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区和国统区

    大决战即将展开。由于这场大决战的规模太大，影响太广，它实际上是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国土上整个领域上展开的。如果说这场大决战就如同一幕正义战胜反动、光明战胜黑暗的威武雄壮的活报剧的话，这片古老的国土就是它的大舞台。但是这片古老的国土已不是传统的中华大地，它已经由单边的邪恶分为了两个部分：光明和黑暗各占半壁河山。

    光明和黑暗的此起彼伏、此进彼退、此长彼消、此胜彼败，就是以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批著名人物为主角，以中华大地为大舞台所演出的这场活报剧的主旋律。为了更好地观赏这场气壮山河的活报剧，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历史为我们的先辈所提供的这个大舞台。

    早在八年抗战的艰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就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向日寇收复失地的战斗中，又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的面积。所以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开始的时候，我党所控制的解放区已分布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按：后三省皆旧省名，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撤销，并入今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四省（区）〕、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19省（区），共有人口1亿以上，土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到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近三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虽从南方的一些解放区撤出，但在更多的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解放区的总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1.68亿。更重要的是，长江以北的各主要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可以做战略上的相互支援。例如，我们在下面关于淮海战役的介绍中就可见到几个省、几百万民工支援前线的可谓惊风雨、泣鬼神的空前壮举。

    在广大的解放区中，处处是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党在解放区中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进行了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使广大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激发了蕴藏多年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热情。

    在中国农村中这场可谓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是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之后，封建制度被步步摧毁，新生政权在天天建立，一大批革命的积极分子涌现了出来，成为支援解放战争，保卫民主政权的中坚力量。山西文水县云西周村的青年英雄刘胡兰就是在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年仅15岁的共产党员。1947年1月8日，她为了保卫党的利益，保卫乡亲们土改的胜利成果，保卫解放军，面对阎锡山匪军和地主还乡团“奋斗复仇队”的铡刀，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毛泽东主席特地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根据1949年6月的统计，解放区中有约1亿农民分得了33750万亩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权，农村党员人数从1947年的270万发展到450万（按：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数字），各地都普遍建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组织了民兵和自卫队等人民武装。革命热情激发了生产热情，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如东北解放区从1947年到1949年就扩大了耕地3000多万亩，亩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各解放区不仅生产了大量的粮食为部队提供了充足的军粮，还兴建了军工厂和被服厂，为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军需物资。仅据苏皖第五分区一个分区的统计，在农村中就有手摇纺车20万辆，手式织布机8700多部。我军战士的军衣，基本上都是由农村大嫂的两只手生产出来的。

    革命和生产都搞得热气腾腾的解放区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军队补充了大量的兵源。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区有160万农民参军，华北解放区有近100万农民参军，华北解放区的太行区各县的参军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4％～8％。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国内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我军共补充兵源450万，除了少量的“解放战士”之外，全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除正式参军到部队之外，各解放区还有大量的民兵，他们是协助解放军作战、修工事的重要力量，也是牵制敌人的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中，民兵总数有228万多人，参加了大小战斗11.4万多次，歼灭敌人20万人以上。

    除了参军作战，解放区农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援是用各种行动支援前线，当时叫做“支前”。支前的内容很广，最主要的是后勤保障和战地勤务两大类。后勤保障中，粮食、被服、弹药的供应是重点，单是华北解放区提供的公粮就高达12.5亿多公斤。战地勤务中，包括修筑工事、战地救护、弹药运输、押送俘虏等，解放区组织了大量的民工团随军行动，山东解放区从1946年7月到1948年9月，就出动了支前民工580万人，冀中地区出动了480万人。

    解放区人民的支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是决定性的。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了一段带总结性的话：

    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了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与解放区中欣欣向荣的情况完全相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那半壁江山却日益黑暗腐朽，摇摇欲坠。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本来就是违背民心的，为了支持这部庞大战争机器的运转和国民党政府其他天文数字般的源源支出，国民党政府只能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以卖国求援来谋求美国的援助，另一个是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掠夺。

    八年抗战，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害。抗战结束之后，只有集中全力修补战争的创伤，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经济才可能逐渐恢复。可是蒋介石集团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这里，而是一心要打内战。虽然把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80％都用于军费，但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蒋介石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用来换取美元。为此，美蒋之间订立了一系列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条约，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美其名为商约的主要条款是美国提出来的。根据这个条约，美军可以长期驻在中国，美国的飞机、舰船可以在中国任意航行，在中国的美国人员不受中国的法律制裁。很明显，这不是什么商约，故而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之为“新二十一条”，和当年袁世凯将主权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毫无二致。正由于蒋介石将中国变成了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所以美军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1946年底，驻扎在天津的美军有过这样的规定：碾死或杀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10万元；碾死或杀死一头驴，赔偿法币13.5万元。在美国大兵眼里，中国人还不如驴！

    在乞讨美元的同时，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国民党政府又尽一切可能加大横征暴敛的规模与力度，从而造成经济萧条，百业残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在蒋介石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1947年，蒋家王朝的全年财政支出为法币40.91万亿元，可是它的全年财政收入仅有13.83万亿元（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还有一个统计，认为蒋家王朝的全年收入有92％是靠发行纸币获得），这种骇人听闻的赤字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让印钞机器飞速开动，以更大的赤字来填补这个无底洞。于是在国统区出现了世界罕见的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1947年一年中，物价普遍上涨20倍，有的达到30倍。上海的米价在1月初是每担6万元，到年底就涨为110万元。

