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力准备大反攻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势头已经被遏制住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中，没什么大的行动。我军由于大力加强根据地建设，成绩逐步显现出来，后勤保障大有改善，摆脱了刚到东北时的困境，加之整顿军队和在实战中的磨炼，战斗力逐步得以提高。从整个局势来看，我军已经从被动逐步转为主动。但是，如果要向敌人发起全面的大反攻，则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因为：

    （一）我军现有兵力共约46万人（1947年5月中旬统计），其中主力部队为5个纵队共15个师，加上11个独立师，计24万人，另有地方武装22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正规部队就有7个军共23个师，加上特种兵和直属部队计46万人，另有地方武装12万人，共有58万人，在兵力上我军还弱于国民党军。

    （二）我军分在南满和北满两个地区，各自的空间有限。

    虽然可以相互呼应，但不太好集中兵力组织大的战役行动。而敌人却正好在我军两大片的中部，调动与使用都比我军方便。

    （三）敌人占据着主要交通线和70多个城市，而且又连成一片，在控制整个局面上比我们有利。

    （四）在武器装备上敌人仍然比我们要强得多，我军虽然这时已经建立炮兵，但只有10个炮兵团，对于打攻坚战还很不够。

    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走上全面反攻之路，但还有一段路要走，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就要求我军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个有力的铁拳头，不打则可，一打出去，就可以把杜聿明砸得粉碎。

    “四保临江”刚刚结束，1947年4月8日，林彪在给南满分局的电报中就这样说过：要“把东北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南北分兵状况，改为形成一个大拳头为主的集中作战。估计有时一次能消灭敌数个师，许多次要城市的敌人将不打自退，或被我各个击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彪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是4月中下旬，他在前线指挥部双城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作战技术，特别是如何才能真正做到集中兵力攻坚，如何使用“一点两面”战术。

    “一点两面”，是林彪对部队在进攻时的基本战术的形象解释，也是他对部队各级指战员的基本要求。在他指挥的部队中，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一点两面”战术。何谓“一点两面”？下面是林彪自己在一封电报中的阐述：

    所谓一点，就是要选择敌人一个最薄弱点，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于这一点上，对其他的方面只用少数兵力助攻。总之，不可平均使用兵力。所谓两面，就是不应将突击队与钳制队统用在正面。通常应将突击队应用在敌人侧面去，钳制队用在敌人正面。如只从正面攻击，则敌无后顾之忧，必顽强抵抗。且击溃后他能跑脱，不易消灭。以上两条，排以上干部无论对大目标或对小目标的攻击，皆当采取。

    这种战术看来简单，可是不少人在战场上往往会使用失误，做不到。所以，林彪经常在各种场合反复讲这个“一点两面”。

    第二个会议是在5月初召开的东北局工作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东北的整个局势和今后的工作，在5月5日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的决议》，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继1946年的《七七决议》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决议，人们一般都简称为《五五决议》。决议指出，一年多来经过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奋斗，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后方已经基本巩固，南满已经稳住了阵地，党内军内的思想得到统一，《七七决议》规定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在战场上，蒋军进入东北的7个正规军的21个师已被我歼灭九个半，蒋军王牌新一军的每一个师都被我歼灭了一个团。这样，蒋军不得不由1946年的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守。“这就在东北全党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务，即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全力准备大反攻”。

    这一决定是和全国局势的发展，和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同步的。虽然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陕北指挥西北战场上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但是如果从全局做高瞻远瞩的部署，已经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我们已经可以由战略防御转入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反攻了。就在《五五决议》形成之时，我新华社在5月1日发表了题为“全力准备大反攻”的社论，明确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毛泽东在对全国各战场不断发出的各种指示中，不仅就战略方针、战术安排对转入大反攻做出了具体的指示，就是对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也在做细致的考虑。比如，在1947年3月26日，他特地给林彪和高岗一封电报，指示从现在起，东北不能再破路，而要保路，因为“不久的将来即可全为我用，否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5月20日，毛泽东又给林彪、高岗电报，要他们在解决南满问题之后考虑解决热河、冀东，因为这是“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必不可少之条件”。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还说：“综观全局，日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两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为了适应东北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行党政军明确分工，经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在5月下旬对东北的领导机构做了如下调整：

