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攻锦胜败在塔山

    锦州如何打，林彪在10月3日9时的电报中向中央做了报告，并得到了中央的首肯。林彪的部署是：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毛泽东在回电中同意林彪的部署。但是，毛泽东特别给林彪指出：“你们可于攻锦州的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很清楚地看到了从锦西方向来的援军对整个战局关系极大，必须首先解决。这是因为，锦州城中之敌已被我围困，何时发起总攻，主动权在我。而锦西方向来援之敌是在主动向我进攻，如果不能事先进行成功地阻击，让援军得以与锦州守军相互配合，再加上沈阳方面的援军出动，我进攻锦州的整个计划都有可能被破坏，甚至泡汤。事后得知，蒋介石在沈阳曾经这样说过：“东北局势好坏在此一战”，一定要“夹击共军主力于辽西走廊”。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眼光是“所见略同”。

    1948年10月４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总部人员乘火车到达阜新车站。立即进行有关的作战部署。

    国民党军队驻锦州的最高军事长官是范汉杰。

    范汉杰是广东大埔人，16岁时入广东陆军测量学堂学习，毕业后一直在粤军和桂军中任职。1924年，他以桂军第六路军司令的身份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比他的大多数以青年学生的身份入校的同班同学的资历高出了许多。毕业后参加了东征、北伐，在北伐中作为上校团长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战役。1927年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警备师师长，是黄埔学生中最早当上师长的人。1928年被派往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1931年回国，任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参加了淞沪抗战，也随十九路军参加了著名的“福建事变”，任过人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副参谋长。“福建事变”失败后，他全心追随蒋介石，1936年被胡宗南保荐，任命为当时称为“天下第一军”的第一军副军长，次年任二十七军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

    1939年率二十七军开赴晋东南，在中条山地区与日寇作战，坚持了两年多。这一时期，他与八路军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关系。1942年，范汉杰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后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作为胡宗南的副手，长期担负封锁我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6年任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蒋介石让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到山东进攻我胶东解放区，在4个月中，被我山东军民歼灭6.3万人，以大败而回到南京。1948年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冀热辽边区司令，驻秦皇岛，其主要任务就是保证东北和华北之间的交通，支援东北的内战，所以是由东北“剿总”和华北“剿总”双头领导，双头指挥。7月，蒋介石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建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卫立煌告诉他“锦州是东北的大门”；美国顾问告诉他“锦州是东北的阶梯”。总之，要他守好这个大门。

    这时，属于范汉杰指挥的部队主要是五十四军、九十三军、新编第五军和新编第八军，还有六十军和四十九军的一部分。具体执行城防任务的主力是新八军和九十三军。锦州的防御工事修筑比较早，按计划，全是钢筋水泥结构，并且指定由东北“剿总”的工兵指挥官李贤负责。

    可是由于材料不够和部下的不卖力，从1948年5月修到9月，仍未能按计划完工，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左右，原来所定的“坑道闭锁式子母碉堡”

    体系实际上未能完成。

    范汉杰是在9月间才得知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南下的消息。但是，直到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情报系统还没有搞清楚东北野战军的编制情况。

    据范汉杰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八月下旬，南京国防部和东北’剿总‘对于东北解放军的兵力和动向的估计，认为还是10个纵队，每个纵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独立师或加强师。”由于国民党军队情报工作的失误，当范汉杰正打算将部队集中守卫锦州而准备调义县的守军到锦州时，东北解放军已经将义县包围了。不久，锦州周围的据点全被我军切断或攻占，范汉杰就只能死守锦州城。10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从空中给范汉杰投下一封亲笔信，问范能否将锦州守军移至锦西，与援锦军队会合。

    这时范汉杰已很难自由行动，他决定死守不动，因为东西两面的援军已经在准备出发了。范汉杰决心死等援军。

    根据蒋介石在10月1日和2日分别在北平和沈阳两次军事会议上所做的决定，华北和沈阳两方面的援锦计划加紧实施。10月4日，卫立煌派出东北“剿总”副司令陈铁、副参谋长彭杰如到葫芦岛组建东北“剿总”葫芦岛指挥所，专门组织与督促东进兵团援锦。同一天，沈阳方面由廖耀湘率领的援锦西进兵团也已出发。

