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立煌也溜了

    当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被围之时，东北的大局已定，距全部被解放已经为时不远，卫立煌所困守的孤城沈阳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此时的东北，诚如蒋介石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所写：“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这时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已编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开赴辽西，即将被我东北野战军所消灭。守卫沈阳的主力部队就只有一个周福成的第八兵团，但这个兵团所属的主力部队也就只有一个仍然由周福成兼任军长的五十三军，总兵力有4万多人。五十三军是东北军张学良的旧部，军中的军官基本上都是东北人，所以对于卫立煌原来交给他们的守卫沈阳的任务还是比较尽心的。

    10月27日，卫立煌从空军在空中所见情况的报告中，知道廖耀湘兵团肯定已经完蛋。第二天，从辽西战场上侥幸逃出来的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新三军军长龙天武逃回了沈阳，带回了廖耀湘兵团被歼的最详细情况。卫立煌这时除了再次重复他已说过多次的“我早就向委员长说过，一出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划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们看，我不是说中了吗”之外，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尽快飞离沈阳。他知道，东野大军只要在辽西战场上稍微抽得出部队，就会很快将进攻的目标指向沈阳。

    不错，当我军围歼廖耀湘兵团之后，东野的一纵、二纵和十二纵就已经在林彪的命令之下向沈阳急进。一纵是在10月28日接到命令的，二纵是在10月31日接到命令的，十二纵是在10月29日接到命令的。为了赶上东北的最后一仗，他们都用最快速度跑步行军，连渡河都是不脱衣服涉水而过。要知道，10月底的东北大地，河里都已经开始结冰了。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这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挥官，就是刚从徐州被蒋介石调到东北的杜聿明。由于他和卫立煌之间的关系不好协调，所以他经常是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名义住在葫芦岛，把主要目标放在指挥侯镜如兵团向东进攻，解救廖耀湘兵团。

    侯镜如兵团对这一任务十分消极，加之有我东野第二兵团的坚决阻击，所以一直也没有什么进展。当得知廖耀湘兵团被围之后，杜聿明明白，他只能想法收拾残局了。10月27日，蒋介石派飞机把杜聿明接到北平，要他组织海上运输力量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策应廖耀湘兵团从营口撤出。杜聿明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拒绝接受这一命令。蒋介石又要杜聿明去沈阳，让周福成死守沈阳。杜聿明在当天就飞到沈阳，和卫立煌商议守沈阳问题。卫立煌认为别无办法，只有让周福成死守，而周福成又愿意守沈阳。至于能否守住，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明言而已，反正卫立煌已经做好离开沈阳的准备。

    10月30日，蒋介石又派杜聿明到沈阳去督促防务。杜聿明的飞机还未飞到沈阳上空，就两次接到空军电话，说沈阳机场秩序已经混乱，飞机已无法降落，要他回葫芦岛。杜聿明估计沈阳很快就会失守，必须向蒋介石请示，就直接飞到北平，在机场见到蒋介石，向蒋报告了在空中所见到的沈阳城中的混乱情况，并建议把卫立煌接出来。蒋介石在当时为顾全国民党的面子（因为至1948年10月底为止，国民党军政大员中，还没有一个上将总司令被俘），只得勉强同意。可是，这天下午，当卫立煌从沈阳城内的一个小机场逃到了葫芦岛之后，蒋介石竟骂卫立煌是临阵脱逃。当沈阳被我东野攻克之后，蒋介石甚至下了这样的命令：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当时包括杜聿明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都深感寒心。

