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共和谈时东北在“大打”

    这一时期，我东北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和部队整训。仗打得不多，其原因在于，这时国共两党正在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也正在谈判。所以整个东北战局是谈谈打打，时打时停。从全国来看，以东北打得最凶，时人称之为“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1945年8月30日，我冀热辽部队攻打山海关，打响了解放东北的第一枪。就在这之前两天，即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重庆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了43天。这期间，我10万大军正在日夜兼程地从内地赶往东北。

    1945年12月16日，在美国政府的促进下，国共两党决定再次举行会谈。这一天，周恩来率代表团到重庆。1946年1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成立了国、共和美国三方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根据停战协定，从13日午夜起，必须停止国内一切军事行动。同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停战通告。这期间，杜聿明正在向热河进攻，占领阜新，切断了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按三方达成的停战协议，全国应在13日实现停火。1月12日，中央为了执行停战协议，命令东北的林彪和黄克诚停止一切进攻。可是，国民党并未遵守停战协议，不仅侵占了原为我军驻守的营口，还赶在停火之前于1月上旬连续攻占了朝阳、柏寿、凌源。就在13日这天，攻占了平泉，然后就在战场上高舞白旗，高呼停火。我军忍无可忍，1月14日我军吴克华部以两个团的兵力发起猛烈攻击，从国民党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手中夺回了营口。在此前两天，黄克诚部还攻占了辽西重镇通辽。

    鉴于东北地区这一时期形势的发展，鉴于蒋介石根本就未认真履行停战协定中两党关于东北问题的四项默契（主要是我方同意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所有调动都必须报告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所以在1月13日中共中央又特地给东北局发了指示，凡是国民党军对我的一切进攻都应给予坚决回击。林彪这时一直认为停火协议是敌人搞的阴谋，他在向中央报告他的看法的同时，于1月15日连续下达了两道命令，命令说：“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林彪所以要如此动作，是因为这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正在大举向东北增兵。美国第七舰队在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下，将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源源不断地运往秦皇岛和葫芦岛登陆。国民党军队甚至在苏军的同意之下，于1月15日到达了沈阳，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大片地区。而这时（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重庆开会。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是东北才有，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派出的执行小组在各地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因为内战并未能停下来。国共双方都在抓紧机会，力争主动。

    为了打击敌人的不断进攻，坚持自卫，以斗争去争取和平；为了保卫已取得的成果，得到群众的信任；也为了鼓舞战士的信心，东北局决定在认真准备而又有理有利的条件下，给敌人一点教训，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打这一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军即将退出东北，国民党军队必然要趁此机会大举向我进攻，侵占更多的地域，我们不给予反击是不行的。针对东北的局势，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局和林彪：“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进攻，在友方（按：指苏军）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的有理条件下，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这一仗，就是林彪到东北后打的第一仗——秀水河子之战。

    杜聿明为了打通北宁线（即从北平至沈阳的铁路），在1946年2月9日，集中了4个美式装备师，由新民一线分三路向东“扫荡”，北线指向法库，南线指向辽中，叫嚣“要扫除铁路沿线的共军”。

    林彪的指挥部设在法库，他让梁兴初的一师和彭明治的七旅做好准备。

    2月11日，北路敌军的十三军八十九师两个团到了位于法库与新民之间的秀水河子，与其后面的主力拉开了一天的日程。林彪命令梁兴初率一师、彭明治率七旅同时出动，再加上保安一旅的一个团，在12日迅速包围了秀水河子。我方兵力以四个团围攻，三个团打援。敌人见到自己被围，立即组织突围，被我压了回去，只有固守待援。13日夜我军发起强攻，第二天清晨结束战斗，全歼被包围的4个营，并打退了敌五十二军第二师的援军，总共消灭敌人16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两百多辆汽车。

    秀水河子之战是我军在东北的第一个胜仗。不过稍后我军又打了一个不该败的败仗。

    就在北路敌军在秀水河子被歼的同时，南路敌军新六军的第六十六团加上一个师部教导营共3000多人也在11日到了辽河南岸的沙岭。我军用来对付这支敌军的是吴克华的四纵。新六军是远征过印度和缅甸的国民党军队中的老部队，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战斗力相当强，不仅全部美式武器，还有我军从未见过的烟幕弹等新式玩意。在沙岭驻扎之后，敌军赶修了工事，布了铁丝网。我军对新六军不摸底，有些轻敌。

    所以，从16日开始进攻，打了两天也未拿下，歼敌只有400多人，自己伤亡已超过2000人，只好撤了下来。战后在进行总结时，林彪指出了两点：一是未组织好精锐兵力，二是轻敌。沙岭之败，给我军指挥员敲响了一次警钟。

