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热情消退，王卫国开始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他发现自己想要的结果并不是这样，改变命运的路也不止一条。于是他把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与感悟，化成了笔尖流淌的文字，通过文学把自己重新塑造，让世界从此多了一个路遥！
1.万众狂欢闹革命
一转眼到了1966年，王卫国完成了在延川中学的初中学业，并且参加了陕西省初中升中专考试。在考试中，他以优异成绩考到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农家子弟“鲤鱼跃龙门”式的壮举，要是能考到中专学校去，就意味着有机会彻底脱离农村这个苦海；意味着有机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不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面朝黄土靠天吃饭；甚至意味着从此上学可以拿到国家的学习补助，能够吃上“国库粮”，能够成为“国家的人”……总之，王卫国考上中专对王玉德一家来说，或者是对整个刘家圪大队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王玉德夫妇也在庆幸当初没有执意让王卫国退学。
就在刘家圪大队的人开始一户一户地来看望王卫国的时候，就在王玉德夫妇开始为王卫国准备去省城上学的行囊的时候，就在王卫国本人憧憬自己人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悄无声息却又极其迅速地来到了陕北大地上。
命运总是喜欢捉弄强者，这是为了让他以后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显然王卫国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种“苦其心志”的考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招生无限期停止，所有已经毕业的班级都要留在母校就地“闹革命”，就连那些已经成功考取大专院校的学生们也要返校参加劳动。
彼时的王卫国，正在专心致志地为参加全省初中升中专考试做着积极的准备，即便如此，从城关小学上学时就养成的读报习惯，他也没有落下，经常在学习之余溜去县文化馆翻阅报纸，关注时事，其中自然包括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蛛丝马迹，他甚至注意到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由于自己年龄阅历和准备考试的原因，他也只是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却并不明白这场运动对于他，对于整个中国有着怎样巨大的影响。
王卫国真正开始认真看待这一系列时间的意义与价值的时候，已经是中考结束后了。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将1966年高等院校的新生招收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紧接着《人民日报》在6月18日全文刊发了这个决定，并发表了《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宣布废除高考制度。而这一份通知和一篇社论，彻底击碎了王卫国憧憬已久的走出农村的成功之路，他又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了……
“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文化单位”。而延川中学作为全县惟一的一所全日制中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延川县“文化大革命”的主阵地。当时，延川中学设有高中部和初中部，初中部设三个年级每年级两个班，高中部设三个年级每年级一个班，一共九个班。延川中学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主体就是高中生，而且几乎吸收了所有家庭出身“正”，并且在同学间很有威望的学生，真的可以说是“根正苗红”。
这个红卫兵组织是在县委工作组的指导下成立的，在他们统一配发的红袖章上印着醒目的三个黑色大字“红卫兵”。当时县里的人都称他们为“黑字红卫兵”。很快，县委工作组被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受到了批判。而“黑字红卫兵”也受到了一定的牵连，组织骨干力量逐渐瓦解，这就给了延川中学的初中生们一个借势做大的机会。
本来在人数上，以高中部每班三十人的班级容量，跟初中部每班大约有五十人左右的班级容量相比，高中部是处在绝对的劣势的，他们的总人数只能占到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是因为“黑字红卫兵”是在县委的授意下组织成立的，所以初中生尽管颇有微词却又奈何不得。
不过随着“造反”的不断深入，县委也成为了批判的对象，这时候延川中学的初中部“红卫兵”才有了翻身的机会。一开始，这些组织只是以班为单位，在班主任的领导下小心翼翼地跟在“黑字红卫兵”身后做事。随着县委的垮台，“黑字红卫兵”也就自然受到了冲击，初中部的“红卫兵组织”开始逐渐活跃起来，甚至已经走出校门的学生也被召集了回来，这中间自然少不了王卫国。
本来在上学期间，王卫国就是出了名的调皮学生，只不过他不会扰乱课堂秩序而已。又因为他看的书读的报要远远超过其他人，所以他的文采和对时事的敏感度也是超越众人的。再加上当时的班主任常有润有意的培养，王卫国变得能言善辩，加入到“红卫兵组织”更是很快积累起了人气，只是不知道常有润老师知道了他悉心培养的学生最后误入歧途又会作何感想呢？
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王卫国投身“红卫兵组织”，实在是正常不过的选择：陕北是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对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毫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这里本身就是造反者的天堂。常年生活在这片革命底蕴深厚的土地上，王卫国心里也有这一股不安分的因素，只不过此时被一个错误的目标引导了出来而已；其次，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王卫国已经捧到手里的“铁饭碗”，被砸了个稀碎，即使他具有再高的政治敏感度，他也只是个17岁的孩子，他所有的期望都被稀里糊涂地卷入了这场浩劫之中。于是王卫国理所当然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造反有理”的浪潮中。
2.“红四野”中的“王军长”
1966年8月，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在全国进行“大串联”活动，当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这一举动对于各地的“红卫兵”们，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促使全国“红卫兵”运动愈演愈烈，一直到当年11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共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约一千一百万以上的“红卫兵”，“红卫兵”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荣耀的象征。
