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求仁医去榆林
1987年夏天，通过一系列检查，路遥得了肝硬化，而且这肝硬化是遗传而来的乙肝病毒发作的结果。调查清楚病因之后，路遥首先想到的就是治病，他的《平凡的世界》还未完成，他不想像前辈柳青一样，因未完成《创业史》第三部而留下终生的遗憾。可路遥是个“工作狂”，他无法接受住院治疗，同时，他也是个“名人”，还很要强，他不能让外界知道他病了，更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得的竟然是乙肝这样的传染病。这样，路遥严肃地命令那几个为数不多的知情者为他保密，他自己更是藏着、掖着，不肯去医院，而是选择四处在民间寻求名医为他治病。
病情必须隐瞒，而治病也是当务之急，毕竟他还要继续从事创作，在这种情况下，路遥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回到故乡榆林寻求名医。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
作为一个患有重病的人，路遥那时候回榆林的心情是悲凉的，他不清楚自己的病能不能治好，可是他依旧要回去。这个长期在外漂泊的游子，在重病之际，无比向往自己的故乡。就这样，路遥轻装上路，他没有带什么东西，除了自己这副孱弱的身躯。
1987年夏天，黄沙包围着的榆林城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乡亲们的热情令路遥感到温暖，被那熟悉的、浓浓的乡音包裹着，路遥身体上的疼痛似乎一下子减轻了很多。知道路遥来榆林求医的消息后，中共榆林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接待他，并把他安排在榆林最好的宾馆。路遥在榆林的朋友、同学也都来看望他并为他的病情四处奔走。
就这样，在众人的帮助之下，路遥很快被带到省政协委员、已经年逾七旬的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路遥面对着面前这位面黑、体高的老人，心里充满着敬意，路遥是信中医的，所以他相信这位老中医一定能治好他的病。
张鹏举老人来到路遥居住的宾馆，很快就进入了问诊阶段，他细心地询问路遥的感觉和之前的治疗情况，老人问得很细，路遥也都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老人，当然，得肝病的事路遥对所有人都是保密的，包括这位中医。问完路遥，紧接着就开始为他号脉、观舌，张鹏举先生指着宾馆墙上的镜子，对路遥说：“你看看你自己的舌头。”
路遥走到镜子前，对着镜子张开嘴巴，却被镜子中那如焦炭一般的舌头吓了一大跳。
“我这是怎么了？”路遥问。
“这是恶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
路遥与这位名医攀谈，谈话中他被张老渊博的学问所震撼，任何行业都有他们自己的大师，而眼前这位老人，无疑就是中医界的大师。路遥看着张老那胸有成竹的神态，他知道了，老人有能力治好他的病，就这样，路遥悬着的心放下来，就等待着进一步的治疗。
张鹏举为路遥开完药方，很自信地笑了，将药方递给路遥。
“生地五十克，硼砂零点五克。”看完药方的路遥有些难以置信，自己的病这样重，而医生却只开了两味药，药钱加起来总共两毛几分钱，这不同凡响的药方让路遥更加充满希望，他对老人也愈加钦佩。
药方开完了，药效怎么样呢？路遥在他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有详细的记载：
“果然，第一服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服汤药和一百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去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
路遥在宾馆里住，为路遥熬药的工作就被他的好朋友、作家朱合作一手“承包”了，朱合作的单位离榆林宾馆不过几分钟的路程，每天，他在单位里用一个小电炉帮路遥熬药，药好了，他端到宾馆里，让路遥服下。张鹏举的医术果然很好，路遥才吃了几剂药，病情就有了好转。朱合作鼓励路遥，让他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见张鹏举的药见效了，路遥也信心倍增，心情也随之好转，有一次，路遥还和好友开玩笑说：“这张鹏举尽给名人看病哩，王震、陈永贵、路遥……嘿！”
路遥的病情开始好转，朱合作也就常常邀请路遥去郊外走走，榆溪河边风景优美，是他们常常散步的地方，郁郁葱葱的树木遮住夕阳的余晖，河岸边的芳草地染上落日的一丝金黄，路遥看着眼前的景色，蓦地说了一句：“这真是个谈恋爱的好地方。”他们沿着河岸继续走，一路上，两个人谈天说地，感到无限的畅快与惬意。
路遥在榆林宾馆住了些日子，病情也基本好转了，一天，朱合作来到宾馆，鼓动路遥去榆林不远处的内蒙古成吉思汗陵走走。路遥同意了，地区文联派出了一辆车，带着路遥、朱合作和其他几位朋友，从榆林出发了。汽车走到北草地一带，路遥被眼前的风光迷住了，他说：“北草地……这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接着，路遥开玩笑道：“以后有条件了，在这里买上一片地，再买上个汽车，闹上个小老婆，往下一盛。”
“好好好。”朋友们都说好，大家说着，笑着。在一路的欢笑中来到成吉思汗陵，并在成陵招待所住了一晚。
在榆林宾馆住了一个多月，也休养调理了一段日子之后，路遥的病情终于好转，他要离开榆林回到西安。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把朱合作叫到了宾馆，非要把从西安带来的滋补品送给朱合作。朱合作推辞，他并不需要补品，可是朋友那誓不罢休的气势让他不得不收下。见朋友收下了自己的心意，路遥坐了下来，他对朱合作说：“我冬天还要来，来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喜欢榆林的冬天，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让人觉得很有劲儿！”
2.开始《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创作
1987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陕北正值深秋时节，路遥在离开榆林两个月之后，又一次回到了这里。他穿着一身半旧却很干净的水洗布外套，那是人们当时最爱穿的布料和款式，他先回到清涧县王家堡老家，看望了村里的亲人，然后再次踏上了这座再熟悉不过的塞上城市——榆林，开始《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
此次归来的路遥心情不错，他对迎接自己的好友们说：“我穿着这身水洗布回到老家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直夸我，说看人家那些娃娃，当了大干部还穿一身旧衣裳，可怜的。”大家被路遥的话逗得哈哈大笑。
路遥来到榆林之前，和榆林地区文联主席霍如璧通话，请他安排自己在榆林创作的一些事宜，他明确提出要求，要在榆林宾馆创作。
路遥选择榆林宾馆作为自己创作的“阵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路遥之前大病过一场，虽然如今病情有所好转，但在体力上还是不足以一鼓作气完成第三部的全部创作。选择榆林宾馆，首先因为榆林有治好他的医生张鹏举，在这位名医的眼皮底下工作，身体有个好歹还能及时找张老调理，这能让路遥以及他的家人、朋友们放心。至于选择榆林宾馆，则是因为这里的居住条件和伙食都很好，在这里，路遥能够在创作时得到很好的照顾。
宾馆条件是不错，可是房费却是路遥无法承担的，好在霍如璧找到了榆林地委书记霍世仁与行署专员李焕政，在他们的帮助下，路遥被安排在榆林宾馆一号楼三层最靠西的房间里，这里远离街道，保证了安静的创作环境。除此之外，他们还向宾馆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搞好路遥创作的“后勤”工作，并减免了大部分房费。
在朋友们和地区领导的照顾和关怀下，路遥解决了后顾之忧，他静下心来，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的创作。
这一次的创作路遥不敢像以前那样拼命，他为了既完成规定的任务又照顾自己的身体，决定改变自己长时间养成的不规律的作息时间。在这里，路遥每天九点多钟起床，洗漱完毕，他叫上一份早点，等到十点钟，早餐用毕，开始坐到书桌前完成每日的任务，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停下来休息。他要求自己每天完成一个章节，字数在四五千字左右。如果能够完成任务，他正常睡觉，完不成，就会加班加点，开夜车。
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描述了自己在榆林创作时的生活状态：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就当时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个条件，要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部初稿是不可能的。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得也不错。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到厨房去为我安排了伙食，后来结算房费时，他也让外事办给了很大的照顾。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一边写作，一边还可以看病吃药。
我自己也开始增加了一点室内锻炼，让朋友找了一副哑铃，又买了一副扩胸器，在凌晨睡觉前，先做一套自编的哑铃操，再拉几十下扩胸器。这一切很快又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机械性活动——在写作过程中，极容易建立起来一种日耳曼式的生活。
由于前两部的创作，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了某种‘经验’，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入似乎也很顺利。”
路遥轻松的叙述说明他在那里过得还不错，的确，《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环境相比前两部好了很多，更让路遥感到高兴的是，这里有他亲密的朋友。
在路遥创作期间，他的朋友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他、照顾他。朋友们知道路遥白天的时间都在创作，所以不敢打扰他，到了下午，估摸着路遥停下来休息了，霍如璧、朱合作等人就结伴来到路遥的房间里，和他闲谈一会儿。为了让路遥心情舒畅，他们谈话的内容都是很轻松的，多是一些朋友之间的新鲜事或者趣事，因此，每当他们到来，路遥的屋子里总是其乐融融的，外面的服务员也常常好奇，这些人到底哪来的那么多笑话。朱合作等人在路遥的房间里不敢多待，他们坐一会儿就走，留给路遥充分的休息时间，临走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路遥有没有想吃的家常菜。