    秀水河子和沙岭之战，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大家明白：和谈算和谈，打仗算打仗。不管重庆方面的和谈进程如何，还是要认真准备打仗。

    这时，国共和谈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的军调处首席代表张治中于1946年3月4日访问延安，和毛泽东当面讨论了东北的停战问题。3月27日，军事调停处三方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东北的和平共处似乎又有了一线希望。可是，在马歇尔要求尽快派军调执行小组去东北时，却遭到蒋介石的多方拒绝。

    蒋介石一方面在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向东北星夜运兵。蒋介石心中也很明白东北的重要，把他的进攻矛头指向了东北。就在这年的三四月间，将包括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的新一军、新六军两大主力在内的6个军运到了东北，总兵力为31万人。

    中共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看到了蒋介石假谈真打的本来面目，看到了东北问题的严重性。正如周恩来所说：“停战令的症结在东北”，东北问题是“斗争焦点”。3月上旬，周恩来几次找马歇尔讨论东北问题，均因蒋介石坚持要全面接收，坚持要我军退出的顽固态度而无法谈下去。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蒋介石立即部署东北的进攻。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指出在中央通过谈判和交涉来尽力争取停战的同时，东北局要积极做好粉碎蒋军进攻的准备。同时，中央决定不再向东北增派军队和干部，今后东北的工作与作战，都应当依靠现有的力量。3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连续给东北局发出指示，指出在东北可能出现的停战之前，在不久苏军撤退之时，国民党军队都会拼命进攻，抢占地盘，我军则必须不惜牺牲来保卫战略要地。所以，要准备大打。

    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做了若干准备，将原来划分的10个军区先后合为4个，即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四大军区，新老部队合编，此时全区总兵力为31万人。1946年3月26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林彪也带着指挥机关从抚顺到了四平，因为这时的四平显得特别重要，中央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打歼灭战，如果有必要，则应当“决心死守四平”。

    二、一战四平

    打开地图一看就可知道，在东北平原上，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三大城市是摆在从西南到东北的一根几乎笔直的斜线上，四平正好处在沈阳和长春之间，又在南北与东西的铁路交会点上，其战略位置的重要一目了然。

    在几度延期之后，苏军在1946年三四月份真正要撤离东北了，正式宣布将在4月6日至29日撤离完成。蒋介石要他的军队利用这一机会尽快占领东北。在苏军的协助下，国民党政府虽然派行政机关接收了各大城市，但是除了沈阳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苏军在3月13日撤出沈阳，当天国民党部队开进沈阳；4月5日，国民党的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机关移驻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北部城市都只是行政上的接收，因为国民党在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军队，临时收编的一点部队连维持治安都不够，全靠苏军在支持。如果苏军一撤，这些城市必然会落入在附近的我东北民主联军手中，蒋介石还得一个一个城市来攻占。所以蒋介石打算尽可能在苏军全部撤离之前，用军队真正占领这些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他的方案是：分兵南北两路向我发起进攻，以新一军、七十一军向沈阳以北进攻，预期4月2日攻占四平，再向北发展；以新六军、五十二军向沈阳以南地区进攻，扫平辽南，然后再集中兵力向北。

    这时，蒋介石已经通过空运和海运向东北运来了7个军，只可惜这些军队大多数都在南满，要等火车，等汽车。而我军早已在各地都有分布，行动起来轻捷快速，在抢时间占领城市方面比国民党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

    3月13日，苏军撤离四平。3月17日，黄克诚的第三师第十旅在七纵的配合下攻占四平，缴了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瀚东4000多名保安队员的械。战后，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决定，由保安第一旅机关组成四平卫戍司令部，辖该师第一团和七纵第五十六团共6000余人防守四平，同时调集联军主力于四平外围进行运动防御，寻机歼敌。

    稍后，随着苏军的撤退，在本溪、四平方面进行激战的同时，我北满部队从4月15日到28日陆续从国民党委派的行政官员手中解放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三座大城市。解放长春由七师担任主攻，共投入了2万兵力，歼敌1.8万人；解放哈尔滨由三五九旅担任主攻，歼敌5000余人（哈尔滨城内原来没有国民党的军队，但当苏军撤出时，窜入了大批土匪武装）；解放齐齐哈尔也是以七师为主力，歼敌3000余人。

    情况十分明显，四平以北的地区大部都已被我占领，国民党军队要想由南向北发展，不通过四平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我军刚占领的战略要地不可能拱手送出，国民党方面要向北发展又非攻占四平不可。