就在1966年10月，延川中学也派出了七名男生三名女生，共计十名学生组成“红卫兵长征队”，去参加全国各地的“串联”。王卫国因为在初中六六乙班的红卫兵组织中展现出了突出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并且发挥他的文学才能，带头写大字报，揭发当权派，获得了极高的威望，所以也成为了这十人“长征队”中的一员。“长征队”首先要在永坪、延安一带完成串联任务，然后将见闻和沿途抄回来的各地“造反”的大字报，在延川县进行宣传。之后他们还自绣了一面红旗，从延川徒步走向北京，一路还要进行一系列的串联活动。最后还要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在那个年代这实在是一场无上的荣光，对于身处时代洪流中的小小的王卫国而言，更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很快，延川县的“红卫兵长征队”离开了县城，开始了在延安一带的串联。之后他们又从本县的延水关渡口坐船，向东渡过了黄河，来到了山西省永和县，为了搭乘蒲太线火车，又匆忙赶到了临汾，乘火车辗转到太原、石家庄，一步步地向北京城靠近。
当然，这并不是单纯的徒步旅行，“红卫兵”们也不会只是在沿途看看风景，而是会随时随地在沿途的城市、乡镇发动“批斗”活动，甚至可以直接“揪斗”当地的当权派。这也从侧面不断地加深了他们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的荣誉感，换句话说，这种荣誉感也使得他们变得愈发狂热。
“红卫兵”到达北京后会有专人接待，然后就是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在这期间，他们也不会浪费时间，而是每天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此时的压抑与沉默都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时候爆发了出来。作为农民的儿子，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身为“红卫兵”的王卫国内心是无比幸福的，也是无比虔诚的，没有一丝杂念的，他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是怎么样才能出色地完成毛主席交给他们的任务。
接见结束后，王卫国怀着无比激动与幸福的心情，手拿《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前庄重地留影纪念。之后，他很严肃地对一起来北京串联的同学说，回去之后，咱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组织，不再做“黑字红卫兵”了。
在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之后，延川县的“红卫兵长征队”并没有就此离开，而是一直留到了1967年3月，在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才返回延川继续“革命”的。因为其在北京驻留的时间较长，又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所以这支队伍顺理成章地成为陕西省红卫兵联络总部。
等到他们回到延川县才发现，在他们离开的这一段时间，延川县的所有城镇、乡村都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全县已经建立了1000余个红卫兵组织，一时之间延川县风头大涨，甚至北京、内蒙古、甘肃、山西等地的红卫兵也不远万里纷纷来到延川县大串联。
此时的王卫国正积极活跃于延川县造反派活动中，其中最主要的动机当然就是“听从毛主席指示”了。但抛开这些客观因素，从他本人的内心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本能，或者更为复杂的想法。从小生活在“革命圣地”陕北的王卫国，深刻的明白它的历史地位，当然他还不能预见的是这样积极的行动给他带来的特别的结果。他现在所能知道的是，“文化大革命”虽然砸碎了他的考学梦，但是却让他过上了不用为吃饭发愁的日子，这对长期挨饿吃不饱的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而且还给了他一个舞台，来展示他潜在的能力，种种原因都由不得他不积极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
1967年5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把王卫国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当时安塞县的“造反派”派人来延川县，想要带走延川县的县委副书记霍学礼回安塞进行批斗。这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无可厚非的，被批斗的对象在哪里受批斗都是一样。但其实各地的批斗对象已经变成了各个地区“造反派”的奇货可居之物，怎么能让人说带走就带走呢？
于是延川县造反派内部很快就划分成了两派，分别是“放车派”与“拦车派”。王卫国是“拦车”派的，他冲锋在前，发动群众挡住安塞县的造反派不让他们把人抓走，并最终使得安塞县的造反派没有得逞。事情很快过去了，但是王卫国大智大勇、敢作敢为的形象，已经在他所在的这一派红卫兵组织中慢慢树立起来了，并且很快他就被推举为本阵营的学生领袖。
此时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延川县造反派的基本格局已经逐渐形成了，全县的造反派们开始有意识地联合成两大阵营——一方是由延川中学初六六乙班等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的“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由于王卫国的能力和威望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红卫兵们一致推举他担任“红四野”的“军长”；另一阵营则是由延川中学高六六级、高六七级等红卫兵组织，也就是以前的“黑字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的“延川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司令员由高六六级的学生娄新文担任。
就这样，王卫国一改往日贫弱的形象，扶摇直上成为了造反派“红四野”的首领，一个能够在延川中学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甚至还给自己刻了一枚刻着自己名字的斗大的印章。之后他还带领“红四野”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砸开了延川县银行的门，真正做起了这座城市的主宰。
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屈辱情绪的爆发，一想到数以万计的城里人都要对自己言听计从，王卫国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当然这种兴奋，只不过是18岁青年，在一种全民狂热的时代形势下的随心之举，或许也可以说是王卫国对闭塞社会的精神上的发泄，只不过在这个全民狂热的浪潮中，我们又怎能要求一位年仅18岁的青年独善其身呢？这实在是太苛刻了。
3.相见恨晚——初识曹谷溪
要谈到路遥，就不得不谈到曹谷溪这个人。在路遥还是王卫国，还是“红四野”的“王军长”的时候，他就见过曹谷溪了。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就知道曹谷溪了。只不过彼时的王卫国与曹谷溪是站在两个对立阵营之中的。
说起来曹谷溪和王卫国还算是老乡。曹谷溪所在的郭家嘴村和王卫国的老家王家堡，都是属于榆林地区的清涧县的。1956年郭家嘴的曹谷溪，同样因为上学的原因，从清涧县辗转来到了延川这个贫瘠而且落后的小县城。