    情况很明显，林彪原来最担心的两面夹攻的局面已经出现，打击援锦之敌，成了最最重要的任务。

    10月5日，林彪命令四纵和十一纵，加上独立四师和独立八师，阻击敌人的西进兵团，统一由第二兵团指挥。四纵的任务是在塔山和高桥布防。

    “塔山”这个名字，会使人认为那是一座山，其实不是山，是塔山堡的简称。塔山堡是个只有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北距锦州外围不到20公里，南距锦西敌人的前沿阵地不到两公里。北宁铁路和两锦（锦西到锦州）公路都由塔山堡村通过，那里有一个小车站，也是北宁路上从锦西到锦州的第一个车站。村子南边有一条平时并没水的小河，叫饮马河，铁路要通过这里，就修有一座铁路桥。村子东面就是渤海，西面地势逐步升高，有座较高的白台山，白台山再往西的红螺山和北山就是连绵的丘陵地带。这就是出入关内、关外的交通孔道，也是辽西走廊较为狭窄的通道，敌人要援锦州，必须从此通过。按说，这里的确是一处阻击敌人的咽喉所在。但这里的地形基本上是一片平地，除了塔山堡村外，海边上有两个小居民点，一个叫高家滩，一个叫亮窝棚。海边还有个小山包，叫打鱼山，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从海边到白台山，再往西边的北山共有12公里多一点，在这个地方要阻击敌军，可以说完全无有利地形可以为我所用，更是无险可守。另外，南边早已被敌人占领的已经作为锦西防御阵地的大东山、小东山、影壁山一线都比塔山要高，塔山阵地实际上处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从地形上说，这里并不适合防守。可是，从全局上看，这里又必须防守，而且必须守住，否则后果难以设想。道理很明显，如果塔山堡被敌人突破，援锦的敌东进军团只要两个钟头就可到达锦州，对我攻锦州城的部队实行反包围。

    东北战场上国共两军的大决战，就在塔山堡这个小村子周围进行了第一场大战。

    二、千斤重担

    四纵在10月5日下午接到命令，第二天一早全纵队三个师的人马就在司令员吴克华和政委莫文骅的率领下全部赶到了塔山，扫荡了原来在此布防的国民党暂编六十二师的少量部队。他们将在这个小山村打一场他们多年战斗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空前激烈的大战。

    吴克华是江西永丰人，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入党。他在红军中从战士逐步提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参谋长、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山东解放区工作，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第五旅旅长、山东军区第五师师长、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在十万大军进东北时，吴克华带着胶东军区第六师和五师的一部以及一部分独立团共一万多人从海上进入东北，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二纵和三纵，在辽南地区作战。以后二纵和三纵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仍由吴克华任司令员，并兼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等，都是吴克华率领四纵打的。

    四纵到达塔山之后，一看地形，感到很难组织防御阵地，只能把唯一的制高点白台山作为防御重点。塔山村地势低，不能作为重点，大部队只能放在后面。一声令下，全军开始在各地挖掘工事。

    应当说，这时四纵的指战员们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恶战还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可是，身在锦州北郊帽儿山前线的林彪却深知塔山的防御不容乐观。万一打不退敌人在这一线的进攻，守不住这一线阵地，攻锦部队就将受到极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军过去几年都习惯了打运动战，就是打阵地战，也要选择最有利的地形。而现在却必须在无法选择地形的情况下打空前激烈的阵地战，打不准转移、不准后退的阵地战。

    这就必须让前线的指战员都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用今天的话说，是要让大家“转变观念”。于是，他给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四纵司令员吴克华连续发了几封电报：

    两锦敌人相距只三十余里，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而必须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勇敢的攻势防线，以四纵一两个师兵力构筑工事，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近距离开火，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准备抵抗数十次猛烈进攻，待敌消耗疲劳进退两难之时，再集中十一纵全部及四纵一两个师兵力组织反突击，将敌大量歼灭于我阵地之外。