    四平之战，就这样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双方指挥员的沙盘上。

    林彪亲自去了四平。杜聿明呢？他不在东北，他在秀水河子战斗之后就去北平治病。他患的是肾结石，就在黄克诚攻占四平的前一天，才在北平中和医院中开刀割去了一个左肾，这时还躺在病房里。当在向蒋介石请病假之时，他就做好了找一个可靠的助手来代行指挥的准备。他向蒋介石保荐了郑洞国。

    由于杜聿明的关系，郑洞国于1946年3月初到达锦州，担任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行长官职权。由于他刚到东北，而熊式辉无论是从官阶还是从资历，都比他要高，所以郑洞国未马上接手军事指挥，还是让这时也在锦州的熊式辉在负责。

    国民党军队要向北进攻，首先得解决沈阳地区的后顾之忧，因为我军在这个地区还有不少兵力。而我军则有意要将沈阳地区的敌军拖住，不让其北上四平，以便配合四平的战事。这样，南路的战事就先打起来。熊式辉和郑洞国利用在兵力上的强大优势，从3月18日开始，短期之内，新六军陆续侵占了辽阳、鞍山，五十二军侵占了抚顺，七十一军和九十四军侵占了海城、营口。我军以不争一城一地得失的原则出发，这些城市都是主动撤离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什么损失。4月1日开始，新六军的十四师和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两次进攻本溪均被我击退，敌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和敌二十五师师长刘世懋被我击毙。两次本溪保卫战，我军歼敌5800余人。

    4月18日，杜聿明出院回到沈阳，决定在本溪与我军做一番较量。

    因为他了解到，我军当时在本溪地区有10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共有10万多人。在他回沈阳之前，国民党军二十五师和十四师向本溪进攻两次的失败，说明了本溪守军的力量之强大。如果不解决这一支强大的力量，沈阳地区就不可能控制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杜聿明调动了七十一军和新六军，加上原来的五十二军，共5个师8万多人，于4月28日分三路向我发起进攻。我辽东军区的三纵、四纵和保安三旅在萧华的指挥下对敌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之后，5月3日撤出本溪。本溪保卫战虽然未能保住本溪，但达到了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把将近两个军的敌军拖在了沈阳地区，消灭了敌军1.1万人，这对于北边的四平战役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熊式辉对四平的进攻是从4月上旬开始的，所投入的主力是新一军1和七十一军。本来，蒋介石要求他必须在4月2日以前占领四平。由于我军在本溪等地拖住了敌人，所以四平的战事是在本溪战事结束之后才开始，这段时间，使得在四平的原山东一师、二师、七师，原华中三师，万毅的七纵和原三五九旅等部队得以修筑了不少工事。

    从4月8日开始，我军先在四平以南、昌图以北地区对来犯之敌实施运动防御，节节抵抗，已经歼敌5000余人，敌八十七师基本上被我全歼，直到4月17日，新一军才进到四平近郊。4月18日，敌新一军由郑洞国指挥（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当时在英国接受授勋，不在部队），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四平外围阵地发起正面进攻，敌七十一军则企图从西边迂回至四平与长春之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我七纵、三师、七师、保安一旅等部在百里防线上和敌人展开了激烈争夺战，一直打到26日，战况呈对峙状态。郑洞国下令暂行停止进攻，向杜聿明要求增加兵力。

    对于我东北部队来说，能够在阵地战中击退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的进攻，这还是第一次。当捷报上报中央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在27日的回电中说：

    （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嘉奖。（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按：四平又称为四平街。

    马德里为西班牙首都，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西班牙人民阵线曾在此进行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得到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声援和支持）。

    这不是一般的鼓舞士气，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大局考虑在内。这时正是国共两党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时期，而东北正是谈判的重点地区。3月27日，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三人小组正式签订了一个《调处东北停战协议》，能否执行，尚不确定。如果我们能守住四平，也就守住了长春，就有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实力。假若能够执行停战协议，东北就会成为我占领长春、哈尔滨，国民党政府占领沈阳的南北分治局面。而我军如果守不住四平，让对方直上北满，长春也就很难守住，这将置我方在谈判中于极为不利的境地，蒋介石就决不会与我方停战谈和，我们在东北就更加被动。正是出于这种大局上的考虑，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上不止一次用了“死守四平”这样的提法。