    （一）将东北局委员由原来的20人（即在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0人）扩大为26人，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林枫7人为常委；以林彪为书记，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高岗兼秘书长。

    （二）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央军委东北分会，以林彪为主席，罗荣桓为副主席，高岗、谭政、刘亚楼、萧劲光、程子华为委员。

    （三）为加强党对政权机关的领导，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主任由林枫担任，副主席由张学思、高崇民担任，行政委员会党委由陈云兼任书记。

    为了全力准备大反攻，东北军民做了大量而艰苦卓绝的工作。

    二、建炮兵

    要打大仗，要攻坚，必须要有远距离摧毁敌军工事和集群的强大火力，必须要有自己的炮兵。

    我军从关内进入东北时，不说没有炮兵，连轻武器都没有多少。因为听说日伪军留下了大量武器可以接收，所以我们不少队伍为了赶快进入东北，都是轻装前进。可是，才过了一年多时间，在“三下江南”的时候，我们就有以团为建制的炮兵参战了。

    我军进入东北后，曾经接收过少部分轻武器，在作战中也缴获了大量的轻武器，但重型武器缴获不多。曾经有一种误解，认为苏军在撤出东北时把若干武器留给了我们。对于这种说法，曾经担任过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就编写第四野战军战史问题的一次讲话中，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是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

    我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队伍是靠自己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为了准备大反攻，刚建立起来的炮兵部队担负了更为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谈到东北的炮兵，就不能不让我们深切缅怀我军炮兵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朱瑞。

    朱瑞和他的同志们白手起家创建炮兵是非常不易的。当他们进入沈阳，当他用熟练的俄语与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谈判接收日军留下的火炮时，竟然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朱瑞带领炮校全体同志分散到山林雪野中各处去找，进行零星收集，无论是完整的、不完整的，破烂的、装配不上的，凡是可能有用的东西都要。在各部队的支持下，终于找到不少东西，全部集中到南满的通化，炮校也在通化正式开学，以后又迁移到北满的牡丹江，开始了东北炮兵的艰苦创业。当时炮校的办校方针就是“分散干部，搜集物资，建立家业”，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千方百计寻找火炮。只要有点线索，哪怕是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林海雪原，也要去碰碰运气。例如，在镜泊湖的冰层下边，就曾刨出了三门大炮。

    为了加快东北的炮兵建设，林彪让朱瑞起草了《炮字第一号命令》，在1946年7月9日以林彪、高岗、彭真、朱瑞、邱创成（炮兵学校政委）五人的名义下达到东北的所有部队。命令传达了毛泽东所说的“没有炮兵便没有胜利”和朱德所说的“炮兵为建军骨干”的重要论述，然后着重指出：

    我党的建军与作战指导，现正处于走向正规化与正规战的过渡。标志这一转变之基本的与最重要的设施之一，便是炮兵。编成一定数量的炮兵，并使之与步兵及其他兵种正确协同作战，不但将改变我军的组织机构，也将改变我军的作战和战术形式，因而也会根本改变我军作战的指导方针（从游击战、运动战到正规战、阵地战）。坚定明确地把握住这一转变，是我军在建军途径上获得成功的关键。

    1946年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下发了《炮字第二号命令》，任命朱瑞为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为政治委员，贾陶为副司令员，匡裕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此东北有了统一的炮兵领导机关和指挥系统。

    通过种种努力，到1947年2月，我东北民主联军终于有了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及牵引车65辆，训练出了一批专业人才，从1945年只有5个炮兵连，发展到有了100个炮兵连和60个步兵迫击炮连，还有1个修炮厂。1947年3月，在双城召开了东北我军第一次炮兵会议，对我炮兵第一次拉出去参加“三下江南”战役中的得失进行了认真总结。到这时候，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支现代化的炮兵部队（也是我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军队中的第一支成规模的炮兵部队）终于初步建成。

