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历史的巨钟已经指向了1948年的夏秋。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经过了两年的战争，人民解放军已经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为280万人，其中有正规军149万人。部队的装备和素质大有提高，特别是在攻坚战和阵地战的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部队还建立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有重型火炮1100多门。各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后勤保障体系，不仅在生活上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在武器弹药供应上有了基本的保证（当然，蒋介石这位尽职的“运输大队长”仍然在发挥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还有363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占198万。敌我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1946年的3.4∶1，缩小为1.3∶１，其中正规军为1.32∶１。敌军的数量虽然稍大于我，但是并不能完全用到战场上去，因为国民党统治区内目前已是危机四伏，必须在各地安排若干部队用作镇压人民群众之用。这类兵力，不说地方部队，连正规军也有36个师或旅，23万多人。而我党所领导的南方游击队这时已经达到4万多人，这些游击队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云南和海南岛建立有游击根据地，他们在敌人后方所起到的配合我解放大军正面进攻的作用，则绝不是4万多人的军队所能代替的。

    我党所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已经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人口已经有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全国各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可以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不仅已经进行，多数地区还进行了复查，翻身农民支援前线和踊跃参军的热情是我军在前线作战的最可放心的基本保证。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已经有所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一句话，就是面临崩溃。

    这时的中国形势，正如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文章中所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军在全局的战略上应当如何安排呢？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中是这样分析的：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是在这时，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大决战是全局性的，但是，从哪里开始呢？

    全国战场上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在中原战场上，我三路大军已经攻克了重镇洛阳、开封和襄阳，连续进行了宛西、宛东、睢杞、宋河、襄樊等战役。在6月底至7月初进行的睢杞战役中，消灭了敌军一个兵团，即区寿年兵团。在7月份的襄樊战役中，活捉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在这个战场上，是我中原野战军和国民党的白崇禧集团相对峙。

    在华东战场上，在济南解放之后，山东省除青岛外基本上都已获得解放。在这个战场上，是我华东野战军和国民党的刘峙集团相对峙。

    在华北战场上，我军解放了重镇石家庄和临汾，活捉了阎锡山的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整个山西基本上都已解放，阎锡山只有一座太原孤城。在这个战场上是我华北野战军和国民党的傅作义集团相对峙。

    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已经收复延安，攻克扶风、宝鸡、灵台等城市，胡宗南在西北的统治已经完全动摇。在这个战场上是我西北野战军和国民党的胡宗南集团相对峙。

    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已经控制了除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之外的整个东北。在这个战场上是我东北野战军和国民党的卫立煌集团相对峙。

    中国大地上，十大军事集团在对峙着，一触即发的大决战必将在这五大战场中的一个战场上打响。从全局看，中原、华北、东北这三个地区最有可能。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之后，确定了东北。关于这一点，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是这样论述的：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国民党军队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

    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姿态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二、东北怎么打

    决战要在东北打，可是，怎么打？战役计划怎么定？

    这时，东北的55万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分割包围在三个地区，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长春地区，周围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据点，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领新七军和六十军共6个师防守，加上3个旅的地方部队和一些还乡团，总兵力是10万人左右，守备长春，并牵制我军部分主力；锦州地区，又称北宁线地区，以锦州为中心，南到山海关，北到义县，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兼第六兵团司令官范汉杰率领九十三军、五十四军、新五军、新八军共4个军14个师及其他部队防守，总兵力为15万人左右；沈阳地区，周围还有铁岭、新民、本溪、抚顺几个据点，由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领第八兵团（辖五十三军）、第九兵团（辖新三军和新六军）、新一军、四十九军、五十二军、七十一军、青年军的整编二○七师共24个师及“剿总”直属部队和其他部队防守，并支援其他地区，总兵力为3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驻沈阳的空军第一军区所率第一、第四大队各一部，计有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共45架，支援全区作战。驻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也有支援东北作战的任务。

    早在冬季攻势尚未结束之时，即1948年的春夏天，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东北下一步怎么打，林彪在东北当然也在考虑下一步怎么打。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考虑，主要是从必须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在东北，不让其入关增加关内的压力这一点出发的。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看到东北野战军的四纵和六纵攻克辽阳的捷报后，向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了一封电报，在祝贺胜利的同时，毛泽东曾这样说：要注意“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这是毛泽东对东北下一步大战的方向的最早意图。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意图，林彪当时也是完全同意的。他在2月10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同意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将以此为准。”但是，这时的毛泽东只是在考虑这一问题，他还未能下定决心。