    这种上涨，较之以后还只算是微不足道。到1948年，上海米价在１月是每担150万元，到了8月竟涨为6500万元，在8个月中上海的平均物价上涨了500～1100倍。老百姓在1937年能买两头黄牛的钱，到1947年7月，就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价值竟然还不如它本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

    物价的狂涨，是整个经济崩溃的标志。在农村，由于税捐太重和强拉壮丁，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1947年，过去一直是最富庶的江苏省抛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三，安徽省和河南省各占三分之一，广东省最高，达到四分之三；国统区各省耕地的荒芜面积都在20％～40％，农业产量较之1936年减少40％。农民忍无可忍，纷纷起来抗粮抗捐抗抓丁。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眼见农村的现状，也深知其惨状难以为继，为了维持其统治，为了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相对峙，也提出了在国统区搞“二五减租”，甚至提出要搞土地改革，要“耕者有其田”。为此，国民党政府曾经下过减租命令，下过举办“合作农场”的命令，最后于1948年发布了《农村改革法草案》，宣布要搞土地改革。由于国民党本身就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党，本身已经腐朽不堪，所以这些花花手段只是一纸空文，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不说土地改革，就是“二五减租”，据国民党行政院农林部对3省14县的调查，也是“均未将办理情形及效果列报，实际均尚未办理”，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笑柄。

    在城镇，百业萧条，工厂和商号举步维艰。由于物价飞涨和捐税苛繁，1947年上海的开工率只有20％，天津有95％的工厂停工和半停工。

    从全国来看，整个工业体系80％已经瓦解。1948年的情况仍然在恶化，据北平市参议长许惠东在国民党中央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北平“每日都有自杀者，商店呈请社会局准予歇业者日必有十余家，公共汽车停驶，工厂相继停工”。

    面对这种经济大崩溃的形势，国民党政府搞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币制改革，在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在全国发行金圆券20亿元作为本位币，限期以300万元法币折合金圆券１元的比价收兑法币。同时还宣布收兑全国所有人私有的黄金和白银以及外币，逾期不兑换者一律没收，还宣布禁止工人罢工。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对全国人民的大掠夺，大洗劫。由于国民党政府以武力在各地强制执行，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到的劫掠最为严重。据国民党官方报告，单在上海一处，就强制收兑了价值1.7亿美元的黄金，同时拘捕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申新集团的荣鸿生和永安集团的郭棣活，强迫执行官方的“平价”，使工商业者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在这次大劫掠中，蒋介石集团究竟掠夺了多少黄金、白银和美元，谁也不知道。更严重的是，国民党的穷凶极恶，使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彻底失去了信心，在全国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仍然疯涨。以上海的大米为例，1948年11月1日国民党当局实行限价时，每担为金圆券20.9元，到1949年5月，涨为17500万元。

    金圆券的发行量在4个月中从20亿增加到208亿，同过去的法币一样又成为一张废纸。1949年4月15日，金圆券在一天之中就贬值40％，如果与发行金圆券时期的比价相比，这一天黄金和金圆券的比价为当时的3.7万倍。到1949年5月，共发行金圆券超过67万亿元，较之抗战结束时，纸币发行量增长了3.8亿倍，可谓创造了一个空前的世界纪录。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还发行了用以代替已成废纸的金圆券的银圆券，结果是基本上无人理会，成为废纸，可谓创造了又一项发行纸币的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令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情况：或者以物易物，或者以民间还保存着的几十年前的银元和各种铜币来进行流通，或者以大米（主要是在农村中）和棉纱（主要是在城市中）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是无可挽救的了。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国民党政府不垮，真是天理难容！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国统区广大群众纷纷起来与之抗争，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反蒋运动。

    爱国反蒋运动的先锋是学生。学生的爱国反蒋运动在内战期间延续不断，此伏彼起，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学生的爱国反蒋运动又唤起和推动了国统区其他阶层的爱国反蒋运动。

    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在北京西单闹市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二人架至东单强奸。这一事件先是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封锁不成又反过来污蔑女大学生“似非良家女子”。总之，千方百计为美军开脱罪责，严禁学生把矛头指向支援帮助蒋家王朝打内战的美军。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抗暴运动，仅在1947年1月这一个月中，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中就有50万以上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纷纷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声援。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之下，罪犯皮尔逊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半年后，刑期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予以撤销）。

    1947年5月上半月，南京的米价就上涨了60％。食品价格飞涨，使学生实在无法正常生活和学习。于是，各大学在5月13日举行罢课，学生代表3000多人于5月15日到教育部请愿，要求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增加学生的伙食费。反动当局不仅无理拒绝了学生的正当要求，更于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宣布对全国各地凡是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活动一律“采取紧急措施，作有效之制裁”。为了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所大学的学生代表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军警对学生代表进行了血腥镇压，有500多名学生被打，其中受伤者有50多人，重伤8人，史称“五二○”惨案。“五二○”惨案之后，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中国学生联合会于6月18日在上海成立，“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响遍全国。