路遥常常没什么想吃的，大家也不会勉强让他吃什么，可当路遥真馋了嘴，想吃什么的时候，也丝毫不客气。路遥和大多数陕西人一样，酷爱面食，所以，他常常打好招呼，要去谁家里吃白面揪片或者白菜豆腐。接到“指令”的朋友们总是在第二天下午准备好这些吃的，也不用叫路遥，他总记得自己来，然后一顿吃上满满的一大瓷盆，满足的说上一句：吃美了！擦擦嘴，站起来告别。
1987年11月，路遥因文学创作的突出成绩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1月底，路遥兴奋地告诉好友霍如璧，《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上半部分写完了，他想去沙漠兜兜风。霍如璧向作协申请，然后和路遥一起，坐上一辆文联的吉普车，去往榆林北部的沙漠。
路遥对沙漠总是心怀敬仰的，当初要写《平凡的世界》，他也是在毛乌素沙漠下的决心，这次“大作”即将完成，他还要在这里，在沙漠宽广博大的胸怀中誓师完成最后半部的创作。
路遥从沙漠回来，他突发奇想，告诉朱合作，他想要学跳舞。
“这好办！”朱合作一口答应，原来，朱合作家楼上就住着榆林城最有名的舞蹈明星曜虹。朱合作找曜虹请她教路遥跳舞，她一口答应了。以后，每周只要两人有时间，就会到朱合作家跳舞，舞场是朱合作家的空地，舞曲来自录音机传来的声音。路遥很喜欢跳舞，他鼓励朱合作也和他一起学习，可是朱合作并不想学。
随着写作进入到后期，路遥感觉到越来越顺畅，作品中的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着，人物自然而然的在作品中出场、退场，走向他们应有的结局。这时候，路遥的心理和思维都是从未有过的顺畅，可是无奈之前苦战耗费了太多的体力，他似乎坚持不下去了，他的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创作的进度。一天，好友霍如璧来看他，他坐在沙发上，双腿无力地垂下来，他的头靠在沙发背上，双手摊放在两边。霍如璧无奈地叹口气，劝他：“休息一两天吧。”
“不行！”路遥的声音无力却坚决，“越是这个时候，全身每一根神经都不能有丝毫放松，要是一天不按计划完成，首先心理上造成的失败感和危机感，就难以忍受。同时，作品质量也很可能因为松一口气而受到影响。”
1988年1月27日，农历丙寅年十二月初九，与路遥预计的一样，他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的创作。他能够回家过春节了！路遥的心放松了，他的脸上也终于露出笑意。可是他的身体却非常疲惫，虽然硬挺着站起来，可看起来他似乎随时都要倒下。
这天下午，朋友们为了表示庆祝，也为了给即将回家的路遥送别，专门为路遥举行了酒宴。
3.任四季轮回，心中永存初春
1988年2月末，戊辰年的春节刚刚过去不久，还未过元宵节的西安城依旧沉浸在浓浓的年味儿里。老话说，“不出十五就是年”，路遥从作协分的单元楼往省作协大院走，这一路，地上红红的布满了鞭炮炸开后留下的碎纸屑，那些商户门前还都挂着红红的灯笼，大门上还倒挂着一个个“福”字，路上遇到了作协的同事，大家还会一拱手，道个“过年好！”。路遥一路欣赏着新年留下来的欢乐祥和的气氛，他这一次去省作协大院，是为了打理一下那边借来的“工作室”，等过些日子暖和了，他就要再次进入那被自己成为“牢房”的地方，进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誊写和修改工作。
路遥决定在春节后进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誊写和修改是有着自己考量的，他知道，自己在创作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初稿后，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他虽然想尽快完成作品二稿的创作，可是为了确保自己的身体能够挺过接下来的创作，他还是决定停下来，稍作休息。除了休息的需要，“创作室”的环境也是路遥考虑的因素。春节过后的西安城并不温暖，春天也似乎故意放慢了脚步迟迟不来，而作协大院阴冷的“创作室”决不适合身体并不太好的路遥长期“驻扎”，所以，停下来休整一番，也等待着天气转暖，是最好的选择。
1988年3月中旬，被寒冬冰封了几个月的西安感受到了春的气息，城外河里的冰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竟悄悄地化了，作协大院的墙角根也悄悄钻出了几根绿苗，那是什么花或者什么草，路遥并不知道。甚至大院中间那几颗冒了绿芽的小树，他也叫不出名字，他只知道，墙角那含苞待放的是一棵腊梅树，自然界的春天来了，路遥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观察得仔细，或许是他生病的原因，又或许是他心中的春天要到了……
春日的正午，路遥躺在作协大院废弃的木料上，他在晒太阳，初春的阳光暖暖的，很舒服。六年了吧，路遥想着，从准备，到成稿，《平凡的世界》整整花了他六年的时间。这六年，他一头扎进创作中，对外界的事物不闻不问，这部几乎耗尽他所有精力的作品，在外界那里却收到了质疑。
春夏秋冬，四季轮替，其实这外界对于路遥新作的反应又何尝不似四季的交替呢？那一年《平凡的世界》要出版，接二连三的退稿岂不是给了路遥秋的萧瑟？那一年寒冬的作品座谈会，评论界并不看好的声音，多数评论家对于这部作品的质疑不正是给了路遥雪上加霜的冰凉吗？《平凡的世界》还未得到如《人生》一般夏的火热，可是无论这四季如何交替，在路遥的心中，能够永恒存在的，只有充满着希望的初春。心中有了春的希望，路遥才能够在质疑声中坚持自己，才能够在这六年的时间里，不问世事，全身心地投入。
“春天到了。”路遥在心底默念，天暖和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二稿的誊写和修改也该进行了，这部被人忽略了那么久的“大作”，他的春天，也该来临了吧。
《平凡的世界》的春天是该来临了，只是它的来临的预兆却要追溯到前一年的春天。
1987年春天，作协代表团访问西德前夕，路遥去北京办理相关事宜。一天，他乘坐电车去往鲁迅文学院，在电车上偶遇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就是曾在陕西插队，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播”节目编辑叶咏梅。叶咏梅在电车上一眼就认出了路遥，她和路遥打招呼，路遥也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他们愉快地聊了几句，路遥还把自己的新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送给了叶咏梅。
路遥只把当时送书的行为当作一种“友赠”，这是很多作家都喜欢做的事情，可是路遥没想到的是，这一“赠”，竟改变了《平凡的世界》的命运。
叶咏梅拿着书回到家里，她并没有将书随意丢在一边，而是打算细读一遍。叶咏梅是了解路遥的，她知道自己这位作家老友做事认真、追求完美，所以她相信自己手里这本书绝对会是一部佳作。就这样，叶咏梅开始了仔细的阅读。
“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田晓霞、田福堂……”这本《平凡的世界》似乎将叶咏梅带到了陕北，带到了她曾经插过队，并深深眷恋的黄土地。作品中的人，他们正在经历的一切让叶咏梅感到熟悉……这是一部多么优秀的作品啊，叶咏梅心里想着，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部作品录制成广播节目，让他们能够通过广播传到千家万户，让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的亿万民众有机会与《平凡的世界》见面！
1987年夏天，叶咏梅已经将《平凡的世界》的录制工作提上日程，当下，她要选择一位播音员，这位播音员不仅要有出色的声音，还要对陕北生活熟悉并且热爱。在这样的标准下，叶咏梅在经过筛选后，终于选定了目标——演播界新星李野墨。
当时，《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已经有了全稿，演播员也已经选定，《平凡的世界》的播出条件基本成熟。叶咏梅向台里打报告请求播出并得到批准。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叶咏梅与李野墨在播音室里进行了一系列的设计与尝试。李野墨的确是一位出色的播音员，他那质朴、亲切又充满着情感的声音将叶咏梅迅速带入到小说的情境之中。叶咏梅彻底放心了，自己选对了播音员，更选对了小说……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是这项工作，路遥选择对所有人保密。
1987年秋，在《平凡的世界》开播之前，叶咏梅来到西安，她要来采访路遥，也看望这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采访当天，路遥穿着一件当时很时髦的石墨水洗牛仔服，他似乎总想打起精神，可是又常常陷入到一种呆滞迷离的状态之中。叶咏梅说不清楚路遥当时怎么了。其实那时候的路遥刚刚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初稿，这样呆滞的表现只是因为他还没从小说中走出来。
采访开始前，路遥为叶咏梅冲了一杯咖啡，面对多年的老友，路遥一点都不紧张，他坐在那里，随着采访的展开，侃侃而谈。三年的准备，六年的写作，其中的艰辛、孤独、寂寞随着他那淳朴的陕北话传到叶咏梅的耳中，也传到了她随身携带的录音盒里，更随着广播传到千家万户。
“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世界当然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但也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我呢，作为这个世界里一名劳动者，将永远把普通人的世界当做我创作的一个神圣的上帝。听众朋友们，无论我们在生活上有多少困难、痛苦，甚至不幸，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我们所生活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
路遥的这段声音被保存下来，如时空穿越般，人们再次听到了他那淳朴的声音。
4.决战时刻
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的春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开始，路遥的这部作品将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到成千上万听众的耳中，这一次，路遥要接受的不是少数专家的批评，而是全国听众的检验！
当时，路遥端坐在书房，手里捧着一个小型的收音机，从后面看，路遥一动不动的，像一座雕像，严肃而静默。12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AM747频道“长篇连播”节目准时开播，当收音机里那个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念出作品名字的时候，路遥激动得热泪盈眶。
《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路遥握着收音机的手是颤抖的，他的身体依旧一动不动，只是从眼眶里留下的那几滴眼泪证明，此时的路遥在心底并不平静。