那个时候延川中学刚刚成立不久，初中班开始大量招生，三个班一共要招180名学生。不凑巧的是，延川县能够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只有115人，那剩下的65人只好从绥德考区调拨过来，于是曹谷溪就幸运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三年之后，也就是1959年，曹谷溪顺利地从延川中学毕业。彼时，王卫国正无比艰难地走在通向延川中学的路上。作为同乡又作为校友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相差八岁的两人，会因为这场席卷全国的疯狂运动而结识。
曹谷溪在陕北已经算是小有名气了，在1965年的时候，曾经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作为成名较早的前辈，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做着提携后辈的工作。
只可惜本来前程似锦的曹谷溪，遇到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的农历二月，陕北高原没有一点即将迎来春天的迹象，依旧是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不寻常的天象，总是在隐晦地阐述着人间气象，迟迟不到的春天，是不是就预示着曹谷溪此时的处境呢？
当然此时曹谷溪本人可没有心情考虑这些，他正被关押在延川县城唐坡，那座专门用来羁押罪犯的一孔石窑洞里，他已经快要冻僵了。身处延川县两大造反派竞争的洪流中，曹谷溪单薄得就连一叶扁舟也算不上，所以关押快要冻僵的他，并不需要派人看守，陪着他的只有窑洞门楣上的铁条，和糊住窗户的厚厚的报纸。曹谷溪与世隔绝了，他的心比身体还要冰凉，他难以穿透外面狭窄且昏暗不明的世界。
绝境会让最懦弱的人萌生视死如归的气魄，一旦知道了必死的结局，坦然也将会是囚犯最终的情感归宿，只是，当时曹谷溪要面对的不知道是什么结果，等待死亡的过程比死亡更可怕！
在“文化大革命”武斗之风乍起之时，曹谷溪和王卫国还分属延川县两个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比曹谷溪小八岁的王卫国已经是延川中学“红四野”造反派的“王军长”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全县一大造反派的头头；而曹谷溪却因为听过彭真、周扬的报告，出于文艺工作者的风骨，不愿意也不屑于诋毁彭真、周扬，甚至也是惟一一个在群众中“吹捧”过彭真、周扬的角色。
原本尽职尽责的炊事员曹谷溪，并不满足只做一名炊事员，在每天做完炒菜做饭、洗锅涮碗的工作后，总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默默地拿起笔鼓捣着文字。很快，他根据发生在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的真实事例，完成了秧歌小戏《脚印》的创作，并且被批准在春节期间演出；撰文初有成效之后，他又编写了许多新秧歌词，并且很快被县委宣传部印成《秧歌百首》推广到了全县各社队；之后他又趁热打铁写了一篇通讯《一只手表》，这次居然能够在《延安报》上发表。之后，因为一首在《陕西日报》发表的《镢头歌》，文艺工作者们都喜欢叫他“老镢头诗人”。
只是好景不长，因舞文弄墨成为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的曹谷溪，很快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中被波及，成为了“黑诗人”。
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曹谷溪仍然把持着作为诗人的一颗赤诚之心。即使在低谷时期，曹谷溪也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只是因为生活经历所限，风格比较单一。
后来，因为曹谷溪的立场与“红四野”相对，这样一来，在“红四野”的势力范围内，曹谷溪这个“黑诗人”的牢狱之灾就说什么也逃不过了。所以他才会落到严冬里一个人险些冻僵在牢房的地步。
然而，过了不久，曹谷溪开始收到对立面的人带给他的干柴和玉米饭。虽然坐着对立面的监牢，却享受到了在牢狱外享受不到的待遇，他还听说对立面的头头王卫国，因为曾经读过他的诗，所以十分崇拜他，还准备串联着把他搭救出去了。这一消息让曹谷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他搞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却知道了虽然对立面不共戴天，可是对立面里却是有好人的，至少不是势不两立的仇敌。而且这个人还是对立面的头头，这个头头还读过自己的诗，这多少都让曹谷溪的心里甜滋滋的。也许他与王卫国，也就是路遥的情缘就是这时候种下的根吧。
很快，由于中央发文，全国的武斗之风被平息，延川县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相继解散了，曹谷溪也因此重新获得了自由。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曹谷溪，对派性之争有了深刻的认识，他选择离开公社相互揪斗的人群，被调到了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的通讯组，成为了一名宣传干事，说起来这也算是曹谷溪的老本行，他在之后的工作中一边搞新闻，一边搞创作，也算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更重要的是曹谷溪进入县革委工作，也就正式成为了年仅18岁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卫国的同事，也就促成了他们两个人的正式见面。初次见面曹谷溪，还向王卫国打趣道，我之前听说过你的名字，还坐过你们的监牢。
英气逼人的王卫国，听了这话，脸上不由得有了一丝尴尬，俺也很早就听说过你了，俺这次来是要拜你为师，跟你学习写作。曹谷溪看他说的很诚恳，也就没有再和他开玩笑，只是告诉他说咱们互相学习。
听了这话，王卫国就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是曹谷溪窑洞的常客。曹谷溪住的窑洞是延川县革委会2排18号。曹谷溪作为成名诗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整个延川县私人藏书最多的人，在他的这孔窑洞里，既有苏俄作家的一大批著名长篇小说，还有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的各类名著，像歌德、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海涅、惠特曼、泰戈尔的书，曹谷溪那里都有。
只不过靠着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起来买书的曹谷溪，可是遇到了克星了。自从答应了王卫国互相学习之后，曹谷溪的这些藏书就遭到了王卫国的“荼毒”。对于求知若渴的王卫国来说，这些书无异于一份巨大的宝藏，更贴切的说，就像是让常年吃不饱的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所以王卫国每次来到曹谷溪的2排18号窑洞都异常兴奋，不仅要在这里读，还要像刘备借荆州一样，每次离开还要带走几本，至于他有没有还回去，就只有曹谷溪知道了。
可以说，王卫国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艰辛之路，并且成为日后著名的路遥，都与曹谷溪的影响与扶助有着极大的关系。
4.志同道合的北京知青
