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指望第一〇六师团能顺势把他的南下计划执行下去，却不料鸡飞蛋打，自己陷进去不算，还得抽调其他重兵，而无论抽调金泽师团还是第二十七师团，都意味着西进行动可能搁浅。如此一来，哪边都没着没落，这怎么能行。
冈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第一〇六师团完就完了，只要西进能够成功，舍小取大，我也情愿。
通过岷山之战，他发现薛岳兵团所在的南战场很强，而张发奎兵团所处的西战场相对较弱。
于是，冈村把长江南岸以金泽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为核心的第十一军主力，全都投到了西战场。最初的推进情况也让他惊喜莫名，金泽师团一马当先，越跑越快，在赛场上快要成为唯一主角了。
棋逢对手
第十一军司令部又热闹起来，不过参谋们的脸上不再是气急败坏的表情，冈村耳边充盈着各种各样的好消息，不是“进展顺利”，就是“锐不可当”。
一激动，冈村就连一招一式、你来我往的耐心都没了。他发布追击令，让冲击力最强的金泽师团闭着眼睛追，以最快速度赶到湖北咸宁。
咸宁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往北是北伐时著名的贺胜桥，再往上去即为武汉。
占领咸宁，就截断了粤汉铁路，也等于就近抄了武汉的后路。这条进军路线连冈村最初预想中的小包围都算不上，只能说是小小包围，可被时势所逼，看上去颇有远谋的冈村也不得不变得急功近利起来，他就盼金泽师团能跑得越快越好。
别管路上的什么障碍物，你就当那是浮云。
金泽师团快马加鞭，追着追着，追到了鄂赣两省交界处，过不去了。
迎面挡着一座大山，大山不是栏杆，不是你把马缰一拉，可着劲儿一跃就能跳过去的。
此山名曰幕阜山。与庐山相比，幕阜山的名气要小得多，可是打仗嘛，又不是画画写生。这座界山成了挡住金泽师团的一道天然屏障。
更不容小觑的是，山上还立着一位大将，手中兵刃冷森森让人胆寒，一看就非等闲之辈。
有时候，小看人是不好的习惯，冈村小看了张发奎，他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从九江开始那一段，“铁军”军长确实表现不咋样，不管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都瞧不出北伐时代那种横扫千军的气势。不过张发奎自己的总结也不是没道理：给我的部队太差，做军长的就是再铁又能铁到哪里去？
所谓否极泰来，当初李宗仁的五战区够一穷二白了吧，可是撑到后面，汤恩伯来了，腰杆马上就跟着硬朗起来，一个台儿庄大捷惊煞个人也羡煞个人。
关键还是你得撑到那时候。
依靠薛岳这个小老弟在南战场又拖又拉，张发奎也撑了下来，而且真的迎来了汤恩伯。
汤恩伯原来被安排在南昌以南，属于机动部队。他属于那种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能放出点雷霆手段的战将。
早在金泽师团进至岷山时，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已经发现张发奎兵团据守区域太过薄弱，一个金泽师团现身之后，竟然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谁也挡不住。
就位置而言，张发奎兵团的身后就是武汉，如果任由日军长驱直入，可想而知，战局发展下去会有多么被动。
再不调汤恩伯上来，很危险。
壮汤带部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别人都是越打越少，他却是越打越多，如今已由汤军团扩展成汤集团军（第三十一集团军）了，而且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莫非他会传说中的吸星大法？
汤恩伯自有一套，他是能者升之，劣者驱之。
编进他部队里的，只要你真正能干，就不怕没有升迁的机会。一般的军队将领都是自己升上去后，再回过头来提拔下属，汤恩伯却是自己还没换乌纱帽，就先想到了下属。其中，像王仲廉、张轸等人由于仗打得不错，升得尤其快，几乎就是半年一升，很快就由师长跳到了军长。
对于那些因功可以升官，而自己军中已经额满的人，汤恩伯也尽可能不让对方失望，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将其推荐到别的部队任职。这样一来，大家干活自然就分外起劲。
有能干的，必然有不能干的，而不能干的往往更是牢牢把持着手下那点军队不放，犹如自己的私家武装。汤恩伯的办法是首先尝试将军事主官调开，如果不行，就索性来个釜底抽薪，将原先的中下级军官撤掉一部分，另外换上一批人，结果造成不能干的那位被一下子架空，再也不敢恋栈。
汤恩伯扎营幕阜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自己刚刚编组而成的集团军灌输山地战意识——
第一，要占领制高点，这叫脑袋，可以用以完全控制整个阵地。
第二，要占领制高点两旁的山头，这叫左右手，可以起到侧击的效果。
金泽师团以为自己是传说中的铁甲连环马，没想到从山林里伸出来的，却是一支支钩镰枪，用《水浒传》里的语言，叫做“但见马到，一搅钩翻”。
中国军队用“钩镰枪”来对付日本人的“连环马”
一座又一座山头的苦斗，令金泽师团疲于奔命。所谓的追击令，渐渐已沦为一纸空文，从出发地到咸宁直线距离大概有一百多里，金泽师团平均每天“追击”不超过两里，这真是要了人命。
与此同时，第二十七师团在摆脱第十八军的“纠缠”后，又在公路上遭遇了“汤式运动战”，其后续辎重部队经常被伏击，一时间顾前难顾后，顾后难顾前，本就不高的进攻效率直线下滑。
第十一军负责西进的两支主力都因此变得蔫头巴脑，基本上一天才能占领一座山头。冈村坐在第十一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每天用彩色铅笔将山头标注下来。在地图上，幕阜山像一件衣服，而这些攻占的山头就像衣服上的碎点花纹，只是它们太细小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冈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尽早把点连成线，但汤恩伯作战的特点是，你攻击他一部，他必定会亲自率军进行反击，这样就把点连成线的机会降到了最低。
整个幕阜山战场处于一片混战之中，日军刚刚击退一股中国军队，另一股中国军队又很快会冒出来，或者日军虽然嵌入汤恩伯的正面防线，但其左右两侧仍然纹丝不动。
汤恩伯毕业于陆士第十八期，冈村宁次则毕业于陆士第十六期，一个学校教出来的，上下仅相差两届。冈村精通正面进攻，汤恩伯熟悉山地防守，冈村懂得迂回抄击，汤恩伯亦擅长运动歼敌。如此，双方就只能打到难分难解。
通过以前的南口之战和台儿庄大捷，冈村对汤恩伯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可是当真正交手，他才知道对方名不虚传。
当然，如果汤恩伯没有幕阜山为依凭，也不可能令冈村如此头疼。
老冈村不再有闲情逸致画画了，他写条幅，言道：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你不爱山水，山水还不爱你呢，谁让你跑我们这里来杀人放火的？
一个更比一个强
除了进攻受阻外，冈村还面临着另外一道难题：酷暑来袭。
冈村年轻时在武汉待过。据他自己的体验，这一带并不是每年都很热，也有不热的年头，但让他头大的是，此次旧地重游，却正好碰上了一个好年份，华中地区特别热。
日军官兵在作战时不得不赤膊上阵，尤其是那些长满络腮胡子的老兵，脸上生出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像开了花一样，真是又恶心又滑稽。
前线变得苦不堪言，在日军野战医院里，躺满了各式伤病员，几乎人满为患。当冈村看到那么多伤兵被用担架抬下来时，他的眼泪也忍不住要掉下来，巡视时几次都试图把目光挪开，以免被自己的部下看到。
老天，华中作战怎么会这么难呢？
此次受命向武汉发起总攻的部队，不仅有冈村的第十一军，还有原“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相对于第十一军，第二军重新集结和出发的时间都较晚，一直到8月中旬才从合肥起程，其进攻路线是跨越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从大别山北麓绕到武汉。
兜这么一大圈子，当然是因为花园口决堤，便捷途径被切断了。假如当初能横跨豫东大平原，从郑州南下，则不需大部队，光动用坦克战车和骑兵组成的“快速挺进队”即能达到目的。
由于沿途公路桥梁已遭到破坏，第二军原先准备的近两千辆汽车全都派不上用场，成了废物一堆，各师团不得不徒步行军。
走着走着，大家就开始咒骂起来，像第十一军一样，他们骂的也是“鬼天气”。
对天气因素，日本统帅部不是完全没考虑到。
先期出发的熊本师团两千多人患疟疾的事实，曾把参谋本部吓了一大跳。要都这么着，岂不是还没怎么打仗就得大量减员了？8月、9月正是南方最热的季节，就算不“打摆子”，官兵也可能中暑，因此陆军竭力主张将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到10月。
可是海军不干。
长江又不是一年到头水都是满的，还就这两个月是丰水季节，江面又宽，浅滩又少，我们的军舰才能溯流而上，若是到10月进入枯水季节，船能不能开到武汉都难说。
海军成天坐在船上，养尊处优，陆军在山林稻田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才不管，而这一回陆军还不得不听海军的：你没船，长江沿岸的第十一军总得靠人家接送啊。
事实上，参谋本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8月的天气，对海军或许有利，对陆军而言却是一场灾难。
在大别山北麓，除第一天下了点雨外，接下来几天全是烈日炎炎当空照。气温一度高至四十三摄氏度以上，官兵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中暑晕了过去，甚至还有打仗时热得受不了，被送去急救的。
此后熊本师团的厄运也毫不意外地袭击了第二军。除了疟疾，还又加上了霍乱，第二军前后因霍乱、疟疾和中暑而缺员的，达到两万五千人，超过了一个师团的规模，中间致死的接近九百，则已相当于一个大队。
更奇特的是，第二军连沿途的遭遇都和熊本师团差不多，对手变得越来越强，自己则越来越亏。
遇到的第一个强敌是宋希濂。宋希濂把德械师的残存人马都集中起来，一个富金山阻击战，阻击第十三师团达十天之久，使其折损过半，逼得第二军先后五次为该师团补充兵员。
