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仗在山海关打响

    杜聿明在调兵，准备在山海关打响第一仗。我军也在调兵，也准备在山海关迎接第一仗。

    还在林彪到东北以前，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一到沈阳，就在一片忙碌中做了即将开战的准备，中央军委也在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早在10月4日，毛泽东就电告罗荣桓等：“战争中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10月16日，毛泽东又在给彭真的电报中指出：

    蒋军队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要求苏军推迟撤退，并拒绝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苏联方面同意给予支持（这也就是杜聿明与马林诺夫斯基谈不成的原因）。中央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催促林彪尽快到东北主持军事，指挥部队和敌人作战。

    林彪是10月29日到达沈阳的。他不可能有任何休息，必须立即赶赴锦州。因为，山海关马上就要打仗了。

    10月30日，国民党军的十三军在美军配合下开始向我守军进犯。11月4日，派人向我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我军退出山海关，被我军严词拒绝。第二天，十三军在军长石觉的指挥下，向我发起了全线进攻。

    这时，我军守卫山海关一线的，是由冀热辽最早入关的李运昌部。

    战斗打响后，杨国夫率他的第七师赶来增援。

    我军在山海关和国民党军初次交手后，国民党军退回了秦皇岛。11月15日，杜聿明亲自上阵督战，用十三军的三个师担任主攻，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作迂回，一下子压上来四个师。由于李运昌部是在进入东北之后才扩军组成的（从入关时的一万人在两个月中发展到十几万人），战斗力不强，在敌人火力下一冲就散，担子主要落在刚从山东过来，还未得到任何休整和补给的第七师7000人马身上。在敌人两个军的压力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了不被敌人包围，杨国夫于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敌军的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全部进入了山海关。紧接着，又向前占据了绥中。再向前，就是兴城了。

    林彪是在兴城见到杨国夫撤下来的部队的。他见该部极为疲惫，给养太差，很多战士连鞋子烂了都没有换的，是赤着脚在打仗行军（这种情况在当时到东北的部队中相当普遍。因为在出发前，很多部队都听到一种情况介绍，说东北到处都可以接收到日本人的各种物资，日本人的仓库可以由中国军队打开自取。为了进军的速度，各部队大多是轻装，未带补给品，有的部队甚至把枪都留了下来，徒手赶往东北。到了东北之后才知道，东北并不是处处都可以得到补给的）。林彪立即命令杨国夫部撤到后方休整。

    在仔细了解了部队情况和敌方情况之后，林彪认为目前我军尚不宜与敌人正面作战。原因很简单，各部队都是急速赶到东北，不仅人马困乏，水土不服（特别是南方人吃不惯东北的高粱米），而且是人生地不熟，很难从地方得到给养，各部之间的通信联络还无法进行（当时连林彪的电台都无法与各部联络，只得请军委从中转达）。为了不被敌人各个击破，林彪向军委上报了他的意见，暂停军委原来打算在锦州一带向入侵之敌进行反攻的部署。虽然这时黄克诚已率原新四军第三师星夜赶来，但由于无法与林彪联络，二人相距只有10公里却不知道。第三师是从河北玉田出发步行前来的，连日秋雨，部队疲劳已极，又无法得到给养，单是因病减员就有4000多人。所以黄克诚也给中央发报，报告了所遇到的困难，建议我军暂不参加主力作战，先行短期休整。

    中央根据东北的具体情况，同意了林彪和黄克诚的意见。解放军决定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两三百里的一片地区。

    在我军停止阻击的情况下，杜聿明连续占领了兴城、锦西、葫芦岛、锦州。但由于我军是主动撤退，故而部队未受什么损失。

    二、苏军的态度不再友好

    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丢失，表明在当前条件下让我军与敌人大打是不适宜的，东北局对下一步的战略必须认真考虑。而东北局考虑得更多的，还是苏联红军的态度。

