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事业上的不断成功，没有让路遥沾沾自喜，他明白进步的道路永远不会有尽头。但是又有谁能看到，光鲜亮丽的背后，路遥的付出与辛苦、无奈与无助呢？他只有不断地打磨自己、充实自己，才有信心面对生活未知的挑战！
1.踏进大学的校园
1970年，全国性的动荡有所好转。这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一直采取的行之有效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提出今后高校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回乡知识青年”，学制为二至三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校招生工作，按上述中央批转的《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课闹革命”，停滞了数年的各个大学，也由此逐步开始恢复工作，准备着手进行招生。
当时大学招收的学生，也就称为“工农兵学员”。出于慎重的考虑，很多大学都是在某个系或者某个专业先办一个一年制的“试点班”或“进修班”。
当年的延安大学中文系就搞过这样的一个尝试，不仅如此，当年提倡“开门办学”，学生们不能读死书，要接触实际。延安大学的这个“试点班”还在1972年组织这一期学生专程到群众创作搞得好，并且编印了颇有名气的《延安山花》诗集和四开小报《山花》的延川县，同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及《山花》小报的编创人员座谈。当时路遥也参加了这次座谈。
如今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情况，路遥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深造，与参加这次座谈会不无关系。这次来参加座谈会的人中，就有负责延安大学中文系学生工作的系党总支副书记申沛昌，在这次座谈上，申沛昌认识了曹谷溪、白军民、闻频等一批扎根延川的文艺创作骨干，当然也包括喜爱文学、涉猎广泛的路遥。
到了1973年，全国的高校已经普遍地恢复了招生工作。招生方式依旧是推荐选拔制，按照级别的高低，一级一级地把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分配下去，再由公社把合适的人选名单上报给县文教局，最后文教局负责招生对象的政治审查，并最终向大专院校推荐上去。虽然当时已经开始在招生中加入文化考试，但毕竟最终的招生结果还是要和社会推荐相结合，一般只要出身干净，表现突出，能够顺利通过政审，学校都会录取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一些身在农村又急于想要改变命运的知识青年们开始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完成这次质的改变。
此时的路遥当然也按捺不住了，就在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回延川县后，路遥就动了上大学的念头。随着路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凸显了出来，所以路遥想要抓住这次机会到大学去学习深造。在对自己有了一个简单的评估之后，路遥出奇的自信，由于他杰出的创作才能，已经在各大报纸上成为了红人，就连县里的领导知道了他想上大学的想法，也表示了绝对的支持。所以路遥很快就确定下了他要报的志愿：北京大学哲学系，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师大中文系。
尽管路遥离开校园已经有七个年头了，但是凭借着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点心得和成绩，他一点也不担心语文科目的考试。真正让他头大的是，随着时间流逝早已经生疏了的数理化科目。如今已经到7月份，此时的路遥不仅要把握住复习功课的时间，还要抽出时间做好政治审查之前的推荐准备工作。很快，路遥就向他所在的刘家圪大队递上了《入学申请书》：
大队党支部：
为了更好地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提高自已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提高专业知识，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战士，特向组织申请报考大学。
如果党让我入学，就决心在学校为革命努力奋发学习，争取优异成绩；如果党让我继续留在农村，就一定安心扎根农村，为彻底改变这里的面貌而不懈的奋斗。作为党的一员，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亲爱的党，在留与走的问题上，党怎样安排，我就按党的安排办，而且要办好。
附自传一份。
王卫国
1973.7.3
两天之后，延川县刘家圪大队党支部与革委会召开了会议，专门对路遥报考大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当然会议最终通过了路遥的请求，并准备将他推荐给县文教局。
基层的审查就算是通过了，但路遥的考生登记表还需要层层上报，直到交到中共延川县委员会手里才算是一坎。与此同时，路遥也开始着手进行文化考试方面的准备。虽然招生考试依旧以社会推荐选拔为主，但毕竟还是安排了文化考试，路遥不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所以他投入了紧张的备考中。语文科目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初中时期路遥的数理化就是短板，此时更是感到无比头痛，只好求助当年的数学老师。
考试的时间很快就到了，1973年7月24日，在路遥的母校延川中学，近一千名报考者，参加了招生考试。考试结束后不久，延川县招生办就公布了成绩，路遥的语政分数是83分，数学分数是22分，理化分数是30分，平均分数：45分。虽然从分数上看成绩平平，但毕竟已经在同届的考生中占据了主动权，之后就等着政审的通过，路遥的大学梦已经越来越近了。
可谁又能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路遥的政审出了问题，由于路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头头，他志愿报考的三所大学都没有录取他。毕竟在那个年代，政治决定一切，一旦有了黑历史，就一辈子都很难再翻身了，从这个角度看，三所大学不录取路遥的决定还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路遥听从了同伴的建议，转报了延安大学中文系。延大中文系的领导在1972年曾经参加过在延川举办的文化座谈会，并且见过路遥，所以路遥还是很有机会的。但是在最初拿到路遥资料的时候，延大的老师也拿不定主意，反倒是延川县的县委书记申易为路遥亲自出马，申请复查了牵扯到路遥的“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案”，不仅解决了路遥的政治问题，还把路遥亲手送进了延安大学中文系——原来申易是延安大学中文系负责招生的系总支副书记申沛昌的堂哥。
应该说，路遥能够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不仅是他的幸运，更是巧合，因为他最初心仪的并不是这所院校，而申易在那时候也并不清楚路遥会有多大的出息，他之所以帮助路遥，更多的是出于正义与良知。路遥是幸运的，在他的奋斗路上，一直都有贵人相助。
2.杨家岭的日子