第二军司令官稔彦眼见大道艰险，打算另走捷径，顺着小界岭翻过大别山，可是孙连仲又发起了小界岭守卫战。
小界岭战役被称为“第二个台儿庄战役”，或称“小台儿庄战役”，极言作战场面之激烈。当前线出现危急情况，已身为兵团司令长官的孙连仲竟然都拿起一支手提机枪，带着卫兵亲自冲了上去。
台儿庄大战时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曾经说，小界岭战役是他从军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激烈也最残酷的战役。一个近三千人的团打到后面，连炊事兵和抬担架的加一起，才剩下三百人不到。在仵德厚的记忆中，小界岭甚至比台儿庄更令他难忘。
经此一战，在南京屠城中野蛮凶残程度可与熊本师团并列的京都第十六师团被打得丢盔卸甲，第二军也始终没能够走捷径翻过大别山，一直到中国军队撤离武汉，这里都固若金汤，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
无奈之下，稔彦只能重走大路。
第三个对手也十分了得：张自忠。
张自忠如今几乎是第五战区的万金油，李宗仁和白崇禧觉得什么地方可能虚弱了，就把他部署到什么地方。
当时张自忠的部队也正饱受疟疾的困扰，到了后来，连张自忠本人都打起了“摆子”——他在治军方面素来以身作则，当兵的啃山薯喝生水，他也啃山薯喝生水，只要不是神仙，同样都有中招生疟疾的概率。
可是抱病之下，他仍然率部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前线，据潢川以阻姬路第十师团（即台儿庄大战时的矶谷师团）。
在潢川，张自忠连遇险境。先是在城外遭到日军骑兵联队的突袭，只差几分钟的工夫，东洋马就要冲进大帐了。接着，他又在姬路师团包围潢川城的情况下，冒死进入城内督战。
最险的就是日军用炮火轰塌城墙，蜂拥进来的时候，张自忠大呼而起，亲自组织敢死队发动反冲，将城墙上一度被撕开的缺口重新封了起来。
为了这么一座小小的县城，双方连战十二个昼夜，所谓“倭尸累积，濠水尽赤”，连旁边的淮河水都快被鲜血染红了。
整个姬路师团在潢川至少被打掉两千人马，主力联队从合肥出发时，尚有二千八百人，等潢川一战打完，已只剩八百，伤亡之重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台儿庄大捷，乃至于连第二军自己都不得不在广播上承认：皇军在潢川曾遭遇到从来没有的劲敌，致蒙受巨大之损失。
武汉会战的实际情形跟以前的淞沪、南京战役，甚至于徐州会战都有不同。以前中国军队很难俘虏到鬼子兵，即使有两个因受伤而被俘，起初也大多是“死了的鸭子嘴还硬”，脖子梗梗的，怎么骗都不说一句话。你非得等老长一段时间，还要好吃好喝招待着，他才肯吐两三句毫无价值的屁话出来。
可是由于战争中损耗了太多老兵，日本除不断地组建新编师团外，连主力师团的补充，也不得不大量使用新兵。这些新兵来自日本国内的各行各业，没像老兵那样被洗过脑，从内心上来讲，也根本不想跑到如此遥远的国度来打仗，因此作战能力和意志都很薄弱。比如抓到的姬路师团俘虏兵就有问有答，十分配合。其中还有一个大学生，哭哭啼啼地从怀里拿出一堆家信和相片来给审讯者看，并且凡是他知道的军事秘密，你需要什么，他答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留他一条性命。
第二军里面，说起来都是老牌主力师团，可是一路过来，无一不被打得东倒西歪，与其兵员组成已发生微妙变化有很大关系。
司令官稔彦急得没法子，只得拉出最后一个压轴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同时频频使用特种武器中最神秘也最为人所不齿的毒气弹。日军用于毒气战的毒气罐
你有压轴，别人也有压轴，而且也几乎是最强的。
胡宗南在信阳牵头组建豫南兵团，里面不仅包括各路步兵精锐，还有杜聿明第二〇〇师、独炮团等特种部队。双方就算单拼火力，也还有得一拼。
毒气弹这东西，属于一回生两回熟。第一次见它可怕，见得多了，知道了防御办法，不过那么回事。时间一长，中国军人甚至都学会了拿毒气弹开玩笑，一见阵地前沿烟雾缭绕，便相互打趣，这个说，要不你上去闻闻？试试看是不是毒气。另一个则答，去也可以，给个防毒面具先。
觉得毒气弹在眼前散来散去总是扎眼，胡宗南索性发动了一次短促反击，端掉了名古屋师团的毒气弹仓库，光缴到的毒气罐，就装了满满几大车。
汉谋无谋
9月中旬过去了，9月下旬也过去了，一转眼10月中旬都快到了……
可是一北一南，第二军司令官和第十一军司令官仍然只能大眼瞪小眼，伙计看老板，都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打破僵局。
稔彦是皇室成员，含着金汤匙呱呱坠地的，人家打仗打好了能往脸上贴金，打坏了也没人说他，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冈村就不同了，前线迟迟没有进展，等于要了他的老命。
能救他命的，看来只有“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了。
对熊本师团期待如此之高，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天的作战和对比，冈村发现了一个“三百米定律”。
如果地形低于三百米，特种部队尚有施展空间，日军的优势几与平地无异，但倘若地形高于三百米，则不但特种部队难有用武之地，步兵还得仰着脸往上冲，进攻难度就要大得多。
同样是山连着山，如果不算大别山腹地的话，长江以北大部分是三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稻田，反之，长江以南的山地则一般都要高于三百米。
按照“三百米定律”，冈村认定熊本师团更有把握第一个杀奔武汉，因此他让人给熊本师团参谋长重田德松大佐带去一封信，信上明确要求该师团尽快组织新的进攻，时间为10月17日。
对冈村的这一“苛刻安排”，从师团长稻叶到重田本人，都感到难以接受。
前面虽然占领了田家镇，稻叶等人的心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经过田家镇之战，熊本师团别说进攻能力，连防守能力都没有了，若无新兵补充是绝难再战的。
拿着冈村的信，重田又去催问了一下，说是已经有三千两百名补充兵赶来了，不过还在长江上的轮船里，需10月20日赶到——就算来了，你还不能让这些新兵即刻上阵，总得编组一下吧，这样即使最早，也得到10月23日才能开赴新的战场。
10月17日进攻，第十一军司令部那些猪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奉命制定作战计划的重田参谋长“悲愤地流下了眼泪”，心里面满满当当只有一个字，堵，三个字，堵得慌。
可是他又不敢不执行冈村的命令，平时在老家伙面前耍点态度，对方诚惶诚恐，不知道要怎么惯着你捧着你才好，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要用你。现在你说不肯去打仗，那张老脸可就要拉下来了。一不高兴，没准还会把“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牌匾转手送给金泽师团。
做“第一”做惯了，后面这件事才是重田和他的师团长最不能接受的。
重田至此每天晚上爬到附近的丘陵上去，一边眺望对面李延年所设阵地，一边苦思冥想，那模样犹如孟姜女哭长城，哭丧着脸，就希望敌方阵地能自动倒掉才好。
一天，两天，什么办法都没想得出，阵地也没倒掉。该死的，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侦察机给稻叶和重田带来了新的希望。
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已准备放弃武汉，各路人马正交替掩护，陆续从战线上撤离。
有飞机在上面看着就是好啊，胆子立刻壮了起来，熊本师团随即展开“迅猛追击”。
中国统帅部之所以决定这个时候弃守武汉，与广州失守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负责保卫广州的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但前线军事由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实际主持。
当初发生两广事变，余汉谋是第一个揭竿而起造陈济棠反的。此后他虽然在名义上坐了陈济棠的交椅，然而陈老大的风光再也享受不到了，广东的党政军权基本被蒋介石一手掌控。
“老谋子”（余汉谋）没有陈济棠那样占山为王的野心，他情愿像小媳妇一样在广州蹲着，而他这个小媳妇的能力又是与野心成正比的。
粤军最辉煌的时期是东征北伐，那时候的广仔们都有一股子创基业打江山的劲头，因此张发奎、薛岳、吴奇伟、叶挺等一流战将才会不断涌现，也才能创出第四军“铁军”的名号。
不过从这之后，粤军就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基本上是一茬不如一茬，表现在当家人身上，就是陈济棠不如张发奎，余汉谋又不如陈济棠。
追究原因，毛病却是出在当官的越来越有钱了。
余汉谋的基本部队是第一军，按其流脉，也是从第四军里分流出来的，但这个军早在江西时就通过经营钨矿做生意赚钱。到了广州，余汉谋把赚的钱往下一撒，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成了大富翁，几乎人手一套洋房汽车，生活十分奢靡。
知情者评论说，“老谋子”的军官一般都有三套衣服，一套部队里应场面的军装，一套白天逛街的洋装，一套喝花酒的丝绸长衫。此风一开，连以前形象正派的军官也近墨者黑，成天和商人混在一起经商走私，所以第一军几乎成了“广东商团”。
傅作义曾有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粤军在战略战术上并不比别人强到哪里去，当初之所以能够击败北洋军，完全靠的是一股不怕死的狠劲，现在天天躺在温柔乡里，骨头都酥了，如何还能打仗。
与之相比，桂军就不一样。李、白等人数十年如一日在清苦中生活，所以人家的“钢军”仍有寒光，广东“铁军”细看去却早已是锈迹斑斑。
虽然已经不能打仗，偏偏第一军还看不起其他粤军。他们自居为余汉谋的嫡系，认为“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变得一天比一天骄纵。
俗话说得好，骄兵悍将。“兵骄”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志气才能干大事业，也才能成就“悍将”。遗憾的是，第一军骄归骄，打仗却并不“悍”。