    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红螺山下一线二十余里的地区，做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完全是一个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胜利。

    目前需以极正规紧张的精神构筑阵地……准备白天打毁夜间立即修起。

    除了以电报指示，林彪和罗荣桓还派总部参谋处长苏静到塔山再次传达总部的指示，检查四纵的准备情况。罗荣桓对苏静说了这样一段话：

    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去四纵，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和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塔山以南，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你给吴克华和莫文骅说清楚，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是给他们当参谋，出主意，协助他们指挥部队坚决死守塔山。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总部的战略意图你是清楚的，但部队一时不一定能理解得了。你要向指挥员多次、反复解释总部的意图，一定要顶住敌人，顶住了就是胜利。

    林彪则告诉苏静，在塔山阻击战没有打完之前，不要回总部，也不用参加四纵的作战指挥，其主要任务就是用电台随时向总部报告情况。

    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也亲自来到塔山再次做了动员与检查。

    10月7日，林彪将莫文骅召到锦州西北十余公里的东北野战军总部临时驻扎地，林彪告诉莫文骅说：

    要消灭东北蒋军，必须先从辽西开刀，封闭入关的通道，使敌人逃不出东北。要取辽西必须拿下锦州，而要拿下锦州，又必须把近在咫尺的锦、葫援敌堵住。因此，能否把敌阻于塔山以南，就成了锦州能否攻克的关键。你回去要把阻援的意义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使大家明确此次阻援绝不比攻城任务来得轻松，要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拿不出过硬的本领是经不起、熬不住的。攻锦成败在于塔山，这个千斤重担就交给你们了。

    为了保证战场上的胜利，做到人不缺粮，枪不缺弹，东总根据苏静去四纵之后了解的情况，专门给四纵组织补充了一大批手榴弹。东北局则动员了后方的大批民工用骆驼和骡马载运了各种物资，由东北局宣传部长肖向荣带队，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送往前线。

    在这种气氛中，四纵指战员从上至下都紧张了起来，各种政治动员工作也开展了起来。10月8日下午，吴克华和莫文骅在塔山堡召开了干部会，经过认真讨论之后，大家认为，这里虽然地势较为平坦，但是临海傍山，敌人无法进行两翼迂回；我军防御正面虽有12公里多的开阔地，但是敌人便于进攻的地形只有8公里，更多的兵力难以展开。根据这种分析，纵队党委决定了战术方案：以十二师全部展开在东起打鱼山、西至白台山的正面布防，以十一师三十二团布置在塔山堡、铁路桥、白台山这三个支撑点。在这三个支撑点中，塔山堡是中心，铁路桥和白台山是两个侧翼。程子华司令员说：“塔山堡村内至少要塞进一个营，要把塔山堡变成一座钢铁堡垒，只要塔山堡突不破，敌人就无法长驱直入攻入锦州。塔山堡要成为整个防守的重点。”十师和十一师另外两个团都安排在一线部队的侧后，进行纵深梯次配置，只要有机会，就作为二梯队反击敌人。在这种地形不利的场合，只能是攻势防御。而攻势防御中，不断地出击就特别重要。

    根据林彪的指示，四纵副司令员胡奇才在整个战斗期间要到最前线，一方面协助第一线指挥作战，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每天向总部发四份电报，报告前线的具体情况。

    据胡奇才后来回忆，林彪当时准备用一万人伤亡的代价来守住塔山。在塔山打得最困难时，林彪曾让参谋长刘亚楼告诉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由此可知当时塔山阻击战的重要和林彪的决心。

    在挖掘工事的阵地上，纵队党委召开了士兵代表大会，党委发布了《告全纵指战员书》和《致全体共产党员书》，号召全纵指战员“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放眼望去，“死打硬拼，人在阵地在”等标语插满了阵地。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指着指挥所对部队官兵说：“我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为了保证锦州作战的胜利，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而吴克华司令员说得更明白：“只要守住塔山，顶住敌人进攻，把四纵打掉一半，能关闭蒋军援锦的大门，付出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