时间转眼到了1968年的暑期，各地的大学仍然处在不招生的状态，工厂也没有恢复招工。全国范围内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高中毕业生共计400多万人，待业在家整天无所事事，这也极大地加重了社会隐患。不仅如此，还有同时期的三届初中毕业生，人数也在百万级别，这三届的高中生与初中生被人们称作“老三届”，一时间如何妥善地为他们寻找一个出路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头版全文转发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拉开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一场规模空前的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毛主席的号召，将老三届这一群内心迷茫不已的红卫兵的热情再度点燃，并且以无比的动力和干劲投入到了上山下乡运动中来，他们仿佛迷雾中的航船，看到了零星的灯塔之光，就不可遏制地为之疯狂。就在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的当晚，北京四中就有部分学生连夜打好了包裹，迈着步伐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学生，真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8年12月开始的。当时全国各地的“老三届”毕业生，通过社会与学校的统一安排，陆续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了。这是一场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这些还没有完全褪去学生气的学生们，告别了故土与亲人，搭载着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独自来到了社会这个大熔炉之中。这样的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978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全国共有近3000万名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修理地球”。
当时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卫国并没有参加这次下乡活动，但是除他之外的，延川县所有中学的知识青年全都要下乡，而且延川县也成为了知青插队的落脚点。当时延川县革命委员会还在延川县城的体育场，为从延川出发的知识青年举行了欢送会，一个月以后，“革命圣地”延安迎来了满载北京知青的“知青专列”，当地革命委员会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之后各个公社就领走了分配到自己公社的知青们，坐上驴车晃晃悠悠地迈向了新的起点。
就这样从1968年12月开始，“知青专列”以每天三趟的速度奔跑了一个月的时间，将总共27211名北京的老三届运送到了延安地区，并分别落户在延安地区的1600个生产队。延川县也不例外，在1969年1月23日，这座贫瘠的小县城迎来了超过1300名的北京知识青年。
这些大多来自北京清华附中和北京101中学的学生们，脸上还挂着稚嫩，眼中却闪烁着坚定，同他们交谈就能看得出他们有着极为强烈的中心意识和强烈的权威意识，就好像他们不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给农村带来了新希望一样。
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事实上这些插队在延川县的北京知青当中，有很多都是有本事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名声大振。其中有在窑洞里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完成了许多例高难度手术的“赤脚医生”孙立哲；还有后来凭借一篇描写插队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而一举成名的作家史铁生；还有激情澎湃的《理想之歌》的作者高红十、陶正等。
从历史上看，能够对陕北地区的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件毋庸置疑就是当年中央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红色根据地的事情，这一事件的影响绵延至今：陕北尤其是延安一带成为了革命圣地；另一件很多人没想到的就是这场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量的北京知青在陕北落户插队。
跟随着知青们的到来，完全不同于陕北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感到震惊的同时，陕北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种新的生活习惯，比如年轻人开始刷牙，妇女也开始用上了卫生纸。
来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有不少都成为了曹谷溪的老朋友。当时的曹谷溪是延川县革命委员会通讯组的干部，这个工作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与这些北京来的知青交往，被知青们亲切地称为“知青专干”。曹谷溪曾以“延川县知青工作赴京汇报团”秘书长的身份在北京清华附中、清华园中学、海淀中学和北京二十中等十多所中学，向学校领导、知青家长作过汇报。与知青们相隔万里的家长们，为身在远方的孩子们操碎了心，这一情况使他有了很深的感触。所以在做新闻报道时，曹谷溪总是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知青们的生活上，并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和其他的省地报刊上发表过数十篇（幅）关于知青生活的文章和新闻图片。
前面提到过的陶正，是北京清华附中的一名热情奔放的“红卫兵”。与同伴们不同的是，他从北京带来延川的最贵重的东西只是一部油印机，在来到插队的关庄公社清水河大队不久，他就在那个全公社最偏僻的山村里办了一份《红卫兵报》，通过这份报纸，把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和人生的目标，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黄土高坡上。因为这一点，他很快与曹谷溪打成了一片。
这些突然造访的，原本与王卫国没有半点关系的北京知识青年，就像是给王卫国树立了一座再清晰不过的路标，更是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的视野一下子从黄土高坡，拓展到了全国甚至是全世界。
但是这些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在带给王卫国启迪的同时，也冲击着他脆弱而又倔强的内心。因为他们无论从言谈举止还是气质风度上，都与黄土高坡上的年轻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更多的刺激来源于知青们丰富的知识面和开阔的视野，所以王卫国越来越想要走近这些知识青年，去看看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是自己所没有的。
这是一种朦胧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的萌发，以前从没有过的自惭形秽的感情在王卫国的内心深处蔓延。又好像是在他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只等着遇到一场甘霖，就能痛快恣意地生长起来——王卫国的人生希望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他开始懵懂地思考关于他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
彼时，陶正的《红卫兵报》刚刚开始“发行”，内容无所不包，不仅鞭辟入里地分析中国农民问题，也毫不避讳地讨论国际形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简直就是在“犯上作乱”。而且这份油印小报的传播范围还极其广泛，单是和它有联系的知青就遍及大江南北，所以这份小报没有“发行”多久，就被上面强制要求干预了。