从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就陆续抽调部分粤军出省参战。余汉谋舍不得把自己的第一军主力派出去，只派出了一个叶肇，其他都是“非嫡系”的李汉魂、邓龙光。后面这些人属于张发奎的老部属，这也是李汉魂等人与叶肇素不相能的原因之一。
论武器装备，粤军在全国属第一流，德械、捷克造武器不少，有的甚至超过中央军德械师，加上调出去的部队风餐露宿，吃苦精神虽不能与“老四军”的前辈们相比，但比留下来的那些公子哥又要好上不少，因此之故，他们走出广东后还都干出了点名堂。
家里剩下的只是病猫，“老谋子”却还不知道去把家门口的篱笆扎扎紧。
10月4日，国民党统帅部发来情报，告知余汉谋，日本侵略军已在台湾集结了两个师团，还有大量海军舰艇，看样子是冲广州来的。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然而“老谋子”仍然做若无其事状，未作任何防范。
老虎仔正在万家岭跟鬼子打得死去活来，这种时候，日本哪里抽得出兵来广州，再说了，小日本再猖狂，敢得罪“大英帝国”吗？
历史上，广州与香港联系紧密，后者是英国殖民地。日本侵占广州，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与英国的关系，这就叫投鼠忌器。
日军大兵压境，“广东商团”的各级官佐还在广州甚至香港游玩，毫无要打仗的紧迫感。
直到10月10日，余汉谋得到报告，日本海军舰艇已云集于广东大亚湾海面。这下他才慌了，知道对方是要动真格的。
赶紧打电话。不是打到部队驻地，而是打给各地电影院老板，让他们赶快打出字幕，要求跷着二郎腿看电影的兄弟们尽快回防。
真正的“电影”马上开始，战争片，一边倒的那种。
10月12日，日本第二十一军在大亚湾登陆。
第二十一军包括三个师团，其中两个都是新编师团，只有一个广岛第五师团算老的常备师团。
正在登陆的日本侵略军坦克
广岛师团也就是从前在华北吆五喝六的板垣师团，这个师团曾经也带着“日本最强师团”的光环，不过那得追溯到南口之战或太原会战的时候了，到台儿庄大捷前后，它顶多能跟矶谷师团坐一条板凳，甚至还不如。就这样，它的主力还来不及参战，只能先送一个联队过来。
没办法，兵就这么多，武汉那里都不够用，能在广州凑出一个组合已属相当不易。这是考验余汉谋本事的时候了。无奈“老谋子”早已沦落为身后跟着一群病猫的老猫，其能力和魄力别说与薛岳相比，连李汉魂都及不上。
蒋介石远在武汉，广州这边怎么打仗，他还每一步都要请示老蒋。这样身上的责任是小了，战机却统统都贻误掉了。
日军从惠阳侵占到广州，所以广州战役又称惠广战役，对于余汉谋来说，当时当刻，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尽可能多的兵力集中到惠阳。可是“老谋子”犹犹豫豫，明明有两个旅七八千后备部队可调，却一直毫无动作。
等到惠阳失陷，余汉谋才真正着急起来，这时惠广战役却已接近尾声，第二十一军离广州不远了。
赶紧开会商讨，余汉谋的参谋长在会上献策，提出了一个“球状战术”。
所谓的球状战术，其实就是口袋阵：日军不是来了吗？正好入吾觳中。
参谋长说得头头是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口袋，是皮袋，等鬼子进来，你踢、我踢、他踢，四面八方踢，结果袋子踢破，小鬼子自然也完蛋了。
等他眉飞色舞地说完，差点笑场。
还“你踢、我踢、他踢”呢，用来扎口袋的那些部队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位参谋长提到的几个部队番号，都在溃退中，就这种状态，你还踢人家，自己不被踢个大跟头就算不错了。
余汉谋脑子再糊涂，也知道这是在纸上谈兵。
商讨来商讨去，还是且战且退为好，因为当时日军距离广州还有二百多里路，估计守上三天没有什么问题。
说是还要守三天，结果第二天凌晨余汉谋自己就跑了路，连后勤机关都没通知。武将一失踪，剩下来的文官更慌了神，时任广东省主席的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全都跟着走了人。
从第二十一军登陆大亚湾到进入广州市区，满打满算，不过九天时间。广东百姓和侨眷对此十分不满，遂给三位封疆大吏集体编了一个顺口溜，曰“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没甫（通谱，不靠谱的意思）”，念来倒也朗朗上口。
整个广州战役，只有一个叫钟芳峻的旅长，在兵败之后拔枪自杀，不失为一条汉子，而他也为广东粤军这支曾名震全国，打响北伐第一枪的“铁军”翻开了悲凉的一页。
广州失陷，是10月21日的事，当时邓龙光第六十四军、叶肇第六十六军已奉令回调，可惜为时已晚。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蒋介石认为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连续苦战之后，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孤城困守已无必要，遂决定放弃武汉。
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中国统帅部此前已对武汉撤退做了充分动员。能走的都走了，凡军事政治机构也一律搬迁。
后来当冈村进入武汉，他所见到的情景是连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被砖头堵得死死的，想翻点值钱的东西也翻不到。他的第十一军司令部设在湖北省政府大厅，去时里面空空如也，看上去，似乎搬家公司都没搬得这么干净彻底。
此谓“焦土抗战”。这玩意儿看上去激动人心，实际上很危险，一个不慎就容易烧到自己。
10月24日晚上，作为最后一批撤走的军政要员，蒋氏夫妇坐飞机离开武昌，不料中途仪器出现故障，飞机竟然迷失了方向。
给元首开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优中选优的高手，他借助沿途地形标志，又摸了回来。到了武昌机场上空，低头一看，好家伙，下面正在搞“焦土作业”，破坏机场跑道哩。再过一会儿，座机想降也没得降了，岂不险哉。
此时耳边已能听到日军的隆隆炮声，座机就在这种气氛中，经过加油和检查修复才得以重新起飞。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军队的撤离也比南京保卫战时要轻松从容得多。
白崇禧是随第九战区撤的，他坐着一辆德制吉普，没承想走到半途，汽车还抛锚了。正在着急慌忙的时候，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坐着汽车赶到。周公手一扬，上我这边来吧。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最融洽的时候，两人在车上还着实吹了一会儿老牛。白崇禧开玩笑说，内战的时候，幸好你们共产党没到广西来，算是放了我们一马，鄙人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风趣的人，随即接话：你们广西发动民众，我们很赞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10月26日，熊本师团率先进占武汉。
终于由自己拔得头筹，冈村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
侵占武汉，等于熊本师团坐稳了“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位置，而他冈村自然也是继板垣之后的“日本第一名将”。
各方贺电贺词雪片一般飞来。畑俊六吹嘘他有“疾风扫落叶”般的威风劲儿，国内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不吝赞语，一再夸其“统帅有方”。
既然冈村“统帅有方”，那就没稔彦什么事了。后者返回国内，第二军司令部也予以撤销，归其指挥的师团全部编入第十一军。
表面上，冈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其实他内心不仅不高兴，还很沮丧。
为了攻占武汉，日军劳师远征，死伤累累，但并没有能够消灭中国军队任何一支主力精锐，最后该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军事上等于是一次失败。
外交新星
对于占领武汉，要说不高兴，也就“第一名将”冈村有些不高兴，大部分日本人都还是很开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宫里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表示“朕对此深感欣慰”。
其实自攻陷南京之后，裕仁已不只一次召见他的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只一次，不过，他有理由认为这次应该是到头了。
四个多月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要是把武汉和广州都攻下来，中国政府便将无路可走。现在两个目标全部达成，就等对方自己摇白旗了。
可是那个政府从“南京政府”降到“武汉政府”，又从“武汉政府”降到“重庆政府”，怎么看，都没有一点要摇白旗的样子。
对此最交代不过去的就是首相近卫，当然他交代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声明，马上就来了个台儿庄大捷，说明双方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现在好，你想谈都抹不下这个脸了。
近卫怨天尤人，把外相、陆相都给恨上了。
这个没谱的广田弘毅，为什么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难收，处境如此尴尬。
那个挨刀的杉山元，当初打仗数你叫得最凶，说是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件”，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么都没解决。
于是早在武汉会战之前，近卫便一发狠，实行内阁改造，整整换下来四个阁员。其中，继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继任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宇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卫起用这样一个军中老前辈，也无非是想压一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军内少壮派。
