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心中,战略决战的战场是中原或东北,最终他把第一颗最重要的棋子落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当时的东北,与今天的东北有很多不同。虽然白山黑水不改,三江平原依旧,依然是一望无涯的黑土地。
东北地区自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在东北地方军阀的控制之下,虽然在张学良宣布“易帜”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也在东北上空飘过,可是国民党政府在东北根本无所作为,东北仍然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天下。日本帝国主义自日俄战争以后一直就在东北扩张势力,他们在东北驻军、垦殖、开矿、办厂、经商,培育为他们服务的走狗,所以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于地方军阀和日本人的控制之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了东北三省,扶植了一个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把东北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党领导的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的抗日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8月8日,根据苏、美、英三国在1945年2月签订的关于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后两个月到三个月,苏联将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的《雅尔塔协定》(关于这个协定,苏联方面说要遵守三国之间的约定,要保密,所以一直未告知中共中央,虽然当时我党和苏联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方面所派的由对外称为孙平、实名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负责的情报组和电台就驻在延安枣园),苏联向日本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向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重炮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之后,坦克集群长驱直入。三路红军分别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麦茨列科夫元帅、普尔卡耶夫大将的指挥下,迅速进入东北。日寇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率总部人员南逃。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苏、英、中四国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宣布准备接受波茨坦会议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读“终战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的喜讯让全国人民欢腾起来,延安军民欢呼庆祝了三天。
但是,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们在与大家欢呼胜利的同时,却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毛泽东把办公室搬到了小礼堂,在宽大的乒乓球台上工作。
这是因为,苏联出兵东北这样一件大事苏联方面竟然没有通知中共中央,我党事先是一无所知,这一重大消息我党中央还是通过无线电收听到的。在这重大的转折关头面前,必须抓紧每一分钟,做出各种紧急的部署。8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在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都有所准备。”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中说:我军和国民党军队“争夺抗日胜利果实”的“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8月10日和11日两天之内,中央军委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七道命令,要我军各部立即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接管受降,收复失地。中央军委第二道命令说: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中央军委的命令还分别发给了晋绥的贺龙、晋察冀的聂荣臻,命令他们都“向北行动”。总之,目标全是向着东北方向,向着毛泽东在8月9日会议上所说的我们“都有所准备”的绥远、热河、察哈尔、辽宁和吉林等地进发。
十分明显,中共中央是把东北放在了这场“极猛烈的争夺战”中最重要的位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如前所述,这时的东北,日寇已经投降;国民党方面无论是党、政、军、警、特,从来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基础,东北可以说正处在一个短期的权力真空之中。国、共双方谁能先进入东北,并得到人民的支持,谁就能先占有东北。
第二,这时的东北,暂时在苏军的控制之下。苏联可能会按《雅尔塔协定》向国民党政府交权,可是苏联又坚决不会同意美军和国民党一道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和美国的军事力量分开的,所以在美、苏矛盾之中,我们只要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面,造成了既成事实,苏联就不可能把东北全部都交给国民党。
第三,东北有当时全国最多的工业资源和最好的工业基础,钢都鞍山、铁都本溪、煤都抚顺,当时都已形成气候。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也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据1943年的统计,东北的钢产量占全国的93%,铁产量占全国的87.7%,煤产量占全国的49.5%,发电量占全国的78.2%。东北还有全国最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都约占全国的一半。
这些,对于我们下一步进行全国的解放战争,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四,东北的北边是苏联,西边是蒙古,东南边是朝鲜,南边是大海。东、西、北方向都对我们的发展有利,当时苏联对我们的态度虽然不算很友好,但至少不会在背后对我们开枪。我们要对付的,就只是南边的国民党军队。可是,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把他的主要军力都缩在西南地区,在华北基本上没有任何军队,他要把军队从西南运到东北,不是十天半月就可以办到的。就是以后国民党军到了东北,我军与他们争夺时,我们在东、西、北三个方向仍然是安全的。
第五,我党在东北早有抗日武装,在华北和华东更有广大的解放区,如果把东北拿到手,整个北方就是我们的半壁河山。就算蒋介石执迷不悟,真要挑起全国内战,形势也对我们有利。
这就是我党中央在百忙中把争夺东北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最大的大事来抓的主要原因。而且,抗战胜利以后国内的发展形势是中央早已看到的,我党在抗战胜利之后必须向东北发展这一决策是中央早已确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他说:
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要准备20到30个旅,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
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在一片。
这时,在山海关至张北的长城一线,我军早已部署了李运昌、吕正操、张学思等部。而且这其中的吕、张,还有山东的万毅,都是原来东北军的将领,张学思是张学良的胞弟。这些,都是中共中央准备开拓东北早已准备好的力量。
在中共中央的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之下,我军争夺东北的行动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了。
二、十万大军进东北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日本侵略军一投降,我军就开始向东北进军。
最早进入东北的,是原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的部队。
周保中年轻时在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的副师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到中央军委工作。1929年去苏联学习,两年后回国,任中共满洲(按:满洲是当时对整个东北的一种代称)省委军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九一八”事变之后,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任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
李兆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
东北抗日联军在发展最好的时期共有11个军,分为三路。即第一、第二、第三路军。但是在日本关东军强大兵力的“讨伐”、“清剿”
下,东北抗日联军逐步退入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十分艰苦,损失很大。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在与敌人激战后,自杀殉国。其他领导人如李延禄、赵尚志、魏拯民、赵一曼等先后牺牲。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将余部中的一部分缩编为一个教导旅,由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转移进了苏联境内,进行整训,被编入苏联红军系列,称为国际八十八旅。其他的部队则进行分散活动,由野营训练总部负责领导,在内线坚持斗争。
当苏联红军决定向东北出兵时,周保中、李兆麟收到了以斯大林的名义发来的电报:
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
随着苏联红军向东北境内的快速进军,周保中、李兆麟率领的国际八十八旅也和苏军一道行动进入东北,以后又分成很多小队担任各部队的向导,并很快就和原来抗联的各方力量恢复了联系,发展了部队。由于他们在东北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极为熟悉情况,所以很快就同苏军一道先后攻占了57个城市,在每个城市中,一般都是由苏联军官任卫戍司令,我方担任副司令。如周保中担任了长春的卫戍副司令,李兆麟担任了哈尔滨的卫戍副司令。
从关内最早进入东北的是冀热辽军分区的李运昌部。
李运昌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与林彪、刘志丹是同届。他1925年入党,参加过秋收起义,以后在满洲省委做地下工作,对东北情况相当熟悉。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期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冀东地区领导抗战,担任过河北省委书记、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晋察冀十三分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冀热辽军区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已经在辽宁和热河建立了根据地,地跨长城内外,是我军进入东北最近又最有条件的根据地。所以当李运昌于8月13日清晨在河北丰润大王庄冀热辽军区的司令部从广播中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和朱总司令发出的进军东北的命令之后,立即同副司令员詹才芳等召开军区党委会,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东进工作委员会和东进总指挥部,调动了分区的八个团、一个营和两个支队共1.3万余人(占军区主力的三分之二),同时还有四个军分区司令员、四个地委书记以及2500多名地方干部,分为三路向敌人的重要据点进发。一路直插热河的承德,与苏联红军会合;一路直插平泉、赤峰;还有一路是由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的分区主力第十二团、十八团和朝鲜义勇队,目标是山海关。
这时的山海关有日伪军和地方警察共约3500人驻守,依仗山海关的高城墙,声称只交枪给国民党军队,拒不向共产党军队投降。我军先扫荡了外围,形成对山海关的包围。
8月30日,苏联红军来到了山海关。由于我军和苏军原来毫无联系,当曾克林命令部队中所有的司号员吹起欢迎号时,苏军仍不知我军是什么部队,并立即架起了武器。我军立即唱起了《国际歌》,这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曲立即把两支军队联系了起来。然后通过苏军带来的蒙古翻译,双方才得以沟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这里和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会了师。双方商定共同攻打山海关,苏军炮击之后,我军与苏军一道攻入了山海关,接受了日伪军的投降。三天以后,延安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出了如下标题的报道:“华北军事要冲山海关,即已陷敌手13年之久的榆关镇已为我军光复”。
攻下山海关之后,曾克林率军坐上火车向东进发,连克兴城、锦西、锦州后,第十八团留下来守卫锦州,第十二团也留下一些部队接管各地政权。最后剩下一个营则由曾克林、唐凯率领,与苏军一道前往沈阳。9月5日到沈阳时,十八军分区的政委焦若愚也赶了上来。
与各部队向东北开进的同时,为了建设和巩固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又决定从延安和全国其他地方抽调干部陆续派往东北。从延安出发的第一批干部1000余人组成的干部工作团是由晋绥军区副政委林枫率领的。8月28日,在去飞机场送走了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以后,朱德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大礼堂为即将去东北的干部做了一个重要报告,他说:
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有的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虽然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现在要派五万部队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
8月29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发出指示:
晋察冀和山东省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按:此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做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们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从海上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三、中苏在延安会谈
从上述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如何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就在我军日夜向东北前进的时候,苏联政府根据苏、美、英三国政府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14日由外长莫洛托夫和国民党政府外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除规定了苏联将在东北地区的大连港、旅顺港、中长铁路等问题上保持若干特权之外,苏联将在日本投降之后三个月从东北撤军,将东北交还给中国政府,亦即国民党政府。这个条约,国民党政府立即就向全国公布了。正是鉴于这个条约,我党中央才在向全党的指示中提出了上述的一些具体办法。因为我党中央已经估计到,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然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做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由于中苏条约也明白规定了不干涉中国内政,而在三个月中,国民党政府绝不可能全部控制东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三个月中控制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热河和察哈尔不在东三省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央指出:
“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
虽然我党对当时中苏之间在东北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做了若干估计,提出了若干办法,但双方的矛盾总是要出现的,肯定是要进行谈判的。
我党中央对于苏联方面对我党在东北活动所表示的最早态度,是从山东方面获得的。8月下旬,山东军区的胶东军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派了一支侦察小分队从海上前往辽东半岛,在庄河登陆后,前往大连同当地苏军作了接触,大连的苏军负责人说: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他们不干预,在城市里的非武装活动他们也不干预。山东军区很快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央在9月11日给山东军区发出指示,要他们马上抽调12个团,由萧华指挥,经海上进入东北,用东北义勇军等名义活动,在乡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可是,在沈阳所发生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9月5日,我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经过与苏军谈判之后,进入了沈阳市区。这是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以后14年来第一次见到从内地来的中国军队,故而受到了东北人民“喜迎王师”的极为热情的欢迎。我先遣纵队趁机组织了临时人民政府,由焦若愚任市长;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担任司令;又放手扩大部队,不到10天,就从进沈阳时的不到一千人发展为两万人。他们又利用苏军让他们看守日军军火仓库的机会,搬出了3万多支枪来武装部队。在这种基础上,我军以沈阳人民政府和沈阳卫戍区的名义着手恢复秩序,镇压汉奸,还向外去接收其他地区。这一下,苏联方面不同意了,说大城市只能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我军立即退出沈阳。我军当然不会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驻东北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受了周保中的建议,决定派人与中共中央直接对话。
1945年9月15日,一架事先未做任何通知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飞机场。从上面走下来的是当时的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和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还有一位翻译。中共中央接待了这位客人,由朱德总司令和苏军代表进行了谈话。贝鲁罗索夫只是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四点声明,其中心就是要我军退出苏军占领地区,待苏军退出东北之后,中国军人如何进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15日下午到晚上,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详细汇报。根据曾克林的汇报,和贝鲁罗索夫所转达的声明,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做出两项重要决定:
(一)立即成立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组成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
(二)从华北和华中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用原来的番号和身份,不让苏军发现,完全以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活动。
会议还决定,给马林诺夫斯基回一封信,表示我党将从苏军占领区如沈阳、长春、大连、平泉等地将军队撤出,但在热河、辽宁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根据地应当允许保留。
以上决定立即用电报告知了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立即回电表示同意。
为了抓紧时间,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陈云、伍修权等6人,在9月17日下午,也就是中央做出决定的第二天,就搭乘苏军代表返回沈阳的飞机直飞东北,开始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有件事情值得一提。由于东北局的领导干部到东北之后要和苏军的领导干部进行很多接触和谈判,而苏军的军官都是有军衔的,对军官都是以军衔相称。我军从来未实行过军衔制,所有的军队领导干部都没有军衔,这在同苏军的交往中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人深知苏联某些领导人瞧不起中国干部的作风,于是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由中共中央临时给去东北的几位领导干部授了军衔:彭真、陈云、叶季壮(按:我党长期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领导干部,到东北之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1949年后任国务院对外贸易部部长)三人授予中将军衔,伍修权授予少将军衔。他们几位在刚到东北与苏军方面谈判时就是以中将与少将的身份出现的。虽然他们的军衔在与苏军的初期谈判之后就不再用,但这却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
由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时出了故障,彭真等一行是在第二天到达沈阳的。这一天,正好是“九一八”事件14周年的纪念日。
