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在对自己狠心，未来才会过得舒心
1981年7月的一天，延安甘泉县的天气如往常一般闷热，在县招待所的大院子里，一个青年人将手背在身后，绕着整个招待所转来转去。只见这个青年人身穿一件汗衫和短裤，脚上趿着一双塑料底的布鞋，他毫无目的地走着，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招待所的白所长一直远远地站着，他看着远处那个走走停停的青年人，心里莫名的紧张起来。
“这大半夜的，不睡觉，还在院里转起圈来，不是神经出了什么问题吧？”想到这里，白所长的心咯噔一下，想来这个青年人是县长和文化局局长送来的，若是在这里想不开出了什么事，自己也不好交代。
没有办法，白所长给县委去了一个电话，询问县领导，该如何应对。
“别惊动他，那人在写书……”县委的指示打消了白所长的疑虑，甚至这个青年人之前的反常，也有了正常的解释。
这个青年人就是路遥，他就是在这个招待所里度过了炼狱般的21天，也就是在这21天时间里，他完成了《人生》这部中篇小说的初稿。
路遥之所以选择在甘泉县写书，也是图一个清净，可以不被干扰。
创作时的路遥忘记了黑夜和白天的分别，他常常写书写到三更半夜。深夜里，整个招待所静的只听得到青蛙和蟋蟀鸣叫的声音，路遥写字写得手臂酸痛。他饿了，只能找身边有的食物充饥，这些食物可能是白天剩下的硬馒头，也可能是早上服务员送来的点心。总之，对于食物，路遥只求饱腹，不会过多的讲究。深夜里，陪伴路遥的只有一盏台灯，几包烟，一沓稿纸，几只笔，以及半夜的蛙鸣和蝉叫声。
日夜颠倒的生活，每天18个小时的创作几乎要将路遥的生活掏空，在这段时间里，路遥五官溃烂，大小便不通畅，浑身都像燃起了大火一般难受。
那时候，路遥知道，创作过程中的痛苦只是暂时的，只要他能够忍受下这些苦难，以后的日子里，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除了将来可能获得的奖项，他在未来得到的是永远都不会后悔的曾经。
曾经有一位探望过路遥的人说过：“1981年夏，你在甘泉招待所写作《人生》时，我在延安大学妻子那里度假。一天专程去看望你，只见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儿酥饼。你头发蓬乱，眼角粘红，夜以继日的写作使你手臂痛得难以抬起，你说你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十三万字的《人生》，你二十来天就完稿。”
回想《人生》的创作之路，路遥所受过的苦要比甘泉县的21天多得多。路遥后来回忆说：“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1981年写成的，但我1979年就动笔了。我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1980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没有交织起来。”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路曾与路遥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那时候，刘路教授还是师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他在担任《延河》的业余编辑时，认识了路遥。
那是1980年，刘路教授回忆时说：“这一时期，正是路遥构思《人生》最艰苦的阶段。一连十多天，中午下班了，我们俩拉上一张藤席，在小说组的木地板上铺开，躺在上面，只穿一条裤衩，不断地抽着烟。谈到会心处，两人又同时坐起来，蹭到一处。这部后来反响极大的中篇，起初的名字叫《高加林的故事》。路遥说，他一定要把这个高加林写得不同凡响，他说现代流行的小说写的人都不是人，他要按生活的蓝本来写，如果发出去要他改，他将坚决不改，哪怕不发也不改。”
路遥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一份执着，因为这份执着，他提笔，又将稿子撕毁。他要写成一部成熟的作品，为了这部作品，他甘心忍受创作过程中的一切艰难和苦痛。
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积累，路遥在陕北甘泉县的21天时间里文思泉涌，笔下生风。他几乎到了一种忘我的工作状态。那时候的条件不比现在，在没有先进电子设备的80年代，路遥不可能打字，他只能用自己的手来写作。13万字，21天，他只能不停地写，不停地写……长时间伏在桌子上，路遥的胳膊都被磨得红肿。这个看起来疯了一般的青年作者，怎么会因为疼痛而放弃自己的创作呢？他忍着痛继续创作，后来，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来让胳膊免于受苦：他找来一块石板，将石板抱在怀里，继续写。
高加林、刘巧珍、德顺老汉、黄亚萍……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一个地登场，他们形象生动，性格鲜明，他们被路遥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他们在《人生》中展开了自己的爱恨情仇……
完成初稿之后的路遥来到榆林，他去到佳县白云山抽了一签，签名叫“鹤鸣九霄”，从字面就可以看出，这签文有出大名的意思。