当工农红军闹革命时，是延安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如今时代不同了，延安大学要继续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点亮一盏灯。革命既然选择了延安，并由此孕育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么延安大学就要以博大的胸怀，去孕育一个崭新的时代。
延安大学是一座拥有悠久的办学历史的名校。之所以说它办学历史悠久，是因为早在1941年7月30日，还处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时候，中共中央就把延安一带的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学院和泽东青干校合并成为了最早的延安大学；两年之后，早期的延安大学又与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等再次融合，形成了新的延安大学；同年5月，延安大学再次吸收了新血液，将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纳入怀抱，组成了如今的延安大学。
说它是名校，是因为在延安大学初具雏形时，学校的名字是由毛泽东亲自确立的；而完成最终重组的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和朱德又亲自出席现场，并发表了讲话；而且在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延安大学在战火纷飞中为我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和革命干部。所以说，这所坐落在延安城北郊杨家岭的大学，虽然有些破旧，但是却有着不容小觑的光环。
在1973年的秋天，路遥终于克服了千难万难，迈入了这所古老而又新鲜的学校，成为了延安大学在恢复招生工作后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彼时，已经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路遥”的他，正走在去往延安大学中文系七三级的路上。
当年延安大学只有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系招生，而且每系都只招收了三十名学生。当时的延安大学真的可以用十分简陋来形容了，从建筑形式上看也只是单纯的比路遥的母校延川中学多了几孔窑洞和几间砖瓦房而已。中文系的教室就在学校仅有的两排窑洞中的其中一排窑洞的二层上。全系只有一个班，而且大部分是来自延安和榆林的贫困学生，在年龄分布上也是参差不齐的。
对于路遥来说，能够与其他的二十九人一起在这所有着光荣传统的大学学习深造，简直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所以路遥很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也很感激帮助他顺利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的延川县委书记申易和当时的延安大学中文系主任申沛昌。对路遥来说，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意味着出身贫寒的他终于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在从延川出发来到延安之前，路遥先回了趟清涧老家，看望了自己年迈的生身父母，临走时又把一直住在老家的三弟王天云带到了郭家沟。对于路遥来说，这次上大学，为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己这一走，可能要走很长的时间也可能从此就不再回来了。可是一想到自己一走，养育自己多年，而此时已经年老力衰的大爸大妈，就要从此过上无依无靠的孤苦生活，路遥就觉得心里歉疚得很，所以他才把已经有了劳动能力的四弟带来了郭家沟，让他替自己照顾好上了年纪的大爸大妈。安排好了一切，路遥才拜别了大爸大妈，离开了养育他近二十年的郭家沟，背起了恋人林达为他准备的被褥和衣物，踏上了通往延安、追求文学的嬗变之路。
在路遥正式到延安大学学习之前，先来到了陕西的省会西安，参加了一场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极其重要也是陕西省内规模最大的一场文艺创作座谈会。这场座谈会是由《陕西文艺》杂志编辑部组织的，它的前身就是省文学刊物《延河》。路遥能够年纪轻轻就在陕西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曾经在该刊物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甚至这也是路遥开始正式进入中国文坛的标志。所以这次座谈会，作为重点培养的青年作者是非到场不可的，于是他在办妥了新生报到手续后，就急匆匆地往西安赶去。
等到路遥参加完会议，学校已经开始上课了，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投入到学习中。倔强是路遥从小带到大的标签，他虽然不是好胜之人，但也并不愿意事事都落在别人后面，所以尽管在迟到两个月的情况下，路遥依旧是每堂课上发言最积极、讨论最深刻的学生；不仅如此，路遥还是个有心的人，他的观点和发言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用言简意赅的短短几句就能找到问题的本质。
连路遥本人都没有想到，来得最晚的他就这样成了七三级学生中最受欢迎和赞赏的人，而且在接下来的班干部正式选举中，路遥还以全票的成绩当选了班长。
当了班长的路遥并没有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在班上沉默寡言。当然他也在沉默中履行着自己作为班长的义务和责任，为班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同学们眼中的他，一年到头都是那么稳重而又不苟言笑，只有在给恋人林达写信或者接到林达的信的时候，他才有了些烟火气。平时的路遥只会做一件事——读书，图书馆和阅览室也变成了路遥的半个宿舍，一天中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那里读文学名著，或者在做笔记。
路遥之所以这么拼命，是因为他在跨进延安大学的门槛时，就给自己定下了要成为一名全国知名作家的目标，所以他每天的阅读就像是长期经历干旱的禾苗，享受着甘霖的滋育，充分汲取着营养，这么做都是在为今后从事文学创作打基础。
当然，路遥读书并不是那种填鸭式的读法，而是带有目的性地去读。填鸭式的阅读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阅读大量的书籍，但是却只能将优势体现在数量上；路遥读书的时候，他觉得对自己有启发有帮助的小说，都会读三遍以上，而且他还认为读书要按照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分批分特点的去读。例如当路遥在接触到某一流派的作品时，他都会再找来这个流派的其他代表作，并且对这一系列的文章大拆大卸。
路遥所指的大拆大卸并不只是在文章的行文上，章节的安排和情节的发展，也是需要考虑的。路遥就曾经对柳青的《创业史》进行过大拆大卸，并且深坠其中不能自拔，甚至为了小说中的人物流下过眼泪。
虽然沉默寡言是路遥的代名词，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名著与小说，但是路遥毕竟是年轻人，还是无法拒绝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当时的延安大学，校园内的环境是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对于从小喜爱篮球运动的路遥来说，能有场地让他打篮球就已经足够了。事实上，运动场更像是路遥在进行了长时间阅读后的休息场。