    彭真、陈云等东北局的负责同志初到沈阳时，立即前往驻沈阳苏军的指挥部拜会。当时苏方的态度还比较友好，所以我军就在沈阳前张作霖的“大帅府”建立了东北局的办事机构，开展工作。最先进入东北的李运昌部也在沈阳住了下来，帮助这时只有领导干部却无工作人员的东北局做些工作。可是不到半个月，苏方见我们在东北迅速发展力量、扩充军队，这与他们原来早已确定的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的既定方针是冲突的，于是态度就有了变化，要我军撤出沈阳。我们做了让步，让李运昌部在10月6日撤出了沈阳，东北局机关才留了下来。三天之后，即10月9日，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接收先遣人员到达沈阳。10月12日，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等人也到了沈阳。当时，苏方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计划做了软抵制，应当说还是帮了我们忙的。

    可是，当我们和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一线开战以后，苏方的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变。11月10日，苏方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1月20日撤军，决定在撤出前五天让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大城市空降，由国民党政府对各大城市进行接收。我方与苏方进行了耐心交涉，不仅交涉无效，苏方还强行解散我们正在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

    这种变化不是出于驻东北的苏军，而是出于莫斯科的最高决策。苏联政府为了承诺过去与美、英政府所签订的《雅尔塔协议》，为了不得罪美、英政府，也为了维护国民党政府所许诺给苏联的在华利益，不愿意国共双方在东北开战，希望能把东北顺利地交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前一段时期，国共双方在东北还没有多少冲突，苏方对我们就比较客气。

    当山海关打起来之后，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东北行营于11月17日撤出了长春（熊式辉的东北行营刚到东北时未驻沈阳，而驻在长春），先是迁往山海关，以后至锦州，多数人则在北平待命（这也是国民党政府对东北的第一次“接收”的结束，但实际上是为了给苏联增加压力而打的外交牌）。苏方不愿为此事引起美、英的干涉，态度就更加强硬起来，决定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将中共在沈阳和长春的所有人员尽快驱逐。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由于当时毛泽东生病，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在电报中明确了对东北工作的新方针：“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从此，根据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东北局必须对全面工作进行新的部署：将东北局撤出沈阳，几位负责人中，彭真、罗荣桓、林枫带东北局机关去本溪；高岗、张闻天去北满，同已在北满分局的陈云一道工作；李富春、吕正操去抚顺主持东北局西满分局工作；陶铸、萧华到法库主持辽宁省委和辽宁省军区的工作。

    1945年11月25日，我东北局撤出沈阳。然后，我吉林省工委的周保中等人撤出长春，在农村中坚持开展工作；陈云领导的东北局北满分局撤出哈尔滨，在宾县建立根据地。此外，在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城市中的人员都退了出来。我党在东北的负责人只有李兆麟一人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名义留在哈尔滨。由于他过去在抗日战争中的崇高威望，暂时还可以在城市中活动。

    苏军对我军不友好的最典型事件，也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最令人痛心的严重事件之一，就是卢冬生的遇害。虽然这是苏军中个别人所为，但是不能不记。卢冬生，湖南湘潭人，1925年参加北伐军唐生智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入党。1928年随周逸群、贺龙从上海到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从工农红军的连长一直升任师长。红军二、六军团长征时，他所率领的红二军团第四师是全军前卫。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先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以后到苏联治病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1942年到远东的国际八十八旅工作，1945年随苏联红军一道打进东北，担任了松江军区司令员。1945年12月14日，他在哈尔滨街头制止苏军士兵违法行为时，竟遭枪击，遇害时年仅37岁。

    在苏军的支持下，国民党政府立即对东北进行了全面接收。就在12月中，熊式辉又率东北行营回到长春，并从北平空运第二保安总队到长春；他任命的辽宁省主席徐箴在锦州成立了省政府；长春市长赵君迈接收了长春市政；沈阳市长董文琦接收了沈阳市政；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