    二、沈阳基本无战事

    这时的沈阳已经是乱作一团。沈阳的混乱情况，从卫立煌离开的那一刻起就表现得相当突出。

    为了将卫立煌接走，杜聿明和国民党空军冒险派去了两架飞机。飞机未敢在北陵机场降落，而是降落在较小的民用机场浑河机场。飞机刚停，卫立煌还未走到飞机旁边，先闻讯赶到机场的其他官员都纷纷挤了上去，挤得连机舱门都关不了。机组人员当然不敢起飞，只好骗上了机的官员们，说是飞机发生故障，不能起飞，请大家先下去，在减载的情况下帮着推动飞机，待飞机发动之后，大家再依次上机。与此同时，机组人员又悄悄通知卫立煌，要他速去东塔机场，只有在那里他才可能上机。当飞机上的官员下来推飞机时，飞机突然关上舱门，起飞而去，地面有受伤的、有骂娘的（他们的行李箱还在机上，其中不知有多少逃命时携带的金银财宝），一片鬼哭狼嚎，而原来未挤上去的则在一边嬉笑挖苦。就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等人的汽车转到东塔机场。飞机转到东塔机场时，东塔机场也是一片混乱，卫立煌是先上了一辆大卡车，把卡车后门对着机舱门时，机舱门才打开，这才保证了他能顺利上机。卫立煌上机之后，紧随其后而有幸挤上去的有卫立煌的参谋长（刚任命为兼任新六军军长）赵家骧、国民党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会长高惜冰、辽宁省省长王铁汉、安东省省长董彦平、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其他未能登机的被卫立煌的副官和卫士强行挡住，哪怕是已挤上飞机的如国民党合江省省长吴瀚涛等人都被踹下了飞机，嫩江省省长彭济群从梯子上摔下来摔伤了腰，被人抬回了家。虽然如此，官员们仍然拼命往上爬，有的干脆爬到飞机机翼上不下来，还有人砸碎飞机的窗玻璃向里钻。在这种情况下，赵家骧耍了个花招，他告诉那些官员们说，马上还有4架飞机来沈阳接人，他已经安排编组，并当场宣布了分4个组登4架飞机的官员名单，让每个渴望上机的人都心中有数。这样，爬上飞机机翼上的官员才下了飞机，卫立煌才得以起飞。为此，当卫立煌的飞机降落在葫芦岛，见到前来接他的杜聿明时，说了一句“差一点见不了面”的话。

    卫立煌等人走了，沈阳城中就只留下了奉命守城的周福成。周福成手下总共还有大约8万人，除了他的五十三军两个师之外，还有青年军二○七师的两个旅、新一军的一个师、四个相当于师的守备纵队和一些从各地逃进沈阳市的散兵游勇。周福成是一个军阀味很重的旧军人，为人顽固不化，甚至近乎愚顽，到这时还在想着卫立煌离开之后他如何来过两天盼望了一辈子的东北军政最高长官的瘾，还在想要如何守城。可是他不知道，他的部下早就在和我方人员接触谈判，早就在酝酿起义投诚了。

    五十三军是原来张学良的部队，是当时全国已经不多的老东北军，并非蒋军嫡系，部队中不少人过去和我党我军有过接触，所以东北局一直就在做五十三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能离开蒋介石，弃暗投明。

    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早在东北军驻陕西时，就和我党情报部门负责人李克农等有过接触。1947年秋天，当时的东北局负责人吕正操就派联络员李书城给他带过信，要他把握时机，有所行动。这以后，他就和李书城有一些联系。当卫立煌走后的10月30日晚上周福成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守城问题时，赵国屏见到会的军官都认为不能再打，就大胆地劝周福成不要再打，放下武器。周坚决不同意，还布置他的两个副官想法枪毙赵国屏，副官却坚决不干。周福成知道大势已去，就写了一张字条给赵国屏：“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罢。我走了。”周福成就这样离开了指挥部。

    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与我党的联系更多。1948年5月，五十三军在开原战役我军俘虏的四个师级军官被释放，给王理寰带来了他在东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吕正操的亲笔信：