    第一次炮兵会议之后，东北炮兵本着“广泛普遍地发展与适当地集中整编使用”的原则，有了更快发展。这一方面原因是各部队的普遍重视，炮兵学校培养的骨干和各部队自己培养的骨干日益增多（根据炮兵会议的精神，各部队还有意收集和改造了不少俘虏中的炮兵人才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我军兵工厂的增多，修制出的火炮和制造出的弹药大量增加，陆续装备了各炮兵部队。所以，当大决战开始时，我东北野战军不仅是每个团有自己的炮兵连，每个纵队有自己的炮兵团，野战军还有了炮兵纵队。在这支炮兵队伍中，不仅有山炮、榴弹炮、野炮、加农炮、高射炮、迫击炮，还有坦克、战车。这样，就为我军的大兵团攻坚作战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支持。

    三、工业基地创军工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中共中央就考虑尽快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有着全国其他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工业原料的生产能力和机械加工能力，兵器生产也很有基础。如果我们掌握了东北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对全国解放战争所急需的各种军需物资供应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在东北站稳脚跟之后，就把恢复工业生产，组织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作为东北的重要任务来抓。当全力准备大反攻的时刻到来之际，这个任务就显得更为紧迫。

    前面曾经介绍过刘亚楼的一段谈话。从那段谈话中可以得知，当我军进入东北时，我们在接收日伪产业这一问题上，并未得到已经进入而且全面控制了东北的苏军的支持。虽然我们在从延安和各根据地选派干部时就已经有意地选派了若干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去东北，可是他们到东北后根本无法接收日伪产业，当然也就无法组织什么军工生产。当时的后勤军需物资供应，一方面是靠自己搜集，靠向敌人夺取，另一方面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同苏联交换。1946年苏联因为自然灾害而使农业生产受损，谷物缺乏，我们用很大力气组织了100万吨粮食与苏联交换了一大批日军武器（因为制式不同，苏军一般不用日军武器）。此外，当时朝鲜的金日成刚从东北回朝鲜不久，和我方联系较多，对我们态度也很友好，把当时朝鲜用不上的大量日军武器和其他物资也给了我们不少，两年之中，共有2000多个车皮。为此，东北局还专门在朝鲜设立了由朱理治负责的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

    但是，上述来源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为了支援前线，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工业。在东北建立军事工业的最早领头人是韩振纪。

    韩振纪是河北高邑人，保定陆军讲武堂出身。1931年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任过副团长，在长征中担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抗日战争中，先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副团长、团政委，以后到新四军工作，长期担任新四军的军工部长，成为我军军工战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当抗日战争胜利我军开进东北时，他正在新四军二师当参谋长。由于考虑到东北军工生产的需要，特地把他调至东北，担任了民主联军的军工部长兼政委。

    经过艰辛努力，我军在东北的第一个军事工业基地在韩振纪的带领下于1946年秋天在中、朝、苏三国交界处的珲春建立，第一批开办的有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木材厂。我们利用到处搜集的设备和原料，依靠自己的技术人员和改造日军留下来的技术人员，终于得以源源不断地把子弹、手榴弹和炮弹送上前线（通往北满的通道是通过朝鲜走海路过去的）。到了1947年，其他根据地也在珲春基地的经验指导下陆续办起了大小不同的军工厂，东北的军工生产逐渐形成了规模，每月能生产手榴弹5万枚、掷弹筒弹10万发、子弹（包括利用旧弹壳复装子弹）500万发。