这项干预工作，最终落在了曹谷溪身上。而经过这件事，曹谷溪凭借着清查大员的显赫和陕北文人特有的洒脱，一下子就和陶正看对了眼。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恨不得每天都绑在一起，谈他个昏天黑地，干预查封反倒成为了不重要的小事了。也正因为曹谷溪的关系，王卫国认识了陶正这个高材生。
经过了曹谷溪的启发，王卫国已经徘徊在文学大门之前许久了，只是一时不得其法。如果说曹谷溪的帮助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那陶正给王卫国带来的影响就是一剂猛药，彻底使王卫国脱胎换骨。
陶正的学问与他特有的思考方式，甚至他作为知青的生活方式，对王卫国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为了与北京知青有更多的接触机会，王卫国经常跑几十里的路，到北京知青插队的小村庄，跟他们同吃同住。每次一到知青插队的村庄，就能看见陶正扛着油印机，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多少印多少，边干活边“传道”。也正是他们这种与文字相依为命的生活，让黄土高坡的后生王卫国，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写作也能当成一项营生。
5.短暂的恋情
相比于北京知青陶正以及老朋友曹谷溪给王卫国带来的心灵上的刺激和人生道路的启迪，同样来自北京的女知识青年林琼带给王卫国的却是另外一种滋味。
这种滋味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仿佛冥冥之中的指引，甚至早在北京知青来到陕北之后，王卫国就已经有了感应。陕西的本土作家李小巴，听说了北京知青孙立哲在条件简陋和缺乏器材的知青落户点，完成了许多台大手术之后，特地赶来采写。当时是王卫国接待了他，并“口出狂言”：我有预感，我的女朋友就在这群北京来的知识青年里。
王卫国这么想，并不代表着李小巴也这么想。在听了王卫国的这番话之后，李小巴甚至觉得，这个看似憨厚的陕北后生，怎么会这样的自不量力啊。他更多的以为，这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王卫国对北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所以只是把王卫国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有的时候，缘分来了就是想挡也挡不住的。当第一批北京知青到达延安之后，身为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卫国，被安排进了某个工作组进行工作，要配合其他成员在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当时工作组里就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她叫林琼。
这个来插队的姑娘，有着这个年纪该有的热情，对王卫国来说又有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诱惑，她能歌善舞，聪明活泼，待人也大方。当看到她的第一眼，王卫国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一见钟情，内心里的冲动催促着王卫国不断地接近林琼。
随着彼此之间相互了解的不断加深，王卫国看到了林琼不同于外貌的美丽，可爱的性情渐渐令王卫国为之绝倒，她出众的才华也对王卫国产生了深深的吸引力，王卫国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北京女知青。
随着工作上的合作逐渐增多，两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王卫国觉得自己的心与姑娘的心已经紧紧地凑到了一起，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同样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林琼要返回插队的村庄处理一些事情，而王卫国需要继续留在百货公司，正处在浓情蜜意中的两人被迫分开，让双方都痛苦不已。于是两人只有通过书信传递彼此的思念，那段日子里，白纸黑字成为了承载王卫国思念的惟一寄托。只是这些甜蜜不能被随身的带着，王卫国只好把他都放在了与他同住的被整改对象“当权派”吕文斌的办公桌的抽屉里，只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这些信件就像是王卫国从曹谷溪那里借来的书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否则，我们今天研究一位早逝的作家会有更多的第一手权威性的情感资料。
书归正传，在去延川县革委会2排18号曹谷溪的窑洞里借书的时候，王卫国向窑洞的主人表露了心迹，他和林琼恋爱了。说出这个消息的时候，王卫国整个人都还沉浸在甜蜜中。
王卫国还记得，在那年寒冬，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王卫国因为激动而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林琼的手，那种美好使得王卫国就希望这场雪一直下，这条路走不到头，这双手永远不要分开，以至于在很多年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还活跃在他的文字中。
他也还记得经常和林琼去的邮电大楼对面的秀延河畔，许多个夜晚，这对恋人都在漫天星辰下依偎着，倾诉着说不完的话，隔着秀延河，看着对岸熙熙攘攘的人，承诺着今生今世都要好下去，永远都不分开。
可是好景不长，两人的甜蜜并没有天长地久，憧憬也没有成为现实。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凡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们，都明白插队的苦，都知道这并不是喊几句响亮的口号就能完成的大事，所以凡是能帮助他们回城或者是离开这个地方的方法，对他们来说都弥足珍贵，因为这些机会足以改变他们人生的命运。
当时能够离开农村，改变命运的无非“招工指标”、“参军名额”以及“推荐上大学名额”这几类，虽然这些名额每个大队都会有，但是面对数以万计的下乡知识青年，这么一点名额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且越是这样，越显得这些机会是多么的重要而来之不易。
就在铜川二号信号工厂开始招工的时候，王卫国所在的大队和公社，把王卫国和林琼都作为培养对象，推荐到了县上。但是根据招工条件的限制，两人只能走一个，再加上林琼因为体检没有达标，而被刷了下来，去工厂的只有王卫国一个人了。但是王卫国不想离开自己心爱的姑娘一个人去工厂，他觉得当初短暂的分别已经让自己痛苦万分了，他不愿意再面对这种磨难；另一方面，农村的环境对于下乡的知青来说实在是太苦了，根本不是只凭一腔热血就能忍受得下来的，他不愿意让自己热恋着的姑娘受这种苦，所以王卫国背着林琼把自己的指标让给了她，让她去了工厂。这事通过几个朋友周旋，最终还是成功了。
对于他这种做法，曹谷溪很不理解。并不是曹谷溪没有这种为爱人奉献的精神，而是他觉得，王卫国的做法太草率了。当王卫国被问起是否担心被林琼甩掉的时候，他坚定地说，我清楚地感觉到，没有什么能把我们的心分开。曹谷溪听了这样的答复，也只好放弃了劝说王卫国的打算。
在林琼要去工厂之前，王卫国还送给了她一件自己精心准备的、所谓的“定情”礼物。为此王卫国还专门回了一趟郭家沟，问大妈要来了几斤棉花，然后他扛着棉花回到了城里，又用自己作为“路线教育积极分子”每月18元的生活补贴，买了新布，做了一床新被子新褥子，连同他的一腔热爱交给了林琼。
于是这一对恋人又过上了鸿雁传情的日子，林琼在去到工厂的第一个月，也是十分想念王卫国的，不仅把她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了王卫国，还给她买了一条“宝城”香烟。王卫国也是将自己满心的思念都化作了信笺飞到了信号工厂，两人就这样相互遥寄思念。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林琼的来信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了，从最开始的一月一封到了三月一封，到了最后干脆就终止了与王卫国的书信往来。这让王卫国感到十分苦恼，寄去了许多封信，也都如泥牛入海了无音信。