当近卫找宇垣谈话，要他担任外相时，宇垣坚持说：我进班子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拿你那个“对手声明”套着我，否则这个外相没法干。
对于发“对手声明”，近卫自己都有些后悔莫及，当然是一个劲儿点头。
不过宇垣所称的“对手”却绝不是说的蒋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员。
近卫把宇垣和板垣同时召进阁，其用意是双管齐下，即宇垣负责通过外务省诱降，板垣负责通过军部诱降，大家齐头并进，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日本海、陆军一样，彼此互补谈不上，天天拆台扯后腿倒绰绰有余。
宇垣的重点是盯牢孔祥熙，可还没等他弄出什么眉目，板垣那边却已经把台子都搭好了。
军部计划成立一个“对支院”，用以对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摆明是要抢外务省的饭碗，宇垣自然要反对，由此导致两个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
近卫改来改去，把自己夹到了中间。军部是什么力道，给板垣和多田骏合起来一逼，他只好同意设立“对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辞职收场。
宇垣下了台，军部要独自搭台唱大戏，而军部的诱降跟外务省并无任何区别。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进行什么正式谈判，而是要与军事进攻相辅，从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
日本人爱耍花招，蒋介石却也想借机打探一下虚实。因为那时武汉会战才刚刚开始，正面交涉的门窗又被关死，这种时候，了解对方在幕后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然十分重要。
蒋介石决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场，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学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他把次序弄错了），回国后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晚年的高宗武（左）寄居美国，自言“从政七年如咯血”
这个时候的高宗武，相当于还未受过什么挫折的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人生的跑道，年轻力壮，精神抖擞，纵然一时未得机遇和垂青，可对美好未来始终抱着无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扎实的日语功底，据说留学东瀛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进一步研究日本政坛动向，曾在《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十四篇论文，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让一度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的国人大开眼界。
人们开始悄悄议论，那位年轻的日本问题专家究竟是谁？
只有奋斗，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小高你快要有戏了。
到了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国内普遍对国联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视，高宗武身逢其时，接连受到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接见。蒋介石甚至还亲自把小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
1934年，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此后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一跃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年他才三十岁。高宗武曾经说过，他年轻时从来没有缺过钱，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钱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三十岁，我们没准儿连做房奴、车奴都还没有资格，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个工厂的小工人，一个商店的小店员……反正大多脱不开一个“小”字，可人家却已是堂堂司长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运也实在是够厚待他了。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通邮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想通过实现关内外通邮，来迫使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高宗武在黄郛的帮助和指导下，一方面拖延了时间，另一方面又在解决通邮问题的同时，巧妙地绕过了政治障碍和陷阱。
在那次谈判中，年轻的高宗武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这时慢慢显露出来。
谈判过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对日方代表直接说“不”，结果导致了谈判当场破裂。走出谈判会场后，他还认为自己当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在黄郛这样的外交老手看来，谈判场上，作为弱国代表，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直接谈崩是很冒险的，因此高宗武之举，实属“小孩子”才有的冲动。
高宗武年轻气盛，一下子就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上级和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既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殷同当时担任北平市铁路管理局局长，这句话明着就是讽刺他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实际上，若没有黄郛后来的及时补救，通邮谈判是难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凭此取得成就和声名。
我们也许会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个时段，旁边都有这样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长者相助，或者都有这样允许你改正的机会，那就好了，可惜不是。
走麦城
1936年，中日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政治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已升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只是参加预备会议的配角，但由于担任主角的外交部部长张群表现强硬，因此日本人反过来大力吹捧和抬高这个年轻人，说是以后遇到事情只会找高宗武谈。
似乎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老外说谁行，大家都会侧目而视，认为这个人可能真的行，何况还是人人都见之发憷的谈判对手。
高宗武的自信心由此达到了爆棚的程度，他甚至觉得当亚洲司司长都算屈才了：我对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兴趣，我的愿望是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
人就是这样，狂起来真个是没边没沿儿，你以为你是联合国秘书长呢？
“七七事变”后，高宗武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但是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人也铁了心要侵略，都是枪来枪往，刀来刀去，没卖嘴皮子的人什么事。自近卫内阁发表“对手声明”后，双方召回大使，搞外交的更是只能做看客了。
由一个成功者突然变成赋闲者，那种心里空荡荡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不行，绝不能这样无所事事。
于是，高宗武便通过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表示愿意请缨去香港刺探日方情报。
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曾一度改变主意，想不让高宗武再去香港，主要就是考虑到对方还太年轻，容易出现闪失，但是经过周佛海的力保，高宗武最终还是成行了。
高宗武年少得志，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似乎中日交涉，舍己再无能人。可是外交场本来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江湖，在里面混的人肚里的肠子都要绕无数个圈，高宗武几次往返香港，均徒劳无功，而且找到的人无论在外务省还是军部都说不上话，更不可能让你掏到什么机密情报。