    在学生运动的带动之下，全国其他阶层的反蒋爱国运动也层出不穷，声势愈来愈大。

    当时，受苦最深、生活最艰难的是农民。他们本来就相当穷苦，全面内战所带来的大量征兵和征粮，更使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当时对农民的征粮共分为征粮、征购、征借三个部分，据甘肃省的统计，其总额超过了抗战以前的20倍。除征粮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据四川一省统计，总数达190多种，故而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副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为了打内战而日益疯狂的“抓壮丁”狂潮，使农村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三年中共征兵350万人。官逼民反，广大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自救图存。仅四川一省的官方统计，在1947年初，就有130多个县发生了以反对征兵征粮为中心的“民变”，不少民变者都拿起了武器，发展成了人民武装。就连南京政府眼皮之下的京沪郊区，也有十几个县农民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在长期活动。这些活动使得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计划根本无法完成，成为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全国人民的反蒋爱国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了50年的台湾人民发觉：“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实在忍无可忍之下，台湾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蒋介石进行了大屠杀，被杀者多达3万余人。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内战、反对暴政、反对独裁、反对掠夺的反蒋爱国运动，面对内战战场上的节节失利，蒋介石集团却没有丝毫的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人民进行更残酷的镇压。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戡乱总动员令》，接着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戡乱”的紧急法令。按照这些法令，全国的人和物都可以以内战的名义加以征用，任何有所妨碍的言行都可以由当局任意惩治，将国统区进一步拖入了法西斯独裁的最黑暗时期。

    不过，无论蒋介石集团如何垂死挣扎，国统区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无可挽回。因为，国民党政权多年来的反动统治气数已尽，关键的一点，在于它的多项倒行逆施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中国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这样总结过：

    训政其名，专制其实，人民之自由剥夺殆尽，政府之官吏贿赂公行；党政有内圈外圈之分，部队有嫡系杂牌之别；法律等于具文，特务密于蛛网，奸佞私亲盘踞要津，正人君子视同寇仇；是非不分，纪纲不正，遂致人民畏官吏如虎狼，畏党部如蛇蝎，乃形成普遍对政府离心之倾向。

    就连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也在1948年11月4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赶快收拾人心》。

    在如此形势之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不仅腐化如故，而且各种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明确指出：“在国民党内部弥漫的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无须再说了。然而，必须记着的是，一党统治永远会导致腐化，在这个党当权的整个时期中内部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蒋介石本人在1948年6月也这样说过：“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他只是不敢说出这种局面的必然结局。这种结局由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6日说了出来：

    “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是“不可避免”？

    美国政府驻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在1948年11月18日的报告中说：“自从我来到这里，没有一次作战失败是由于缺乏弹药或装备的。在我看来，这些军事上的惨败都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糟糕的领导，以及许多降低士气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完全失去战斗意志。”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中说：“国民政府的崩溃不仅是军事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为“无能和腐败使国民党在中国彻底失去了人心”。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行瓦解的”，因为“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美国人曾是蒋介石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大的支持者，上述论述，对于蒋介石集团来说，已经是十分客气的了，但也是不能再客气的了。因为蒋介石集团的必然失败，的的确确是毋庸置疑的。

    二、统帅部和千军万马

    当举世闻名的解放战争大决战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指挥这场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的统帅部，却是很小很小。它设在一个当时国人几乎毫无所知，后来却名闻天下的小山村里。这就是当时属于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曾经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是一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落。滹沱河从村前流过，沿河西上，就是巍巍的太行山；沿河东下，就是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与它最近的大城市石家庄，相距有90公里。早在1947年5月初，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就由延安辗转来到这里。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西柏坡当时就已经是中共中央在华北的一个工作中心。当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来到这里之后，这里就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指挥机关所在地，当然也就成为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的指挥部。

    当蒋介石派遣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直到已经可以听到敌人的枪声，毛泽东才离开延安，这一天是1947年3月18日。3月25日到了枣林沟，在这里，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领导机关分为三个部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西柏坡，领导全国的土地改革、根据地建设和国统区的群众运动；以叶剑英为首的后方委员会率大多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前往山西临县三交镇，负责陕北战场的后勤保障和中央与全国各地的通信联络。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首的前方委员会则留在陕北代表中共中央指挥全国的战争（这时周恩来正在三交镇，４月10日才赶回陕北的青阳岔和前委会合）。前委虽然肩负指挥全局的重任，但是人员非常精练，整个前委机关和少量的警卫部队总称为中央纵队，对外代号是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为李得胜，周恩来化名为胡必成，任弼时化名为史林，陆定一化名为郑位。

    中央纵队于6月17日至8月1日驻于小河村，对外代号改为九支队。由于任弼时身体不好，改为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纵队一直在陕北山沟中和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住得最长的是米脂的杨家沟，有四个月又两天。在这里，中央纵队的代号又改为“亚洲部”，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21篇重要文件。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纵队离开了生活、工作、战斗了13年的陕北，离开了自撤离延安以后转战了一年又五天的陕北，在吴堡县川口村的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经后方委员会所在地三交镇双塔村、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再经神池、宁武、代县、繁峙，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先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的城南庄，在这里得到了我西北解放军收复延安的喜讯。5月27日，到达了西柏坡。从此，原来分为三个临时工作班子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全部到了一处，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坚强指挥中心。当然，这时最重要的领导与指挥是战争，是即将开始的大决战。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形成了在全党享有崇高威望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是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当时在党内一般都通称为“五大书记”。