回西安的路上，路遥路过铜川，他要去那里看望他的弟弟，顺便将自己的小说带给弟弟，让他作为自己的第一个读者。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和哥哥的关系很好，见面之后，两个人相互问候。路遥把小说读给弟弟听，读完小说，他流下了热泪：“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它一定能感动上帝。”
一个性情中人，写了一部将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小说，它让作者流泪，也势必让更多的读者流下泪水。抱着自己经过一系列苦难完成的初稿，路遥回到西安的家里，妻子林达捧着丈夫的作品，一口气读完后，泪流满面。
甘泉县拿回来的初稿经过进一步的润色，最终定稿。路遥怀着忐忑的心情，将名字叫做《生活的乐章》初稿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王维玲。路遥那时对于自己的作品还没有充分的自信，他认为自己的这部作品会有两种极端的结果：要么是取得巨大成功；要么就是彻底失败。
路遥猜对了结果，他的作品，的确给了王维玲一个大大的惊喜。收到书稿后的王维玲怀着极大的热情进入阅读状态，读完一遍之后，他将稿子拿给编辑室的许岱和南云瑞，请他们阅读一遍并提出建议。
三人阅读完这部中篇，便坐在一起，进行了一次讨论，他们认为，路遥的这部小说已经十分成熟，只是有个别地方，需要进行一些调整。1981年11月，王维玲亲自执笔给路遥回信，提出审稿意见：
“……小说现在的结尾，不理想，应回到作品的主题上去。加林、巧珍、巧玲等不同的人物都应对自己的经历与遭遇，行动与结果，挫折与命运，追求与现实作一次理智的回顾与反省，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总结过去，总结自己，总结旁人走过的道路，给人以较深刻的启示和感受，让人读后思之不尽，联想翩翩……”
王维玲详细又中肯的意见让路遥非常感动，他很快给王维玲回信，并进一步修改稿件。后来，稿件修改得很理想，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快安排发排。
“我去年在甘泉那部中篇，中青社评价很高，已决定出版，并先在刊物发表。另外，二十一万字的中短篇集上海已初步决定出版。如上帝保佑，不出什么差错，我今年将有两本书共三十五万字问世。但我根本不满意这种结果，按我的情况，成绩应该更大些。没办法，只能长期努力，自己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1982年，经历过了艰难与苦痛的创作过程的路遥在与好友的通信中终于能够一展愁容，表达自己的兴奋与得意。
2.《人生》为他赢得人生
1982年新年伊始，路遥手头上没有新的作品需要创作，这段日子，他最紧要的工作就是构思自己的小说题目，《生活的乐章》显然不能当做小说的题目了，王维玲和路遥都知道，这部小说需要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绝对不止《生活的乐章》这样简单。
一天，路遥坐在书桌前，桌上是他的书稿和几张稿纸，他握着一支笔，在稿纸上写写画画。“你得到了什么？”突然，路遥笔下冒出这几个字，他看着这几个字，几乎一时间就确定，这就是新书的题目。为此，路遥专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南云瑞写了一封信。南云瑞是陕西人，路遥认为他会理解自己，并提供一些建议。南云瑞收到信后，将信转交给王维玲，信中写到了路遥构思题目的灵感和题目由来：
“我突然想起一个题目，看能不能安在那部作品上，《你得到了什么？》或者不要问号。有点像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格式有点相似，但内涵不一样。这个题目一方面从内容上说，对书中的每个人都适用，因为大家都失去了一些东西，但都得到了一些东西，有些人得到了切身的利益，有些人得到的是精神上的收获；有些人得到的是教训，有些人得到的是惩罚。另外，也是向看完此书的读者提问。我觉得这题目也还别致。请您很快和老王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用，也许我考虑不周，这方面实在低能。”
收到信的南云瑞和王维玲都认为这个题目虽然切题，但套用的痕迹过于明显。王维玲注意到，路遥这本小说的引言是柳青的《创业史》，其中，开头两个字“人生”很适合作为这部书的题目，切题、好记，读起来还很明快，南云瑞和其他编辑也认为“人生”作为题目更好。后来王维玲提笔，写信给路遥征求他的意见，并在信中鼓励路遥一鼓作气，尽快完成小说的下部。
很快，路遥就回信向王维玲和其他编辑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您的信已收读，想到自己进步微小，愧对您的关怀，深感内疚……关于我的那部稿子的安排，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一切就按您的意见安排好了。你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使我很高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至于下部作品，我争取能早一点进入，当然一切都会很艰难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作品的最后’（大意），因此这部作品的下部如果写不好，将是很严重的，我一定慎重考虑，认真对待。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我会随时和您通气，并取得您的指导。上半年看来不行，因为我要带班。”
从《高加林的故事》到《生活的乐章》再到《你得到了什么》，最后再到《人生》，路遥的这部中篇小说终于有了最适合它的题目——《人生》！