    近闻师次黄龙，整军银川（按：黄龙是开原的古称，银川是铁岭的古称），遥为钦佩。讲武同学，星散各地，均乏联系。监督汉公（按：指张学良）身在囹圄，安危莫保；西安义举，吾侪当不忘其苦衷。东北沦陷，家乡涂炭，十几年来无人挽救。日寇降后，方期重见天日。不料内战又兴，荼毒生灵。

    是非进止，早在洞鉴。兄举足重轻，跷希以待。弟吕正操鞠躬。其他同学请代致意，又及。

    这封信给了王理寰极大的震动，便打算今后“俟机稳准图之”。

    1948年7月10日，我党派王佩青与王理寰建立了直接联系。当廖耀湘兵团兵出辽西之后，王理寰就与五十三军的一些军官进行商议如何放下武器，并准备在必要时解决对蒋家王朝最忠心的青年军二○七师。这时，东北局哈尔滨广播电台不断播放东北的知名民主人士高崇民、张学思、吕正操、车向忱、阎宝航等人劝告五十三军为保全家乡父老的生命财产而放下武器、举行起义的讲话，对五十三军官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0月29日，在接受我党委托在沈阳进行联络工作的东北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王化一的安排下，和我党有联系的一批高级军官在王化一家中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的有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暂编五十三师原来不是新一军的队伍，而是东北的地方部队，是在新一军到东北之后才编成一个师划归新一军的，许赓扬本人是东北军出身，与五十三军关系密切，此时也在与我军接洽起义）、国防部东北军法执行分监部主任赵毅、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等，到会者都同意发动起义，并对各有关事宜进行了研究和分工。对于最难解决的卫立煌和周福成，决定采取送卫离沈和劝周起义的办法。王理寰在卫立煌离沈前和卫谈话时，卫立煌告诉他已经知道了他们开会的事，卫说：“你们在王化一家开会，对沈阳有办法了。我就走，你们好自为之吧！”也就是说，卫立煌对他们准备沈阳起义给予了默认，这对沈阳的起义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在和沈阳城外的东野独立二师进行联系之后，王理寰、许赓扬等人在10月31日就成立了“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正式举行了起义。委员会成员有王化一、赵毅、王理寰、胡圣一（东北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许赓扬、秦祥征等。为了便于与各方协调关系，主任委员由东北抗日名将、时任东北“剿总”高参室主任苏炳文担任，因为他曾是周福成的上级。这样，沈阳城中的国民党军队除了青年军二○七师之外，全部放下了武器。

    11月1日凌晨，我独立二师通过暂编五十三师的防区进入沈阳。接着，我东野主力一纵、二纵、十二纵和其他几个独立师也陆续进入沈阳。11月2日，三个主力纵队在沈阳老城会师。用当时亲历者的话说，是“解放军分四路入城，人人相安，鸡犬不惊，秩序井然”。原来与我党已有联系的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还出动了宣传车6辆，在城中大街上进行欢迎解放军和维持秩序的宣传，不少市民跟在车后欢呼。

    沈阳就这样宣告和平解放。东野总部决定先由三纵政委罗舜初进城，处理一些紧急事务。

    这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两个，一是国民党的守城司令周福成，一是青年军的二○七师。

    周福成被他的部下安排在世合公银行大楼中，各方面为劝他起义做了不少工作。苏炳文是他的老上级，赵毅是他的老同学，王理寰的副师长夏时是他的连襟，劝他都无效，连他的亲女儿带着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特地从北平乘飞机来做工作都无效，他还叫喊要枪毙他的女儿（愚顽不化的周福成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亲生女儿早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在这种情况下，部下们只有离他而去。当我军进城之后，二纵六师的前卫团十六团一连连长黄达宣带着两个排沿中华路、马湾路一线搜索，11月1日拂晓，他们来到大西门里的世合公银行时，见楼中有敌人，立即进行包围喊话，无人答应，他们就冲了进去，也无人开枪，里面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士兵，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桌子上扔了不少手枪。黄连长问他们当官的在什么地方，这些兵都用手往楼上指。黄连长带着人上楼之后，只见一个军官走了出来，对黄连长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商量投诚事宜。”黄连长不知道周福成是何许人也，只觉得太可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来谈什么投诚？于是就把周福成送到俘虏队伍中去了。