    作为全国各根据地中军工生产条件最好的东北，当然有责任支援其他根据地。1947年7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8月29日，中央军委又电告林彪、罗荣桓：东北应当“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为了更好地发展东北的军事工业，东北局于1947年9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军工会议，在会上宣布了东北局的决定：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在此之前，东北局已经决定由黄克诚以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任后勤部司令员，分管军工和军需工作。军工会议上，对整个东北的军工生产做了全面的研究，确定了今后的生产任务。为了加强对各地军工生产的领导，军工部还在珲春、兴山、鸡西、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大连等9个有军工企业的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将原来由各地分散进行的军工生产统一领导起来。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军工生产在珲春基地之外，又建立了大连基地。当时的大连还在苏联的“租借”之下，是苏联的军事基地，但只要我们在大连的活动不使苏联方面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上发生麻烦，苏联方面一般不会过问。大连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市内又有我党的很多人员（当时的副市长和公安局长都是中共党员），我党还成立了大连市委。所以，为了利用大连的工业优势，从1947年春，中央陆续从延安和华东派出得力人员来到大连，同苏军交涉之后，接管了一些工厂，以“建新公司”的名义组织军工生产。建新公司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的军工联合企业，由原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朱毅任经理，由从延安来的曾长期在苏联从事技术工作的江泽民任副经理。江泽民还被任命为东北军工部的副部长。

    经过一年的努力，建新公司有了8个工厂6000名员工，主要生产部队急需的各种炸药、无烟火药、炮弹、引信、收发报机、电话机、药品，原料部分还从朝鲜采购。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东北局和华东局共同向建新公司投资东北币3.5亿元。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笔大型的工业投资。

    当大决战开始时，据1948年6月的统计，我东北军区军工部已有军工厂55个，干部2500多人，工人1万多人，不仅能为东北军区提供各种军需物资，而且还能大量支援关内（为了完成好支援关内的重要任务，东北局特派曾经担任过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出任旅大地委副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专门负责对关内各解放区的物资供应），为整个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底，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粟裕曾签发亲笔信件，向旅大地区的党组织和工人群众表示感谢。

    四、东北野战军有了一百万

    要准备大决战，扩大和整训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协调能力和大中城市的攻坚能力，当然是东北局工作的重点。

    首先是要对部队补充兵源，扩大部队。由于这时根据地的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所以我军扩军的主要方式是动员翻身农民参加地方部队，再由地方部队到主力部队，而不再是刚到东北时那样以改造俘虏兵为主。1946年8月29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补充主力加紧作战准备的指示》，指示说：

    没有强大的主力，并使它得到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就不能有效地、连续地打击和歼灭敌人，因此也就不能巩固地方部队，确保根据地及群众斗争的果实。因此地方党、地方兵团的同志应当自觉当所谓“兵贩子”，认清源源不断地补充主力，正是地方党与地方兵团的责任。

    各省委应负责在每个工作区从自己的地方兵团、县大队和独立营中，抽调出2000到2500人的建制部队补充各该工作区的主力部队，以保证每一主力师、旅除充实现有三个团外，另增编一个补充团，充实该师、旅到1万人左右。

    当东北局的指示下达并逐步贯彻之后，各地开始向主力部队补充新战士。但由于当时作战任务很重，新战士一参军就可能上战场，不可能有训练的时间。而地方部队和县大队中有一些成员是不脱产不离家的，并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不能适应阵地战的要求。于是，东北局在此基础上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决定，在各地组建二线兵团。其办法是以部分主力部队的干部和老兵为骨干，将自愿参军的农民和工人直接组建为独立团，进行训练。训练要求必须按民主联军总部所颁发的《独立团军事教育计划》进行，待达到要求之后，再补充进主力部队。这一计划从1947年8月开始进行，半年的时间，就组建并训练了88个独立团，共22万人，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从开始组建独立团到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共组建了189个独立团，总人数达42万人，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积极从翻身农民中发展兵源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并没有放弃对大量俘虏兵的改造，特别是在出了一八四师叛逃的事件之后。

    前面已经谈到，1946年5月在南满的鞍海战役中，当我军进攻海城时，国民党的滇军第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在潘朔端师长的率领下宣布起义。起义之后，被编为民主同盟军，开到通化地区进行学习整训。由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不够，对其中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反动分子有些迁就，特别是未能及时派去政治工作干部做政治工作，让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反动分子在原副师长杨朝伦的串通下，抱成了一团。当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我通化地区发起进攻时，杨朝伦等人认为我军不可能打胜，就违反了潘朔端的命令，拉了1000余人叛逃了。

    一八四师叛逃事件给东北局和各部队敲响了一次警钟，决定要认真总结这次深刻的教训，重视并改进对俘虏和起义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