在这部小说正式印发之前，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扩大《人生》的影响，想要先在刊物上发表，然后再正式出书。王维玲给路遥写信，征得路遥同意后，向上海大型文学刊物《收获》的编辑郭卓推荐稿件。
《收获》编辑郭卓读过《人生》之后，拍手叫好，很快《人生》在《收获》杂志第三期头条上发表，小说后记写道：“1981年夏天初稿于陕北甘泉，同年秋天改于西安、咸阳，冬天再改于北京。”可见，路遥的《人生》之路走得漫长而艰辛，可是值得庆祝的是，路遥终于完成了他的《人生》，而他的《人生》也注定为他赢得人生！
1982年6月上旬，一直蜗居在作协小平房里的路遥因为创作的突出成绩，分配到了一个五六十平米的两居室单元房。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路遥热火朝天地搬起了家，他叫来几个好朋友，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搬了进来。
对于这个两居室的单元房，路遥感到很满意，因为他终于可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了。他将自己的书桌搬进了书房，还在书房支起了一张单人床。从此，路遥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在书房度过了。在书房里，如果看书或创作晚了，他就在书房休息。可以说，搬进新家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路遥基本开始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工作方式。
这一年的6月路遥出奇地忙，甚至他的生活也因“成名”而乱了套。那些从全国四面八方涌来的读者来信的数量之多暂且不提，就说那些来信的内容，有的是正常谈论阅读小说之后的感想，有的却是把路遥当成了人生“导师”，向他求教该如何生活，更有一些生活失意或是遇到挫折的年轻人写信给路遥，威胁他若不在某月某日之前回信，就死给他看……这些五花八门的信件让路遥烦恼的同时更让他哭笑不得。如果光有读者来信还好处理，难办的是一些熟人也开始添乱，路遥在提起这段日子时曾这样描述：“……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人生》的发表使路遥开始闻名全国，这部作品不仅获得了文艺界的好评，还激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路遥在作品发表之初曾写信给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希望他能给《人生》提出宝贵意见，1982年8月17日，阎纲给路遥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对《人生》的认识，他在信中不仅高度评价了《人生》，还给了路遥一个高度的评价。收到阎纲的复信，路遥很快回信：“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市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在信中，路遥重点阐述了他小说要反映的城市和乡村“交叉地带的社会生活”。
二人之间的通信后来发表在《作品与争鸣》杂志第二期，从此“城乡交叉带”深入人心，并成为研究路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同时，出名之后的路遥并未忘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王维玲，他给王维玲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
3.最佳故事奖
1982年夏天之后的路遥进入了一种令其自身都无法接受的“忙碌”之中，这种忙碌从他的《人生》发表开始，也从他搬进那套二居室的单元楼开始。
“王卫国老师，有电话……”楼下叫他接电话的声音此起彼伏，路遥常常不敢怠慢地应声跑下去，也常常接到毫无意义的电话，就这样，每日为了接电话跑上跑下，一天跑上几个来回是常有的事。除了电话让路遥心焦之外，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父老乡亲就更让他心急。
一次，路遥回到延安，生父带着一大群亲戚专门从清涧赶来叫他办事。路遥本是农村出身，他自然不敢忘记当初乡亲们对他的帮助，可是如此多的亲戚求着他做自己并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真是让他觉得尴尬和为难。父亲领着亲戚们一一向路遥介绍：“这位某叔可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困难时期，要不是他好心给了咱们家五斗高粱，咱们全家可就剩不下人了。”生父说着眼圈泛红，接着，他又拉起身边的另一位，挨个介绍着，感激着：“这位可是咱们家的亲戚，关系近得很，亲戚里的，少不了人家帮衬，现在他儿子有事求咱们，咱可不能不帮……”就这样，求着找工作的，解决户口的，打官司的……亲戚们甚至乡亲们对路遥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仿佛路遥已经成为神一般的人物，只要他一句话，什么都能解决。路遥感激出名带给他的好处，也不得不接受出名带给他的负担，没办法，路遥只好一个人躲到好友曹谷溪的窑洞里，享一时的清净。