四、全速开进
曾克林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本是不速之客,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东北局并立即前往沈阳这一决策也是根据突然发生的情况临时决定的,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中央书记处在延安的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送走了彭真一行之后,当天立即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有关情况,并正式提出了我党在全国战略部署中“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在当天就电复延安,表示完全同意有关决定。19日,毛泽东再次给延安发了电报,不仅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而且在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新四军主力北上江北和调10万部队到东北的基础上,对高级干部的安排作出决定:原新四军领导人陈毅、饶漱石去山东,主持山东工作;原山东解放区领导人罗荣桓和萧华去东北,和东北局一道工作;已经长期未上战场的林彪去热河,准备去东北。
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中共中央在9月19日立即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指示说:“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辽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为此,中央决定:“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新四军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
很明显,中央要山东部队的大部和新四军的一部急赴东北。
军令如山,各部队闻风而动,向东北全速开进。
山东解放区部队的主力,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部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为了开辟敌后根据地,于1938年9月,任命原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萧华在冀鲁边区的乐陵组建了东进支队准备进入山东,由萧华任司令员兼政委,许世友任副司令员。部队以一一五师的六八五团为主,加上一二九师的津浦支队,还有冀鲁边区的地方部队,共编为9个团。东进支队成立后,就开始向山东开进。
11月,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奉命率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五团、六八六团等部队挺进山东,从此,山东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不久之后成立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下,根据地和武装力量不断发展,1943年9月,成立了统一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时还任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师长一直由未到山东的林彪担任),萧华任山东军区和一一五师的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之下又设6个军区、20个军分区,成为我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
这个时候,我山东军区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罗荣桓的指挥下一支一支地出发,开向东北,用当时的话说,简直就是在“大搬家”。
山东部队去东北有的走海路,有的走陆路。打先锋的第一支队伍,是在9月2日被中央军委点名出征的由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
万毅,辽宁金县人,满族。1926年入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1930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8年,他以东北军旅长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任东北军新编一一一师师长。不久他带领该师的两个团在山东起义,被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并担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因为他是东北人,又是东北军科班出身,对东北是人熟地熟情况熟,所以中央军委在考虑去东北的主要干部时,第一批就点了他,山东军区去东北的开路先锋也选了他。他率部队从海路去了辽东半岛,东北挺进纵队在东北扩军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七纵,以后又整编为一纵、东北野战军五纵,都由他任司令员。
万毅打了前锋,其他各部陆续出发。从9月下旬到12月上旬,总共有萧华、吴克华、杨国夫、罗华生、梁兴初、罗舜初、田松等各率所部共6万多部队(包括了山东军区8个主力师中的6个)去了东北。而山东解放区则由新四军的二师、四师、七师和江南一纵由南向北开进接防。
新四军到东北的主要部队,是黄克诚率领的第三师。
这时的黄克诚是新四军主力之一第三师师长兼政委,他早在中央下达进军东北的命令之前,就从全局出发看清了东北的重要,曾于9月14日主动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派大部队去东北“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是我军高级将领主动向中央建议进军东北的第一人。所以当中央决定调动新四军的部队时,就点了他的将,让他率第三师开赴东北。于是他和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等就率领第三师的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万人,于9月28日从苏北淮阴出发,星夜兼程,赶往东北。从独立建制的部队来说,新四军第三师是到东北的最大一支队伍。
除了山东军区和新四军三师之外,从其他根据地抽调去东北的部队还有:
由刘转连、晏福生率领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三五九旅第一梯队已由王震率领南下,第二梯队已经整编为一个旅,原来也准备南下,现在改为进军东北),由黄永胜率领的教导二旅、一旅各一个团,由文年生率领的警备一旅。
由沙克率领的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第三十一团。
由邓克明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
这样,山东军区的6万多人加上新四军的3.5万人,一共10.7万人的我军主力部队,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最晚的在1945年的12月上旬,全部开进东北,分布在南起安东(今丹东),北至牡丹江的东北大地上。
在调动军队的同时,中央很清楚,为了发动群众,开辟和建设根据地,还需要大批干部。所以,中央先是派遣延安的干部,然后派遣其他根据地的干部。林枫和陶铸带去了第一批,李富春带去了第二批。按中央的要求,要在各地调派出100个团的干部架子。1945年11月1日,毛泽东在给彭真的电报中说:
十月底止已到东北之干部,计有:山东二千,林枫一千九百,晋察冀五百,太行、太岳六百,冀鲁豫三百五十,黄永胜一千五百,万毅八十,共计六千九百三十。张启龙、倪志亮、伍晋南等批还不在内,是否均已到达?