    四纵官兵就是以这样的气概在迎接大战的到来。

    三、死守硬拼

    敌军方面也在紧张地行动。

    按蒋介石在北平的部署，东进援锦兵团是由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负责指挥。10月6日蒋介石到葫芦岛督战时，侯镜如预定要调集的四个军（即从华北抽调的九十二军和六十二军、从烟台调的三十九军，加上原来已在葫芦岛的五十四军）并未调齐，九十二军和三十九军还未开动。

    蒋介石遂命侯镜如先回十七兵团所在地唐山，负责催促。而援锦战事不能稍停，蒋介石命令葫芦岛所有部队暂由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尽快出击。

    在这种军情如火的万分紧急时刻，作为援锦兵团总指挥的侯镜如为何紧张而不快速？为何对部队的调集如此迟缓？这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的因素，还有一个当时不为人所知的因素，就是这位兵团司令官此时正在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系起义。

    侯镜如是河南永城人，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国民党军队中，他可算是蒋介石的真正嫡系，因为他是黄埔一期出身。可是当时极少有人知道，他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24年，他作为一个河南大学的大学生到上海报考黄埔军校，对他进行初试的考官，就是当时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在上海指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侯镜如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到教导一团当排长，连长郭俊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当他升任第一军一师三团的副营长时，郭俊又是他的营长。

    在郭俊的影响和介绍下，他于1925年10月在潮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持入党仪式的就是他在黄埔军校的上级周恩来。1926年，蒋介石在军中搞“清党”。由于侯镜如入党不久，未被发现，党组织遂决定让他和廖运周等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在第一军中继续工作。北伐时他担任过陆军第二师的国民党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尚未结束，他就接受组织决定前往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工人暴动总指挥部成员之一，分管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1927年3月，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总罢工，准备武装起义。周恩来派他到南市，指挥工人纠察队攻打上海警察厅和高昌庙兵工厂。这两次战斗都在他的指挥下取得了成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指挥作战中右胸中弹负伤，被转移到武汉治疗。伤愈后，他担任了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他到鄂城，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教导团团长。然后和贺龙一道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南下途中于江西会昌再次负伤，遂与陈赓一道到香港养伤。1927年底，他到上海参加中央军委机关的工作。1928年4月，党派他到开封任中共河南省军委书记，在接头时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捕入狱。在狱中的共产党员曾准备暴动，由他担任暴动总指挥。1929年，由于蒋介石和冯玉祥的中原大战，形势发生变化，他才和安子文等共产党员一道被我党营救出狱。1931年春，党组织派他到上海与中央联系，原决定到苏区工作，由于中央特科出了大叛徒顾顺章，中央组织遭受了空前的大破坏。从此，侯镜如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因为他的这一段活动蒋介石并不清楚，所以他又设法回到了国民党军队之中，先是在他的河南永城同乡孙殿英部西北军系统的四十一军，以后到了九十二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在多次大战中立下战功。1943年任九十二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兼任北平警备司令。1947年，他的外甥、中共党员李介人带着当年与他同狱的安子文亲笔信来见他。信中说：“周、贺二公关怀你，让我给你写此信。如果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侯镜如深有所感，遂有了择机起义的打算。所以，当他受命组织援锦兵团时，就决定起义，有意拖了几天。可是有关起义之事短期内一时准备不及，他不得不于10月11日到达葫芦岛，不过只带去了一个师。这时，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已经出发向塔山进攻快两天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侯镜如仍以十七兵团司令的名义驻在塘沽，并兼任塘沽防守司令。这时他又通过李介人联系起义，但此时他已被削减了很大的权力，他的九十二军也被调走，所以行动颇受限制。正在筹划之时，他奉命南撤。在与我方有关负责人商议之后，他将可带走的部队撤到江南，先后担任了长江防务兵团副司令、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因他母亲生病，他去香港探望，就在探望期间，他指示所属部队终于在福州起义。