    三、困难关头

    这段时期，是我党在东北最困难的时期。

    由于日本在东北长期的残酷统治，我党原来在东北的组织基本上都被破坏，现在必须从头开始，而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速成的。没有党组织，没有自己的政权，也就很难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我们又在短期内以最迅速的速度开进了10万部队，这就使进入东北的部队失去了依托，正如黄克诚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所说：“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和9月曾克林在延安向政治局的汇报有很大关系。多年来，我党中央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对日寇投降、苏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曾克林是当时第一个从东北来的我党干部，他的汇报当然会对中央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苏军刚到东北的具体历史背景，由于曾克林是第一个从解放区进入沈阳的我党干部（他是和苏军一道直接从山海关坐火车去的沈阳，对基层情况根本未能见到），是东北人民在经受了14年的殖民统治后见到的第一个从内地去的军官，又有苏军的支持，所以，他受到了沈阳群众的热烈欢迎，所带去的不多的部队迅速扩编（他只带了四个连的军队进沈阳，一个星期就扩为4000人，还收编了1万多人的保安队），他顺利地当上了沈阳卫戍司令，很方便地接收了武器物资。在这种极度兴奋之中，曾克林又与苏军代表一道坐飞机直飞延安，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情况，可以说是兴奋加兴奋。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氛围之中，曾克林在向中央汇报时，就把他所见到的好事说得多了点，说得过了头，诸如处处都堆积着物资、武器，不买票就可以坐火车自由进入东北，扩军十分容易，去人就可以当卫戍司令、当市长。他完全没有说假话，但也的确是在以点代面。由于我党本来早就打算尽快控制东北，既然现在出现了权力真空，人民又是如此欢迎，武器和物资又是如此充足，当然应当抓紧时机，全速开进。所以中央做出了让十万大军轻装前进，尽快占领东北的决定。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苏军即将撤走（原定是进入东北3个月之后，即1945年年底撤完，后来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两次延期，最后在1946年4月才完全撤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国民党政府将接收东北，国民党军队即将大量开进，我军在山海关一线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我方人员又一下子从各大城市撤出。这种种消息在东北城乡传开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混乱现象，如我们新收编或扩军的队伍纷纷哗变或解散，国民党地下人员伙同伪满人员四处活动，各种国民党招牌旗号的队伍、单位、机构四处出现，不法分子趁机抢劫，一些汉奸特务杀害我基层干部，甚至连李兆麟将军也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陈云、高岗等都曾多次遇险。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土匪武装不断增多，横行乡野，甚至攻入佳木斯枪杀了中共的副市长。

    此时林彪与黄克诚都在锦州以东的农村中，防备杜聿明东进。杜聿明并无大的动作，可是东北的严寒给没有冬衣的部队带来了难以抵御的困难。他们将部队的实际情况向东北局和中央做了报告，认为必须把部队放到乡下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肃清土匪、整训补充，目前不能与敌人主力作战。东北局的彭真、罗荣桓原来曾准备夺回沈阳和长春，后来也放弃了这种想法。北满的陈云也认为目前不存在夺取大城市的可能性，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根据地建设上。

    中共中央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由还在病休中的毛泽东在12月28日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我东北地区的工作全面转入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

    这仍然是一场斗争，不亚于作战的艰苦，也不亚于作战的重要。正是通过这一场斗争，使我党在东北转危为安，站稳了脚跟，而且很快走上了胜利之途。

    四、建立根据地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根据中央关于“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的指示，为了便于“分散安家”，也为了对各部队进关以来编制、番号较为混乱的局面加以整编，东北局首先将部队做了重新编制。

    1946年1月4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总司令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第一参谋长萧劲光（兼），第二参谋长伍修权，政治部主任陈正人，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政委杨至诚。这时候，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已有27万人。为了作战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分设前方总部（简称前总）和后方总部（简称后总），这时后总设于本溪，前总则随林彪赴辽西前线。

    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之下，成立四大军区：

    北满军区（也称吉黑军区）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参谋长李天佑。北满军区之下又设五个军区，即合江、牡丹江、松江、嫩江、龙江军区。军区直属部队是第七师（由山东来的第七、八两师和冀热辽来的第十九旅合编），师长杨国夫，政委刘其人。