    可是，林彪并不乐观。在第一线的他很清楚：前一段时间的战斗，暴露出了我军不适应这种阵地战的很多毛病，如火力的配备、对付火箭筒和坦克的办法、工事的修筑等，缺陷很多。还有一个致命问题是弹药的供应。长期的阵地战对弹药消耗很大，我们到东北后从日军仓库中取得的那点弹药快用光了，自己的兵工厂还未建起来，如果把新调过来的部队都拉上去，把弹药打光，以后怎么办？为了补充四平前线的弹药，罗荣桓出面请苏联方面帮忙，从海路经朝鲜调拨了八列火车的弹药和药品，谁知在梅河口火车站被国民党空军炸掉了。

    南满的敌军在攻占本溪后，廖耀湘的新六军等部被杜聿明调到四平前线，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从国外回到了军中，加上陈明仁的七十一军，国民党军队的三支主力军一齐压向四平。

    新一军和新六军同属于国民党军队中的五大主力之一，而且是一对孪生的难兄难弟。新一军1943年1月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任军长是郑洞国，下面两个师长是孙立人和廖耀湘。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军。这支部队在印度兰姆伽成立后接受了严格的美式训练，又增加了大批青年学生。这两支部队遂成为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支柱。这时，同时向四平展开了进攻。

    由于敌军三个主力军一齐向我压了上来，而且其中有两个国民党军队的王牌军，战斗力很强，我军的防线不得不拉长，两翼长达100多公里，形势对我明显不利。林彪曾将守四平的各种困难如实向中央报告，黄克诚更是明确向中央建议放弃四平和长春，用以保存实力，以求再战。但中央从全局出发，仍要求林彪在四平死守，因为从全局来说，“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

    当杜聿明把他在东北的主力基本上都集中到四平之后，从5月14日开始以10个师的兵力再度向我军发起了进攻。这时双方的对阵形势是：

    黄克诚的三师和梁兴初的一师对付西边的敌七十一军，新从南满调来增援的程世才的三纵和三五九旅对付东边的新六军，杨国夫的七师和彭明治的七旅对付正面的新一军，万毅的一纵增援制高点塔子山。15日，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激战。在三道林子北山阵地上，新一军在飞机、重炮的支持下向我军进攻，北山阵地高不过20米，宽不到100米，可是平均每分钟都要承受100多发重炮炮弹和几十枚重磅炸弹的狂轰滥炸，整个阵地完全成了一片火海和血山。新六军用部分兵力和我作战，同时用600辆大卡车运送部队绕路向前冲，再用飞机掩护，突破了我三纵的防线，然后会同新一军猛攻四平的制高点塔子山。我守塔子山的七纵和火速增援七纵的三师十旅的指战员打到18日，伤亡殆尽，塔子山终于失守。塔子山一失守，四平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更重要的是，我军有被敌人切断后路的危险。林彪在无法等待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下令全军撤出四平。19日，敌军进入四平。

    四平之战，是我军进入东北后打的第一次大仗，我军共投入了8万人马，结果并未保住四平，虽然消灭了敌人1万多人，但是自己的主力部队伤亡达8000人以上，有的师、旅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这一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滞了敌人的北进，在当时，对巩固北满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电报中说：

    “四平我军坚守1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对于这个大仗在当时该不该打，如果要打又应当如何打，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我军的高级领导人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当时东北局的结论认为：“防御战不是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宜采取大规模的防御战。四平保卫战是由于对时局估计的错误而形成的，以为守住了四平就能获得和平。这种作战按当时一般条件是不甚适宜的。”几十年之后，亲身参加了这一战役的韩先楚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认为的：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城市防御战，是我军进入东北后，领导层对和战问题看法不一、掌握不定的集中反映。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地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不过，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暂时的沉寂

    四平失守之后，毛泽东命令林彪：“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现时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大平原上的长春不利防守，也不是不知道我军已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这种考虑仍是从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个大局出发的。

    就在四平之战之前不久的4月下旬，苏军已完全撤回苏联，东北的接收问题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国共双方如何划分在东北所占地域的问题，双方如果再打，当然就是纯粹的内战。周恩来多次向马歇尔和蒋介石谈判东北的停火问题。这时中原并未怎么打，马歇尔还想暂时把内战控制下来，所以也劝蒋介石停火。他甚至表示，如果再不停火，他就退出调处回美国。这时，中国民主同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共产党的军队退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入长春，在这种情况下再行谈判全面停火。可是蒋介石非但不停火，反而在四平大打一仗。这时，毛泽东估计在我方和美方的压力下，停火有一定可能。如果我们能守住长春，就可能在停火时多占有一片地区，就可以在谈判中用退出长春来交换其他条件。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杜聿明在攻下四平之后，就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直指长春。杜聿明的考虑是，一则共产党发动群众、扩充队伍的速度很快，如果不很快攻占长春，东北民主联军很快就会有强大的兵力来守卫长春；二则东北最大的水电站小丰满电站就在长春附近，如不控制在手，整个东北包括沈阳在内用电就无法保证。本来这时蒋介石是没有命令杜聿明立即进攻长春的，在沈阳督促战事的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白崇禧也认为打长春把握不大，但杜聿明认为有把握，从而说服了白崇禧，这才指挥着军队向北推进。是不是完全有把握，杜聿明心中并不是真正有底。可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我军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出现的最严重的一次叛徒事件，即王继芳的叛变。