就这样，一边充实自己，一边进行着写作实践，在延安大学学习的一个半学期结束时，路遥已经有众多文章在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比如：诗歌《红卫兵之歌》（与金谷合著）、散文《银花灿灿》都先后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虽然当时延安大学的能人不少，但是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多次转化成铅字发表，无论如何都是件了不起的事，而且路遥还担任着班长的职务，于是他再一次获得了众人的瞩目。
但是路遥不是一个会轻易迷失自己的人，他来到大学并不是为了获得名气，而是为自己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更多的文化知识，培养更高的文化素养。为了不影响自己最初和最终目标的实现，其他一切与之无关的事情，路遥都会干脆地选择放弃，比如他主动提出辞去班长的职务。客观地讲，班长的职务给路遥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而且以路遥当时的情况看，他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只是这项工作总是会占去他不少阅读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必须放弃。懂得为自己说“不”，也是路遥与众不同的特点。
3.精神食粮
路遥被延安大学录取的时候，已经和林达确立了恋人关系，因为要上学的原因，路遥也失去了经济来源，所以他在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基本都是靠林达在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的工资来维持的。原本经历过挨饿受苦日子的路遥，并不在乎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情况，但是这对每月只能领到三十八元最低工资的林达来说，确实是一项挑战，因为她在满足自己最低需求的基础上，把剩下的工资全部寄给了路遥，这也是为什么路遥后来调侃说自己在大学期间一直用的是“林氏装备”。不夸张的说，没有林达，路遥根本没法顺利地读完大学。
精神上的贫瘠也是很明显的。在当时极左的路线支配下，许多有用的知识与信息是被屏蔽掉的。但是前来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中又有不少不甘心于只是来延安大学混日子的人，比如路遥，所以他对精神食粮的渴求要远胜于物质方面。
路遥到学校报到后，几乎就和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在他所在的班级中七三级是出了名的。他就像一条鱼，延安大学的图书馆资源就是一片海，离开了文学著作的海洋，他几乎就活不下去。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路遥常常全身心地扎在学校阅览室，每天坚持通过各类报纸期刊，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小事，并且有意识有计划地按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去翻阅图书馆的馆藏，尤其关注“五四”之后的各类文学刊物，想要通过阅读报刊去了解建国前那段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并且填补自己出生之前那段时期的知识空白。
在延安大学就读的三年里，路遥就像一块干燥吸水的海绵，好像永远也不会吸满水一样地发奋读书，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吸收各种知识。他因为非常喜欢《创业史》这本书，所以一口气读了四遍，书都要被他翻烂了。路遥也因此开始崇拜柳青，他认为柳青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小说作者，一位作家，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思想家。因为《创业史》，路遥还迷上了长篇小说，为了尽快熟悉长篇小说的体式，方便研究，他还熟读了《战争与和平》《青年近卫军》《堂吉诃德》等大量大部头的外国文学作品。
当然，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是有工作时间的，就算路遥再投入再无法自拔，学校也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而改变既定的规定。于是路遥就渐渐的不只满足于在校阅览室翻阅文学刊物了，他开始想法设法借阅世界文学名著。但是由于当时极左路线的禁锢，许多中外名著都处在被封禁的状态，明面上可以见到的书少之又少，甚至偌大的延安大学图书馆里，竟然只有一本残缺不堪的《悲惨世界》。想来，那些深陷“文字狱”中的著作们，真的是够悲惨的了。可是即使在这样文学凋敝、万马齐喑的环境下，路遥还是三天两头跑去图书馆，设法找来那些已经残破不塂甚至看上去一碰就碎的书，爱不释手地读了一部又一部。
只是受到当时的环境所限，路遥能找到的书实在是太少了，由于许多文学作品还处于“禁书”的行列。但这都难不倒路遥，他通过已经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进行搜索，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就这样在很多同学还并不了解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是谁时，路遥已经把《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悲惨世界》《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红与黑》《死魂灵》等世界名著看得烂熟了。而且路遥的床头总是会放着两本书，一本自然是他崇拜的柳青写的《创业史》，另一本则是哲学名著，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这两本书陪伴路遥度过了无数个夜晚，所以受到路遥的“荼毒”也最多。不知翻过多少遍的书，已经看上去松松垮垮的了，但是内容却深深地印在了路遥的脑子里，他甚至曾表示可以把他们全部背出来。也因为路遥的知识量大，思维开阔，所以在党员生活会上，他总是侃侃而谈，和同志们分享着他令人折服的独到见解。
虽然路遥阅读学习的内容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时间又显得不够用了。当时，延安大学有规定，不允许学员们“开夜车”。但是嗜书如命的路遥可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在教室里全情投入的时候，总是会忘了时间，于是他就变成了学校里“闯红灯”最多的学生。常常在晚上十一二点钟之后，他还在教室里埋头思考问题，紧锁的眉头和密实的胡茬，让只有20岁出头的路遥看上去特别老成。只不过因为屡次“闯红灯”，当1976年路遥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系党总支只在他的毕业意见栏中填“生活较散漫”五个字。
当然，路遥并不只会读死书，在他看来，读书读报是学习，与人交往也是学习，与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人交往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习途径。所以，路遥平时虽然沉默寡言不擅长与人交往，但对与文学朋友的交往实则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通过对他人人生经验和感悟的了解与学习，增长自己的阅历。
