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分为三个临时工作班子：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县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并负责陕北战场的物资供应。

    山东战场是当时在陕北战场之外的又一个重点。蒋介石的企图是将我军完全逼至黄河以北，进而占领整个山东。为此，蒋介石组建了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共45万人的兵力。我华东军民在陈毅、粟裕等的指挥下，在敌人气势汹汹的强大攻势面前，诱敌深入，耐心捕捉战机。敌人的进攻是从3月下旬开始的，顾祝同采取了“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办法，十分小心。我军则忍耐待机，在将近两个月时间中，一直不与敌军决战。直到5月11日，才下定决心，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打法，部署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当时，敌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决定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力自蒙阴北上，欲取沂蒙公路上的坦埠，同时以第二十五和第八十三师配合行动，再以整个一兵团继后。我军则以五个纵队将其包围，并截断其退路。七十四师被围后，敌方调动了十个整编师的兵力驰援七十四师，这样就在孟良崮展开了一场恶战。在我军的周密部署和英勇作战两天之后，七十四师终于被我全歼，师长张灵甫被我击毙。这一仗，我军共歼敌3.8万余人。特别是七十四师的被歼，在蒋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山东地区的蒋军在整整40天中不敢出击。这是因为，七十四师是整个蒋军的“五大主力”（即第十八军、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之一，有着当时最优良的美式装备，曾被蒋介石封为“模范军”，担任警卫南京的重责。故而连蒋介石也说七十四师的被歼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是“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下令撤了汤恩伯的第一兵团司令官的职务，特地请出日本战犯、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来为山东战场重新制订作战计划。

    在陕北、山东两个地区击退蒋军重点进攻的同时，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之下，我军在豫北、晋南、晋察冀和东北地区都展开了对敌进攻，取得了若干战果。

    四、向敌人的腹地杀去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一年，即从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的一年中，我军在全国各地共歼敌营以上正规军97万余人，营以上非正规军34万余人，二者相加，共消灭敌军132万人，击毙和俘虏敌人的将级军官202名。敌人的总兵力已从内战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0万人，而我军则由120万人上升为195万人。但是，最主要的胜利，还是打退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计划，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后称“小河村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陆定一、杨尚昆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关于“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计划。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军由中原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胸膛；由陈毅、粟裕率军由山东出鲁西南，挺进豫皖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率军由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这就是三军南下，在蒋军的哑铃状布局中央的薄弱部分向敌进攻，在江淮河汉的广大区域内协力配合，外线歼敌的“三军挺进，互为犄角”。与此同时，陕北的彭德怀出击榆林，把胡宗南向北边调；许世友在胶东展开攻势，把敌人往海边调，以此策应三军南下。这就是在最西边最东边的“两翼牵制”。小河村会议结束之后，我军向蒋军展开全面进攻的外线作战计划，就陆续在各地展开了。

    蒋介石伸出了两个拳头，也就露出了他的胸膛。我三军南下，就犹如直刺他胸膛的三把尖刀。

    根据小河村会议的决定，7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

    ……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大出奇兵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由此开始。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计划，在小河村会议之前，就已在毛泽东的心里形成。所以早在5月份，就已经着手准备。6月21日，刘、邓进行了战前动员部署，指挥大军准备强渡黄河。6月30日夜，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等四个纵队共12万健儿，在鲁南地区阳谷以东的张秋镇到菏泽以北的临濮集之间的八个渡口同时强渡黄河。取郓城，下曹县，以28天的时间完成了预计的鲁西南战役，歼敌6万余人，砸烂蒋军防线，开辟了进军大别山的道路。经短期休整之后，8月11日越过陇海路，通过黄泛区，渡过沙河、汝河、淮河，这期间一路走，一路打，粉碎了蒋介石亲临徐州所指挥的一系列围追堵截，于8月末全部进入了地处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部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在原来鄂豫皖老区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创建新的根据地。到9月底，就已解放了23座县城，建立了17个县的地方民主政权，初步站稳了脚跟。

    我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直插大别山的行动拉开了我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震惊了全国。用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司徒雷登的话说，“它可能成为1947年世界十大新闻中最醒目的一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一行动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刀尖已经直指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南京和上海地区。蒋介石在11月初的一次讲话中也说：如果刘、邓“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在这一点上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专门召开了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指挥33个旅的兵力围攻清剿大别山。