    王继芳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时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科长。5月19日，当我军撤出四平之际，他叛变革命，当了叛徒。

    由于他原来所担任的重要职务，了解我军大量的机密，故而他的叛变给我军的行动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王继芳叛变后进了军统特务系统，四川解放后在重庆被捕，被送到当时第四野战军总部所在地武汉市枪毙）。

    杜聿明从王继芳那里得知了我军各部减员的情况和已经决定向北撤的部署之后，下定了向北进攻的决心，命令新六军等部以汽车坦克急速向长春一线推进，并宣布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赏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这时我军主力都已投入到四平之战，长春的兵力不多。在四平之战后，我军主力消耗很大，有的部队在激战中已经分散，在向长春转移时，天上有敌军飞机的轰炸，地上有敌军机械化部队不时的攻击，速度不可能快。长春周围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兵力少了是无法守住的。

    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东北局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无价值的牺牲，做出了退出长春的决定。

    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杜聿明本想继续向北进攻拿下哈尔滨，但他却在松花江南岸停了下来，让我军得以沿松花江为界暂获休整。杜聿明所以会停下来，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蒋介石为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就在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那一天，他偕同夫人宋美龄，在白崇禧等大员的陪同下，飞到沈阳视察，30日又飞往长春视察。他一来，大小头目都得陪同或等候召唤，各路军事行动只得一概停止。

    第二，为了缓解北满方面的压力，中央军委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我南满地区部队在本溪地区寻机歼敌。我辽东军区部队在萧华的指挥下从5月15日开始行动，发起了鞍海战役。5月22日，我四纵收复鞍山。

    在我方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海城守军在潘朔端师长带领下于5月30日宣布起义。6月3日，我军又攻占了大石桥。整个鞍海战役共歼敌3300余人，争取起义2700余人。特别是潘朔端的起义是东北第一次整师起义，也是东北战场上我军第一次吃掉一个整师的战例，对东北战场战局影响很大。

    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长春，控制了大半个东北。所以，蒋介石于6月3日飞返南京之后第三天，在和马歇尔商议之后，宣布停战15天，以便在下一步的谈判中取得主动，在全国人民面前捞取政治资本。

    同时也是为了休整部队，准备更大的进攻。

    停战期间，国共代表又进行和谈。种种情况表明，和谈进入了关键时期。如果这次和谈破裂，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很可能彻底破裂，内战将全面拉开。6月18日，蒋介石通过马歇尔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东北整军及中共军队在关内外划地驻留之方案》，他要占领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大部分地区，我党只能在佳木斯和齐齐哈尔地区活动。我党当然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不能和平解决问题，就得准备大打。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准备大打的指示。6月22日，又给东北局专门发出了类似的指示。6月24日，林彪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长电，报告东北如果要大打将会遇到的困难，认为“目前能争取和平为有利”，为此，可以“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6月25日，中央给林彪本人发出了“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全国大打”，“全靠自力更生”的指示。

    中央的估计是正确的。6月26日，蒋介石就开始全面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2日，周恩来和蒋介石进行会谈，毫无结果。

    国共两党进行了大半年的和平谈判从此停止，此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正式会谈。虽然周恩来仍在国统区与各界人士进行联络，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还与美方多次讨论过停战问题，但国共和谈实际上已经彻底破裂（周恩来等在11月19日返回延安，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叶剑英等人则一直到1947年2月21日才回到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

    全面内战开始后，从全国来看，由原来的“关外大打，关内小打”，变为“关外小打，关内大打”，因为蒋介石把内战的重点放在中原、陕北和山东。东北地区大致保持了以松花江为界的对峙局面。由此，我东北局把主要力量放到了根据地建设上来。

    四、战南满

    东北地区双方的对峙只是相对的沉寂，局部的战事仍然存在。

    1946年8月，杜聿明命令郑洞国指挥十三军、九十三军、七十一军向我热河地区进攻。由于敌我兵力相差太大，我军主动撤离，敌十三军于8月29日占领承德，敌九十三军于10月4日占领赤峰。承德和赤峰被占以后，我军和关内联系的主要交通线基本上被敌人所控制。