    中共中央对于全国军事工作的领导，对于作战的指挥，则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平时都是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只有在少数对外的场合，才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如对外公布战绩公报，1947年10月颁布《解放军口号》和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中央军委原名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45年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改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共12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他们平时都是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进行工作的。

    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原来是由彭德怀副主席兼任，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由于彭德怀离开总部兼任了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员，长期在前线指挥作战，总参谋长的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担任。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总参谋长，成为毛泽东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助手。叶剑英本是中央军委的副总参谋长，但他长期未能在位。解放战争初期，他在外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我方首席代表，回延安后很快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的负责人，一直到了西柏坡以后，他才真正参加总部的领导工作。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由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兼任，由于当时各解放区和各地区部队是分散的，总政治部并不具体管理各军区、各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所以总政治部的工作不是很重，只是由副主任傅钟带领不多的工作人员负责。

    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是杨立三，当时总后的工作和总政的工作有点相似，对于各野战军的后勤工作也是不做具体领导的，主要是负责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直属机关的后勤保障。

    中央军委秘书长一直由杨尚昆担任。

    中央军委总部人员十分精干，主要职能部门就是一个作战部，作战部实际上起了总参谋部的作用。作战部部长李涛，副部长王诤，其下分为三个局，一局管作战，二局管情报，三局管通信。

    在1945年8月新的中央军委成立时，除了军委的三大部之外，所指挥的革命军队是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

    当西柏坡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指挥中心，成为大决战统帅部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有着280多万人的钢铁大军，其中有野战部队10个兵团、50个纵队、156个旅（师）。当时我军的主要序列是：

    1948年5月，以原晋察冀解放区为主，成立了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原来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部分部队共同组成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和副司令员与华北军区同。华北野战军下辖三个主力兵团：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一兵团下辖三个纵队：

    八纵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

    十三纵司令员韦杰，政委徐子荣。

    十五纵司令员刘忠，政委袁子钦。

    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兼），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二兵团下辖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旅。

    三纵司令员郑维山，政委王宗槐。

    四纵司令员曾思玉，政委王昭。

    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参谋长由唐延杰兼任。三兵团下辖三个纵队：

    一纵司令员唐延杰，政委旷伏兆。

    二纵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

    六纵司令员文年生，政委向仲华。

    除以上三个兵团外，华北军区还直辖两个纵队：

    七纵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

    十四纵司令员暂缺，政委甘渭汉。

    华北兵团位于党中央周围，是中央的直属兵团。1949年2月，华北野战军的第一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949年１月，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4月，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1月，改归第二野战军建制。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仍属华北军区；6月，二十兵团仍然归属为中央的直属兵团。

    由陕北地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晋绥野战军为主于1947年3月16日组建的西北野战兵团，在1947年7月31日被中央军委更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西北野战军下辖六个主力纵队：

    一纵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

    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王震。

    三纵司令员许光达，政委暂缺。

    四纵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

    六纵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

    七纵司令员彭绍辉，代政委孙志远。

    1948年5月8日，鉴于中原地区几个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军区，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野战军首长由军区首长兼任。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邓子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中原野战军下辖7个主力纵队：

    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

    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王维纲。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

    四纵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

    九纵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

    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

    1947年1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原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的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华东野战军下辖12个主力纵队。1947年８月，华东野战军曾经分为以陈毅、粟裕为首的外线兵团和以许世友、谭震林为首的内线兵团。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先后被编为四个兵团，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是年5月，陈毅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工作由粟裕代理），第一副司令员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三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当时的四个兵团是：

    第一兵团（又称粟裕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叶飞，第二副政委金明，参谋长张震。一兵团之下辖三个主力纵队：

    一纵司令员和政委由叶飞兼任。

    四纵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

    六纵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

    第二兵团（又称山东兵团或许谭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兼），副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李迎希，政治部主任谢有法。二兵团之下辖三个主力纵队：

    七纵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

    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

    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政委廖海光。

    第三兵团（又称陈唐兵团，在中原作战时曾归刘邓指挥）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其下辖三个主力纵队：

    三纵司令员孙继先，政委丁秋生。

    八纵司令员张仁初，政委王一半。

    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

    第四兵团（又称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委陈丕显，副政委吉洛（即姬鹏飞），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张凯。其下辖三个主力纵队：

    二纵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康志强。

    十一纵司令员胡炳云，政委张藩。

    十二纵司令员谢振华，政委李干辉。

    在东北的东北野战军前身是我党到东北之后创建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和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一般都称为东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副政委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东北野战军的规模比较大，除了有12个主力纵队之外，还有11个独立师、15个军区的地方部队以及炮兵纵队和铁道兵纵队。为了便于指挥，还组建了两个前方指挥所（秋天就改组为两个兵团司令部，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副司令员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黄志勇）。当时的12个主力纵队是：