    西满军区（也称辽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黄克诚（不久改任司令员）。西满军区之下又设两个军区，即辽西、嫩南军区。军区直属部队是第三师（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兼），副师长刘震、洪学智。

    南满军区（也称辽东军区）司令程世才，政委萧华、江华，副司令员罗舜初、曾克林，副政委莫文骅、唐凯，参谋长罗舜初（兼）。南满军区之下又设安东军区。军区直属部队是三纵和四纵，三纵（以山东来的第三师和另外三个旅组成）司令员程世才（兼），政委罗舜初（兼）；四纵（由山东来的第六师和第五师组成，初期称为二纵和三纵，不久合编为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应，副司令员胡奇才、韩先楚。

    东满军区（也称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副司令员陈光，副政委张启龙，参谋长陈光（兼）。东满军区之下又设三个军区，即通化、吉东、辽北军区。军区直属部队是七纵和吉黑纵队，七纵（由山东来的东北挺进纵队改编）司令员万毅，政委周赤萍；吉黑纵队司令员曹里怀，政委郭峰。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部队是由山东过来的梁兴初任司令员、梁必业任政委的第一师，是林彪很熟悉的当年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部队。此外总部之下还有贾陶任旅长的炮兵旅、三个军事学校（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

    各部队在东北局各分局和各军区的安排下，都避开了与敌人的正面作战，分散到乡村去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惩办汉奸，开展清算斗争（清算汉奸和伪军的罪行，收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减租减息，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和民兵。

    在清算斗争的基础上，各地逐步开始分配开拓地和满拓地（即日本拓务省和伪满拓政司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所夺占的土地，这在东北农村数量不少，很多县都在三分之一以上，最高的在80％左右）给农民。1946年3月20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决定“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产，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于是东北全境开展了分田运动。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不久，东北局“七七决议”传达到整个东北，凡是我党控制的地区都掀起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截至1947年2月，东北地区（南满除外）共有400万农民分得土地3160万亩，平均每个农民分得8亩左右。

    东北局在不断总结各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不断把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深入。1947年秋天，彭真专门回西柏坡村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将《中国土地法大纲》带回东北，进一步检查了各地在土地改革中的不良倾向，纠正了一些地方出现的“左”

    倾错误，并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生产运动。东北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一直到1948年春天基本结束，所有贫苦农民人均都分到了7～12亩土地（当时东北还处在地广人稀的时期，老百姓还习惯于广种薄收，有的地方还是轮作式的耕作，所以占有的土地都比较多），每40～70亩土地有一头耕地的牲畜。东北农村这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后来陈云同志所说：

    由于东北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那么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

    剿匪是东北农村中另一个重要任务。东北历来就以土匪多而名闻全国，过去的土匪是以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胡子”为主，现在的土匪则是以国民党派遣人员联系的伪满军警、地主恶霸和胡子合流的政治土匪为主。据统计，当时东北的土匪分为16个系统，都属于政治土匪，其中有国民党以各种名义所委任的正副“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他们趁日军投降、苏军只在大城市、我军初到东北不熟悉环境的机会，大肆发展，为所欲为，不仅杀害我军和我党干部，竟连一个整排的苏军也敢杀害。我东北局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我党新委任的合江军区司令方强于1945年12月在苏军的护送下，乘汽车从牡丹江到佳木斯途中，就曾被土匪伏击，差点牺牲。

    我东北部队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投入剿匪，用追剿、堵剿、驻剿相结合的办法穷追猛打，力求斩草除根。1946年6月，东北局又专门下达了《剿匪工作指示》，进行了新的部署，全东北的剿匪工作由民主联军总部统一指挥进行，重点是在北满。著名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活捉“座山雕”的事迹，就是在北满发生的。

    从1945年底开始，一直到1947年春，我军与各路土匪作战1300多次，共歼灭匪徒7.9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5万多支，使我军在东北农村中解除了后顾之忧。