到1945年11月底,中央向东北调去的干部已有两万多人,其中包括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总数的三分之一),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如此规模地调动军队和干部,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既是空前的,迄今为止,也可谓是绝后的。
五、毛泽东点将林彪
东北解放战争我军的统帅是林彪。
抗战结束之后,林彪准备上前线,他要去的战场是山东,因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东,师长的职务还一直由政委罗荣桓兼任,中央决定他仍然去当一一五师师长和山东军区司令员。当时,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一大批高级将领都需要尽快赶回前方去。于是,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举动,要当时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即人们常称的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去向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做工作,借他们的飞机把一大批干部送到前方去,因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机场正停着一架道格拉斯运输机。经过叶剑英的努力,这一要求被美军观察组所接受。1945年8月25日,在延安的这架美军飞机便决定飞往我太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山西黎城县。当天搭乘这架飞机到前线去的我军领导人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陈赓、薄一波、滕代远、邓华、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余人,其中还有林彪和准备去当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萧劲光。由于必须与美军机组人员有所联系,可这些领导人中没一个人会说英语,所以黄华主动要求同机前往,担任翻译。一架普通运输机竟然运送了中共军队这样多的领导人,这在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可幸的是,飞机安全到达了黎城长凝镇的简易机场。林彪和萧劲光在从太行军区前往山东的途中,9月23日到达濮阳。这时突然得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他们二人改道北上,前往冀东,中央决定林彪出任新组建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林彪这时未带任何部队,立即改道北上,走了20多天,终于到了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玉田。当林彪和萧劲光还未到达玉田时,中央又连发了两封电报,要他们立即赶往沈阳,电报中把原因讲得很明白:
现美蒋军急于在营口、葫芦岛登陆,苏军恐难以拒绝,我军必须坚决抵抗,以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在此情形下,冀东战略地位已不如沈阳重要。望你们星夜赶去沈阳,指挥作战。
很明显,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林彪将出任东北战场的主帅。
当中央在最初决定东北局的人选时,东北还无仗可打,最急迫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所以东北局的五位成员中,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都是开辟和建设根据地、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高手,而伍修权则是党内长期负责和共产国际、苏联打交道,负责对外联络的专家,精通俄语。在这五位领导人中,还没有考虑军事统帅型的人物。但在9月17日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这个电报全面分析了东北局势和我党对东北工作的方针)中,已经有这样的话:“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的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也就是说,当时考虑了三位军事统帅人选:陈毅、林彪、徐向前。两天以后,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中,就已确定林彪去当司令员,而罗荣桓也去东北(原来中共中央要山东军区进军东北,是点名由萧华带队的)。很明显,为了准备打大仗,毛泽东决心将当年叱咤风云的老八路、一一五师的领导核心林彪和罗荣桓放到东北去指挥作战,而领兵统帅,则选定了林彪。
林彪赶到沈阳时,已是10月29日。中央要他担起东北部队的统帅,可是这支部队此时还没有名称。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在部署各路大军进东北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摩擦,规定一律不用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当时也来不及给各部队以恰当的名称,就这样进了东北。还是驻沈阳的苏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钦科上将提议,将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都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10月31日,也就是林彪到达沈阳后的第二天,东北局得到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命令,决定我军在东北的正式名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萧劲光为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萧劲光兼参谋长。两天后,又补充任命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在此之前,为了统一指挥东北的战事,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一个临时性的军事指挥机关,叫东北军区司令部,由程子华任司令员,彭真任政委,伍修权任参谋长。东北人民自治军组成后,这个临时指挥机关自行撤销)。