    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

    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

    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

    五纵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

    六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

    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

    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

    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

    十二纵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有280万大军，在两年中已经与蒋介石的各种部队交了手、过了招，无论是蒋家的第一嫡系胡宗南部，还是蒋家的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都被我军歼灭了；各种各样的美式装备，我军也都领教过了；石家庄、洛阳、开封、临汾、四平等设防坚固的城市，也被我军攻克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也都被我军击溃了，这些都表明我军的战斗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提高，除了部队的增多、经验的丰富、装备的改善、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区人民的支援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我军采取包括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在内的军队内部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对于加强我军的自身建设，提高我军的素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早在抗日战争刚结束之时，中央军委就考虑到了如何尽快改变由于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所形成的长期分散游击状态，做出了《关于目前军队编制的决定》，迅速编组野战兵团，并对野战兵团的编制与配备作了具体的规定。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练兵的指示》，严格要求各部队“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军事上练三大技术（按：射击、投弹、刺杀），练攻城、守城、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到1946年6月，全军就组建成了27个野战纵队及6个野战旅。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的神泉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因为宣言是在10月10日发布的，当时通称为《双十宣言》。宣言与蒋介石提出的口号“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针锋相对，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与《双十宣言》同时发布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即有名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在著名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对我军作战极为重要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就是：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向全军发布；3月7日，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向全军发布。

    在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下，各个解放区的部队从1947年冬天到1948年夏天的战斗间隙里，进行了新式整军。整军的主要方式是发动大家控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贫苦民众带来的种种痛苦，启发和提高大家誓死推翻反动统治的阶级觉悟，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在运动中对觉悟高、表现好的进行表扬，对有各种问题的进行批评帮助。这种通过启发觉悟而激发斗志的自我教育运动，是我党进行部队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土地革命时期《古田会议决议》的继续和发展，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有着极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在新式整军运动的同时，我军在部队建设中还采取了其他多种有效措施，如在1947年恢复与健全了曾被“王明路线”取消了的党委制，在营以上单位全部恢复健全了党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使党委成为部队领导和团结的核心。根据中央的布置，在部队中实行和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恢复了井冈山时期的连队士兵委员会（以后改称革命军人委员会）。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的基础上，全军开展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运动，大力克服过去因为分散作战而形成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严格建立了各级的请示报告制度。“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响彻了全军。

    在进行各种整顿、教育工作的同时，为了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中央军委在改善部队装备上也尽各种可能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以缴获敌人的武器物资为主要来源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在东北和华北都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我军首先建立了自己的炮兵，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工兵、通信兵和铁道兵，还在东北建立了高射炮大队和战车大队，开办了航空学校和通信学校。所有这些努力，都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今后我军建立特种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大决战的舞台上，我们也有必要看看敌方的一些情况。

    在1948年4月的蒋记“国民大会”上，蒋介石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在此之前的正式官衔，一般都称之为“委员长”，这一头衔最早是1932年3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按会上通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是一个在战时形成的完全拥有绝对独裁权力的职务，所以长期以来，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蒋委员长”。1943年8月1日，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国民政府主席时，本是一个不管政事的名义上的虚职。蒋介石当选之后，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海陆空军大元帅”，所以也有人称呼他为蒋主席），但是他在国民党内实力最大的反对派、桂系首领李宗仁也在他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当选为副总统，使这个中央政府十分明显地分为两半，连最表面的“团结”二字都不可能出现，正如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之秋也”。

    蒋介石于1947年接受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建议，将原来的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军总部、军事参议院等一并撤销，权力都归于国防部。国防部部长原来是颇能打仗的白崇禧，但因为白崇禧属于桂系，于是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之后，蒋介石撤了白崇禧，改为他最亲信的陈诚任国防部部长，不久又换为另一亲信何应钦。参谋总长是他的嫡系将领顾祝同。在此之下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建制单位，是蒋介石在各军事要地设立的专门用来打内战的“剿匪总司令部”和绥靖公署，根据战事的需要，凡是派往各所辖地区的部队，均由各“剿总”和绥署指挥。大决战开始时的几个“剿匪总司令”分别是：华北的傅作义（驻北平），以北平、天津、张家口为中心，有兵力60多万；东北的卫立煌（驻沈阳），以沈阳、长春、锦州为中心，有兵力48万；华中的白崇禧（驻武汉），以武汉为中心，有兵力约75万；徐州的刘峙，以徐州、蚌埠为中心，有兵力60多万。除了以上几个“剿总”之外，西北的胡宗南以西安绥靖公署的名义驻西安，有兵力约30万；大决战开始以后，蒋介石设立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为司令，有兵力约50万人。

    国民党军队这时共有365万人，能用于第一线的军力为170万人，其主力部队的建制单位在当时是兵团，兵团之下辖军（即原来的整编师）。在大决战时期的各个兵团的主官是：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二兵团司令杜聿明，三兵团司令张淦，四兵团司令李文，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七兵团司令黄伯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十兵团司令徐启明，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孙兰峰，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十九兵团司令张轸，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二十一兵团司令刘安琪。

    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如何呢？有关的材料很多，为了能最真实地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我们在这里先来看看蒋介石本人的原话，因为他只能嘴边留情，有所掩饰，绝对不会添油加醋的。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可是“为什么还要遭受挫折，遭受损失呢”？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损失”，他在这段时间不再如过去那样大肆吹嘘，而是说了一点真话。他说：

    “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军官是如此，“士兵战斗技能落后，不能打仗”。因此，“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到了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逃到台湾去以后，他的话说得更符合事实一些，他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所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可以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做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大量引用了蒋介石这一时期的谈话之后，有过这样的一个总结：“很清楚，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政权的垮台归之于美国的失信，武器弹药的缺乏甚至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在他看来，失败的因素蕴藏在国民党政权内部。他相信，在内战时期，这个政权不仅腐败糜烂，而且已是行将覆灭。”