随着李野墨那深沉、粗犷又不乏深情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不断传来，路遥笑了，那笑容是享受收获后的喜悦，还是找到知音后的激动，人们不得而知。六年了，这部“大作”的创作足足用了六年的时间，在这六年的时间里，路遥靠着自己的那份坚持，抵御住了外界种种的批评和质疑，这六年，越往后路遥走得越艰辛，如今，他挺过来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他又怎么能够平静？
3月初，叶咏梅来西安采访路遥，好友见面谈了许多。临走的时候，叶咏梅给路遥下了第三部最后的交稿时间——6月1日。路遥答应得很爽快，6月1日，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路遥为自己捏了一把汗。而叶咏梅并不知道路遥这些年的病痛，她没把路遥当成病人，也就并不认为两个多月的时间过于紧促。
3月末，西安的春天已经来临，省作协大院里那间借来的工作室也被春日的阳光晒得暖暖的，路遥又回来了，这一次，他要在这里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誊写和修改工作，胜利就在眼前了，路遥决定做最后一次“冲锋”。3月27日起，路遥开始进入工作间创作。在工作间的日子同以前一样，不一样的是，路遥每天中午会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AM747频道播出自己的作品。这半个小时对路遥来说是一种休息，更是一种享受，他常常眯着眼睛，任由李野墨的声音将自己带入到小说的情景之中，他仿佛看到了陕北大片的黄土地，看到孙少平在县高中贫穷而局促的生活，看到了善良活泼的田晓霞，看到了作品中活生生的一切……从这短暂的半个小时中，路遥得到了人生最大的享受，也是这短暂的半个小时，支撑着路遥完成后面的工作。
听广播的时间是路遥难得的休息时间，因为书稿很多，路遥不得不抓紧一切时间誊写和修改。对于路遥来说，《平凡的世界》才是天大的事情，而在他的亲戚、朋友眼中，没有什么能比他的身体还重要的。春节过后的一段日子里，路遥的好朋友，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王宝成给路遥写信，邀请他去临潼疗养身体。路遥当然明白朋友的好意，可是为了赶稿子，路遥不得不在3月30日回信，拒绝了朋友的邀请。
1988年4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路遥解决了第二部的出版问题，决定换一个地方，继续誊写和修改《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路遥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作家，就像在决定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他只身前往毛乌素沙漠表决心，在第三部初稿完成之际再次回到沙漠一样。在路遥的心目中，文学创作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暗示与仪式的。1988年4月，当《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书稿的誊写与修改工作进行到最后的部分时，路遥突发奇想，决定去陕北的甘泉县完成最后的创作。甘泉县是路遥的“福地”，1981年夏天，路遥就是在甘泉县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闭关21天完成了成名作《人生》的初稿。《人生》给路遥带来了很多荣誉，甚至一度被人当作他的巅峰之作，路遥选择甘泉县完成《平凡的世界》的结尾，一方面希望这部作品可以获得它应有的成绩，另一方面，路遥希望它可以超越《人生》。就这样，有了外出想法的路遥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刻也坐不住了，恨不得立刻离开作协大院飞往甘泉县。
后来，忍无可忍的路遥给弟弟王天乐打电话，这位被称为路遥“后勤保障部长”的弟弟，一接到电话就马上着手安排相关事宜。4月20日，更是在一天之内亲自赶往甘泉县招待所，他看中了三楼的一间安静的屋子，并在那里摆好了路遥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紧接着，路遥来到了这里，他将行李打开，放置到桌上便立刻投入到工作中。
路遥在招待所的生活显得很有规律，每天白天坐在工作室里创作，晚饭过后，一个人走在洛河边上散步，享受着短暂的休息时光。
路遥虽然来到了甘泉县，但是在紧张的创作中，他还不得不亲自处理一些事情。5月19日，路遥专门给西北大学中文系负责作家班招生工作的刘建勋教授写信，希望弟弟王天乐可以进入“作家班”学习。
时间过得飞快，路遥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他盼望着《平凡的世界》完稿已经盼望了太久，可是这一天越近，他却越不安。
1988年5月，离截稿的日子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路遥的工作量不得不加大，高度的精神紧张让他的腿不断抽筋，甚至短短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里，他也常常被惊醒。除了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压力，大型杂志《黄河》也给身在甘泉县的路遥发来了两封催稿电报，最迟截稿日期——6月1日。路遥必须在6月1日前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二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然，上面两部分的播出就会被中断。
六年的不断奔跑，终于迎来终点！1988年5月25日，路遥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即将完稿的路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的手因激动而不停地颤抖，泪水不断滑下，为了不打湿稿纸，他只能将脸转向桌子上的空处。临近结尾，路遥的心抑制不住地狂跳，似乎随时都可能晕过去，手不听使唤了，甚至僵硬得连笔都握不住。路遥急坏了，马上截稿了，怎么还遇到这等怪事，没办法，路遥急忙找来暖壶，将暖壶里的热水倒在脸盆里，接着从床上扯上两条枕巾扔进去，再把自己僵硬的如“鸡爪子”的手放到浸满热水的枕巾上来回捂。就这样捂了一刻钟，路遥的手慢慢张开了，恢复了原状。喜出望外的路遥连忙跑回桌前，拿起笔，继续写了下去：
“第二天，孙少平提着自己的东西，在火车站发出了那两封信，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省城。
中午时分，他回到久别的大牙湾煤矿。
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5.《平凡的世界》终于诞生
1988年5月25日傍晚，路遥在平日已经出门吃晚饭的时刻，他的最后一次冲刺结束，当最后的一个句号划下，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将手中的圆珠笔远远的抛出去。结束了！路遥的心里五味杂陈，他走到卫生间，将脸盆里的水倒掉，然后重新接水洗了洗脸。六年了，路遥第一次如此这般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这张陌生的脸就是他路遥吗？他还以为自己是青年，可那白发丛生的鬓角，脸上横七竖八的皱纹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此时的他已经像一个憔悴的老人。
路遥对着镜子，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来，他一脚将卫生间的门踢住，靠在卫生间的墙上，放声大哭起来。此时的路遥似乎被一分为二了，那个伤心、委屈如儿童一般的路遥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情绪。而那个如父亲一般冷静、沉稳的路遥制止住了他的哭泣。路遥擦干脸上的眼泪，重新洗了把脸，然后走出了卫生间。他开始收拾桌面，把自己带来的资料、书籍等重新收进行李箱中，原本拥挤的桌面变得冷清，独留下那十本抄写完毕的书稿安静地躺在桌子中央。对着书稿，他点燃了一支烟，沉默地坐着，让自己从复杂的情绪中走出来。约莫过了一刻钟，路遥认为此时已经能够参加宴会，接待朋友了，便起身朝着在酒桌前等待自己的朋友大步走去……
这是1988年的5月25日！
“在我的一生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子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我的生日。但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个日子我却一直没能忘记——我正是在这一天最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
5月25日晚，路遥参加完好友为他举办的庆祝酒会后，在弟弟王天乐的陪伴下，一起动身赶往延安。大型杂志《黄河》为了发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已经推迟了二十多天的发稿时间，路遥不能再让他们等下去了，所以在完稿的第一时间，路遥和弟弟从吴家堡过黄河到达太原，将第三部的复印稿交给了《黄河》。拿到稿件的《黄河》加紧了对小说校对、排版、印刷等一系列工作，他们要赶在6月底刊出《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在山西期间，《远村》与《老井》的作者郑义接待了他们，路遥和王天乐时间很紧，他们在交完稿件后，立马赶往北京，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稿。郑义很尽心地将兄弟二人送上火车，而就在火车要开车的时候，路遥突然想起来一件大事，他的钱包落在宾馆角落里那个不起眼的方桌里了。
这个插曲打断了兄弟二人一同赴京的计划，没办法，二人临时决定，由路遥先行去北京送稿，王天乐在找到钱包后乘坐下一辆列车与路遥汇合。
在路遥从事创作的这六年时间里，弟弟王天乐成为他全能的“后勤部长”，尽全力为哥哥解决一切后顾之忧。有弟弟在的地方，路遥什么都不用担心，这一次，王天乐疏忽了，把钱包落在了宾馆的房间里。好在最后钱包找到了，王天乐再次从宾馆出发，买了最近的车票一路站到北京。而已经到站的路遥因担心第一次来北京的弟弟走丢，竟然在火车出站口等了足足八个小时。
路遥和弟弟汇合之后住在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招待所。虽然那时候的路遥已经成了名作家，可是他的手头却一直不宽裕，这次来北京花钱的地方不少，所以对于住处，他们也不那么讲究。5月末的北京已经进入夏季，炎热的天气常常让兄弟俩大汗淋漓，无奈招待所的房间里没有洗澡设备，禁不住热的兄弟俩只好端着水去厕所里冲澡。
6月1日，路遥准时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叶咏梅送去了第三部的手稿。叶咏梅看到路遥很是高兴，他把路遥兄弟俩叫到一个办公室，指着那堆成一座小山的信件说道：“看，这都是写给你的，写给《平凡的世界》的！”路遥看着那一座“小山”，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广播已经将他的劳动成果传播到大众之中了。拿到稿件的叶咏梅着实松了一口气，路遥还是很准时的，在最后的截稿时间里，他送来了稿件，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天，叶咏梅带路遥参观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把青年播音员李野墨介绍给路遥认识。中午，叶咏梅将路遥、王天乐、李野墨带到自己家里，并做了一桌子饭菜招待他们。