    青年军二○七师的全体官兵都是从各部队挑选的国民党党员，十分反动而顽固，这时在沈阳有两个旅（还有一个旅被调到廖耀湘兵团在辽西会战中被消灭），驻扎在沈阳的西南部。五十三军的起义军官曾努力做过其中一个旅一些军官的工作，希望能拉出一部分人参加起义，但没有结果。东野总部首长曾专门下达了捉拿该师师长戴朴的命令：“二○七师师长戴朴极端反动，已令其部属焚烧物资，望各部注意清查逮捕，以便战后依法处办。”但戴朴已在混乱中化装逃跑，故而未能捉拿归案。不过也由于戴朴已逃跑，所以该师在我军的压力下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抗，10月31日下午，我十二纵和二纵在对沈阳进行包围时，就在小郭庄与二○七师交了火。由于敌人事先制作了不少用3厘米厚钢板焊成的“活动碉堡”，可以在里面推着走，犹如人力装甲车一般，曾让我先头部队遇到了阻力。第二天，我军的大部队到了，集中了18个炮连对敌人进行轰击，然后冲到近处拼刺刀，在苏家屯消灭了二○七师1.3万余人。与此同时，我一纵也在10月31日赶到沈阳，并在铁西区与二○七师交手，攻破了敌人的防线，进入城内。二纵也从铁西区向城中的纵深前进，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大楼内抓获了二○七师新一旅旅长李庄一以下4200多人。11月2日，我军独立第十二师和十三师在东大营拿下了二○七师的最后一个据点，另一部分在乔家窝棚企图以假投降来寻机逃跑，未能得逞，也被我军歼灭。歼灭二○七师，是我军解放沈阳过程中进行过的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我军在解放沈阳的过程中，一共歼敌13万多人，其中有将级军官106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与物资，其中有大炮1685门、机枪4811挺、步枪7万多支、汽车841辆、坦克43辆、装甲车114辆。这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在一次战斗中获得如此多的军用物资。我军在沈阳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收获，就是完整无缺地接管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的中将厂长陈修和是陈毅的堂兄，为人正派，倾向进步，在他的艰苦努力之下，抵制了国民党政府多次要他迁厂或炸厂的计划，将设备8000台、职工1.2万人的大兵工厂完整地保护了下来（该厂每月生产的枪支弹药就可以装备一个师），将大量的弹药和设备交给了东北局，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五大书记会餐

    沈阳的解放，标志着全东北的解放，也标志着辽沈决战的结束。

    历时52天的辽沈决战，我军共消灭国民党正规部队的一个“剿匪”总司令部、一个指挥所、四个兵团司令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还消灭国民党非正规部队的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省保安司令部、一个骑兵司令部、13个师，总共消灭敌军47.2万多人，其中生俘32.4万人，俘虏中包括国民党将级军官180人。缴获各种火炮4700门、飞机16架、坦克76辆、装甲车151辆、汽车2000多辆、骡马5600多匹、各种枪械10万支以上。更何况在被我军消灭的国民党军队中，有不少都属于蒋介石的精锐（按：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致看法，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远征军的美械装备部队，即视为蒋军的精锐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战场上，就有8个军属于这样的精锐之师）。辽沈决战是我军有史以来所打的第一场大战役，不仅大量消灭了敌人，也大量装备了自己，为下一步全国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这场决战中，我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共牺牲14010人，受伤53327人。

    辽沈战役之后，我军在数量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我军这时的总兵力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则下降到只有294万人。