出名之后，来找路遥的大都没有什么好事，可是有一件事却是让路遥兴奋不已的，那就是各个电影制片厂、导演同他联系，要将《人生》改编成电影的事情。将作品搬上银幕，这是多少小说家求之不得的事情，好事降临在路遥面前，让他激动又心忧，一方面，他希望将《人生》搬上银幕，另一方面，他又害怕一些人将《人生》毁了。路遥纠结着，直到好友吴天明找到路遥。
吴天明是中国第四代导演，曾执导电影《老井》《人生》《变脸》等，均获得国内、国际奖项，吴天明是陕西三原人，他与路遥也是多年的好友。
吴天明代表西安电影制片厂找到路遥，二人围绕着小说《人生》谈了许久，最终吴天明请路遥亲自操刀，改编小说《人生》为电影剧本，路遥答应了好友的请求，并将小说《人生》交给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吴天明，他们两个人对于《人生》的改编充满着信心，而后来的事实也更加证明了，二人的合璧的确创造出了不菲的成绩。
《人生》作为一部在当时风靡的小说，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无论是故事性还是思想性都超出了当时很多作品的水平，导演吴天明决定将它拍成电影，也是因为它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发人深省的结局。
《人生》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也讲述了一个人的悲剧，而这种悲剧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高加林高中毕业之后在乡村做一名教师，可是这个工作却被大队支书的儿子顶了去，高加林不得已沦为农民。回到农村的高加林愤怒、委屈又无助，他想要告状，想要打破这种不公，可是没有人能够帮他，他只能看着自己的努力化成泡影。高加林的痛是自己的，也是巧珍的，因为从小一直默默关注高加林的刘巧珍看着高加林的一切，所以他的痛，她感同身受。后来刘巧珍与高加林相爱了，这个美丽善良又淳朴的乡村姑娘大胆地展现出她对高加林的爱，她心疼他、爱护他，在任何时候都愿意挺身而出保护他。可是这一切的好却抵不过名利、金钱、欲望，面对条件优于巧珍的城市姑娘黄丽萍，面对黄丽萍提供给他的县广播站的工作，高加林经过内心的挣扎后选择了后者。高加林通过不正当手段来到了城市，却无法得到黄丽萍父母的认可。后来，组织查明高加林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城的事实，将他重新打发回农村，黄丽萍同他分手了，巧珍也在受过感情的重创之后嫁人了。高加林失去了一切，他孑然一身地回到了农村，回到了自己生长的黄土地，除了泪水与悔恨，他什么也没有。
《人生》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人们心疼那个痴心的好姑娘刘巧珍，也恨高加林的软弱与背叛，更恨那个时代的黑暗与不公……于是，路遥在电影的改编中做了些许改动，将刘巧珍的戏份增多，让她在事实上成为了真正的主角，这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呼声的一种反馈。
1984年，著名导演吴天明与著名作家路遥编剧的电影《人生》公映，轰动全国，《人生》热一波接一波地掀起，这部电影的公映，不仅使得《人生》家喻户晓，更成就了导演吴天明，使其拥有了一部不可超越的巅峰之作。
电影《人生》除了导演、编剧的强大阵容，演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影片中高加林由当时红极一时的演员周里京扮演，周里京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都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成为扮演高加林的不二之选。而巧珍的扮演者则是选用了当年的新人吴玉芳，吴玉芳长相清丽，笑容淳朴，第一次试镜，她那种美丽又纯真的形象就吸引了众人，是当时公认的扮演巧珍的最佳人选。
果然，《人生》公映，刘巧珍的形象深入人心，人们纷纷心疼这个痴心的农村姑娘，她的村姑形象也被奉为经典。演员的选定决定了影片的质量，而《人生》中的歌曲则在影片中自始至终影响着影片的情感和基调。对于《人生》里的歌曲选择，导演也进行了多方考虑，最终，经过一系列的斟酌筛选，《人生》决定选用陕西省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冯健雪，大家一致认为，冯健雪老师作为陕西本土的歌唱家，一定能够演唱出最地道的陕北味儿。果然，冯老师不负所托，一首带有陕北信天游风格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不仅唱出了它的神韵，更将这首歌中带有的属于陕北的那种苍凉、委婉表达得淋漓尽致。后来，这首歌被众多名家翻唱，虽说名家的演唱各有千秋，可人们却总也没有从其他版本中听出冯雪健老师的那种朴实之感。
一部电影怎么能够没有好音乐的衬托呢？导演想到了这一点，而《人生》音乐和歌曲的选择也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冯健雪老师的这首歌，不仅显示出了浓郁的陕北特色，更加起到了烘托电影主题的作用。
1985年5月，《人生》和他的演员们斩获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两项大奖。电影《人生》获得1985年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演员吴玉芳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人生》的获奖可谓是众望所归，最佳故事片的奖项不仅是对影片的认可，也是对《人生》这部小说的认可。《人生》热的持续让路遥的名气越来越大，路遥需要出名，这是对他写作成绩的认可，可是出名之后的路遥还不能停下，接下来，他会以他的作品来证明，路遥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作家，一个不曾停下的作家！