在饭桌上，路遥的状态有些不好，他的神情很是疲惫，看着一桌子饭菜，路遥并没有太大的食欲，他夹了几块豆腐，慢慢地吃完，又扒了几口面就放下了碗筷。当时叶咏梅和李野墨以为路遥长途跋涉过于疲惫，休息几天就会好。他们没有想到，路遥这两个月来是靠着牺牲自己的身体完成了最后的创作，可以说，正是这最后的创作加速了路遥身体的崩溃。当然，这一点，叶咏梅是在路遥病逝之后，看路遥撰写的《我与广播电视》时才知道的，文章这样写道：
“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还带病闷在暗无日光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委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将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月二十五日，我才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用激动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为六年的工作画了句号。然后当夜启程，截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六月一日准时赶到中央台。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窒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中……”
叶咏梅在读完这段文字后，感到难以言语的悔恨与愧疚，她在心底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发现路遥身体上的变化，为什么把稿子追得那么紧……路遥的这段叙述，更让叶咏梅钦佩，这样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纵使他的生命消逝，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与人格魅力也值得后人永久珍藏。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路遥来到北京，除了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手稿外，还给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编辑李今遇送去了第三部的手稿。尽管《平凡的世界》前两部的征订数仅仅达到起印的标准——三千册，但是在李今遇编辑的坚持下才让《平凡的世界》能够出版，所以，路遥遵守自己的承诺，将第三部手稿交到李今遇的手中。
路遥和王天乐在北京停留了半月有余，期间，中央电视台向路遥投来了橄榄枝，他们希望将《平凡的世界》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台播出，路遥很乐意，既然这部书已经乘上了广播的翅膀，何不让它通过电视这个平台，飞得更高更远呢？
《平凡的世界》终于诞生了，自此路遥实现了他的愿望，在40岁之前，完成一部大作。借用德国作家托马斯的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连播
1988年3月27日，这个对于多数人来说再平凡不过的日子，路遥、叶咏梅、李野墨等等一切与《平凡的世界》有关的人员迎来了不平凡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每天分出两个时间段，向全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播送长达一百二十六集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百六十集，按照每天一集的速度，全部播完整部小说需要一百六十天。在这一百六十天里，在广播还是重要传媒的年代，有多少听众听到了《平凡的世界》？又有多少人跟着这部小说，一直听了一百六十天，听了四个多月？路遥没有计算过，叶咏梅也没有，他们只知道这部书从开播以来就备受好评，也是这种好评能够让这部书持续播出四个多月。
路遥《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大获成功，从开播到结束，《平凡的世界》录制组收到了从全国各地飞来的听众来信。这些信件一开始还是几封几封的被送进来，可随着《平凡的世界》播送到第二部，这类信件骤然增多，竟让收发室的大叔用麻袋背了进来。再看来信的人群，他们之中有学生，有教师，有工人、农民、军人，甚至还有已经退休的老干部。信件太多，工作人员不能每一封都拆开，可从他们拆开的那些信件来看，这些来信表达了共同的心情：“听了《平凡的世界》，它教我们走路，教我们生活，教我们如何去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在这个天地里，我们领教了作家手中笔的厉害，体会到了作家撼人的魅力……”一封听众的来信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书中的故事五花八门的，但都十分感人。”一位学生听众的来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系有三个队，共二百七十人住在一栋四层的楼房里，大约有一百多部收音机、录放机，您能想像得到吗？每到中午十二点，几乎所有人的收音机都锁定了一个频道，接着，整个大楼里都是李野墨深情演播《平凡的世界》的声音。”除了这位学生，一个新疆马兰基地的军人也寄来了信件，他叫柴俊峰，在信里，他表达了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痴迷：“我真的太喜欢这部作品了，每天中午，我都准时收听，听一遍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只能把它录下来，等有空了，就一遍一遍地‘复习’，听得太多了，我竟能够背出其中的一些精彩片段。”除了对这部书的痴迷，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书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写作……
信件从四面八方继续涌来，这一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播放《平凡的世界》而收到的来信创当年“长篇连播”节目听众来信之最。叶咏梅曾经有过预料，这部作品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可是她没想到的是，这部书的反响竟如此之大，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期间，社会矛盾涌现出来，人们的内心开始迷茫、无助，这时候，一部《平凡的世界》如黑暗中的莹莹之光，带给人们光明和美好，更带给人们温暖和继续坚持奋斗下去的力量！
《平凡的世界》成功了，它的成功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首先，它的成功归功于路遥，是他创作了这部精彩的作品。而具体到“长篇连播”中《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就不得不感谢叶咏梅，是她对小说进行了精当的分解处理和删减，使得小说更适合广播，对播出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了叶咏梅，演播员李野墨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在广播中进行了二次创作，用他那粗犷、憨厚又不乏深情的声音将作品缓缓送入听众的耳中，吸引了听众的耳朵，更抓住了听众的心。
1988年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不仅让电台的信件满天飞，更是直接带动了《平凡的世界》纸质版图书的销量。《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时，因订户不足，仅仅印了三千册。在《平凡的世界》不受好评、无人问津的时候，这三千册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可是当《平凡的世界》通过广播传到听众的耳中，当听众们想要买书却哪里都买不到的时候，《平凡的世界》供不应求了，出版社不断加印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加印、加印、加印，从三千册一直到几十万册……
路遥《平凡的世界》究竟“火”到什么程度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副总编辑顾志成曾如此回忆：“我作为几十年来书报刊都编过的老编辑，每当看着读者排队购买浸透自己心血的报刊或书籍时，心里就像溢满了蜜一样甜，倍觉编辑这行，是世上最神圣的职业。可是，这几年情况大变，读者越来越少，就连后来获得第三属全国茅盾文学奖和全国首届图书大奖的《平凡的世界》，当初也很少有人问津，通过多方努力，新华书店征订数刚够三千册。读者这么少，哪会有社会效益？经济上要亏本数万元！怎么办？我为它失眠了……”
“不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选择录用了这部一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电台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它，用听觉艺术——‘小说连播’的形式将它送给千千万万个听众。原来是书少读者见不到，不买。而听了广播后，那些热情的听众拥向书店、出版社，来信更像雪片似的飞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是，广播的威力推动着印刷厂的轮转机，出版社一印再印，总也满足不了读者，直至它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已印了几十万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可想而知了……”《平凡的世界》的滞销曾让老编辑愁得睡不着觉，可一旦这部书乘上广播的翅膀，它“火”了，供不应求了，可见，这广播给《平凡的世界》带来了多大的好处。
“凡有水井处，皆能歌柳词”，是说柳永诗词在当时争相传唱的盛况。而在1988年《平凡的世界》播出后，在全国的大街小巷却出现了另一种盛况：每天中午十二点，听李野墨演播《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在播出的日子里赢得了亿万听众，而亿万听众也从这部作品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后来，这部作品走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疆、陕西、内蒙古、云南等省区广播电台重播。当时的数据表明，在那一年，《平凡的世界》的直接受众竟达三亿之多。