    当“三下江南”结束之后，就把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集中起来办了“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进行集中教育改造。1948年1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还在谭政主任的主持下专门召开了“国军工作座谈会”，重温中央对俘虏工作的指示，研究俘虏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讨论了若干有关的政策和方法。自此以后，东北各部队再也未出现过一八四师叛变这样的事件，不少解放战士参加我军并成为很好的革命战士。如1948年9月攻打锦州时，在全班打得只剩一个人的情况下，高举两颗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英雄姚尚云，就是1947年被我九纵七十四团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我军专门改造国民党军官的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先后有15533名被俘国民党军官前来学习，其中仅中将就有29人，少将210人，上校397人，中校、少校1484人。经过教育改造，最后只有76人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其余的陆续走出了教导团，有的回家，有的参加工作，也有的参加了人民军队。还有的出去之后就到国民党军队中做策反工作，让他们放下武器，起义投诚。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军改造俘虏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在1947年底，我军在东北的主力部队人数已经与国民党军持平。到1948年4月，主力部队加上二线兵团总计已经达到98.8万人，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百万大军，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为大决战做好了最重要的准备。

    为了适应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使部队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从1947年夏天以来，民主联军总部对整个东北的部队编制陆续进行了调整，扩充补足老的部队，组建新的主力纵队。1948年1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包括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两个系列，但是只有一个统一的总部，现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与截至1948年4月的编制序列简介如下（按：由于当时部队在扩编之中，干部调动比较频繁，所以下列干部名单中有个别重复）：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

    第一副司令员高岗。

    第一副政治委员罗荣桓。

    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

    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

    参谋长刘亚楼，副参谋长伍修权、曹祥仁。

    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周桓。

    后勤部部长李富春（兼）。

    东北军区之下分为十二个军区：

    安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江华，副司令员沙克。

    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政委白坚，副司令员解方、赵杰，副政委刘惠农。

    辽南军区司令员陈奇涵，政委张秀山，副司令员边章伍、副政委林一山。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副政委唐天际。

    辽吉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副司令员高鹏、蔡斯烈，副政委彭嘉庆。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政委王鹤寿，副司令员关庆寰。

    嫩江军区司令员朱涤新，政委刘锡五，副司令员赵承金。

    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政委张策，副司令员李寿轩。

    合江军区政委洛甫（张闻天），副司令员李荆璞、杨梅生，副政委张启龙。

    牡丹江军区（1948年7月撤销）政委何伟，副司令员田松。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泽（乌兰夫）。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副司令员李运昌、副政委黄火青。

    在冀察热辽军区之下，又有三个军区：

    热河、冀热察、冀东。

    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是一个领导机关，但由于军区和野战军在有些工作上仍有分工，所以领导干部的名单上稍有不同。在野战军中林彪只担任司令员，政委由罗荣桓担任（这就是人们一般又把东北野战军或日后的第四野战军称为“林罗大军”的由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不设副司令员、副政委、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不同的是野战军的后勤部长兼政委是钟赤兵。到大决战开始之前的1948年8月14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集中力量打大仗，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上层的整编，将野战军总部和军区总部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这三大部分开，成了两个系列。从此，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就全部心思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区机关的工作都交给高岗、陈云、李富春等同志负责。

    东北野战军所属野战部队的编制序列有：

    前方第一指挥所（后改称第一兵团，东北野战军的前方指挥所和兵团与后来四野的兵团不同，其下并不直属固定的几个纵队，而是根据战局的需要，由总部决定在一定时期或某一战役中，指挥哪些部队）司令员萧劲光（兼），政委萧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前方第二指挥所（后改称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兼），政委黄克诚（兼），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

    东北野战军这时共有12个主力纵队和一些其他部队：

    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

    一纵下辖三个师：一师师长江拥辉，政委吴岱；二师师长贺东生，政委刘兴元；三师师长彭景文，政委刘贤权。

    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员吴信泉。

    二纵下辖三个师：四师师长陈金玉，政委李雪三；五师师长吴国章，政委贺大增；六师师长张天云，政委石瑛。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副政委刘西元。