蒋介石在对日秘密谈判上十分谨慎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秘密刺探和交涉的事关系重大，来不得半点差错，每一步都需其亲自授意，然而几次碰壁之后，这个“外交新星”开始浮躁起来，脑子一发热，做事也没了边。
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在日本人的怂恿下独自去了东瀛，而后又非常出格地提出了一条打破僵局的危险思路：拥戴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以向日方谋和。
外交实际上是个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作为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却充满着太多的自由空气。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他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谋和之心。正好这时的汪精卫由于自己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受到排斥，也正准备通过高宗武发起“和平运动”。
日本军部由此发现，原来除了孔祥熙之外，还可以从汪精卫身上打开缺口。
蒋介石在得到报告后勃然大怒。
不经允许，擅自赴日，还主动向对方献出这么一条糟糕透顶的“计策”，这无异于在乞降。
本来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虚实，最后反而让人家钻了空子，一个外交新星转眼间变为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个浑蛋，谁叫他去日本的？
蒋介石命令停发高宗武的所有活动经费，而且自此以后再也不愿见这个自以为是的书呆子了。
高宗武本来自恃甚高，想当年连黄郛都不被他放在眼里，经此刺激，立刻咯血不止，导致结核病复发，一连几个月都无法见人。
一夜之间，过去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将离自己远去，这对高宗武来说，甚至比死亡还可怕。于是，他孤注一掷，越走越远，直至追随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故事的戏剧性就在于，当汪伪政权即将开张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识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当，于是逃离上海，并将“汪日密约”公诸报端，反过来对汪伪政权造成了沉重一击。
虽然是亡羊补牢，然而一个外交官的人生已经结束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爬得很快很高，却也跌得很快很惨。
老江湖
情报还是要继续刺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小青年了，这次被蒋介石赋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说会道的萧振瀛。
萧振瀛是一个文臣，当初蒋介石委任他为一战区总参议，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场厮杀。
凡世间万物，均须尽其用才行。萧振瀛能在华北纵横捭阖，靠一张嘴斗败土肥原和板垣，这种才能若是浪费了岂不大为可惜。
蒋介石让萧振瀛以接眷属的名义，在香港与日方密谈。
奉命之后，萧振瀛也动身前去香港。他与高宗武不同，虽然不是什么衣着鲜亮的“日本通”，可却是老江湖了，鼻子轻轻一嗅，便能闻出对方的气味儿。几句闲话一聊，就发现一个叫和知鹰二的日本人大有讲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军部。
他猜得没错，和知正是军部派驻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华北混的，而萧振瀛当年也是华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当然认识和知。他随即向正在武汉的蒋介石报告了这条线索。
此时武汉会战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蒋介石马上将萧振瀛召至汉口，当着面授以机宜。
话说和知在见到萧振瀛后，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敲门砖，在向军部汇报时，后者同样郑重其事，将其命名为“萧振瀛工作”。
两人面对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个最大诱饵，那就是承诺“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消息传到武汉，不独孔祥熙等极少几个知晓内情的“主和派”激动不已，连蒋介石都感起了兴趣。
在此之前，他对“和谈”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萧振瀛前去也主要是为了刺探日本人的内幕。
当时张季鸾名为《大公报》主笔，实际也是蒋介石帐下的重要智囊。蒋介石在私下对张季鸾明言，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与打击”，对于吃到嘴边的肉，对方是绝不肯轻易再吐出来的，所以对和知所谓的“和谈”不应乐观。
说是这么说，可当蒋介石听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时，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处于眼前这种困境，倘若日方能这样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达成停战，至少中国政府和军队都可以喘口气了。
原先蒋介石一再坚持，中日谈判，必须有第三国作为保证，否则没法相信日本人的话，但是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让他变得哑口无言——曾经向捷克提出“保证”的英法把对方给卖了，捷克被迫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这就是“慕尼黑协定”。
英国首相张伯伦不仅不为此感到羞愧，回国时还一边挥舞着协定，一边告诉自己的选民：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声雷动。
在一战的阴影之下，欧洲变成了“普遍绥靖”的乐园，欧洲人也全都变成了胆小鬼。他们害怕打仗，为了自己能够不上战场，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做“不仁不义”。
让这样的“第三国”给你做“保证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把中日之战与欧洲局势联系在一起，天天都要阅看和分析有关欧洲方面的情报。
按照德国那种嚣张的架势，欧战迟早是要爆发的。假使不能够马上打起来，只要中日谈判过程令人满意，能和则和，但若是欧战瞬间发作，那对小日本就不能客气了，不仅不能和，还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则就拿不到满意的谈判条件。
现在事情就摆在这里，眼看着欧洲人极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义，欧战一时半会儿还真打不起来。
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点意思，那就可以在没有第三国保证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秘密谈判。
谈判启动，但这时候蒋介石反而把绳子越勒越紧。
有了高宗武的前车之鉴，对暗中交涉这些事不能不格外谨慎。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提醒自己：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
从性格上来说，萧振瀛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就怕他一冲动，信口开河惹出祸来，因此蒋介石思虑再三，除亲自拟了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外，还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整个过程予以指导。
蒋介石要求萧振瀛，尽可能每天用长途电话与何应钦联络一次，以便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走势决定策略，同时在谈判时不得迁就日方。
不迁就，是因为蒋介石深知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迁就不但无益，而且必受大害。
塞翁失马
香港谈判就此开始。
和知仍旧大谈日本人的“东亚主义”，说你们别再指望着欧美干涉了，他们不可能来救你们的，还是“东亚事东亚人自了之”，我们中日之间自己讲好就行了。
萧振瀛立刻接过话题：这个我赞成。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弱国，你是强国，我受你欺负呢，如果中间没个保人，咱们没法子面对面谈。
和知一愣，对此他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萧振瀛却又话锋一转。当然了，要是你们真的有谈和诚意，不要第三国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大胜利及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说说，我们该如何表现诚意呢？
萧振瀛并不说日本人的诚意，他说中国人的诚意。