“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史，其中刻画农民形象、农民生活的作品不在少数，偏偏《平凡的世界》如此经久不衰，对此答案我是感受出来的，此前的作品有同情农民苦难的，还有敬佩农民坚忍不拔精神的，但是就我所读到的作品来说，其作者不是高高在上地俯视农民，就是或多或少地审视农民，而真正地置身于农民当中，打心眼里觉得自己跟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以平凡的心感受，平凡的人的眼睛观察，来撰写《平凡的世界》的只有路遥。”多年后，当《平凡的世界》的演播者李野墨回忆起这部书所产生过的盛况时曾这样说。
《平凡的世界》成功了，它乘着广播的翅膀，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7.无休无止的病魔
1988年夏天，路遥从北京回到西安，这次回来，他的心情不错，可是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坐在书房里听广播，李野墨富有磁性的声音传来，他认真听着，似乎伴着自己已经半月有余的咽痛也好了一些。
“咳、咳……”路遥一阵猛咳，似乎要将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咳出来，这阵咳嗽持续了很久，稍有好转，就用手为自己顺气，他抚着自己的前胸，转脸看到一侧的镜子里，映出自己那张气色不佳的脸。他走近看，观察着自己，自从上次病情好转后，他从未像今天这样狼狈。
“看病吧。”路遥终于开始在意自己的身体了，1988年6月末，他离开了炎热的西安城，去往陕北榆林，并在榆林与延安之间寻求名医。一天，在榆林街头闲逛的路遥与西安的朋友、作家刘劲松偶遇，刘劲松在路遥叫出他的名字时，瞪大眼睛看着路遥，似乎难以置信。
“头发蓬乱，满脸的胡子有四五寸长，面皮黝黑，他艰难地对我说他病了，得了咽炎，来榆林看病。”从刘劲松后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那时候的路遥看起来的确很糟，他再一次病了，只是这病不止“咽炎”那么简单。
路遥的真正“病因”还要从1987年说起。
1987年初，路遥还在省作协的工作室里写稿，在《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时，突然吐了一口血。他盯着那张旧书桌上的血迹，揉揉眼睛，确认这不是自己的幻觉。路遥一向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怎么会吐血？来不及想，先把桌子擦干净，然后打电话给弟弟王天乐，让他立刻来西安。
王天乐接到哥哥的电话，立刻请假来到西安。第二天，在王天乐的陪同下，路遥来到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终于查出了吐血的原因：
“……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
这里王天乐没有说出路遥的病因，但在路遥病逝之后，人们知道，这时候的路遥已经患上肝硬化。
得了肝病的路遥不想让任何人知晓，或许是碍于自己名人的身份，或许是介意这“传染病”的名号，总之，无论后来路遥病到何种程度，他都没有选择去医院治疗，而是在隐瞒病情的基础上，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身上。
人们都知道路遥病了，路遥告诉所有人，他得了咽炎，然而咽炎只不过是“表象”，路遥隐瞒了自己真实的病情，在这种隐瞒之下，他的病痛也注定得不到根治。
1988年7月初，已经在榆林城逛了数日的路遥并未找到能够给自己治病的“名医”，张鹏举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找不到医生的路遥只好在榆林休息了几日，回到西安的家里。
1988年7月中旬，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潘欣欣为了拍摄根据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从北京出发，去往西安寻找路遥。在路遥逝世后，潘欣欣撰写《忆路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他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于是我先到西安，在西安仅作短期逗留便与路遥一同去了陕北。车一进黄陵县就感觉到，接待的人们更加热情，路遥的话也随之多了起来，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地给我介绍着。我来的目的就是体验生活，了解陕北，有路遥陪同，不虚此行。”
路遥陪潘欣欣来到延安，体验生活的同时，他来到母校延安大学，并给母校题词。后来，路遥的老师，当时延安大学党委副书记申沛昌回忆道：
“1988年7月，我正在忙着筹备延安大学成立五十周年校庆活动，路遥的三卷百万巨篇《平凡的世界》也全部完稿，正好来到延安。我们有机会在延安宾馆进行了一次亲切而坦率的交谈。俩人主要交谈了各自工作和事业方面的情况。路遥则主要讲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艰难过程。交谈中我直率地问他：‘听到有些人说，你现在成名了，不愿承认自己是延大中文系的学生吗？我是不相信，但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听后很激动地对我说：‘申老师，你应该知道，我从上大学前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告状、诬陷，这十几年，我就是在一些奸佞小人的诽谤和攻击中走过来的，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毁人名誉实在是无耻之极，好在我已习惯。说我不认延大，这只是个小谣言而已，绝无此事。我们不是一直在来往联系吗？’……接着我就说：‘那好，现在学校马上要举行首届校庆，你给学校题个词，到时候回来参加校庆活动，并给中文系师生作一场文学创作的专题报告。’他当即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全部落到实处。他给延大的题词是：‘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这个题词现在珍藏在延安大学档案馆。”
路遥和申沛昌在交谈中留下了合影，合影中，路遥除了身体微胖，看不出与正常人有何差异，或许也是因为他病得不够明显，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路遥的病情在张老的治疗下已然康复，也并没把他当做病人看待。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已经结束，可是路遥似乎过于相信自己的身体，因而，他从不选择去医院，而是用一些奇怪的“偏方”自己料理自己的身体。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杀青以后，路遥就有点体力不支，后来的漫长修改，更加摧残了他。一个异常强壮的陕北年轻汉子，看上去相貌比年龄大了许多，上楼走动都喘气。”作家京夫看得出路遥的身体大不如前，可是路遥却有些固执的只听那些中医的“摆布”，京夫还说：“那时他笃信北郊一位医生，用一种粗不拉几的药汁将胸口和脖子涂得污脏。我问起他这是干什么时，他说内病外治。内病？我不知他所患何病，他说内火，火伤肝，用外敷药把内火往出赶。‘赶’了一个夏天，似乎又一个秋天，这个意志坚强的人自我感觉比以前好了，实际上这时已经为后来的病大发作埋下了伏笔，如果当时他住进医院，全面检查，不把肝病当‘肝火’也许愈后会好得多。强悍的性格也有其弱点，有时会把一种暂时还不明显的现象掩盖了，路遥对自身的病的轻慢，也许是由于自身的性格造成的。”
路遥知道自己得了肝病，纵然瞒着别人，但自己是十分清楚的，可是他选择藏着掖着，甚至用消极应对来代替积极的治疗。其实京夫说得没错，路遥的病重，多是他性格造成的。
8.婚姻是他永远的痛
“名作家、省作协副主席、劳动模范……”这是路遥，“生活拮据、家庭不幸福、疾病缠身……”没错，这也是路遥。外人眼中的路遥是光鲜的，可是在家里，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不尽责的父亲。弟弟王天乐曾预料，路遥与嫂子林达离婚是迟早的事情，可见路遥与林达夫妻不睦已经到了无法改善的地步。
人们常常将“积劳成疾”作为路遥“大病”的原因，其实路遥的病痛又何尝不来自于夫妻关系的不合。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路遥与林达的婚姻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所以，他们的结合也注定成为一个悲剧。
路遥在榆林看病期间曾谈到自己和林达是如何走在一起的：“我原来谈的对象，不是现在这个。那一个也是北京知青。谈了一阵以后，由于在‘文化革命’中我是造反派头头、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人家要逮捕我。我那个对象的一个同学给我写信说，你现在处境不好，不要把她牵连了。我就给她的同学写信说，那就解除恋爱关系吧。而我如今这个婆姨和我头一个对象在一块儿插队，她很同情我……后来，人家不逮捕我了，我又上了延大。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供我上大学我就和谁结婚。”路遥在当时还和朋友们说，自己沾了妻子不少的光，“人家家里光景好。”
路遥口中“原来的对象”说的就是林虹。林虹与林达一样，是从北京来到陕西插队的知青，林虹聪明、漂亮，从她身上散发出的是一种与当地姑娘截然不同的都市文明的气质。路遥第一次见到她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后来，路遥甚至把能够改变自己命运，让自己跳出“农门”的指标让给了林虹。而后面的情况如路遥所说，在林虹好朋友的干预下，他们分手了。许多人说林虹工于心计，她与路遥的接触从一开始就目的不纯，这种种的揣测我们先放在一边，单看在这次恋爱中路遥的表现，他一个比其他同龄人都要成熟，且从来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竟为一个姑娘放弃了惟一的“招工”指标，这让当时的人都把他当成了“情种”。的确，对于林虹，路遥很是痴情，他这一场恋爱谈得很是浪漫，但结局也很是凄惨。
再说林达，路遥要与林达交往时，好朋友曾提醒过他，找一个陕北姑娘，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要再做“鸡飞蛋打”的事情。好朋友的提醒显然是暗指路遥第一次的恋爱失败。然而路遥却说：“陕北的姑娘能供我读大学吗？”从这句话不难发现，路遥与林达的恋爱充满着现实性。这一次，路遥不再像第一次那样付出什么，而是想着能得到什么。后来，林达果然供路遥读书，而路遥也在1978年元月和林达结婚了，他们的婚姻让当地人竖起了大拇指，瞧，路遥多厉害，找了一个北京姑娘。
像路遥这样不对等的婚姻形式，这在电视剧里是很浪漫的，像“穷小子迎娶了白雪公主”“王子爱上灰姑娘”等等，人们只见二者结合之前的浪漫，却不曾想维持这样一种婚姻的成本有多高。“白雪公主”真的能够与“穷小子”幸福快乐生活一生吗？路遥或许给了我们其中一种答案。
人们说婚姻是两个人的经营和维持，而在路遥与林达的家庭中，他们共同的经营与维护不均等，也远远不够……