就在路遥去延大中文系报到之后，曾经在延川一起工作过的几位文学朋友也相继到各个地区发展了。路遥的良师益友，“老镢头”诗人曹谷溪高升了，被调到了中共延安地委通讯组当干事，所以就把家也搬到了延安城，于是路遥就又有机会每天泡在他家里，跟他痛快地聊天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去曹谷溪家改善伙食，路遥可不想每天都吃开水煮白菜。诗人闻频也被调到延安地区文工团当编剧，这个给路遥的文学成名之路指明方向、大开方便之门的文人家，成了路遥周末经常去的根据地。
还有就是文工团的编剧贺艺家，路遥是1972年在延川和他认识的。当时作为地区文工团的专家，特地到延川看了路遥参与创作的歌剧《第九支队》，两人因此结缘。来到延安后，贺艺家就成了路遥经常吃揪面片的场所了。路遥除了喜欢跟曹谷溪敞开心扉，就只剩下延安地区文工团的作家晓雷、李天芳夫妇可以畅所欲言了。每到周末，路遥都要到这夫妇二人的家里，吃一顿奢侈的揪面片，然后和晓雷、李天芳畅谈人生，有时也会谈到国内外的名著，聊到诗歌，说到理想和追求，反正是一通海聊，这也是路遥释放压力、丰富阅历的一种方法。
晓雷、李天芳夫妇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经在地区上小有名气，在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分配到延安中学与延安师范工作。这夫妇二人无论是学识还是人生经历，都是值得路遥学习的。在跟他们的交往中，路遥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的延安，变回了那个初出茅庐的愣小子王卫国。因为他发现，能够从这对夫妇身上汲取到丰富的营养，学到好多好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路遥还经常去拜访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发表诗作的延安诗人白龙。他和上述提到的曹谷溪、闻频等人一样，都很欣赏路遥的才华，更喜欢路遥为了文学刻苦钻研的狂热劲。此时的白龙，已经成为了延安地区文化馆创作组的头头儿，所以在路遥去拜访他的时候，总是会从他的藏书中借走几部。借阅的对象当然也包括之前的那几位名家，只不过借给路遥的书，想要要回来就有些难了，好在这几位都是真心的赏识路遥，所以很乐意帮助他，借书那更是家常便饭。就是因为和这些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人交往，才锻造出了路遥深沉而富有内涵的思想，这是一种关于人生的、不可多得的知识，这也使得他在时政方面的敏感度，是同龄人所不及的。
当然作为一班之长，路遥不能只顾自己进步，作为中文系七三级的班长，在同班同学眼中，路遥很有号召力，不是一个只读死书的书呆子。他在平时还积极组织号召班级参加延安大学举办的文体活动。在第一个学期全校的歌咏比赛上，路遥和班里的支部书记张子刚同学一起创作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完成后路遥还请来了延安文工团的丁永光为其配乐，这样精心制作的作品不仅在歌咏比赛上大放异彩，还得到了全校的一致好评，甚至引起了一股学习撰写诗歌的热潮。
4.为机遇时刻准备着
1976年8月，路遥顺利地从延安大学七三级毕业，完成了他对自己以后的文学之路的奠基。回想当初刚刚走进渴望已久的大学的时候，路遥颇有一种浮生若梦的感觉。如今曾经敞开胸怀迎接路遥的延安大学，依旧以开放的态度送走了这一届的工农兵学员。
在延安大学的这三年，路遥真的都没有闲着，他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准备着随时起飞，飞向自己的文学梦，开始属于他自己的文学远征之路。
柳青曾经在《创业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对此路遥深以为然，并且将这句话作为了他在延安大学求学时的行为准则，他认为自己就处在这样一个年轻又十分要紧的选择的档口，为了不辜负大好时光，他愿意以时刻准备着的姿态，迎接挑战等待机遇。他十分清楚，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创作。
前面说过，在他还没有跨进延安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陕西文艺》的创刊号上发表过短篇小说。那篇名为《优胜红旗》的小说，成为了路遥踏上文学之路的敲门砖，因为《陕西文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解放军文艺》以外，第一家复刊的省级刊物。陕西文坛正式通过这个窗口，认识了一个叫路遥的青年。于是在去延安大学报到之前的1973年10月，路遥应邀参加了《陕西文艺》编辑部召集的创作座谈会。
路遥是一个有心人，他不会任由机遇从自己手中溜走的，于是在这次座谈会上，路遥尤其用心地跟在场的诸位文学前辈与同好交涉了一番。也正因为如此，路遥才有机会结识了编辑董墨。董墨原来是“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当时正在负责《陕西文艺》的筹备工作。这个阅历丰富、见识非凡的知名编辑，很欣赏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后辈路遥。路遥也很合时宜地跟董墨吐露了心扉。或许正是因为路遥身上的潜力和深刻的思想见解吸引了董墨，他开始邀请路遥来《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重经验、轻理论的思想潮流中。这并不是说文艺工作者们急于求成，不懂客观规律，而是社会大趋势使然。所以才会有了开门办学、开门办刊物的说法，这样一来，也就间接地削弱了学校的封闭性，使得各项工作都能紧跟时代主题。当然这些做法都是最初被提出来的初衷，在实施后演变成了什么样子，就不是当时的人们可以操控的了。
董墨的意思就是想让具有一定实力与潜力的路遥，在编辑部的实际工作中获得培养与提高，这也恰好符合当时所追求的“走出去，请回来”的趋势。而路遥这边当然是求之不得，能够得到全国知名的《陕西文艺》编辑部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编辑们的指点，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从此之后，路遥的三年苦读都是为了这次绝无仅有的“掺沙子”的机会。这一机会的垂青自然少不了董墨的欣赏，但是路遥也明白，自己不能一直靠着以前的成绩吃老本，所以在延安大学学习的这三年中，路遥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文学的积累。而学校方面，延安大学中文系也在最大程度上为路遥开了绿灯，使路遥得到了这次接触文学编辑实际工作的机会。
于是在1974年的冬天，在延安大学学习了一年的路遥如约来到了《陕西文艺》编辑部，协助小说组看稿。当时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坐落在西安市的西北文联的院子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西北文联先后分成作协、剧协、美协、音协西安分会，这里又是剧协和陕西省剧目工作室的办公之地。同时这里聚集了王丕祥、王绳武、董得理、杨韦昕、路萌、贺抒玉、高彬、张问彬等原《延河》的全部骨干成员，路遥就在这里当实习编辑。
正是由于这次实习才令路遥在大学毕业后有机会进入《陕西文艺》工作。路遥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性格，让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很喜欢。在几个月前的《陕西文艺》创作会议上，路遥结识了来自陕南农村的女作家张虹。后来路遥得知因为她父亲的舅舅是董必武，出于当时国家政治上的原因，使她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路遥不忍心看到这样优秀的女作家被埋没，同样他也知道上大学对与他有相同梦想的人是多么重要的机会，所以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并请求贺主编为她去找一找省领导。数月之后，在路遥等人的努力下，省里的领导章泽终于肯在材料上批了字，文件经过层层审批最终送到了张虹的手里，从此又一个农家子弟的命运被改写，在1975年10月顺利进入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