    国民党军队有一个中外皆知的大特点，就是窝里斗。在一支队伍之中，军官侵吞军饷，歧视、鱼肉士兵，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一点，连蒋介石自己也说，由于官兵之间“生活上的悬殊”，故而“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了”。更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队中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派系斗争永远不可能调和，而且是愈演愈烈。中央军和地方军，嫡系和杂牌，长期如同水火。对地方军队分而治之，在战场上用敌方力量去削弱地方军队，是蒋介石多年来的一贯政策，在大敌当前的抗日战争中犹是如此，在内战中就更是如此。原来的东北军、西北军是如此，后来的滇军、川军是如此，连立过很大战功，兵力相当强的桂系军队也受到这种对待。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桂系领袖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中央的政策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

    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蒋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对内对外战争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所以平时扣发军饷，战时不予补充，待该部在战争中消灭殆尽时，中央便借口将其取消。但是中央这种作风，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如此，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灭。演变的结果，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而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在本书的叙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实情，这里不多举例。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曾经长期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蒋介石的历史，写过《蒋介石传》。他在该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的是它的军队。”这句话真可以说是简明扼要、一针见血。

    战争是社会矛盾在最激烈冲突情况下的产物，它的胜负是由社会各方面力量合力的高低来决定的。中国现代历史上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它的胜负也是可以预料的。只是，包括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在内的所有的中国有识之士，也未能预料到，这场大决战的进程，竟会是如此之快。

    三、序幕已经拉开

    按照叶剑英的说法，大决战的正式开始时间是1948年9月12日，历时四个月又十九天。但是，大决战的序幕在此之前早已拉开。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中国革命的总指挥部所在地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召开了自撤出延安之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7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此外还有中央其他工作人员李维汉、杨尚昆等10人。除了东北战场上几位负责人如林彪、陈云、罗荣桓、高岗、张闻天等和在战场上无法抽身的彭德怀、刘伯承、粟裕等人之外，中共的重要干部几乎全部到会。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作为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周恩来在会上对具体的军事计划做了发言。他说，中央的计划就是要“指导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刘少奇也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现在就是要准备大的会战，一次消灭他两三个兵团。

    九月会议，为最后打倒蒋介石、成立新中国，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做了充分准备，是与蒋家王朝进行大决战的总动员。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心中，这场大决战究竟怎么打？根据九月会议上的讨论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大战将在长江以北，特别是在东北和华北进行，中原的徐州和东北的北宁线，很可能是会战的中心。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策，而不是让大军打过长江去扩大解放区？关键的一个原因是我军必须以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当时，国民党主力的分布已如前述，几乎全在长江以北，东北的卫立煌集团、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华中的刘峙集团都是以具有战略地位的几个大城市为依托在和我军对峙，正如叶剑英后来在回顾时所分析的：

    为着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夕，1948年8月上旬，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事会议也在南京召开。自蒋介石以下，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汤恩伯、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黄维、孙立人、黄百韬、周至柔、桂永清、王叔铭等120人到会。根据会议的参加者宋希濂的回忆，“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充满了沮丧的神情，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不过蒋介石在指责他的下属时坦率地承认，“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他也坦率地告诫他的下属们：“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要求大家“共济时艰”，“挽救危机”。到会的高级将领们当然也谈了不少，宋希濂说：“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总之一句话，全是困难、危险、艰苦。”最后形成的战略方案是：停止战略进攻，将兵力归并为几个强大的机动兵团，在长江以北布防，防止共军渡江，相机打击共军。

    这次国民党当局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只是加剧了与会者对战局信心的动摇与沮丧。例如蒋介石的“北平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傅作义，就是在这次会后产生了与蒋介石分手的念头。

    大决战正式开打之前，我人民解放军奏响了一支高亢的序曲，这就是解放济南。

    1948年夏天，我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先打了宛西战役。紧接着，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加上中原野战军陈赓兵团，又打了宛东战役。然后，由粟裕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中原地区部队攻打军事重镇开封。蒋介石亲自坐着飞机在空中督战，狂炸市区，并命令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胡琏兵团、刘汝明兵团四个兵团增援开封。

    6月20日，我军在外线阻击援军的同时，已将开封城除了城中心的制高点古龙亭之外的全部市区攻下。这时粟裕除留下一个师攻打古龙亭外，下令撤出攻城的主力华野三纵、八纵，加上十纵和两广纵队（两广纵队原本是我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广东省的抗日武装，即著名的东江纵队。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两党在和谈期间达成的停战协议，全部北撤。1946年7月5日，东江纵队主力2583人走海路北撤烟台，进入我山东解放区，编入当时的新四军和山东军区，仍称为东江纵队。在战斗中队伍不断扩大，1947年8月编入山东野战军，改称为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组成阻援兵团，由华野一纵、四纵、六纵，中野十一纵组成突击兵团，围歼蒋介石新组建的，由豫东驰援开封的区寿年兵团。这时，国民党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开封的攻坚战上。6月22日，开封古龙亭被攻下，开封全城解放。可是我军却很快又撤出开封。而且，华野的三兵团（即陈士榘、唐亮兵团）还根据粟裕的命令，有意放开原来一直被我军阻击于兰封一带的敌邱清泉兵团，让其进入开封。与此同时，我军的突击兵团却在华野一纵司令员叶飞的统一指挥下，猛然向睢县地区的区寿年兵团发起强攻。这一撤一攻，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立即命令20万大军前往援救。而我军早已准备了将近30万人的兵力，双方在中原大地展开大战，这一场大战就是有名的豫东战役，也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个战役。如果从6月17日攻打开封算起，豫东战役一共打了20个昼夜，我军全歼了区寿年兵团，区寿年被俘（这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生俘的第一个国民党军的兵团司令），黄百韬兵团和邱清泉兵团被重创，蒋军的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被我击溃，黄百韬的兵团部差点被我军端掉，我军共歼灭敌人9.4万人。