两个人结为夫妻，在一起生活，首先要有相互适应的生活习惯，而路遥的生活习惯显然与正常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路遥长期从事写作，从他搬到单元楼开始，“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生活习惯已经形成了。他常常中午起床，晚上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这种方式在家庭生活中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吃饭、穿衣、接送孩子等等。这些问题在路遥的家庭里完全由林达一手承担，而路遥则完全“甩手”，似乎还在过一种单身生活一般。林达在杂志社上班，她的工作需要按时上下班，所以在按时工作的前提下，她只能保证照顾好女儿。在路遥起床的时候，老婆孩子已经上班、上学都走了，老婆不在家，自然也没有热汤热饭。路遥是不会做饭的，所以他只能吃剩下的油条、一根黄瓜或一个西红柿这些家里还有的食物凑合，实在没东西可吃，就去街上买一个煎饼，或者去邻居家要个馒头。完全不合拍的生活必然造成两个人的矛盾，林达作为新时代女性，不可能不工作，而路遥也不可能不创作，两个人都不妥协，他们的问题也就不能得到解决。
除了生活习惯，在每日必需的饮食上，两个人的差距也不小。路遥出生于陕北农村，那里主要以面食为主，由于家庭贫困，路遥从小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对于吃，他不讲究。而林达就不同了，她是南方人，主食是米饭为主，对于饮食，林达有她作为南方女子的讲究，这样，两个人爱吃的食物完全不同，连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儿去，又怎么能够相互靠近呢？
路遥除了不管家务事之外，还对烟有着很高的要求，海波曾说：“路遥在生活上非常简朴，可以说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但也不是什么也不讲究，比如说抽烟，他就很讲究。打从进西安之后，路遥抽烟的‘档次’就提高了，甚至提高到和他收入不相称的地步。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开始抽三四块钱一包的香烟，每天最少两包，一月光烟钱就得花掉两百块，而他每月的工资仅为一百多块，还不够抽烟。就此，我多次建议他把烟的‘档次’降下来，至少做到量入为出。他不同意，说，这不是生理上的需要，而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而保持庄严的心情，为的是进行庄严的工作。”路遥除了要抽烟，出身“农裔”的他还要给老家人寄钱。想像一下，路遥自己的工资都不够自己抽烟，怎么够贴补家用，又怎么能给家里人寄钱呢？不够的，就要动用林达的工资，甚至借钱也不能让农村的弟弟妹妹空手而归。原本就不富裕的两个人还要不惜借钱贴补亲戚，林达难免会在心里委屈。
上述这些矛盾，其实都建立在路遥是个大男子主义者的基础上，他似乎从不站在林达的角度上考虑，所以也就谈不上体贴。林达在生活上得不到路遥的帮助，在精神上得不到路遥的体贴，她又怎么能够有信心继续维持这段婚姻呢？
1987年，在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身体出现问题之时，妻子林达终于明确提出离婚。这在众人的预料之中，可是路遥却坚决不同意。弟弟王天乐也劝过哥哥，找一个陕北的姑娘，不需要她多有文化，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好好照顾你……可是路遥却拒绝了，他为了不伤害女儿，也为了自己作为“名人”的影响，坚决反对离婚。
早已形同陌路的两个人，纵使不离婚也过着“离异”的生活，很多人劝路遥夫妻俩重归于好，然而两个人无论如何也再回不到从前。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二人从夫妻到陌路人，其中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这个从一开始注定是悲剧的结合也最终以悲剧结尾。这段婚姻，也注定成为二人心中永恒的“痛”。
9.心爱的“毛锤儿”
1992年9月的一天，路遥住进西安西京医院传染科已经半月有余了，女儿远远已经有些日子没来了。路遥躺在病床上，思念着自己心爱的“毛锤儿”。路遥心想，远远不会又哭闹着要来医院吧，自己得的是传染病，不好让远远来，怕传染。远远那么懂事，又怎么会哭闹，路遥闭上眼睛，想起远远那张天真可爱的笑脸，被病痛折磨得扭曲的脸强扯出一丝微笑。
路遥是一个在创作方面有着突出成就的作家，对于他的职业，他毫无亏欠，而提到女儿，路遥则是满满的歉意：
“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年月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每到一地，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我也会把目光落在这两张照片上。”
路遥长期在外创作，陪伴女儿的时间很少，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所以无时无刻不想给女儿最好的，以弥补自己对女儿的亏欠。
路遥是很爱自己的女儿的，尽管在家的时间不多，可是陪伴女儿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尽全力让远远感到快乐。在远远还小的时候，每当路遥从外地归来，总是抱着女儿，在床铺上、地板上，玩个不停。路遥和很多父亲一样，在女儿那里，变成了“小狗”、“大马”，他趴下来，让女儿骑到自己的后背上脖子上，玩个尽兴。路遥对远远采用的是一种溺爱的方式，他喜欢带女儿上街，让女儿骑到他的脖子上，远远总是要这个要那个，路遥舍不得委屈了女儿，都一一照办。路遥知道自己这样的教育方式不妥，可是他实在狠不下心拒绝，就这样，路遥在远远那里，成为了一个“慈父”。
路遥对远远的疼爱在作协里是出了名的，1991年春天，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路遥难得休息一段日子，他住在西安的家里，每日看看书，写些东西，等女儿回家再和女儿聊聊天，问问功课，过得很是舒心。一天，远远放学回家，兴奋地告诉路遥说：“爸爸，明天我们学校组织春游，我们要自己带吃的东西了。”
路遥看着女儿那兴奋的小脸，笑着问：“毛锤儿，明天路上想带些什么吃的呀？”
远远知道爸爸什么都会依着自己，她依偎在爸爸的怀里，给爸爸列出了一长串需要购买的东西，路遥一一记下，怕有什么差错，他还写了个购物清单让女儿检查。远远看了一眼清单，没什么问题就回到房间做功课，路遥也放下手中的书，拿着清单上街采办。
小孩子春游的东西买起来很简单，很快，路遥把大部分零食和饮料购置齐全，可那重中之重的三明治却总也找不到。远远点名要吃三明治的，买不到怎么可以。路遥一路走，一路找，最终，他站在西安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西安凯悦酒店门口，向里面走去。
路遥心想，三明治是洋快餐，这酒店总有外国人出入，想必也一定有这洋快餐了。
“请问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路遥一进门，一个身材高挑、长相端正的女服务员就迎了上来，微笑着询问。
“请问这里有三明治吗？”路遥问。
“哦，有的。”服务员回答。
“好，我要两块三明治。”得到肯定回答的路遥很高兴，找了那么久，终于找到了，这下远远一定会高兴。
“您请稍等。”女服务员离去，不一会儿，服务员端着托盘走来，那托盘上，放着两块肥皂大小，包装极其精美的小盒子，“先生，一共60元。”
60元？路遥惊呆了，在20世纪90年代，大家的工资都很低，路遥作为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一个月的工资才140块。60元，那岂不是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路遥不敢相信，这两个肥皂大小的东西，竟值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他又问了一遍：“多少钱？”
服务员耐心地答道：“两块三明治，一块30元，两块60元。”
路遥看着面前这位依旧微笑着的服务员，一脸尴尬，都让人家拿出来了，怎么好退回去。算了，毕竟是远远要的，就当让孩子高兴。路遥硬着头皮去柜台付款，付完钱，路遥带着空空如也的钱包和远远的零食走出来，一路上，他脑子里都是那60元钱，他在心里暗暗叫苦：实在太贵了！
采购完毕的路遥大步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到省作协大院，路遥来到《延河》编辑部副主编晓雷的办公室，见晓雷和李天芳夫妇都在，路遥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刚才的经历说出来，说着，路遥还从背包里拿出那两块包装精美的三明治，问道：“猜猜，这两块三明治花了我多少钱？”还没等有人回答，路遥就继续说道：“60块！”大家被这价钱吓了一跳，没等朋友反应过来，路遥又宽慰地说：“哎，贵是贵了些，但总算满足了远远的心愿。”
路遥对远远的疼爱之深是整个作协大院的同事们有目共睹的事情，子页在《在最后的日子》里曾写道：“第二天，远远去学校前，路遥又从头到脚检查远远的装备，水壶的水满不满？巧克力够不够给小朋友分？样样都问到了。还一再嘱咐女儿，不要去玩水，不要去爬山，以免危险。这时候的路遥简直成了最细心的保姆。”
除了三明治事件，路遥为女儿“一掷千金”的事情比比皆是。在远远还小的时候，路遥问女儿：“你最喜欢什么呀？”
远远回答：“我最喜欢音乐。”
“音乐好啊。”路遥几乎觉得女儿喜欢什么，什么就是好的。过了些日子，路遥拿出自己积攒下来的稿费，在琴行给远远挑了一架钢琴。新钢琴刚刚送来的那几天，远远带着省作协大院里的小朋友们来到家里参观她的新钢琴，十几双小手轻触钢琴的黑白键盘，弹出凌乱的音符，路遥听着，露出满足的笑容。
然而孩子们的兴趣总是那么短暂，钢琴买回来没多久，远远就和爸爸说：“爸爸，我们的音乐老师说，我的手指太短了，不适合弹钢琴。”
路遥不仅没责怪远远兴趣短暂，反而捧起女儿胖乎乎的小手，再对比自己那又粗又短的手指，疼惜道：“都怪爸爸！都怪爸爸！”远远没了学习钢琴的兴趣，那昂贵的钢琴也就成了路遥家里价值不菲的摆设。
后来，远远又喜欢上了英语，路遥更是找来了子页的儿子，在某大学英语系读大二的小刚给远远做辅导。子页原想让儿子义务给远远辅导，可是固执的路遥偏要付给小刚报酬。就这样，两个人最终谁也没说服谁。
路遥深陷到思念女儿的情绪里，亲戚朋友们了解路遥，就叫来远远陪路遥说话。路远来到病床前，看着有些憔悴的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不知道爸爸得了什么样的病，她只知道爸爸说他很快就会好。
路遥看着床边的女儿，心里突然痛了一下。女儿才上中学，还是需要人照顾，可是自己现在躺在这里，林达又调去了北京，这让他怎么能不心痛……
路遥和远远在病房里说话，询问她的学习、生活情况，远远到底还是个小孩子，她手舞足蹈地给爸爸讲述她的生活，路遥被女儿的情绪感染着，在病痛中也被女儿逗得眉开眼笑。
和女儿相处的时光是多么快乐，可是这种快乐又是短暂的。路遥知道自己得的是传染病，他不想让女儿在传染病房待太久，就这样，远远被送走了，而路遥又陷入到一种孤单的境地之中。
10.创作之路永不停息