    五、东北局改组和《七七决议》

    在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的东北势态中，还有两件大事，就是东北局的改组和《七七决议》。

    自从我10万大军进东北以来，处境一直比较困难，面对着国民党军队不断进入东北，苏军退出后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各地的接收，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东北势态的发展。中央在与东北各位领导干部的电报往来中，感到东北领导干部内部意见不够统一，权威性不强，这对迅速改变东北面貌、准备和国民党军队打大仗的设想是不利的。中共中央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了调整东北领导干部的重要决定。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如下决定：

    东北局：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一直执行到东北解放战争结束，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一直是如此，期间未再有变动。

    这个时候，东北局刚从长春搬到哈尔滨（东北局机关撤出沈阳之后，先在本溪，后到抚顺，再到长春，5月21日才迁到哈尔滨），而林彪还在前线部队中。得到中共中央指示后，东北局委托高岗和谭政到黑龙江南部的五常县，把林彪接回哈尔滨。从此，林彪全面主持了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东北局在7月初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这是我军进东北以来领导干部到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东北地区的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云泽（乌兰夫）、萧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由陈云起草，反复讨论，并报中央由毛泽东修改，最后形成了《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因为是在7月7日的会上通过的，所以又简称为《七七决议》。决议明确了必须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必须承认目前自己的弱点，必须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决议强调，能否真正把农民发动起来，是我党在东北成败的关键。因此，凡是可能下乡的共产党员，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统统都应当到农村去。

    罗荣桓曾就《七七决议》说过这样的话：“这一决定对东北有很大意义，也可以说是转变的关键。”

    根据《七七决议》的要求，大量的工作队下到了农村。据统计，当时东北共有12万名干部下农村，包括从张闻天这样的老革命到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这样就在东北掀起了一个深刻的农村革命新高潮，前面所介绍的土改、剿匪等热潮，就是在这种方针之下逐步形成的。

    在东北局扩大会议前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东北所有部队的编制陆续作了一些调整。调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去年10万大军进东北时，各部队都还使用原来的番号，对于统一指挥不大方便。一年来根据形势不断变化而建立的若干军区，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也出现了不少差距。统一调整并重新编制之后的东北民主联军系列如下：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

    副总司令周保中、吕正操、萧劲光。

    副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

    第一参谋长萧劲光（兼）。

    第二参谋长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谭政。

    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后勤部部长叶季壮。

    后勤部政委杨至诚。

    总部直辖四个军区（原北满军区撤销）：

    松江军区司令员李天佑，政委张秀山。

    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政委洛甫（张闻天）。

    牡丹江军区（不久并入合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政委李大章。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司令员阿思根，政委哈丰何。

    整个东北地区除原北满地区由东北局直接领导外，在东北各地设立以下三个军区：

    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洪学智。西满军区下辖三个军区：

    嫩江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刘锡五。

    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政委王鹤寿。

    辽东（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副司令员吴克华、曾克林，副政委江华、莫文骅。辽东军区下辖两个军区：

    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政委白坚。

    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政委林一山。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副司令员陈光、副政委张启龙。

    东北民主联军所属部队编制如下：

    一纵司令员万毅，副司令员李作鹏、梁兴初，副政委周赤萍。

    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

    三纵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

    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应。

    六纵司令员陈光、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杨国夫、副政委刘其人。

    炮兵司令部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

    骑兵司令部司令员贺晋年，政委张荣。

    护路军司令员苏进，副司令员王光文。

    此外，在北满还有七个独立师，南满还有三个独立师。在总部之下还有军政大学、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航空学校。

    1946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军区的热辽纵队和冀东纵队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朱其文；冀东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楚离（194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决定，将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冀察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由程子华任代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陈奇涵、黄永胜任副司令员，黄火青任副政委。其下又辖三个军区：热河军区、冀东军区、冀热察军区）。

    据1946年10月整编之后的统计，东北民主联军总人数为32.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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