    这种考虑之未定，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他3月20日为中央起草的发给全党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通报说：东北兵团“现已开始休整，俟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就是说，有两个方向：一是长春，一是北宁线。而如果要达到原来所想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话，就只能打北宁线。

    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也在考虑如何打。由于这时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都集中在三个地区，卫立煌又非常老练地不让军队轻易出城，我军要想打点小仗，要想打运动战都不可能，只能在这三个地区的一个加以选择。4月18日，在由东北局负责人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联合署名的给中央的报告中，表明了东北局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态度：“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这个报告很长，意见谈得很详细，很具体。

    简而言之，沈阳地区之敌力量强大，各个据点之间可以相互支援，目前不宜打；锦州地区敌人力量也比较强，而如果我军主力南下打锦州，则长春守敌很可能从长春撤至沈阳，今后就更难打；只有长春的守敌力量较弱，既有把握攻城，又能做好打援准备。

    由于上述意见是东北局仔细考虑之后的意见，毛泽东给予了相当的尊重。他在4月22日的复电中说：

    18日电悉。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这份电报说明，毛泽东同意了先打长春，并不是说这是最佳的选择。他仍然十分强调“南下作战”。

    中央同意打长春，长春又怎么打呢？林彪首先采用的办法是“困”，是把长春困得没有力气了再打。之所以要这样，因为敌军只是守着一座长春城，城外早已被我军的5个独立师所包围，周围无其他据点支持，虽然修筑了大量工事，但是城中居民加上10万军队在被切断了对外交通的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困守孤城，是很难长久的。为达到困长春的目的，林彪给围城部队下了两道命令：一是特别注意切断粮食和柴草入城，坚决打击敌人出城抢粮的一切活动；二是要独立五师在炮兵的配合下封锁长春的大房身机场。

    对长春实行先困后打的方针就这样开始实施了。

    长春守将郑洞国当然在密切注意着城外的一切行动。当他得知我军在城外活动频繁时，立即布置兵力出城抢粮，加强兵力保卫机场。5月21日，敌新七军和六十军的3个师陆续出城向西北方向进攻，占领了长春西北60里的小合隆镇。郑洞国亲自到那里安排保卫机场和抢粮事宜。

    引蛇出洞的办法终于成功，林彪立即下令附近的六纵和一纵连夜出大决战    辽沈战役发，想抓住机会把这3个师的敌人吃掉。5月24日，六纵、一纵和十二纵在几个独立师的配合下，向敌军发起进攻。我军击溃了敌军的两个师，全歼了敌五十六师，占领了大房身机场。25日，敌军发起反攻，也被我击败，不得不全部退入城中。从此，大房身机场一直被我军控制，长春与外界的空中走廊不再存在，只能靠空投进行一些接济。

    这一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林彪却并不很高兴。因为他从这一仗中看到长春城中的军队并非原来所想象的那样不经打，看到了长春城防体系之坚固。我军以两个主力纵队再加几个独立师的优势兵力，包围进攻敌军的3个师，却未能将敌军全歼。在我强大兵力的打击下，敌军竟没有起义投诚的。所以林彪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种情形引起我们对敌战斗力认识的新的警惕，证明我们预先对敌战斗力的估计有不足之处。”从这种估计出发，如果我们对长春实行强攻，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林彪改变了原来想在不久就硬攻长春的想法，认为不应当先困后打，而应当“久困长围”，一直到守军不得不撤退时，再在撤退中加以消灭。

    林彪把他的想法详细向中央做了报告，毛泽东却认为林彪把困难估计得太高，朱德也认为长春绝不是不能打。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和罗荣桓都表现得十分谨慎，并制定了详细的对长春进行围城打援的战斗方案，所以在几经反复讨论之后，毛泽东在6月7日的电报中“基本上同意”对长春进行围城打援，不进行硬攻。在电报中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要东北局做好南下在冀东或在锦州作战的准备。毛泽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北宁线方向。

    三、是否南下和如何南下

    长春围住了，沈阳的卫立煌怕上“围城打援”的当，根本就没考虑派兵出来救援。这样，东北野战军主力基本上就无仗可打。无仗可打，对于军人来说是难受的，更何况这时关内战场正打得热火朝天。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沉闷之后，东北局认为还是应当南下作战，否则很难打开僵局。如果现在硬打长春，从卫立煌对长春的态度看，他不仅可能不救长春，还有可能按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提出的意见，将军队撤入关内。所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于7月20日和22日连续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收到东北的电报后非常高兴，连连自语：“林彪终于要南下了。”22日深夜，毛泽东在看了林彪等人当天的来电之后，立即复电东北局，表示同意。

    毛泽东说：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人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