4.《在困难的日子里》
1982年，当路遥的《人生》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事》发表，刊于《当代》1982年第5期，并获得《当代》优秀作品奖。
人们提起路遥，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平凡的世界》或者《人生》，其实，真正想要了解路遥，还需要从他的“准自传体”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事》入手，了解主人公马建强的同时了解他的原型人物——作者路遥。
《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出世不似《人生》那般崎岖艰难，它没有经过反复的修改和酝酿，如果说《人生》的故事是许多人的，那么《在困难的日子里》的故事就多是路遥自己的，所以，他完全做到了一气呵成。
回想起《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创作，还要从1980年说起。1980年初，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完稿，作为一位编辑和一名作者，路遥迫切地想要写一些什么。
人们常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中总会有自己的影子，路遥也是如此，刚刚完成一部作品的他需要写一些与自己有关的故事，需要借作品表达出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就这样，路遥开始坐在书桌前构思自己的作品。
1980年冬天，西安这座城还被冰雪覆盖着，时任《延河》编辑的路遥一面与作家约稿，完成本职工作，一面在业余时间从事创作。那时候，路遥在家的时间总是与书桌为伴的，他的书桌上总是铺着一沓一沓的稿纸，他的手也总是闲不住的，写作时他握着一支笔，沉思时夹着一支烟。路遥怀着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感激，提笔写下一串串与自己有关的日子。
创作之初，人们问及路遥的创作心理，路遥毫无保留，向人们畅谈了自己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原因：“……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了，可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是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现实生活以折光……”
路遥总忘不了在困难时刻，同学、朋友带给他的温暖和友谊，他看到了困难中人性光辉的一面，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也有责任将这些故事写出来，给当代人以心灵上的启迪。就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进入了创作之中。
创作之初，路遥给作品取名《1961：在困苦中》，这部作品的写作历经了两个冬天，它于1980年冬创作于西安，1981年冬在西安完稿。这部作品为了强化困难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与温情，将故事背景放在1961年，还让主人公马建强在饥饿的年代考上了高中。虽然故事背景和人物故事有了一定的改编，但小说中马建强所经历的苦难以及同学们之间纯洁、珍贵的友谊却是路遥在上初中时所亲身经历的。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成年之后的路遥，回忆起自己多年前受到的歧视与冷遇，以及得到的温情与友谊后的力作，这部作品，不仅使路遥再次获奖，还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使路遥这位青年作者在创作之路上更进一步。
小说创作完成之后，路遥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满意，那是1981年5月17日，路遥给延川的好友海波写信，信中，路遥透露了自己的得奖情况和新作品的进展：“我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今天收到通知，已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我23号动身去北京领奖（25日开大会）。这是一件对我绝对重要的收获……我最近又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叫《1961：在困苦中》，《当代》秦兆阳主编来信，觉得还不错，初步决定要在《当代》发表，可能到年底了。”