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再调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到东北局工作。为了开辟后方根据地,11月2日,中央根据东北局的意见,决定成立东北局北满(东北在当时又称满洲,北满、南满等是当时对东北一部分地区的习惯称呼)分局,以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其任务是控制北满,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民众,镇压反动,巩固后方。根据中央的精神,东北局决定建立北满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同时成立西满分局,由李富春任书记;成立西满军区,由吕正操任司令员。11月20日,中共中央为了改进对西满工作的领导,决定加强西满分局,由李富春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黄克诚为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军区司令员由林彪兼任,吕正操、李运昌为军区副司令员。
在11月的一个月之内,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陆续将整个东北划分成若干军区。先后成立的有:锦热军区、嫩江军区、吉林军区(又称东满军区)、北安军区、松江军区、三江军区(又称合江军区)、辽东军区、辽宁军区、辽北军区。其中,军事力量较强的是以下几个军区:
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政委白坚;辽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委郭述申;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员万毅,政委张启龙;北安军区,司令员叶长庚,政委王鹤寿;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卢牺牲后为聂鹤亭),政委张秀山。
11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总部由沈阳移到本溪。
这样,东北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和各级指挥机构大体就绪。
六、蒋介石点将杜聿明
我军在紧锣密鼓,全力开进。蒋介石也没有睡大觉。
蒋介石在日寇投降之后,当然也把向日军收复失地、接收敌伪财产作为首要任务。不过,他首先要保证的是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的政治、金融市场。由于交通系统已基本瘫痪,他在西南的军队向前方开进的速度很慢。为了保证我军和我各个解放区的利益,阻止国民党军前进,在各地通向解放区的铁路区段,我军组织了破路行动。所以国民党军要想开赴华北和东北,就相当困难。对于东北的重要,蒋介石也不是不懂,可是军队就是一时去不了。他要运兵去东北,只有用飞机空运,或通过海运。而这些手段既不可能很快就绪,又不可能形成很大的规模。所以,他就只有发挥他的优势,先搞合法的外交活动,因为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这种合法的外交活动,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利用已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尽可能地阻碍和遏制我进入东北的部队在东北的发展。
蒋介石还有一个麻烦,就是选不出一个适合去东北接管、主持全局的人才。这个人应当熟悉东北情况,在东北有号召力、有声望,能和苏联打交道,当然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对他蒋介石必须忠心耿耿,便于控制。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接管东北最合适的人选非名闻天下的东北少帅张学良莫属。张学良哪一条都属上乘,可就因为不符合最后这一条,蒋介石当然不予考虑。实在无奈,蒋介石选中了政学系的老牌政客熊式辉,再派出太子蒋经国一道,算是蒋介石心中较为放心的人选。同时他听了熊式辉的一个烂招,为了对付今后管理东北时可能出现的麻烦,免得有人今后可能在东北与他较劲,在他还未能全面管理东北时,就宣布把有名的东三省划为东九省,即由原来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划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另设哈尔滨和大连两个特别市。把东北来一个分而治之,既便于安排东北的各种地方势力当省主席和市长,笼络人心,又可让熊式辉便于控制,还可防止今后尾大不掉。所以,早在国民党政府还未能派出一个正式人员到东北的8月30日,也就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宣布了对熊式辉的任命。9月5日,熊式辉在重庆任命了东北九个省的省主席。
1945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东北行营(后来改名为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等人乘飞机到达沈阳。他们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根据,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会谈,要接收,要建立政权,要从大连港运兵,要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马林诺夫斯基让他们吃了软钉子,答复说,苏军占领区中一切日军所使用过的物资都是苏军的战利品,不存在什么接收;要建立政权,随便,可是大连港不准用,空运军队要由两国政府协商以后再定。总之,既不能接收物资,又无法让国民党军队进东北。没有军队,你建立什么政权?
想通过外交途径顺利进入东北的美梦破灭了,蒋介石只能用武力了。这一点,蒋介石是早已有所准备的。熊式辉虽然也有上将军衔,但是不能统兵作战,何况很可能要打大仗。那么,派谁去东北领军统帅呢?蒋介石早已做了准备,而且早已听取了熊式辉的意见,他决定派杜聿明。
杜聿明到沈阳后,与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会谈。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欢迎国民党政府派军队到东北接收政权,如果从海上来,可以在营口登陆。可是,当杜聿明会同美军到营口联络时,才发现营口的苏军已经离去,营口已被先到东北的八路军(是刚从海上到营口的我胶东军区吴克华部)接收。国民党要想从苏军手中和平接收东北已成泡影,要想进入东北,只有一条路,就是用武力从先期进入东北的共产党手中抢,在东北打内战。何况,杜聿明心中也很清楚,如果东北可以和平解决,熊式辉就行了;如果东北需要的是外交,蒋经国也行。蒋介石要他来东北,就是来打内战的。
11月5日,杜聿明到重庆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要求派出10个军在东北强行登陆。可是蒋介石不可能运10个军到东北,暂且给了他两个军,这就是已经由美军从海上运到秦皇岛的十三军(十三军是被最早运去参加东北内战的部队,他们的第一支部队是在9月30日在秦皇岛登陆的)和正在抢运的五十二军。蒋介石要他用这两个军从秦皇岛通过山海关,打进东北去。
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东北的内战,就此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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