    豫东战役结束之后，为了切断徐州和山东的联系，为了让整个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进一步取得打大仗、攻打大城市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了在解决济南之后，我军没有后顾之忧，能腾出手来将力量投入淮海方向的大战中去。我军决定攻打济南。

    山东省会济南是联结华东、中原、华北三大战场的战略枢纽，自从日军占领时期起，就不断修筑了大量而坚固的工事，国民党军在其基础上又加以扩大和加固，既有古老的城墙、城壕，又有现代化的电网、地雷，加上各种类型的碉堡，防守体系十分坚固。

    济南国民党守军的主将是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王耀武虽然只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可他却在过去与工农红军的战斗和对日作战中立过大功，是所有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省主席的人。不过，这时候的山东战局已无法让王耀武乐观，因为王耀武所辖的军队已经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西南战役等战役中多次被我军击败，他早已深知陈毅、粟裕的厉害。所以，虽然济南有坚固的纵深达十几公里的防御体系，虽然他在济南已经苦心经营多年，但对济南的防守仍然没有多少信心。自豫东战役之后，他已明显地察觉到华东野战军在向鲁西结集，粟裕的下一个目标十有八九就是他所防守的济南。他如芒在背，急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军情，请求援军。

    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蒋介石对于济南这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当然是十分明白的，而且他也已经预感到，双方都在徐州地区集中了大量兵力，这个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地区不久就会有一场大战。如果济南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可以将粟裕的几十万兵力拖在山东，又能使未来的大战开战以后让粟裕有后顾之忧，所以蒋介石决定给王耀武增加兵力。为了抢时间，蒋介石命令空军司令王叔铭安排大批空运力量，很快从青岛、徐州向济南运送了一个整编师和两个旅的兵力，使王耀武手中的兵力达到了三个整师又五个旅，共11万人。同时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指挥黄百韬、李弥、邱清泉三个兵团共17万人组成所谓“进剿兵团”，一旦济南打响，就分路北援济南。此外，蒋介石还命令他的空军部队以济南、青岛为基地，以北平、徐州为辅基地，集中战斗机162架、重型轰炸机42架，作为空中打击与支援力量。于是，王耀武增强了信心，就把全力投入到济南的防守，等待着华东野战军对济南的攻城。

    势态很明显，双方都看准了这一着棋，都把济南这一仗看作了未来在徐州地区大战的一场必不可少的前奏。

    济南的攻防之战将是一场恶仗。

    在西柏坡，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一直注视着粟裕当时设在济宁的指挥部，因为他们也一致认为，必须解放济南，但“这是一次严重作战”。因为，打济南的主要麻烦不在于济南的11万守军，而在于我军只要在济南一打响，蒋介石在徐州地区的大量援军必然北上，如何才能成功地在打援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使我军在济南城下的攻坚战形成被动局面，是应当着重考虑的大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之间的电报不断，反复研究，最后才定下了作战方案。这一仗，总的指挥由粟裕负责，而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攻城兵力，以山东兵团为主，共为50个团14万人；打援兵力，安排90多个团18万人。

    打援的主要地区，放在兖州和钜野（今巨野）之间，夹运河而阵，以便于届时能主动地在河东或河西歼灭敌人。攻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攻占城西的飞机场，截断敌人空中援助支持的通道；第二阶段再行攻城。整个战役争取一个月完成，但要做好打三个月的准备。此外，中央军委还命令中原野战军做好准备，如果蒋介石要从郑州、信阳调动张轸兵团、孙元良兵团向山东支援的话，就加以阻击，配合济南方面的华东野战军。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西柏坡九月会议期间，中央军委与华野前线的电报仍然不断，整个战役的具体计划，则是在紧张筹备九月会议的进程中完成的。9月2日，毛泽东在华东野战军最后完成的作战方案上做了“完全同意”的批复。当天，华东野战军就下达了开始行动的作战命令。

    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是许世友。

    许世友担任攻打济南的攻城兵团司令员，粟裕给了他六个半纵队，还有特种兵纵队的大部和一些地方部队，共有14万人。许世友把这14万人分成了东西两个集团：东面攻城集团军由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指挥，西面攻城集团军由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

    9月7日，许世友下达了对济南发起攻击的命令。这一天，正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开会的前一天。当政治局会议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十几万大军正在向济南城下开进。