    南下，是一个行动方向。在这个大的方向之下，具体的战役目标如何确定就成了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又有了分歧。

    用不少过去与林彪共过事的老同志的回忆录中的话说，林彪的脑袋是一个老天生来专门用于打仗的脑袋，他成天几乎就只想作战这一件事。对于现在大军要南下这一决策，他是想了好久才下了决心的。南下之后如何打，他也是想好了的。他不是要去打锦州，而是要去打更弱的义县、锦西、兴城、山海关，然后去打承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城市兵力不强，他脑海中一直有着那个长期难以抹去的四平攻坚战的阴影，不愿意在无把握的攻坚战中消耗力量，也不愿意在虽然有把握但是代价太大的攻坚战中去让部队受到太大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锦州本身有范汉杰的15万人，附近的华北傅作义有近60万人，加上沈阳的卫立煌也压出来（打锦州是封锁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要夺路逃生，必救锦州），我军就可能被夹击，被包围。作为统帅，他十分小心。这种小心是林彪指挥作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说，在打响之后，他会不顾一切地抢时间，拼速度，将敌人咬死、撕烂。但是在打响之前，要他下决心，他却极度地小心翼翼，思之再三。可以说，这是他所倡导的“四快一慢”战术的“慢”字在他自己身上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与林彪想的不同。在西柏坡村中的毛泽东综观全局，天马行空，有着林彪所远远不及的豪情壮志和雄伟气魄，他心中对于东北战场所主要考虑的是必须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消灭，不能让这几十万军队入关增大华北与中原的压力，延缓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认为，100万东北大军完全有能力把55万敌军吃掉。这55万敌军不由东北野战军来消灭，又交给谁来消灭？所以，一方面，毛泽东给林彪多次去电，要求他安排打锦州；另一方面，毛泽东也部署华北野战军在关内给予配合，要杨成武和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拖住傅作义，不让傅作义的力量有支援关外的可能，不要让林彪的压力太大。这叫“东北打，华北牵”。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毛泽东等中央的五大书记，在8月3日专门接见了聂荣臻和杨成武，做了具体布置。

    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直坚持要林彪打锦州？这一点只要我们打开地图就会明白。

    辽宁西部和华北的联系有两条道，一条是通过朝阳到承德，这一片地区多数都是荒野和沙漠，不仅没有铁路，当时连公路也没有，何况又已完全被我军控制。国民党军队要想以大部队从这里通过是不可能的。

    另一条就是传统的联系关内与关外的通道辽西走廊，北宁线从此而过，不仅有铁路，还有公路，有海港（这时秦皇岛和葫芦岛都还在国民党军队手中），是国民党军队特别是机械化部队进出的必经之道，也是当时取得补充给养的陆上唯一通道。锦州就正在辽西走廊的关键部位。从杜聿明、陈诚到卫立煌，都看清了这一点，都把控制锦州作为控制东北的关键来对待。如果我军能攻占锦州地区，辽西走廊就会被我军切断，东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就没有了外逃之路，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也不可能出关去支援。这样我军就可以在东北“关门打狗”。所以，对于整个东北战局来说，锦州就成了战略枢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当然，敌方也明白这一点，我们想要“关门打狗”，敌方就要尽力把门撑开，或者开门出逃，或者对我加以反包围。打锦州，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险棋，既要有关住大门的力量，在关上大门之后还要有让敌人打不开大门的力量。林彪绝不是不懂，而是怕力量不够，怕被两面夹击的敌军反包围。

    就在8月3日毛泽东与聂荣臻、杨成武谈话，部署“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时，杨成武曾有过一段很深的感慨，杨成武说：

    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代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

    四、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

    当毛泽东从看大局、谋大事的全局观出发看准了打锦州这一着棋之后，不再改变自己的决心，他在命令华北兵团配合东北作战之后，不断给林彪压担子，坚决要林彪“关门打狗”，把东北的55万国民党军队全部吃掉。在7月22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毛泽东就已经批评说：

    “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在7月30日的电报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觉得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消灭范汉杰集团。”