    阙汉骞的五十四军原驻山东，调到葫芦岛之后还未与东北野战军交过手。五十四军算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战斗力颇强，加上这时在葫芦岛的其他部队，阙汉骞一共指挥了5个师，还有海上军舰的炮火支持，所以阙汉骞自认为向东进攻的兵力足够，冲过塔山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带兵出发。10月10日凌晨，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以暂编六十二师打头阵，国民党军队向我塔山阵地发起了进攻。

    在前沿阵地交火之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进行了低空轰炸，阙汉骞集中了四十几门重炮向我阵地进行密集轰炸，几十分钟之内在我阵地上落弹5000多发，我军赶修的工事大部被炸毁，阵地上的土地被炸松了好几尺。当敌军停止炮轰分三路向我冲来时，我军凭借残余的工事向敌军进行了坚决的还击。敌军五十四军第八师冲击我塔山堡正面阵地，暂编六十二师冲击铁路桥和高家滩，一五一师冲击白台山，一天之中，阙汉骞不惜老本地驱赶着部队向我发动了九次冲锋，我军都是等待敌人的炮火停止之后，采取将敌人放到阵地面前再打的办法和敌人打肉搏战，用吴克华司令员的原话说：

    敌人冲锋队形密集，连、营、团长带头，督战队（按：蒋介石特地派出了“总统府战地督察组”前来督战，组长是长期任国防部战地视察组第四组组长，当时任北平警备副总司令的罗奇）压后，不顾地形条件，犹如一群疯狗，任凭怎样射击，还是毫无知觉似的“哇哇”叫着往前冲。前面倒下了，后面踏尸而过；一梯队垮下去，二梯队上；二梯队垮下去，三梯、四梯队上。炮击一阵，冲一阵；冲一阵，炮击一阵。一次进攻被打退，二次进攻接踵而来，打也打不光，堵也堵不住。拼死命冲上来的敌人和我军战士绞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摔跤、滚打，拼老命地干。我前沿掩体、碉堡、交通壕、堑壕，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呈现拉锯状态。

    就这样，我军在炮兵的支援下，以最顽强的斗志在把敌人的九次冲锋打退后又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反击，终于将敌人第一天的攻击击退。

    被吴克华称为“惊心动魄”的这一天，敌人伤亡了1000多人，我军也伤亡了300多人。

    天黑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总结原有工事的优劣，连夜赶修工事，交通壕都挖到1.5米深，壕中再挖掘“烟斗式”个人掩体，地堡就利用铁路上拆下来的铁轨和枕木搭建上面再盖泥土。在白台山阵地上还修了若干假工事，用以蒙蔽敌人。此外，四纵还特地组织了若干小分队在夜间插入敌后进行侦察、袭扰，迷惑敌人。

    第二天，阵地上又是整整九个小时的厮杀，敌军投入进攻的部队从第一天的三个师增至四个师。我军的三个主阵地都曾一度被敌人突破，敌军在距我前沿阵地一二百米处构筑工事，企图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

    我军组织二梯队实施多次猛烈的反冲击，才将敌人赶了回去。这一天的战斗比第一天更惨烈。在塔山堡村子里和敌人反复争夺的我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一营一连，经受了敌军大量炮弹、燃烧弹、飞机炸弹的轰炸，经过了和敌人拼刺刀的肉搏，全连170多人只剩下了7个战士，所有干部全部壮烈牺牲。这一天敌人伤亡1300多人，我军伤亡500多人。塔山的阵地真是用我们英雄的身躯筑起来的。

    两天打下来，阙汉骞再也神气不起来了。这时侯镜如已经到了葫芦岛，阙汉骞只好把指挥权交给了侯镜如。侯镜如在锦西中学召开了师长以上的联席会议。会议参加者都对塔山的守卫之顽强而感到意外，要求增加空军的支援力量，要求增大海上火炮的炮击力度，特别是寄希望于被蒋介石特地调来停在海边的国民党海军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寄希望于“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因为他们都知道，“重庆号”舰的152毫米巨炮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陆军普遍使用的105毫米榴弹炮、120毫米重迫击炮和76.2毫米山炮所远远不能比的。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艘“重庆号”舰。“重庆号”是一艘巡洋舰，排水量为5270吨，长154米，本来是英国海军的“曙光女神号”军舰，1936年下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是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蒙巴顿将军的旗舰，曾击沉德国和意大利的巡洋舰1艘、驱逐舰10艘，1944年还担任过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舰。为了抵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留在香港的6艘巡逻艇，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将这艘军舰赠送给了国民党政府，成为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更名为“重庆号”。