    9月15日夜，我东、西两面的攻城集团军已分别从济宁、汶上和泰安、莱芜地区逼近济南城郊。16日夜，突然向守军发起攻击并迅速将外围突破。经过两天一层一层地摧毁敌人的工事，西集团军在18日就已逼近飞机场，炮火已使得敌人的飞机不能自由起降。蒋介石运送部队给济南的空中支援只能停止。东集团军则已占领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山等要点，直扑外城。正当王耀武全力保卫机场和城区时，一件让王耀武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日，奉命守卫西城区的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所部三个旅两万余人宣布起义。

    吴化文起义是解放战争进入决战时期的第一次国民党军起义，是整个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在大型战役战场上起义的国民党军军长（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邯郸起义是在内战前夕起义的，双方未发生战事），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吴化文起义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仅对解放济南有利，而且可以动摇和瓦解蒋介石集团的其他将领。吴化文在历史上对我党、对人民是犯有重大罪过的，但是只要他能幡然悔过，弃暗投明，我党仍然是欢迎的。这对于加速蒋介石集团的分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德曾经对吴化文起义说过“对我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作战，就需要这样的起义”。吴化文起义还有一个作用是表明了我党强大的政治工作威力。吴化文部起义之后，经过整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以后与原华东野战军的鲁中南纵队合并，仍称三十五军，吴化文仍然担任军长，他的几个部下仍然担任副军长和师长，在我军派入干部的帮助教育与全面整顿之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而且在1949年4月24日占领蒋介石的总统府，将红旗插上蒋介石总统府的门楼的，就是三十五军的革命战士。

    由于吴化文的起义，将济南的西大门敞开，打破了王耀武的防御体系，济南战局急转直下。9月20日，济南城外守军被我全歼。22日夜，我军使用重炮加坦克（我九纵出动了坦克4辆，这是我军首次在攻城中使用坦克）配合步兵的连续爆破，一举攻破外城。由于济南的内城高达15米，被挖空建造成三层的机枪工事，城下还有城壕和无数碉堡，强攻不易，所以我军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于23日18时以猛烈的炮火先向敌人阵地进行了40分钟的破袭，然后开始攻城。第二天拂晓，突入内城，经过激烈巷战，我九纵七十三团二营首先攻入山东省政府。24日17时，济南全城解放。但是，省政府里没有王耀武，全城搜索，也没有王耀武。

    原来，就在我军攻入城的时候，王耀武自知全军覆没已是无可避免，就化装成一个小商贩，混在市民之中逃出了济南城，向青岛方向逃去。由于王耀武是山东人，也比较能混，所以一直在老百姓中混了好几天，才在寿光县境内被我军抓住，送进了战俘营。王耀武被俘后，曾经为自己未能和吴化文一道起义而后悔，他在给吴化文的一封信中说：

    “君为座上客，弟为阶下囚。你起义向我说一声，我也起义不好吗？”

    被俘50天之后，他在我军办的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教育之下，在我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我是前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今天借这么一个机会向各位做简单的报告。首先我说明这次济南失败的原因。守济南的军队有10万之众，有关作战的物资也不为不多，市郊工事经两年来不断修筑不为不坚，但是仅8天的战斗就被全部歼灭了。就是吴化文不起义，亦是很快地要被歼灭。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国军没有理想信仰，反人民，反大众，加以解放军英勇为人民大众的牺牲精神及优越的技能，实令人钦佩。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所以很迅速地将战斗结束了。其次我要给蒋先生一点意见。在北伐与抗战中你有一时期与共产党合作，所以得到成功。但是你坚持独裁，完全为四大家族打算，因此兵连祸结，全国无一片干净土。为了取得军事上经济上的外援，不惜与美帝国主义订了那么多的辱国条约，断送子子孙孙的幸福。以现在局势看，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注定，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是多么不智。最好命令全国国民党军队立即向人民解放军无条件投降，使全国立即恢复和平，国家民族多保存一点元气。

    作为华东重镇的济南，我军只用了8天就攻克。当蒋介石得知吴化文起义的消息后，他已知道济南必丢无疑，也知道我军的打援大军正在等他，所以并未催促杜聿明率兵北援济南。当济南已被攻克时，蒋介石原来部署的援助大军的三个兵团中只有一个兵团在动，另两个还在集结之中。所以，我军原来准备的打援歼敌计划未能实现。就这一点来说，华东野战军是有一点遗憾的。但是，济南战役除了在如何打攻坚战这一问题上为今后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之外，在如何利用敌方内部矛盾去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敌人中的一部分能在战场上起义或投诚，以减少我方的伤亡、保护城市免遭破坏也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从具体的战果来看，这一仗共歼敌10.4万人，抓获敌高级将领23人（除王耀武外，还有他的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由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在济南解放之后都先后逃走，故而整个山东除青岛之外全部落入我手，使华北、华东两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这给我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然，在这一次攻坚战中我军也付出了代价，我三纵第八师师长王吉文、十三纵第三十七师政委徐海珊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济南战役是在中共中央西柏坡九月会议这次大决战的总动员会议召开期间进行的。济南战役的巨大成功不仅大大地鼓舞了到会的我军各路将领，而且消除了会议讨论中对我军的大城市攻坚能力的某些疑虑。用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庆祝解放济南的伟大胜利》中的话说，“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包括“北平、天津、沈阳三点”在内。所以，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周恩来说：“济南战役的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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