    11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全体东北同胞：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100余万人，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东北军民表示感谢与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也就在这一天，在西柏坡，炊事员为五大书记做了一顿丰富的晚餐，餐桌上有毛泽东最爱吃的红烧肉，有从滹沱河中抓来的鱼，有战士们打来的斑鸠，有米粉肉和酸菜炒肉丝，这是西柏坡罕见的盛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五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兴高采烈地庆祝东北的大胜利。毛泽东一边拿筷子，一边说：“东北告捷，蒋介石完蛋的日子就不远了。”

    12天以后，即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毛泽东的上述判断，是完全从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得出的。不仅得到了全党全军的坚决支持，就连杜聿明这位老对手，辽沈决战之后在北平和傅作义私下谈话中也承认：“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在一年之内将统一中国。”几年之后，在台湾回顾往事的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

    一书中谈到东北战局时，也这样写道：

    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将我们国军精锐主力调赴东北，陷入一隅，而不能调动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四、接管沈阳

    沈阳是一座全国性的大城市，在当时就有约200万人口。在解放之后如何管理和改造这座大城市，我党还相当缺乏经验。所以，还在沈阳解放之前的10月26日，东北局就在哈尔滨召开了专门会议对接管东北后的很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会议决定由陈云担任沈阳市军管会主任，伍修权担任副主任兼卫戍部队司令员，陶铸任军管会副主任兼市委书记和卫戍区政委，朱其文任沈阳市长。东北局决定抽调4000名干部进入沈阳进行接管。据当时的老同志回忆，哈尔滨市的干部除了少数留守之外，几乎全部去了沈阳。而且，是28日动员，29日就上火车出发。11月2日，陈云、伍修权等和早已在沈阳城外的陶铸（当时陶铸任辽北军区政委）等一道进入沈阳。11月4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东北野战军总部也进入了沈阳。

    由于东北局事先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对沈阳的接管相当顺利，只在城中戒严了三天，由担任卫戍任务的一纵、二纵、独立一师、独立四师对城中重要部门和作战物资进行接管，对敌人的散兵游勇进行收容，组织对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轰炸，着手组织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

    三天以后，商店营业，水电畅通，军管会从南满调运来的粮食，从阜新调运来的煤炭都向市民保证供应，新生的沈阳各项工作和社会秩序逐步走上正轨。从此，沈阳这个东北最大的城市、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获得了新生。

    五、百万雄师入榆关

    历时52天的决战结束了，东北野战军的指战员们实在太累了，11月3日，东野总部发布命令，让全军休整一个月，总结经验，缝补军衣，补充新兵，集训俘虏，伤员归队，理发洗澡补睡眠，治病疗伤擦枪炮，准备下一步新的战斗。

    就在东北野战军休整期间，根据中央军委11月1日发布的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通令，东北野战军进行了整编。原来的12个主力纵队改称为军，即：一纵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二纵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直依次到十二纵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原来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六十军，改编之后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原来的第一至三十六师依次改称为第一一二至一四七师。按中央军委的规定，每个军都是三个师，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的每一个军都编入一个独立师，这样，东北野战军每个军都是四个师，6～7万人。与此同时，总部负责人也有所变化。为了读者阅读方便，现将全军统一序列之后的东野编制与负责人排列于下：

    司令员林彪。

    政治委员罗荣桓。

    参谋长刘亚楼，副参谋长曹祥仁。

    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

    后勤部第一部长周纯全，第二部长李聚奎。

    后勤部政治委员陈沂。

    炮兵司令部司令员（缺），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贾陶、苏进、匡裕民，参谋长匡裕民（兼）。

    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兼），政委邱创成（兼），副司令兼参谋长匡裕民，副政委刘登瀛，政治部主任吴涛，副主任张志毅。

    铁道纵队司令员（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李寿轩（后），政委（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伟。

    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黄志勇。

    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副军长兼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副主任吴岱。三十八军辖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一五一师。

    第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委吴法宪，副军长吴信泉，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副主任贺大增。三十九军辖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一五二师。