    “重庆号”舰的舰长邓兆祥是位爱国将领，他从内心深处反对打内战。在驻于舰上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命令下，他不得不向陆地上的塔山阵地开炮。可是邓兆祥对桂永清说，“重庆号”舰吨位大，吃水深，不能进近海。这样，向陆上的炮击不能用目测，只能根据地图上的标志打炮。桂永清仍然命令“重庆号”舰开炮，邓兆祥也就下令开炮，炮弹落在哪里，就只有天才知道。由于塔山攻守两军阵地间近的只有几百米，有很多炮弹落在了国民党军队的阵地上。所以“重庆号”舰打了两天以后，桂永清只好让“重庆号”舰停止向岸上开炮。而实际上，“重庆号”舰的吃水深度只需10米就行，塔山附近的海面是可以靠近的，连桂永清这个海军司令也被邓兆祥蒙了（邓兆祥将军不久即配合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率“重庆号”舰于1949年2月25日起义，东北军区仍然任命邓兆祥担任舰长，此事在当时曾震动全国。由于美国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联合对“重庆号”舰进行狂轰滥炸，根据上级关于“留人不留舰”的指示，“重庆号”舰自沉于葫芦岛海港内。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兆祥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重庆号”舰也被打捞出来，作为生活用船只使用，它的舰牌和铜钟至今还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侯镜如的态度是能拖就拖，但又不能不打。他曾对他的十七兵团副司令刘春岭和参谋长张伯权交过底，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实力，因为，“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刘春岭和张伯权都同意他的主张，尽可能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军事会议最后否定了由五十四军参谋长提出的集中主力从塔山和白台山之间插到塔山背后、再做两面进攻的计划，通过了按侯镜如意见，而由张伯权具体提出的稳扎稳打的方案。就是仍然在正面推进，因为可以利用自己所占地势的高度优势发挥火力，也比较安全。这个方案得到了督战官罗奇的支持。因为10月10日刚调来的原来由华北“剿总”直属的独立九十五师是罗奇的老部队，战斗力颇强，过去在华北有过“华北赵子龙师”的美誉，曾经自称“没有丢过一挺机枪”。这时，罗奇不仅想让他的九十五师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主动提出由他亲自指挥九十五师主攻塔山，还因为蒋介石对他这个督战官讲得很清楚：“此役由你亲自督战，攻不下塔山，军法从事！”

    罗奇怕真有“军法从事”的那一天。为此，他还提出在12日这一天休战一天，以便于九十五师看地形和制订方案。侯镜如同意了罗奇的意见，又派十七兵团副司令兼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指挥六十二军担任九十五师的侧翼，并负责整个前线的指挥。

    罗奇没有想到，12日这一天的休战给我塔山守军帮了大忙。四纵三十四团的侦察班11日夜间化装深入敌后，抓回来一个敌九十二军的副团长，在审问中，他交代了敌军进攻部署的改变。我军遂充分利用这一天做了准备，让十师接替了伤亡较大的十二师的部分防务，经兵团司令程子华批准，将十一纵调了上去，还调了一个炮团给四纵，使塔山阵地的防守能力大为增强。