能够在《陕西文艺》得到众多本土著名文学编辑的帮助和教导，使得路遥在文字编辑工作上进步神速，就在路遥实习了一年多之后，延安大学中文系在1975年传来了消息，要求他在接到通知后，尽快返回学校，准备毕业，路遥这次愉快的实习才不得不告一段落了。在《陕西文艺》的这些日子里，路遥不仅锻炼了自己，还吸收了很多优秀资源，而且他还在这段时间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总算是没有辜负一路走来对他提供帮助的人们。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元勋相继离世，唐山大地震的发生使得全国上下陷入了一片深深的悲恸之中，而随后“四人帮”的粉碎，又让全国人民欢喜不已。这一年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路遥也要毕业了。
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作为工农兵学员入学的路遥要遵循从哪来来到哪去的分配原则，被分配回“生源地”。但是因为路遥在文学创作上的突出表现，学校想要把他留在延安地区的文化馆编创组。虽说这也是个好去处，只是对于心中已经有了方向和目标的路遥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边路遥一心想留在省级文学单位，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学习知识，充实自己，而《陕西文艺》编辑部也十分“怀念”路遥，觉得他是个可塑之才，正想着把他挖过来。照理说这也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但是放在当时就成了一件大难事，因为路遥就学的延安大学与《陕西文艺》编辑部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管理。
延安大学是由教育局管理的，而《陕西文艺》却隶属于文化局。所以《陕西文艺》要想把路遥要过来，要联系延安大学、教育局和文化局三方一同解决，这三个环节中任何一点出了问题，或是有一方不同意，都会让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偏偏这个时候，延安大学又拿出了一份制定好了的分配计划，要将这一届的毕业生一个不落的就地消化。
这下《陕西文艺》可坐不住了，一旦路遥被分配到了别的系统，再想把他调回来可就不像从学校把他领走这么简单了。于是编辑部的主编王丕祥和副主编贺抒玉只好亲自出马，这才做通了延安方面的工作，就连路遥原来的分配单位也作出了让步，就这样在所有毕业生被分配完毕后，路遥如愿来到了《陕西文艺》编辑部。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有心人说的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有大志又肯吃苦耐劳的人，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机遇与伯乐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而路遥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有心人。
5.《陕西文艺》做编辑
在从延安大学毕业之后的1976年9月，延安大学最后一名没有分配的工农兵学员路遥，终于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到了他心仪已久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并且被分配到了小说组担任初审编辑。
当时的《陕西文艺》的主编依旧是老延安王丕祥，小说组的组长是路萌，副组长是是作家王汶石的夫人高彬和作家杜鹏程的夫人张问彬。
当时文学编辑部对待收到的稿件，都是采取三审制的，简单的说就是审三遍，第一次是初审编辑的把关，也就是路遥的工作职责所在；第二次审稿，就要由初审编辑将稿件提交给组长，这叫做“二审”；第三次的审稿工作，不言自明需要由组长提交给主编，即所谓的“三审”。能够通过三次稿件审查的，也就可以准备发表了。所以路遥所负责的部分，就是最直接的区分稿件质量高低的关卡。当然作为年富力强的小伙子，这样的工作强度对于路遥来说并没有什么，于是他又主动要求担任了一系列工作，比如：给来稿登记并进行编号、接待来访者、写退稿信或作者调查函。与路遥的本职工作相同，这同样是一份工作强度不大的工作，但是琐碎的小事又极其考验工作者的细心与耐心，所以路遥并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工作。
在当时来说，路遥虽然多次在《陕西文艺》发表文章，又曾经在这里实习了一年之久，但终究只是《陕西文艺》的新人，编辑部没有及时为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居所，只好在路遥所在的小说组临时支了一张木板，权当做是简易的床铺了。因为此时编辑部仍然坐落在东木头市172号，这里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只好给路遥搭建了这样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处，路遥本人自然没有任何不满，但是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很心疼他的。然而一直到了1977年编辑部由《陕西文艺》改回了《延河》，并且搬到了高桂滋公馆之后，路遥才摆脱了这个“临时居所”。
路遥是在1976年分配到《陕西文艺》的，也就是在他入职之后不久，“四人帮”就被粉碎了，没有了背后的别有用心的鼓动者，带来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也终于结束了。这可高兴坏了尝过“文化大革命”苦头的路遥了，得到消息时，路遥正在延安的编辑部里组稿，兴奋不已的他，叫上了从咸阳调回来的闻频，一起去曹谷溪家庆贺。三个深受其害的陕北汉子，为了这件大喜事，足足喝干了一整瓶白酒。他们一边喝一边高喊着：“这是人民的胜利！”
书归正传，因为路遥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加上他不仅钟情于文学，也热心于政治，所以经常被编辑部指派基层采访任务。这样的采访是很累人的，不仅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还要带有无比高涨的工作热情，不然又怎么能将老百姓心里的话落实成铅字呢？这样一来，原本繁琐的工作变得繁重起来了。
由于工作逐渐多了起来，路遥不得不经常在晚上熬夜，常常是每天晚上整个编辑部大院除了路遥的工作室加卧室还亮着一盏孤灯外，四下里黑魆魆一片。而路遥就在他的房间里挑灯夜战，一边吸烟提神一边看稿，这样一来因为没有充足的睡眠，早上睡懒觉就变成了必然，于是一觉醒来就已经上午十点多了。来上班的同事好不容易熬到路遥睡醒慢腾腾的把门打开了，一进屋却只能闻到还没有散尽的烟味和一地的烟蒂。由于休息时间的不规律，路遥的饮食也变得不规律起来，早饭一般都是不吃的，剩下的两餐基本上都是烤红薯和烤馒头，这样的生活习惯一直到他病逝前都没有改变过，或者说这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直接导致路遥得病并且不断恶化的元凶。
当时的文学编辑部虽说属于自由度很大的事业单位，但毕竟也是要恪尽职守按时上下班的，只是路遥几乎每天这样熬夜通宵看稿工作，还没有节制地吸烟，对工作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给其他同事造成了不便。一开始，大家还体谅他一个人住在工作间比较辛苦，但是时间一长难免大家颇有微词。