常言说，屋漏又遇连阴雨。就在王卫国为此苦恼不已的时候，县革委会军代表也找上门来了，跟他宣布了一个文件：经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要对王卫国进行停职审查。而就在同一天的中午，一封由内蒙古辗转而来的断交信，连带着被退回来的“定情礼物”，是林琼拜托在内蒙古插队的女友转寄来的，她害怕伤到了王卫国。
尽管林琼的本意是想婉转地告知王卫国，自己想要放下这段感情，但是这对王卫国来说就好像天塌了一样。在同一天，先是经历了仕途失意，然后遭遇了爱情失恋，这对年轻的王卫国来说，倔强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郁闷已久的王卫国，无处发泄，只有来到了曹谷溪的窑洞，在他面前毫无顾忌地失声痛哭起来。
面对哭得泣不成声的王卫国，曹谷溪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陕北的汉子，不可能不受伤，重要的是，咱们受伤之后要怎么办？人不能只顾着眼前，眼光要放长远些，要看得见以后……”
在王卫国最低谷最脆弱的时候，是曹谷溪给了他最重要的支持，面对曹谷溪，王卫国既像是面对着老友，又像是面对着师长，这也许是为什么王卫国敢于在曹谷溪面前不顾及的痛哭，从此以后，曹谷溪与王卫国的关系也超越了友情，成为了近乎亲情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林琼落户的大队，还有一位姓林的北京女知识青年，那就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林达。林达与林琼用北京话来说叫发小，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关系也十分要好。后来作为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想办法把王卫国也调到了自己的身边，把同在通讯组工作的林达介绍给了王卫国。原本是想让林达在林琼面前为王卫国说说好话，最好能使他们破镜重圆，但没想到的是，竟然意外促成了林达与王卫国的姻缘，这当然是后话。
6.“路遥”的由来
1968年，王卫国离开延川县城这个留着他无数痕迹的城市，回到生养他的郭家沟村，重新拾起锄头，变成了一名农家子弟。
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动，王卫国的父辈们，依旧是老实本分地侍弄着这片土地。王玉德还没来得及知道王卫国的风光，就在村口看见了落魄的儿子，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自己的儿子。村民们也没有因为王卫国的停职而给他任何脸色看，王卫国虽说还只有二十岁，但是也算见过风浪了，在王卫国处在低谷时，憨厚的郭家沟村人朴实的做法，让他的心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
但是，像父辈一样平凡，跟陕北贫瘠的土地打一辈子交道，就是王卫国想要的生活吗？不，不是！无论是从前的王卫国，还是现在的王卫国，都不甘心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余生。他们没有瞧不起父辈的意思，只是贫穷和饥饿自从他幼年时起，就与他“形影不离”，生性敏感倔强的他比谁都要清楚生活的苦，这是他哪怕看到了自己必须回到农村的命运时也不曾动摇的信念。
于是在王卫国还没有回到郭家沟的时候，用百货公司的稿纸，郑重地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叫王卫国。现年2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出身：学生。
原籍：清涧县石嘴驿公社王家堡村。现住延川城关公社郭家沟村。
9岁（虚岁）到延川为我大爹过继。从小在家玩耍。
9—13岁在马家店小学初小上学（郝振富、刘凤梅可证明）。
13—20岁在延川中学上学（薛延清可证明）。现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
时间标注的是1969年10月6日。一个月后，也就是1969年的11月5日，经过刘家圪大队党支部成员的表决，在王卫国干爹、书记刘俊宽主持的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接收王卫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于是在其他的“造反派”头头们还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审问和调查的时候，被停职返乡的王卫国已经顺利地在郭家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王卫国开始逐渐过起了农村生活，这对他来说本就不陌生。郭家沟在1969年的冬天组织兴修水利，王卫国就找到了上学时打篮球穿的运动服，和一起返乡的、下乡的同学们在农田基建中劳动着。
在打坝劳动中，挖土可以说是最重最累的活了。尤其是在陕北的冬天，冻土硬得好像石头，蓄满了力气狠狠地一镢头下去，也不过是在地上留一道浅浅的白印子。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土冻得硬梆梆的，但是挥镢头的手却受不了了，往往砸几下，就会震破虎口，所以有工作经验的人们，总是轮番来挖土，挖一会儿就做一会儿别的工作，要么运土，要么加固大坝，总之就是交替轮换着来。
但是王卫国却不是这样，他总是闷着头一个劲地挖土，而且常常是一整天一言不发，只能听见镢头和冻土接触发出的“哐哐”声响。在寒冷的冬天，王卫国也会累出一身的汗。这样无休止、不节制的劳动，先是把王卫国的虎口震破了，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继续干；手上不断有伤，伤口又不断地愈合，最后双手结满了厚厚的老茧，但是他依旧没有停下来。
王卫国是在用这样单调乏味而又超出身体负荷的劳动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没有闲心去痛苦。虽然他很想以此来发泄苦闷，但是身体很快适应了这样强度的劳动，而他心里的苦闷非但一点也没有消解，反而诱发出了一股深深的绝望。那是一种眼看着自己即将坠入深渊却无能为力的绝望。
王卫国这样，乡亲们都看在眼里。即使王卫国深陷人生低谷，但是厚道的乡亲们却没有显现出对他哪怕一丝一毫的轻视与冷落，反而像是对待一个受了伤需要关怀的孩子一样，给他温暖的怀抱，竭力抚慰和包容着他。
其实，王玉德在郭家沟村多年来，人脉经营有道，虽然是个外来户，但是“拜识”却很多，像刘家圪大队革委会和党支部的几个掌权人物，都是大伯的拜识，也就都是王卫国的干爹。几个老伙计眼看着王卫国每天死气沉沉的，王玉德两口子也跟着愁眉苦脸的，觉着这么下去可不是个事，而且王卫国是王玉德的独苗苗，几个干爹不能坐视不管啊。
于是在几轮商量之后，刘家圪大队的几个领导决定，把王卫国安排到马家店小学担任民办教师。要知道马家店小学虽然小，但是也是几个大队联办的，虽然王卫国已经成为了共产党员，但依旧有着“造反派”头头的黑历史，所以这么做这几个干爹也是要顶着承担政治风险的压力的。
说来也巧了，当时要安排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必须先向城关公社申请汇报，而当时城关公社的书记许世斌居然和王卫国一起闹过“革命”，所以大队的请示一报上去，很快就加了红印批复同意了。
就这样，王卫国在回到郭家沟后不久，就幸运地当上了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这在其他“造反派”头头，或者其他普通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美事，因为这民办教师又省力气又有工分实在是个肥缺。
但是在短短几年内，经历了社会动荡与命运打击的王卫国，并不仅仅满足于此，尤其是在已经见识过外面世界的风采之后，他的思想境界已经不再只是当年一心想要走出郭家沟的懵懂小子了。现如今的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样荒凉的小山村里度过余生。