1988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终于面世，这部几乎耗尽路遥心力的作品为路遥赢得了众多听众、读者，然而，尽管这部作品“火”了，书店脱销了，可是文艺界的反应依旧冷淡。路遥是十分在意文艺界对这部作品的看法的，文艺界冷淡的反应让路遥有些失落，然而在1988年12月16日，《文学评论》副主编蔡葵先生竟然公开发声支持路遥，这是第一个支持的声音，虽然只有一个人，可这足以让路遥感动万分。
1988年12月16日，蔡葵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艺术》，路遥读后十分激动，12月31日，路遥经过反复斟酌，给蔡葵写了一封长信：
“您好！
我刚从外地回来，见您信，十分高兴，同时也拜读了《光明日报》您评拙作的文章。非常感谢。这部小说至今除镇南写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外，您这篇是最重要的一篇。我反复读了好几遍，现在也还在手头带着。虽然我也看出来您的文章是被‘剪裁’了的，但文章的论述使我很激动。您公正地用了一些大胆的褒词肯定了我的努力。您应该看得出来，我国文学界对这部书是冷淡的。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而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的努力。六年来，我只和这部作品对话，我哭，我笑，旁若无人。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信中，路遥表达了他对蔡葵先生的感激之情，同时，他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追求。路遥是一位在人生之路上跋涉却不曾停歇的人，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将创作作为自己的事业，他不断超越，超越他人，更超越自己。1989年，路遥在完成了《平凡的世界》之后，开始着手规划自己的“第三段创作”，他从没把自己的健康问题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平凡的世界》绝不是他创作之路上的终点，更不是巅峰。1989年1月5日，路遥写了一份个人小结：
“我的创作历程是艰苦地摸索前行的历程……我也极注重自己的创作个性，不愿意盲目地趋赶潮流（不管这种潮流多大），好多情况下，我正是因为对某种潮流感到不满足，才唤起了一种带有‘挑战’意识的创作激情。我在学习研究各种流行的艺术流派的时候，力求不尾随，不被淹没，而使这些营养溶化在自己创作个性的血液之中。
我认为，作家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或者有了生活，而又不能用深邃的目光洞察它，作品就都将会是无根的草或不结果的花朵。我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要永远沉浸在生活的激流之中。
所有这些我都仍将坚持到底。”
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中坚守的路遥，在这一次的个人小结中给出了所有的答案，他注重个性，但绝不盲从。
路遥还在《业务自传》中提到了自己对于今后新创作的设想：“今后准备继续深入到生活之中，同时集中一段时间，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广泛地研究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源流，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第三段创作’。”
这一天，路遥还在《本人对目前专业设想建议》中这样写道：“就个人来说，要更深入地投入社会急骤变革的大潮中，同时力争将这一历史进程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上思考、体察和理解，以求写出更有深度和广度的作品。”
《个人小结》《业务自传》《本人对目前专业设想建议》，这三篇总结向人们传达出一个讯号，路遥要重新“起航”了，“第三段创作”即将展开。
其实，路遥的确有创作新作品的设想，路遥曾为朋友描述他那因穷困和疾病而受尽磨难从而早夭的妹妹的故事。路遥说，在他的家乡，那黄土的沟壑中有一颗老槐树，那棵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充满着生命的张力。路遥告诉朋友，他想要将老槐树和妹妹的故事结合起来，写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名字暂且就叫《生命树》。在老槐树下，几对青年男女经历着幸福与苦难。路遥说：“那是关于黄土高坡上亚当和夏娃的历史，凝聚着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沉淀和亿万斯年的黄土堆积……”除了这部《生命树》，路遥也有过写《崩溃》和《十年》的打算，《崩溃》的灵感来源于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雪崩似的解体，他想写陕北某城几个老干部家庭的崩溃。而《十年》则写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
路遥是一个有了计划就会行动的人，1989年，路遥进入到读书与思考阶段，为新作品的创作做准备。在这一阶段，路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阅读与沉思，由于还未开始写作，他也会抽出时间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1989年7月11日，路遥跟随观光团去黄河壶口瀑布游览，这个有些情绪化的文人，在黄河壶口瀑布面前，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激昂的情绪，一个人站在瀑布面前，唱起了陕北的民歌。路遥遗传了母亲的细胞，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只是平时的他不唱。这一次，面对着让他激动的景色，抑制不住自己想要唱歌的冲动，一张口，就征服了在场所有的人。
1990年7月，路遥依旧为新作品做准备，一天，喜讯传来，他的职称评为“创作一级”，即正高职称。职称提高了，工资也自然提高了，根据陕西省职改办1989年一号文件精神，路遥的工资标准为艺术一级十档，从176元调整为197元。这时候，路遥的工资在当时才真正算得上较高水平了。
这一年，路遥除了职称有了变化，他的阅读兴趣也发生了转变，喜爱文学作品和时事政治的路遥在这一年爱上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路遥的同事、好友晓雷回忆：“前年开始，他把阅读的兴趣转向历史，他读《新唐书》《旧唐书》，读《资治通鉴》，他专门买了豪华型版本的《二十四史》，要随时查阅。谈到兴奋激动的时候，就要向我推荐，他说《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对中国官场的摹写和对政治改革的剖析达到了难以企及的程度，他惊异一个美国人何以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如此精到和透辟。他说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是一部非常独到的历史著作，他说柏杨的杂文并没有引起他多大兴趣，而读了他的这部史书，才深知他是一位大家……他如此如饥似渴地贪婪地穷经探史，是想建立他自身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进而构筑他的未来作品的深度和广度……”
路遥的阅读兴趣一向与他的创作分不开，这一次，也是如此。这一年，路遥吃着黄瓜就着馒头，正式开始了“下一部”作品的准备工作，路遥的心里，一定有着更高、更远的文学理想，他正在朝着目标进发，为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而奋斗。
11.获得“茅盾文学奖”
1991年元月，人们沉浸在告别旧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的欢乐之中。普通人的欢乐在于新年，而这一年的作家们都在期待着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时候，“茅盾文学奖”已经到了终评阶段，到底谁会获奖，人们揣测着，等待着……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最高的文学奖，能够获得此项大奖，意味着他的作者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高度肯定，并且获得国家文学体制的表彰。由于“茅盾文学奖”的高端性和特殊性，所以，很多作家都有“茅奖”情结，似乎只要没有得到此项大奖，他们的创作之路就算不上完整。
路遥和多数作家一样，也有“茅奖”情结。更为重要的是，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范围是1985—1988年间发表的长篇小说，路遥《平凡的世界》正好在这段时间内，所以，他格外关注和期待这次“茅盾文学奖”的评选。
“茅盾文学奖”每四年评一次，它的评奖对象是四年之内的长篇小说，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本该在1988年12月进行，由于一些事情，“茅盾文学奖”被推迟两年，也正因为它被推迟了，所以这一次的“茅盾文学奖”格外引人关注。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由出版单位——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报送至中国作家协会的评奖办公室的，路遥期待北京方面能够给予《平凡的世界》应有的评价，所以评奖之前，路遥的心情忐忑、紧张。他希望自己获奖，同时又觉得自己获奖无望，在纠结中，他给自己的陕北老乡，同时也是自己的好友白烨写了一封信：
“……评奖一事，我尽量不使自己抱太大希望，今日中国之事，随处都是翻云覆雨，加之我这人不好交往，只能靠作品本身去争取。朱寨、蔡葵、老顾等人虽交往不多，但我相信和信任他们，他们是凭学识和水平发言的，我内心对他们都很尊重。至于其他人，我大部分都不熟悉……评委原十六人，现看报道，康濯已死了。尽管中国是这个样子，但这个奖对我还是重要的。另外，也想给西北和老陕争点光，迄今为止，西北还未能拿这个奖。这一届作品中，凭良心说，我的作品还是具备竞争力的……”
这是1991年1月23日，路遥写给白烨的信，信中，路遥想要得奖的心情溢于言表。那一年的“茅盾文学奖”竞争十分激烈，白烨也不确定《平凡的世界》到底能不能获奖，那时候白烨在北京，评委们刚投完票，有了一个结果后，蔡葵给白烨去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路遥的作品被评上了。过了一会儿，朱寨也给白烨打了个电话，说路遥《平凡的世界》得票属名列第二，得奖没问题了。白烨问是否可以将消息告诉路遥，朱寨说当然可以。就这样，白烨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到最近的邮局给路遥拍了一封电报：
“大作获奖，已成定局，朱蔡雷白同贺。”
“朱蔡雷白”分别是指朱寨、蔡葵、雷达、白烨，这样写是为了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费用。