这些意见一来二去，就传到了副主编贺抒玉的耳朵里。说到底，路遥还是他花大力气安排到《陕西文艺》的，贺抒玉不能不管，所以他找到了路遥，跟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也正是这次长谈，才让贺抒玉明白路遥的难处，并不是他不想起，只是因为他太勤奋了，太努力了，他并不是在消极工作，而是在和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命赛跑。于是贺抒玉当即原谅他，毕竟他不能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啊，路遥的能力毕竟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嘛。
贺抒玉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跟大家通报了一下，一起共事的同事们，也当即表示了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没有了解清楚情况的牢骚抱怨而感到抱歉。事实上，路遥在工作中的确是做得相当专业并且出色的。他会每天极其认真地从大量的初稿中，搜寻好的稿件，在工作的时候真的是一篇一篇地看的，因为他知道这些初稿有相当一部分是和自己当年一样的年轻人的美好而又易碎的梦想与希望，所以他不想辜负了这些人。不仅如此，在遇到某些有一定文学创作基础的稿件时，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路遥也愿意花上一些时间写上一封感情真挚中肯的退稿信。比如，一位来自陕北榆林的作家霍如璧，曾经寄给过路遥一篇报告文学，但遭到了路遥的无情退稿，但是在退稿信中路遥还是清楚地指出了霍如璧的文章“只有报告，没有文学”，但如果霍如璧肯下功夫就一定能够弥补这一点瑕疵。可以这样说，除了上班时间延误的问题外，路遥的工作几乎都是尽职尽责完成的。
时间很快到了1977年7月，这一天是《陕西文艺》的大日子，因为她的老刊名《延河》被正式恢复使用了。那段时间真的可以说是《延河》除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叫红外的另一个巅峰，并且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
之后路遥一直在《陕西文艺》或者说是《延河》做了六年的编辑，这六年里他一直坚持着编辑和写作的双重实践，这一锻炼的机会使得路遥能够从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同行身上汲取营养，同时也接触到了一大批早就享誉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并得到了其中某些人的直接指导关怀。可以说，六年的编辑经历，开阔了路遥的文学视野，为他日后驰骋中国文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惊心动魄的一幕》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倒台，为祸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终于结束了。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各行各业在新的政治方略的指引下，开始走上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道路。文艺界也不例外，被冰封了十年之久的文学重新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被迫害，不得不搁笔的一大批老作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
可以说此时，是中国文学的复苏时期。各地的文学性质的组织得以恢复重建或是另起炉灶，文学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进而文学奖项也得到了重新设立，文学界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全国范围内的作家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更名为《延河》的《陕西文艺》编辑部正式搬到了高公馆，但是路遥并不高兴，他所崇拜的作家柳青由于不断加重的病情已经住院了，所以在得知《延河》的副主编贺抒玉要去医院探望他时，路遥主动提出一同前往。对于路遥来说，柳青不仅是自己人生路上的精神导师，说是人生路上的航向标、人生的榜样都丝毫不过分，所以柳青病重的消息，对路遥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已经住院的柳青还患有严重的哮喘，赶到医院的路遥并没有如愿跟他进行实质性的谈话。
但是路遥认为自己是懂得柳青的，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路遥简直可以倒背如流，对柳青说过的话，提出过的观点，路遥也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这次没有交谈的见面，对于路遥来说，几乎就是一场朝圣。
就在1978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恢复设立议案，正式获得了中共陕西省委同意，并且准备组织成立由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组成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备小组，以组织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恢复活动，同时处理西安分会成立前的诸项事务。正在整个事情都在往好的方面不断发展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噩耗，西安分会的分会主席柳青因尘肺心病在北京逝世，这个时候正是为了重建作协而准备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前夕。
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是让人难以接受，身边连续发生的一切，即使对于从小内心坚强倔强的路遥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是这也正应了《孟子》中的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经受住这一系列打击的路遥，他的文学之路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尽管在成立之初就失去了一位主力作家，但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恢复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这一协会的成立，也吸引了一大批曾经被打倒，如今正逐渐归队的作家，也正是由于人员规模的不断扩大，密集的文学活动得以随之开展。例如，在1980年7月10日，由《延河》编辑部主持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出席者共有二十多人，并且以写农村题材的中青年作家、评论家为主。