    在毛泽东如此明确的指示下，林彪无法反对中央的正确决策，无法拒绝中央的正确部署，但仍然是疑虑重重。在8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再次表明了他对打锦州没有信心，他说：“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这种疑虑在受到了毛泽东的否定之后，林彪在8月8日的电报中表示，说要等待华北的杨成武兵团行动之后再动；在8月11日的电报中，他又说要等待交通的恢复和粮食的南运，总之，他要把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完满。故而，“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2日清晨6时，拟出一封电报，加上了“AAAA”，即是以“特急”加速发出，对林彪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都放在敌情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按：毛泽东在８月９日的电报中告诉林彪，杨成武部确定在8月21日出动），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都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按：指原绥远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按：指杨得志和罗瑞卿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和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来看，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据对我军军史资料相当熟悉的同志讲，毛泽东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批评下级的电报以这封电报的态度最严，语气最重。特别是对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一般都是署以“林、罗、刘”之名，因为他三人时任司令员、政委、参谋长）这样的高级干部，如此态度的电报在现存的所有电报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的。可以认为，毛泽东是真正生气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另一方面，从这封电报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的决心之大、气魄之宏，对于东北战局的关切之深，寄托之重，否则不可能如此。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都是当年红四军出身，他们当然很明白毛泽东这封电报的分量。第二天，他们就给毛泽东发出一封很长的电报，承认对于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如从敌军的口供中和美国合众社的广播中听到关于敌九十四军和新八军增援的消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表示一定要南下，并“尽力争取早日出动”。他们在电报中也实事求是地对情况作了说明，由于这个夏季东北出现了50年未遇的洪水，冲垮了铁路和桥梁，铁路要8月25日才能修到阜新。现在要大部队快速南下，必须依靠铁路，所以，部队将在8月底开始南下。

    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之后，总算舒了一口长气。

    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一直到现在才最后决定下来。

    五、下定决心打锦州

    毛泽东和林彪的意见统一了，中央军委和东北局的意见统一了，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将南下北宁线，尖刀直指锦州。

    决心一下，几十万人马要迅速开动。当时东北野战军的大多主力部队都不在南满，大量军粮更是必须要在北满的粮食产地去运。在决定南下北宁线之前，为了不被敌人发觉我军的战略意图，我军一直未能大动。现在要想快速开进，又要尽可能不让敌人发觉，最佳的运输方式只能是铁路。这样，人和军用物资运输的重担就落在了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的身上。

    吕正操领导下的东北铁路总局和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立即日夜行动。在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富春的总协调下，首先是由铁道纵队组织了2600多人抢修铁路，包括哈尔滨到长春之间的松花江大桥和阜新以南几十公里连枕木都被烧毁了的完全被毁的铁路。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从哈尔滨到清河门（清河门已经距义县不远，义县以南就是锦州，这时义县还在敌人手中）的铁路全部修复通车。与此同时，调集了1244个车皮、车厢和一批机车，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从1948年9月10日开始，东北大地上大规模的军事运输行动全面启动。而这时，由军工部长何长工负责准备的武器弹药，由后勤部参谋长李聚奎负责准备的油料、军粮、军衣等大批物资已经装满了无数车皮。据当时的统计资料，在大决战开始之前，东北各地为前线准备和运送了粮食3500万公斤、油料1万多吨、子弹1000万发、炮弹20万发、炸药2.5万公斤、手榴弹15万颗、冬装军衣近100万套。

    8月29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和各独立师下达了战斗动员令。在动员令中，对于大战的布置是：

    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前进，以奔袭的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各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求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之早日到来。

    在向各纵队进行动员的同时，林彪曾在8月24日电告中央军委：

    “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9月初出动，在9月6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这以后，林彪几次将在北宁线如何打的方案电告中央，毛泽东也几次复电进行指点或补充。1948年9月7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的头一天，由于东北的林彪等人不能来西柏坡参加会议，所以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又发出了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首先表示，林彪等能与中央的意见取得一致，他很高兴，“甚好甚慰”。然后把中央会议所要讨论的主要精神告诉了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今年7月至明年6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最后，对东北野战军提出了具体要求：

    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35个旅左右，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欲达此目的，战役部署指挥的适当，作战休息调节的适当，是决定性关键。如果你们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按：即山海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这是中央军委对东北战局的要求，也是东北战场这一场大战的总的蓝图。这封电报，现在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之中，就是那篇著名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林彪这时完全同意中央军委的部署。9月10日，林彪和罗荣桓、刘亚楼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东北主力南下，诚如来电所指出的前途与任务，我们可能与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在东北方面，敌人不得不放弃长春，又由于我们在北宁线与华北大打的关系和敌感华中战场与关内各战场的空虚，与沈阳陷于被封锁的饥饿状况，故结果亦不得不放弃沈阳，以挽救关内局势。在北宁全线方面（包括锦州、唐山、天津三处在内），只要现时的敌位置无根本变化（小变无关，只要无大变），在此线上任何一个目标我军皆能有把握地歼灭与夺取。此线只有锦州的敌人略多，但该敌主力不多，新的部队较多，只要我军此次奔袭能将锦州南下之敌堵住，特别是堵住锦州以南之五十四军，则锦州便成为完全有把握夺取之目标。