    三纵下辖三个师：七师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八师师长左叶，政委刘光涛；九师师长徐国夫，政委谭开云。

    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委欧阳文。

    四纵下辖三个师：十师师长蔡正国，政委葛燕章；十一师师长周光，政委李丙令；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政委张秀山。

    五纵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副司令员吴瑞林，副政委唐凯。

    五纵下辖三个师：十三师师长徐国夫，政委丁国钰；十四师师长彭龙飞，政委谭文邦；十五师师长胡继成，政委何善远。

    六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李作鹏、杨国夫。

    六纵下辖三个师：十六师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政委徐斌洲；十八师师长王兆湘，政委陈德。

    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副司令员曾克林。

    七纵下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徐绍华，政委邓东哲；二十师师长刘述刚，政委刘永源；二十一师师长李化民，政委朱民亲。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副司令员张天云，副政委王逸群。

    八纵下辖三个师：二十二师师长吴烈，政委陈仁麒；二十三师师长张德发，政委谢家祥；二十四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

    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

    九纵下辖三个师：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二十六师师长萧全夫，政委李振声；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

    十纵下辖三个师：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政委晏福生；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卓雄；三十师师长方强，政委孔石泉。

    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副司令员周仁杰。

    十一纵下辖三个师：三十一师师长欧致富，政委谢镗忠；三十二师师长李光辉，政委刘禄长；三十三师师长周仁杰，政委钟文法。

    十二纵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

    十二纵下辖三个师：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政委粟在山；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

    炮兵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贾陶、匡裕民。

    护路军（后改名为铁道纵队）司令员苏进，副司令员王光文。

    骑兵师（以后分散到各纵队）师长王明贵，政委朱继先。

    在总部之下，还有11个独立师。独立师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因为在主力纵队减员时，独立师就可能作为主力纵队的补充，然后又从二线兵团中组建新的独立师。

    在百万东野大军之内，还有一支在各种军史著作中极少载入编制序列却又极为重要的队伍，就是被称为东野总部二局的技术侦察队伍，领导人是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曾经担任中央红军破译科长（正式名称是中央军委第二局第四科）、写有《密码学总论》一书的曹祥仁，他此时担任东野的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曹祥仁在1947年5月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的身份来到东北，经过一年的努力，二局的总人数超过了400人，已经拥有120多名侦收员、60多名破译员，配备着40多部电台，他们几乎可以破译敌军的全部密码，几乎可以截获敌军的全部电报，几乎可以听懂报话员所使用的全国各种的方言。在大战期间，每天可以给总部首长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超过100份。林彪曾经评价这支队伍“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

    当东北大地上一支又一支队伍组建并扩大之后，当仗越打越大的时候，抓紧训练与教育就是各级干部最重要的职责。东北野战军总部（当时简称为“东总”）为了准备全面大反攻，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在东总所抓的训练中，除了经常进行对各个部队的督促与检查之外，着重抓的是对各级干部的训练与教育。当东北局在东北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在1946年2月，以从延安来的抗日军政大学的人员为基础，东北军政大学就正式成立了，并且一直是由林彪兼任校长、彭真兼任政委，具体的校务工作长期由担任副校长的何长工和担任副政委的吴溉之负责。学校每逢战斗间隙，就会将各级干部进行轮训，林彪经常亲自到学校上课。林彪讲得最多的，是“一点两面”和“四快一慢”。关于“一点两面”，前面已经有过介绍。而“四快一慢”则是林彪在1947年夏天打四平之后总结出来的。什么叫“四快一慢”呢？林彪在1948年2月17日为军政大学中级以上干部集训队上课时是这样讲的：

    “四快一慢”不是我们发明的，世界上有战争以来就有了这条道理。

    第一，向敌前进要快。譬如打某个地方，怕敌人跑了，前进时要快。敌人是按普通时间计算。可是我们不按他的算法，白天也走，晚上也走，一下子扑到他前面，使他来不及应付，他就是撤也得要个时间，这就是快的原则。

    第二，发现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看地形、选突破口、构筑工事、捆炸药、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忙得满头大汗才行，这要快。