1982年10月，正在路遥的《人生》走红于中国大江南北的时候，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1961：在困苦中》发表于《当代》杂志1982年第5期，发表时作品改名为《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事》。作品开头写道：“1961年，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不幸的是，我正是在这艰难贫困的年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县上惟一的一所高中——县立中学。”这是路遥作品惯用的开头，在这里交代主人公所处的具体时间、学校、家庭状况，当然这些主人公多是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
路遥曾说过，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也是他自己体验过的，正因为自己体验过，所以当故事成为作品，才能如此感人至深。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人们生存面临威胁的年代，在困难的环境中，什么才是人们最珍贵的、最美好的东西呢？大概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与真挚的友谊，人们高尚而美好的心灵世界。时至今日，国内媒体谈及此段历史，仍有忌讳。路遥那一代作家，饥饿对他们的人生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对他们的文学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后来人们谈及路遥以及那一代作家时，曾这样说。
1982年，也就是《在困难的日子里》发表的这一年，这部路遥的“准自传”体小说获得1982年度《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1982年12月，广大读者对于《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关注让路遥感动，读者的认可让他确认了自己这部作品的价值，也就是在这个冬天，路遥含着热泪，再次坐在桌前，写下了散文《这束淡弱的折光——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这篇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我仍然含着泪水写完了这个过去的故事。每想到这些，我就由不得记起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这个作品所表现的是那个时代一个小生活天地里的故事。作品中主人公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也是我自己所体验过的。不过，那时我年龄还小，刚从农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来到县城上高小。鉴于这种情况，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不能有个较为广阔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在只能努力写到这样一种程度。”
5.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
1982年秋天，当小说《人生》赢得文艺界以及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并引起巨大反响的时候，它的作者路遥也有幸参加了一次规格十分高的座谈会。
那是1982年9月3日，路遥应邀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在古都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部分青年作家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规模不大，我们之所以说它规格高，是因为参与此次座谈会的作家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名气，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几年之后大都成为了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大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人生》的发表不仅为路遥赢得了声誉，更让文艺界看到了这位青年的潜力，所以，那时候的路遥才能够有幸与陈忠实、贾平凹、京夫等一起参加此次座谈会，成为陕西青年作家的代表。
此次座谈会持续了九天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路遥和一众青年作家陪同中国作协的各位领导前往延安参观，这次座谈会和参观活动让路遥认识了许多知名作家，那些在文坛创造出过不斐成绩的文坛老将十分看好这个淳朴的年轻人，他们对路遥的作品表示了高度的认可，这种认可无疑敲开了路遥进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门。参观结束之后，路遥又趁热打铁，邀请到了贾平凹与高建群等人到自己的故乡延川县，参加延川县委、县政府举办的“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座谈会。”
9月16日，路遥准备着第二天去延川县的诸多事宜，却不知，延川县城里，他的好朋友海波却提着一颗心想着如何阻止好友路遥回延川……