此时的路遥也在努力提高着自己，因为他深深地明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道理，他有雄心也有能力和毅力。而路遥的文学创作的真正转折，却体现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上，而且路遥作为一名作家的独特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中篇开始觉醒的。
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来自路遥在艺术上文学上的不断探索，和执着追求的狂热。在更多的时候，路遥只是在编辑部从事着他的本职工作，但他敏锐的文学嗅觉却在审视着文坛上的一举一动。
早在《延河》编辑部还没有搬进高公馆的时候，路遥的勤奋就已经是人尽皆知了，简直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拼命三郎”。而在这一时期，路遥却默默地扎根在陕西这片具有浓厚文学气息的土壤中，将前人的经验与自己生活的感悟，转化成了滋养自己笔杆子的丰富营养，推动着自己的文学创造力并转化成自己的文学创造力。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结束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从严重创伤中逐渐恢复过来的作家文人们，开始了对这黑暗的十年的深刻反思，于是“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文坛的主流。根据“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当时的许多作品都在痛斥和控诉“四人帮”、林彪，但同时也唤起了社会对人性的思考。路遥受到当时思想大潮的影响，也在积极主动地思考自己的文学之路。
与此同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工作后曾经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的“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选活动中，陕西有两位新人的作品榜上有名：分别是莫伸的《窗口》和贾平凹的《满月儿》。也正是因为这两篇获奖小说，给正在面对创作方向抉择的路遥带来了启发。紧接着，路遥文学道路的转折之作——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诞生了。
《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于1978年，内容讲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被造反派“关押”迫害的县委书记马延雄，为了避免两派大规模“武斗”而勇敢献身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被后世视为路遥转折之作的中篇小说，与当时文学界流行的“伤痕文学”发泄情绪的路子不同，而是将着力点放在了塑造为了阻止两大造反派武斗，而不惜飞蛾扑火的县委书记马延雄的自我牺牲精神上。
这一题材的选择是路遥经过深思熟虑的，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路遥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武斗，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这样写出来的情节更加逼真生动，不仅得心应手而且落笔不着痕迹。此外，路遥写这样的题材，还出于对“伤痕文学”本身的思考。他认为，一味发泄控诉带来的依旧是消极的负面影响，中国文学界或者说是整个社会要走出阴霾，还是更需要正面人物的塑造，正面作品的影响力。
这一点，说明了路遥已经摆脱了那种人云亦云，或者是盲目跟风的思想藩篱，而是开始主动思考自己擅长写什么，应该写什么。路遥塑造的县委书记马延雄，是一个在非常时期具有献身精神的正面人物，尽管这一设定经过了路遥的深思熟虑，但是对于当时的文坛潮流来说，依旧是一步险棋。当然路遥的剑走偏锋还是很快吸引到了当时人们的目光，甚至身边的同事，在读过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后，都表示出了震惊与支持，认为路遥此番创作思想超前独特，尤其是在还没有召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路遥就能进行这样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和创作，实在是有一种一举冲破文学藩篱的架势。
但正是因为这样的超前和不合拍，即使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刚刚脱离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编辑们依旧很难理解路遥的创作意图，于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就经历了一番退稿风波。
在《惊心动魄的一幕》写成后，最先被《延河》副主编贺抒玉推荐给了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但很快就被退稿了，之后的第二家、第三家也是如此，这时候的路遥就嗅到了一点不寻常的味道，心也随着被一次次不断退回的稿件而悬了起来。然而让路遥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完成《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所有的大型刊物都无一例外地拒绝了他，与此相对的，陕西已经又有两位作家，陈忠实和京夫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得知消息的路遥更加焦急起来，几乎每天都在煎熬中度日如年。
由于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合拍，各大编辑部的编辑们都并不看好《惊心动魄的一幕》，所以稿件一直没有被发表出来。随着不断被退稿，路遥渐渐有了一丝绝望，最后他通过朋友将稿子转交给了他所知道的最后一家大型期刊《当代》杂志，并且告诉朋友如果再被退稿，他就要放弃了，稿子也就不用再寄回来了。
就在路遥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寄出了稿子后不久，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代》编辑刘茵联系到了《延河》编辑部副主编董墨，说他们认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但还是存在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想请路遥来北京改稿。董墨得知了这一结果，很是激动，并且很快通知了路遥，路遥听后也是欣喜若狂，并且马上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去北京。
同年5月初，路遥在责任编辑刘茵与二审的副主编孟伟哉的帮助下，在原稿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万余字的内容，很快完成了小说的修改。
7.光环背后有忧愁
由于《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和获奖，路遥正式得到了陕西文坛的承认。但是尴尬的是，获奖的路遥，也仅仅是得到了承认而已，陕西文坛或者说是整个中国文坛都并不看好路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叫好不叫座。这次获奖肯定了路遥的文学实力，但是却并没有一个人觉得路遥是一位出色的作家，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惊心动魄的一幕》的不合拍，尽管陕西文坛承认了这是一篇好作品，却不承认路遥是一位好作者。