我们中国从不骗人，做敌人彻底，做朋友也彻底，将来一定会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
这是典型的萧振瀛风格。每一句都不是场面官话，都像是聊家常时，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体己话，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让你不跟着点头都不行。
别说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对面，恐怕也只有睁着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份儿。
最后终于归结到实质方面。萧振瀛所要的诚意是：你们正在进攻武汉，大战方酣，我们怎么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枪，然后再“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和知从前也是个“地方上的强硬派”，后来以联队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并吃足苦头，早就没了那种找机会就要跟你干上一架的劲头，变成了一个“稳健派”。
听了萧振瀛的话，他连连点头，可当着萧振瀛的面，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愿意作出较大让步的没有几个，主张硬干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决定回东京向军部进行汇报。他虽料知此行必然会遭遇困难，但还是向萧振瀛表态要尽全部努力，以获通过。
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作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的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绝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儿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辩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二十一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老孔是一直拨拉算盘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海关税收，如今这些都成了浮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他劝蒋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没有进展，而军事方面又无十分把握，那还是试着和日本人“谈和”吧。
蒋介石对此的答复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占领广州，似乎挺得意，可实际上，此举不光使其战区扩大和战线拉长，而且势必损害英美利益，这样国际社会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美国身上。
虽然美国佬也和英法一样，怕把自己搅到中日之战这潭浑水里来，所以始终恪守中立，但他们那种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决定了关键时候不会怕事，而且国际国内舆论每天都在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加入，蒋介石不仅精心设计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还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后，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亲笔信，并向美国报界频频喊话，就是希望美国拿出世纪初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勇气，慷慨出手，以解决此次“远东大难”。
战事的节节失利，领土的一再沦丧，这是蒋介石再怎么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现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气：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土，“吾人决不终止吾人坚持之抗战”！
美国牛仔与英国绅士相比较，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蒋介石借此发挥，因势利导。
现在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最缺最贫乏的还是理想。现实当然不能漠视，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仅谋一时的安全，回避神圣之义务，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实际上，武汉会战前后，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内，已有很多人建议打破坚冰，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均认为，中国的抗战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他地方，甚至美国直接进攻。
处于这种内外声浪之下，罗斯福本人也渐渐认识到，一味向日本妥协要不得。过去给了“满洲”，它又要华北，现在不得到整个中国也绝不会罢休，到最后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自己了。
蒋介石的策略就相当于国际版的“合纵连横”。中国要想赢，归根结底还是得搭老大们的顺风船。如果抗战坚持到现在，让美国人知道你们这两家又“和”了，谁肯帮你？谁会帮你？
孔祥熙虽说与汪精卫曾同为主和派，但在这种事上，他亦知轻重，蒋介石不让干，他就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近卫和板垣都失望地发现，孔祥熙这条线旁边虽然有些余波，可是鱼却根本不敢上钩，“宇垣工作”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项“对华工作”纷纷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忽然想到了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东瀛的愣头青。
对，他说起过汪精卫，显见得后者与蒋介石分歧很大，当从此处入手。
近卫内阁随之确定，以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进攻的策略不能丢。既然蒋、孔都诱不得，那就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军部顺藤摸瓜的“渡边工作”（渡边是高宗武代号）由此得以展开。
“党内圣人”
所谓“渡边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牵线，围绕核心则是汪精卫。
汪精卫，广东三水人，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曾和胡汉民一起被称为“党内圣人”
如果抛开政治是非和在民族大义方面的失节，这其实是一个百里挑一，甚至千里、万里挑一的“好人”！
其一，长得帅。民国坊间流传的四大美男中，汪精卫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时同样风度翩翩的蒋介石甚至连榜单都没能上得去。可见当时汪精卫的粉丝阵容曾是何等强大。
其二，有勇气。他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那批革命党人，曾只身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年纪轻轻就敢刺王杀驾，关进局子还能诗兴大发。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不少，但当年的汪精卫绝对是独一份的。
其三，有才华。他善于演讲，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们中间也绝对是麦霸级别。除了会讲，他还会写，笔杆子十分扎实，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谓文采风流，字字珠玑，一个代笔的《总理遗嘱》写到连孙中山自己都点头称是。
其四，有品格。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贪财，也不好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其五，有亲和力。高宗武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这么看，周围很多人都这么评价。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养的问题。
蒋介石只要一不顺心，就拿卫士侍从出气，这时候不幸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十分倒霉，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骂一顿，常常需要宋美龄出来打圆场，而汪精卫无论何时何地，对周围的人都十分和善，从无打骂卫士的事情发生。
孙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负责政治的胡汉民刚正不阿，可是他人缘太差；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能得左派好感，却又遭右派攻击；负责军事的蒋介石资历声望尚浅，还是个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实力的小弟弟。