    13日凌晨4时30分，敌人再次以狂轰滥炸为前奏，然后以九十五师和八师两路并进、对塔山堡以东铁路桥和高家滩阵地强行突击，一五一师、一五七师则猛攻白台山和塔山堡。罗奇早已口出狂言，说是“没有赵子龙师拿不下的阵地”！为了立功，罗奇在部队中专门建立了督战组织，逐级监督，怯阵者杀无赦。又以50万元金圆券的代价收买了一大批“宁死不退”的敢死队员带头冲锋。这些敢死队员在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的指挥下，领着九十五师犹如发了疯一般以多梯次波浪式步步推进，把身边的尸体作为临时工事，拼命往前冲。有的敢死队员甚至裸胸赤臂，手提武器，身背大刀，犹如过去的红枪会一般。由于敌人的疯狂，再加之九十五师全部使用自动武器，一队冲锋枪，一队轻机枪，轮番而上，火力很强。我军在正面顶着九十五师进攻的是二十八团，用机枪和手榴弹将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倒在阵地上，还一次又一次的组织反冲锋。全团的所有通信线路全部炸断，无法联络，各阵地都独立作战，各自为战。经过多次拉锯式的反复拼杀，二十八团真正实现了他们“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用全团伤亡800余人的惨烈代价，守住了阵地。我军其他阵地也都全部坚守无失。10月13日这一天，是塔山阻击战打得最残酷的一天。虽然敌人伤亡有1200多人，我军伤亡也超过了1000，几乎是一对一！

    13日夜里，吴克华将二十八团撤了下来，换上了三十团。林彪则把一纵调到了四纵的后面，作为四纵的预备队。有了一纵在身后，四纵就更有信心了。特别是在13日后半夜时，吴克华已经得到了总部刘亚楼参谋长的电话，知道锦州的外围已经扫清，14日就要发起总攻。这一消息向指战员一传达，全纵队兴奋异常，战斗情绪更为高涨。

    也正是由于锦州的敌人已经到了危在旦夕的境地，锦州守军的主帅范汉杰不断向蒋介石急电求援。蒋介石也就在13日夜向侯镜如和罗奇下达了“拂晓攻下塔山，十二时进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的死命令。为了完成命令，罗奇决定冒一次险，进行夜间偷袭。五十四军的阙汉骞反对，因为他明白，夜间作战靠的是近战，靠的是刺刀手榴弹的功夫，这些功夫正是对方的长处，自己的短处。如果让自己的五十四军去打夜战，等于是去送死。罗奇无法，只好让九十五师组织了两个营前去夜袭。这两个营在14日凌晨用长距离爬行前进的办法未能让我军发觉，接近了我军三十四团的阵地。由于我军利用夜间赶修工事，凌晨时除哨兵外都在酣睡。当发觉敌人之后，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一些敌人被打退，可也有一些敌人抢占了我军的一些阵地。

    14日天亮之后，敌人就凭借夜间占得的一些阵地，以九十五师和第八师发起冲锋。由于九十五师在前一天已经被打得疲惫不堪，减员严重，所以当时的战斗力有所降低，而我军在锦州方面天崩地裂般的枪炮轰鸣之中知道对锦州的总攻已经开始，战士们群情振奋，斗志倍增。尽管这天敌人的进攻由于有了蒋介石的死命令而没有减弱，但敌军的军官也已知道了锦州前线的情况，知道所谓的援锦已没有多大的意义，故而想方设法保存实力。到了黄昏时，侯镜如已经得不到范汉杰的任何信息，他当然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就下令部队撤出了战斗。

    从严格意义上说，14日黄昏以后，塔山阻击战就已经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但是，由于蒋介石还未同意侯镜如撤兵，在葫芦岛除了还有被称为“罗千岁”的总统督战官罗奇之外，还有卫立煌派来的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为主任的、专门用来督战的东北“剿总”葫芦岛指挥所，所以侯镜如还不能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在罗奇的坚持下，15日仍然有5个师的部队以九十五师为主力向我阵地进攻。打到中午12时，敌军全线败退，战斗才算最后结束。

    四、无塔的塔山有了塔

    塔山阻击战是我军战史上一次相当成功的阻击战。我东北野战军四纵，在时间仓促、地形不利的塔山，在总部的预备队一纵还未出战的情况下，击退了敌军5个师（当时敌人方面的总兵力是9个师，集中进攻塔山的是5个师）在空军、海军的支持下的进攻，激战6天，战胜了在兵力上敌强我弱、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势上敌高我低的敌军，击毙击伤敌人共7000余人，其中包括团长5人。还在14日战斗正打得紧张激烈的时候，野战军总部就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四位首长共同签发了给在前线的四纵副司令员胡奇才和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政委潘寿才的嘉勉电：