    第三，突破后扩大战果要快。

    第四，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

    “一慢”是指什么时候慢、什么事情上慢呢？就是总攻发动时机这一步要慢。在这一问题上要沉得住气，上级催骂，派通信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才打。

    如果不实现“四快一慢”，就不能实现“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这个方法是实施“一点两面”的关键，而“一点两面”是我们战术中最主要的东西，“四快一慢”是达到此战术目的的方法。我们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其方法是“一点两面”战术；但是要实现“一点两面”作战的战术，就要实行“四快一慢”，这就是它们的关系。

    林彪指挥作战多年，除了战略问题上的审时度势由他自己掌握之外，在战术问题上对部队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这个“四快一慢”和“一点两面”。这是林彪多年来在战术上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大决战开始之前，东北野战军还做了两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一项是指挥机关的事，就是1948年3月25日在东野总部所在地双城召开了东北解放战争中唯一的一次野战军参谋会议。林彪在会上做了《如何使司令部成为能干的指挥机关》的报告。会议开了22天之久，中心就是研究如何让各级司令部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要求，让“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成为今后建军作战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了很好的准备。

    另一项是对整个部队的，就是在结束了1947—1948年的冬季攻势之后，围绕着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这个总的要求，在东北全军展开了一次大练兵，其中既有以清理思想、整顿班子、提高战斗力为目的的政治整军，也有以攻坚纵深作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当时我军攻坚的主要手段是爆破，所以各部队都特别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培养出一批爆破能手。此外，对破城与爬城墙、对付坦克与装甲车、构筑与破毁各种工事，都做了专门的训练。这次训练，大大提高了我军打攻坚战的技能，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了准备。

    五、陈诚来东北

    我东北野战军都在积极备战，杜聿明在干什么？杜聿明病了，他被东北战局搞得焦头烂额，忧郁成疾，身体实在吃不消了，于1947年7月8日离开沈阳，到上海养病。他本来是想去美国治病的，但蒋介石不准，所以只能留在上海。不过，他还要回到东北战场上来的。

    蒋介石对东北战局是十分不满的，但他又无法真正指出杜聿明有多少过错。趁杜聿明病休之机，他决心对东北的军事指挥来一个较大的变动。他撤销了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职务，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部这个机构，任命陈诚为新任东北行辕主任，让陈诚独揽东北军政大权，希望陈诚能改变东北的局势。

    陈诚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军队参谋总长，为什么会以身份降格出任一方主将？一则是蒋介石对东北战况的不满，认为熊式辉无能；二则是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愈来愈被动，蒋介石手下的大将如顾祝同、刘峙、汤恩伯、杜聿明等都指责陈诚当参谋总长以来飞扬跋扈，指挥无方，应当对军事的失利负责。蒋介石也对他有所微词，很多地方也就越过他这位参谋总长，直接指挥。陈诚就想到东北来打几个胜仗，挽回颓局，挽回面子，挽回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再回南京去当他的参谋总长。

    正因为如此，他在杜聿明离开沈阳的第四天就飞到沈阳视察，了解情况，心中有了一点底，也就领受了蒋介石对他的任命。

    带着这种目的，陈诚到沈阳的第二天，就发表《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其“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的决心。扬言要在半年内“收复东北一切失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从苏北调来一个军，另将东北地方部队扩编了5个军，加上原来的8个军，让东北的国民党军达到了14个军（这年冬天，驻热河的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指挥，所以只剩下13个军），又从关内要来大批物资。为了排除异己，安插他的亲信，还撤换了一个省主席、两个军长和全部保安支队的司令。为了表示他要比杜聿明强，宣布将杜聿明的“全面防御”改为“机动防御”。

    陈诚这时还有点信心，敢于到东北来打大仗；到东北后又急于要有所作为，想在东北尽快打一仗。这两种心情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来东北之前不久，杜聿明在东北打了一个胜仗，就是四平之战。四平之战给了他一点信心，认为东北是有可为的；四平之战又给了他一点压力，就是他必须要比四平之战打得好，否则他就很难在东北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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