    为了对付蒋介石的“总力战”，中共中央决定，增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十、第十二纵在李先念、王宏坤的率领下支援大别山，又派十一纵和华东野战军的十纵护送来一批新战士和大批后勤物资。到这年年底，刘邓大军兵分两路，刘伯承率军北渡淮河，外线作战；邓小平率军留在大别山，内线作战。两路军相互配合，屡战屡胜，让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种种招数一一破产。更重要的是将国民党军的攻防体系完全打乱，使战争的主动权进一步掌握在中共手中。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刘、邓大军才根据中央的统一布置，陆续将主力转移出大别山，参加中原逐鹿的大战。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同时，我军转入外线进攻的三把尖刀的另两把尖刀也在向敌人的腹地杀去。

    以陈赓司令员和谢富治政委统率的以四纵、九纵为主力的作战集团，于8月20日和23日在晋南分两路偷渡和强渡黄河，直指豫陕边境，东逼洛阳，西逼西安。9月初，陈赓作战集团西进，半个月中歼敌陕东兵团3万余人。待蒋介石亲自飞赴西安调兵遣将保西安之时，陈赓作战集团又回师将主力指向豫西，到11月底，共歼敌5万余人，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下辖8个专署39个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组建了8个军分区，创立了新的根据地。

    以陈毅、粟裕为首的华东野战军的6个纵队组成了外线兵团，先在鲁西南歼敌，然后转向豫皖苏边地区，发动群众，实行土改，建立了3个专署、3个军分区，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将鄂豫皖、鄂豫陕、山东、苏北、苏中几个根据地联结了起来，为下一步的更大战事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当时成品字形的三把尖刀中，刘邓大军的任务最重，压力最大。

    为了主动支援刘邓大军，在12月中下旬的22天中，东边和西边的陈粟大军和陈谢大军共同进行了破击平汉线和陇海线的战役，歼敌4.5万多人，解放县城50余座，破坏铁路420多公里，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13个旅回援。到1947年底，三路大军在中原战场密切配合，共消灭敌军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建立了4个军区26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地区将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强大的中原解放区，将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我军的主动权进一步扩大。在1947年的最后一天，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在河南确山地区胜利会师。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毛泽东在总结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著名“十大军事原则”之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

    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外线作战打得热火朝天之时，担任内线作战、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彭德怀所部也在不断发动进攻。为统一指挥西北战场，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并由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人组成了前线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为了牵制敌人兵力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彭德怀组织了榆林战役。当时的榆林是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司令邓宝珊指挥的守军有4万多人。8月7日，西北野战军从四面逼近榆林，胡宗南派主力8个旅北上救援。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之下，彭德怀在沙家店布下兵力，于8月20日全歼敌军整编第三十六师，消灭敌人6000余人，活捉敌一二三旅少将旅长刘子奇。这一仗，使我军西北战局由被动转为主动，整个陕北军事形势为之改观。战后，毛泽东特地重新书写了他在1935年10月书赠彭德怀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0月初，西北野战军又在清涧包围了敌整编第七十六师，11日攻占清涧，歼敌8000余人，生俘敌中将师长廖昂。

    根据小河村会议“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总体战略，陕北是两翼中的一翼，另一翼就是最东边的胶东。陕北是陕甘宁边区的腹地，胶东则是华东解放区的后方基地。为了牵制和消灭敌人，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的指挥下，其主要打击目标是蒋介石为了结束山东战事而组建的由范汉杰指挥的胶东兵团向胶东的大举进攻。从9月初开始，经过一系列阻击战之后，10月上旬的胶河战役歼灭敌军1.2万余人，11月的胶（县）高（密）追击战再歼敌1万余人。为了肃清胶东地区的蒋军，12月发起莱阳战役，歼敌9000余人。到年底，在四个多月的战斗中，共消灭敌军6.3万多人，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侵犯胶东的企图，而且还打乱了敌军原来想先扫胶东，再抽兵力去加强中原的计划，对我军中原战局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与江淮河汉地区我军主动出击的同时，北边的晋察冀野战军也主动向敌军发起了一系列进攻。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任第一和第二政委的晋察冀野战军，在9月初的大清河战役中歼敌5000余人。10月中旬，又包围敌第三军于定县以北的清风店，与被包围之敌和前来救援之敌激战三天，共歼敌2.1万余人，其中包括生俘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及以下1.1万余人。清风店战役对扭转华北战局有重大作用，使我军在战局上完全处于主动。聂荣臻司令员在此战之后，立即准备攻打石家庄。