    很明显，林彪此时完全赞同了毛泽东的部署，而且认为打锦州也是“完全有把握”了。林彪能有如此变化是很不容易的，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反复耐心做工作的积极成果。在这段时间，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有的资料说是“70多封”，有的资料说是“83封”；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大体相当。

    林彪对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做了决战初期的部署：三纵、四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一纵、二纵五师、炮纵、冀察热辽军区的几个独立师和骑兵师，共同向北宁线的锦州至唐山段出击，斩断东北和华北敌人之间的联系；一纵、十纵、二纵主力在沈阳西边的彰武、新立屯地区布防，准备打击沈阳可能出来援救锦州方向的敌人；五纵、六纵布置在沈阳和长春之间，阻止沈阳之敌出援长春，同时准备阻止长春之敌可能的突围。十二纵和5个独立师在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的指挥下继续围困长春。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的二纵、三纵、六纵、炮纵等部队在四平、梅河口等车站秘密登车，向西南开去。他们是东北野战军从北边南下的第一批大部队。9天之内，连续有64次全部由加锁的棚车组成的军列秘密开出，将我军10万主力部队送到阜新等地。由于我军的精心组织，保密工作相当出色，连沿途的铁路员工都不知道车中装的是什么，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当然未能察觉。当我军突然有大量主力出现在北宁线战场上时，敌人竟然一无所知。

    六、蒋介石在两难之中

    毛泽东和林彪在反复争论东北该怎么打，最后统一了意见，形成了方案，战役即将打响。

    蒋介石和卫立煌也在反复争论，不过他们争论与上述的争论不同，他们争论的是东北该怎么守。最后是争论无法统一，永远处于两难之中。

    我东北野战军的力量日益强大，必将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更为强大的进攻，这一点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中，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在这一问题上，蒋介石集团没有分歧。但是，如何对付目前的局面，他们的分歧很大，一些人主张守，一些人主张撤。主张守的，当然是在以“为党国效忠”之类的言辞来为可能打败的后果作掩护，这类言论很容易听到。主张撤的，则因可能受到胆小怕死之类的指责，所以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说出来。不过也有人敢说，但不是国民党的大员，而是比国民党的大员更有权威的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他在1948年3月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应当放弃东北，主力部队从东北撤出来。他说：

    “深信继续固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沈阳和长春两座孤城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

    对于这种意见，蒋介石当然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他也明白这种意见的充分合理性。不过对蒋介石来说，这个在军事家眼中完全正确的意见，在政治策略上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当时有几种政治因素在强烈地影响着蒋介石的决策：

    （一）蒋介石正在忙于召开“国民大会”，忙于“行宪”，他要实现他的“中华民国总统”梦。无论是在中国人面前，还是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美国人面前，他都要保持一个有权威、有能力、有把握、有信心的形象。这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中国“需要有感召力的领袖，而这似乎是蒋委员长所不能做到的”的议论。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想继续在中国保持独裁者的地位，要能顺利当上总统，就一定不能放弃东北。

    （二）美国的大选即将开始，这对蒋介石也有很大影响。几年来美国的杜鲁门政府虽然给了蒋介石不少援助，但是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有很多不满，经常对蒋介石有所指责并发出了若干让蒋介石感到难堪的指令。为此，蒋介石派出以陈立夫为首的“道德重整委员会”到美国花了很大力气在各界展开活动，希望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下台，共和党的候选人杜威能够上台。他如果在这时放弃东北，无论是杜鲁门留任还是杜威上台，对他都没有任何好处。

    （三）从军事上看，如果放弃东北，东北野战军的几十万大军必然入关，这对关内战场就是一个极大的压力，让华北和中原告急。而如果东北只要沈阳、长春能守住，就可以拖住几十万东北野战军入关。

    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得在一段时期内守住沈阳和长春，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但是他也很清楚，东北野战军真要大打起来，东北是守不住的，他已陷在东北的若干精锐迟早是要完蛋的，所以他又时时在设法要保住他在军事力量上的这一点本钱。因此，在对东北战局的指挥上，只要有可能，他就想法把他的主力部队往华北靠，往华北调。总而言之，蒋介石在对东北战局的考虑上已经陷入欲守不能，欲撤不可的两难境地。

    作为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卫立煌的考虑与蒋介石相同又不相同。相同者，是从总体考虑上说，都认为东北不能撤，要守。