    杜聿明认为，北边已基本安定，他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

    的方针，妄图一步一步吃掉整个东北。所以，这一时期，他把兵力和精力都放到了南满。

    从1946年10月中旬开始，杜聿明调集了8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妄图消灭我南满主力。其主要的进攻矛头是安东（今丹东）、宽甸地区。

    这时我南满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是我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辽东省委书记萧华。

    为打退敌人的进攻，我辽东军区在萧华的率领下做了周密的部署。

    为了能够避开敌人力量最强的地区而继续保持南满和北满的联系，决定确保东部山区的根据地而放弃安东，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所以除了安排四纵少数兵力保护军区机关转移之外，将三纵、四纵和辽南独立一师的兵力都用来阻击敌人。10月19日，东北局批准了辽东军区的方案，并在电报中说：“如敌集中较大兵力向安东进攻，则我军应主动地做放弃安东的准备，不可打被动的挨打的仗，仍应集中兵力找分散的小股敌人一个一个的歼灭。今后东北的胜利主要就靠这种作战方式，和彻底的坚持农村游击战与群众工作。”

    也就在10月19日，国民党军的五十二军率先从本溪向安东方向发起进攻。我四纵在经过了两天阻击之后，主动后撤。敌军的第二师于10月25日进入安东。敌军的二十五师是用美式摩托化装备的部队，师长李正谊在滇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九十三军都是滇军，都是从越南海防用船送到东北来的）中以善于长途奔袭、迂回包抄见长，有“千里驹”之称。这时，李正谊率部搞大迂回，孤军深入，与其他部队拉开了距离。

    而宽甸以西的新开岭地区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萧华和程世才决定在这里打一个歼灭战，遂调集了8个团的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10月30日，敌二十五师接近了新开岭，我四纵十一师与之接火。由于这里山头比较多，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双方激战两天之后，杜聿明派飞机空投弹药支援，并派出了3个师的援军。11月2日，在敌人的援军到来之前，我四纵发起猛攻，终于将敌二十五师8000余人全部歼灭，生俘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我军在战斗中也付出了伤亡近2000人的代价。

    新开岭战役是我军一年来在南满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东北解放战争中首次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歼灭战，参战部队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五、陈云来到七道江

    新开岭战役虽然胜利了，但南满地区的形势却愈来愈严峻了。一方面，我军主力大多去了北满，南满的兵力不足，加上地方部队，总数不到6万人。加上根据地尚未巩固，而且还在不断缩小，兵源补充和后勤保障都相当困难。另一方面，敌人的兵力很强，杜聿明按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将其兵力集中在南满使用，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当我军在新开岭歼灭敌军二十五师的同时，国民党军的五十二军不仅占领了安东、凤城，七十一军还占领了桓仁和通化。通化是我军进入东北之后苦心经营的重要后方基地，通化的失守对我军在南满的活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攻下，我南满根据地不断缩小，到11月中旬，只剩下紧靠鸭绿江的临江（今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长白、濛江（为纪念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后改名为靖宇县）、抚松四个原来工作和群众基础都不算好的贫穷县。严冬将至，部队即将遇到更为困难的局面。

    就在这种时候，进入东北之后长期主持北满工作的陈云主动要求到南满去，作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的萧劲光也要求去南满。经东北局研究同意之后，他二人于1946年10月27日离开哈尔滨，经牡丹江取道朝鲜，走了整整一个月，直到11月27日才到达当时辽东军区所在地，鸭绿江北岸的临江。

    陈云和萧劲光一到南满，立即召开会议宣布了中央和东北局关于坚持南满斗争的指示，并宣布了东北局的决定：成立东北局南满分局，对南满的党政军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南满分局由陈云任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由萧劲光担任，政委由陈云兼任，萧华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这时的南满的确是十分艰苦、十分困难，天寒地冻，衣食不继，队伍减员严重，弹药无法补充，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根据地又大大缩小。

    军区机关、辽宁省委和安东省委机关、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共约10万人压缩在纵横都只有100公里的山林之中。党内、军内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打算向北满转移，没有信心继续在南满坚持。

    在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12月11日在七道江（在今吉林省通化东南）召开了由萧劲光主持的师以上干部会。萧劲光提出了“以军事反清剿为主，以有力的游击兵团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清剿。在广大农村恢复政权，迟滞与打击敌人的新进攻，主力集中于适当位置，准备于敌人进攻中消灭其一部，配合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但是，广大干部不理解，不同意，思想无法统一。萧劲光只好派人去请陈云到会。