一轮淘汰下来，只有负责党务的汪精卫众望所归，成为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
说到底，汪精卫跟胡汉民一样，缺的也许就是枪杆子，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时光推移，两个“圣人”最终都斗不过一个“军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汪、蒋的关系更是微妙，造成他们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则是西安事变的发生。
当时因蒋介石生死不明，何应钦怕自己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发电报，催其回国主持政事。
汪精卫在回国的轮船上才得知，原来蒋介石已经获救，可那时已经没有办法退回去了。
作为蒋介石来说，政敌多矣，然而场面上争夺都无所谓，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背后算计。那时他就认为汪精卫是趁他危难之际，想赶回国抢班夺权的，因此非常气愤，即使汪精卫亲到溪口来见，都对之极为冷淡。
两人私下关系很差，在他们合作共事期间，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时候是真正和谐相处过的，但如果说以前的不和，还主要表现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权斗因素的话，那么随着中日之战的愈见残酷，政见上的分歧则占据了上风。
“七七事变”刚刚爆发时，汪精卫也慷慨激昂过，也说过即使牺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失利，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变得格外悲观和失望起来，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主心骨。
淞沪会战时，他一再问别人：你看这个仗，还能够打下去吗？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就不住地摇头叹息：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卫唉声叹气，等到退守武汉，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岂独汪氏，前方战事的不断失利，让相当多的国人都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在早已成为沦陷区的天津，北洋老人曹锟曾通过其家人郑重声明：我就是每天喝粥，也绝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曹老乐得跟小孩子一般，连连对别人说，我就说嘛，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那小日本呢。
可是也就高兴了几天，再看报纸，就翻不到什么好消息了，这让他顿时无语，加上这时家里又出了一些烦心事，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曹锟的心情因此变得十分抑郁悲伤。
当年的民国总统终于躺在病床上一命归西，两天之后，徐州失陷。
蒋介石对身边这些人的想法并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多次将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召集到住所谈话。
孔祥熙一直唠唠叨叨，说国际形势不知道怎样了，美英法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啊。
蒋介石立刻打断他：你别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已决定了，我们要独自扛到底。
汪精卫见到这种情形，赶紧把话从喉咙口又咽了下去。
陶德曼第二次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曾责备孔祥熙，说你是行政院院长，可以在“和谈条件”上自主签字的，假如我是你，我一定签字，反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可你一定要得到“蒋先生”的允许，他是军事首脑，责任所系，自然不好表态，等你签了字，他不还是得承认吗？
对此，孔祥熙的答复是：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指汪氏被刺案）。
其实当真面对蒋介石时，汪精卫的胆子也大不起来。
回去之后，他翻来覆去，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再见一次蒋介石，把没说出来的话痛痛快快说清楚。
不巧，蒋介石得了重感冒，正在发高烧，不过听到汪精卫求见，仍躺在床上接待了对方。
问了问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汪精卫突然沉默起来，房间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冷场。
蒋介石马上领悟过来，一个平时那么能言善辩的人主动做了闷葫芦，肯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嘴里含着非常想说但一时又无法说出口的话。
这句话是什么，双方都心知肚明。
蒋介石从床边端起一杯白开水，喝了一口，然后对汪精卫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谈条件”，将来连喝口水都不会这么自由。
汪精卫旋即明白，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坚如铁石，你再怎么口若悬河，都不可能动摇他的意志。
原先汪精卫是希望让蒋介石来主持“和谈”的，但通过这番试探，他已明白，至少在国民党内，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又发现，在政府内部，自己的做法同样行不通。
广州失守，令汪精卫震惊不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日方的“议和条件”。
那时即使萧振瀛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也都只能暗中进行，因此这样的论调立刻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以一份只有十一个字的电报直接下了评判：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汪精卫脸色苍白，受到了极大刺激。
同一个你
广州陷落后，武汉也很快就没有了，只有重庆。
在这个季节，山城尚为美丽秋色所映，可是这个人却无心赏看窗外的风景。
“大武汉”的航海时代渐行渐远，这里将提前迎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冬天以及从未经历过的寒冷。
山城颠簸，即使蜷缩在车里也是摇摇晃晃。他不知道，这种摇摇晃晃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前方等待着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和结果。
在不断的摇晃之中，国民党副总裁魂不守舍，精神恍惚。
据说在北伐时期，当汪精卫在广州街头演讲时，那些女学生听到激动处，都要向美男撒花，报端谓之“天女散花”。除此之外，在诗词歌赋方面，汪精卫也堪称名家，只是自武汉失守后，这位名家无论是演讲的内容，还是写出的句子，已全是“惆怅涛声枕畔闻”之类的悲调。
丢城失地该怎么办，汪精卫说，以前的古人们都是要跳井上吊以殉的，现在谁都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想点别的法子。
这个所谓的法子，就是“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大家都不要去学文天祥唱《正气歌》《过零丁洋》了，还是现实一点吧。
在“渡边工作”中，汪精卫通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梅思平与近卫的私人代表进行了五轮密谈，最终确定日方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近卫内阁于11月3日发表了自“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与上一份声明关上大门不同，这次近卫要开门谈判了，不过他要求重庆政府必须“更变人事组织”，也就是让蒋介石下野，然后才有得谈。
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或许不明白其中玄妙，所以无动于衷，汪精卫却是懂的。
一周之后发生的一件事，犹如火上浇油，令汪精卫一下子跳了起来：“焦土抗战”搞走了火，竟然把长沙给烧了！
悲哀之处在于，花园口决堤总算挡住了日军，长沙这把火却连鬼子的一根毛也没烧着，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长沙大火让汪精卫找到了另一个抗战打不下去的依据。
你们开口闭口“焦土抗战”，怎么样，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则万事休矣！
在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时，他便主动找机会聊起话题，说抗战打到这个样子，国家民族已濒于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不如我们两人都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越听越不是滋味，这不是在“逼宫”吗？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你说，如果我们都辞职了，谁来负起政治责任？