    胡、江、潘并十二师指战员：

    你师在友军配合下，五天来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打退了九十五师、八师、一九八师、一九七师、一五一师、暂六十师在海空掩护下之连续猛烈进攻，大量杀伤敌人，并全部歼灭了打鱼山之敌，保障了我攻锦部队进行充分准备，因而取得了对锦州的顺利突破。你们这种英勇顽强的防御战，是模范的，值得赞扬的。盼你们继续努力，顽强阻击敌人，保证锦州战役的全部胜利和为下一次战役造成有利条件。

    塔山阻击战结束之后，野战军首长高度评价了四纵的战功，由团长焦玉山、政委江民风率领的十二师三十四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由团长江海、政委王淳率领的十二师三十六团被授予“白台山守备英雄团”的光荣称号，由团长鞠文义、政委张继璜率领的十师二十八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的光荣称号，由团长王一平、政委郑戈令率领的四纵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的锦旗。单是十二师一个师就有2026人立功受奖，其中荣获毛泽东奖章的战斗英雄有20名。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四纵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集体和荣立战功的英雄模范为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之首，第十二师又为各师之首。一个师三个团中就有两个团荣获“英雄团”称号的，在东北野战军中只有四纵十二师。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进入北平时，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阅兵式，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的主要部队，就是以上述三个英雄团为代表的东野四纵。

    1948年10月16日，蒋介石乘着他的“美龄号”专机来到葫芦岛，大骂部下无能，认为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应由阙汉骞负责，骂阙“你不是黄埔学生，你是蝗虫，是蝗虫”！当场就要枪毙阙汉骞。还是罗奇等说情，才未出现当场枪毙一个军长的好戏。当蒋介石离开葫芦岛时，特别让“美龄号”专机在塔山上空盘旋了两圈，他久久望着下面的塔山，怎么也不能理解：“没有料到，三个军在海空军配合下，就是打不过塔山！”

    国民党军队在塔山为什么会进攻失利？除了当时的大气候已成定局，人心军心这些当时带有普遍性的原因之外（例如作为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的侯镜如，作为“重庆号”舰舰长的邓兆祥对内战都是不热心的；又如我军能在最短时期修筑那么多的工事，是因为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全力支援等），从军事指挥上说，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据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副司令兼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和五十四军第八师副师长施有仁的总结，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由于形势不利，将不卖命，预定兵力一直就未能到齐。如八十六军不愿去，三十九军同意去却一直到16日才到葫芦岛，九十二军决定要去但是只去了一个师，所以整个战役都是有多少部队用多少部队。第二，蒋介石多次变更指挥官并同时存在多头指挥。先是决定由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但又有一位被称为“罗千岁”的督战官罗奇来当“钦差大臣”，所有行动计划都要经他同意方能执行。两天之后，原来确定的指挥官侯镜如才到部队，背后仍然有个罗奇。到了16日，蒋介石又决定改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担任指挥，同时又派来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同时指挥。为了继续援锦和对锦州进行反攻，这以后还派来杜聿明任第四任指挥官。第三，阙汉骞等指挥官只顾中饱私囊，建筑工事时偷工减料（国民党军队在锦州和锦西修工事是用钢筋水泥），将材料盗卖，使部分知情者军心涣散，以致出现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的顺口溜。

    塔山堡原本没有塔，但是，由于有了革命先烈们的汗浸血染，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原来塔山英雄团前线指挥所的位置上，出现了一座被青松环绕高高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纪念塔从1952年以来，已经三次重修，塔上是陈云同志的题字：“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在纪念塔下，修建了烈士陵园，那里有已经查实的743位烈士的合葬墓，还有5位将军墓，其中，包括当年指挥这一场激战的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胡奇才、四纵参谋长李福泽、四纵十二师师长江燮元和塔山英雄团团长焦玉山。他们在临终前都告诉他们的后人，一定要把骨灰埋在塔山的土地上。在他们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万年的题词：“塔山英烈万古流芳 1998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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