    13日，陈云在大风雪中来到会场，与大家讨论了一整天。陈云指出了南满局面的严重性，更指出了南满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他将南满的现状比为“风雨飘摇下的豆油灯”。他又把整个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比喻为一头头向北满的牛，把南满比喻为牛尾巴。他说：我们抓住了牛尾巴，这头牛就无法狂斗；放开了牛尾巴，这头牛就横冲直闯。所以，我们必须抓紧这条牛尾巴，要坚持南满斗争。当然很难，但是如果往北满撤，在严冬中翻越长白山，部队必然要损失不少，何况主力到了北满仍然要打仗，要牺牲。主力走了之后，地方部队可能完全难保。如果在南满坚持，虽然会有一些牺牲，但能拖住敌人，打击敌人，为全局做贡献，更何况我们是“背靠沙发”作战（指背靠朝鲜和苏联）。由于三纵和四纵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土地革命时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陈云以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做比较，鼓励大家以毛泽东反“围剿”的战术来打击敌人，主动打到敌人后方去。陈云的分析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以萧华为首的多数干部被陈云的分析所折服，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这才统一了思想，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指军区所属的三个分区）”的总方针，并对军事行动做了全面的安排，决定在4个县23万人的根据地基础上将主力打到敌后去大闹天宫，打击敌人。就在七道江会议结束的当夜，亦即1946年12月14日夜，主动请缨打到敌人后方去的四纵就派出十二师在江燮元师长、潘寿才政委的率领下作为第一梯队从横路一带出发，向海城、庄河方向插去。

    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七道江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在南满地区的斗争史上更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会议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和策略得到了中央和东北局的支持，并在今后的斗争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

    六、四保临江

    陈云和萧劲光在长白山带领军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杜聿明和郑洞国也在不停地向我发动进攻。12月17日，敌军出动了6个师的兵力，其目标是打通通化、辑安（今集安）一线，占领我当时南满的指挥中心临江。1946年12月27日，郑洞国还将他的前线指挥所移至通化。

    我南满部队按照七道江会议的精神，一改后退防守的被动作战为主动向外线出击。12月18日，四纵继十二师已经插至敌后，又避开敌人的据点，在胡奇才司令员率领下，十师和十一师兵分两路同时向西深入敌后，在新宾、本溪、抚顺、桓仁、宽甸的广大地区活动。由于这些地区没有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我四纵只用十几天就攻克据点20余个，歼敌3000余人。这就使郑洞国不得不把准备进攻临江的兵力调出两个师来用于防守。而我在内线防守的三纵也不再被动防守，而是在运动中先后歼敌1700余人。民主联军总部又派东满军区的3个师配合南满作战，迫使郑洞国调了4个师北上。1947年1月19日，我三纵将敌五十二军二师的进犯之敌击退，全歼一个营，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进攻，“一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这一仗是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下打的，部队减员中将近一半是由于冻伤，最困难时，陈云和萧劲光把自己的警卫班都解散了。虽然是如此艰苦，但终于取得了胜利，对大家是一个极大鼓舞。

    在南满军民“一保临江”时，按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紧密配合，主动打击敌人”的总方针，为了从全局上调动敌人、支援南满，林彪决定抽调部分力量，趁松花江封冻的时机出兵江南，寻机打击敌人。为此，他将前线指挥部移到松花江之南的双城。

    1947年1月5日，我一纵三个师全部越过冰冻的第二松花江（松花江的主要支流），向分散在各处的新一军守军寻机进攻。第一仗，从新一军手中吃掉了重要据点其塔木；第二仗，在张麻子沟伏击前来援救其塔木的拥有8辆装甲车的全部美式装备的敌新一军一一三团，全歼该团1100多人；第三仗，消灭了前来援救其塔木的敌一一二团1200多人。我军还破袭了吉长铁路和中长铁路，进逼德惠、农安、四平，迫使杜聿明从南满和西满抽调兵力北援。这就是后来称之为“三下江南”中的“一下江南”，共消灭新一军将近三个团。

    我军保临江和下江南的行动，使杜聿明不敢再轻率从事。为了对付我军在南满的根据地，杜聿明在通化成立了由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主持的第三绥靖区。

    1月30日，在郑洞国的指挥下，以4个师的兵力再次进攻临江。我军事前有所准备，由三纵和四纵的第十师在三天之内两次对来犯之敌发起攻击，共消灭了敌七十一军的一个团，打死敌五十二军一九五师副师长何世雄。四纵的第十一师则插向敌后，突然袭击宽甸、辑安一线，还攻入了桓仁县城。进攻临江的敌人只好退守通化，我军取得了“二保临江”的胜利。