    如果没有这点共识，蒋介石也就不会让他来负此重任。但是在不少的具体问题上，两人却有不小的分歧。首先，卫立煌无论如何也不愿把军队撤入关内。作为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二级上将，由于蒋介石长期不让他带兵，他当了多年只有高位而没有实力的光杆司令。现在好不容易在东北有兵有权，他不愿意轻易放弃。其次，蒋介石为了让东北野战军不能入关，也为了他的主力部队在危急时能够退回关内，一直主张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撤到锦州地区，这样就可攻可守，既便于海上补给也便于从海上或陆上撤退。而卫立煌不同意这种安排。一来他怕在部队移动时被东北野战军吃掉或者打烂，二来他怕万一驻在锦州地区的部队在打不赢时退进关去，他既要丧失手中的一切权力，又要替蒋介石背丢失东北的黑锅。所以他主张在东北的三个点，即沈阳、长春、锦州都要守。

    宁肯保守、慎重，决不冒什么风险。而主力必须放在沈阳，由他掌握，由他调动指挥。

    除了对于东北战局的总体考虑有所分歧之外，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很不正常。蒋介石是在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的情况下把卫立煌推上去的。卫立煌是在自己赋闲已久而东北的烂摊子又无人敢接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去收拾残局的。蒋对卫并不完全相信，在内心深处是把卫视作嫡系中的非嫡系（此中关键在于卫立煌不是黄埔出身），不放心，经常都是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有关的兵团甚至直接指挥有关的军和师，让卫立煌这个总司令无所适从，形同虚设。卫立煌更不相信蒋介石，知道蒋并不信任他，而且到了必要时就会把他抛出来当替罪羊或者当替死鬼，所以处处都不愿按蒋介石的意见办。卫立煌到东北之后，蒋介石到过沈阳，蒋介石派顾祝同等人来过沈阳，几次命令卫立煌去过南京，可就是谈不到一块。有的事甚至到了要不办大家都不办的地步。

    例如，卫立煌通过他与美国的关系，使美国同意了把援助东北蒋军10个师的美式装备直接运到营口，由东北“剿总”接收。而蒋介石知道后却认为是卫立煌越权，坚决不准，要求必须先运到南京，由南京来安排。

    这事闹得很僵，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怕这些装备被南京方面贪污盗卖或移作他用（美国所以愿意援助国民党军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国民党的兵力来对付苏联的扩张），但又不便让几方闹翻，拖来拖去，推来推去，这批装备结果一直也未能运到中国来。

    蒋介石和卫立煌的这种分歧，从卫立煌到东北开始，至他在东北彻底失败一直存在，两人处在矛盾摩擦之中。在以后若干事态发展中，我们一直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正是这种矛盾摩擦，促成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惨败。

    七、大决战在北宁线打响

    根据林彪的命令，驻在冀察热辽地区的东北野战军十一纵和冀察热辽军区的部队，在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的指挥下于9月12日打响了大决战的第一枪。他们的任务是切断从北平到沈阳的铁路北宁线，因为北宁线是联系东北与内地的最重要的交通线，是东北敌军的输血管。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和政委陈仁麒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和独立四师、六师、八师分割并攻占了北宁线上的昌黎、北戴河、沙后所、绥中等地，完全切断了北宁线，扫清了滦河以东至北戴河一线各个据点的敌人，为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创造了有利条件。

    紧接着，四纵从台安出发，九纵从北镇出发，插向锦州和义县之间，包围了锦州以北最重要的据点义县。当火车将南下部队运抵阜新之后，三纵和二纵五师立即接替了对义县的包围。四纵向南攻克了兴城，七纵占领了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切断了锦州和锦西的联系。九纵则攻占了锦州外围的重要据点白老虎屯、帽儿山、亮甲山和紫荆山，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和对北宁线各据点的分割。上述战斗，总共用了半个月时间。

    在各路大军开进和作战之中的9月24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下达了战斗命令：

    此次攻打锦州和打援战役带有全东北的决战性质。盼鼓励全军指战员以空前的决心和勇气来进行这一大战，不顾任何疲劳与伤亡，准备死打硬拼，指挥员认真掌握战术原则，把全军士气动员高涨起来，坚决反对对我军强大兵力火力估计不足的右倾情绪和看不到全国对我有利的总形势，反对疲沓散漫，反对不坚决执行命令等，以争取这一大战的胜利。

    同一天，东北野战军总部又给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其中说：

    锦州战役，可能演化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已动员军队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准备进行大恶战。

    当我军完成对锦州周围的包围之后，林彪将锦州守敌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锦州总共有8个师，主力是敌九十三军和四十九军；锦西有4个师，主力是敌五十四军。报告说：“我们已决定先攻锦州再打锦西”。