饭也不用吃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便争吵起来。
蒋介石在口舌之辩方面并非能手，而且也没什么耐心，吵了一会儿把胃口都给吵坏了。
好了好了，说什么都是一样，我决心已定，不必再争论。
说完，蒋介石扔下汪精卫，自顾自地回房睡觉去了。
这是两人之间为数极少的当面争吵，却也是最后一次争吵，之后他们便选择了分道扬镳。
汪精卫意识到，他如果继续待在重庆，是没有办法进行“和平运动”的，但离开不能随便这么一说，必须有内外双重保证。
他首先让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去找了龙云，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抓枪杆的地头蛇，如能将其招至麾下，手上就有说话的实力了。
作为“云南王”，龙云这时也在犯跟刘湘一样的毛病。
眼看着派出去的滇军越打越少，中央政府却一退再退，武汉立不住脚，就去了重庆，重庆要是再顶不住，那不还要来昆明吗？
当听陈璧君邀其“起事”时，他立即满口答应。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只要登高一呼，谁不会拥护。
言下之意，他龙云肯定会站过来。
找到内部支持，汪精卫再派梅思平、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条件。
双方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讨价还价，八天之后，才达成了“重光堂密约”，实际就把“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两不一撤”定了下来。
当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带回重庆时，汪精卫深知干系重大，也曾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可是他老婆的兴趣很大，一力怂恿，天天枕边风劲吹，最后就把自己老公吹上了不归路——妻管严历来有好有坏，就看往哪个方向吹了。
12月18日，趁着蒋介石到西安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机会，汪精卫以出外演讲为名，偷偷飞往昆明。
结果一下飞机心就一凉，龙云托病压根就没来接机。
汪精卫久经宦场，当然猜得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病者，不是身体有病，而是心里有病。
果然，代替前来的卢汉转达了龙云的意思，把汪精卫一行人气得够呛：您哪儿来的最好还回哪儿去！
龙云临时胆怯，不敢跟着“起事”了，汪精卫只得转去越南河内。
汪氏出走河内是一个大事件，整个重庆都被震动了。蒋介石获悉后十分吃惊，但家丑不可外扬，于是赶紧发布消息，称汪精卫是去河内治病的，不久就会回来。
汪精卫最大的危险，不仅因为他是副总裁，知道很多重大的军政机密，更因为怕他四处宣扬“这仗如何能打下去”，一经传播，可能人心崩溃。
蒋介石还担心，龙云和粤籍将领会不会受其拉拢。为巩固内部，他精心准备了一次演讲，给大家讲了一通历史——
民国以前，若论军事经济实力，宋、明两朝都不赖，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可它们还是被元、清给灭了，原因在哪里？
蒋介石说，就在少数当国者精神委靡，有兵而不能用，用力而不能抗，假如当时给力一点，又何至于此。
“少数当国者”当然不是指的他本人，含沙射影，说的就是汪精卫。
蒋介石还说，宋、明亡归亡，但亡的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清非我族类，然而入主中原后皆被汉族同化，这些都应当归功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皇帝也没有了，已无朝代可亡。一旦亡于日本，你别指望日本会汉化，那整个汉民族就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西南将领一般来说，在历史上都有过亲汪的经历，但这一槌子下去，许多人都被敲醒了。
蒋介石“治病”一说，给汪精卫预留了后路，重庆方面派往河内的说客也络绎不绝，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即使汪精卫本人不愿回转重庆，亦可同过往一样，去欧洲疗养。
就在此时，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对汪氏来说，不啻当头一击。
在这份声明中，近卫竟然把“重光堂密约”中最为重要的撤兵条款赖得一干二净，连参与密约谈判的日方代表都认为不可思议，感叹“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
既然对方赖账，你也能毁约。可是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早已是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以至于完全不知道何时该前进，何时该后退，何时又该放弃了。
他只能选择发表“艳电”，以响应近卫的声明。
很显然，缺少了撤兵一项，这份“艳电”已经相当不值钱了，与投降做汉奸无异。国内顿时响起一片谴责之声，龙云等见势不好，赶紧与其划清界限，再不敢与汪精卫有任何瓜葛。
蒋介石怒不可遏，老账新账一起算。他认为自己一直让着汪精卫，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报。
蒋介石和汪精卫彻底分道扬镳
一开始，你卖老资格，看不起我，排挤我，我没过多报复你，而是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究竟是对你不仁了，还是待你无礼了。然后，你老兄内囊出来了，不但没什么本事，还无胆气，一出纰漏就跑就溜，把难题都留给我。怎么样，我也包容了，党内除了我，就是你。可这样还不行。
现在，你不仅跑到越南，还公开跟我叫板，叫人看我笑话，看看你那不忠不义的样子，跟禽兽又有何区分。
按照汪精卫的看法，以他那样的资历和水平，能低下身子来服侍蒋介石，已经够委屈自己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觉得能容下对方，才是世间罕有的宽宏大量之举哩——你“无道”，我不但没让你滚蛋，还“宽柔以教”，这简直是古代圣哲才能做得到的。
蒋介石与圣哲们唯一不同的是，圣哲们想，你既然跟禽兽没区别，我怎么能和“非人类”计较呢（“于禽兽又何难焉”）？所以理他作甚。作为国民党领袖和实际元首的蒋介石可不会不计较，也不能不计较。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汪精卫并无实际的政权，更无军权，依赖的不过是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党内圣人”的名声，随着这两块牌坊的完全倒掉，其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已鲜有支持者。
汪精卫打破头都想不到，就在他遭遇人生最沉重打击之时，日本人还会继续落井下石。
1月3日，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由平沼骐一郎组建新的内阁。
日本人的做法是，换一届内阁就换一套政策。“重光堂密约”和近卫声明都出自近卫内阁，他这么一隐身，汪精卫就真的成了里外不是人。
近卫内阁的辞职，除了其内部矛盾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无非是因为汪精卫没有起到分化中国内部的作用，想甩掉他了。
这一龌龊举动，连负责“渡边工作”的影佐帧昭都在背后骂了起来：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想放汪精卫一马，让人带着护照和旅费去河内见汪，再次劝其到欧洲“散散心”。
有用吗？没用！
犹如杀了人，见了血，递了投名状，任你再怎么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一脚踏出去的汪精卫都回转不来了。
他不断催促影佐去东京帮他联络，而平沼内阁在对汪精卫进行短暂“冷却”之后，忽然意识到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如果把他放到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在影响力上肯定超过其他“非一流”的大汉奸。
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内阁和军部逐步将“渡边工作”延伸为“梅工作”（以梅机关命名），汪精卫也终于被一步步牵引，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世名节。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很多年以后，这个人还在，却已经面目全非。
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
人生，总是那么莫测难懂，我们的灵魂时时会失落，我们的内心经常被蛊惑。看着眼前一个又一个被黑夜吞没的轮廓，想想他们也曾高大，也曾无畏，也曾美丽，真有千般滋味在心头。
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留给后人更多的却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政坛之外的汪精卫绝对具有一个优秀诗人才有的情感和灵性，在他日暮途穷之时，仍然能随口吟出“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这样的句子。倘不从政做官，或抗战前即已故去，其人其作留在史册上的就会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形象。
是耶！非耶？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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