16日当天，座谈会所有事宜准备就绪，海波作为县剧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自己当天负责的所有工作，他没什么忙的了，只需要第二天去接待与会的各位代表即可。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和路遥共同的朋友突然找到他，神秘兮兮地向他透露出一个消息：“海波，尽快通知路遥，让他不要回来了。”
“为什么？”海波不解。
“现在正在清理‘三种人’，县上和路遥对立派中有人已经被清理了，他们认为事情做得不合适，想怂恿人借这次会议向路遥发难。我因为身份原因，不能直接告诉路遥，只能让你给路遥传话了，你一定通知到，决不能让路遥回来。”朋友说完这些话匆匆忙忙地走了。
海波听到这个消息震惊得不得了，他自然是知道路遥在文革中是“红四野”的头号人物，并且还参加过“武斗”，这些年路遥因为这件事被审查过多次，审查也证明了路遥并未牵扯进重大的案件，为什么这次又突然“清理”？海波没空思考，作为路遥的好友，他自然不能让朋友陷入危险之中。于是，深夜中的海波通过电话到处找路遥，办公室没人，家里的门房接了电话却不肯去叫，非让海波留言转达，可如此重要的信息，海波怎么敢轻易转达给别人？这天夜里，海波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后来，海波想到一个万全之策，他拍了一封加急电报给路遥，内容是：“暂不回延，详情另告”。发完电报，海波还未躺下便已经听到了鸡鸣的声音。一夜的忙碌，第二天，海波去延安接会议代表，下午他回到招待所，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好友路遥竟然坐在那里毫无顾忌地吃东西。
“你怎么来了？”海波十分吃惊，他低声问路遥，没想到迎上来的却是路遥愤怒的目光。路遥没有说话，只是把海波领进自己的房间，之后，便实实在在地发了火：“你为什么给我拍电报？你什么意思？”
海波一看路遥误会了自己，便连忙将拍电报的原因告诉了路遥，可是这不说还好，一说原因，路遥就更生气了，他拍着桌子低声吼道：“那是针对‘三种人’的，你认为我是‘三种人’吗？你拍这样一封没头没脑的电报，会在作协造成什么影响？你是想存心害我吗？”
海波好心告诉路遥这个消息却被好友如此误会，他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拍着桌子也低吼着为自己辩解。
就这样两个人都拍着桌子吼来吼去，直到县领导来看路遥。
“你们这里干什么昵，在投骰子哩？”一位县领导笑着问道。
“你说对了一半，我们不是投骰子，是击鼓传花吃馍馍呢。”路遥收起愤怒的面孔，指着桌上的馍馍说道。
众人被路遥的话逗得哈哈大笑，只有海波一肚子气却不得不陪着众人笑出声。
这一晚的吵架就此告一段落，第二天，海波开始忙座谈会的事情，直到第三天忙完才有机会找到路遥，可是当他到了路遥房门口，却发现路遥的房门关着，灯也黑着。海波问服务员路遥怎么了，服务员告知他，路遥病了，已经睡了，不让敲门。海波无奈，正准备离开，路遥的房门却开了。
“进来！”路遥探出头，并没有好脸色。
“服务员说你已经睡了。”海波也没好气地说。
“服务员说我死了你也相信吗？你不会想一想吗？为什么事情总要听别人说呢？”路遥生气地说。
海波一听路遥的话指向自己给他拍电报的事情，便也生气地和他吵起来，就这样，两个人在房间里又低吼了起来，一直吵了一整夜。也正是这一夜的争吵，让海波知道，原来路遥并不算“三种人”，中央的政策已经下发，“初中生既往不咎，高中生记入档案”，所以，尽管路遥曾经是造反派“红四野”的头目，可是由于那时候路遥还是初中毕业生，并未读高中，所以国家在政策上已经原谅了他，“三种人”与路遥无关。
海波与路遥虽然总避免不了争吵，可是这种争吵并不会使二人疏远，反而会让双方在争吵中发现各自的不对，进而改进。海波不清楚自己的朋友为什么会阻止路遥回延安，他也不再想，总归是自己好心办错事，这也教会了海波以后遇事要有自己的判断。
1982年的路遥收获颇丰，他除了有了“名气”，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一年的12月，路遥更是由《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组长的职位转为陕西省作家协会正式驻会作家，从事专业创作。
1983年8月1日，路遥由业余作家转为专业作家，他在《延河》编辑部的工作也正式告一段落。
1983年秋天，已经转入专业作家行业的路遥，终于可以全身心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他扎到《人生》创作的灵感之地——甘泉县，在“闭关”中创作自己的第四部中篇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1985年元月，路遥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党组成员。
6.创作，来源于生活
路遥的小说总是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它们以自己独有的时代旋律敲击着每一个当代人的心。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到《人生》再到《在困难的日子里》甚至是后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刻着自己的影子，《惊心动魄的一幕》取自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人生》也多多少少有着路遥的影子，而《在困难的日子里》更是被称为路遥的“准自传”体小说……