    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副军长沙克，副政委刘西元，政治部主任卓雄。四十军辖一一八、一一九、一二○、一五三师。

    第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军长胡奇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四十一军辖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一五四师。

    第四十二军军长万毅，政委刘兴元，副军长吴林，副政委唐凯，政治部主任郭成柱。四十二军辖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一五五师。

    第四十三军军长洪学智，政委赖传珠，副军长杨国夫、李作鹏，副政委刘其人，第一参谋长雷震，第二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四十三军辖一二七、一二八、一二九、一五六师。

    第四十四军军长邓华，政委吴富善，副军长曾克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甫仁，参谋长高体乾。四十四军辖一三○、一三一、一三二、一五七师。

    第四十五军军长黄永胜，政委邱会作，副军长张天云，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段德彰。四十五军辖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一五八师。

    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副军长杨梅生，参谋长袁渊，政治部主任王逸群。四十六军辖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一五九师。

    第四十七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副军长方强，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孔石泉。四十七军辖一三九、一四○、一四一、一六○师。

    第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麒，副军长周仁杰，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杨春圃，参谋长何廷一。四十八军辖一四二、一四三、一四四、一六一师。

    第四十九军军长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军长熊伯涛，政治部主任陈志芳。四十九军辖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六二师。

    第五十军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副军长叶长庚，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五十军辖一四八、一四九、一五○、一六七师。

    上述的整编工作是在全军中统一进行的。整个人民解放军共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华北兵团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机动兵团，当时也称为华北军区野战军，所以人们往往也称之为华北野战军。野战军之下有兵团，兵团之下有军。地方部队则以警备旅、独立旅为最高单位，隶属于各军区建制。当时的一级军区有5个，即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军区。二级军区有3个，即晋绥、豫皖苏、冀察热辽军区。只有游击部队还保留纵队和支队的名称。由于当时全国各部队的整编都是在战争中逐步完成的，此时又正值淮海决战和平津决战之时，所以当时留下来的绝大多数军史档案都还是按习惯的称呼，称的是原来的番号。为了不致产生混淆，后来在绝大多数军史资料和历史著作中，在叙述淮海决战和平津决战的历史时，仍然是按原来已成习惯的叫法称为纵队，对师一级的称呼也仍然是按原来的番号称呼。一般都是在1949年4月中央军委将四个野战军统一编号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之后，对各军各师才用新的番号。为了与大多数已有的著述一致，不致让读者产生歧义和误解，我们在《平津战役》的叙述中仍按大多数已有的著作的习惯处理的。

    按照中央军委和东野总部的计划安排，东北野战军的将士们是应当多休息几天的。但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发展太快了，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乘胜前进，在一年中完全打败蒋介石反动政府，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这时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我军几大集团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后勤供应最充分的野战兵团。中共中央要给它加重担，要让它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1948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提前发起平津战役。这一天，距东北大地停止战火、部队休整刚刚半个月。

    其实，早在沈阳还未解放之时，即在10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东野总部就已派遣四纵、十一纵的全部，以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共约11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在东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的率领下先行入关，挺进了冀东。

    东北野战军总部得到军委命令之后，立即动员全军，星夜准备，仅仅用了5天时间，即1948年11月23日，其主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四十三军、四十四军、四十五军、四十六军、四十七军、四十九军，炮纵、铁道纵队全部集结完毕。除特种兵外，每个纵队编入一个独立师、一至四个独立团、三千至一万名解放战士。总共73万余人，分兵三路，西路由喜峰口、中路由冷口、东路由山海关秘密入关，犹如铁流滚滚，开赴平津战场（如果加上先遣兵团的四十一军和四十八军，东野入关部队总数是84万多人。属于东野建制的五十军留在吉林整训，1949年6月14日奉中央军委命令入关，所以一般都说是“80万大军入榆关”）。

    11月30日，林彪、罗荣桓率总部离开沈阳入关。一场新的决战，即将在关内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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