    驻守锦州的范汉杰一直不知道我军主力在向锦州实施包围。当我军已经攻占了锦州周围的几个据点之后，范汉杰派军队去收复帽儿山、白老虎屯、亮甲山，原来守据点的有一个师，又派去一个师，两个师都被我军打得丢盔卸甲，逃回城来。他这才知道我军主力已经包围了锦州，才明白我军的打击方向是锦州。

    卫立煌急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然清楚我军打锦州的严重性，他立即电召卫立煌到南京，要卫立即派出沈阳的军队西进援锦。卫立煌心中当然反对，但不便当面争吵，就说等回沈阳后认真研究。蒋介石就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卫立煌在9月26日一同飞到沈阳，要顾祝同监督卫立煌立即派兵增援锦州。卫立煌最怕被围城打援，特别是从沈阳西进，其间有辽河、大凌河和饶阳河三条大河，完全可能被解放军层层截断，分别包围，所以他认为现在派兵援锦无异于投食虎口。他只同意从沈阳空运一个军支援锦州，并建议顾祝同安排华北军队从葫芦岛增援锦州。而沈阳驻军的主力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则建议趁机将沈阳和长春的军队完全撤进关内，放弃东北。三人争了一天，毫无结果。第二天，蒋介石来电，仍然要卫立煌将沈阳军队拉出去增援锦州，卫立煌和廖耀湘仍然坚决不同意。卫立煌甚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葫芦岛方面不出兵，只是由沈阳方面出兵，“一定会全军覆没”，他愿和顾祝同立军令状。顾祝同与卫立煌是同辈，他无论怎样用蒋介石的命令来压，卫立煌还是坚持己见。顾祝同无奈，只好单独找廖耀湘施加压力。廖耀湘1926年才入黄埔当兵，而顾祝同早在1924年就是黄埔教官，在顾祝同面前，廖耀湘不能直接顶撞，就说能否先把沈阳的军队调出一部分向新民方向移动，给林彪增加一些压力，以后怎么办，下一步再说。顾祝同只好带着这个方案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不过，他们三人在沈阳的这一番争论，竟然用去了三天最宝贵的、可以说是最要命的三天时间。

    就在沈阳城中顾祝同等人争论不休的三天中，我攻打锦州前线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对锦州的包围，锦州机场被我炮兵破坏且又在我炮火控制之下，已无法使用；塔山被我攻占之后，锦州和锦西之间的联系已被完全切断；兴城被我攻占之后，东北敌人与关内的陆上联系已被完全切断；锦州北边的重要据点义县已被我包围。现在，锦州和整个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与内地的联系，除了空中之外，就只剩下了一个葫芦岛海军基地了。

    林彪决定先打义县。

    义县在锦州以北，距锦州约50公里，与锦州之间有铁路和公路相通，是锦州北面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从北边南下的三纵、二纵五师和炮纵主力早已按照林彪的命令将义县包围。9月17日，在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的统一指挥下，我军开始缩小包围，扫清攻城的障碍。

    义县守敌是九十三军的暂编二十师，师长王世高率其部下强迫大批民工在义县修筑了大量工事，加上义县本身有相当高大的城墙，攻起来并不轻松。为了一举攻破义县的城防，当我军在10月1日发起总攻时，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司令员朱瑞把近百门榴弹炮摆在义县城北大凌河的对岸，他要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炮兵的进攻能力进行一次检验，为攻打锦州进行一次预演。当朱瑞的强大炮兵发言之后，义县守敌根本就没有了招架之功，高大的城墙被轰垮40多米，我军冲进城之后只用了半天的巷战就全部占领了义县，生俘了王世高，创造了我东北野战军对城市攻坚取得成功所用时间最短的纪录。

    可最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战斗已经结束时，朱瑞为了观察炮火延伸射击的具体情况，了解炮轰城墙的火力应当如何改进，他亲自来到城墙边进行实地考察，不幸踩中了敌人的地雷，牺牲在大决战刚刚打响的战场上，时年43岁。朱瑞——这位我军炮兵的主要建立者，他不仅是在东北战场上，而且是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最重要的指挥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唁电中说：

    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转告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为了纪念朱瑞，东北炮兵学校改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八、“战锦方为大问题”

    攻克义县之后，就要准备打锦州了，东北战场上的重头戏就要开锣了。

    为了便于指挥，林彪决定把他的指挥部从已经生活和驻扎了两年多的黑龙江双城迁到前方。9月30日，从双城开出了一列普通的列车，林彪率领的野战军总部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工作人员全在车上。为了保密，列车先到哈尔滨，罗荣桓在一个货运站上了车，然后向东南驶去，到拉林车站后突然又向北，开向齐齐哈尔。列车在昂昂溪车站又转为向南，经白城到了彰武的郑家屯车站，这是一个小站，时间是10月2日，前方的目标是阜新。