    石家庄当时称为石门市，是平汉、石德、正太三条铁路的枢纽，有敌守军两万多人，是当时蒋军向我各解放区进攻的中转据点和战略要地。在日本侵华军队所修筑工事的基础上，蒋军共修了三道防线，有各种堡垒6000多个。国民党军城防司令、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扬言：“石门是城下有城，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凭石门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由于攻打石家庄是我军首次攻打敌军有坚固设防的城市，故而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朱德总司令亲赴安国，会同聂荣臻司令员，与野战军其他指挥员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一道研究攻城计划。从11月6日起，我军猛攻7天，歼敌2.4万余人，终于攻克石家庄，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在被我军抓获之后签字投降。这一仗不仅使我们在华北的两大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一片，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攻取较大城市的经验，故而朱德总司令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石家庄战役之后，蒋介石立即赶到北平收拾败局。他撤销了原驻保定地区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职务，任命原驻张家口地区的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晋察冀热绥五省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华北地区军事行动，还撤销了与他不一条心的李宗仁北平行辕主任职务。此后，北平行辕也就不复存在。为了给新上任的傅作义的“以主力对主力”、“决心转守为攻”的狂言一点颜色，也为了拖住敌人使其不能出关以配合我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我晋察冀野战军在12月下旬猛攻保定以北地区，重创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第三十五军所辖的被称为“一金一银”的一○一师和新编第二师，敌中将军长鲁英麟被迫自杀。

    东北战场也不平静，有关情况我们将在下面专门叙述。

    五、收复延安，全面出击

    当战事进入1948年的时候，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较之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仅在1947年的下半年，我军共歼敌军总数75万，国民党军的总数已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为279个旅181万人。由于这些正规军有不少是由原来的地方保安团队编成的，所以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在整个战局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蒋介石不得不把原来的重点进攻改为分区防御，将作战地区划分为20个绥靖区，防守点线。而将主力组成若干机动兵团，用来对付我军的进攻。此时我方的总兵力已达到249万，其中有野战军50个纵队132万人。特别是我们的解放区不仅扩大了，而且已经连接成片，中原解放区已将江淮河汉的大片地区作为自己的战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拟定作战计划，已经改变了过去处于守势的被动局面，正在并将继续主动地向敌人发起攻击。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计划，1948年上半年仍然贯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我军的主战场仍然是中原地区。在中央军委的统一布置下，刘、邓大军的主力转出了大别山，在淮北、豫西地区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领的三纵、八纵、十纵，陈赓、谢富治的四纵、九纵会合成一支强大兵团，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展开了一场中原逐鹿大战。

    1948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由陈士榘、唐亮指挥华东野战军四个纵队的兵力，加上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两个纵队，攻取中州重镇洛阳并消灭前来救援的援军。古都洛阳筑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守军是号称蒋家“御林军”的青年军第二○六师。我军于3月9日完成包围，11日发起进攻，14日就攻克洛阳，全歼敌守军两万余人，活捉敌第二○六师师长邱行湘。蒋介石急令各军包围洛阳，我军在占领洛阳之后三天即主动撤出洛阳，让蒋军扑救了一座空城。4月5日，我军又杀一个回马枪，再克洛阳，又消灭了敌军4600余人。从此，古都洛阳永在人民手中。

    为了主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的巩固，我军连续打了宛（即南阳）西战役、宛东战役、豫东战役（又称开封、睢杞战役）、老（河口）襄（阳）战役。6月22日攻克了另一中原重镇开封，三天之后又主动撤出开封而以四个纵队的兵力围歼敌区寿年兵团，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7月16日攻克了军事重镇襄阳、樊城，活捉敌第十五战区司令、国民党著名特务头目康泽。1948年2月至7月的六个月中原逐鹿，共消灭敌正规军17万人，地方武装10多万人，解放了一大批城镇，使中原解放区得到了巩固，并在攻克设防坚固的洛阳、开封、襄阳的战斗中取得了丰富的攻坚经验，为下一步打更大的大仗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西北战场上，通过近一年的作战，西北野战军发展到7.5万人，已歼敌7.1万人，敌我兵力的对比已由原来的10比1转变为5比1，我西北野战军已经开始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可以转入外线作战了。经周密策划之后，彭德怀决定南下陕中，先打宜川，再复延安。1948年2月22日，我军向宜川发动了攻势，并做好了歼灭援军的准备。胡宗南得知宜川被围，立即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部驰援，我军则为刘戡准备好了铁桶般的口袋。3月1日，我军向敌军发起总攻，敌二十九军被我全歼，刘戡自杀。3月2日，我军再攻宜川，守军整编第二十四旅又被我全歼。此次宜川战役共消灭蒋军2.9万多人，击毙和俘虏敌将级军官9人，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毛泽东特地为此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称“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宜川战役之后，彭德怀佯攻洛川以迷惑敌人，自己却率主力西进向西府地区（指西安以西的泾河与渭河之间地区，包括今天的宝鸡、咸阳、凤翔等地）进攻，占领了多座县城，包围敌军的重要后方基地宝鸡。彭德怀这一着棋是既要占领西府，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要将陕北的敌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让敌人“不战自退”。战事的发展果然完全在彭德怀的预料之中，早在我军于4月26日攻克宝鸡之前，延安的守军敌整编第十七师就看到了自己即将灭亡的处境，于21日弃城南逃，我军未使用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被敌人占据了一年一个月又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从2月到5月间，我西北野战军总共消灭敌军5.3万余人，收复了延安，摧毁了宝鸡的后勤基地，扩大和巩固了解放区。从此，蒋介石、胡宗南妄图从地图上抹掉陕甘宁边区的梦想被彻底粉碎。