电报送到作协大院信箱的那一天，路遥正好在省作协的院子里溜达，他百无聊赖地走出门口，想去外面转转，不经意间，他看到信箱里一封孤零零的电报插在那里。或许是因为“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让路遥高度紧张，他总觉得那封电报与自己有关。路遥从信箱里拿出电报，果然，是他的，等他打开，再看到电文，整颗心都几乎要从心脏里跳出来了。
“成了！成了！”路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想大叫，想呼喊，想和朋友们分享这份喜悦，可是，那一天作协大院里只有路遥一个人，所以，他也只好独自享受这份成功的快乐。
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
“被誉为当今全国最高文学大奖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今天在北京揭晓。六位作家的五部作品获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另有老将军肖克的《浴血罗霄》和已去世的徐兴业教授的《金瓯缺》获荣誉奖。”
《平凡的世界》获奖是路遥早就知道的，他不知道的是，《平凡的世界》竟然名列第一，这对他来说，绝对是意外之喜。得知路遥获奖，朋友们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路遥一边要招待朋友，另一边开始准备进京领奖的事宜。当然，他也不会忘记给欣赏自己并帮助自己的蔡葵先生写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同时，他还向蔡葵先生汇报了自己今后的打算和工作安排。蔡葵是“茅盾文学奖”评委中最先看好《平凡的世界》的，也是第一个支持路遥的。
“像《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深受广大听众欢迎，听众来信达两千余封，创中央台‘小说连播’节目听众来信量历史之最。此后，许多省又重播了这部作品，都收到了轰动效应。”评委朱寨认为：“从艺术角度看，我很欣赏《平凡的世界》，这么长的三部头，作者一气呵成，毫无虎头蛇尾之感，这在近年的长篇创作中并不多见。”蔡葵这样向人们解读《平凡的世界》。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于1991年3月30日在北京举行，《平凡的世界》排名第一，因此，这一次领奖，路遥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默默无闻，相反的，他不仅要代表获奖者致辞，还要接受记者的采访。
作为第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作家，路遥十分珍惜，也很是看重这次上台致辞的机会，他用了三天时间，写了改、改了又写，完成了名为《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的一千四百字的发言稿。
参加领奖对路遥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由于进京需要很多花销，他连路费都负担不起，怎么还能有钱请客和买书送人？自然，这些路遥不用担心，因为弟弟王天乐会为他准备好一切。3月25日，路遥乘火车去往北京，临行前，弟弟将借来的5000元送到路遥手中，并说道：“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当时，路遥无奈地答道：“日他妈的文学！”可见，这奖带给他荣誉的同时，也带给他不少经济负担。
当年3月30日，颁奖大会如期举行，路遥在大会上，看到了艾青、冯牧、林默涵、陈荒煤、李瑛、陈涌、袁鹰、葛洛，看到了王震、杨成武、萧克、刘白羽、魏巍……路遥看着他们，看着这些曾经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老作家，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艰难……
轮到路遥上台致辞了，他放弃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演讲稿，换了一篇不足500字的“致辞”。路遥的“致辞”真实而诚恳，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领奖完毕，路遥在北京宴请曾关心和帮助过自己的朋友，路遥这次获奖的奖金有5000元，他请了一桌人吃饭。可是由于他的好人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不一会儿，一桌变成两桌，两桌变成三桌……这顿饭就吃光了路遥所有的奖金。
12.繁华过后终归平静
1991年，《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并名列第一，这是对《平凡的世界》的肯定，是对路遥的肯定，更是对饱受非议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肯定。获得“茅奖”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路遥在掌声与忙碌中度过。
从北京领完奖回到西安，朋友们纷纷道贺，路遥被邀请到各地参加文学讲座和各种形式的庆功会。紧接着，许多作家朋友或是年轻的后生找到他，请他给自己的文章作序，或撰写推荐语。除此之外，路遥还开始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这大半年的时间里，路遥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他的周围是无数歆羡、崇拜的目光，他的脚下是无数的“鲜花、地毯”，甚至他的周围，也聚满了人们难以接触到的名流、高层。路遥享受着欢呼与掌声，在外人面前维持着一个名人该有的“光鲜”，可是私下里，路遥却常常处于心情不佳的状态中。
其实，导致路遥心情不佳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身体的病痛让他无法专心从事创作，甚至连参加一些讲座、座谈会也有些力不从心，心高气傲的路遥怎能忍受自己被快要垮掉的身体禁锢。当时，尽管路遥身处于鲜花与掌声之中，他依旧感受不到快乐。除了身体问题，家庭问题也是让他心情不好的一大原因。
1991年10月22日，路遥给蔡葵写信，在信中，他透露出一些让自己烦心的事情，其中，家庭问题和身体问题都被提及：“我家里出了一些事，心绪极不好，无心顾及其他，加之身体不好，又要四处奔波一些烦乱事……给《文学评论》撰写文章的事情，深感集中不起精力，希望在时间上宽限。”路遥还说道：“现在的问题是体力不支，一旦激动就透不过气来。”
蔡葵是路遥的长辈，路遥不可能直白地向蔡葵说太多自己面临的琐事，而白烨就不一样了，他是路遥的老乡兼好友，路遥会经常向他诉苦，说出自己面临的种种不如意。10月22日，在给蔡葵写完信之后，路遥给白烨也写了一封信：
“7月及不久前的信均收读，本来早应复信，但身体近段极差，加之内外有许多难言之苦，心绪不佳，杂事繁乱，几个月不能坐在桌前写一字，今天急忙回复，已太晚，只能请你谅解，好在朋友之间，想必能理解，有机会见面再详述原因。
两篇大作均细细阅读，十分赞赏，看来你是真正理解了我，也理解了我的创作。尤其是最近这一篇好到令我拍案而起！分析准确，行文相当漂亮（简练而讲究，又有深度），论断自信，是《平》书评论中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完全穿透了作品内核，猜到了我当时的心理机制。由此我看到了你评论的广阔前景。某个时候应该是白烨的时候！
雷达兄的文章也写得很不错，具有大家的功夫，只是我还不满足，本应更放开一点，又想到这是《求是》，因此也就不能苛求了。
换届一事仍拖着，已有一年，都已麻木，当今世事，就是如此，不必认真。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能庄严地生活，也能玩世不恭，因此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最近心很烦乱，放任自流。十二月四日去泰国，还是个团长，估计十一月底去京，到时再和你联系。”
从与白烨的信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当时，困扰路遥的问题还有一个，那就是省作协的换届问题。1991年10月22日，路遥写信时心情很不好，等到12月5日，路遥给自己的小老乡、文学青年高玉涛复信时，信中表现出来的情绪绝对是差到了极点：“因个人私生活的原因，心情不是很好，只能是走到哪里再说哪里的话。身体状况也不好，时有悲观悲伤悲痛之情默然而生。自己祝福自己吧。”
路遥由于个人私生活的原因，很快从得奖的快乐中跳出来，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然而他也并非没有顺心的事情。1991年的秋天，路遥就遇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
这年秋天，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畅广元先生准备主编一本名为《神秘黑箱的窥视》的评论集，而评论集的内容是陕西当代著名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这里，畅广元先生选择了五位陕西作家，路遥也名列其中。
“畅老师，你主编这本书，我鼎力支持。这次我下决心回答评论界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路遥说着走到写字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执笔边说边写道：“提纲我已经拟好，写四个问题：一、关于创作中作家的情感；二、作家的态度和人物性格；三、评论家的视野与作家的艺术感受；四、关于黄土地。你觉得这样写行不？”路遥放下笔，仔细为畅老讲解自己将要写作的内容，讲解完毕，畅老师拍案叫绝，说道：“太好了，就这样写，这才是路遥……”
畅广元对路遥这部随笔在意得很，约稿成功后，他曾两次到路遥家里，亲自催稿，路遥被畅广元老师的认真与执着打动了，他反复说：“我一定写好，一定完成任务。”路遥从不是一个随意承诺的人，既然答应写好，就一定要完成。这样，路遥最终放弃了去泰国访问的机会，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
路遥这篇随笔的题目叫《早晨从中午开始》，副题则是为弟弟而写：“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出于对弟弟多年照顾的感激，路遥用了文章的一节来讲弟弟对自己的贡献：“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陷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走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敏，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弟弟王天乐承担了妻子本应该承担的一切，这部作品，也暗指着路遥与林达二人夫妻关系的破裂。
繁华之后，路遥的世界回归平静，他投入创作，然而病痛似乎并未打算放过这个已经不堪一击的青年。路遥再次病魔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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