    参谋长刘亚楼命令列车在郑家屯车站停留，让通信人员在野地中架起电台与中央和各部队联系。就在这里，电台收到了中央发出的一个《敌情通报》，方才知道东北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敌情通报》中通报了这样的情况：由于顾祝同在沈阳无法将蒋介石关于立即援锦的命令让卫立煌执行，蒋介石却决定必须援锦，在无法让卫立煌立即行动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亲自进行指挥。他在9月30日到了北平，随行的官员包括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按：联勤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简称，相当于我军的总后勤部），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要有调兵的大行动。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抽调华北的主力三个军援救锦州。傅作义不能违抗，但又说解放军的华北兵团正在猛攻察绥，无法抽出这样多的部队，最后决定只抽出5个师，由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的一个师、独立九十五师从天津塘沽上船到葫芦岛。蒋介石还决定烟台不再用兵防守，原驻烟台的三十九军的两个师也由海运到葫芦岛，与原驻葫芦岛的五十四军会合，总共有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在空军和海军的配合下，由锦西向东进攻，援救锦州。根据这个计划，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行动起来，准备支援东北。10月2日，蒋介石又飞到沈阳，他知道卫立煌可能不会完全听从，就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命令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还有三个骑兵师，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负责指挥，从沈阳出发，先向西边的彰武、新立屯一带进攻，切断东北野战军的后勤补给线，然后向南进攻，与华北的东进兵团合击围攻锦州的解放军，解除锦州之围。根据后来廖耀湘的回忆，蒋介石的目的不仅是援锦，而且还想在这里“给共军一个歼灭性打击”，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决战”。10月6日，蒋介石乘“重庆号”军舰到葫芦岛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部下都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向塔山、锦州进攻。

    上述情况是战后才完全搞清楚的，当时林彪从《敌情通报》中当然未能了解得如此详细和准确。但是，敌人要在葫芦岛增兵几个师这一情况引起了林彪的极大关注。林彪最担心的事，即我军包围了锦州，而敌军又从外边南北夹击包围我军的这种事态终于出现了。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无法应付。于是，对于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要坚决攻打锦州的决策，林彪又出现了动摇，并立即给中央发出了一封电报，重新提出了回头去打长春的可能性。不过，他让载着总部机关的列车仍然继续向着阜新方向前进。就是说，他只是出现了动摇，还没有停止攻打锦州的行动。

    可是，由于东北野战军总部给中央的电报都是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名义共同发出的，所以这封电报在发出前也曾经过罗、刘二人过目。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愈想愈觉得不对，愈觉得是一种错误，在这种全局战略已定、大战已经打响的时刻，这时的动摇将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于是，罗荣桓和刘亚楼一道去找到林彪，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林彪也承认发出的电报不妥之后，三人再次向中央发出电报，表示“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浪费时间。

    且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同时在这封电报中，还就如何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两面夹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于林彪的第一封电报，毛泽东非常生气，在两个小时之内，毛泽东发出了两封电报，再次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对于东北战局的不可动摇的态度：“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甚至，毛泽东下了死命令，“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五个师”。直到毛泽东接到林、罗、刘的第二封电报以后，才放下心来。他在10月4日的回电中说：“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

    这是在大战已经开打时出现的一件并非小事的插曲，正如后来由罗荣桓起草的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是“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动摇”。虽然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正如后人评述的那样，是“有惊无险”，但是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处理这件大事中的作用与办法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63年罗荣桓逝世之后，毛泽东写了《吊罗荣桓同志》一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为一位去世的下级写挽吊之诗，毛泽东一生之中就只写过这唯一的一首，可以说是一次破例。诗的前两句，回顾了他们在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建根据地、瑞金反“围剿”多年合作的深厚友谊。第三句，指的是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紧急关头，罗荣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率四师十团担任后卫，保护了党中央的安全这件大事。可是，毛泽东认为这件大事还“不是难堪日”，而只有“战锦方为大问题”。从这首诗中既可看出毛泽东对辽沈战役的伟大战略意义的极高评价，也可看出毛泽东对当年罗荣桓在处理这件大事中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战锦方为大问题。”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意见最终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大决战也就必然坚决而顺利地进行下去。正如毛泽东在10月4日电报中所说：

    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些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按照你们３日９时的部署，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和坚决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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