    在陕北大捷的同时，华北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我晋察冀野战军顺利地进行了察南和绥东战役，歼敌1.8万余人，其中包括被老百姓切齿痛恨的曾经长期为日寇效忠的暂编三十一师。不过，这段时期华北战场上最令人鼓舞的胜利是在山西战场上。我晋冀鲁豫军区在徐向前副司令员的指挥下，进行了晋南的临汾战役。临汾是晋南的军事重镇，守军由阎锡山部和胡宗南部的主力共同组成，构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特别是临汾的城墙高15米，底宽25～30米，顶宽10米，外有宽和深各有十几米的城壕，是一道极难突破的防线。从3月7日起，我军开始攻打临汾。敌军下令死守，甚至施放了毒气，蒋介石又从西安、天津、太原派飞机前来助战。我军战斗十分艰苦，历时72天，挖掘了破城坑道数十条，最后用于炸城的两条坑道各长110米，一条装黄色炸药6000公斤，一条装黑色炸药12000公斤，才成功地炸开城墙，歼灭了守军，活捉了敌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攻打敌方坚守的城市是最重要的战斗任务之一，而当时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着高大的城墙，城外又是无一例外地有着敌人修筑的大量工事。我军当时破城和摧毁敌方工事的主要手段就是用炸药进行爆破。所以，临汾攻坚战的经验对以后我军的攻城作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攻打临汾战役中挖掘坑道和破城中担任主攻的我八纵第二十三旅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光荣的“临汾旅”，“临汾旅”至今仍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铁军。临汾战役是一场攻城的恶仗，消灭了敌军2.5万人，我军伤亡也有1.5万人之多。这一仗拔除了晋南地区敌人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解放区和吕梁解放区连成一片，使整个晋南地区都处于了我军的控制之下。

    在晋南取得大捷的同时，我华北兵团和太岳、太行、吕梁、北岳四个军区的部队又展开了晋中战役，向统治山西多年的土皇帝、时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挥出了重拳。在从6月上旬开始的一个月战斗中，经多次连续作战，共歼敌10万人以上，其中包括阎锡山的亲训师七十二师和由数千名阎锡山留用的侵华日军组成的“第十总队”，解放县城14座，俘虏了敌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击毙了被阎锡山任命为野战军副总司令的日本战犯、原日本侵华军独立第十四旅团长原泉福（原名元泉馨）。晋中战役的结果，使太原陷入了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基本上成为一座孤城。

    到了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我军在前两年的战斗中虽然共损失兵力80万人，但是由于解放区的翻身农民有100万人踊跃参军，还有80万被俘和投诚的蒋军战士（当时称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参加我军，所以我军的总兵力已达280万人，其中正规军有149万人。特别是在南方各地我党还有游击队4万多人，是我军日后解放南方的一支奇兵。而国民党军方面，虽然还有兵力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但是由于蒋军经过我军多次打击，新组建和新补充的兵员占了不少，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从双方兵力对比上看，敌我双方的比例已由战争初期的3.4∶1，变为如今的1.3∶1。从武器装备上看，我军虽然较之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蒋军要差，但较之过去已有很大的改善，已有重型火炮1100余门。更重要的是，我军在两年的战斗中不仅大大丰富了自己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有了打大中城市的攻坚战经验。在进行了新式整军之后，战斗力更是大有提高。我党的解放区不仅日益扩大，而且在很多地区进行了土改，故而更加巩固，广大翻身农民参军、支前积极性空前高涨。而国统区，不仅被军事上的连续失败所困扰，且内部矛盾加剧，财政日益走向崩溃，民怨沸腾，蒋介石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国内形势的变化，人民革命情绪的高涨，预示着革命战争新时期的到来，预示着我军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时机已经到来，预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日期就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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