显然命运是垂青于他的，国家形势的变幻莫测，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都给王卫国敏感的内心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启发。在加深了王卫国内心深处的孤独感的同时，也丰富了他的内心世界，也就是在思考人生方向的时候，他找到了文学这条路。
在马家店小学教学的业余时间，王卫国一直在进行着独立的尝试性创作，直到1970年的春天，王卫国写的一首小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被延川县文化馆选中，刊发在了油印小报《革命文化》上：
明明感冒发高烧，
干活还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如此看来，平淡无奇甚至有些粗糙的小诗的发表，对于当时的王卫国来说，可是意义重大啊，在他看来这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肯定，这也是完全不同于之前他所走的政治之路的一条新的创作之路，这意味着他还有机会改变环境与命运。曹谷溪也是因为从这首诗中看到了王卫国的才气与灵气，才把他调去了通讯组，这是后话。
1970年，王卫国跟随延川县革委会党校参观学习了榆林地区“学大寨先进县”吴堡县。本来这次参观学习人员里是没有王卫国的，但是党校校长白光明与老师黄殿武，借口王卫国能做记录，给了他这样一次机会。王卫国漫步在吴堡县黄河铁桥上时，获得了灵感，当晚在招待所，一气呵成完成了《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的创作。
回到延川后，王卫国拿着那首《车过南京桥》来到了延川县文化馆，并见到了当时在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工作的诗人闻频。闻频接过稿子，只看了一篇就被王卫国的才华和真挚情感所感动了，并不是说王卫国当时的写作水平已经很高了，而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民办教师，王卫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散发着自然的光芒。
闻频当即决定在《延川文化》为王卫国发表这篇《车过南京桥》。当时王卫国在这篇诗歌上的署名是“缨依红”，闻频发现后告诉王卫国，笔名应该简单，而且要独特，让人过目不忘，但是这个缨依红就不是很好，拗口也不容易记住。
王卫国沉思了半晌，拿起笔划掉了原来的名字，郑重地在后面写上了一个新名字——“路遥”。闻频一看，不仅为他叫了句好，路遥知马力简单又有深意。其实他当时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使他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路遥知马力，但他还想走得更远，他脚下的路还很遥远。
于是，《车过南京桥》就署上了“路遥”这个笔名，在《延川文化》发表了，严格来说这不是王卫国的处女作，但却是“路遥”的处女作。发表后不久，就被《延安报》和省群众艺术馆办的《群众艺术》选载，“路遥”这个名字也就从此诞生了。
7.与林达的婚恋
前面说过，王卫国在遭遇了失恋的同时，也受到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波及，很快就被打回了原型，回到了他的家乡郭家沟。但作为良师益友的曹谷溪，并不是只做了他情感上的倾听者，还在尝试帮他走出失恋阴影和人生的低谷。曹谷溪清楚地看到了王卫国身上的才情与灵气，他不希望这个有抱负有实力的年轻人埋没在那样一座荒凉的小山村，就是这么微小的恻隐之心，成就了后来的作家与诗人——路遥。
出于对王卫国——现在应该叫路遥——的赏识，时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副组长的曹谷溪极力说服了包括延川县政工组组长在内的，一系列的城关公社的领导，通过自己的工作关系，以培训“农村通讯员”的形式，把说话还带着浓厚的陕北土音的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路遥，抽调到了县革委会通讯组，以“民工”身份进行为期一年的通讯员培训。
来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后，由于路遥是外调身份，加上窑洞不够，所以最开始是和曹谷溪合住在一个窑洞里的，这样也方便他指导路遥进行最初的创作启发。当然，即使是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在初出茅庐时的习作也还主要是一些“顺口溜”形式的创作。但路遥之所以能够在后来闻名全国，跟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他没有因为得到了赞赏就沾沾自喜，而是很感激曹谷溪给他的这次读书学习的机会，当然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很快就塌下心来，很勤奋地进行扎实的基本功练习。
当时曹谷溪与革委会通讯组的同事们在搞通讯报道的同时，还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创作，由曹谷溪、白军民、王荆竹、曹伯植等同志一起组建了“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延川县革委会的领导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表示了支持，尤其是马志亭、申易等同志，不仅对通讯组的做法提出了表扬，还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并且很快把永坪中学的语文教师闻频，北京插队知识青年陶正、林达等创作骨干调进县城，安排进了革委会通讯组，方便他们开展工作。
为了尽快培养路遥的创作能力，曹谷溪每次下乡采访采风，几乎都会叫上他，为的是让他开阔视野，从而激发他更多的创作灵感。
在一次对新胜古大队的采访结束后，两人站在黄河畔的石崖上合影留念。背后是雄奇壮阔、苍茫神秘的峰峦，眼前是秦晋大峡谷中波涛汹涌、万古流淌的黄河，面对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路遥不禁心生豪气，更多出一种对未知的好奇与自信。在这一次对新胜古的采访中，曹谷溪在陕报上用通栏标题发表了他完成的大型通讯《手牵黄河水倒流》，路遥则是在新胜古的黑板报上，留下了他的处女作《老汉我走着就想跑》。
路遥是在1970年以培养通讯骨干为理由被借调到通讯组的，可他实际上还是背着“造反派”头头的黑历史，“培养通讯骨干”的借口实在没办法再留人。于是曹谷溪就与县文教局白军民联系，以代理教师的身份，安排路遥去县文教局的“延川县业佘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编剧。
当时宣传队的成员大多是北京的下乡知青，宣传的方式主要是以表演当时流行的八大样板戏为主。一群年轻人总是充满了干劲，常常背着演出用的行囊，徒步走到演出地点，一路上说说笑笑，当演出的时候却都一个个一丝不苟，工作虽然并不轻松但是也十分开心。一般有演出下乡的时候，路遥总是会跟着宣传队一起出发，哪怕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只是跑前跑后的打杂，或是在伴唱中吼两嗓子，他也不介意。在路遥看来，这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对他获取创作灵感有着极大的帮助，而且他本人也愿意与同龄的知青们呆在一起，和他们说话总能开阔路遥的视野。而知青们也喜欢这个具有才情的陕北汉子，尤其是他那一嗓子嘹亮而又深沉的信天游，更是让同伴们没有理由拒绝他。
到了1972年，曹谷溪觉得有必要在演出样板戏的同时，进行文字方面的文艺宣传工作，于是就出面牵头，号召白军民、路遥、闻频、陶正等人组织成立了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这虽然是一个业余的文艺小团体，但是得到了当时的县委书记雷增寿、政工组长刘保存等人的高度重视，而且领导们对于文艺创作也表示了实际的支持，同时还向创作组拨发了专款，让创作组想办法办一个铅印小报出来。