    杜聿明不甘心失败，在2月13日第三次发动了对临江地区的进攻。

    这一次用了5个师，也是分兵三路。我三纵在敌人还在向我开进时，就抓住机会于18日从侧面进攻，全歼了敌军一个团。22日，再歼敌一个团。由于我北满部队这时二下江南，杜聿明要调兵北上，本来就分散在各地的守城兵力又有减少，于是我军一举收回了金川、辉南、柳河、辑安四座县城。我四纵仍然是打到敌后，攻占了碱厂、下马塘等据点，消灭了敌青年军二○七师一个加强营和一部分保安团。然后又快速向东，顺带攻下桓仁县城。于是，我军取得了“三保临江”的胜利。

    “三保临江”的同时，我北满部队的12个师于2月20日二下江南。

    六纵主攻城子街，一纵负责打援。这次南下的还有我东北民主联军新组建的炮兵部队的两个团。23日，在炮兵的支持下，我六纵攻克了城子街，消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团。28日，又向德惠发起进攻（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军部就在德惠城里）。杜聿明为了增援德惠，急调在南满进攻临江的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北上四平，同时调七十一军在四平的两个师北上救援德惠。3月2日，我军从德惠外围撤出，退回江北。这就是我军的“二下江南”。很明显，二下江南对南满的三保临江是很重要的支援。

    在我北满部队渡江南下的战斗中，暴露了敌军一个十分明显的弱点，就是为了四处防守而造成兵力分散，当我军对敌军守点发动进攻时，他们不得不几次从南满调集兵力。所以当“二下江南”结束不久，林彪就抓住时机，发动了“三下江南”的战役。这次渡江南下的是3月6日过江的二纵和第二天过江的一纵。3月12日开始，一纵陆续在姜家屯、郭家屯歼敌，二纵则在靠山屯歼敌，三次共歼敌约6000多人。我军接着又包围了农安的敌八十七师。杜聿明为了解除农安之围，除了调兵，还打算在第二松花江的松花湖（即丰满水库）开闸放水来断我后路。为了减少损失，我军未攻下农安就返回了江北，结束了“三下江南”战役。值得一提的是，3月8日夜，我军前往包围农安的部队在德惠城外发现一支车队，由于要前去攻打农安，就只用少数力量进行包围。

    在攻击中，小汽车跑掉了，其余车辆被我军俘虏。后来才知道，那辆小车中坐的就是杜聿明，他差点也成了我军的俘虏。

    为了配合“三下江南”，我南满四纵主动出击，进攻通化。战斗在3月20日打响。当敌军两个师的援军赶来时，我军撤出了战斗。通化虽未攻下，但是从南边支援了北边的“三下江南”战斗。前几次是“南打北拉”，这一次是“北打南拉”。

    当北边的“三下江南”结束后，松花江已开始解冻，我军已不能随意过江，北满的敌人松了一口气，郑洞国（三下江南之后，杜聿明卧床不起，在医院中治疗）就把进攻的重点又放到了南满。从3月27日开始，以新六军为主力，加上五十二军、六十军、九十三军，还从热河方面调来十三军，再次向我临江地区发动了三路进攻。这一次使用的兵力总共有20个团，比以往几次都多，给我南满部队的压力也最大。这时，我军主力三纵和四纵在临江地区一共只有4个师，总兵力只有2.5万人左右。

    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我军决定以少数兵力牵制其两翼，集中力量歼灭初到长白山突出在中路最前面的十三军八十九师。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平时一贯骄狂。我军在4月1日与向通化前进的敌军接火，四纵将敌人诱进柳条沟一带的伏击圈，三纵也飞速赶到。4月3日，我军向被包围的敌人发起攻击，同时阻击前来援救的敌人5个团的兵力。经过一天的激战，全歼敌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的一个团共1万余人，只有敌师长带少数人逃脱，副师长以下7500多人当了我军的俘虏。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痛快。郑洞国未料到会如此迅速地损失1万多人，对以后的战事失去了信心，下令撤军。我军的“四保临江”胜利结束。

    “四保临江”战役在北满“三下江南”的支援下，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战果。三个多月时间内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四次进攻，保卫了南满根据地，还消灭了敌人4万多人，收复了11座城镇，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大大鼓舞了斗志，提高了信心，扭转了我军自四平保卫战之后的十分被动局面，逐步转为主动。而从敌军方面来看，杜聿明的“南攻北守”方针完全失败，为了处处守点，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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