创作，来源于生活，路遥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现实中的原型，所以这些作品都充满着真实感，它们时常感动作者，更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路遥作品中的原型最多的是他自己，也有他最钟爱的弟弟王天乐。
路遥虽对弟弟王天乐青睐有加，但他与王天乐真正的交集却产生于1980年5月底，在1980年5月以前，他只是和弟弟见过两三次面，没有深谈过几句，除了那血脉相连的情谊，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王天乐可以说是王家除了路遥之外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他高中毕业，有着一定的人生理想却一直被现实的贫困束缚着。毕业之初的他曾经在农村教书，这算得上一个稳定的活计，可拥有梦想的王天乐不想让自己年轻的生命在农村里平淡一生。于是他离开了一贫如洗的家庭，选择在外闯荡。他从清涧县走到延安市，靠着自己的力气，干起了背石头的营生，一直干了两年。
或许是自己无用武之地的苦痛无法向任何人言表，王天乐满腹的委屈，他认为自己的哥哥，上过大学的路遥能理解自己，于是他给哥哥写信，诉说着自己当前面临的困境和对于人生的迷茫。收到信之后的路遥流泪了，他发现王天乐和自己有着惊人相似，王天乐是有一定才华的，他也认为王天乐是几位弟妹中最有思想的人，因此，路遥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去帮助自己的弟弟王天乐！
在帮助弟弟的过程中，路遥看到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状况下农村年轻人的出路问题，他也从这里开始，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身上。人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路遥的作品，无论是《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都将视点放在“城乡交叉带”并关注着农村中有知识的青年人，并着重描写他们的奋斗史，这种思路可以说与他帮助弟弟改变命运的过程是分不开的。
1980年5月，或许是帮弟弟找工作的事情用了太久的时间，路遥不断向好友表达着自己对于王天乐命运的担忧，5月1日，他给曹谷溪写信：“天乐来了一信，谈了一下他的情况，看来是很苦的，我很难受，把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抛在一个自谋自食境地里，实在不是滋味。我是希望你想些办法的。你也不给我写信，告诉这倒究应该怎么办，你自己又办了些什么，前途怎样等等。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怎样都无法改变这个人的处境，你能不能再活动一下，行吗……”
5月24日，放心不下弟弟的路遥在北京改稿期间再次给曹谷溪写信，信中表达着自己对弟弟命运的担忧和关切：“天乐的事不知近期有无变化，我心里一直很着急，不知事情将来会不会办得合适一些。我已给张瞍写过信，让他协助你努力一下，我可能7月份来延安，到时咱们一块再想想办法……”
5月底，路遥从北京改稿回到陕西，这一次，他没有回西安，而是直接来到延安，住在城南关街的地区招待所——延安饭店，专心为弟弟工作的事情奔波。他在延安饭店住下，然后开始寻找着自己那个只见过三次面的亲兄弟——王天乐。后来，路遥在一个工地上见到了自己的弟弟，那个文化水平不低又有着自己志向的年轻人，竟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出现在自己面前，这让路遥如何能不心痛，如何能不感到震惊。
路遥将王天乐带回旅馆，这兄弟二人在见面之后进行了一次详谈，也正是这一次的详谈，路遥发现他与弟弟不仅是亲人，还是朋友，是知己。他们有着很多的相似点，于是他们可以相互理解，他们更能够敞开心扉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
这次谈话之后，让迟迟没有进展的小说《人生》有了新的灵感，是亲弟弟的命运触动了路遥，让他下定决心，写出这样一部描写农村中知识青年艰难奋斗史的一部作品。
其实，王天乐除了给了路遥创作《人生》的新灵感，同时他还是路遥的大作《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原型。怪不得路遥的《人生》完稿后要第一个拿给弟弟看，怪不得弟弟在读完小说后会泪流满面……创作，来源于生活，路遥的灵感更是来源于自己至亲的弟弟，所以当他以弟弟为原型，以自己为原型写出一部部作品的时候，他怎能不被感动？
路遥的小说总能感动别人，也很容易引起社会上的广泛讨论，究其原因，也大多是路遥的作品描写的是当时的问题，是许多人见过、听过或者经历过的事情。
《平凡的世界》的开始有一段描写县高中午饭开饭时各类饭食的文字：“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滴辣子油花……”
其实这略带调侃的描写，哪里是凭空想出来的呢？这分明就是路遥在县中读书时真实的场景，而路遥也就和小说中的主人公孙少平一样，在饭食都分等级的时代里，吃着最低等的黑馒头，就着一大锅的熬锅水。这些都是真实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现实性，才能如此深入人心。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