这对路遥来说真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所幸的是在《惊心动魄的一幕》还没有发表之前，路遥依旧笔耕不辍，一直在尝试短篇小说的创作。所以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叫好不叫座之后，路遥陷入了一段真空期，这一段时期他并没有拿出一份像样的答卷来回复陕西文坛向他提出的质疑，不过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路遥再次凭借短篇小说《人生》获得瞩目与辉煌，当然这是后话。
文学有真空期，可以给自己留下一段时间冷却，冷静地思考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却不能了无牵挂地活在真空之中，路遥也不例外。作为一步一步从底层成长起来的农民子弟，路遥为成功所付出的努力确实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尤其是文学创作需要冷静的思考和清晰的逻辑。所以路遥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创作占用了，面对同样不能逃避的责任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忧愁也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路遥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来处理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共同困难，或者说是他这个“草根”作家所特有的经历带来的困难。
首先路遥已经不再是单身一个人了，他在1978年1月25日与爱人林达结束了近十年的爱情长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且一年以后他的女儿路远也降临了人世。这个陕北汉子肩上不仅扛起了丈夫的角色，也担起了父亲的责任。
与他的生父王玉宽当年相类似的，面对女儿的出生，路遥最先的反应是欣喜。因为林达当时还没有被调到延安，两地分居加上怀胎十月，不仅林达受尽了辛苦，路遥也因为要找到“坐月子”的场所而担忧不已。所以女儿的出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夫妻二人的焦虑，但紧随其后的是对照顾女儿的重任的担忧。
林达的母亲远在北京，所以路遥从省作家协会借到了一间两居室后，赶忙从王家堡接来了生母“收月子”。但是因为林达的奶水不足，为了满足女儿的营养需求，路遥又赶忙托关系订了牛奶，买了鸡蛋。一时间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像一团乱麻一样缠在了路遥的心头。
这还只是路遥的小家庭，然而在延川和清涧的老家，还有更多的难缠的事情在等着他，甚至在1979年到1980年的两年时间里，老家的诸项事宜，成了路遥编辑工作之外最大的难题。此时的路遥已经获得了城市户口，用老家的话来说已经是公家的人了，但他的亲族却依旧在农村，所以无论如何，他的根都在农村。而且由于过继的缘故，无论延川和清涧两处哪里有了问题，作为整个亲族惟一身处“公门”的人，路遥都无法坐视不管，亲戚总会托他办好多事情。
先说郭家沟的大爸大妈。在路遥考上延安大学之后，为了照顾两位老人，不使他们感到孤单寂寞，他特地把王家堡老家的弟弟王天云带到了他们身边，让他代替自己在老人跟前尽孝。路遥上大学的时候，王天云也已经不小了，现在更是到了找工作养家的岁数，于是大爸找到了路遥，让他想办法给王天云安排一下工作。经过路遥托关系找门路，最终把王天云安排进了延川县农机局施工队，当了一名合同制推土机手，此后还有诸多有关王天云的问题都是路遥帮忙解决的。
再说清涧的亲生父母家里，因为孩子众多，而且当时农村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的光景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家里原本还有三男三女六个孩子，但是路遥的大妹妹王荷在山上挖野菜的时候，失足掉下了山崖，摔成了重伤，最终于1975年离开了人世。所幸的是路遥的大弟弟王卫军后来参了军，转业后留在了西安的省结核病医院工作，也算是跳出了农门。
最让路遥放心不下的是三弟王天乐，他在勉强读完高中后，家里实在供不起他上学的费用了，他也看到家中揭不开锅的情况，所以选择在农村教书。之后又到了外面闯荡，最终在延安城干起了背石头揽工的营生。即便如此，他也会时不时的往家里寄钱，贴补家用。
由于从小被过继到大伯家的缘故，路遥跟这个弟弟见面并不多，但是从仅有的几次见面中他了解到了王天乐的学习成绩在几个弟妹中是最好的。尤其是得知王天乐最后为了帮家里分忧而干起了苦力，路遥更是下了决心要帮助这个弟弟。
当时高考制度已经得到了恢复，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跳出农门的方法其实就是参加高考。但是宁肯去延安背石头卖苦力也不肯在农村教书的王天乐，显然不具备这种实力，当然这也反映出了王天乐想要改变自身命运的急切心理，而高考这条路却是走不通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去参加招工，当煤炭工人。这样也是能够跳出农门吃上公家粮的，而且当时工人也是一个热门的职业，讨媳妇也容易些。只是煤炭工人又苦又累，说起来还是卖苦力，而且凭借路遥的关系，不一定能把王天乐安排进煤矿。
但是为了弟弟，路遥决定拼一拼。当时王天乐还是农村户口，要想将他安排进煤矿，首先要解决户口问题。思来想去，路遥找到了延安县县委书记张史杰。这个张史杰和路遥也是老相识了，当初路遥还是延川县造反派“红四野”的“王军长”的时候，张史杰被另一造反派“红总司”借口批斗，是路遥派人对其进行了保护，才让他保住了性命。但是这段历史对于路遥来说并不是什么光彩的过往，所以找到张史杰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张史杰毕竟受过路遥的庇护，所以对于这件事也很上心。不久之后王天乐的命运终于得到了改写，在1980年他以延安县冯庄公社刘庄大队的农村户口，被招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成为了一名采煤工人。
之后路遥又发现了王天乐身上的文学潜能，想方设法利用关系把他调到了《延安报》当记者，不久又被调到了《陕西日报》。而王天乐也懂得投桃报李，有了与路遥性质相近的工作后，总是在生活上和精神上不断地帮助路遥。这里之所以对王天乐下了这么多的笔墨，是因为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成名著作《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就是以王天乐为原型的。不仅如此，在真空期进行文学突围时的路遥，还从王天乐的身上，寻找到了为改变命运而奋斗不止的农村有志青年的影子，也正是这一灵感，启发了路遥对于农村青年苦闷的现状和奋斗的无望的深刻思考，从而创作了他的代表作《人生》。
可以说，路遥在这一时期之后的作品往往把主人公置于“城乡结合部”这样的尴尬交叉地带的写法，其现实的逻辑起点就是由于王天乐改变命运的过程，从而带给他的思考。王天乐顺利地当上了煤矿工人，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也顺利地在《当代》杂志发表了。按说这是个功德圆满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偏偏天不遂人愿。因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所以组织上对于路遥的审查又一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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