于是在当年9月1日，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的第一份小型文艺报纸——《山花》诞生了。
《山花》对于西北地区的意义重大，造成的文学冲击力也强，但是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毕竟只是个业余的文艺小团体，名义上曹谷溪、白军民、陶正、闻频、路遥等人共同参与了《山花》的编辑，但事实上因为白军民在文教局有固定工作，陶正在关庄公社插队，闻频所在的乐队随时排练，到处演出，《山花》实际的编辑主要是靠曹谷溪和路遥两个人完成的。
有了用武之地的路遥很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超越“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劲头，开始了与命运的决战。他近乎痴迷地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来，而这难得的实践机会，也疯狂地挖掘着他的文学才能。随着《山花》的成长，路遥的才华也渐露峥嵘，并且很快引起了省内外评论界的重视，甚至一些当时颇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在诸如《光明日报》等报刊的评论中，都屡次提及给予了路遥较高的评价。
看着路遥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了，作为良师益友的曹谷溪，也不禁为他感到骄傲，当然他所挂心的不仅只有路遥的成长，还有身在铜川工厂的北京知青林琼。几乎每一期的《山花》出版后，曹谷溪都要寄给林琼一份，他想让林琼看到路遥，也就是王卫国的成长，看到他还是可以依靠的，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林琼可以回心转意，与路遥重归于好。
然而，这是曹谷溪一厢情愿的想法。先不说内心倔强的路遥，不会留恋一场已经结束了的虚幻的爱情，就算林琼此时回头，路遥的心里也已经住进了另外一个人了。
路遥平时比较沉默，话不多，但是却喜欢和北京知青交往。他们为路遥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比如陶正，是他令路遥的人生开启了新的征程。此时住进路遥心里的就是当时只有19岁，属兔的北京女知青林达。
路遥与曹谷溪交往甚密，所以与经常来这里向曹谷溪汇报工作的正式通讯干事林达，抬头不见低头见。林达的开朗、诚挚和干练，使路遥心中燃起了征服的火焰，同时林达文质彬彬又待人和气的样子，也融化了路遥冰冷干涸的心。所以只是每天看她一眼，林达就被路遥印在了心里。
这个林达，在来插队的北京知青中，算是参加工作比较早的。她最早是插队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前卢沟村的，后来被曹谷溪看中了才学，调到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说起来，林达耍笔杆子的功夫在延川县都是数得上的，也算是是曹谷溪的一员得力干将。最巧的是，林达竟然是路遥的初恋女友林琼的发小，两人在一个机关大院长大，而且都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又同在关庄公社卢沟村插队。
这次路遥不再是热脸贴冷屁股了，因为林达也非常欣赏路遥，原汁原味的纯天然的文学风格，即使他还正在野路子上摸索。这给正饱受失恋折磨的路遥，带来了恢复自尊和自信的可能，正是因为林达的抚慰，路遥的心才能这么快地愈合。毋庸置疑，林达是路遥最为低谷的人生中的一束火炬，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是林达的爱与呵护，为路遥恢复了自信，并带给了他动力。
虽然两个人都互相欣赏，但是林达却没有贸然接受路遥。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林达，有着良好的修养，她必须让自己能够坦然面对路遥的初恋女友，也就是自己的发小林琼，才能坦然的接受路遥，即使这只是一段无果的单恋成分较大的恋爱经历，即使这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林达需要一个交代，她不能成为别人的替代品，也不能让自己活在对发小的歉疚和顾虑中。于是林达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铜川的二号信号工厂，把她与路遥的相恋情况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告诉了她的好友，路遥的初恋——林琼。
因为曹谷溪寄来的《山花》小报，林琼一直都关注着路遥。但她并不知道在与她的失败的恋情中，路遥受到了这样大的打击，她只能从路遥的字里行间看出，他曾经受过的痛苦与折磨，感受到他的绝望与消极，也清晰地感觉到如今的路遥因为林达的出现，而变得越来越积极乐观，这是林琼真真感到欣慰的地方。林琼与路遥已经是过去了，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关系，她衷心地祝福林达与路遥能幸福地走到最后。
得到了好友的祝福，林达安心地离开了铜川，辗转回到父母寓居的厦门。在这里，林达激动地向母亲诉说了她与路遥的恋情，并征询母亲的意见。作为知识分子的母亲愿意尊重女儿的选择，但是她希望林达能够真正了解路遥之后再确定两人的关系，而不是在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草草决定。至少要让自己有信心包容他的一切缺点，那样两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生活伴侣。
听了母亲的话，林达也从热恋中冷静了下来，她也愿意接受母亲的意见。回到陕北的工作地点后，林达开始有意疏远路遥，并开始认真考虑两人的关系。这可吓坏了路遥，难道我又要失去心爱的姑娘了吗？满腹心事的路遥，接连几次在林达那里碰了软钉子之后，脆弱的内心又一次崩溃了，他又一次找到了曹谷溪哭诉：林达也不和我好了。
但是曹谷溪是了解林达的，觉得她不是这样的姑娘，却也难免在心里犯嘀咕，所以就去找她了解情况。得知林达的心意后，曹谷溪心里也踏实了，对林达说：“我也赞同你母亲的意见，但她的意见肯定不是不同意你和路遥在一起，她和我一样都希望你和路遥能够幸福。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可以继续了解他，而不是和他分手。”
果不其然，一段时间以后，林达结束了对路遥的“审查”。两人还一起回到了郭家沟，和路遥的大爸大妈一起过了春节。老两口对这个知青儿媳妇赞不绝口，喜欢得不得了。两人的关系也很快确定了下来，之后到了1973年，路遥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如愿上了大学，两人开始了以书信传情的日子。在1975年的暑假，路遥陪同林达回到了林达的老家福建，去见林达的父母。
直到1978年，相恋近八年的路遥和林达，才在延川县招待所举办了婚礼。婚后的生活也是十分甜美，婆媳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一年后他们的女儿路远出生了。孩子的名字取自路遥的“路”和林达的笔名程远的“远”，既有对未来日子的憧憬，也有对孩子日后的期盼。
但是由于路遥在之后岁月里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了写作当中，开始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作息习惯，渐渐忽略了妻子的感受。而且作为“路遥夫人”，这个光环遮蔽了林达本身的能力，可偏偏她又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加上两人出身的差异造成的生活习惯的不同等原因，在结婚十四年后，也就是1992年，林达正式向路遥提出离婚。
现在看来，两人的婚姻，实在无法简单地用对错作为标准进行评判，毕竟他们当初是那么的相爱，但缺少磨合的爱又怎么能长长久久呢？两个人都是受害者，如果要追究，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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